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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知識分子，我不可避免地具有這群人所特有的那種傲慢，但我感覺自己的這份傲慢比起別人來說還是要好很多，那不是因為我自己的道德有多麼高尚，也不是因為我比別人更富有智慧，而是因為比起大多數作家來，我有更多的旅行經歷。毫無疑問，我是英國人，自然與英國有著割捨不斷的聯繫，但是我在英國的時候卻從來沒有待在家裡的感覺，而且，面對英國人，我總顯得過於羞澀。作為大英帝國的子民，我要盡很多義務，但我卻努力逃避；同樣，我也要對它負責任，但我也不想去負擔這樣的責任。所以，待在英國總讓我感覺渾身不自在，因此我大部分時間住在法國，有了英吉利海峽擋在中間，我心裡覺得安慰許多。有些人很幸運，他們靠發揮想像力就可以感受到自由的氣息，而我的精神力量沒有人家那麼強，所以只能在旅行中感受這份自由。

  在海德堡留學期間，我抓住機會去德國的很多地方旅行（順便提一句，在慕尼黑的時候，我偶然遇到了易卜生，他當時正在一家咖啡館裡皺著眉頭讀報紙）。我還去過瑞士，但我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次旅行是去義大利，去之前我著實做了不少功課，讀了不少沃特爾·佩特爾（Walter Pater）、拉斯金（Ruskin）和約翰·阿丁頓·西蒙茲（John Addington Symonds）的書。我當時有六周的復活節（Easter）假期可以自由支配，手裡還有二十英鎊。我先去參觀了熱那亞（Genoa）和比薩（Pisa）。在這兩個城市裡，我每天都走很長時間的路，而且路仿佛沒有盡頭，一抓住機會我就會在松林里坐下來，雪萊曾來過這片松林，他在這裡閱讀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並寫下了那首與吉他有關的詩歌。[1]隨後，我在佛羅倫斯住了整整一個月，房東是一位寡居的女士，我和他女兒一起讀《煉獄》（the Purgatorio），然後手裡拿著拉斯金的書，一邊參觀一邊對照著去閱讀。誰能想到一個旅行者也會如此用功地讀書？在參觀過程中，我的審美完全被拉斯金所掌控，他所稱頌的我一定會去欣賞（甚至包括喬托那座可怕的塔樓），他所憎恨的我連看都不去看。我想，拉斯金如果泉下有知，看到如此忠誠的追隨者一定會備感欣慰。此後我還去參觀了威尼斯（Venice）、維羅納（Verona）和米蘭。回到英國後，我對自己的審美水平已經非常滿意，而且很瞧不起那些與我的（其實也就是拉斯金的）審美不一致的人。當年我只有二十歲。

  一年後，我又去了一趟義大利，這次走得更遠，一直到了那不勒斯。偶然之中我發現了卡普里（Capri）這個不為人知的旅遊勝地，這是我當時所見過的最有魅力的旅遊地。第二年的時候，我的整個暑假都是在這裡度過的。那時的卡普里還基本上不為人知，從海灘到小鎮上也還沒有纜車，夏天裡很少有人來這裡參觀。當時我住酒店的費用是每天4先令，其中包括酒的費用，而且從臥室的窗戶可以看到維蘇威火山的壯美景色。當時在這裡有一位詩人、一位比利時的作曲家、我那位名叫布朗的朋友、一兩位畫家和一位雕塑家——哈佛·托馬斯（Harvard Thomas），還有一位美國上校，他曾經作為南方將領參加過美國內戰。我萬分激動地聽他們高談闊論，有時在位於安納卡普里（Anacapri）的上校家中，有時在莫爾加諾（Morgano）——一個距離皮亞扎（the Piazza）不遠的小酒館。他們談論的話題主要是藝術、美學、文學以及羅馬的歷史。有一次，我見到兩個人聊著聊著就開始廝打起來，因為他們對埃雷迪亞（Heredia）的十四行詩有不同的評價。即使這樣，我依然覺得他們的這些舉動都挺酷的，為了藝術而創造的藝術就是這世界上唯一值得關注的東西，只有藝術家能夠給這荒唐的世界帶來些許的意義，其他的一切，比如政治、商業和學術研究，從絕對真理的觀點來看，這些東西能有什麼價值？我的這些朋友（現在都已經不在人世了）會在很多方面發表自己獨到的見解，比如某個人寫的十四行詩或者一塊希臘的淺浮雕（「什麼？希臘淺浮雕？絕對不可能！告訴你吧，這是一塊羅馬時期的複製品，絕對沒錯兒！」）。但有一點他們的看法完全一致，那就是他們都在燃燒自己的激情，同時放出熾熱的像寶石一樣的火焰。

  我當時就像一個大姑娘那樣害羞，不敢告訴他們我已經完成了一部小說，而且第二部也已經完成了一半。這種性格上的弱點卻使我遭受了巨大的羞辱，因為儘管我的激情也在燃燒，也同樣放出了火焰，但卻被他們看成是一個文藝方面的門外漢。在他們看來，我什麼都不關心，只會解剖屍體。錯！不光會解剖屍體，還會灌腸呢，要是讓我抓住機會給你來個灌腸，保證讓你痛不欲生。

  [1] 這首詩的名字為With a Guitar，To Ja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