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500年內無勁敵：亞克興成就奧古斯都 （公元前31年） 一 奧古斯都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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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克興（Actium）海戰的一個重大意義在於改變了羅馬文明歷史乃至西方文明史。

  公元前44—前14年間，當時的羅馬帝國政治形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其讓後人津津樂道的共和制已無可挽回地蛻化為君主制。圍繞這個帝國的統治權問題，執政官屋大維（即蓋厄斯·屋大維·奧古斯都）與護民官馬庫斯·安東尼·內波斯（Marcus Antonius Nepos，即馬克·安東尼，公元前83—前30年）展開了激烈角逐。

  表面上這場角逐似乎是埃及豔后所誘發的，實則緣於獨裁者蓋厄斯·朱利烏斯·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31遭遇刺殺後32，過度擴張的羅馬共和國已經失去了維持各軍閥勢力平衡的能力。也就是說，屋大維、安東尼等打著「為凱撒復仇」的名義建立起各自的勢力範圍。

  作為勝利方的屋大維憑藉亞克興海戰完成了一次華麗的轉身。從此，在之後的500年內羅馬艦隊在地中海再無對手。並且，正在形成的羅馬大帝國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影響力也因此得到了加強。

  

  在亞克興海戰之後1500年，英國著名作家莎士比亞或許是出於偏愛，竟嘗試著把這次海戰寫成悲劇。這裡面的動因，可能是出自這場海戰背後所彰顯的驚心動魄的行動和錯綜複雜的情感。譬如，至今讓世人津津樂道的埃及豔后到底在其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為什麼莎士比亞在他的著名悲劇《安東尼與克婁巴特拉》里讓屋大維說出這樣一句話：「天下雖大，已無我二人共存之所？」

  克婁巴特拉（Cleopatra，又譯作克利奧帕特拉）就是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最後一位女王，即克婁巴特拉七世。如果我們要用一個詞語來形容屋大維、安東尼和克婁巴特拉三者之間的關係，一定就是讓世人驚艷的三角戀情。確如屋大維所說，當時的他和安東尼兩人已經水火不容，他們兩人的角力或許表明了新的羅馬帝國將走向何處——是以亞歷山大為中心的帝國，還是以羅馬為中心的帝國？

  前者是傾向於埃及，屬東方式的；後者是傾向於義大利、伊比利亞和高盧，屬西方式的。這樣看來，亞克興海戰就發生在一個極端的時代（公元前44—14年），這個時代的羅馬帝國，其政治形式無可抗拒地走向了君主制，並且從共和國的對外擴張期過渡到了帝國的鞏固期。歷史學家通常把這個極端的時代稱作「奧古斯都門檻」，言下之意，羅馬只有跨過了這道門檻，才能算一個合格的、成熟的帝國。從此，這個帝國適時地結束了疆域的擴張，將原來的軍事征服、橫徵暴斂轉為文明同化。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轉變也許從當年小西庇阿在征服迦太基凱旋後的失聲痛哭中就得到了某種映射。當時，許多人都以為他是在為陣亡的將士哭泣。據說是在波利比烏斯同小西庇阿交談的時候，小西庇阿流露出了悲傷的情緒——他覺得人間之事是那麼變化無常，不覺為祖國的命運感到擔憂。不過，也有可能是為自己功成名就後的命運擔憂33。

  上述提及的文明同化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

  其一，政治資格，即羅馬公民權的授予（較之前相比，權力減少了）；

  其二，政治制度，即羅馬法律的拓展（較之前相比，內容增加了）；

  其三，經濟舉措，即邊緣地區的城市和路網建設（疆域拓展後的守衛、建設問題）；

  其四，意識形態，即「遵命文學」，這是由古羅馬詩人維吉爾、賀拉斯·弗拉庫斯（Horatius Flaccus）34等人倡導的愛國主義情懷。他們原先支持共和制，後來又轉為支持君主制，其詩作中有著滿滿的愛國主義情懷。

  以上四方面為我們傳達了一種深刻的內涵：羅馬試圖以「文明化」的治理策略來實現帝國的擴張一統和發展。

  當羅馬面對多民族、多宗教且語言、文化各異的廣闊疆域時，共和制已經不能滿足這樣的局勢需求了。如果不實現政治體制的轉換，這個帝國很有可能在不斷的擴張中反而促進自身的衰亡。

  對此，我們可以從共和體制下不設常備軍這一點進行說明。根據英國學者特威茲穆爾（Tweedsmuir，本名約翰·巴肯，John Buchan，第一代特威茲穆爾男爵）在《奧古斯都》以及R．H．巴洛（R.H.Barrow）在《羅馬人》中的觀點，當時羅馬依靠的是「士兵與農夫」的結合。軍隊都是靠臨時徵召和訓練得來的，當戰事結束，返回羅馬前，軍隊便自行解散了。這些士兵脫去了鎧甲，放下了武器就變成羅馬公民。隨著帝國版圖的擴大，羅馬公民不得不再次出征，他們也很難做到春天集結出戰，秋天返回家園了，這裡面的原因不言而喻。在長期的對外征戰中，不僅需要大量財力、物力，還需要不斷擴張新的土地來解決安置退伍士兵的問題。之前的「元老院」和「羅馬公民」曾是共和制的基礎，現在軍隊體制的變化動搖了這一根基。農民與士兵不再合一了，民生會議在共和體制中的權重越來越低。那些原來要回國的士兵不再回國了，他們成為「邊緣地區」（相對而言）——諸如高盧、西班牙、亞細亞、日耳曼森林——的守護者和建設者。隨著時間的推移，軍隊逐漸成為軍事獨裁者的私人武裝。這種權力極度擴大帶來的惡果，就連原先實行的「行省總督輪替制」也無法解決。

  也因如此，才出現了「前後三頭」對峙（「前三頭」指克拉蘇、龐培、凱撒；「後三頭」指安東尼、屋大維、李必達）的局面，他們各自據有統治區域，相互的傾軋為後面的紛爭埋下了禍根，才出現了元老院分裂與無為的尷尬（最尷尬的時候是在共和國的末期，連元老院的貴族想要獲得某種利益或支持也得依靠龐培）。難怪哲學家西塞羅說：「凱撒之死廢除的僅僅是國王，而不是王權。」35

  羅馬面臨的就是這麼讓人痛苦的局面！無論是「前三頭」還是「後三頭」，絕不可能實現共治，最終只能由一個人來統治這個偌大的帝國。

  錯綜複雜的局面下終將爆發一系列的戰爭，而亞克興海戰成就了一位皇帝——奧古斯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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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多人會很關心那位埃及豔后。36

  在歷史傳統中，關於亞克興海戰的描述背後充斥著背叛、魔法、迷藥的特質。有意思的是，描述這段歷史的史學家沒有一個是與屋大維、安東尼同一時代的人，他們在敘述中不免摻雜了一些個人的好惡。譬如安東尼和埃及豔后的姦情，在關鍵時刻這個艷麗無比的女人拋棄她的情人逃跑，安東尼因過度迷戀埃及豔后，丟下自己的軍隊去追趕她。

  人們可能出於某種獵奇或者同情的心理，願意去相信這樣香艷的故事。作為歷史真相的探究者，我們是不是更應該相信逃跑和背叛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因為政治理念的衝突或者失敗導致個人的愛情美夢——如果這算愛情的話——就這麼隨之破滅了？據說，安東尼拔劍自刎，埃及豔后中蛇毒而亡後，他們兩人被安葬在同一處墓穴中。

  所以，真相到底是什麼呢？如果我們能從亞克興海戰中找到一些突破口，整個香艷的故事是否會發生驚天逆轉？

  要弄清真相，我們只有重新審視亞克興海戰的方方面面。

  關於這段歷史的記載，主要源自普魯塔克、卡修斯·狄奧、保盧斯·奧羅修斯（Paulus Orosius）37這三位歷史學家的作品。

  先說普魯塔克，他也是薩拉米斯海戰歷史的記錄者，這位史學家在《希臘羅馬名人傳》中描述了歷史上那些對他的時代產生過重要影響的政治家，從忒修斯（Theseus）38到安東尼，這些舉足輕重的人物在他的筆下呈現出或消極或積極的典型性格，對安東尼的記載充滿了厭惡之情。我們看到的安東尼就是一個反面的角色，似乎一言一行都受制於一個女人，任憑其擺布。普魯塔克在《希臘羅馬名人傳》中的說法和屋大維的觀點一致：「安東尼在迷藥的作用下不再保持自己的理智了，對他們的作戰由宦官馬爾迪翁、波泰諾斯和克婁巴特拉的理髮師埃拉斯和卡爾米翁負責，正是這些人負責最主要的政務。」

  再說卡修斯·狄奧，他主要站在元老院的立場，利用大量的官方檔案詳細記錄了亞克興海戰以及屋大維的長篇演講。透過狄奧在《羅馬史》中的記載，我們可以知曉那個時代羅馬對安東尼的看法：「不應該把他看作是一名羅馬人，而該把他看作是一個埃及人，別叫他安東尼，就叫他塞拉皮翁吧！誰都不會想到，他居然曾經是一名執政官，或者是一名獲得凱旋式的人……成天泡在國王的奢侈生活中的人，在溫柔鄉里讓自己變得軟弱的人，這樣一個人怎麼可能像男子漢一樣思考和行動！」

  最後說保盧斯·奧羅修斯，他主要站在基督教的立場，在老師奧古斯丁（Augustine，354—430年）的委託下寫就了《反對異教徒的七卷本歷史》一書，該書是第一部基督教通史，他在書中彰顯的歷史觀是要說明基督教自誕生以來並沒有墮落，反對把4世紀以來西羅馬的衰亡歸結於多神教衰亡及基督教興起的後果的說法。在敘述早期歷史時，包括亞克興海戰，他的主要參考書籍是李維的《羅馬史》，並且完全保留了羅馬官方史學的論調。很明顯，他的觀點是要向人們闡釋基督教的救恩價值。

  上述三位歷史學家的論述儘管具有主觀的傾向性，但就那段歷史的記錄而言，可作為重要的參考。公元前32年的羅馬實際上已經一分為二了。朱利烏斯·凱撒的養子屋大維權重其一，凱撒的副將、執政官安東尼則權重其二。前者控制著羅馬帝國西部（包括義大利、伊比利亞、高盧），後者控制著羅馬帝國的東部（包括希臘、小亞細亞的諸附庸國。這些附庸國還是由各自的君主統治，只是名義上服從於羅馬，如亞美尼亞、猶地亞、卡帕多西亞）。在這之前，屋大維、安東尼以及李必達（Marcus Aemilius Lepidus，？—前13年，凱撒麾下的騎兵統帥）三人組成了「後三頭同盟」，後來李必達退出了該同盟（主要原因是其實力在三頭同盟中最弱，遭受到排擠）。李必達退出後，權力的角逐焦點就在屋大維和安東尼兩人身上了。當時，安東尼因迷戀上埃及豔后（安東尼對埃及豔后的迷戀，使得他甘心把腓尼基、奇里乞亞、阿拉伯半島以及猶大王國的部分土地都贈與了她），與屋大維的姐姐，也是自己的妻子奧克塔維婭離婚，這事於公於私都為屋大維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局面。在屋大維的精心謀劃、宣傳及鼓動下，許多羅馬人開始反對安東尼。這時候的安東尼已經意識到自己所處的境地，讓自己的鋒芒收斂了不少。

  然而，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屋大維做出了一件讓人特彆氣憤的事。

  之前，安東尼有一份遺囑託付給維斯塔的女祭司保管在神廟中（羅馬人有一個習俗，在生前把自己的遺囑放在維斯塔神廟中），屋大維在沒有經過允許的情況下把遺囑給弄了出來（據說是屋大維強迫女祭司把安東尼的遺囑交出來），這是違反《羅馬法》規定的（生前開讀遺囑屬非法，要遭受到處罰）。屋大維的目的很簡單，就是要當著元老院的面宣讀這份遺囑。於是，兩人的關係終於完全破裂了，安東尼決定反擊。

  那麼，在這份遺囑中安東尼到底寫了什麼，以至於他不顧後果地要與屋大維決裂？

  其一，承認凱撒里昂是凱撒的親生子；

  其二，將埃及豔后的兒子凱撒里昂作為羅馬的繼承人；

  其三，自己死後不打算將遺體安葬在羅馬，要安葬在亞歷山大，與埃及豔后葬在一起。

  上述遺囑中的內容，按照屋大維的理解，安東尼豈不是要把都城搬到埃及，把羅馬的權力拱手讓給那個埃及女人？對於這份遺囑的真實性，到目前為止也沒有定論。一種比較通行的說法是，屋大維為了煽動羅馬民眾對安東尼的仇恨而杜撰了遺囑。遺囑中的這些內容無一不是屋大維鼓動羅馬人仇視安東尼的理由。事情的發展果如屋大維所料，遺囑曝光後，成為當時轟動全國的醜聞，元老院剝奪了安東尼的所有公職，在羅馬人民看來，安東尼的這些行為構成了叛國罪，不容饒恕。

  於是，元老院宣布埃及豔后為國家公敵，並向埃及宣戰。屋大維的目的達到了，他要順理成章、合情合理地利用元老院，利用羅馬人民的愛國心剷除安東尼這個厲害的對手。

  屋大維深知安東尼無論是偏向埃及人還是羅馬人都是權宜之計。對埃及豔后的情感熾烈或許只是一種表象，背後的政治動因才是根本。安東尼認為，鞏固、加強埃及的地位是符合羅馬利益的。

  在與安東尼決戰前，屋大維要求並接受了整個義大利和各西部行省的效忠宣誓。按照義大利學者朱塞佩·格羅索（Giuseppe Grosso）在《羅馬法史》中的觀點，這種效忠宣誓其實是共和制後期軍隊對將領的依附關係的延續，它所遵循的是門客制度和庇護制度這樣一種社會關係和政治關係模式——在共和制度陷入危機的時期，這種關係變得更重要了——而且對於確定元首個人地位（即元首制）來說，具有特殊的意義。日本學者鹽野七生在《羅馬統治下的和平》里對這種觀點做了更為具體的闡釋，她認為，種種宣誓不只是口頭宣誓，伴隨的是相應的軍事動員義務，包括了人民承認屋大維擁有士兵的招募權，並且願意負擔臨時稅。

  所以，從這個層面來講，屋大維明顯要勝安東尼一籌，共和時代的羅馬各行省完全是羅馬貴族寡頭掠奪的對象，行省總督完全由元老院任命。換句話說，屋大維懂得如何利用元老院壯大自己的力量，增強自己的影響力。

  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決戰，雙方都召集了大規模的軍隊。

  戰爭就這麼開始了，奧古斯都的誘惑讓兩個能影響羅馬政局的人物註定無法共存。

  帝國的未來將掌握在誰的手中？

  只需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