二 狹路相逢
2024-09-30 22:03:09
作者： 熊顯華
1
歐洲人勝利了，他們忘乎所以地產生了將艦隊徑直開進金角灣的想法。
這是位於博斯普魯斯海峽南口西岸的優良天然港口，長約7千米，屬奧斯曼帝國伊斯坦堡港口的主要部分。同時，這個海灣又將伊斯坦堡的歐洲部分一分為二，特殊的地理位置讓它理所當然地成為重要的商業據點和帝國海軍的集中地。
如果歐洲人占據了這個地方，將會對土耳其人形成巨大的威脅。當然，歐洲人的想法還不止這些。他們覺得自己擁有光榮使命似的——解放伯羅奔尼撒、解放賽普勒斯，拯救羅得島上講希臘語的人群……
上述這些想法都是歐洲人在取得勒班陀海戰大勝後產生的。這場戰役讓超過1.5萬名基督徒奴隸獲得了自由，使得威尼斯本土免受土耳其人的入侵。奧斯曼帝國的損失僅艦船就超過300艘，3萬名帝國戰士命喪大海，其中有許多人是熟練的弓箭手，這樣的損失遠比兵革的損失要慘重，因為帝國無法在短時期內訓練出這樣的熟手。34名帝國海軍將領、120名中層指揮官均已喪生，就連那些未當場喪命的土耳其人仍然被射死或刺死，只有3458名土耳其人淪為戰俘。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一場規模高達10萬人的海上大戰，如此少的戰俘人數，不得不讓人震驚。帝國投入的精英部隊是多達6000人的禁衛軍，他們也幾乎蕩然無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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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補充說明，我們可從威尼斯歷史學家詹彼得羅·孔塔里尼（Gianpietro Contarini）的觀點中得到更多的信息：成千上萬的奧斯曼傷員並沒有留下任何記錄，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必定是受了可怕的槍傷。180艘各類戰艦——大部分後來發現已經無法修復——被拖到了克基拉島，幾十艘被衝到了科林斯灣正北的埃托利亞沿海，只有屈指可數的幾艘船返回了勒班陀。
這樣的損失對奧斯曼帝國來講是巨大的。
帝國不能像歐洲人那樣擁有成批生產火繩槍的能力，也不具備快速徵兵組建一支新軍的能力，更不必說培養熟練的槳手了。考慮到歐洲製造的火器的價格多樣，凡是高價格、高質量的火炮都不能進口。約翰·弗朗西斯·吉爾馬丁（John Francis Guilmartin）在其著作《火藥與槳帆戰艦：變化的技術和16世紀地中海的海上戰爭》（Gunpowder and Galleys: Changing Technology and Mediterranean Warfare at Sea in the 16th Century）里曾這樣解釋道：「輕兵器對海戰發展的主要影響，並不像我們認為的那樣是以增強火力的形式直接體現，而是以大量削減訓練需求的形式間接發生。在慘重的人員損失面前，依靠火繩槍的國家較之依靠反曲複合弓的國家擁有更大的恢復能力。讓西班牙的村民變成火繩槍手很容易，但讓安納托利亞農民變成反曲複合弓高手，則幾乎是不可能的。」
使用反曲複合弓的國家包括奧斯曼帝國，提到的安納托利亞又叫小亞細亞或西亞美尼亞，大體上相當於今天土耳其的亞洲部分。當時的奧斯曼帝國可能沒有意識到這場海戰損失背後的尷尬，土耳其人在短短的一年內就建造出150艘戰艦，而那些用於造船的重要木材竟是沒有乾燥過的，船上裝備的火器也是粗製濫造。更為擔憂的是，新的海軍缺乏大量有經驗的海員、弓箭手和船長……
我們不清楚歐洲人對奧斯曼帝國在這場戰爭中的損失的描述有沒有誇大成分，但是，我們可以根據因這場西方式的勝利而產生的多種形式的紀念得到一些可供探討的線索。這裡面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看到在多種紀念形式中，罕有站在土耳其人的角度去看待這場戰爭的。基督教對決伊斯蘭教的勝利，讓基督徒們狂歡慶祝，許多慶典，許多紀念幣，許多文學作品，以飛快的速度四處傳播。
威尼斯、西班牙和羅馬的人們向身邊的人唱著讚美的頌歌，教會也向上帝表達了無盡的讚美和感謝。梵蒂岡還專門創製了一個特別的瞻禮，即玫瑰經10月瞻禮，作為10月的第一個主日，即便到了今天，仍然有一些義大利教堂在紀念這個瞻禮日。
在勒班陀海戰後，那些繳獲的土耳其戰利品——地毯、旗幟、頭巾和武器擺滿了威尼斯、羅馬、熱那亞的街道及商店。專門鑄造的紀念幣上更是掩不住內心的狂喜，上面刻著「蒙上帝恩寵，在對土耳其人戰爭中取得海戰大勝的一年」的字樣。恐怕這是少有的在紀念幣的有限空間裡鐫刻那麼多字吧！長著雙翼的聖馬可獅（威尼斯的護城神，其標誌為獅子）充斥在威尼斯的各種紀念幣上，就連歐洲北部的新教地區也有數以十萬計的木刻版畫和聖牌在流傳。
著名的威尼斯大畫家丁托列托（Tintoretto）181和保羅·韋羅內塞（Paolo Veronese）182都繪製了勒班陀海戰的巨幅油畫，在後者的巨作中，重點描繪了奪取阿里帕夏旗艦的過程以及巴爾巴里戈（神聖同盟左翼艦隊指揮官，海戰中右眼被箭矢射中）受到致命傷的景象。
喬治·瓦薩里（Giorgio Vasari）183繪製的與勒班陀海戰相關的主題壁畫被裝飾在梵蒂岡的教堂里。大師級別的畫家提香·韋切利奧（Tiziano Vecellio）184還專門為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繪製了一幅紀念肖像。需要注意的是，在這幅畫中，西班牙國王站在聖壇上面，將他的兒子唐費迪南德高舉向天，一個被俘虜的土耳其人則成為陪襯的近景，遠景則是正在燃燒的奧斯曼帝國的艦隊，整幅畫看上去仿佛就是天降祥雲，吉兆充盈的風格讓這場戰爭取得了勝利一樣。這幅名為《腓力二世把初生的太子唐費迪南德獻給勝利之神》的畫被收藏在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館，也許最能反映歐洲人在這場戰役中獲得的榮耀感了。
在墨西拿，這座城市的民眾感受到了唐胡安的恩賜，土耳其人對他們的威脅讓他們惶恐不安，雕刻師安德烈亞·卡拉梅奇（Andrea Calamech）親自為唐胡安雕刻了巨像，而《勒班陀之歌》的誕生則出自費爾南多·德埃雷拉（Fernando de Herrera）之手。西班牙著名作家米格爾·塞萬提斯在他享譽世界的著作《堂吉訶德》里寫下了關於這場戰爭的最大感受：「在那裡死去的基督徒比倖存下來的勝利者還要快樂。」作家本人也參加了勒班陀海戰，戰鬥中他的左臂被打殘，並由此落得「勒班陀的獨手人」的綽號，但他並未因此而畏懼戰爭，隨後他加入洛佩·德菲格羅亞兵團參與希臘的納瓦里諾戰役。當時還是孩子的未來的英格蘭國王詹姆斯一世為了紀念這次勝利，也專門書寫了長達1000行的詩歌《勒班陀》，年輕的莎士比亞也受其影響，在自己的戲劇作品如《奧賽羅》里還特意設定專屬角色為威尼斯人效勞，抵抗土耳其人的進攻。
…………
我們看到的都是歐洲人高唱的讚歌，這是幸運帶來的勝利，還是唐胡安出色的戰地領導力，抑或其他？儘管關於奧斯曼帝國在這方面的史料比較缺乏，但我們依然可以從零星記載中儘可能地窺探出一些真相。
2
狹路相逢勇者勝，勇從何來？
土耳其人的殘酷，我們或許可從以下場景中得到一種恐懼的感受。
馬爾科·安東尼奧·布拉加丁（Marco Antonio Bragadin，或叫馬爾坎托尼奧·布拉加丁，Marcantonio Bragadin），賽普勒斯英勇的守軍領袖，他遭受了被土耳其人剝皮分屍的酷刑。
克基拉島上，土耳其人褻瀆基督徒的墳墓，拷打教士，綁架平民，侮辱教堂。
…………
所以，幾乎所有的基督徒士兵一旦登上奧斯曼帝國的艦船，他們就會以非人的勇猛方式與敵人展開殊死戰鬥。反觀奧斯曼帝國的士兵，儘管他們也兇猛，但其內心深處的血性未必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發揮。
如果上述只是以一場戰爭來剖析，未免不夠深刻，我們可將視角放到16世紀的中歐和東歐。那時候的歐洲依然遭受到從6世紀以來的東方勢力的進攻。當北非和小亞細亞被伊斯蘭教統一起來，歷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奧斯曼帝國的勢力已經伸入這些地區了。再看歐洲，卻因為宗教的傾軋陷入無法控制的混亂局面。特別是基督教的分裂，即分裂成羅馬天主教和東正教後，一些新興的國家陸續產生——英格蘭、法蘭西、荷蘭、義大利、西班牙……它們不再單純地向梵蒂岡這個被稱為「國中國」的教皇國效忠。宗教聖地的權力和威懾力都面臨著退縮的尷尬，基督教的世界開始變得碎片化了。
早在10世紀早期，雖然法國趕走了最後一批伊斯蘭教襲擊者，但讓人驚訝的是，到了16世紀，有相當長的時間法國竟與奧斯曼結盟。當然，這樣的結盟也讓法國人獲得了不菲的回報。譬如在1532年，法國人在土耳其人的幫助下從熱那亞手中奪取了科西嘉島。這個島的戰略位置非常重要，它南隔博尼法喬（Bonifacio）海峽與義大利撒丁島相望，加之擁有豐富的淡水資源，很適合建立港口。作為回報，法國人同意奧斯曼帝國海軍司令巴巴羅薩的艦隊在法國的港口過冬（1543—1544年）。
需要注意的是，這是一支專門由基督徒俘虜提供划槳動力的艦隊，如果我們明白這兩個國家曾經有著這樣的「交易」，就不難理解勒班陀海戰中，奧斯曼帝國艦隊司令阿里會那麼自信地讓艦隊離開港口，在不做好基地防禦準備的情況下，就敢直接駛出科林斯灣，在外海與敵方交戰的原因了。土耳其人相信那些來自不同國家的基督徒在不同習俗下肯定如一盤散沙，在強大的奧斯曼帝國面前就是不堪一擊的。
在西方世界嘗到了甜頭的土耳其人，獲得了許多奴隸、各種各樣的擄獲品和威力巨大的新式武器……可是，歐洲人卻將目光投向了更遙遠的西方和南方。這自然是為了發現新的海上航路，譬如新發現的美洲航線和沿著北非海岸的航線……一方面，歐洲確實擁有了不一樣的海上貿易通道，但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歐洲人對土耳其人的恐懼心理。那些歐洲商人想著無須再忍受奧斯曼帝國的糾纏，更重要的是，他們不用再去穿越由這個帝國控制的亞洲地區和航線，也不用承擔高額的關稅了。
新航路、新航海時代的到來讓西方世界變得強大起來。讓奧斯曼帝國看起來像一盤散沙的西歐事實上並非如此，它們反而自行發展出許多新的商業中心，諸如安特衛普、倫敦、巴黎、馬德里等，這些商業繁榮的城市讓西歐對窮鄉僻壤的東地中海的興趣正在銳減。早先的熱情一旦消失殆盡，對奧斯曼帝國將是一種巨大的傷害。
西歐人覺得那些東正教徒不值得被解救——考慮到奧斯曼帝國境內與其他新的商業路線大部分處於停滯的狀態，巴爾幹和東地中海諸島在他們眼裡如同雞肋，加之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西歐人與拜占庭人的宿怨就根深蒂固了。就算是基督教徒全身心地對抗穆斯林，像英法這樣的國家也會視若無睹，甚至在某個節點上還會對土耳其人伸出援手。就算是義大利或者威尼斯，他們也只是對奧斯曼帝國沿海地區的貿易顯示出稍微濃烈的興趣。這樣看來，勒班陀將是幾個西方大國因相同宗教文化而最後團結起來對抗伊斯蘭教的主要戰場之一。
再看伊斯蘭教世界這一邊，單算奧斯曼帝國，其人口數量、自然資源、領土面積，這三方面都超過任何一個地中海的基督教國家。但是，如果基督教國家和南歐諸國都團結起來，伊斯蘭教勢力就會成為較弱的一方。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中世紀發生的第一次十字軍東征（1096—1099年）得到證實。
那個時候，宗教改革還未發生，火藥也沒有普及，但他們竟然能在遠離歐洲的戰場取得重大勝利。我們知道，歐洲的軍事能力是從古典時代一脈相承下來的，那時候的戰法缺乏大量熱兵器開火帶來的血脈僨張感，第一次十字軍東征以法蘭克人占據聖地耶路撒冷而結束，這表明了西方是擁有陸海雙線給養以支撐軍隊遠征的能力，這在伊斯蘭教的世界裡幾乎無人能實現。
當然，我們或許會找到一些外部勢力攻入歐洲的特例，譬如薛西斯一世統治時期的波斯人，草原帝國時期的蒙古人……不過，我們需要明白一點，他們之所以能夠攻入歐洲，是因為他們的對手是一個處於分裂狀態，甚至互相爭鬥的國家。這是非常可怕的，在基督教世界裡罕見的合作中，到14世紀為止，再也沒有像十字軍東征的歐洲聯軍那樣能越過地中海發動遠征了。
應該是上帝庇佑——如果這一切可以這麼說，歐洲在面臨外部勢力入侵的時候，其特殊的地理環境迫使外部勢力必須具備非常強大的後勤補給力量以及重裝步兵的數量。這樣的高要求就算整個奧斯曼帝國將資源全部動用也未必能達到。在15世紀，奧斯曼帝國的確算是強大的：從疆域來看，它統治了亞洲、巴爾幹和北非的許多地區。謝里姆二世敢發動這場戰爭，一個很重要的內部真相是這個帝國通過武力的形式推進了宗教傳播，使得境內的人民基本上接受了伊斯蘭教，而這時候的歐洲正處於分裂較為嚴重時期。這就像8世紀的時候，伊斯蘭教開始征服西歐基督教小國一樣，這些小國因為不團結，面臨的又是一個龐大的宗教政治力量的攻擊，自然是敗事連連了。
奧斯曼帝國的精英階層，或者說這個帝國的知識分子和毛拉們（伊斯蘭教中的稱謂，意為保護者、主人、主子，現在伊斯蘭教徒用其來尊稱該教的學者）有一種奇怪的思想意識，他們不會覺得發動戰爭是人類歷史上最為殘酷的行為之一。中世紀的哲學家德西迪里厄斯·伊拉斯謨（Desiderius Erasmus）185，認為戰爭就是邪惡的東西，即便到了非戰不可的時候，也只能在最為緊密的道德約束下進行。
但這樣的約束，對奧斯曼帝國來說似乎是沒有絲毫用處的。也正因為如此，歐洲人會在他們的信仰中找到一種力量來對抗土耳其人。他們通過公民的力量將軍事力量輸送到戰場，他們中很少有人覺得個人利益會與國家利益相背離。當他們面臨戰爭開始後的生計問題時，同樣不會因為教友想賺取高額利潤而發生糾紛。
3
奧斯曼帝國牢牢控制著東地中海的沿海水域。這個帝國的掌控者們驚喜地發現，這場戰爭一旦勝利將有利於版圖的擴張，這種擴張力度非同一般，這是以宗教的名義在推進不同文明時的交鋒。一旦順利推進，他們的狂熱感將超過迦太基人、波斯人和匈奴人。
問題是，這僅僅建立在假設的前提下。事實上，西方在軍事層面的支配地位儘管在羅馬陷落後有所下降，但歐洲的許多國家經過上千年的文化積澱，在骨子裡潛藏有古典時代的自由思想，這種自由既包括個體的，也包括公眾以及整個國家的。
因此，我們重新審視歐洲戰爭的時候，特別是查理曼帝國終結後的中世紀（這個偉大君主的離世讓西歐再次陷入到內戰），西方文明的內戰正在因歐洲王公們不斷自相殘殺而上演。這種血腥的實戰讓這些國家具備了豐富的作戰經驗，無論是陸地的還是海洋的。
戰爭意味著科技的進步，儘管我們在情感上對此會有些無法接受，但那時的威尼斯和西班牙的槳帆戰艦製造技術明顯高於亞洲。奧斯曼帝國的艦隊構建和運營幾乎是照搬威尼斯或熱那亞的，這種形式就如同中世紀早期伊斯蘭艦隊效仿拜占庭的航海和海軍管理一樣。提供動力支持的槳手雖然身份不同，但划槳的方式都是一樣的。
我們很難看到奧斯曼帝國在軍事技術革新上有所建樹，這都是簡單的效仿或複製導致的結果——鋸掉撞角、使用登船網，它們都是首先出現在歐洲的「海上」。雖然新的火藥時代將熱兵器的發揮提升到了一個更高的層面，但戰略與戰術的運用，當然還是體現在人的能動性里，海軍將領在艦隊指揮和掌控等方面的作用尤其重要。但是，這並不絕對意味著在戰爭中能克敵制勝。更有意思的是，勒班陀海戰的雙方將領都是歐洲人，奧斯曼帝國的蘇丹更青睞義大利的叛教海軍將領，因為他們熟悉歐洲的習俗和語言。
上述問題看起來似乎沒有那麼嚴重，如果一切都如奧斯曼帝國所設想的那樣。帝國的掌權者們知道人的因素在戰爭中的巨大作用，可他們忽略掉了歐洲人的民族特性，就算為帝國效力的叛教者是精通歐洲習俗與語言的人才，難道他們真的沒有一點家國情懷嗎？當他們看到這個不可一世的帝國對待兵士的態度，心裏面就沒有一絲感慨嗎？對此，我們可以從唐胡安的說法中得到證實：「在整支艦隊當中，基督徒奴隸的腳鐐都被打開了，並且他們都配上了武器，還得到了自由與獎賞的承諾，以鼓勵他們英勇作戰的行為。穆斯林奴隸則相反，固定他們的枷鎖被仔細檢查，還敲下鉚釘，並給他們戴上手銬，讓這些人除了拉槳之外做不了任何事。」186
這些為艦隊航行提供重要動力的奴隸們除了沒有自由，還要忍受不被信任的折磨與屈辱。我們不難想像，一旦戰事開打，這裡面潛在的威脅是什麼。
神聖同盟的艦隊希望能與奧斯曼帝國的艦隊面對面決一死戰——這支艦隊代表了那些時常被土耳其人騷擾的國家——除了讓他們頭痛不已的土耳其人，還有北非海盜（成員包括土耳其人、柏柏爾人和希臘人等），他們活躍在北非沿海，背後有奧斯曼帝國的支持。當歐洲先進的航海技術經由歐洲海盜的傳播，同樣讓北非海盜的活動範圍得到擴大。他們要麼搶劫貨物，要麼將歐洲人擄掠後變為奴隸，像西班牙、義大利等國的沿海村鎮都深受其擾，那裡的居民無奈之下只能紛紛遷往內陸以避其禍。除了大名鼎鼎的柏柏裏海盜「紅鬍子」海雷丁，蘇萊曼一世時期的卡普丹帕夏也因在西班牙的戰爭中起到重要作用而聲威赫赫，成為穆斯林的海上英雄。在讓西班牙吃盡了苦頭後，他投靠了奧斯曼帝國。因此，我們很容易就能明白神聖同盟艦隊為什麼希望能與奧斯曼帝國的艦隊迎面對戰的原因了，他們恨不得殺死每一個讓他們深受其害的敵人。
即便如此，我們在審視這場具有特殊意義的海戰時，也一定不要忘了神聖同盟聯合艦隊表現出的猶豫不決。那些停泊在冬營里的艦隊，那些來自西班牙、威尼斯、法蘭西、英格蘭和德意志的冒險者，還有聖約翰騎士團，甚至還有少量婦女和新教徒……他們在戰前、戰中，甚至在第一輪射擊的前幾秒的時間裡，都有過遲疑及爭吵。這時候，艦隊指揮官或決策者就很重要了。正是神聖同盟聯合艦隊裡呈現出的多元化意見，使得上層掌權者能根據隨時可能產生的突變做出應對之策。反觀奧斯曼帝國，他們在這一方面呈現出的應對似乎要弱一些。這一點，在前文已有述及。
在戰爭所需要的經濟能力方面，雖然基督教世界締結的城邦聯盟在奧斯曼帝國的眼裡是「不值一提」的，但是，它們先進的資本主義制度能使這些城邦國家在科技、經濟等諸多方面有更大的發展空間。這一點，我們可以縮小範圍——能在地中海具有大國形態的只有教皇國、威尼斯和西班牙，這三者加起來的經濟總量明顯高於奧斯曼帝國。一個有力的證據就是：早在神聖同盟聯合艦隊出航前，僅教皇國的大臣們就已籌備了足夠200艘槳帆戰艦打上1年仗所需的資金。
奧斯曼帝國控制著許多可為戰爭提供經濟支持的木材、礦石、農產品和貴金屬，這樣的經濟能力若單與威尼斯相比，自然是大得多。然而，在軍事資產、貿易、商業以及對地中海的影響力方面，至少16世紀的威尼斯有能力與土耳其人抗衡。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從這個幅員並不遼闊的國家在資本主義制度方面呈現出的對各種資源的分配和掌控能力進行分析。在這個國家700萬杜卡特的年收入中，僅分配給大兵工廠的費用就高達50萬杜卡特。有了這樣充足的經費，這些兵工廠就能生產出大量火繩槍和火繩鉤槍（即在火繩槍的前端裝上帶鉤的爪子，類似日後的步槍配上刺刀），火炮及乾燥後的木材（建造艦船及其他用途）。
如果說50萬杜卡特還不夠用的話，威尼斯的私人造船廠（相當於私營企業）以及在他們的支持下成立的公會（類似於二戰中美國的戰時生產委員會，該會於1942年1月16日在羅斯福總統的命令下成立，以滿足戰爭的需求，分配稀缺的重要的戰爭物資，如汽油、金屬和橡膠等）會為戰爭提供民間保障。千萬不要小瞧威尼斯兵工廠的生產能力，在勒班陀海戰結束3年後，法國君主亨利三世曾親臨威尼斯兵工廠，那裡的兵工廠能在1個小時裡，完成一艘槳帆戰船的組裝和下水工作。這實在是讓人感到震撼！
在弗雷德里克·蔡平·萊恩（Frederic Chapin Lane）187所著的《文藝復興時期的威尼斯艦船與造船者》（Venetian Ships And Shipbuilders Of The Renaissance）一書中有段讓人驚訝的記載：「有25艘武裝整齊、配備了航海設備的槳帆船將被保存在水池裡。其餘船體和上層建築保持完好的槳帆船則被保存在陸地上，一旦用麻纖和瀝青塞滿船縫就可以下水。它們存放的兩座船塢及其前方的水域都保持清潔，因而它們能夠迅速下水。每條槳帆船都標上了數字編號，因此它們能夠儘快組裝起來。」由此可見，威尼斯的造船業擁有一整套先進規範的操作流程，質量和效率都能得到保障。
奧斯曼帝國的兵工廠實際上是威尼斯的復刻版。作為最重要的兵工廠基地——金角灣，那裡的造船技術人員是從那不勒斯、威尼斯等地僱傭而來的。顯然，這裡面問題重重，且不說能不能做到一模一樣地複製，單從一些外國參觀者看到的情形來說，他們會產生一種明顯的擔憂：那些從基督徒軍隊中偷來或劫掠的火炮竟被隨意地堆放在各個角落裡，這樣缺乏責任感和組織混亂的怪象如何能保證奧斯曼帝國成功複製威尼斯的兵工廠模式？更進一步來講，伊斯坦堡的獨裁政權根本無法讓帝國在軍事技術、管理模式等多方面得到自由發展。
在徵收賦稅上，作為帝國權力中心的伊斯坦堡總希望能儘可能地多和高，而由最高行政長官（總督）和貴族商人組成的元老院共同掌管下的威尼斯，對貿易中滋生出來的資本主義持寬容及支持態度。無疑，這樣的「共和」模式是能夠讓這個國家得到更為廣闊的發展空間的。
在文化事業上，威尼斯共和國及其盟國均呈現出一片繁榮景象。對軍事的研究，要麼表現在雜誌文章和個人著作上，要麼表現在高等教育上。特別是以威尼斯附近的帕多瓦大學為代表的研究機構，不但推動了軍事技術的變革與進步，在醫學和文化藝術方面也有了長足發展。著名的威尼斯冶金專家萬諾喬·比林古喬（Vannoccio Biringuccio）在鑄造和冶煉等方面有著豐富的閱歷及卓越的建樹，譬如他曾在威尼斯和佛羅倫斯共和國鑄造火炮，修建城堡。於1540年出版的《火法技藝》共10卷，83幅木刻畫融入書中，彰顯了圖文並茂的特點，其對蒸餾用爐、鼓風設備、鑽炮膛和拉絲裝置的細緻描繪足以讓人驚嘆，因此該書成為今天研究中世紀及其後期軍事科技的重要參考。尼科洛·塔爾塔利亞（Niccolò Tartaglia）的著作《新科學》於1558年問世，書中對科學技術的研究與運用表明了這個開明的國家在思想、文化方面的積極態度。以阿爾杜斯·曼努提馬斯（Aldus Manutius）為代表的出版商則致力於歐洲最大出版中心的建設，目的是讓更多的思想、文化藝術、科技研究及成果得到傳播與運用，他本人特別偏愛古希臘和羅馬的古典書籍的出版推廣。
這是一項非常偉大的令人景仰的事業。相比之下，奧斯曼帝國的出版業起步較晚，直到15世紀晚期出版業才被引入伊斯坦堡。值得注意的是，對於出版業被引入一事，帝國的高層一直憂心忡忡，擔心印刷術的廣泛運用會傳播對政權有害的信息。奧斯曼的文藝作品大都富有宮廷生活的色彩，並服從於帝國和宗教的審查制度，這難免曲高和寡。仿佛任何思想和行為都不能與《古蘭經》產生衝突，所以理性主義的存在自然就成為眾矢之的了。
如果一定要用不忍直視的後果來表明奧斯曼帝國對思想的禁錮有多麼不利，那就會對於這場大海戰的前因後果產生一種宿命結論：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奧斯曼大學，沒有出版社和促進抽象知識廣泛傳播的相關運營體系，土耳其人只能從出現在市面上的、實際操作中得出的，或者地中海的海員口中獲取相關知識和經驗。
作為審視這段歷史的後來者，並非要刻意貶低一方成就另一方。亞洲和歐洲的這次對決表面上是以軍事力量為載體，實際上威尼斯的優勢同奧斯曼相比，並不在於其地理、自然資源、宗教狂熱和戰略戰術等方面多麼令人驚嘆，這背後彰顯的卻是資本的殺戮，即資本主義體系、共和制度以及對文化科技等多方面的支持和投入。威尼斯的精英深刻領悟到，只有把這些方面做到盡善盡美，才能對抗遊牧民族的戰士文化。
因此，我們會看到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一方面是蘇丹對歐洲的精英人才求賢若渴；另一方面是土耳其人尷尬地發現他們在威尼斯幾乎沒有什麼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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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根據在阿里帕夏旗艦上發現的15萬枚金幣，我們會非常震驚地發現奧斯曼帝國最為可怕的深藏的危機。那些富裕的奧斯曼商人，甚至是一些高層，居然暗地裡到歐洲投資，並且成為一種常態。除了阿里帕夏的旗艦，其他奧斯曼海軍將領的戰艦上也發現了數目不小的金幣。
如果單純地解釋為奧斯曼帝國缺乏銀行系統，我們是無法理解艦隊司令官阿里帕夏心裡的恐懼的。他擔心這場戰爭的失敗，或者說害怕哪天不小心觸怒了蘇丹，會讓得來不易的家產被沒收，因此他把巨額的財產帶到了勒班陀的海上。設想一下，堂堂的艦隊司令官在作戰時還要考慮到財產的歸屬問題，這是多麼悲哀啊！畢竟，他是奧斯曼帝國蘇丹的妹夫，像他這樣位高權重的大人物都擔心自己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那些普普通通的民眾又該如何保全自己呢？
許多奧斯曼商人表面對帝國呈以忠心和支持，暗地裡卻轉移財產、投資歐洲，他們因擔心財產被蘇丹沒收，選擇在海外隱藏或埋藏財產的方式來保障自身利益。財富的大量外流，導致即便是帝國首都也沒能對教育、公共基礎設施和軍事遠征等方面進行積極的投入。
對此，亞當·斯密在《國富論》里的一段論述可作為最好的闡釋：「在那些不幸的國家，人民隨時有受上級官員暴力侵害的危險，於是，人民往往把它們財產的大部分藏匿起來。這樣一來，他們所時刻提防的災難一旦來臨，這些人就能隨時把財產轉移到安全的地方。據說，在土耳其和印度，這種狀況是常有的事，我相信，在大部分國家同樣如此。」
於是，在東西方貿易發展的歷程上我們會看到一個時期的尷尬：雖然居住在伊斯坦堡的威尼斯人和義大利人、希臘人和猶太人、亞美尼亞人促進了東西方貿易的發展，但是他們熱衷於用歐洲的火器、纖維製品交換亞洲的原料商品（主要包括棉花、絲綢、香料、農產品）。有意思的是，威尼斯人卻不熱衷於這些，他們覺得沒有必要同從事奢侈品和銀行儲蓄的土耳其人做生意，哪怕土耳其人能為他們的經濟起到促進作用。而奧斯曼的德米舍梅徵兵制度（Devshirme，童子充軍制）更是讓這個帝國與歐洲政治、經濟、軍事的區別更為明顯。
這是一種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絕對君主制，國家的諸多權力都掌控在統治者手中，他們享有對戰利品和戰俘的徵收權力。僅後者來說，每隔4年就要從被征服的基督教行省中選取合適的基督徒少年和男童強迫他們改宗伊斯蘭教，再經過殘酷的訓練，最優秀的人會接受奧斯曼語言和宗教教育，並在征服戰爭和軍隊中獲得高位，最終成為蘇丹本人忠誠而有價值的「財產」。
可以說，由德米舍梅制度形成的官僚體系造就了一個可持續的流動征服和軍事精英階層。這個階層具備3個特點，首先它不向穆斯林人口開放；其次不依靠東方常用的世襲制進行複製，哪怕王朝發生更替；最後，德米舍梅制度下的兒童不會因為出身或財富的多少得到提拔，這樣看起來似乎是很公平的。如果我們細看柏拉圖的《理想國》，就會發現土耳其人實施的正是書中所提模式的可怕版。
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讓雅典城邦危機四伏，這裡面最主要的危機表現在奴隸和奴隸主之間的階級鬥爭上。尖銳的矛盾衝突不僅讓雅典陷入到危險的境地，也讓奴隸主中的民主派和貴族派開始爭權奪利。作為古希臘哲學的翹楚，柏拉圖對民主政體持以堅決的反對態度，極力主張國家應該由奴隸主貴族來掌控。為了實現這一政治體制，他設計了理想國。在德米舍梅制度下，奧斯曼帝國的政治體制仿佛就是最為得體的，至少土耳其會這麼認為。
在這樣的理想國模式中，那些少年兒童不得不與父母分離，接受帝國的文化教育，依靠自身的業績得到提拔。而他們心中的愛國欲望就如此這般地被激發了出來，最終成為蘇丹的忠誠追隨者。他們過著沒有父母的生活，也沒有讓自己的子女走向上層社會的想法。他們的子女生來就是穆斯林了（改宗伊斯蘭教），於是他們的子女就沒有成為政府候補官員或禁衛軍新兵的資格了。
我們無法確定土耳其人對柏拉圖的理想國設計抱有多大的尊重，但對那些過著赤貧生活的農奴而言，他們當中有相當一部人寧願相信，與其過著水深火熱的窮困生活，還不如讓自己的子女接受帝國的德米舍梅制度，哪怕是子女被拐走或綁架，因為他們相信這個偌大的帝國也許會給孩子一個更好的未來。
無疑，土耳其人在設計一個精心的布局。帝國以改宗基督教徒作為官員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原住土耳其人獲得權力並滋生暴動的一些威脅。同時，帝國還向世人證明了真主的至高能力，可以將最好的基督徒少年兒童轉化為最虔誠的穆斯林臣民和最忠誠的蘇丹追隨者。在帝國存在的幾個世紀裡，許許多多基督徒被俘虜，然後改宗，成為帝國艦隊中的一員。在德米舍梅制度下也誕生了許多讓帝國引以為傲的精英人士，如16世紀奧斯曼帝國最偉大的海軍將領海雷丁·巴巴羅薩、烏盧克·阿里（Ulu? Ali，1519—1587年）、米埃津扎德·阿里帕夏。蘇丹的母親許蕾姆蘇丹（蘇萊曼一世的妻子）來自烏克蘭基督教家庭，帝國在勒班陀海戰時的首相穆罕默德·索庫爾盧（Mehmet Sokullu）來自巴爾幹，是斯拉夫人。
因此，我們會放下心中的一個疑問：為什麼奧斯曼帝國憑藉武力去征服諸國能取得成功？這主要取決於土耳其人能左右逢源於帝國與歐洲之間的複雜關係。
一方面，它推崇歐洲，與之貿易，想想其首都伊斯坦堡原為君士坦丁堡就不言而喻了，這是受到歐洲尊崇的聖地，而非東方的城市。
另一方面，在歡迎歐洲商人來進行貿易的同時，它又劫掠歐洲，收取賦稅，還綁架歐洲的少年兒童，並雇用叛教者為帝國效力。於是，奧斯曼在15世紀呈現了驚人的擴張奇蹟。它團結遊牧民族，向西面和南面大肆進攻。那些古老而富裕的國家如拜占庭，巴爾幹北部的基督徒采邑（異教徒的土地屬「無主之地」，采邑即有恩賜、賞賜之意，在得到君主恩賞後屬相對的自由地），埃及的馬穆留克，安納托利亞東部，伊朗……都是它攻取或劫掠的對象。在東方，奧斯曼依然保持著強勁的攻取或劫掠勢頭，轉賣周遭地區的棉花、香料、絲綢和農產品，與歐洲商人進行交易，換取他們需要的武器和船隻……同時，一旦控制了這些地區，它不但奪取土地、獲得戰利品和新的奴隸，還要控制貿易網絡中的重要通道。
這就是說，就算帝國的行政管理中存在經濟和政治上的不穩定因素，也都能較好地繼續擴張，並獲得大量財富。這或許是奧斯曼帝國敢於在勒班陀進行大海戰的原因——若成功，則可繼續實施擴張意圖。退一步來講，勒班陀海戰的失敗，也未必就能動搖帝國的根基。
然而，這一次帝國遭遇到了強勁的對手，威尼斯並不打算向土耳其人俯首稱臣。他們要在勒班陀給予敵人有力的一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