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明末圖書市場的潮起潮落

  明代的藏書往往是和讀書、編書、出書緊密聯繫在一起的，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圖書的編輯、印刷、出版、發行的產業鏈是在市民社會的需求和市場經濟發展中初步形成。這使得圖書從士大夫階層的專利和帝王專制統治政治洗腦工具的狹隘局限中解放出來，成為市民欲望追求和表達的載體，成為新思想、新文化、新科技傳播的渠道。圖書由此從被程朱理學改造後的儒家馴服愚弄老百姓，束縛天下讀書人的政治教化的產品，轉化成市民階層所需要的文化商品或者愉悅身心獲取知識的價值載體。其性質和品質發生了質的飛躍，即既有文化科技的傳播功能，又具備了一般商品的屬性，具有價值和使用價值，受到價值規律和市場看不見手的操縱。

  請記住𝐛𝐚𝐧𝐱𝐢𝐚𝐛𝐚.𝐜𝐨𝐦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如果說圖書的廣泛傳播得益於印刷術的科技創新，那麼德國文藝復興最大的亮點乃是德國人古登堡（1398—1468年）在歐洲發明了活字印刷術，推動了歐洲圖書市場的形成，打破了統治者對於圖書的壟斷，逐步形成市場，使得人類文明的成果超越時空得以傳播，這才產生資本主義最初的權益理念。而中國的畢昇（1041—1048年）早在北宋時期就發明了膠泥的活字印刷，發展到了明末這項技術完全成熟，不僅出現了木版套色的彩色印刷，而且可以靈活使用木製雕版和鉛制、銅製的活字印刷，推動了圖書生產的流程化和市場化的步伐。馮夢龍等一干底層文化人其實就是根據市場需求將寫書、編書、出書當作謀生的手段，客觀上起到了教化和引導民眾文化審美消費需求的積極作用。

  廣泛的社會需求激活了士大夫階層和底層文化人士的文學藝術創作，根據市場需求，圖書刊行由朝廷、官場的壟斷走向社會和民間，使得文化精神的傳承發展從形式到內容呈現多元化、社會化、商品化、市民化的趨勢。

  在這種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學而優則仕的讀書做官的仕途經濟被打破，不少士子走上了「學而優則商」的經商致富之路，尤其是那些文化底蘊較豐厚的官員，轉行成了書商。比如萬曆十七年（1589年）殿試狀元焦竑（1541—1620年）被授予翰林院編修，曾經是皇長子朱常洛的講官。後來主持順天鄉試時竟然錄取一些「文多險誕」的考生，也就是說這位仁兄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錄取了一些具有危險荒誕思想的異議分子為舉人，被降為福寧州同知，以後一路貶官。焦狀元乾脆辭職回到了南京老家一門心思藏書、寫書、編書、出書當起書商來了。曾經出版過《獻征錄》《澹園集》《易筌》《焦氏筆乘》《焦弱侯問答》《玉堂叢話》等十餘種圖書，編撰過《國史籍志》《類林》《熙朝名人實錄》等圖書。

  南京當時也是藏龍臥虎之地，嘉靖三十九年，明末最重要的持不同政見者李贄被打發到了留都，先是擔任從八品的國子監博士，隆慶五年（1517年）升任刑部員外郎的七品小官。繁華熱鬧的南京，八方文人云集，聚會講學之風盛行。就是在南京的六七年時間內他結識焦竑、耿定理、王畿、王艮、羅汝芳、李材等一批學者，成為王陽明學說泰州學派的重要成員，並開始寫作他的學術著作《焚書》（出版時改名為《藏書》）。萬曆五年，李贄升任正四品的姚安知府。三年後他在任期即將屆滿，可望進一步升官時卻辭職離開雲南，開始了他的著述遊學生涯。在南京期間，他的異端思想幾乎和狀元書商焦竑一拍即合，他的那部持不同政見的大作《藏書》68卷就是由焦狀元主持，於萬曆二十六年秋在南京出版，焦狀元還為他專門召開了一場讀者見面會。他的書很受青年學子們的歡迎，應該說市場前景看好。老焦同志在當時表現了極大的思想學術勇氣。一部好書的出版往往與作者、編輯者過人的膽識和勇氣分不開。這樣李贄的思想在南方諸省不脛而走，得以廣泛傳播。後來被人舉報後，書被查禁。當局也沒有過分為難作者和出版者，只是毀版禁銷了圖書。直到萬曆三十年李贄被東林黨人張問達上書彈劾，萬曆皇帝以「敢創亂道」的罪名，將其逮捕，打入詔獄，李贄不甘受辱自盡於獄中。

  而焦狀元依然當著自己的藏書家、出版家、書商。他一生勘刻了不少圖書，包括《兩蘇經解》7種60卷、《東坡集》16卷、《陶靖節先生集》8卷等。此刻的南方諸省已經形成完整的圖書編輯、印刷、出版產業鏈，能夠藉助完整的圖書流通渠道，在短時間內將圖書發行到全國。

  民間的圖書發行業已經漸成規模，在北京、南京、杭州、蘇州等四地已經形成規模很大的圖書流通集散之地。據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記載：

  北京的書市：「凡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之右，及禮部門之外，及拱宸門之西。每會試舉子，則書市列於場前。每花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每朔望之下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

  杭州書市：「凡武林書肆，多在鎮海樓之外，及涌金門之內，及弼教坊，及清河坊，皆肆達衢也。」

  南京書市：「凡金陵書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學前。」

  蘇州書市：「凡姑蘇書肆，多在閶門內外及吳縣前，書多精整，然率其地梓也。」

  如在南戲《桃花扇·逮社》一出中就描繪了三山街一家小書店的情況，這家小書店出版了復社一本被定為非法出版物的文集，老闆被魏黨餘孽逮捕，開頭店主人蔡益有一段道白：

  在下金陵三山街書客蔡益所的便是。天下書籍之富，無過俺金陵；這金陵書鋪之多，無過俺三山街；這三山街書客之大，無過俺蔡益所。（指介）你看十三經、廿一史、九流三教、諸子百家、腐爛時文、新奇小說，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連樓。不但興南販北，積古堆今，而且嚴批妙選，精刻善印。俺蔡益所既射了貿易詩書之利，又收了流傳文字之功；憑他進士舉人，見俺作揖拱手，好不體面。（笑介）今乃乙酉鄉試之年，大布恩綸，開科取士。准了禮部尚書錢謙益的條陳，要亟正文體，以光新治。俺小店乃坊間首領，只得聘請幾家名手，另選新篇。今日正在裡邊刪改批評，待俺早些貼起封面來。（貼介）風氣隨名手，文章中試官。[1]

  蔡益詳細介紹了南京圖書市場的規模、品種以及本書店所具備的出書條件。看來這位圖書策劃人對市場需求十分熟悉，也具備了一定的社會關係，在圖書編輯出版宣傳上已經開始注意了GG效益，產品很是適銷對路，只是在政治類敏感圖書的出版上違背了當局的意志，才遭到逮捕。

  在浙江湖州甚至還出現了沿水路流動往返的「書船」隨時裝運轉運圖書銷往各地兜售。書船和藏書家有往來，熟知門道和行情，常常根據藏書家需要送貨上門。

  明代末期，雖然朝政腐敗，內外戰亂頻乃，北方地區長期成為動亂之源，直至明朝崇禎朝覆滅。但是東南沿海地區，隨著海禁的開放，水陸商品交易的繁盛，社會生產力還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生產方式的變革、生產工具的創新取得長足的進步，經濟發展比較快。從明代科技巨著的出現即可看出此點，如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霞客的《徐霞客遊記》，這四部書被稱為「明代四大科學巨著」。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實證的科學研究方法；宏大的篇幅；完備合理的體例；繼往開來的歷史作用。

  封建專制體制因為本身管控能力的式微出現了一股以王陽明心學理論流傳的諸種由封建理學統攝天下向主觀內心轉化的人的主體意識覺醒的思潮，客觀上衝擊著以程朱理學為基礎的三綱五常的秩序，湧現了李贄、「公安三袁」以及明末劉宗周、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等思想家、文學家、哲學家等王學左派對於專制體制的衝擊。思想、文化的活躍，表現在士大夫階層講學結社成風，出現東漢末期「處士橫議」局面，形成對統治階級主流意識形態的制約。如王陽明在陽明學院、顧憲成等在東林書院、李贄在麻城書院、劉宗周在石簣書院、王夫之在船山學院的講學都將形成各自的學派，盛況空前，他們的學說勘刻成圖書在市場流通可以左右一時的輿論，形成為社會普遍接受的社會思潮。

  文人學者的結社成風也導致了的藉助商品流通渠道和印刷術的普及，使得新文化、新思想得到超越時空的傳播和普及，市民社會最基本的特色反映各階層利益的社會中介組織在晚明呼之欲出，這些其實都是現代政黨政治的雛形。在張居正和魏忠賢當政時期文人結社和講學之風被嚴格禁止。到了康熙朝嚴禁結社和私人講學。康熙、雍正、乾隆朝更是文字獄盛行，對於社會輿論管控更加嚴厲。明末的出版繁榮成為早期資本主義文明中的曇花一現，文藝復興掀起的小高潮，最終為清王朝政治高壓思想鉗制消失於無形。

  [1] 見孔尚任著：《桃花扇·逮社》，人民文學出版社，第18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