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往來雲泥的攪局者張溥

  一、庶出子到大學者的華麗變身

  中國的科舉制度作為官僚體制通過考試取仕為朝廷選拔人才的一項制度，自隋唐創立以來在明代逐步完善，一直沿用到清末帝制的徹底覆滅。古代中國的所謂知識分子是指以儒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孔孟學徒，通過科舉考試進入統治集團參與對於天下的管理。因而在讀書人心目中往往存有一份「以天為己任」的情懷和理念。讀書的目的就不僅僅在於增長學問，而在於「學得文武藝，售於帝王家」，從本質上上說就是參政、議政、執政、施政，最高境界就是成為最高統治者——帝王的老師，以藉助天子之威，影響整個國家的政治大局。

  於是儒家的個人修身養性就和政治緊密結合，不再僅僅是個人學術上的追求，而演變為統治集團施政的國家追求。個人已然如此，由讀書人所組織起來的社團更是不可避免地與政治相結合，他們提出的政治主張就遠遠超出個人，企圖影響乃至操控整個朝廷的政治局面，乃至於形成干預政治，擾亂政治的強大社會勢力，成為朝野政治的反對派。這在中央集權強盛時期，就成為忌諱遭到強行鎮壓驅散，比如張居正秉政時期，開設民間書院的自由講學和公然結社都是不被允許的。清朝初期鑑於明朝覆亡的教訓，也嚴格禁止私人講學和結社議論政治。

  明末禮崩樂壞，內憂外患，已經完全無暇顧及結社講學之風，結果形成了一個結社的高潮且漸之做大做強，竟然能夠左右朝廷的人事任免和大政方針的施行。這裡不能不談到一個往來雲泥之間的社團領袖，被稱為亂世攪局者的張溥及其麾下復社，前面所提到的「明末四公子」皆為復社骨幹。

  這些人職位不高，但是往往能夠操控輿論，又是站在儒家道德信條的至高點上成為臧否人物影響施政的正義標杆，有時甚至成為和帝制本身相抗衡的力量。如果說明末的東林黨僅僅是一些朝廷篤信儒教的「清流」不自覺的幫派，那麼延續到後期的復社等宗派就是有組織的社團，具備了現代政黨尤其是反對黨的雛形，在社會產生廣泛的影響力，從而直接影響到朝堂官員的任用和大政方針的制定施行。

  張溥（1602—1641年），字天如，號西銘。直隸太倉（今屬江蘇）人。其父張翊之為太學生，伯父張輔之為南京工部尚書。張溥自幼聰明好學，每天讀書數千言，所讀之書必用手抄，抄完誦讀，讀完用火焚毀，再抄再讀，反覆多次，直到記熟能背誦為止。《明史》上記有張溥「七錄七焚」的佳話。他抄書抄到手指和手掌握筆處磨出了厚厚老繭，冬天手凍到手背發皴，每日在溫水中浸泡數次，依然堅持讀書、抄書不輟。後來他的書房題為「七錄齋」就是暗寓了他少年時代發憤苦讀的情形。在苦讀中，他的學問與日俱增，到他考取秀才時，已經是學貫經史在當地很有些名氣的學者了。與同鄉張采齊名，合稱「婁東二張」。[1]

  據當時的江南大儒陸世儀在《復社紀略》中記載：

  翊之子十人，溥以婢出，不為宗黨所重，輔之家人遇之尤無禮，常造事，傾陷於翊之，溥灑血書壁曰：「不報仇奴非人子也。」奴聞而笑曰：「塌蒲履兒（庶出子）何能為。」溥飲泣，乃刻苦讀書，無分晝夜，嘗雪夜已就寢，復興，露頂坐而曉，因身體虛弱鼻子經常出血。

  也就是說這位明末的奇才張溥雖然出生在官宦家庭，但因為是小老婆生的，在家族中的地位並不高，常常受到族人的欺凌，甚至其是大伯家的僕人也能羞辱他，這使他反而如同韓非子、司馬遷那般發憤苦讀，發誓要報當年被羞辱的仇恨。他屬於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的幹大事者，他的所謂大事業並不在朝堂，而是在民間形成一股和朝廷相抗衡的知識分子勢力，用之左右社會輿論，形成一股對朝政的干擾制約力量。

  這其實也是市民社會形成中新興階層對於介入朝政的政治訴求，屬於政黨政治的初始階段。在社團組織未能變身為黨團組織時，它對於專制朝堂皇權壟斷的威脅是實實在在存在的，因為這個社團的組織人員很多都是文化程度很高的讀書人，並有相當的官宦和鄉紳的家庭背景。

  

  張溥和張采並非等閒之輩，均為飽讀詩書，且具卓約組織能力的青年才俊。張溥在崇禎元年（1628年）作為諸生中的優秀者拔貢進入北京國子監讀書。這時他的好朋友也是當年應社社友的張采考中進士，被授予江西臨川知縣，於是「婁江二張」名噪京城，成為名士。《明史》記載：「溥詩文敏捷，四方有求索者，不起草，對客揮毫，俄頃立就，故名高一時。」

  明朝末年，文人結社蔚然成風。一些志同道合的讀書人互相約集，以文會友，定期活動，目的大多數是為了在一起揣摩制義，研究八股文，到天啟朝和崇禎初年，文人社團幾乎遍及大江南北。如浙江有聞社和莊社，浙東有超社，武林（今杭州）有讀書社，江西有則社，江北有南社，松江有幾社，中州有端社，萊陽有邑社，歷亭有習社，人數較多的還有湖北的匡社、黃州的質社，等等。而在蘇州一帶，名聲和影響最大的當屬張溥所組織的應社，這些遍布大江南北的文人社團正是復社的前身。

  [1] 見《明史·列傳一百七十六》，線裝書局，第156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