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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倫敦後不久，我見到了科爾賓先生（Monsieur Corbin）。我與他相識也有一段時間了，經常與他共進午餐，他這個人嚴肅而冷漠，有點兒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跟他交往，你常會得到一種印象：你越是想和他接近，他的內心感受就會越為尷尬。我下電梯時，他正要進來，就這樣機緣巧合地再次相遇了。我們握了握手，他祝賀我安全抵達了英國。我以前見他的時候，他要麼是宴會上的貴賓，要麼就是宴會的主人，在豪華的大使館裡招待我們這些賓朋。而我現在看到的是一個可憐兮兮的老人，臉色蒼白，身心疲憊，國家的淪喪讓他顯得背都有些駝了，他看上去比以前老了至少二十歲。看到這樣的景象，我十分震驚，都不知該說些什麼好。我本想表達一下自己對時局的遺憾，但是在這樣沉重的災難下如此表達就算不是雪上加霜，至少也無濟於事，我呆呆地站在那兒，傻乎乎地盯著他，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直到看著他走進了電梯，我才長舒了一口氣。

  前邊提到過，在1939年末，我為了寫那本小冊子，花了六周的時間在法國四處遊走，目的是告訴我的同胞們法國人正在積極備戰，工廠的工人也都在滿懷熱情地工作，而在軍隊裡，所有官兵都行動迅速，隨時準備迎戰。在這本小冊子裡，我忠實地記錄了我目睹的一切，我當時的印象就是這樣。

  現在回想起來，我隱約感覺到，有時候一些很隨意的談話，一些並不引人注意的事件，其實本讓我對當時的印象產生一些懷疑，這就像是在風中舉起一根小草兒，就會知道風在往哪個方向吹。現在我十分自責，為何當初對這些事情沒有多加留意。我為當時自己的感覺如此遲鈍而懊悔不已。因此，回到英國後，我有意識地詢問了一些身居要職的人，看看他們是否知道一些我們這些平頭老百姓所無法獲知的消息，也許從這些消息中就可以隱約推測出法國最後的陷落。但是我發現，不但對我來說法國的陷落不可思議，對他們來說竟然也一樣。他們也沒有預料到，擁有強悍軍隊的法蘭西民族竟然還沒有波蘭抵抗的時間長。他們做夢也想不到，法國人竟然沒怎麼抵抗就放棄了自己的首都，打破了自己一次又一次許下的莊嚴承諾。

  到了現在，我本不想再浪費時間去講述法國淪陷的具體原因，但是我逐漸意識到，也許把這些事情說出來會對美國和英國民眾有更大的幫助。導致法國失敗的原因不僅僅存在於法國人身上，這可以說是人類的通病，我們多多少少都會犯類似的錯誤，儘管具體表現形式有所不同。我們只有努力避免這些失誤，並對人性的缺陷時刻保持警惕，才有希望逃脫國家淪陷的魔咒。

  如果我在這裡談論的有些現象和結論我在前面的講述中已經提到過，我敬請讀者們原諒。對我來說，這個話題極其重要，值得我們一說再說。我還希望讀者相信我，下述言論確實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沒有人會沒有來由地承認自己如此缺乏智慧與判斷力。我一直對法國情有獨鍾，在法國有很多朋友。我在法國盡情享受了他們所賜予的善意，他們都很尊重我，而且就算我真說得上有什麼成就的話，那在很大程度上也要歸功於法國的藝術、文學與文明。正是因為這樣，我才覺得有必要把一切都說出來，這其中包含著迷茫與困惑、對私利的追逐、優柔寡斷以及信念的破滅，我的內心充滿了憂傷，而沒有絲毫的敵意。

  法國人經常為了一些政治和社會問題進行內鬥，這種壞名聲幾乎盡人皆知。但是他們總是信誓旦旦地說，一旦國家有難，他們就會放棄分歧，形成統一戰線，共同應對敵人。這次他們也是這麼說的，但實際上這不是真話。在議會中的所謂團結一致只不過是表面現象，透過現象看本質，深層次的仇恨與敵意正如火如荼地進行著，而這都是布魯姆（Blum）政府遺留的後患。在內閣中，為了一些重要職位，各位部長們正在明爭暗鬥，背後捅刀子，共產黨被迫解散，而共產黨在議會中的代表要麼被抓，要麼被流放，儘管整體來說他們對工人運動起了積極的作用。

  法國工人的工作條件一直很差，直到布魯姆開始對此改革，而他們的所謂改革措施在其他同等國家中早已實施多年。在法國，很少有僱主認真考慮雇員的權利。在巴黎的一座大型百貨商店中，雇員們提出的第一個要求竟然是男女員工應該有相對獨立的廁所。工人們的工作時間超長，雇員的工資也不足以讓他們過上體面的生活。為了進一步表現有錢階層的思維方式，我想再次引入一段對話。這段對話的主人公是我和我的一位銀行家朋友，我的這位朋友善良、正直而且慷慨。一天下午，我去參加了位於拉雪茲公墓（Pere Lachaise）的一次共產黨集會。那裡的橫幅鋪天蓋地，但上面的標語基本一致，大多寫著同樣的三個詞：和平、工作、福利。當天晚上，我見到了那位朋友，便情不自禁地對他說，很難想像，在大革命發生一百五十年後，法國工人階級提出的要求還是這麼卑微。

  「當然了，也沒什麼可以要求的。」我說。

  他對我說：「和平自然沒有問題，工作當然要有，但說到福利，門兒都沒有，他們就不應該期望過高。」

  

  還需要我多說什麼嗎？我看是沒有必要了。當然，布魯姆政府有些急於求成，每周工作四十個小時的提議在法國根本不切實際。有錢階層都人心惶惶，連忙把自己的錢轉到國外去，法郎開始貶值，政府也隨之搖搖欲墜。有錢階層終於舒了一口氣，而工人階級卻滿腹怨氣，自此之後，有錢一族開始不停地被布爾什維克的夢魘所困擾，戰爭爆發後，他們所懼怕的正是這樣的幽靈。很多大公司都與德國有貿易往來，貴族階層和大資本家當中有很多很多人羨慕別國的獨裁者，因為他們覺得，這些獨裁者至少成功抵禦了恐怖的蘇聯社會主義，他們公開宣稱，如果讓他在德國式的獨裁統治以及布爾什維統治之中選一個的話，他們會更傾向於德國人的方式。這些人愚蠢至極，他們竟然相信，就算德國人攻進來也不會動用他們的財產，而他們堅信，一場共產革命將會奪走他們的一切。

  現在我們來說說軍隊方面。法國軍隊一向被認為是歐洲第一強，而總參謀部也被認為最具有執行力。我們就來說說這些軍人，在那個漫長的冬天，法國軍隊毫無動作，戰爭動員令剛剛下達時所燃起的戰爭熱情早已消失殆盡。官兵們更為憂心的是讀到家中的來信，信中告訴他們說，家裡的農場因為缺乏勞動力已經瀕臨破產，商店也完全沒有了顧客，不管是什麼買賣，現在都處於崩潰的邊緣。於是他們就會想，我們與其坐在馬奇諾防線後面無所事事，還不如回家照看自己的農場、工廠或者商店呢。而當戰爭真正開始的時候，他們已經完全沒有了鬥志。退一步說，如果有優秀的指揮官，他們的仗也可能會打得更為有效，只可惜這也是他們的弱項。法國此時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但這些還不夠，民主制度歸根結底要依賴個體的道德水平，如果民主與腐敗糾纏到了一起，那註定是要失敗的。如果你沒有機會在法國常住，你就無法了解那裡的腐敗問題有多嚴重，這在法國的各個階層非常普遍，這個國家正在經歷一場集體的道德淪喪。對享樂主義的追求簡直瘋狂到了極致，而對於所謂的榮譽，大家的內心深處完全瞧不起，很多年輕軍官都受到了這種風氣的影響。他們會去巴黎度假或者回家，然後自己琢磨：幹嘛要打仗呢？如果有可能的話，只要掙得夠多，他們寧可為希特勒服務，他們想要的只是平靜的生活以及自己的私利，如果希特勒能夠給他們提供這些，那幹嘛還要關心自己的國家、自己的軍隊。法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沒有人可以征服法國精神，就算在德國人的統治下，那依然還是法國，這種情緒在戰爭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當然，戰爭中不乏英雄行為，很多軍官忠於職守，戰死沙場，但是我也聽說了很多讓人喪氣的故事：有些軍官把部隊丟在前線，自己乘車倉皇逃到安全地帶；也有些軍官完全不管自己部下的死活，一心只想著把老婆孩子從德軍有可能占領的區域帶出來。眾所周知，上百萬的難民不僅阻礙了部隊的行動，而且也加重了法國民眾的悲觀失望情緒，所以這裡我需要再次指出，這是降低法國軍民士氣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家也都明白，甘末林（Gamlin）能力有限，他之所以能夠掌控軍隊的最高領導權，只不過是因為他是一名成功的政客。讓人不可思議的是，法國人對總參謀部充滿信心，其實，這些人年事已高，老邁不堪，他們完全沒有吸取上一次大戰的教訓，而且還盲目自大，他們無法從德國入侵波蘭中了解德軍的戰鬥方式。位於前線的將軍們親口告訴我說，波蘭之所以淪陷就是因為他們拒絕接受法國總參謀部的建議，他們還告訴我，法軍只需坐等德國人攻擊馬其諾防線，然後藉機一舉擊潰他們。當馬其諾防線完全失去作用後，他們就亂了陣腳，完全不知所措。他們也沒有對士兵進行培訓，教給他們如何應對德國的裝甲部隊，儘管逃亡法國的波蘭軍官盡其所能向法國人描述了自己在戰爭中通過慘痛的失敗所獲得的寶貴經驗，但是那些法國將軍根本瞧不起波蘭人，對他們的建議法國人才懶得去聽。所以，後面的事情也就順理成章了。法國人被德國的先進戰鬥方式所震撼，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福煦（Foch）[1]曾說過；「要是法國有危險，就去把魏剛找來。」魏剛將軍趕來救火，但他看了看整個局勢，然後告訴雷諾（Reynaud）[2]說，情況已經無法挽回。雷諾將此事報告給了我的一位朋友，然後又加了一句：

  「要是我的總司令是位失敗主義者，我還能做些什麼呢？」

  魏剛曾是一位出色的參謀，他曾經聲名顯赫，但也正是因為怕毀了自己的好名聲，他不願意去冒巨大的風險。他這個人虛榮心強，野心勃勃，充滿熱情而又獨斷專行。由於年齡的關係（他已經70多歲了），他從總司令的職位上退了下來，之後他頻繁出現在巴黎的各種沙龍里，竟然也沾染上了當時席捲全國的對於共產主義的恐慌。作為虔誠的天主教徒，他對同胞的墮落憂心忡忡，他不知從哪裡得到了這樣一個極具神秘色彩的信念：法國必須經歷一場巨大的考驗才能重獲新生。當戰爭的災難來臨後，他的這種信念變得更為具體：法國要為自己的罪過付出代價。也許吧，也許這是事實，但是作為軍隊的最高指揮官，這樣的心理狀態絕對會導致戰爭的失敗。當他對此失去了希望後，他又將全部精力放在了重整軍隊上面，他認為這樣的話就可以維護社會秩序。

  關於貝當（Petain）[3]，我沒什麼好說的，他歲數太大了，而且身心疲憊頑固，又極端自負。從本質上說，他也是一個失敗主義者。他總是傾向於法西斯主義。在很多人看來，他這人缺乏決斷力。對於總參謀部，我也不想多說什麼，他們確實很無能，而且官僚作風嚴重，經常會讓一些講求實幹的軍官遇到很大阻力。有人跟我說，他曾看到一份很重要的文件就放在跟他的辦公室同一層的某個屋子裡，這份文件是要發給他的，但直到一星期後他才拿到，而兩間辦公室之間的距離頂多十米。還有，在一些急需武器的地方卻沒有武器。我明明看著工廠里生產出了一排排的坦克，可德國人進攻時這些坦克都到哪兒去了？大量的坦克就堆放在工廠的空地上，為什麼會這樣？只有一個可能的答案：這些坦克不是用來保家衛國的，而是在工人遊行時殘酷鎮壓用的。

  現在來說說這些政客。他們的故事既讓人痛心，又讓人困惑。提到他們，下面這些關鍵詞個個用得上：追名逐利，背信棄義，優柔寡斷，心懷恐懼以及爾虞我詐。那些被辭掉的部長們會密謀陷害他們的取代者，內閣成員之間也互不信任。曼德爾（Mandel）是其中最有能力者，但他卻得不到重用，只是因為他是猶太人。以前的政府高官都與敵人有所往來，這無異於叛國。婦女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不是什麼好作用。據說德波特夫人（Madame de Portes）——雷諾的情人——想方設法進入了內閣會議。據可靠消息，有一次，她堅持要見雷諾，負責守衛的軍官不得不對她使用武力；還有一次，當英國大使想勸說雷諾與英國結盟時，她猛然打開門，大喊：

  「請您不要答應！請您不要答應！」

  正是德波特夫人引誘雷諾將鮑迪安（Bauduin）帶入了內閣，並任命他當上了外交部長，這一舉動簡直是一場災難。鮑迪安是一個銀行家，新天主教徒在重建社會道德方面與雷諾意見基本一致，但是沒有人相信他是真心的。在與英國大使和波蘭高官（大家一定要記住，與英國簽訂的協議一樣，法國與波蘭也鄭重的簽訂了協議，保證不會單獨與德國媾和）的談話中，他扮演的就是一個大騙子的角色。他不讓波蘭代表看到停戰的具體條款，而這些文件就擺在他面前的桌子上，儘管內閣已經決定要接受這一停戰協議，但卻告訴他說他們不會答應。政府將遷往非洲繼續抵抗。

  說了這麼多又有什麼用呢？這些人目光短淺，被戰爭的威脅嚇得魂飛魄散，而且心中只有自己的私利，沒有國家的安危。當他們不忍心炸毀自己重金建造的橋樑和工廠，而是讓它們落入了德軍的手中時，他們的事業就已經失敗了；當他們沒放一槍一炮就眼睜睜地看著巴黎淪陷時，他們的事業就已經失敗了。恐怖的氣氛已經籠罩了整個國家，包括軍隊，沒有人能夠抵擋得住。這首先是一種道德上的墮落，隨後才導致了現實層面的失敗。

  我可以用三言兩語來概括法國淪陷的原因，總參謀部能力有限，軍官們虛榮心強；在現代戰爭中信息不暢，而且勇氣不足；士兵們心懷不滿，三心二意；普通民眾整體上愚昧無知，他們對政府心存疑慮，而且從來就不認為戰爭和自己有什麼關係。法國的有產階級更怕布爾什維克更甚德國人。他們首先想到的是怎麼保住自己口袋裡的錢。政府昏聵無能，腐敗叢生，而且從某種角度來說，對國家也並不忠誠，所以不能說法國的戰敗是個奇蹟，這樣說就錯了，它不戰敗才是奇蹟呢。

  這次已經沒有了克列孟梭（Clemenceau）[4]或者福煦來創造奇蹟了。但是，能不能說法國就真的被征服了呢？軍隊已經被打敗了，但還有成千上萬的民眾呀，他們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就算現在還沒有看到，但他們也很快就可以體會到生活在德國人的鐵蹄下是什麼滋味，莫非他們就不能做點兒什麼讓自己得到解放？反正我是不信。法國人勇敢而又充滿自豪感，我一直在想，當他們從屈辱的絕望中恢復過來後，一定會有新的領袖崛起，意志堅定的人們會緊緊跟隨他們的步伐。

  我無法相信法國人會屈從於納粹統治者對他們的奴役。我們這些熱愛法國的人不必喪失希望，這些人渣會被一掃而盡，正直愛國而又充滿勇氣的法國人中會一浪一浪地撲來。我認為，當時機成熟時，他們有能力把統治者掀翻，恢復法國的獨立地位，像以往一樣成為國際大家庭的重要一員。

  談論這個話題時，我的態度是極其嚴肅的。我們能從這一悲劇中學些什麼？我們可學的很多，但有些非常明顯，不用我在此贅述，我只想強調一點：如果一個國家尊重任何東西勝過自由，那它就會失去自由。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他們看重的是享樂或者金錢，這一切也都會失去。如果一個國家要為自由而戰，要想贏得戰爭的勝利，就必須具備下列品質：誠實、勇氣、忠誠、遠見以及自我犧牲精神。如果不具備這些品質，喪失自由的責任就應該完全由自己承擔。

  [1] 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法國元帥，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幾個月協約國軍總司令，公認的協約國獲勝的最主要的領導人。一戰爆發後參加了多場戰鬥。在取得一系列勝利後被任命為北部集團軍司令，並一直任職到羅伯特·內維爾接替約瑟夫·霞飛出任法軍總司令，之後被調往法軍總部。1918年被任命為協約國最高司令。1918年代表法國在貢比涅森林簽訂對德停戰協定，後又在巴黎和會上發揮重要作用。生平有不少著作，曾提出勝利在於意志的觀點，後來認識到軍隊新裝備和機械化程度具有決定性作用，強調殲滅思想和集中優勢兵力原則。

  [2] 保羅·雷諾（Paul Reynaud，1878－1966），1940年出任法國總理。他主張法國抵抗納粹德國，但因國內綏靖勢力，又搖擺於鴿派和鷹派之間。德國於1940年侵入西歐且法軍潰敗之時，任魏剛為法軍總司令，且組建魏剛防線，但一天即被德軍突破，而後在巴黎不設防後同意並採納戴高樂的將政府遷至波爾多和圖爾並在之後轉移的建議，且和英國首相邱吉爾三次會談，且向羅斯福求救，但雙方都出於政治和經濟角度未給予幫助。但雷諾寧願辭職而不願休戰，在貝噹噹權後被捕並一直遭到蓋世太保和維希政府的拘禁，囚禁在奧地利，1945年獲釋並恢復原職，並任國防部長等職。

  [3] 亨利·菲利浦·貝當（Henri Philippe Pétain）（1856─1851），法國陸軍將領、政治家，也是法國維希政府的元首，總理。他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法軍總司令，帶領法國與德國對戰，被認為是民族英雄。1940年任法國總理時，因向德國投降議和而在1945年4月被捕，同年8月因叛國罪被最高法院判處死刑，後改判終身監禁。

  [4] 喬治·克列孟梭（法語：Georges Clemenceau，1841年9月28日—1929年11月24日），法國政治家、新聞記者、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總理，法國近代史上少數幾個最負盛名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政治生涯延續了半個多世紀，與法國多次重大政治事件緊密相連。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協約國的勝利和凡爾賽和約的簽訂作出重要貢獻，被當時歐洲人稱為「勝利之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