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前世今生：君士坦丁堡的陷落 （公元1453年） 一 帝國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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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希臘人而言，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無疑是讓他們刻骨銘心的。拜占庭的燦爛與輝煌成就了這個帝國在世界文明舞台的重要位置，1453年這一年卻是希臘人一段歷史的終結。昔日的歷史學家們常常以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作為中世紀結束的標誌。不過，這一說法未必是準確的，一段歷史的終結在很多時候很難找出絕對的標誌。實際上，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裡，義大利及整個地中海世界已經興起了「文藝復興運動」。1453年之後的很長時間裡，中世紀的思想仍然在北歐盛行。而1453年之前開端的地理大發現，在今天看來，它已經深深地影響並改變了整個世界。如果我們把拜占庭帝國的滅亡與奧斯曼帝國的崛起聯繫起來，就會發現歐洲貿易或者整個世界的貿易在發生著微妙變化，而且這個變化隨著時間的推移愈加明顯。

  1453年之前的半個世紀裡，許多拜占庭學者來到義大利謀求更好的發展，而此時依然有許多學者離開異教徒的土地遠赴歐洲淘金。奧斯曼帝國崛起，以強硬的軍事手段和擴張野心阻礙了東地中海的貿易發展，其中尤以義大利至黑海的商業航線受到的影響最大。這當中，威尼斯、熱那亞恐怕是最大的受害者。首當其衝的是熱那亞在拜占庭的商業區，隨後這個海上強國的商業霸權風雨飄搖、弱不禁風。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對土耳其人具有重要意義，他們攻下這座文明城市，為其帶來的不僅僅是一座新都，還在於保護了帝國在歐洲部分領土的安全。君士坦丁堡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它能發揮扼守歐亞交通要道的作用，而且它還處於奧斯曼帝國領土的中心，如果這座城堡一直掌握在拜占庭異教徒手中，土耳其人恐怕將難以入眠了。如果從君士坦丁堡再出現一支基督教十字軍，土耳其人會更覺如芒在背。

  對希臘人而言，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也是他們心中的劇痛。作為上帝的代言人，城中的羅馬皇帝與這座城市一同殉難，希臘人的生存從此處於苦苦掙扎中。不過，希臘文明並未因此而消亡，這個文明內在的活力與希臘人的無限勇氣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與迦太基帝國滅亡一樣，悲劇的色彩同樣籠罩在希臘人身上。前世今生，今生未來，一切或許已有定數。

  時間拉回到1400年的聖誕節，英王亨利四世在他的行宮伊森舉行了一次特殊的宴會，在這次宴會中來了一位重要的客人，他就是拜占庭帝國皇帝曼努埃爾二世（Manuel Ⅱ Palaiologos，1391—1425年在位）。他是希臘人的皇帝，有時候也被人稱作羅馬人的皇帝。這位皇帝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他博學多才，遊歷了許多國家，受到君主和學者的喜愛。當然，我們也會很自然地想到，這位皇帝遊歷的目的更多的是為了尋求幫助。英國人為拜占庭人的高貴舉止傾倒，也為他乞求西方基督教國家幫助對抗東方入侵的穆斯林異教徒的行為感到詫異。不僅是英國人，法國人也拒絕了他，這些西方國家根本不相信這位皇帝的國家需要他們幫助。對此，亨利四世的大法官阿斯克的亞當（Adam of Usk，1352—1430年，威爾斯神父、歷史學家）說道：「我細細忖量，如此高貴的基督教貴族卻被東方的薩拉森人逼迫得走投無路，以致要遠赴西方乞援。哦，古羅馬的榮耀如今何在？」71

  

  作為奧古斯都、君士坦丁的繼承人，曼努埃爾二世可謂生不逢時，君士坦丁堡的羅馬皇帝呼風喚雨的時代已經過去。11世紀塞爾柱突厥興起，西方的諾曼人也嘗試入侵拜占庭，東西兩線的危險讓這個帝國焦頭爛額。加之十字軍倡導的「聖戰」，其對拜占庭帝國是有危險的。然而，耐人尋味的是，拜占庭也希望從十字軍那裡獲得益處，只是帝國的實力大不如前，在那個滿是戰亂的時代，一個帝國的能力大幅度下降則表明它的訴求在很多時候都不會得到應有的尊重。更何況，在1071年8月26日的曼齊刻爾特（Manzikert）會戰中，拜占庭帝國皇帝羅曼努斯四世（Romanos Ⅳ Diogenes）慘敗給突厥人，帝國失去最重要的糧倉與兵源之地安納托利亞。會戰的失敗讓拜占庭幾乎失去小亞細亞，這成為帝國由盛轉衰的標誌。隨後，這個帝國更加依賴外國盟軍和僱傭軍，尤其是後者，拜占庭帝國需要支付大量佣金或者失去一些商業特權。而更加不幸的是，這一切又發生在帝國經濟衰退的年代。

  這一時期的拜占庭帝國對待穆斯林的態度讓人費解。它既不支持後者與十字軍的對抗，也對十字軍沒有什麼熱情，帝國以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存在於兩者之間。到了12世紀，因天主教會與東正教會的分裂，東西方基督教國家的矛盾也更加明顯了。1204年，更可怕的危機到來了，原本是去援救拜占庭帝國的十字軍竟然反戈一擊，洗劫了君士坦丁堡，並在這裡建立了拉丁帝國。這次事件影響是巨大的，它終結了東羅馬帝國的強國地位，直到大約半個世紀後，流亡到小亞細亞西部的拜占庭勢力，即尼西亞帝國才奪回了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國的衰亡似乎讓拜占庭人看到了復興的希望。

  然而，米哈伊爾八世（Michael Ⅷ Palaiologos，1225—1282年）統治下的政權明顯後勁不足。這是屬於拜占庭末代的一個王朝，即巴列奧略王朝（Palaiologos Dynasty），君士坦丁堡在這一時期雖然還是東正教的中心，但是帝國的聲望已經大不如前了。加之還有其他拜占庭勢力建立的王國，譬如由拜占庭科穆寧皇室後裔於1204年建立的特拉布宗王國，這個王國擁有豐富的銀礦資源和傳統商路72，幾乎不同巴列奧略王朝有什麼往來；在色雷斯地區由拜占庭皇室後裔建立的伊庇魯斯王國73，也因爭奪君士坦丁堡與巴列奧略王朝爆發過戰爭。因此，昔日的輝煌幾乎不可能再重現了。更何況，還有巴爾幹的兩股重要勢力，即保加利亞和塞爾維亞的存在，以及在希臘本土與周邊島嶼上的義大利人和法蘭克人的勢力，拜占庭帝國陷入到遲暮之齡的困境。為了驅逐十字軍奪取君士坦丁堡的幕後黑手威尼斯人，帝國決定引入熱那亞人的勢力，但是熱那亞人野心勃勃，他們幫助帝國的重要條件就是要獲取商業特權。在險象環生的境況下，拜占庭答應了，隨之失去的是首都北部重要的商業區佩拉（Pere）74的商業控制權，帝國的財政狀況由此雪上加霜。

  到了14世紀，拜占庭受到強大的塞爾維亞王國75入侵，並大有被吞併之跡象。僱傭軍加泰隆尼亞傭兵團76的叛亂給帝國造成了很大的災難。1347年暴發了可怕的黑死病，導致帝國人口銳減。奧斯曼帝國趁火打劫，利用拜占庭與巴爾幹諸國的紛爭大肆擴張，到14世紀末，奧斯曼帝國的勢力已經抵達多瑙河畔了。這意味著，拜占庭幾近處於奧斯曼帝國的包圍圈中了——曾經偌大的帝國，現在差不多隻剩下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塞薩洛尼基（Thessaloniki）77，色雷斯的幾座城鎮，黑海沿岸的一些市鎮，以及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大部分地區了。

  雖然這一時期拜占庭帝國在藝術方面保持著高超的水準，並擁有大批優秀的學者，但君士坦丁堡已經淪為一座垂死的城市。12世紀的時候，僅帝國首都及郊區人口就達到了100萬，現在只剩下不足10萬了。更嚴峻的是，橫跨博斯普魯斯海峽的首都郊區有一大半區域已落入土耳其人之手，而金角灣的佩拉也被熱那亞人控制。帝國最困難（指拉丁帝國末代皇帝鮑德溫二世在位的最困難時期）的時候，不得不將太子交給威尼斯債主作為「抵押」。昔日的大競技場僅剩殘垣斷壁，貴族子弟將它當作馬球場。因此，曼努埃爾二世接手的拜占庭帝國簡直就是一個爛攤子。儘管他想盡辦法尋求外援，依然回天無術——雖然許多歐洲貴族對這位皇帝頗為讚賞，但弱國無外交，能夠給予幫助的國家屈指可數。僅有法國於1399年派出了一支1000多人的軍隊向拜占庭帝國提供援助。不過，這等同於杯水車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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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帝國就這樣待人宰割了嗎？

  1402年，曼努埃爾二世正在尋求歐洲援助的途中，在得知奧斯曼帝國蘇丹「雷霆」巴耶濟德一世（Bayezid Ⅰ，1360—1403年）意圖率軍攻占拜占庭首都後，不得不中斷訪問，火速趕回君士坦丁堡。幸運的是，他還沒有回到君士坦丁堡，這次危機就解除了。

  原來，來自中亞的帖木兒大汗勇猛無比，他的軍隊在安卡拉戰役中擊敗了土耳其人，並俘虜了巴耶濟德一世。1403年，巴耶濟德一世死於帖木兒營中，群龍無首的奧斯曼帝國由此陷入了將近20年的「空位期」。這對拜占庭帝國來說，是一個絕佳的喘息時期。

  應該說，帖木兒的介入以及土耳其人內部的爭奪意外地讓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往後延遲了半個世紀。然而，聯合歐洲基督徒作戰的可能性已經不存在了，因為一支聯盟軍隊的組建和形成需要恰好的時間點和根本的共識。熱那亞人似乎只關心其商業利益，缺乏一個強權之國應有的長遠眼光，在對待帖木兒和奧斯曼的問題上採取左右逢源的策略。他們一方面派出大使向帖木兒示好，一方面利用自己的海上優勢，「出動艦隊將戰敗的土耳其將士從小亞細亞運回歐洲」；威尼斯人與熱那亞人彼此不合，前者將後者視為最大的威脅，「要求其東方各殖民地長官嚴守中立」；教廷的形勢也不容樂觀，正處於大分裂時期，教皇與教皇之間相互傾軋，想要聯合基督教徒根本不可能；西歐諸國因百年戰爭的影響，特別是1396年尼科波利斯（Nicopolis，是中世紀時期最後一次發動的大規模十字軍東征）戰役的惡劣後果讓他們心有餘悸，加之1415年戰端又起，西歐自身的事務讓他們根本無暇顧及拜占庭帝國。

  1425年，曼努埃爾二世去世，這位皇帝耗費了太多的精力想讓帝國東山再起卻終未實現。1421年，奧斯曼蘇丹穆罕默德一世駕崩後，穆拉德二世（Murad Ⅱ，1404—1451年）繼位，這時的奧斯曼帝國已經恢復元氣，國力強盛。根據著名學者格奧爾基·奧斯特羅戈爾斯基（Georgy Ostrogorsky）的觀點，希臘人曾一度看好穆罕默德二世，覺得他雖然是穆斯林，但能與希臘人和睦相處。然而，「希望隨著1422年他對君士坦丁堡的圍攻而落空了。雖然對拜占庭首都的進攻未能得手，但他咄咄逼人的勢頭給希臘人造成了如此大的壓力，以至於曼努埃爾二世的第三子安德羅尼庫斯在絕望中將帝國第二大城市塞薩洛尼基賣給了威尼斯人。然而，即使是威尼斯共和國也無力回天，這次交易給了土耳其人藉口，塞薩洛尼基還是在1430年被奧斯曼帝國攻陷了。之後數年，穆罕默德二世的擴張似乎停止了，不過這短暫的和平能持續多久呢？」。78

  約翰八世（John Ⅷ Palaiologos）79，曼努埃爾二世的長子，他或許做了一個艱難的抉擇：不顧父親的忠告，堅信只有尋求西方的幫助才能挽救這個遲暮帝國。只是，他忘記了父親在尋求他助時受到的冷遇了嗎？約翰八世認為羅馬教廷具備足夠的權威，可以將「一盤散沙的西方天主教諸國號召起來，援救東方的基督教兄弟」。

  機會來了！1418年，在德國康斯坦茨（Constance）會議上選出了教皇馬丁五世，從而結束了長期有兩位教皇對立的時代。托這次大公會議運動80的福，約翰八世深知只有「通過某種普世大公會議才有可能使國民接受兩大教會的再次統一」。自1054年東西方教會大分裂後，東正教（即希臘正教）是不承認天主教單方面召開大公會議的。現在，唯有站在普世的角度才有可能讓分裂變為統一，約翰八世決定利用大公會議讓西方的基督教力量融入拯救帝國命運的事業中來。經過漫長的談判，教皇尤金四世（Eugene Ⅳ）終於同意邀請拜占庭以代表團的形式前往義大利的費拉拉（Ferrara）進行會商。其實，約翰八世原本打算在君士坦丁堡召開會議，畢竟在帝國都城召開這樣的會議更具有深刻意義，但這一想法遭到了拒絕。1438年，拜占庭派出以宗主教（牧首）若瑟為首的代表團前往費拉拉參加「佛羅倫斯大公會議」（基督教第17次大公會議）。不過，這次會議可謂一波三折，曾兩次更換地方，可見爭執有多激烈。加之瘟疫在費拉拉城蔓延開來，1439年，會議地點移至佛羅倫斯。

  這次會議從本質上講是失敗的，各代表團、神父們就「居先權」的問題就討論了很長時間，彼此鬧得很不愉快——以往的基督教大公會議大都是由羅馬皇帝主持的，具有很高的權威和地位，現在是約翰八世，他是否有這樣的資格享有「居先權」呢？如果享有，那東正教大牧首與羅馬皇帝孰高孰低？此外，在不少問題上也出現了分歧，譬如東西教會對《聖經》正典的認定問題。在激烈的辯論下，讓本來就處於劣勢地位的拜占庭代表極為尷尬。儘管帝國派出了當時非常優秀的學者、神學家，譬如尼西亞大主教特拉布宗的貝薩里翁（Basilios Bessarion）81，以弗所大主教馬克·歐金尼庫斯（Mark Eugenicus）、基輔大主教伊西多爾（Isidore）、特拉布宗的喬治（George of Trebizond）……這些都是非常厲害的人物。然而，在拜占庭帝國本身的訴求層面，意味著不能有「固執己見」的言論。因此，一旦出現激烈爭執的局面，約翰八世就不得不以「息事寧人」的姿態出現，可以說，整個拜占庭代表團表現得不盡如人意。最後，東西教會的共融還是被強制（有的是迫於皇帝的壓力，有的是因為學術上的互相仰慕等）通過了。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融合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弊端：表面上看是東西教會融合了，但實際上許多內容，如習俗和宗教觀點還是以天主教為主，而對於教皇與大公會議的關係也沒有做出詳細約定。當拜占庭代表團返回君士坦丁堡，民眾在得知真相後大為惱怒，紛紛進行抗議。而受人尊重的貝薩里翁也因巨大壓力被迫離開拜占庭，心灰意冷的他決定前往義大利隱居82。這位一心想拯救帝國的學者的離開，無疑是帝國的一大損失。基輔大主教伊西多爾的遭遇更慘，直接被俄羅斯民眾放逐了。

  約翰八世大為苦惱，費盡心思才得到的「成果」竟然得不到民眾的支持。教會的主教格列高利·瑪瑪斯（於1445年被皇帝任命）也不受神職人員的待見，在巨大的壓力下不得不前往羅馬避難。母后海倫娜也強勢反對，她本人似乎對兒子與西方聯合的理念不太支持。約翰八世動搖了，不再強行推行與西方聯合的理念，這樣一來拜占庭帝國在宗教和思想上都分崩離析。儘管後來海倫娜減輕了反對的調門，一切已經回天乏術。

  當然，這次大公會議並非一點作用也沒有。1440年，教皇尤金四世發出倡議組建十字軍，直到4年後，一支由匈牙利人為主的軍隊終於在多瑙河組建起來，統帥是特蘭西瓦尼亞總督胡尼奧迪·亞諾什（Hunyadi János）83。

  按理說，有這樣一位久經沙場的名將作為統帥，對援助拜占庭帝國是十分有利的。然而，尤金四世派出的特使切薩里尼（Cesarini）竟然強迫胡尼奧迪·亞諾什撕毀與蘇丹訂立的神聖條約，並在作戰方略上橫加干涉。無疑，等待這支十字軍的命運將是失敗。

  為了援助拜占庭帝國，教皇尤金拿出自己收入的一部分作為軍資。在他的努力下，威尼斯共和國、拉古薩（Ragusa，今克羅埃西亞杜布羅夫尼克）和勃艮第（Burgundy）等小公國同意援助22艘戰船。這支艦隊主要負責保衛海峽的安全。

  1444年11月10日，胡尼奧迪率領一支約2萬人（說法有爭議，另一種說法是3萬人）的十字軍出發了。奧斯曼帝國則出動了大約4萬～6萬人的軍隊，由蘇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領。十字軍起初的戰果還是不錯的，攻克了諸如索菲亞這樣重要的城市。隨著冬季降臨，冰雪覆蓋了巴爾幹山間的道路，食物與草料補給十分困難，軍事行動不得不提前中止。奧斯曼帝國用重金買通熱那亞人，用他們的船隻運送軍隊秘密渡過海峽，在到達東色雷斯地區後與羅馬尼亞軍隊會合。十字軍開始南下多瑙河，計劃在穿越保加利亞東部地區後沿著黑海海岸行軍，最後再與基督徒的艦隊一起聯合行動。

  按照原定計劃，行動時間是1444年9月1日，但是直到9月下旬軍隊才動身。從戰機來講，很可能已經延誤了。9月18日—22日間，十字軍終於渡過多瑙河。11月9日，軍隊在瓦爾納（Varna）城堡的城牆下紮營。因中間的時間差，奧斯曼帝國的軍隊已經占據了有利地形，而瓦爾納城堡的背後就是大海，這就使得十字軍無法實施側翼進攻，甚至連撤退都沒有足夠的空間。最後，十字軍用了整晚的時間來準備第二天的戰鬥。可以說，士兵的戰鬥力已經受到了較為嚴重的損耗。

  1444年的瓦爾納註定不平靜。如果十字軍勝利了，拯救拜占庭帝國的命運極有可能變得不再坎坷。

  戰局就這樣在瞬間轉變了！瓦迪斯瓦夫三世被敵軍砍下了頭顱。當這位年輕國王戰死的消息傳入聯軍陣營後，恐慌無可避免地產生了。斯蒂文·朗西曼（Steven Runciman）在《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中寫道：「蘇丹穆拉德二世在黑海之濱的瓦爾納不費吹灰之力，便擊敗了這群烏合之眾。最後一次試圖拯救拜占庭的十字軍也就此煙消雲散了。」

  瓦爾納戰役的失敗對拜占庭帝國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因為，土耳其人在巴爾幹半島的黑海沿岸控制了瓦爾納這座重要海港，這一區域的制海權喪失，意味著教皇尤金費心籌來的艦隊將無法發揮作用，在巴爾幹地區，再也沒有能阻擋奧斯曼帝國的力量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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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西方歷史學家認為拜占庭的滅亡是宿命的。吉爾就認為拜占庭的主教金納迪奧斯（Gennadios）等人篤信世界末日將近，所以拜占庭人拒絕聯合西方力量的做法就說得通了。實際上，他們的宿命思想相信敵基督——土耳其蘇丹的統治必將到來。

  關于吉爾的主要論述內容，這裡有必要做一些引述：「廣大普通拜占庭人深受僧侶們的影響，以堅持信仰與傳統為榮，以背叛為恥。這是一個宗教氣息濃厚的時代。對多數希臘人來說，塵世的生活不過是彼岸生活的前奏，為了世俗世界的安定而犧牲信仰，玷污靈魂，這是絕不可接受的。即便國家滅亡，那也是上帝對人間罪愆的懲罰，人們必須坦然以對。在博斯普魯斯潮濕陰鬱的氣候下，似乎希臘人樂觀的天性也被磨滅了。遠在帝國鼎盛時期，先知們早已傳言羅馬的國祚不可能永恆持久。這種基督教的末世論深入人心，以至於人們相信敵基督終會出現，末日審判無法避免。過去人們還堅信君士坦丁堡得到聖母瑪利亞的保佑，不會淪入異教徒之手，如今這份信念也動搖了。與西方『異端』教會聯合的觀念對他們而言既談不上靈魂的拯救，也無力扭轉世界毀滅的命運。」85

  朗西曼在其著作中的論述同樣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比較獨特的視角。他認為「信徒們的觀點或許是偏執與幼稚的，然而，一些精明的政治家同樣對聯合疑慮重重。他們中的很多人預期西方國家不能或不願派出足夠強大的部隊與蘇丹的精銳之師抗衡。另一些人，尤其是宗教界人士，則擔心貿然聯合只會引發進一步的宗教分裂。當年十字軍的背信棄義還歷歷在目，如今很多在異教徒統治下的希臘人，僅僅是依靠教會這條紐帶與君士坦丁堡聯繫在一起，一旦試圖與西方教會共融，他們能否贊同是頗為可疑的」。

  事實的確如此，拜占庭民眾對帝國的存亡以宿命對待，加之東方的三大宗主教（耶路撒冷、亞歷山大和安條克宗主教）對拯救帝國一事也不積極，甚至還反對。要知道，大部分東正教徒只聽從大牧首的教會，而非拜占庭皇帝的訓令。因此，最尷尬的局面就出現了，拜占庭帝國的民眾是不可能改變宗教信仰去挽救帝國的，東西方基督教的聯合只能成為泡影。這一點，相信約翰八世的父親曼努埃爾二世深有感觸，他曾勸解兒子不要再走只尋求西方基督力量拯救帝國的老路，但是約翰八世秉持的是罔顧先帝忠告的態度。更深層的問題是，在當時屬於東正教會大牧首領導的眾多大主教中，只有少數幾人在拜占庭帝國的有效統治區域內。換句話說，只要東正教會同意與西方基督力量融合，就意味著大牧首將失去大部分的主教位置。從人性的角度講，大牧首肯定不願意看到這樣的局面出現。最好的解決辦法，也許只有一條路——接受奧斯曼帝國的統治，確切說是奴役。不過，大多數希臘人又不願意就這樣屈膝向異教徒（穆斯林）投降。這種糾結、複雜的情緒的確讓人很難做出抉擇：是要屈辱地接受穆斯林的統治以保持完整的希臘，還是附屬於西方基督教力量下的支離破碎？

  當君士坦丁堡被奧斯曼帝國大軍重重圍困之際，負責海防段城牆的大公盧卡斯·諾塔拉斯（Lucas Notaras，拜占庭帝國歷史上最後一任海軍大都督）竟然說出這樣的話：「寧要蘇丹的頭巾，不要天主教的教冠（Better the Sultan's turban than the Cardinal's hat）。」據說，諾塔拉斯看到奧斯曼帝國強行把海軍運到內海後便落荒而逃。由此可見，不僅僅是帝國民眾對拜占庭失望，連上層也是同樣的態度。君士坦丁堡陷落後，諾塔拉斯也成為階下囚。蘇丹曾允許他用財富換取生命，不過很快就食言了，蘇丹決定斬草除根，不給拜占庭重臣後代東山再起的機會。諾塔拉斯一家人全部被處死。

  諾塔拉斯的這種意識從某種程度上講，加速了帝國的滅亡。他完全可以依靠帝國海軍的力量堅守下去，即便帝國軍隊在陸地上打了敗仗——實際上，陸戰的戰局比較穩定，奧斯曼帝國軍隊久攻不下，蘇丹本人也焦頭爛額。海上防禦方面，只要能守住金角灣，君士坦丁堡依靠「希臘火」的巨大威力，完全可以堅守。

  不過，誠如在義大利過著「隱居生活」的拜占庭學者，特別是貝薩里翁感受到的那樣，他們雖然不為帝國民眾所容，卻仍盡力援助自己的同胞。他們更為「君士坦丁堡的偏執愚昧感到痛心疾首，他們依然憧憬著與西方國家聯合」。然而，現實是非常殘酷的，在當時的背景下指望以與西方融合的方式給這個遲暮的帝國一劑強心針，為時晚矣。

  約翰八世從義大利回國後鬱鬱寡歡。朗西曼在《1453：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中的描述更加符合這位君主的心境與遭遇：「他深愛的王后，特拉布宗的瑪利亞，病於一場瘟疫。他沒有子嗣，而他的兄弟多半在伯羅奔尼撒或色雷斯策劃著名反對他的陰謀。他唯一信任的家庭成員只有其母后海倫娜，但後者卻與他政見不合。他儘可能地利用其機智與克制，維持帝國的穩定。他在財政上精打細算以便節省出資金，整修了首都的城牆，後者很快就要面臨奧斯曼人的嚴峻考驗。當他於1448年10月31日駕崩時，或許對皇帝而言這真算是一種解脫吧。」

  約翰八世一心想勵精圖治挽救帝國，但他可能真的生不逢時，就像明朝皇帝崇禎一樣。

  拜占庭帝國的前世今生，宿命也好，拼命挽救也罷，它的陷落早已銘刻在歷史的深處。對歐洲人而言，他們失去了最好的屏障——往後，奧斯曼人的領土就擴展到他們那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