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青史誰人鑒曲衷

  《憶語》文字典雅，情致莊重，記敘客觀，細節真實生動，情感誠摯委婉，是明代小品文的典範。

  

  冒辟疆在《憶語》開篇就說[1]（筆者已譯成白話）：對於美好女子的愛，產生於和她的親昵行為，有了親昵的交往，對於一切也就有所修飾了。緣於這樣的愛用修飾和誇張的筆墨來寫的可愛之人，天下就少有真的可愛者。況且豪門深院內室的屏風流光溢彩，憑著文人的生花妙筆精心描摹想像，麻姑獻壽和洛水女神臨波的故事就幻化而出。更有好事者藉助繆篆詩詞韻律妄談聚散離合愛恨情仇，使得西施、薛濤、卓文君和洪度等美女、才女似乎家家閨閣之中皆有，這其實是誇大之詞，只是文人貪圖虛名的惡習而已。

  在他而言，也就是儘量避免文人為了自己心愛之人誇誇其談，以美麗的辭藻和誇大其詞的筆墨掩飾事實真相的陋習，而寫出自己和董小宛甚至包括陳圓圓在內這些可愛女子的真實交往。

  通過冒襄這些近似於生活本色和浸透著真實情感的美好回憶，才使我們看到了明末那些被視為國家棟樑和精英的復社文人學士真實的情感生活的兩面性，看到生活於專制社會的一代絕色才女在大社會的變革時期，在禮崩樂壞的現實中，被官僚統治集團在肉體上玩弄，在精神上毒化奴化，最後走進灰暗歷史，被吞噬的悲劇性命運。其中，可以透視出她們在品性上的純良和精神世界對於美好生活的嚮往和追求。

  明代是個很奇怪的社會，是男女性愛觀念極其錯亂的時代。在時代的大變革時期，生產方式的變革促進了生產的發展，資本主義的萌芽隨著城市工商業的發展逐步壯大。市民社會的發展使得社會文化、思想和價值追求均呈現多元的傾向，以程朱理學為基礎的舊價值觀在專制統治者的強調下成為科舉取士的標準，官場道德衡量的標杆，「從天理滅人慾」的官學理念作為統治者提倡的主流價值觀滲透到社會各個層面，因而顯得成熟乃至到達頂峰，禁慾的理論達到了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滅絕人性的地步。社會上節烈風氣盛行，家訓、閨範種種戒律，版本眾多。

  然而事物發展的極致必然要走下坡，成熟的果實開始腐爛變質，主要體現在統治者自己主張推行的價值觀，自己並不準備實行，就成為某種虛置的偽道學信條而完全的空殼化懸空虛置。在實際生活中各個層面完全失去了規範人性和人心的作用。

  反之，縱慾之風在統治階級上層和作為社會精英的知識分子士子以及新興商人階層中大行其道，各種色情小說和春宮畫冊在社會上泛濫成災，娼女孌童充斥各種文化娛樂場所，服食春藥，玩弄金蓮，官員士子的狎妓嫖娼視為風雅，青樓文化成為時尚，風靡一時。

  人們在帝國政治黑暗的夾縫中尋求各種肉體的刺激和欲望的釋放，來填補精神的空虛和理想信仰的失落。禁慾與縱慾並存的矛盾激發碰撞激發出種種光怪陸離的現象，組合成整個時代的奇怪光譜，人們的意志和興趣往往會為之誘惑和挾裹，而陷於某種失去理性的瘋狂。

  大約在正統和成化年間，經濟的恢復和財富積聚使得社會逸樂風氣開始抬頭，兼之於陽明心學理論的流行，文人學士和官員們在思想上受到極大的震動。作為專制帝國統治思想基礎的程朱理學藩籬開始鬆動，從朱熹的「性即理」「即物窮理」「格物致知」到王陽明的「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思想，其中的變化顯然是注重喚醒士人的主體意識的功能。「當士人桎梏於訓詁詞章之間，驟然聞良知之說，一時心目具醒，猶若撥雲霧而見白日，豈不大快！」（見顧憲成《小學齋雜記》卷四）加上王學左派的助推和李贄「童心學派」、公安三袁「性靈學派」的崛起，出現了一批詆毀孔孟，離經叛道的高揚個性解放大旗的思想家、文學家、藝術家。

  以公安「三袁」為代表的士大夫群體所倡導的適情任性、無所拘束的生存態度則顯示一種自覺的、積極的的人生觀。配合三袁的「疏渝心靈，搜剔慧性」的文學主張，他們在生活上也彪炳「率性為道」，以情反理的價值原則。兩者互相結合，互相依持，且與當時的蓬勃生長的市民意識遙相呼應，匯成了一股追求個性解放的啟蒙思潮。[2]

  人們長期被壓抑的欲望從沉悶的束縛中掙脫出來，在文學領域人慾取代天理，人的天性張揚取代對於個性束縛，直接衝決了皇權專制對於市民自主平等意識的扼殺，因而造成了晚明社會再次出現春秋戰國時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文藝復興局面，文化戲曲藝術的創作形成高潮。這些局面的出現還在於帝國內憂外患矛盾的交織無暇顧及對于思想領域的控制，文字和學術管制相對寬鬆，尤其是以南京為中心的東南一隅東林講學、復社文人集團的興起，對於朝政起到極大制約作用。

  大潮湧動，難免泥沙俱下，糾枉過正的結果是導致了晚明社會的人慾橫流，在紙醉金迷中貪圖女色或者男風的肆意享受，人性墮落，士人噱談性情，以縱情逸樂為風流，社會上狹邪小說泛濫，春宮畫、褻玩用品及春藥公開在市場流行，青樓妓館生意一片興隆。這是一場王朝末路前期的性慾濫觴的狂歡。可惜復社士子的優秀代表「四公子」及其哥們兒以及他們的東林老前輩「江左三大家」均是這場狂歡中饕餮的著名食客，他們在盡情享受著這場秀色可餐的宴席時，帝國也在他們狂歡中灰飛煙滅。他們只能在詩文中咀嚼著往日的悲歡。而那些「才自精明志自高，生於末世運偏消」秦淮八艷們，也一個個悲劇性走進帝國的夕陽，人們看到的只是她們蒼黃淒涼的背影。

  那抹落日餘暉見證了她們的最後的輝煌，實在是和她們所處的詩酒風流的文學氛圍和水墨江南的地理環境以及思想政治中心有關。這些人文傳統和地理因素不能不影響到她們的性格塑造和對於人生的選擇乃至價值觀的追求。

  明代江南的名妓層出不窮，才藝兼美，一方面在於地方六朝煙水地、十代帝王洲的繁華旖旎山水養人，文風薰蕕，鍾靈毓秀所導致；還在於相對於北京而言南京作為留都還是帝國人才的儲備庫，每三年一次的江南鄉試六省士子云集，成群結隊去秦淮河邊尋花問柳的習俗相關。平時留都的閒散編外官員很多都是閒雲野鶴，很具有有獨立思想藝術天分的學者、藝術家，他們和名妓的交往，使得南方的脂粉氣中混雜了更多的文化氣息。有時還是持不同政見政治失意者貶謫和流放的大本營，比如東林黨人和後來的復社名士們，個個都是文章高手加上風月場中採花老手的身份，使他們特立獨行的人格和思想及價值取向不可能不影響到他們女性朋友，對於國家大事和民族氣節的判斷和選擇。有的在人品和情操上甚至超過她們的男性朋友，比如柳如是、李香君、葛嫩娘、李貞麗等無不以巾幗勝出鬚眉的聲譽青史留名。正如陶慕寧在《青樓文學和中國文化》一書所言[3]：

  妓女日與名士相處，習名士之所習，投名士之所好，因名士之榆揚而蜚聲遐邇，故多能詩善畫，即才力不逮者，亦倩筆於人，以增身價。陳寅恪先生在《柳如是別傳》第三章中論及河東君才藝時云：

  河東君及其同時名姝，多善吟詠，工書畫，與吳越黨社勝流交遊，以男女之情兼師友之誼，記載流傳，今古樂道。推原其故，雖由於諸人天資明慧，虛心向學所然。但也因其非閨房之閉處，無禮法之拘牽，遂得從容與名士往來，受其影響，有以致之也。[4]

  明代中葉以後，北方陷於戰亂。戰爭導致對於生產力的大破壞，經濟頹敗，民生凋敝；戰爭導致賦稅增加，官逼民反，陷於一片戰火之中。東南地區工商業經濟繁榮，城市娛樂生活豐富多彩，國中上恬下嬉，競尚浮華。名士縉紳，無論居廊廟，處江湖，大都流連風月，陶情花柳相矜詡，江浙一帶，為六朝金粉遺蹟，聲伎之勝甚於他處。南都「游士豪客，兢千金裘馬之風，而六院之油檀裙屐，浸淫雜於閭閻，膏唇耀首，仿而效之」。[5]陶慕寧認為，這正是崇禎一朝江南聲妓迴光返照的時期，其酣歌醉舞，沉溺流連之狀，如同萬曆年間，又超過萬曆年，實際已經開啟了帝國敗亡之門，同時卻也是新時期曙光來臨的時刻，啟動社會思想改革的開始。[6]

  也就是說，遠離帝國心臟的留都一隅，名士與妓女的交往，卻曾經出現過接近現代意義的男女文化，這種文化近以南方士人的個性舒張和吳越名姝的卓越才識為基礎，遠以明季資本主義萌芽和市民的平等要求相呼應，構成對封建名教綱常等級的強烈衝擊。當然我們並不能將那些名妓從良後作為達官貴人的小妾，視為婦女解放的先聲。她們只是立足於妻妾制度基礎上的不平等婚姻的受害者，以女性被冷遇、被圈養、被奴化、被馴化的羔羊或者錦雞，不過是某些文武大員及其子弟們在婚姻之外尋求某種另類情趣刺激或者發泄性慾的對象而已。本質上還是權色錢色交易的結果。

  因為即使是顧眉、柳如是、董小宛、葛嫩似乎和諧的婚姻，也是立足於封建男尊女卑的妻妾制度之上的，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這些所謂從良的女性，必須遵循建立在禮教基礎上的家規、婦訓成為封建專制等級尊卑體制中循規蹈矩的奴才，才可歸為良家婦女，這也是她們苦苦追求而自覺自愿所爭取的歸宿。當然只能是誠如魯迅先生在《娜拉走後怎樣》所預言的那般：要麼墮落，要麼回來。

  也就是說，娜拉出家庭小樊籠，而入社會大樊籠，那麼歸宿只能墮落，也即當娼妓。反之，秦淮名姝是娼妓，所謂的從良，只是從被社會權勢階層人人可褻玩的名妓，而到被一人所包養專寵的小妾，則被認為是從出社會大樊籠到入家庭小樊籠，所謂不墮落，就是跳出娼妓的火坑，回歸良家婦女的角色。充其量也只是成為以男性君權到夫權專制社會體系中去。回歸社會細胞——家庭，成為大家族中主人有文化的私人秘書加整個家庭的忠心不二的奴僕。最終如同柳如是為整個錢氏家族的財富而自殺，如同董小宛在二十八歲的年紀因為對於夫君及其家庭的照顧而身染沉疴，積勞成疾，猝然早逝。這難道不也是人生的悲劇。而陳圓圓則更是在整個集權專制體制下，變成了「成王敗寇」王朝循環體系中所沉淪的犧牲品。

  誠如魯迅先生《狂人日記》所言：

  我翻開歷史一查，這歷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裡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

  [1] 《明清小品選刊·影梅庵憶語》，嶽麓書社，1991年，第1頁。

  [2] 陶慕寧著：《青樓文學和中國文化》，東方出版社，1993年，第161頁。

  [3] 陶慕寧著：《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東方出版社，1993年，第172頁。

  [4] 陳寅恪著：《柳如是別傳（上）·第三章》，三聯書店，第75頁。

  [5] 見顧起元著：《客座贅語·卷一·風俗》，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27頁。

  [6] 陶慕寧著：《青樓文學與中國文化》，東方出版社，1993年，第17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