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交替使用的文武之道

  在康熙大帝收復台灣天下一統的方略中，有兩個人始終占有重要地位，他們的同時存在，證明康熙所使用剿撫方略，貫徹著武力攻台及和平統一兩手，始終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交替使用著。在文武之道的張馳之間這兩位分別扮演著朝廷「鷹派」和「鴿派」的重要角色，但是兩派之間共同的目標均是針對台灣執政當局的分裂傾向，最終達到台灣回歸祖國版圖，統一於華夏帝國的目的。

  因而，兩人曾經在不同的時間段在閩海前線實施著不同的政策，或者以和為主以剿為輔，或者以剿為主以和為輔，最終在武力收復的同時不失時機地貫徹和平統一的方針，在避免流血人民少受戰爭荼毒的前提下，和平統一了台灣。他們一位是舉人出身的福建總督姚啟聖，一位是海匪出身福建水師提督施琅。在他們分別主政主軍期間均受到康熙大帝的高度信任，擁有充分的權責實施自己的「和平安撫」和「武裝攻擊」策略，在剿撫的交替使用中完成了帝國統一大業。

  早期投降的鄭芝龍手下的水師大將施琅早已經被康熙任命為福建水師提督。他對於組建清帝國自己的海軍做出過卓越貢獻，後來在武力威懾最終導致和平統一台灣中發揮了主力軍作用。他手下的大將周全斌、黃廷、朱天貴等，早年全是鄭軍骨幹，後來均為施司令麾下得力戰將。

  這位從鄭芝龍水師中叛逃出來福建水師提督施琅是堅決的主戰派。統一台灣是施琅一貫的主張，因為他看到了統一台灣對祖國安危的重要性。從1664年（康熙三年）開始，施琅就建議進軍澎湖、台灣，使四海歸一。在他因颶風所阻，兩次進軍澎湖、台灣失敗後，仍矢志武力收復台灣。康熙六年（1667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他上疏康熙，建議「乘便進取，以杜後患」，並就選練士兵、籌集船餉、前線指揮、攻戰機宜等重大問題全面提出看法和主張。

  康熙皇帝的批覆非常實際，翌年（1668年）正月初十日，康熙降旨：「渡海進剿台灣逆賊，關係重大，不便遙定。著提督施琅作速來京，面行奏明所見，以便定奪。」四月施琅進京陛見，再上《盡陳所見疏》，詳述武力統一台灣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後來事實證明，施琅的這些意見都是正確的。施琅反對清政府的遷界禁海政策，指出這一政策不合於「天下一統」，又影響財政收入，應儘快「討平台灣」使「百姓得享昇平，國家獲增餉稅」。清政府陷於當時的條件所限，主要是清、鄭對峙以來，五省遷界，大量駐軍，連年征戰，東南地區生產遭到破壞，人民陷入苦難深淵。因此，自鄭經東渡，大規模戰事基本停止，廣大人民迫切要求恢復遷界、裁撤駐軍，減輕人民負擔。針對這種情況，清廷早已考慮撤軍問題，只是等待有利時機。朝廷對和平統一台灣仍然寄於莫大的希望，為防止干擾，促其早日實現，寧願暫停武力解決，以進一步推行以撫為主的方針。於是，否定施琅的建議，裁撤福建水師提督員缺，悉焚諸戰船，次第催撥海上投誠官兵到外地墾荒，授施琅為內大臣，編入漢軍鑲黃旗，留於京師。等於將鷹派大臣在京城雪藏了起來，免得他干擾鴿派大臣實施和平統一的方針。[1]

  在京期間，施琅一面繼續上疏征台，爭取康熙帝的支持；一面廣交朝中大臣，爭取他們對武力統一台灣事業的理解和支持。這一去就在京城待了十四年，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六月中旬才重返福建前線統兵準備收復台灣。

  清廷在打破「海禁」，實施安撫和剿滅並舉的同時，大幅度調整了對於投降人員優撫政策。一大批有經驗的水軍官兵進入清廷水師序列，清廷一律給予重用。可以說以施琅為海軍提督的主要將領兵員都來自於原來鄭芝龍、鄭成功所訓練的水師，海上作戰能力大大加強，為最終武力收復台灣奠定了強大的軍事基礎。這一點乃是康熙大帝「以鄭軍收拾鄭軍」政策的巨大成功，也體現了祖國統一大業的巨大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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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廷對於台灣投誠官兵都給予適當的安置與任用。實授鄭鳴俊遵義侯、鄭緒昌慕恩伯，同來其餘大小文武官亦分別授職。其都督、總兵、副將、參將、游擊等均任原職，並「給予全俸，賞賚有差」。有的降將仍在前線領兵打仗。如康熙五年（1666年）十一月，以投誠左都督楊富為浙江水師右路總兵官。投誠武官中有人適合併願意為文職者，康熙特允兵部提請，令該地方督撫察明具體酌用。凡鄭氏親屬來降者，予以優待。鄭成功親弟弟左都督鄭世襲投降後，不僅授予精奇尼哈番世職給全俸，而且特殊給還鄭芝龍已經入官變賣的家產。

  就這樣談談打打，又間以康熙朝對於「三藩之亂」的平息。到了康熙十八年（1679年）五月，清廷鎮守福建大帥康親王傑書見鄭經手下大將劉國軒固守海澄，一時難以攻取，便採納中書蘇埕的建議，派遣蘇埕赴廈門與鄭經談判。蘇埕轉達親王之意：「若貴藩以廬墓桑梓、黎民塗炭為念，果能釋甲東歸，照依朝鮮事例，代為題請，永為世好作屏藩重臣。」鄭經原則上表示同意，但是又按照侍衛馮錫范提議，附加兩項條件：一是「將海澄為往來公所」；二是「年納東西兩洋餉六萬兩」。並遣賓客司傅為霖隨蘇埕去福州面見康親王。康親王以地方重務，責任全在總督，令其抵漳州面見總督姚啟聖。這等於是節外生枝，不僅提出領土要求，而且還要截留東西海洋稅收以為軍餉。理所當然被姚啟聖拒絕。啟聖說：「寸土屬王，誰敢將版圖封疆輕易做公所？」且「無此廟算」，即皇帝無此意圖為由，予以拒絕。

  這位清初的康親王和曾經是他屬下的福建總督姚啟聖均非等閒之輩。

  愛新覺羅·傑書（1645—1697年），清太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曾孫，禮烈親王愛新覺羅·代善之孫，鎮國公愛新覺羅·祜塞第三子，清朝宗室、重要將領，為清代六大親王之一。順治六年（1649年），襲爵封為郡王。順治八年（1651年），加封號為康郡王。順治十六年（1659年），因其伯父巽親王滿達海被追論前罪，最終被追奪諡法及碑文，降爵為貝勒。滿達海之子愛新覺羅·常阿岱亦因父罪而被降爵為貝勒，禮親王一系的鐵帽子王爵位由傑書承襲為康親王。

  傑書是康熙一朝著名的八旗將領，正白旗都統，鎮南大將軍。康熙十三年（1674年），傑書率軍前往浙江，剿耿精忠。康熙十五年（1676年），傑書兵進浙江，直搗福建，耿精忠大勢已去，親自到傑書軍前投誠。十月，傑書入福州，平定耿精忠叛亂。同時，鄭經部將許耀率三萬兵攻福州，傑書大敗鄭軍。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台灣的鄭經遭到潰敗，沿海的廈門、金門、銅山等地先後被清軍收復，鄭經被擊敗後率殘部逃回台灣。

  姚啟聖，浙江會稽（今浙江紹興）人，字熙止，號憂庵，明代為秀才，從小有豪俠之氣。順治初年，清軍占領江南。姚啟聖前往通州，因被當地土豪侮辱而投效清兵，被委任為通州知州。姚啟聖隨即將土豪抓捕杖殺，後辭官離去。一次郊遊蕭山，姚啟聖遇見兩個兵卒搶掠女子，上前佯裝好語相勸，奪取佩刀殺了兵卒，救下女子送還其家。姚啟聖前往依附族人，被列籍漢軍鑲紅旗。康熙二年（1663年），姚啟聖在八旗鄉試中考中第一名，被授予廣東香山知縣。前任知縣因財政虧空數萬而被下獄，姚啟聖就代為償還。不久後因擅自開放海禁，被彈劾罷官。康熙十三年（1674年），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舉兵叛亂，進入浙江境內，攻取溫州、台州、處州等下轄縣。康熙皇帝命康親王愛新覺羅·傑書率兵討伐，姚啟聖與兒子姚儀募壯兵數百，趕赴康親王麾下效力。姚啟聖被委任為諸暨知縣，剿平紫山土寇。康熙十四年（1675年），康親王將姚啟聖的功績上奏康熙皇帝，姚啟聖因而被破格提拔為浙江溫處道僉事。後隨都統喇哈達剿平松陽、宣平縣的叛兵。康熙十五年（1676年），姚啟聖與副都統沃申、總兵陳世凱等協同平剿耿精忠，攻打石塘，將木城焚毀，斬殺眾多耿軍，乘勝收復雲和縣。同年十月，姚啟聖父子隨康親王軍征討耿精忠，軍隊攻入仙霞關，逼近福建，耿精忠投降。姚啟聖被提拔為福建布政使。鄭經占據漳州、泉州和興化，清軍前往征討。吳三桂麾下將軍韓大任驍勇善戰，被稱為「小淮陰侯」，自贛入汀試圖與鄭經會合。姚啟聖將其說降，得到其部卒3000人編入親軍。康熙十六年（1677年），姚啟聖隨康親王攻克邵武和興化，完全收復漳、泉之地，鄭經逃回廈門。總督郎廷佐上奏康熙稱姚啟聖與其子姚儀屢獲戰功，且養軍購馬、備置甲冑弓矢，先後用銀五萬兩都是自己籌措出資，康熙皇帝下詔嘉獎，晉升福建總督。[2]

  此後，姚啟聖進一步加大招撫力度，甚至台灣來使傅為霖也為他所爭取，為之散發招撫通告，聯絡內應。鄭經各主要將領包括劉國軒都一再收到清廷的招降書。當時鄭經官兵水陸數萬，侷促於狹窄地方，軍餉不濟，強征於民，不僅正常供給繁重苛刻，而且加派名目繁多，人民不堪負擔，普遍不滿，道路側目。至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鄭軍得知清軍武力進攻金門、廈門，已成風聲鶴唳，土崩瓦解之勢。鄭經從海澄調回劉國軒，一同逃回台灣，留守金、廈鄭軍紛紛降清。三月初，清軍進駐金、廈。四月鄭經手下大將朱天貴應招率領二萬餘兵，並船二百餘艘降清。據統計，加上前往寧海將軍喇哈達和巡撫吳興祚軍前投降的官兵，前後招撫鄭氏集團以及和鄭氏集團有聯繫的官兵計在十三萬以上，被瓦解的尚不計其數。[3]

  鄭軍官兵的大量降清，大大削弱了鄭氏實力，充實了清軍的海軍隊伍，使得不善水戰的清軍增加了有生力量，提高了水戰能力，與鄭軍相比，態勢逆轉，由劣勢變為優勢，由被動變為主動。武力收復台灣的時機成熟。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率清軍在澎湖海域殲滅鄭軍主力。同時，姚啟聖與施琅密切配合，在武力圍剿和和平統一兩手中交替使用。最終，統一台灣首功歸於施琅，而姚啟聖甚感到憤憤不平，不久背發疽癰在福州憂鬱而亡。

  清代學者姚啟聖的紹興老鄉陶元藻很為老姚感到憤憤不平：

  迨台灣之亂，衝鋒陷陣，雖施琅功，然運籌帷幄，決勝千里，應時以輸軍餉，重犒以收士心，俾琅用兵多寡，出師緩急，靡不如意者，皆少保（即姚啟聖）之力也。劉國軒敗，澎湖凱旋，琅於海道奏捷，七日而抵京師，少保遣飛騎由內地馳報，遲琅二日，琅已先封靖海侯矣！

  《清史稿·姚啟聖、吳興祚、施琅傳》評論曰：

  台灣平，郎專其功。然啟聖、興祚經營規畫，勘定諸郡縣。及金、廈即下，鄭氏僅有台、彭，遂聚而殲，先事之勞，何可泯也？及琅出師，啟聖、興祚欲與同進，琅遽疏言未奉督撫同進之命。上命啟聖同琅進取，止興祚毋行。即克，啟聖告捷疏後琅至，賞不及，鬱郁發病卒。功名之際有難言隱之矣。大敵在前，將帥內相爭，審擇堅任，一戰而克。非聖主善馭群才，曷能有此哉！

  也就是說，雖然後來在武力攻取台灣的過程中，施琅專有其功，但是和福建總督、巡撫姚啟聖、吳興祚的多年經營規劃，收復鄭軍占有的諸多郡縣，以及攻克廈門、金門，使得鄭經、鄭塽父子僅僅據有台灣、澎湖列島，才能夠聚而殲滅是分不開的。他們先前打下牢固基礎，創建的功勞是不可泯滅的。及施琅出師，姚啟聖、吳興祚準備與他共同推進，施琅上書軍事行動不能同總督、巡撫共同商量再推進，要求獨立決策，不能和總督、巡撫共同會商後簽署下達作戰命令。這其實是完全不符合清朝體制的，但皇上竟然同意了施琅請求，只命令姚啟聖負責保障前線的後勤補給，吳興祚也不必隨軍作戰推進，保障了軍事命令不受督撫掣肘牽制，獨立指揮推進。姚啟聖的告捷疏文由於走陸路比施琅走海路遲了兩天，康熙皇帝未及封賞，搞得老姚鬱郁而遽然辭世。實在是在爭取功名之際有難言之隱啊！收復台灣一戰而克敵制勝，這和康熙皇帝對於施琅的高度信任，堅持讓其獨擋一面，防止大敵當前，清軍內部爭鬥，干擾了台灣的收復，實在是和康熙皇帝善於駕馭人才是分不開的。

  姚總督被活活氣死後，進行了辭世後的離任審計，竟然發現他在任期間，利用修繕船舶、軍械，造假帳冒領貪污軍餉四萬七千多兩銀子，應該追繳。康熙皇帝念其收復台灣的功勞，全部豁免。也算是功過相抵了。[4]

  [1] 《台灣外記·卷六》，第200頁。見《康熙大帝傳》，吉林文史出版社，第138頁。

  [2] 見《清史稿·卷二百六十·列傳四十七·姚啟聖傳》，線裝書局，第1500頁。

  [3] 見鄧孔昭著：《論姚啟聖》，《台灣研究資料》1984年第一期。引自《康熙大帝傳》，吉林文史出版社，第146頁。

  [4] 見《清史稿·卷二百六十·列傳第四十七·姚啟聖傳》，線裝書局，第15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