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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聖誕節前回到了家，馬上開始動筆寫作。在參觀考察期間，白天的奔波讓我筋疲力盡，到了晚上根本就不想寫東西，而且我也缺乏記者特有的天賦，能夠在聽到消息後馬上轉化到紙上，我覺得寫這些東西要比寫小說難。現在獲得的資料太多，反而也成了障礙，我需要反覆整理這些資料，把它們整理出一個頭緒來。我在一家英文報紙上讀到了一位記者寫的文章，他的採訪經歷與我大致相同，儘管文章中很多地方寫得很膚淺，而且有些地方也不準確，但我仍然很佩服他，因為他能夠迅速抓住一些引人關注的事件，然後迅速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專欄文章。為了把這些參觀中的見聞寫好，我真是有點兒嘔心瀝血。大部分的材料都很無聊，而我卻想在其中加入一些趣味性，我也想實話實話，但是上面告訴我，有些事實不能公之於眾。出於一個寫作者的良心，我還是儘可能地把事實真相陳述出來，雖然這些東西只是出現在報紙上，很多人讀完也就拋之腦後了，但我就是受不了自己寫出的東西不負責任，虛情假意。作為記者，我還真是不夠格。

  寫作過程中，有一位年輕的法國飛行員從旁邊的機場趕來看我，他顯得非常灰心喪氣。他跟我說，所有軍用飛機都要送到他所在的機場接受檢測，而生產商只需給負責檢測的人塞上幾千法郎，飛機就能輕而易舉地檢測合格。還有一個故事，連我聽完都很無語：據說，法國向一家美國公司訂購飛機，原計劃每個月有五百架送抵法國，但是飛機上有一個很重要的小部件，其專利權屬於一位法國生產商，他要求美國公司每架飛機支付一千美元的專利費，這就意味著美國生產商幾乎很難從中賺到錢，於是這筆買賣就被擱置下來。很長一段時間後，我才聽到了此事的後續報導：在巴黎淪陷的前兩天，法國生產商給美國公司打去了電報，答應專利費降為每架飛機五十美元。

  文章寫完後，我迅速發了出去，同時動身前往英國，因為據說還有其他工作在等著我。當時坐火車從巴黎去倫敦簡直是一場磨難，正常情況下全程需要7個小時，但在當時，如果17個小時能夠到達，那就謝天謝地了。有時候你上船後會被迫在海上待上一夜，因為海峽內有敵軍的潛艇。我就聽說有兩三個人被滯留在布倫（Boulogne）至少三天。我以前從未坐過飛機，因為只要並非十萬火急，我就覺得沒必要冒這個險。但我現在已經下定決心，只要情況緊急，我絕對不會猶豫，這次我就打算試一下。但是，到達巴黎後，天氣非常糟糕，所有航班都取消了，而且，英國正在鬧洪水，很多機場被淹，於是我趁此機會去看望了幾位朋友。在這期間，不知是誰提出了一個有趣的提議，那就是我們現在就應該著手起草一份和平協議。他們回想到，一戰結束時法國竟然沒有一個像樣的和平條約，結果相關部門只能依靠有限的數據臨時拼湊了一份。這次，法國人不想再被抓住把柄了，於是成立了一個小型委員會，由一位出色的外交家擔任主席。這位外交家在這方面很有些才幹。當年，阿爾薩斯-洛林被歸還法國時，他就為當地政府起草了各項法令。根據提議，這個委員會中需要包含一名法國外交部的代表，還有一名法國軍隊代表，英國外交部也要派一名代表，英國軍隊也派了一名代表。我被要求加入這個委員會參與準備，這就需要研究先前的各種合約，最開始的一個就是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the Treaty of Westphalia）[1]。同時需要對人口進行人種學方面的調查，目的是清除少數族裔所引起的糾紛，這就需要頻繁前往日內瓦去參考那裡的資料，或者向那裡的相關人士諮詢。這看起來非常有價值，但真正做起來卻讓人感覺無聊透頂。當然，沒有政府部門的同意我是不會參與的，我向情報部長提出了申請，他覺得這件事很重要，於是馬上聯繫了位於倫敦的外交部。國王的回覆直截了當：在捕獲黑熊之前，沒有必要討論用熊皮做什麼。

  我發現，我的朋友們對法國軍隊的戰鬥力充滿信心，他們堅信，英勇的士兵們能夠擊潰德國的進攻，考驗實力的機會終於到了。除此之外，在各種沙龍里，我經常聽到一些支持納粹的言論，這讓我有些坐立不安。很多貴族討厭現在的共和政府，他們幾乎毫不掩飾地說，從長期來看，與其在布魯姆（Blum）領導的社會主義政府下苟且偷生，還不如接受希特勒的領導。內政部長薩羅（Sarraut）派人叫來了一位很有名望的女士，正式警告她說，她要是不閉嘴，就會被送進監獄。大資產階級宣稱，如果戰爭持續的時間過長，法國必定會滅亡，要是持續三四年的話，英國要做好準備承擔一切後果。在這段按兵不動的時期，經常有人隨意請假。我聽說，有些年輕軍官到達巴黎後公開宣稱，這場戰爭根本沒有必要，純屬浪費時間，就算希特勒占領了法國，只要能讓他們平平安安地過日子，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聽到這話，我十分震驚。我還聽說，總司令甘末林和參謀長喬治長期不和，而達拉第對雷諾懷有很深的敵意，因為雷諾陰謀趕他下台，自己當總理。

  這裡還有一個有趣的故事，總統勒布倫先生安排好了要去參觀斯特拉斯堡，行程完全保密，只有幾位要員知道具體的安排，甚至連護送他的警察也是在最後時刻才被告知真相的。等他到達萊茵河畔時，猛然看到河對岸的德國邊界上豎著一個巨大的標語牌，上面醒目地寫著：「熱烈歡迎總統勒布倫先生！」而一支德國軍樂隊正在起勁地演奏《馬賽曲》。

  天氣一直都很糟糕，但是對我來說，有必要時刻拿著大使館贈送給我的公文包，因為有緊急任務等著我，一小時後就要出發。我將要乘坐的飛機隸屬於皇家空軍（R.A.F）。我兩次來到位於布爾歇（Le Bourget）的機場，最後又返回了巴黎。有一次，我在飛機上待了半個多小時，可後來飛行員告訴我他無法起飛，第三次時他對我說：「這次呢，我倒是能起飛，就是不知道還能不能降落。」飛機很小，飛起來東倒西歪的，像要散架似的。更為不幸的是，我可是第一次坐飛機，我們飛得很低，這樣就不會被當做敵機。飛越英吉利海峽時，我們的高度從來沒有超過一百英尺（約30米），我原來以為只用一刻鐘的時間就可以飛越海峽，可是我們飛呀飛呀，飛出了好久還是看不到陸地。我們在海上飛了好久，我甚至開始懷疑飛行員是不是臨時改變了主意，打算帶我去美國。

  過了一個多小時，我們才看見英國的陸地。我們在一個機場上空盤旋了很久，從飛行員的反應來看，他應該是接到了地面的消息，不允許他在那兒降落，最終，我們在蘇塞克斯的一個軍用機場著陸。這個機場上停滿了各種飛機。有人給了我一杯喝的，然後把我帶上一輛卡車，直奔附近的城鎮。那天是星期天，到達小鎮後我發現要等兩三個小時才會有火車，於是我雇了一輛汽車。由於洪水泛濫，車在路上耽誤了不少時間，到達倫敦時，我饑寒交迫，疲憊不堪，幸好還有機會在皇家咖啡館（the Cafe Royal）享用了一頓美餐。

  [1] 《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是一系列具有重大意義的國際關係條約。它象徵了三十年戰爭結束，奠定了國際關係的基礎和國際法則的形式，可以說是現今國際關係的啟蒙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