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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反剃髮鬥爭中的侯峒曾

2024-09-29 11:59:39 作者: 陸幸生

  順治元年(1644年)五月,多爾袞入京受到孫之獬的蠱惑,下達剃髮令,終於因為朱由崧在南京登極建立弘光小朝廷,坐擁東南半壁,天下未定,對這一命令並未強行推進。到順治二年五六月間,清軍先後攻下南京、杭州後,清統治者認為天下已大定,便於六月十五日下詔全國,強行剃髮。

  已經投降了清軍的錢謙益,趙之龍等向多鐸獻策曰:「吳下民風柔弱,飛檄可定,無須用兵。」由於這些南明投順官員的誤導,當時的清軍統帥普遍認為東南指日可下,簡直不費吹灰之力,顯然低估了南方軍民捍衛民族傳統的決心。滿清貴族因為草率發布的《剃髮令》,在對南方的征服中,付出了極為慘痛的代價。

  

  剃髮令中有言:

  今中外一家,君猶父也,民猶子也。父子一體豈可違乎?若不統一終屬二心,自發布告之後,京城內外限旬日,直隸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盡令剃髮,遵議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規避置發,巧辭爭辯,決不輕貸,該地方文武各官,皆當嚴行察驗。

  在六月十五日的剃髮令中,還准許「衣帽裝束從容重易」。到七月初九日再下召時,對漢族衣帽也「曉行禁止」,令官民一律更換滿服。

  清統治者入關後所行的各項政策,以「剃髮令」最惹漢人惡感。對這種情況,統治者心中十分清楚。越是這樣,統治者堅決要強制推行,在於銷蝕漢族民眾的民族意識,征服漢民族的人心。從某種意義上說,明末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時期,是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商品經濟的蓬勃興起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市民階層的形成促使新思想、新文化的萌芽不斷成長,極大動搖了以君主專制為基礎的統治階級意識形態,中華農耕文明面臨向近代工業文明緩慢轉型。但由於內憂外患,這種社會形態的轉型被中斷了。

  滿人以一種遊牧民族的原始生產方式,取代了農耕文明,實際是某種程度的倒退,文明的轉型陷於停滯。尤其是東南沿海富庶地區,當象徵漢族文明傳統的衣冠髮型被強行褫奪便意味著中華文明在形式上的死亡,這不能不引起以知識分子為代表的士大夫階層的群起反抗,東南沿海諸省抵抗最為激烈。當這些抵制剃髮易服的反抗被暴力鎮壓後,隨之而來的又是比明代早期更加嚴厲的文字獄,完全窒息了知識分子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精神。這就為延續清朝兩百六十七年的專制歷史創造了條件,在無形中拖延了中國進入近代文明的發展歷史,直到清末才重新出現當初春秋戰國時期那種思想解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那時後清政府已經在西風東漸的大趨勢下苟延殘喘,面臨覆滅。

  有壓迫,就有反抗。江陰、嘉興等城為反剃髮而進行了殊死的戰鬥。無力反抗者或鬱憤而死,或逃遁深山隱居,甚至有埋發而建「發冢」者。真正是「昔為斷其頭而順從如羔羊者,今為斷其發而奮起如虎者」,其中有一位奮起如虎者就是嘉定鄉紳侯峒曾。因為嘉定侯家與蘇州馮家是世交,而且侯峒曾父子舉家抗清殉國的事跡確實震撼國人之心,以後又引發了崑山、松江和杭嘉湖平原的多起抗清起義,在「中興大明」的旗幟下捍衛民族文化習俗,對清朝統治表示了堅決的不服從。

  侯峒曾(1591—1645年),字豫瞻,嘉定縣人。給事中侯震暘的兒子。1618年(明萬曆四十六年)峒曾中第三名舉人。1621年(天啟元年)侍父到北京,目睹時事日非,相與扼腕嘆息,搜集陵園、宮禁、朝廷、封疆資料,編著《都下紀聞》。翌年二月,廣寧(今遼寧省北鎮縣)為清兵攻陷,北京震動,有士大夫摯財南逃,峒曾以為可恥之極,說;「對這樣的人怎能希望他們吃了俸祿而不逃避國難呢!」

  天啟五年,侯峒曾中進士,殿廷對策,議論精詳,書法遒勁清麗。魏忠賢、顧秉謙忌其才,把他的名次壓低到二甲二十四名。不久,翰林院挑選庶吉士,峒曾為眾望所歸,因魏、顧當道,侯峒曾不去就職。次年春季,魏忠賢矯詔派緹騎到蘇州逮捕周順昌,峒曾奉父命為周送行訣別,並贈送銀兩作為日後下「詔獄」的用費。

  1634年10月(崇禎七年九月),峒曾任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與徐石麟、陳洪謐稱「南部三清」。深慕史可法風節,相與引為平生知己。1638年,峒曾任江西提學參議,秉公執法,不受請託,因罷黜兩名皇家宗族的學生,招致益王不滿。益王責問他:「誤黜了兩個宗生,譴責過職掌文案的屬吏嗎?」峒曾回答:「他們有什麼過錯,他們是如實執行我提學參議,遵行的朝廷法令制度呀!」益王進而提出對他這個宗生是否可以破例,峒曾說:「按律執法,即使皇上也不能夠改變我的做法,更何況殿下!」表現出剛直不阿的秉性。

  甲申(1644年)年春,侯峒曾得知李自成起義軍攻占北京,明王朝瀕臨覆亡的消息,急急僱船上京。經嘉定葛隆,遭到強盜搶劫,差點被淹死在水中。返回嘉定後臥病於盤龍江畔。

  福王子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南明政權,召峒曾為左通政,仍以疾病固辭。

  農曆閏六月,清兵占據蘇州,準備進攻嘉定。時峒曾居鄉,有人寫信問他怎樣處置自己,回覆說:「我雖不是有守土衛民之責的地方官,但也任過微官,今抗擊清兵既無力量,又未遇死難之機,只有藏身祖先墳地,守墓度過餘年。假如強迫我出任新朝官職,那末有龔君賓(東漢,龔勝,字君賓,官至諫議大夫。王莽秉政、不以一身事二姓,不食而死)和謝疊山(宋末謝枋得,字君直,知信州,與元兵戰敗被俘,元初求人才,逼謝北行,至大都不食而死、人稱疊山先生)的先例在,義當殉節。」

  1645年七月初三日黎明,清兵的鐵騎在降將李成棟率領下踏破了昔日嘉定古城的寧靜。據史載:清軍進攻嘉定城的先鋒李成棟,曾是已故南明弘光朝廷兵部尚書史可法的部下。早在去年(公元1644年)的四月,當清軍固山額真准塔統兵南下,逼近徐州城之時,時任守城總兵官的李成棟竟望風而逃,不久降於清。

  1645年(清順治二年),陳子龍和徐孚遠在泖湖起兵抗清,寫信招邀明總兵吳志葵,退休知縣夏允彝作他們的謀主共同起事。峒曾弟歧曾也從泖湖寫信勸兄去吳部。峒曾回信說:「運籌帷幄有璦公(允彝號)在,蘇州剛被清軍占領,嘉定形勢極為危急,宜在切近處出力。」同時密將先保全嘉定再進一步謀恢復明室的大略,寫信告知在嘉定城近郊的兒子玄演、玄潔、玄瀞。閏六月十四日夜,鄉兵與嘉定城中壯士出東門襲清副將李成棟營,焚敵船40餘條。李屯兵吳淞,準備大舉進攻嘉定,百姓驚擾。

  次日,峒曾即命玄演、玄潔進城,草檄文張貼城門,並捐錢犒勞焚船壯士,賞酒肉給城裡士兵,鼓勵他們上城守御。十六日,清騎兵數十人到城外搶掠,玄演等出城追擊,大敗清兵,僅脫逃7人。然形勢嚴重,峒曾不顧病重,致函好友黃淳耀,約請一起進城禦敵。二十二日,峒曾自先人墓塋出發,從南翔到城裡,簇擁、下拜的人連綿不絕。進城後,玄演、玄潔作助手,和黃淳耀弟兄率領吏民守城。且置備守城用的器材,疏通糧草來源,約束兵勇,制定防禦條約。

  峒曾分守首當敵沖的城牆東北面。因胃病,只以漿粥為食,白天沖冒矢石,身先士卒;晚上著短衣,騎馬巡行,撫勉士卒。清將李成棟每天派騎兵衝殺襲擊,城裡嚴陣以待,分道出擊,先後殺死李成棟的一個弟弟和數名副將。清軍驚恐詫異說:「破揚州,不過三天,過長江後,不曾遭遇過一次劇烈的戰鬥;不料嘉定這小小的縣城,守城的卻如此勇於作戰。」

  七月初一,李成棟放棄吳淞,傾巢而出,撲向嘉定。黎明時擂鼓吶喊攻城,用大炮轟擊東北角城頭。峒曾整飭兵勇,悄然無聲。當半數清軍步、騎兵過北門倉橋時,城門下面的「大將軍」炮突然轟擊,清兵落水溺死的不計其數。清兵不得已轉取婁塘,打通通往太倉的道路。初三日,合太倉清軍攻打東門。攻勢更猛,又不克;兵荷卒背水板挖掘地道,企圖穿越城牆。峒曾燒熱油和人糞灌注地道,士兵用長矛刺洞,殺死許多清兵。

  初三日清晨到初四五更,峒曾和兩子冒雨日夜率兵守衛,忽然暴風驟雨,平地積水盈尺,城東一角崩陷,城破,清兵蜂擁而入。峒曾左右侍從和鄉兵見勢,護峒曾從西門出城。峒曾嘆息:「我盡力還不能保全嘉定城救活父老子弟,大事不成就死,蓄有此念已久。出去後將再往哪裡?」揮揮手叫他們散開,獨自和玄演、玄潔回寓所後面葉池邊。玄演、玄潔求父出走,以圖再舉。峒曾說:「我死志已決,你們不要再說了!」兩子求同死,峒曾說;「你們隨我而死,並非盡孝,快些走吧。」說罷,自沉池中,未死,為清兵俘殺,年55歲。兩子同為清兵殺害。峒曾首級被李成棟植竿懸於上谷宗祠的高檐上示眾9天。

  城陷之時,黃淳耀、黃淵耀兄弟急趨城內一僧舍。「淳耀問其從者曰:『侯公若何?』曰:『死矣!』淳耀曰:『吾與侯公同事,義不獨生。』乃書壁云:『讀書寡益,學道無成,進不得宜力王朝,退不得潔身遠引,耿耿不沒,此心而已。大明遺臣黃淳耀自裁於城西僧舍。』其弟淵耀曰:『兄為王臣宜死,然弟亦不願為北虜之民也。'淳耀縊於東,淵耀縊於西。」[1]

  又據史載:諸生張錫眉解帶縊於南門城樓上,死前作絕命詞,大書褲上云:「我生不辰,與城存亡,死亦為義!」教師龔用圓赴水死,二子從之。諸生馬元調,唐昌全,夏雲蛟,婁復聞,城破亦死之。又有黃某,與清軍巷戰中「手揮鐵簡,前後殺數百人,後中矢而死」。這些「志士仁人」之死,從歷史上看,固然是其儒家「仁義」觀念的根本追求所致。但從民族興亡的高度看,這為民族生存而死之大丈夫精神,不也成為漢民族精神的組成部分嗎?城破日,侯家一同投水自殺10餘人。轎夫龔元和門童楊某也不屈而死。清兵入城後縱掠,在侯家只搜覓到峒曾先世留下來的圖書典籍和筆硯衣服。

  峒曾母龔太夫人力主抗清,當峒曾赴嘉定守城,罄盡首飾供子犒軍。峒曾守城不支時,歧曾力請年近八旬的老母避居紫堤舊宅,太夫人揮淚說:「我老而不死,倒能看到你為國犧牲!我不久將繼至,我兒,加勉!」

  峒曾著作有《江西學政全書》《納言存稿》等,1837年(清道光十七年),侯澄刻為《仍貽堂全集》;1930年(民國十九年),侯氏後人叔達與上海王培孫、海寧陳乃乾重印,改題為《侯忠節公全集》。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追諡侯峒曾、黃淳耀為「忠節」。

  [1] 見黃宗曦著:《弘光實錄鈔》,《南明史料八種》,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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