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少壯派高官和資深出版家

  「澹生堂」藏書名滿江左，祁彪佳繼承書香門第之香火，也喜歡藏書，但聚書不如其父所收之多。黃宗羲記其「以朱紅小榻數十張，頓放古籍，每書皆有牙籤，風過鏘然」。因讀宋藏書家鄭樵求書八法，於崇禎十二年（1639）他在寓園山莊建藏書樓為「八求樓」，藏書3萬餘卷，以收藏戲曲文獻為特色。

  祁彪佳一生的著作也很多，主要有《祁忠敏公日記》、傳奇《全節記》《蘇武的故事》等。目錄學有《遠山堂曲品》，收戲曲466種，還有《遠山堂劇品》，收明人雜劇242種，並加評論和有關資料。這兩本戲劇目錄是研究我國戲劇史的重要資料。其中《祁忠敏公日記》最具史料價值，堪稱中國古代日記體作品的典範。

  《祁忠敏公日記》全六冊，紹興修志會據遠山堂原本印行。日記起自崇禎四年（1631年）七月，止至弘光乙酉年（順治二年1645年）閏六月殉節前一天，先後十五年，首尾不缺。依生活階段的不同，分名日記為《渉北程言》《棲北冗言》《役南瑣記》《歸南快錄》《林居適筆》《山居拙錄》《自鑒錄》《棄錄》《感暮錄》《小捄錄》《壬午日曆》《甲申日曆》《乙酉日曆》。鄧之誠《桑園讀書記》稱之為「凡居官居鄉，從政為學，事親交友，無不記之。惜稍顯簡略，且友人多稱字號，今皆不識為何人」。

  以《甲申日曆》為例，記南都建國事至詳。按李自成率領農民軍入京，摧毀明王朝統治之後，四月底，史可法等人迎立福王朱由崧到南京。祁彪佳提議暫稱監國，請以金鑄監國之寶，親草蠲赦起廢二十四條。並參加史可法主持會推（即明代推舉重要官吏之制度）。

  時馬士英挾福王之名，擴張勢力，揚言「已傳諭將士，奉福藩為三軍主，而諸大臣且勒兵江上，以備非常」。而江北四鎮，若高傑、劉澤清、黃得功、劉良佐等，借迎立之功，驕橫恣肆，不允許陪都諸人，再持異議。四鎮中高傑尤鷙悍，高兵殺傷揚州之民不可數計。可法諸人為照顧大局，沉默寡言。彪佳為之苦心周旋，鑑於四鎮未參與定策，以福王暫行監國，推遲即位日期，較屬上策。藉使馬士英所用之人，轉而移之於史可法，具見苦心孤詣。日記還羅列了史可法督師，困難叢集。一如出淮陽視師，屬下親兵為高傑所分，不肯受約束；二如史可法所留京口馬兵，與浙之台兵因故哄斗甚劇烈，彪佳以情感動高傑，在替可法排患釋難。

  佳彪又記述京口諸生竭力忠孝、干城、大正三社守御，社首吳中奇、管元聲，隨祁氏到焦山視察軍事形勢，商討沿江修築軍事防禦工程。再謂顧杲系東林黨人顧憲成之侄，嘗草檄文聲討阮既總覽全書，由於作者每日及時秉筆，有不少當時發生的事實，能細大不捐地如實寫出，有關人物的言和行，一一加以和盤托出，確具日記特色，非一般史乘所能冀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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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記，都是作者對於事件、人物和自己真實感情的忠實的記載，很少有弄虛作假的可能，因而祁彪佳對於江北四鎮尤其是高傑的厭惡之情在日記中溢於言表。但是這些並不妨礙他在官場上必要的周旋。儘管雙方無論文化層次和政治品格上都不是在一個水平線上的，可以說是天壤之別，但是作為工作大局上的溝通和虛與周旋顯示了祁彪佳的器宇和胸懷，因而其人格魅力使得桀驁不馴的大軍閥也感到嘆服。

  做為文化園林的寓園，最終還是按照祁彪佳的遺囑改造成了寺廟。如果說造園是文化外在的體現，藏書、撰書、出書則是知識文化的累積和傳播，對於有文化追求的寓園主人來說是相輔相成兩全其美的事情。然而，山陰祁家在明末十七世紀中葉這場動亂中損失的不僅是一座精美絕倫的園林山莊，而且使得三代藏書大部分流散喪失。戰亂和兵燹最終毀滅了主人的造園和藏書的夢想，祁氏澹生堂藏書有一部分為明末清初的兩大學者和思想家黃宗羲和呂留良所得。

  黃宗羲是明末東林黨人著名天啟朝「七君子」之一黃尊素的大兒子，他有極強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留下了宏豐的著作和抗清復明的諸多事跡映照著他的學者和俠義兼備的人格，在中國思想史上熠熠生輝。在崇禎朝父親被平反後，追認為黃忠端公，黃宗羲就成了帝國著名的烈士子弟。他一直追隨明末大儒劉宗周教導，最終成長為著名的學者和大思想家，被稱為「中國思想啟蒙之父」。他曾經對帝國君權至上的理論，給予了嚴厲的批判。他在《明夷待訪錄》中直接高呼：「為天下大害者，君而已矣。」他指斥皇帝：「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 《明夷待訪錄》成書於公元1663年（清康熙二年），「明夷」是《周易》中的一卦，其爻辭有曰：「明夷於飛垂其翼，君子於行三日不食。人攸往，主人有言。」所謂「明夷」指有智慧的人處在患難地位。「待訪」，等待後代明君來採訪採納。《明夷待訪錄》顯然有著對於明亡清興的反思性質。因此，對於從秦到明封建的現狀給予深刻剖析，批判的鋒芒直指帝王專制主義，打著托古改制的旗號，披著夏、商、周三代外衣的明君賢相理想的治理模式首次提出對於君權的制約等民主理想萌芽。

  《明夷待訪錄》計有論文21篇。《原君》批判現實社會之為君者「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實乃「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之責任，乃「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原法》批評封建國家之法，乃「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學校》主張擴大學校的社會功能，使之有議政參政的作用，說：「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為是非，而公屬是非於學校」「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於學校，而後設學校之意始備。」黃宗羲所設想的未來學校，相似於近代社會輿論中心和議會的機構。

  黃宗羲雖然沒有從根本上否定君和臣的設置，但主張君主開明立憲制，加強平等因素，擴大社會對執政者的監督權力，有近代民主政治的思想。這種思想並非受西方文明的影響，而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發展出來的，因而更加可貴。

  這說明明末儒家中的先知們對專制皇權的反思達到了新的高度，顧炎武認為「人君之於天下，不能以獨治也」[2]，與儒家的共治主張一脈相承；明代廢相後君主專制產生了諸多政治惡果，為限制君權，應當「公其是非於學校」，使「天子亦遂不敢自為是非」[3]。黃氏設想中的「學校」，已具有近代議會的功能；同時代的王夫之甚至提出了「虛君立憲」的構想（嚴格來說，稱其為「構想」並不準確，因為王夫之認為這乃是「三代」已有的古法）：「預定奕世之規，置天子於有無之處，以虛靜而統天下」，「以法相裁，以義相制，……自天子始而天下咸受其裁。君子正而小人安，有王者起，莫能易此。」[4]如果說西漢董仲舒試圖用來約束君主的「天道」多少有些縹緲，那麼船山先生構想的「預定奕世之規」，顯然已有了「立憲」的意義。只可惜，明室已傾覆，明儒的君憲思想沒有獲得去指引建立一個君憲政體的機會。迅速崛起的清王朝，所恢復的是專製程度比朱明王朝有過之而無不及，也是從打著儒家旗號的程朱理學中挖掘出的從人心到行為的控制。漢末明末出現的以書院和從太學到縣學那種「君王不作，處士橫議」的輿論多元，直到清末封建統治式微又重從新出現，最終形成後來的社會文化政治變革的先導。

  黃宗羲死後《明夷待訪錄》一直被清代統治者列為禁書，不得公開刊刻出版。在書開篇中公開闡述了人類設立君主制的目的：「使天下受其利」「使天下釋其害」，也就是說，產生君主是要其擔負其抑私利興公利的責任，基本是儒家天下為公的理想主義說教，是先秦傳說中期待的堯舜之世「公天下」夢想。儒家的教義之中，尤其是孟子學說中的「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給他的學術帶來諸多的啟發，儘管孟子的思想在他生前從來不為君王所重視，死後也只是存在儒學的經典中作為招牌，現實的君主專制統治實踐中從來就未有實踐過，不過黃宗羲還是願意以此為參照而對當下的現實提出自己的改良主張：「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畢世所經營者，為天下也。」然而後來的君主卻「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益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並且更「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為大私，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至子孫，受享子孫。」這就是封建專制王朝打江山者坐天下的以圖江山社稷永繼的「家天下」本質。[5]這部書受到清朝統治者的查禁，直至清末才重見天日，受到譚嗣同、梁啓超等人的重視和讚許。康有為等人也是打出托古改制的旗號提出一系列改良主張。

  黃宗羲以帝國烈士遺孤特殊身份表達的對於他無限忠於大明的拳拳之心並不能挽救帝國覆亡的歷史趨勢，最終他只能在無奈中追隨著帝國覆滅的灰燼進行了最後的抗爭，抗爭失敗後成為真正的遺民躲進了鄉野。面對滿清政府的徵召拒不應聘，避居鄉野安心著述他不是第一次，當年作為烈士子弟面對先皇的恩蔭尚且不屑一顧，更何況是家國不共戴天的敵人。他更是懷著義不事秦的大義著述立說，終成一代思想大家。

  黃宗羲嫉惡如仇、勇毅果敢，曾赴京為父申冤，在審訊閹黨廠衛頭目許顯純時，身懷利錐，將在公堂受審的老特務頭子刺得渾身鮮血，嚎叫不止。當晚有閹黨分子李實托人帶三千兩黃金企圖賄賂黃宗羲，被他嚴詞拒絕，並草擬奏章揭露李實企圖賄賂他的行徑。最終許顯純、李實均被處斬。黃宗羲緊追逆賊幫凶不放，追蹤殺害其父兇手，最終將葉咨、顏文中兩名獄卒用利錐刺死在獄中，總算報了父親當年受酷刑而死的大仇。

  崇禎皇帝聞聽黃公子義舉，非常佩服，第二天即將他招到御前接見，稱讚說：「卿少年有為，為父報仇，為國除奸，有功社稷。」後來清兵南下入魯監國幕，出任兵部職方主事，組織「世忠營」誓死抗清，指揮「火攻營」渡海抵乍浦城下，因力量懸殊兵敗撤退。清軍占領紹興，與王翊殘部入四明山，駐杖錫寺結寨固守，又因清廷緝拿，避居化安山。曾與阮美、馮京第出使日本乞兵，渡海至長崎島、薩斯瑪島，未成而歸。事敗後在家鄉隱居，曾經多次被清廷通緝，仍捎魯王密信聯絡金華諸地義軍，派人入海向魯王報清軍將攻舟山之警。入清之後，據不出仕，在家著述講學，終成一代學人。

  祁家的另一部分藏書為崇德學者呂留良所得。呂家藏書頗富，清初，祁氏「澹生堂」藏書散出，爭購者頗多。當時黃宗羲在石門講學，他與黃宗羲為爭購祁氏圖書而不和，他得書3000餘冊，精本亦多。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遺書記》記其故事甚詳。家有藏書樓為「不遠復堂」「二妙亭」「天蓋樓」「南陽耕釣草堂」「風雨庵」「講習堂」等。這位呂先生也是明末清初反清復明的大名人，中國歷史上著名思想家、大學者、詩人和時文評論家、出版家。浙江崇德縣（今浙江省桐鄉市崇福鎮）人。呂留良與侄兒呂宣忠（長留良四歲）於順治二年（1645年）散家財召募義勇，與入浙清軍抗衡。兵敗後隱居行醫。他雖於清順治十年（1653年）改名光輪，應試得諸生（秀才），但一直與堅持抗清的張煌言等保持聯繫。呂留良去世後，其弟子及曾靜等人崇奉留良其說，為其廣為傳播。後來，曾靜策動川陝總督岳鍾琪反叛，被告發下獄，牽連到呂的學生。呂留良死後，雍正十年被剖棺戮屍，藏書和著述亦多被焚毀。子孫及門人等或戮屍，或斬首，或流徙為奴，為清代帝王所掀起的第一波文字獄之首先罹難者。

  雍正在《大義覺迷錄》痛罵呂留良：

  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呂留良於我朝食德服疇，以有其身家，育其子孫者數十年，乃不知大一統之義！

  於順治年間應試，得為諸生，嗣經歲科屢試，以其浮薄之才，每居高等，盜竊虛名，夸榮鄉里……按其歲月，呂留良身為本朝諸生十餘年之久矣，乃始幡然易慮，忽號為明之遺民。千古悖逆反覆之人……

  惡狠狠的話語中潛藏著「吃我皇家之飯，竟然砸我皇家之鍋」的意思。那時候自然沒有納稅人的意識，封建帝王由此意念當然不足為奇，因此呂留良此類忘恩負義之大逆不道之徒，只有剖棺戮屍，夷滅十族，方解心頭之恨。這很能使人想到大明初年明成祖對待方孝孺等建文諸臣的殘酷，開國時期的強勢帝王在剷除異己方面都是毫不留情的。

  祁家的三代藏書就這樣在時代的烽煙中煙消雲散了，歷史中僅僅留下許多藏書、著書、出書的故事，成為中國藏書、出版史上的一段佳話。其實明末是中國王朝的沒落時期，統治在禮崩樂壞的現實中變得鬆弛和漏洞百出，各種思潮也就如同管涌一樣四泄而出，逐步形成思想解放中的一座高峰。

  [1] 見陳左高著：《中國日記史略》，中國書籍出版社，2016年，第71、72頁。

  [2] 顧炎武著：《日知錄·卷六·愛百姓故刑罰·中》。

  [3] 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原君·學校》。

  [4] 王夫之著：《讀通鑑論·卷十三、卷三十》。

  [5] 見黃宗羲著：《明夷待訪錄·原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