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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受邀參加了兩場雞尾酒會。這是我在戰後第一次回國，還不太適應當時國民的情緒，當然，每個人都在做著一些與戰爭相關的工作，或者至少想去做類似的工作。大家每天都在談論這場戰爭，當時，在我的印象里，大家還並非全力以赴，在隨後與各階層的接觸中這一印象變得更為確鑿，但是我試探著向別人提起這一印象時，卻遭到了嚴厲的反駁。在一些宴會上，我遇到了一些內閣大臣以及媒體大亨，當我問他們怎麼還會有時間出來社交時，他們卻說，我們總是要吃飯的吧。飯店裡人滿為患，在麗茲酒店（the Ritz）用餐時，你幾乎可以見到認識的每個人，劇院的生意也不錯。倫敦的燈火管制要比巴黎嚴厲很多，人們對此抱怨連連，說這非常影響生意，又干擾了正常生活。幸運的是，計程車司機已經能夠在黑暗中駕輕就熟，喜歡泡夜店的人也沒受到太多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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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對張伯倫先生有很多怨言，很多人都說他到後期變得非常傲慢，已經聽不進任何人的意見。別人告訴我說，他聯合約翰·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和塞繆爾·霍爾爵士（Sir Samuel Hoare）一起掌控了這個國家，而議會已經變得無足輕重。任何人敢對他們有一點不順從就會被組織秘書長馬傑森（Margesson）無情地鎮壓下去，很多知名的報紙都盲目地支持首相。下議院（the House of Commons）中的反對力量，還有工黨（the Labour Party）以及廣大人民群眾都認為，要想贏得戰爭，就需要有一個更強有力的內閣。但是他們也知道，張伯倫先生是多麼固執己見，他絕不會被人說服主動讓位於一個精力更為充沛的領袖人物，除非在海上或者陸地上發生了什麼駭人聽聞的災難，他才會被迫辭職。不管怎樣，這都註定是一個悲劇。

  在這期間，我與張伯倫政府的幾位成員頻繁見面，我記得一次晚餐後女士們都離開了，我們在餐廳里坐了很長時間，當時至少有三位部長在場，他們饒有興致地談起了古典教育的好處，其中兩位對古希臘文化侃侃而談，不禁令我肅然起敬。我從沒見過張伯倫先生，但卻見過他的夫人。那是在一次大型宴會上，被邀請的有外交人員，還有內閣成員。從樣子上來看，張伯倫夫人就像是舊秩序時期（ancient regime）的一位法國侯爵夫人，同時，我做了自己感覺很貼切而有可能會讓有些人覺得不是特別恰當的比喻：她特別像《愛麗絲漫遊仙境》中的白色女王（the White Queen）。她對我非常恭敬，認為如果我更為努力，同時得到更為適合的題材，我將會在寫作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她曾經讀過我的《隨意總結》（The Summing Up）一書，並且誠懇地邀請我有時間去唐寧街與她一起喝茶，這樣她就可以詳詳細細地告訴我她對這本書的評價，但是我最終還是沒有勇氣前去打擾。

  現在，張伯倫先生已經去世，在他去世後的一段時間裡，各家媒體都發表了長長的悼文，盛讚他的品行。在我看來，這些文章都有些誇大其詞，他其實執政能力一般，之所以能夠坐上這樣一個顯赫的位置，只不過是因為他所屬的黨派壓制了那些有能力且人格獨立的傑出人士，所以，到了該選首相的時候，就只能選平庸之輩了。他的虛榮心很重，要想在他身邊工作，首先必須跟他合得來，也就是說，他身邊淨是阿諛奉承之輩。他內閣中的多數成員資質和他一樣平庸，唯一擅長的就是溜須拍馬。戰爭開始後，人們逐漸意識到政府的重要作用，這已經變得非常明顯。而他也意識到，工黨的那些領袖不甘心在他的領導下工作。到了這個時候，如果他真的愛國，就該自己辭去首相職務，但是他過於自以為是，竟然相信自己有能力在國家危難時助其渡過難關。因此，正像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只是到了前面所提過的災難發生後，他才極不情願地被迫辭職。後人提起他，也許會認為他誠實善良，但更重要的是，他後期被自負沖昏了頭腦，把黨派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由於他的無能和固執，這個國家被推向了毀滅的邊緣。

  我到達倫敦時，政府剛剛任命了一名新的情報大臣，上一位大臣是麥克米倫勳爵（Lord Macmillan），他是一位傑出的律師，但是由於公眾和媒體的惡意批評而不得不辭職。取而代之是約翰·雷思爵士（Sir John Reith），他曾經當過英國廣播公司的總監，並由此而聞名於世。他曾給我寫過信，信中評價了我所寫的一些文章，我在回信時告訴他，法國人聽他們自己的廣播時都心存疑慮，但是卻傾向於相信我國廣播中發送的內容。我頗為大膽地向他建議，一定要想方設法保持法國人民的這種信心。在我來看，只有尊重事實，對公眾說真話，才能達到這一目的。我本以為他會對我的這種建議不屑一顧，沒準兒還會厲聲喝止，但他卻非常有禮貌地告訴我，我的想法竟然與他出奇的一致。他在竭盡全力保證自己所做的事情不僅正確，而且明智。在人們心目中，約翰·雷思爵士是一名出色的管理者，但問題是，他過於冷酷無情，不僅控制欲超強，而且還有清教徒式的禁慾思想。他在英國廣播公司工作時，下屬每當談及他如同暴君一般的管理方式和對員工私人生活的干涉，就會氣不打一處來。但是，不得不說，他很適合掌管情報部，因為這裡人員臃腫，很多人無所事事，而且與那些要依靠他們獲取情報的記者經常發生齟齬。我很快就被他公事公辦的作風吸引住了。我回到英國的當天中午，與他約見了一次，我來到接待室的桌子旁打了一聲招呼，鐘錶打十二點鈴的時候，有一位傳令官招呼我進去，我走進部長辦公室的一路上，鐘聲一直在響。

  我已經對約翰·雷思爵士有了一些了解。我發現他的情緒極其不穩定，因為就在這一天，他當上了下議院的議員，並在一群虎視眈眈的高官面前發表了他的首場演說，既是作為議員，又是作為情報大臣。他非常精明，知道要是這些人手裡有槍的話，沒準會給他來一梭子，所以，他自己也有些心驚膽戰。要是他在英國廣播公司（the B.B.C.）的下屬們看到了這樣的畫面，一定樂不可支，因為在他們面前，他永遠是一個面目猙獰的大塊頭暴君形象，這些下屬在他面前都會雙腿發抖，手足無措，而現在呢，他自己卻面對著巨大的敵意和艱巨的任務而抖作一團。我們談過一次話，主要討論了在當前形勢下我做什麼工作能夠發揮最大成效，由於他必須要準時趕到威斯敏斯特（Westminster），所以就找來了一位部門主管來安排我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