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資本主義的殺戮:勒班陀神話 (公元1571年) 一 殺戮場
2024-09-30 22:03:05
作者: 熊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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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帝國海軍的艦隊在準備戰鬥時,可曾想到他們的結局是如此悲慘?
肯尼思·邁耶·塞頓(Kenneth Meyer Setton)在《教皇和黎凡特》(The Papacy and the Levant, 1204—1571年)一書里有著耐人尋味的描述:海面上,到處都能看見被擊毀的船隻上散落下來的人員、桁端、船槳、木桶、炮管和各種武器裝備,僅僅6艘三桅帆裝炮艦(Galleass)本來不應該造成如此巨大的毀滅,這是樁難以置信的事,因為迄今為止尚未有人嘗試把它們投入到海戰前線。169
按照奧斯曼帝國的慣例,倘若蘇丹想鞏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須在對外戰爭中取得勝利。這可能是假象,我們不會忘記蘇萊曼一世的雄才偉略,即便已是72歲高齡,他依然能夠馳騁在對匈牙利的戰場上。1566年9月5日,他在圍攻錫蓋特城堡的過程中因病逝世。繼位的是謝里姆二世(Selim Ⅱ)170,歷史上說他很平庸,但縱觀奧斯曼帝國的崛起,自14世紀中期以來,這個在地中海東部的國家用了不到200年的時間迅速成長為一個強大的政治實體。況且,勒班陀海戰的失敗並未動搖奧斯曼帝國的根基,甚至在1570年威尼斯竟然單獨與其媾和,並割讓了賽普勒斯。如果說謝里姆二世很平庸,他又如何在勒班陀海戰半年後讓帝國海軍得以恢復元氣,重新控制了地中海,並且在1574年又從西班牙手上奪回了突尼西亞?
也許就因為他是一個酒鬼——「酒鬼謝里姆」可不好聽,給人的印象也不太好。他的死因也很讓人瞠目結舌,據說是在澡堂濕滑的地板上滑倒,頭部受傷而亡。這與晉景公在準備吃飯前感到腹脹上廁所掉到糞坑中死亡一樣,仿佛都是讓人嗤之以鼻的。
謝里姆的父親蘇萊曼一世的綽號是「奢華者」,未必就不給人以「不中聽」的印象,他在46年(1520—1566年)的統治生涯里,完完全全地做到了個人榮譽與政治成就的結合,一場又一場的勝仗讓後人覺得其子嗣很難比得上他。這些勝仗也的確讓人折服:1522年,蘇萊曼一世將歷史上著名的三大騎士團(另外兩個騎士團分別是聖殿騎士團和條頓騎士團)之一的聖約翰騎士團趕出了羅得島。這是天主教的重要軍事力量,曾在十字軍與穆斯林之間的征伐中大放異彩,厲害自不必多說了。儘管他們獨自堅守了6個月,最終還是與奧斯曼帝國簽訂了協議,撤出羅得島,返回歐洲。1526年,他在對匈牙利國王拉約什二世軍隊的戰爭中,狠狠地擊敗了對手,使得匈牙利在將近200年的時間裡一蹶不振,成為奧斯曼帝國領土的一部分。
在這樣的光環下,謝里姆二世要想贏得世人的敬仰,除了四處征討,建功立業,或許沒有別的出路了。成為酒鬼是否因壓力所致,我們不敢輕易下定論,但他的確在繼位後3年左右的時間裡沒有取得過一個像樣的軍事勝利。他很清楚地記得,父親在臨死前一年試圖征服馬爾他時,被駐紮在馬爾他的聖約翰騎士團狠狠地擊敗了。
無論是從國家利益出發,還是個人情感所致,將目光鎖定在賽普勒斯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從地理位置來看,這個島嶼距離土耳其海岸並不遙遠,大約70海里,既可進攻,也可退守。作為東地中海最大的島嶼,其地處熱帶而日照充足,平坦的地形,肥沃的土壤使得這裡物產豐富,糧食、棉花、葡萄酒和鹽都是這裡的主產。威尼斯共和國擁有了它,自是獲得財富無數。
不過,作為宗主國的威尼斯卻並不善待島上的人民,幾乎所有希臘裔的賽普勒斯人都不幸淪為了農奴。殘酷的經濟掠奪和各種名目的苛捐雜稅讓他們寧願接受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也不願意再被威尼斯人壓榨了。最無望的時候,他們甚至派人到伊斯坦堡向蘇丹請願,希望帝國出兵解放賽普勒斯島。加之當時的威尼斯共和國在軍事方面呈下坡路趨勢,他們對海上貿易更感興趣。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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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因素的綜合作用下,謝里姆二世做出了一個重要決定:要求威尼斯割讓賽普勒斯島,否則將發兵征討。其實,謝里姆二世的目標不只是要奪取賽普勒斯島,他希望藉此戰順勢挺進西地中海,繼而控制整個地中海。這樣看來,他不是世人眼中的庸碌無為者,反而繼承了先輩們的擴張和進取之心。
威尼斯共和國的大使巴巴羅對奧斯曼帝國的這一要求看得很透徹,割讓賽普勒斯不過是跳板而已,更可怕的陰謀在背後。很快他就派人回到本國,將這一消息轉達給了威尼斯元老院。
威尼斯人震驚了!這個國家的權力和財富都來自貿易。一旦發生戰爭,海上帝國的影響力是否會走向崩潰的邊緣?
的確,威尼斯共和國權力的基礎不是靠領土的占有,而是靠從東方貿易中獲得的巨大利潤。我們或許很難理解這樣的國家:它領土分散,僅擁有達爾馬提亞(Dalmatia)狹長的海岸地帶、伯羅奔尼撒半島的一些據點、一小部分愛琴海島嶼、兩個較大的島——克里特和賽普勒斯島。就是這樣的地理分布,竟然構建了一個讓世人矚目的歐洲大國。
1453年,奧斯曼帝國征服君士坦丁堡後,威尼斯商人倍感壓力,因為貿易航線被土耳其人控制了。為了讓東方貿易能順暢進行,他們儘可能地與土耳其人保持良好的關係。許多時候,他們採取的是政治上的讓步以及給予蘇丹不菲財富的方式以換來暫時的和平。
鑑於有這樣的「成功經驗」,這一次的危機,即1570年的利益交鋒,不少威尼斯的政治家建議採用同樣的化解危機的方式——通過賄賂土耳其的權貴,讓他們像以往一樣可以同威尼斯共和國和平相處,必要時,甚至可以放棄賽普勒斯。
從經濟方面來看,這種主張可能是一種較好的解決途徑,戰爭會消耗大量的財富,如果威尼斯戰敗了,之前的貿易關係就會隨之崩潰。然而,有一個事實擺在他們面前:16世紀的歐洲更注重國家的整體利益,經濟上的考慮未必就是排在首位的。特別是威尼斯政治家中的「鷹派」,他們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在未加任何反抗的情況下就割讓這個物華天寶的島嶼給奧斯曼帝國,是不是意味著以後該國有任何要求,威尼斯都答應呢?
威尼斯更為重要的主張是從國民意識考慮——放棄抵抗,割讓賽普勒斯,這不符合高傲的共和國特性,那些想與威尼斯結盟的國家也將一一離去。比起經濟上的損耗,國家的威信實在是太重要了。因此,就算失敗,也不能淪為歐洲的笑柄。
那麼,就放手一戰吧!
威尼斯已無路可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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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要開戰,威尼斯共和國就需要做大量的戰前準備。就海上利器而言,必須要裝備一支可用於進攻和防守的艦隊。早在1570年1月,威尼斯的元老們就決定建造100艘全新的槳帆戰船,計劃在兩個月內完工。
這絕對不是信口開河,威尼斯擁有當時歐洲最大也是最先進的造船廠。在威尼斯東郊的基地內有著造船所需的一切,無論是人員配備,還是技術支持都是相當充足的。在這裡,有木匠、造槳匠、炮匠、絞車匠、織布匠、填縫匠……他們緊張地工作著。
為了在戰爭期間有相對充足的艦船後備,威尼斯還擁有100艘槳帆戰船的零部件,一旦需要,可以在短時間內組裝完畢,並投入戰鬥。
幾個世紀以來,我們或許都會問一個問題:在地中海,為什麼槳帆戰船的形制長期占據了主導地位?以威尼斯的實力,完全可以建造出更為先進的戰船。
這個讓人費解的問題完全可與帆船早就完成穿越大西洋、甚至環遊世界的壯舉形成鮮明的對比。剖析這個問題絕不是多餘,它將成為威尼斯最終擊敗奧斯曼帝國是多麼不易的有力證據之一。
從氣候和地理條件來分析是最好的解釋了。地中海擁有特殊的氣候和海洋地理條件,夏季多數時候都屬無風期,這使得以帆為動力的船隻航速遲緩。我們可以想像,在這樣的無風期里一旦發生戰鬥,對於喪失機動能力的戰船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考慮到這一點,直到17世紀,地中海周邊所有的大國都採用槳帆戰船進行戰鬥,這就是說,只有以大量的槳手作為主要驅動力才是較好的方式。
這也意味著船隻的形式必須是長船。這種長船,一般長約40米,寬約5米,在有利的風向下可拉開主桅上的拉丁帆(Latin sail),槳手的勞動強度也會降低許多。反之,無風的時候,就只能靠槳手們的出色「表演」了。
早期的歐洲,大都使用橫帆(Square sail),這是橫向安置的方形帆。直到6世紀,因受到印度洋、紅海和波斯灣地區阿拉伯人獨桅三角帆船的影響,地中海地區逐漸使用這種易操縱的三角帆來代替橫帆,即拉丁帆。
長船需配備大量的相關人員,可供活動的空間因此變得擁擠不堪,船員的補給成了最為嚴峻的問題之一。根據相關計算,在一艘200平方米基礎面積的長船上,需要配備300人。他們生存所需的食物和水只能存儲在有限的空間裡,這導致船隻無法遠航,只能在相隔很短的時間裡靠岸。
威尼斯艦隊上的服役人員大多是志願者,所以關於艦隊生活的報導中,諷刺、挖苦船上生活艱苦的內容占據了頭條。奧斯曼帝國則不一樣,他們使用的是基督徒奴隸,就算他們再抱怨這艱苦的生活,也只是抱怨而已。威尼斯這邊就尷尬了,特別是在這次危機中,他們發現志願者的人數越來越少了。總督宮裡的政治家們心慌了,如果不採取強制服役的辦法,恐怕戰鬥力就要消失殆盡了,最後,威尼斯共和國決定將苦役犯送上槳座。可是,就算招募或者強制弄到了緊缺的槳手,威尼斯艦隊還是長時間不能出海,能用於作戰的將士才是更為關鍵的。
問題十分棘手,在那個時代除了奧斯曼帝國,許多國家是沒有常備軍的,也不存在普遍兵役制。因此,通常的解決辦法是組建僱傭軍團。所幸威尼斯人似乎從來不缺錢,能夠組建一支戰鬥力超強的僱傭軍團,畢竟在金錢的巨大誘惑下,來自不同地方的僱傭軍人總會趨之若鶩。從1570年夏天開始,威尼斯、羅馬和西班牙三者之間的交涉變得更加頻繁。在交涉過程中,有一個問題是一旦成功組建了由基督教提供的神聖聯盟聯合艦隊,誰來擔任這支艦隊的總司令?這是關乎國家榮譽和排場的問題,並且,我們會因此感受到它在戰爭所需的經濟面前是多麼至高無上。
在幾經交涉都無法達成統一的情況下,最後只能各自做一些讓步了。1571年,三方決定在年內組建一支擁有5萬名士兵和200艘槳帆戰船的神聖聯盟艦隊,奧地利人唐胡安(Don Juan de Austria)172為總指揮,他是查理五世皇帝的私生子,腓力二世國王同父異母的兄弟。按照三方的想法,在唐胡安的指揮下這支艦隊應該能夠迅速向奧斯曼帝國發動進攻,因為當時他們已經征服了除港口堡壘法馬古斯塔(Famagusta,又名阿莫霍斯托斯)以外的賽普勒斯全島。
想法當然是很好的,現實的問題是西班牙雖然答應了提供80艘槳帆戰船,但要履行諾言不是易事。畢竟,西班牙帝國不具備像威尼斯那樣完善的造船廠。這主要是帝國的組成單元有些複雜所致,幾個港口城市——墨西拿、那不勒斯和巴塞隆納的造船廠生產能力有限。無奈之下,國王腓力二世從熱那亞租了27艘槳帆戰船。至於教皇那邊,也是想盡辦法從托斯卡納大公科西莫那裡租借了12艘槳帆戰船……問題仿佛就這麼「輕易」地解決了。
讓威尼斯人棘手頭疼的問題並沒有結束。
1570年年初駐紮在威尼斯的教皇使節發往羅馬的報告中,曾多次提到補給問題:「這裡的人們等待著備戰,但是由於缺乏麵包,出發還遙遙無期……人們找不到糧食……政府無計可施,如果他們得不到交易的糧食,不知道該怎樣維持艦隊。」173
到了6月,經過威尼斯的多方努力,終於與義大利就糧食的交易問題達成了一致,糧食問題得到了解決。隨後,在海軍上將吉羅拉莫·扎恩(Girolamo Zain)的統率下,艦隊在達爾馬提亞的港口扎拉(Zara,今克羅埃西亞拉達爾)集結完畢,等待駐紮在克里特島的分艦隊來會合。
就在這重要的時刻,船上突然爆發了致命的傷寒。心急如焚的吉羅拉莫·扎恩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士兵在痛苦中死去,他絕望地向威尼斯元老院寫信,如果不儘快地補充兵員,這場戰爭必輸無疑。
直到1571年9月16日,經過痛苦又糾結的努力,各艦隊終於在西西里島的墨西拿集合完畢,它們被稱作神聖同盟聯合艦隊。這時已經是秋季了,秋季風暴的來臨,加之盟友之間的相互不信任,威尼斯共和國能否扛得住來自強大的奧斯曼帝國的威脅?
人們心中沒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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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稍長的外延來看,勒班陀位於希臘西海岸外,處於奧斯曼帝國控制的巴爾幹和基督教世界的西地中海之間。這是歐洲和周遭敵人發生海戰的「合適地點」,因此,稱它為「火藥桶」一點不為過。畢竟,不論東西方何時在地中海相遇,科林斯灣外的水域總與戰爭有著割不斷的聯繫。
這一點,我們可以輕易地舉出有力的證據,就像公元前31年在亞克興和1538年普雷韋扎(Preveza)附近發生的兩場大海戰一樣,前者是以屋大維為首的西方文明與以安東尼為首的東方帝國的較量,後者是讓西班牙頭疼萬分的劫掠者,外號「紅髮埃里克」的著名大海盜海雷丁·巴巴羅薩(Hayreddin Barbarossa,1478—1546年)與海上霸主之間的角逐。
當奧斯曼帝國成功征服了賽普勒斯後,奧斯曼帝國的艦隊打算在位於科林斯灣西北海岸的內側小海灣里過冬。等到春天來臨,艦隊司令阿里帕夏就會指揮著艦隊遠離伊斯坦堡,到其他地區進行劫掠。這是一位有野心的將軍,他希望像奪取賽普勒斯那樣,對歐洲人控制的海岸再次發動大規模進攻。
顯然,奧斯曼帝國的野心已經引起了威尼斯、西班牙和教皇國的注意,它們由此組建了一個龐大的聯盟。這個聯盟看似強大,實際卻充滿了不安定的因素,這一點從神聖同盟聯合艦隊到1571年底才從西西里島的墨西拿出發得到強有力的證實。不久,這支艦隊橫渡了亞得里亞海。因為他們知道冬天的地中海氣候無常,一旦在這裡發生決戰,後果不堪設想。他們必須用盡全力在冬季到來之前尋找到奧斯曼帝國的艦隊並展開較量。如果奧斯曼帝國的艦隊突然穿越亞得里亞海,義大利沿海地區和威尼斯本土就會遭到肆意劫掠、綁架,甚至是殘忍的屠殺。
神聖同盟聯合艦隊犯愁了,最終在教皇庇護五世(Sanctus Pius PP. Ⅴ)174,對時局的分析幫助下有了應對策略。庇護五世認為,如果神聖同盟聯合艦隊不果斷出擊,一旦奧斯曼帝國的艦隊實施逐個擊破的戰略,西班牙、威尼斯等國都會被尚武的奧斯曼帝國踐踏。因此,無論困難有多大,神聖同盟聯合艦隊都必須在這個秋天找到敵方艦隊的蹤跡,一鼓作氣全力打敗它。反之,讓一支艦隊長時間漫無目的地行駛在茫茫的大海上,士氣會受損,神聖同盟裡面的各國將在戰與和之間搖擺不定,這才是最可怕的。
1571年9月28日的夜晚,停泊在克基拉島(該島隔著科孚海峽與阿爾巴尼亞相望,曾先後被羅馬帝國、東羅馬帝國、熱那亞共和國與威尼斯共和國管治。作為「威尼斯的門戶」,奧斯曼土耳其曾多次侵略該島。因此,它被視為西方文明抵抗奧斯曼的堡壘)的神聖同盟聯合艦隊終於得到了土耳其艦隊在科林斯灣西北部的消息。這個消息無疑是令人振奮的,同時也是讓人糾結的。神聖同盟聯合艦隊的海軍將領們意見不統一,他們彼此爭吵,就像薩拉米斯海戰一樣,希臘人中有許多人害怕被對手擊敗後的惡果。從人內心層面來講,神聖同盟聯合艦隊的許多海軍將領以及那些為了某些利益而踏上戰場的士兵,他們面對的是統一獨裁的亞洲人,高度的集權與權力象徵下的威懾讓人難免心生恐懼感。
首當其衝的恐懼就是奧斯曼人的戰艦數量明顯多於他們,作為主力戰艦的槳帆戰艦數量就多了30艘,其他輕型戰艦的數量對比相差更是懸殊。兵力配備方面,奧斯曼帝國的海軍超出神聖同盟2萬人之多,雖然神聖同盟可以通過戰術和航海技術的微弱優勢占據一定程度的先手,卻在數量的巨大差距下相形見絀。
這樣看來,威尼斯共和國就一定面臨的是失敗的結局嗎?非也,戰爭的勝負乃由「天時地利人和」的綜合因素決定。
16世紀的地中海,尤其是威尼斯與熱那亞海軍可謂是將才輩出。像克里特島總督塞巴斯蒂安·韋涅爾(Sebastian Venier,1497—1572年),忠心耿耿,堅毅果斷,當時的人們把他比作一頭雄獅,成為威尼斯元首的熱門候選人物;墨西拿城的執政官彼得羅·朱斯蒂尼亞尼(Petrow Giustiniani)時任神聖同盟聯合艦隊的分艦隊隊長,這是一位來自希俄斯島(屬希臘希俄斯州的島嶼,位於愛琴海,距土耳其西岸僅8千米)的熱那亞人,雖然在勒班陀海戰中不幸被俘,但他身中5箭依然作戰的勇猛形象令人折服;海軍上將阿爾瓦羅·德巴桑(Alvaro de Bazán)175血氣方剛,被人們稱為「士兵之父」,是能力最強的海軍宿將……此外還有教皇國分艦隊指揮官馬爾坎托尼奧·科隆納(Marcantonio Colonna)176和神聖同盟艦隊左翼司令阿戈斯蒂諾·巴爾巴里戈(Agostino Barbarigo)177等名將。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表達神聖同盟聯合艦隊的優越感,一定如馬爾坎托尼奧·科隆納在日記中所寫:精兵強將匯聚一堂,就看我們的表現了……
如果神聖同盟聯合艦隊上下能做到齊心協力,彼此間沒有間隙,至少會在勒班陀戰事開端前少去許多恐懼,或者說,當「精兵強將會聚一堂」真的可以做出很精彩的表現。
然而,正如前面所述,神聖同盟聯合艦隊的內部並不和諧。儘管教皇能用他的人格魅力和宗教名義將這支艦隊組合在一起,參與國之間也不一定意味著和睦相處。這裡面尤以義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最為突出——他們從那不勒斯到墨西拿,如仇人相見一般,鬥毆不斷,傷亡之事時有發生。為此,指揮官不得不處死了多名始作俑者以正軍紀。
將領之間似乎誰也不服誰,嫉妒與偏見在腦中肆掠,特別是威尼斯人對熱那亞將領的痛恨讓人覺得不可思議,這大概是因為威尼斯人覺得他們多為海盜,就算成為將領,也脫不了海盜的習氣(熱那亞人十分熱衷於海上劫掠,他們把海盜船作為城市的象徵聳立在港口)。另外,不少海員因長期未領到薪餉,處於譁變的邊緣。
今天的我們早已經知道勒班陀海戰的結局,當時的人們對結局卻不得而知。不過,英雄人物總會在這個時候出現,如果這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話,唐胡安的艦隊在抵達埃托利亞海岸(Aetolia,位於科林斯灣正北)後,針對艦隊將領意見不統一的局面說了一番讓他們警醒的話:「紳士們,商討的時刻已然過去,戰鬥的時刻即將來臨。」178
為什麼唐胡安能解決神聖同盟聯合艦隊內部最為嚴重的問題?這主要得益於他的無私、執著、熱情,作為後起之秀的他,在戰場上的表現似乎從未讓人失望過。事實證明,唐胡安的確做到了——他讓這些精英團結在一起,同仇敵愾地發揮各自的作用。他阻止了奧斯曼帝國繼續西進,尤其是經由西地中海沿岸城市進攻歐洲的意圖,也讓近乎絕望的南歐國家重獲希望。當時,他年僅26歲,處理棘手事務頗有一套。
據說,為了讓一群彼此不服的將領放下心中的怨氣,他竟然在他們的面前,在旗艦「王家」號的甲板上跳了一支吉格舞。這是一種活潑歡快的舞蹈,他憑藉這樣的熱情感染了一個又一個將領,讓他們握手言和。
威尼斯人向來以深具商業頭腦著稱,他們十分不願意與自己的貿易夥伴奧斯曼人開戰。他們更看重的是到手的經濟利益,除非他們遭受到毀滅的威脅,否則不會全心全意投入戰鬥。唐胡安義正詞嚴地告誡他們,奧斯曼帝國的野心是非常可怕的,一時的和平背後是災難的爆發。
在神聖同盟的參與國中,西班牙帝國除了要與奧斯曼帝國交鋒,還要隨時做好與義大利人、荷蘭人、英國人和法國人交鋒的準備。教皇國在地中海受到來自伊斯蘭教勢力的威脅並未引起貴族們的重視,因為教皇的注意力更加傾向於歐洲王朝繼承戰爭,那裡面的陰謀交鋒或許更能讓掌舵者們熱血澎湃。這時候,唯有唐胡安清醒,他知道如果成功遏制住伊斯蘭教的入侵意味著什麼。
這位頗具領導風範、在戰場上也表現非凡的將軍為了表明自己的卓越見識,在勒班陀戰役後捐出了屬於他個人的戰利品,用於撫恤戰爭中的傷員,他還捐出了墨西拿城送給他的3萬金杜卡特179,可惜最後他沒有得到腓力二世的全力支持——西班牙國王似乎對他總不放心,認為他會威脅到王位。1578年,唐胡安病死在尼德蘭。
無論如何,我們不能忽視掉唐胡安在勒班陀海戰中的重要作用。
當神聖同盟聯合艦隊接近勒班陀時,300多艘各式各樣、大小不一的戰艦由威尼斯、西班牙、熱那亞以及其他國家提供。其中,槳帆戰船有208艘,三桅帆裝炮艦6艘,蓋倫戰艦26艘(有意思的是,這些戰艦竟然姍姍來遲,在戰鬥中也沒有發揮出什麼作用),小型戰艦76艘。這支艦隊的總兵力高達8萬多,包括了5萬多名槳手和3萬多名士兵。這是自十字軍東征以來最為龐大的兵力了。但是,這都不能與奧斯曼帝國相比,帝國投入的艦隊總兵力接近10萬,包括了230艘主力艦,80艘其他各類艦船。本以為勒班陀海戰將成為自亞克興海戰以來最大的划槳作戰,誰知這是划槳作戰走下海戰舞台的日暮一戰。
決定戰爭勝負的因素中,兵革之利占了較大的比重。
威尼斯設計的槳帆船是地中海最好的,航行也最為穩定,就連奧斯曼帝國的戰艦也是採用它為模板,西班牙的戰艦要比土耳其人建造的戰艦更為結實。唐胡安通過向威尼斯將領請教,對神聖同盟的槳帆戰船進行了改良,他們鋸掉了戰船的撞角,這意味著使用撞擊戰術的時代已經落幕。
他們發現:比起厲害的撞角,若在戰船上多安置一門火炮更具殺傷力。當然,主要的改良還在於撞角會影響到艏樓(船艏部的船樓,屬船舶上層建築)上火炮的射界,因撞角阻擋視線的弊端,導致炮手只能採取向高處射擊的形式來完成對敵作戰。若是不加以改良,在實戰中炮彈打到自己船艏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去除撞角後,槳帆戰船的視野變得更加開闊,而安置火炮的活動空間也得到了提升,可以直接瞄準正在航行的敵艦。正是這樣的改良,使得神聖同盟的艦船在作戰中表現突出,彈道平直的火炮炸裂了敵方的舷側,反觀土耳其人的火炮雖然齊射攻擊,看似威力巨大,實則炮彈高高地、無傷害地飛過敵方戰艦的外側索具和桅杆。如此差的炮擊效果,首要原因就是撞角產生的副作用。
在火炮的數量和質量上,因威尼斯兵工廠的生產能力和西班牙工匠的專業技術可提供優質的保障,使得神聖同盟聯合艦隊擁有1815門火炮,而奧斯曼帝國的艦隊只有750門。在海戰後,威尼斯人發現他們繳獲的敵方火炮根本無法繼續使用——雖然這有誇張的成分,但通過現代冶金技術的分析,原材料的純度不高導致這些繳獲物只能被當作廢料使用,要麼用於船錨,要麼用於壓艙。再看神聖同盟聯合艦隊的火炮武器,其中還使用了小型迴旋炮,自然是高出一籌了。這種炮的靈活度很高,它們萬炮齊發,猛烈地轟擊著奧斯曼帝國的戰艦,為登船的部隊掃清了障礙。而那些在甲板上的士兵則穿著重型胸甲,以儘量避免土耳其人兇狠弓箭的傷害。
另一種武器就是火繩槍。奧斯曼帝國艦隊的指揮官們,尤其是海軍副司令佩爾塔烏帕夏敏銳地意識到士兵們可使用火繩槍——儘管它使用起來有笨拙感,但在近距離作戰中,在狹窄的空間裡,當射擊距離在300~450米之間時依然可以殺死敵人。歐洲人,特別是基督教徒雖討厭使用這樣笨拙的武器,但考慮到近距離作戰的實效性,還是使用了它。讓人佩服的是,這些士兵可安全地待在登船網180的後方,將火繩槍倚在甲板上對敵方的船員進行射擊。槳帆戰船可供自由活動的空間有限,密集的人群,再加上實際作戰中船隻的相互撞擊、糾纏,或者因海浪的衝擊,艦船上的人員不得不面臨一片混亂的尷尬。因此,哪怕使用火繩槍的士兵槍法再不准,也能較為輕易地射中目標。
我們或許會提出這樣一個疑問:雙方使用的都是槳帆戰船,弊端是一樣的,難道土耳其人就沒有意識到嗎?事情的真相遠比我們臆想的更為殘酷,歐洲人使用的火繩槍與土耳其人使用的火繩槍相比,前者的射速是後者的3倍,且歐洲人擁有豐富的訓練經驗,他們的士兵更加懂得實際作戰的配合度。
奧斯曼帝國雖然也擁有火繩槍,但他們認為社會地位較高的士兵才配擁有這樣的熱兵器。更何況,他們認為另一種武器——反曲複合弓對敵方的殺傷力才是最大的。是的,這一點毋庸置疑。那些被嚴格訓練出來的士兵能將這種武器的射程、準確度和射擊速率儘可能地發揮出來,可是訓練他們需要花費數年時間,而且在實際作戰中,一個士兵在連續射擊幾十發箭矢後就會疲憊不堪。
意識形態上,奧斯曼帝國有著讓人驚異的一面:土耳其人並未像西方那樣密集使用火槍手的戰術,也沒有讓大群火槍手一致行動,而是依靠每個火槍手或是神射手作為單個戰士進行戰鬥,為了死後天堂的位置而戰。也就是說,即便土耳其人接受了歐式武器,他們也會從心裡認為採取集群步兵戰術會與穆斯林戰士的英雄信條和職業部隊的精英地位相牴觸。
在勒班陀,神聖同盟擁有更多、更重、射擊速率更高的火器,擁有更可靠的彈藥和更訓練有素的炮手,這些優勢都被唐胡安清晰地看到了,並且他想方設法地讓神聖同盟聯合艦隊的官兵第一次相信戰勝奧斯曼帝國的優勢就在歐洲人這一邊。因為,規模化使用熱兵器形成的壓倒性優勢會成為這場戰爭中最重要的一點。
對土耳其人而言,難道就是註定的失敗嗎?或者說,謝里姆二世就像人們以為的那樣犯下了一個酒鬼醉酒後的錯誤?
數十年來,歐洲的海員都會有一個可怕的噩夢,他們的小群商船在地中海地區是難以逃脫土耳其人的劫掠的,不僅如此,就連他們的沿海村莊同樣難逃土耳其人突如其來的進攻和摧毀。因此,奧斯曼帝國或者說謝里姆二世肯定堅信這個國家具備了強大的實力。單說戰艦,其在數量、航速和敏捷度方面也是可圈可點的。土耳其人之所以能夠在沿海水域肆無忌憚地進行侵襲,並在對敵艦隊的機動性上大占優勢,主要取決於其設計的槳帆船與一般槳帆船有很大不同:奧斯曼帝國的戰艦主要用於護衛商船、參與兩棲作戰、支援攻城戰,不是用於擺好陣型同歐洲戰艦展開正面火炮對決的。
作為帝國艦隊的總司令官,米埃津扎德·阿里(Müezzinzade Ali,?—1571年)帕夏竟然忽略了上述優勢,選擇了與神聖同盟聯合艦隊進行正面炮火對決的形式作戰。我們不得而知為什麼司令官做出如此選擇,我們只知道在勒班陀海戰後不到20年的時間裡,戰艦更新和火炮改良讓槳帆戰船的優勢幾乎蕩然無存。
以英國人建造的不列顛的蓋倫戰艦為例,只需要兩三艘就能在地中海與奧斯曼帝國的槳帆戰船展開對決。另外,槳帆戰船時代的終極之作——三桅帆裝炮艦也是神聖同盟聯合艦隊的秘密武器。我們同樣不知道土耳其人是否能有情報機構獲得這樣的秘密。三桅帆裝炮艦的設計可以追溯到希臘化時期(大約是公元前323年到公元前30年,也就是亞歷山大逝世到埃及托勒密一世開創的托勒密王朝時期,這一時期的地中海東部地區原有的文明因受希臘文明的影響而形成了新文明),那時候已經有這種戰艦的抽象概念了。這種「巨無霸」被威尼斯人建造出來,投入勒班陀海戰時有6艘,採用雙層甲板設計,上層甲板為露天甲板,可安放多門大炮,下層甲板是划槳手甲板。3根桅杆和3面三角帆以及艏樓的圓形封閉炮台,讓這種戰艦在地中海表現不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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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波斯帝國的水手們命運一樣,雖然奧斯曼帝國和神聖同盟都採用了俘虜和奴隸作為航行上的重要動力,但是奧斯曼帝國的許多槳手幾乎沒有自由,他們稍有異動就會面臨死亡的威脅,唯一能做的就是低著頭划槳。
在16世紀,威尼斯海軍的政策里也存在較大分歧:到底要不要使用奴隸和俘虜作為槳手?其實,這是關乎民主程度有多大的問題,只不過因為奧斯曼帝國的艦隊規模已經超過威尼斯太多了,於是為了儘可能地讓自己的艦隊規模能與之匹配,槳手遠遠不夠的弊端也愈加嚴重了。如果要使用奴隸和俘虜,那其數量將超過自由公民的數量。因此,可以這樣說,威尼斯共和國使用奴隸和俘虜做槳手是迫不得已的。也因為這個原因,他們的自由度是高於奧斯曼帝國槳手的。那麼,我們就很好理解在勒班陀海戰中奧斯曼帝國的艦隊發生奴隸暴動事件的根源了。
這個問題,值得我們深入探討。
在奧斯曼帝國的艦隊中,許多戰士和槳手不是自由人,槳手們要被迫戴上鐐銬。更為嚴重的是,作為奧斯曼帝國的禁衛軍,他們同樣不自由。這是一支戰鬥力超強的軍隊,其兵源主要來自巴爾幹半島(隨著帝國疆域的擴大,兵員也從喬治亞、克羅埃西亞、俄羅斯南部、烏克蘭、羅馬尼亞、塞爾維亞和保加利亞等地得到補充)被征服的基督徒里挑選出來的優秀男孩,這樣的徵兵形式叫血賦,因其徵兵手段殘忍而得名。這些孩子要麼被直接搶走,要麼被綁架走,有時候甚至連貴族家的孩子也難以倖免。
在一部名為《勇敢的米哈伊》的羅馬尼亞影片裡對此就有精彩的呈現。被血賦「看上」的孩子將被改宗,即信仰伊斯蘭教,目的是讓他們對帝國的信仰更加狂熱,然後他們在穆斯林人家裡學習土耳其語言,接受伊斯蘭禮法教育,並在太監的監督下切除包皮,最後送入軍營進行各種嚴格而殘酷的軍事訓練,直至成為一個合格的禁衛軍士兵。由于禁衛軍士兵必須絕對服從長官的命令,不許留鬍子,不許結婚,不許從事商業活動,他們就是奧斯曼帝國蘇丹的「私有財產」,是專屬於蘇丹的奴隸。即便他們當中有人榮升為將領或海員,也依然是不自由的,就連米埃津扎德·阿里帕夏也不自由。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基督教的神聖同盟將領們。像76歲的威尼斯律師塞巴斯蒂安·韋涅爾就是平民出身,他能做到與唐胡安分享指揮權的級別;負責指揮教皇國分艦隊的馬爾坎托尼奧雖然出身於義大利貴族、地主家庭,但他並非行伍出身……這些看起來驕傲實則在生活中很隨性的人,不會因在勒班陀戰敗而被教皇、威尼斯總督或國王腓力二世一聲令下就被處決。米埃津扎德·阿里帕夏和他的指揮官們以及槳手、禁衛軍官兵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如果這場戰役失敗,等待他們的結果將是什麼,因為蘇丹從來不缺足夠數量的人來承擔失敗的罪責。
或許我們會堅定地問:如果沒有了退路,奧斯曼帝國的將士們是否會像項羽破釜沉舟那樣迎來一場讓後人稱讚的勝利?事實上,創造勒班陀海戰神話的是他們,也不是他們。畢竟,這場殺戮下的角逐絕非置之死地而後生那麼簡單,在其背後彰顯的是資本的角逐。勒班陀海戰絕對是開啟了一個新的戰爭時代。
不同信仰下的海上浴血終將在狹路相逢中大放異彩。
在歐洲人看來,軍事技術對社會的影響遠不如其作用來得重要,兵革之道的國民意識讓他們更加注重武器的改良和創新。
蘇丹們或者說奧斯曼帝國的上層階級卻像關注印刷機一樣關注武器本身,他們認為武器不應成為社會和文化不穩定的源頭。他們更加相信在強權的壓力下一切該擁有的都會擁有。
這樣看來,即便奧斯曼帝國在勒班陀海戰中遭受了巨大的損失,他們依然相信大維齊(相當於宰相)輕鬆的說法:這場戰敗「只是修剪了」奧斯曼的鬍鬚而已。並且,蘇丹強硬地發出消息,帝國將處決伊斯坦堡所有的基督徒……
無論如何,謝里姆二世已經沒有退路,他相信這個帝國可以打敗一切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