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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倫敦的社會生活並沒有發生太多變化。我曾去過一個宴會，這次的經歷一直留在我的記憶中，因為它確實與眾不同，宴會是在威斯敏斯特的一間很古老的小房子裡舉辦的。過去幾年裡，這個地區的一些老房子變得非常時髦，這一部分是因為這些老房子有鑲嵌式的牆壁和漂亮的煙囪，這使得這些房子個性十足；而另一部分的原因是這裡很安靜，也接近議會大廈。宴會上一共有十個人，用餐完畢後，我們上樓來到客廳，發現女主人真是很用心，由於當時的情況，很多樂手都非常窮困，為了給他們提供一點兒必要的錢，有些好心人，就會時不時地雇用他們。當時的客廳里有三位樂手，分別演奏鋼琴、大提琴和小提琴。我們舒舒服服地坐在扶手椅里，他們便開始演奏海頓（Haydn）的一首奏鳴曲。剛演奏了一小會兒，窗外的警報聲就劃破了夜空，幾分鐘後防空炮開火了，聽起來離我們很近，可以推測，德國飛機離我們不遠。但是這幾個樂手在繼續演奏，沒有人真正注意窗外地獄般的嘈雜聲，一曲終了，我們全都熱烈鼓掌，就好像除了美妙的音樂外其他一切都沒有發生。炮火仍在繼續，他們又開始演奏另一首曲子。那個夜晚我們玩兒得很高興。由於警報還沒有解除，我們不能無限期地待在這裡，所以我們開始各自回家。

  到了晚上，在一些偏遠地區很難叫到計程車，而在街上走也有些不方便，倒不是怕炸彈從天上掉下來，而是因為街上落滿了防空炮的炮彈碎片，很多人都頂著鋼盔在街上走來走去，有一個人曾經跟我在多切斯特酒店一起用餐，回家的時候經過皮卡迪里（Piccadilly），看到離自己五十碼（約45米）的地方落下一顆炸彈，他趕緊撲倒在地，事後他跟我說：

  「幸虧當天沒有下雨，要不我的衣服就全毀了。」

  很多人參加完宴會後都會留下來過夜，所以多切斯特的休息廳里擠滿了人，他們一直睡到早晨警報解除，這些人中有的確實是為了用餐，有的就是到這裡來尋找避難處，因為他們住的地方周圍無處可藏，有的來這裡是因為這裡比旅館的條件要好一些。也有些人根本不向當時的情況屈服，很少有人在晚上穿禮服，但是我認識一位老夫婦，她家的老爺子非常紳士，曾經在國家機關供職，而且很有聲望，這對老夫婦每天都穿得一絲不苟，讓人根本感覺不到這是在戰爭時期，他們經常和朋友們來多切斯特用餐。到了晚上十點，不管空襲的炮聲多麼密集，他們都會叫一輛計程車，然後悄然回家。有一次，我們一起參加宴會，那位女士責怪我穿衣服不夠正式。

  「我就是不明白，僅僅因為有空襲，男人就可以穿得不像紳士嗎？」她說。

  有一次，我的一位老朋友和我一起用餐，她是一位非常聰明的女士，我們談到很晚，然後她對我說：

  「你看起來很累了，我也該回家了。」

  那天的空襲特別強烈，我告訴她不該去冒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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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說廢話，給我叫輛計程車，什麼空襲不空襲的，我才不怕呢。」

  我只好按照她說的去做。第二天早晨我一醒來，就收到了她的來信。信是用鉛筆寫的，信里說，計程車司機把她送回家後，她考慮了半天，覺得在這樣的夜晚讓司機在街上亂轉實在不合適，於是便把他留在了家裡，和他聊了一個晚上。談話中發現，這位司機不僅性格開朗，而且還特有幽默感，正是這位司機把她的信交給我，當然這時空襲警報已經解除了。

  一開始，窮人中有很多怨言，因為飛機經常轟炸的就是他們的住處，他們會憤憤不平地問：

  「為什麼希特勒不轟炸西區？」

  確實，在當時，窮人是空襲最大的受害者。有錢人住的房子非常堅固，只要躲進地下室里就可以高枕無憂。一旦炸彈落下來，他們逃跑的機率很高，頂多受點兒皮肉傷。如果炸彈落的位置離房子很近，那也只會把窗子震碎，其他的也沒太多影響。而工人階層住的那一排排的小房子就像是薄脆餅乾一樣，根本起不到保護作用。在路中央落一顆炸彈，整條街的房子就都完蛋了，所以成千上萬的人很快無家可歸。他們在銀行里沒有存款，所以也住不起旅館，買不起生活必需品，他們在農村里也沒有朋友，真是無處可去。他們承受著威脅和各種生活上的不便。但他們很有勇氣，也極富幽默感，我就認識一位住在伯茫西（Bermondsey）的女士。她住在郡議會的一所大房子裡。這個地方本來是貧民窟，後來被拆掉了，於是蓋起了這所房子，這位女士寡居多年，有兩個孩子，小兒子去了農村，大兒子已經報名參軍，所以整個房子裡就她自己，顯得空空蕩蕩。倫敦遭受空襲後她也不願意離開，因為在她看來，這是等了很多年才能住上的好房子，不幸的是，房子被炸掉了。面對這樣的不幸遭遇，她只不過說了下面的話：

  「哎呀，這房子太大，我根本付不起房租，我本來就想著搬到一個小地方去住，可是要搬的話，還得把家具都搬走。現在好了，德國鬼子把它炸毀了，我也算無房一身輕了。」

  有一天早晨，一位剛剛從工作地點回家的男士正在吃早餐，他一邊吃一邊對妻子說：

  「寶貝兒，能不能把窗子關一下，早晨的空氣還真有點兒涼。」

  他妻子咯咯地笑起來。

  「親愛的，哪還有什麼窗子，我忘記告訴你了，窗戶昨天就被炸飛了。」

  那個人笑得前仰後合，震耳欲聾。

  很快，西區也開始受到轟炸，邦德大街（Bond Street）兩旁的人行道以及鄰近的街道上滿是散落的碎玻璃。我有位朋友住在奧伯尼（Albany）的一座古老而又浪漫的房子裡，詩人拜倫（Byron）就曾經在這裡住過。有一天，從天上飛下來的炸彈把他直接從床上掀了起來，然後重重地摔在地上。三十年前，追求時尚的年輕人都來伯靈頓拱廊（the Burlington Arcade）買襯衫和領帶，現在這個地方也已經成了一片廢墟。走在十八世紀梅菲爾住宅區（Mayfair）的古老街道上，看著在原來漂亮的老房子中間裂開了一道寬寬的縫隙，真是讓人唏噓不已。而且，還時常可以看到在破碎的地板上掛著一個菸斗，或者在一個小釘子上孤零零的掛著一件外套。雖然轟炸帶來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但人們卻都能夠以超然的平靜來對待這些。一天早晨，一位女士來到多切斯特酒店，她在爆炸中被直接炸出了自己的房子。她的所有家具全都報廢了，衣服也都沒有了，當然，除了身上穿的這一套。不過，她的精神狀態很好，對曾經的危險經歷不以為然。她坐下來準備吃早餐，要求在咖啡里加點兒奶油，但旁邊的人告訴她，奶油已經吃光了，她立刻大發雷霆。沒辦法，奶油是她的最後一根稻草。

  「我從我那該死的房子裡被炸了出來，什麼都沒有了，現在你們竟然告訴我已經沒有奶油了！沒有奶油，這個國家就該進地獄！」她大喊大叫起來。

  人們儘量像往常一樣工作和生活。有些人的房子在晚上遭到了轟炸，他們被炸出了房間，可到了早上，他們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去工作。有一天，我去英國銀行，正趕上它剛剛被敵機轟炸。基本上所有的窗戶全都震碎了，有些辦公室亂得出奇，可銀行照舊營業。有些人的辦公室被完全毀掉了，他們只好搬去其他地方辦公，而找這些新辦公地點稍微帶來了一些不便。我有個朋友住在梅達谷（Maida Vale）（位於倫敦西部的一處富人居住區），每天早上十點都會有一位雜貨商準時來給他送貨。這家小雜貨店裡有一對夫妻，他們的兒子和兒媳，以及一位還沒有出嫁的女兒。他們都住在雜貨店的樓上。他們的女兒很聰明，有一天，她把一家人召集在一起，對他們說：

  「我們不該都住在一起。要是哪天遇上炸彈襲擊，我們都得死掉，那樣的話買賣就沒人打理了，這會讓很多老主顧失望的。我們應該分開住。」

  這個想法聽起來很不錯，於是兒子兒媳搬到了鄰近的街上住，女兒也搬走了，就剩下老兩口繼續住在雜貨店上面。沒過幾天，商店果然遭到了轟炸，老兩口被從廢墟里扒了出來，幸好傷得不重，並很快被送進了醫院。他們的一對兒女聚在一起商量下一步該怎麼辦。他們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能讓老主顧們失望，於是他們來到兩三條街外的另一家雜貨店裡，問店主能不能讓他們借用一下這家店來繼續做生意。這位店主很爽快就答應了。於是，就在當天的早上十點，準時準點，年輕人出現在我朋友的門前，就好像壓根兒沒有飛機轟炸這回事兒一樣。

  很多人都離開了倫敦，可也有一些人就是不願離開。其實，他們也不是在這裡有多少產業，他們就是喜歡待在人多的地方，或者說，他們覺得冒著飛機轟炸的危險待在倫敦是一件挺刺激的事。空襲確實可怕，但與一戰時的情況相比，似乎也不算什麼。而且，人們心頭蓄積的更多的是憤怒。我聽說，在東區有一個人，在空襲最猛烈的時候走在街上，突然踩到了一具屍體，他便怒不可遏地大喊大叫，朝頭上的飛機揮舞著拳頭。人們的心理變化很微妙，有時我們都很難猜透。大家都有點兒認命，我發現，有這樣一種很普遍的心理，如果炸彈註定要落在你身上，那你就別想跑，跑也跑不掉。但也有人存在僥倖心理，認為炸彈一定會落在別人身上，而他自己一定會安然無恙。不管男女，大家的情況都差不多。我就認識這樣一位男士，他身材高大，平時說話也底氣十足，可這種氣勢被空襲完全給壓住了。他晚上睡不著覺，白天也沒辦法正常工作，空襲一來，他就嚇得四肢癱瘓，在防空洞裡一躲就是幾個小時，別的什麼也不干，只是窩在那兒看偵探小說。不久，他就搬離了倫敦。一戰的時候，他在法國，當時炸彈落在了他所在的建築物上，繃扎所里除他之外所有人都被炸死了。我還了解到，有些女士已經被空襲嚇得魂飛魄散，但她們卻死也不肯離開倫敦，因為他們的丈夫或者兒子還待在這裡。她們對親人的愛遠遠超過了對空襲的怕。不過，總體來說，神經緊張的人還只是少數，絕大多數人都變得越來越有活力，他們都有點兒享受動盪所帶來的刺激感，彼此還經常開開玩笑。我離開英國後，有一位老婦人寫信對我說：「不知道是空襲不像以前那麼猛烈了，還是我已經習慣了，反正現在我睡得很踏實。實話實說，比起空襲來，我的那些女婿們更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