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由應社到復社的超級轉變

  明末的文社多得難以計數，但是最後千流歸滄海被組合成了最大的跨省超級大社團——復社，其發起組織者就是張溥。應社前身是蘇州拂水山房社成立於萬曆末年，到了天啟四年（1624年）應社正式創立，開始時僅有十一人：張溥、張采、楊廷樞、楊彝、顧夢麟、朱隗、王啟榮、周銓、周鍾、吳昌時和錢旃。在應社成員中張溥顯然是核心人物，他不僅是應社發起人，而且是應社指導思想的確立者。

  該社遵循的正是張溥一貫主張的——尊經復古。「應社之始立也，所以志於尊經復古者，蓋其志也。」這使得應社和那些以切磋、練習八股文為主要目的的文社有很大不同。儒家的「五經」是其治學重點，社中成員分工合作，由二三人主研一經：楊彝、顧夢麟主研《詩經》，楊廷樞、吳昌時、錢旃主研《尚書》，周銓、周鍾主《春秋》，張采、王啟榮主《禮記》，張溥、朱愧主《易經》。這樣數人專一經，每月有會講，揚長避短，優勢互補，則不久每人對「五經」皆可貫通，而各人所專之經，更能精深獨到。這種集體治學、分工互助之法是應社的獨創，效果頗佳，故其成員後來多有學術研究成果問世。

  應社之人雖以研經論文為主，但並非只知死讀書的書呆子，他們非常關心國事，關心現實，喜歡裁量士風，譏議朝政，針砭時弊，在士人中大力提倡氣節，並且身體力行。天啟六年三月，當閹黨派出緹騎逮捕東林黨人周順昌時，應社成員楊廷樞首先倡議並率領士民幾千人謁見巡撫毛一鷺要求上疏申救，並和同社成員徐汧一起號召義捐為周順昌送行。在他們的倡議率領下，吳地百姓為正義所激，奮起痛毆緹騎。後五位義士被捕且遭殺害，張溥為之寫下《五人墓碑記》，以表彰其激昂大義，蹈死不顧的英雄氣概。文章寫得慷慨悲壯，極富感染力，很快流播開去，張溥聲名雀起，成為敢於對抗閹黨邪惡的吳地名士。

  應社人士的學術成就和發揚正義的舉動，使其威望越來越高，影響越來越大，請求加入應社的人越來越多，有些地方的學社還請求併入應社，如吳應箕和徐鳴時所領導的合七郡十三子而成的匡社、安徽的南社等等。應社中人正好也想推廣傳播自己的主張，樂於吸納新成員，聲應氣求，於是應社的勢力漸漸擴大，到後來就有了江南應社和江北應社之分，組織已經具有相當規模。

  復社正是在擴大了的應社基礎上，聯合了星羅棋布於全國各地的文社而成。在復社的創立上，充分顯示出張溥的非凡的感召力和卓越的組織領導能力。還在復社成立前一年——崇禎元年（1628年），張溥恩貢入京，進國子監就讀，就曾組織過一次大會，是為復社成立的預演。由於他的威望，各地來的貢生爭相與他結識，而他也廣交朋友，並趁勢聯絡眾貢生召開了成均大會（成均，國子監別稱），以便造成聲勢，更有力地宣傳自己的思想。

  

  張溥認為，大明朝以經義選取天下士，已近三百載，學者應當闡揚儒家經典的精妙含義，為國家服務。可是現在的情況卻是公卿不通六藝，年輕學子不深入讀書，只知道揣摩八股文，以求僥倖獲取一第。難怪卑鄙齷齪之行，多半都是士人所為。他又說，今新天子（指崇禎皇帝）即位，親臨國子監講學，力求大變民風。我們生當其時，應當盡一份力。「遵遺經，砭俗學」，使明朝學術，像歷史上的聖明之世一樣隆盛，責任就在我們肩上。他還與貢生們將上述想法寫成宣言，以申明志向，布告四方。

  張溥這一舉動實在大膽而出格，在明朝歷史上絕無僅有，在以往的歷史上也非常罕見。要知道公然聚眾集會本身就是對於中央集權體制的挑戰，向來為統治者所忌諱，為首者往往禍起不測，輕者禁錮，重者殺頭。但是這次張溥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的狂妄舉止竟然沒有惹來任何麻煩，這是因為當時政治氣氛的寬鬆，崇禎皇帝剛剛登基，果斷迅速地處理了作惡多端的閹黨集團，公布其罪行，追究其黨羽，並大張旗鼓地為東林黨人平反昭雪，重新啟用遭受閹黨迫害的正直之士，呈現出令人振奮的政治清明局面。崇禎帝當時頗想有一番勵精圖治的作為，所以能夠廣開言路，一反天啟朝的高壓統治，顯示出政治上的寬鬆局面。

  張溥正是看準了這一態勢，召開這次大會。另外在演講中公開讚美新朝天子，號召貢生們為新朝效力，絲毫也沒有違逆當政者的意圖。因此，這次聚會被統治者所容忍。經過這次不尋常的大會，張溥名滿京都，在京的名卿大儒，以及原遭閹黨斥責的，剛剛被啟用的官員都願意折節與其相交。[1]

  有了成均大會這次成功的嘗試，張溥的膽子更壯了，他開始籌組復社。準備整合全國幾十個先後組織起來的文人學社為一超大型學社。一時百鳥爭鳴，鬧鬧哄哄，喧鬧非凡。大家以文會友，因緣際會最終大聯合組織成了超大型社團——復社。

  早期的知識分子的文學社團原為應對科舉而設，除了「詩酒文會」的風雅習俗外，更大的動力在於對功名利祿的追求，是科舉考試制度下的產物。明代的科舉考試項目是八股時文，於是人人學做八股文。

  首先，是選擇良師，拜師受業得道而科舉有成。比如明代著名詩人太倉吳偉業拜的就是張溥。雖然他們的年齡只相差八歲，而張老師的見解堪稱領時代潮流，使少年才子吳梅村不得不佩服。張溥不僅學識過人，而且見解超群。當天下士人汲汲於功名，皆以揣摩鑽研八股文為第一要務時，他卻敏銳地看出明朝近三百年以八股取士的嚴重弊端。士人把畢生精力消磨於空虛無用的八股文，治學的目的只是為了科舉，只需熟讀宋代朱熹所注的《四書》，善於揣摩題意，迎合當時文風，就有希望高中舉人、進士。但這樣訓練出來的讀書人往往不通經史，不懂經世濟民，難以獲得真正的學問。這樣的人一旦為官，好的迂腐呆板，難以盡責盡職，壞的便只知曉逢迎上司，敲剝百姓，聚斂財富，害國害民，成為一心追逐權勢的無恥之徒。

  張溥認為，要改變這種狀況，療救的辦法只有復興古學，引導士人認真研讀儒家「六經」，以明道修身為目的，去尋找和實踐真正的儒家精神，同時也創導廣泛學習歷史與其他各種學問，追求真才實學，從而達到挽救世道人心、致君堯舜、救民於水火之目的。[2]當時張溥師門是很不容易進的，四方聞其名，欲拜他為師者甚眾，因此他擇徒標準非常嚴格，不問窮富，先獻上文章，不中意的一概拒之門外。太倉鄰縣嘉定有一富家子弟，一心想拜張溥為師，自知文章淺陋拿不出手，就偷出吳偉業在書塾中的習作數十篇，投給張溥。張溥讀後大驚，後來得知是吳偉業所撰，不由自主讚嘆道：「文章正印，其在子矣。」於是主動將吳偉業請到家中，收為弟子。（見陳廷敬《吳偉業先生墓表》）拜張溥為師是吳偉業童年最為重要的一件大事，自此他直接受到張溥的教誨和影響，得以親眼見到老師手抄的《周易註疏大全合纂》《尚書註疏大全合纂》《四書註疏大全合纂》等書，感受到老師治學的勤苦。他更加自覺地拋棄了把八股文作為學問和敲門磚的狹隘治學門徑，更加注重追求「通今博古之學」，廣涉經史子學，從而打下了堅實的學問基礎。另外由於張溥的關係，他的交遊範圍逐步擴大，名字逐漸為人們所知。

  其次，是廣泛結交天下英才，互相幫襯扶持。拜師和交友兩者不可或缺，成為躋身科舉之路不可或缺的雙輪。拜師固然可以學到為文的方法，寫出合乎考試要求的八股文章，但要了解時下的流行和風氣卻非結交許多朋友不可。大家借著文會來「揣摩風氣」，影響大的則可利用文會來影響帶動社會風氣，於是文社的組織也就逐漸成形，並且與經濟利益掛鉤。這就使勘刻發行八股教學輔導用書的出版業興盛起來。而「八股文選本」也就成為人手一冊的「教科書」。出版這些選本的書商，當然大發其財。書商文化水平有限，必然要禮聘一些八股名家主持文章的選擇和編輯工作，這些八股名家往往是當時名聲顯赫的文章魁首——文社社長。他們本身所擁有的名望使之有相當社會影響力和廣泛的群眾基礎，這些都是潛在的忠實讀者群體。而一旦有社友科考及第，身價便大漲，搶購這些名士選本的人數必將大大增加。這些現象發展到了明末，因為經濟的衰退，讀書人的出路越來越窄，便只能一窩蜂地擁擠在科舉路上去走終南捷徑，文士結社的風氣越演越烈。

  崇禎二年（1629年）在北京讀書的張溥回到家鄉太倉。吳江縣令熊開元仰慕張溥名氣，邀請他到吳江講學。吳江許多富家子弟都來向他學習，無不以能夠名列張溥門牆以為榮幸。比起太倉吳江經濟更加發達，地理位置適中，交通更加便利，張溥很想利用這些便利條件，在這裡召開一次全國文社的聯合大會。這個想法得到吳江縣令熊開元的支持和當地巨富吳?的慷慨資助，於是他派出小弟兄孫淳四方奔走聯絡，開始整合星散各地的文社力量，復社第一次大會終於召開。因在郭巷尹山召開，史稱「尹山大會」。張溥發信廣邀文友參加，聲勢造得很大，與會者十分踴躍。「遠自楚之蘄黃，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寧國，浙東之山陰、四明，輪蹄日至。比年而後，秦、晉、閩、廣多有以文郵致者。」這一大會以應社成員為骨幹，將松江幾社，蘇州羽朋社、湖北匡社，浙西聞社、莊社，浙東超社，江北南社，江西則社等一大批文社合併，以「興復古學」為號召，成立復社。

  一時間，江、浙、皖地區名彥畢至，參加的人多達近700人。張溥親自製定章程和入社誓詞作為該社的宗旨和行動綱領。他在演講中提出兩個口號，一是復興古學（復社之「復」主要取義於此），二是致君澤民。前者是手段，後者是目的。也就是說復社要通過對於古學的提倡和發揚，來挽救日益衰頹的文風和世風，改變日益腐敗的吏治，有利君國，澤惠百姓。很顯然這些口號不僅僅是限於治學，而是有著相當強烈的政治目的了。在集會上張溥還確立了社規，制定了課程，「又與各郡邑中推擇一人為長」，主持召集、聯絡和督察社紀，開始有了初期政黨組織形式和架構模式。

  尹山大會的聲勢震動朝野，復社之名也迅速傳遍四方，不久「遠自楚之蘄、黃，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寧國，浙東之山陰、四明，紛紛要求加入復社，更遠的秦、晉、閩、廣等地也有很多人寄來文章。四方之士皆以不能加入復社為恥。復社的規模像是滾雪球那樣越滾越大。對內各地文社仍然保留各自名稱，對外卻統一使用復社名義。復社成了有組織、有紀律、有口號的天下知識分子聯合體，儘管組織還比較鬆散，卻儼然在形式上是一個全國性的候補黨派了。

  有好事者把復社稱為「小東林黨」，復社人士也習慣以繼承東林黨自命。若對現實政治的密切關注和積極參與而言，復社確與東林黨一脈相承，但若就規模而言，復社卻遠遠超過東林黨，應該稱為「大東林」。東林被稱為黨是貶義，復社稱為社團卻是完完全全的褒義。至若說到復社後來在明末政治中的參與程度和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卻是東林所望塵莫及的。

  由讀書人組織的社團不可避免地要議論朝政臧否政治人物，所衍生出的社會作用和影響力早已超出個人之外，因為星散各地的文社同人很多都是當地有影響力的名士，麾下自有一幫學生和追隨者，常常在與政治結合後，產生重大而深遠的社會影響力，形成朝野權力博弈中一股不可輕視的政治勢力。這股勢力在野是為「社員」，在朝便為「黨人」，成為「黨爭、政爭」的重要成員。如東漢的黨錮、唐代的牛李、宋代的元祐、明代的東林、復社，與之相對應的還有太監集團的閹黨、地方勢力的齊、楚、浙黨人等等不一而足，成為帝國沒落時期黨爭矛盾頻發之勢的根源之所在。明史專家謝國禎先生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一書中指出：

  吾國最不幸的事，就是凡有黨爭的事件，都是在每個朝代的末年，秉公正的人起來抗議，群小又起來挾私相爭，其結果是兩敗俱傷，所以人民提起來就頭痛。

  在政治清良的時代，看不出來有黨爭的事，但是到政局崩壞的時候，政府既然設了彈劾政府的機關，那麼一般秉公正的都要去彈劾政府，而一般讀書的人也要藉機會去來議論國事了……

  「黨爭」其實是黑暗政治的產物，是許多朝代國家元氣大傷，乃至於覆亡的重要原因。

  [1] 見《吳梅村全集·中·復社記事》，上海古籍出版社，第599頁。

  [2] 見《吳梅村全集·中·復社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