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腐朽帝國的理想主義悲劇

  對於明末士大夫尤其是東林黨人的行事執拗、言論矯激，尤其在內憂外患的王朝政治中，不顧內外交困的現實，偏執於理教空談的做派，史家歷來有爭議。當然，對於儒家理想主義者們的空談和偏執，首先離不開的是王朝政治的腐朽和活力的衰竭所引發的種種政治、社會、文化和經濟上的危機，王朝已經完全喪失了自我修復的機制，體制的衰亡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任何偶然事件的發生其實都有客觀規律所遵循。這樣才可能引發各種政治危機，朝堂上喋喋不休的爭論，只是社會矛盾在政治高層的碰撞，此類看上去曠日持久相互各不相讓的爭論碰擦出的火花，足以燒毀整個殿堂，他們的執拗既有性格方面的因素，也有體制困局給王朝政治帶來的危機。

  理想主義者總是非常執著的，他們天生不會見風轉舵，兩面三刀，明哲保身，因而往往是大義凜然地面對各種威脅，義不容辱地寧折不彎，直至捨生取義，走向死亡而求取節義千秋，萬古流芳。

  因為這樣，他們知道勇往直前，不知拐彎抹角地尋求妥協，在實際上分化了朝廷上下左右的團結，破壞了帝國同仇敵愾抵禦內賊外寇的共識。統治集團的內耗客觀上大傷了朝廷的元氣，使得朝野喪失了有效抵抗外敵入侵、流寇蜂起的凝聚力，導致了王朝統治結構的鬆散。面對外來的強大壓力，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然而，在朝堂政治昏暗中的混戰中，又怎麼可能尋求一團和氣的凝聚力呢，因為帝國的整個基礎已經從根本上腐朽，趨於鬆散。僅靠儒家官僚的改良建議又怎麼可能修復帝國千瘡百孔的大壩。當帝國內部改良主義的建議被殘酷封殺之後，能夠等待的只有社會革命的巨浪撲面而來。洪水衝決，濁浪滔天，泥沙俱下，受害最深的依然是淪陷戰亂兵燹中水深火熱的民眾。

  舊朝儒宗名臣和一批知識分子的改換門庭，重新成為新朝權貴走狗和鷹犬的變節者，史不絕書。如洪承疇、錢謙益、龔鼎孳、吳梅村等等不都投降了新朝？由原來的烏紗換取了頂戴。儘管是屈辱地苟活，他們在保持榮華富貴功名利祿的同時，卻背負著沉重的道德十字架，這就是儒家理想主義的忠君報國理念時時在追問著他們在道義良知上對於朝廷的背叛。他們痛苦的心靈在煉獄的大火中被炙烤，因為這些理念已經融化在血液中，凝固在頭腦里。新朝的權貴們依然把他們列在《二臣傳》中，並不把他們當成可以依賴的股肱之臣，他們只是改朝換代的工具。無論如何作為工具是悲哀和痛苦的，但是他們已經沒有了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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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春秋戰國時興起儒家理念中，只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尊卑制度。儒家最高理想追求就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一統理念，至於如何治理天下，就是禮儀對民眾的洗腦教化，鐵腕對於反對者的殘酷鎮壓，政客帝國的政客們稱之為王道霸道的並用，也即「儒表法里」陰謀權術的嫻熟運用。所謂法治就是嚴刑峻法在現實中的殘酷使用，商鞅的愚民、弱民、辱民、賤民之國策而已。本質上大小官員和廣大民眾都是皇帝治下的臣民，任何人擺脫不了帝制運作的怪圈。這是如來佛的手掌心，即使孫悟空也終將會因為對玉帝造反而壓在五行山下。那是太上老君的金剛鐲，任你銅頭鐵臂也難以觸動這座銅牆鐵壁，膽敢嘗試者，只能頭破血流，這就是帝王的專制和一統。

  儒家設計的天道只能是某種虛幻，其實也只不過是某種民意的表達，民怨沸騰中英雄和梟雄輪流登台表演改朝換代的鬧劇，結果依然難以突破王朝輪替的怪圈。民意只是被借用的工具而已，本質上和儒家知識分子的美好理想一樣，都是王道輪替的工具。

  所以宋代和明代滅亡之際，那些孤城孽子們不是紛紛殉國而成為帝國的忠臣了嗎？這就是殘酷無情的歷史，血流漂杵造成了帝國的輪迴。

  有論者認為，這幫自以為是的儒家知識分子們在朝野的拉幫結派，黨同伐異，意氣用事，自以為是，毫不留情的矯情和過激言論，有違中庸平和的君子之道，也是朝綱紊亂，亂局不可收拾的負能量。

  儒家學說在漢代系統性推出，在宋代又進行創造性變革，促使儒學華麗變身為道學，支撐起統治集團的大一統帝國，在凝聚人心方面其意識形態的工具作用不可低估。也就是把符合專制帝國利益的政治觀、道德觀、價值觀，立為名分，定為名目，號為名節，起到規範社會各界人士的言論和行為的積極作用。

  其中當然也包括了帝國最高元首——皇帝的言行也必須符合儒學規範，以確保帝國綱常禮教從上到下的純潔性。這就是通常所說的名教，但是隨著儒教的獨尊和神化、聖化，其作為協調和維護封建統治等級秩序的功能，也就在社會不斷地發展和變革中逐漸虛偽化、空殼化、教條化，很難適應生產力發展和商品經濟崛起的現實，逐漸演化為各級官員表演的程式和禮儀。在世俗化浪潮襲來的時候，這道堤壩已經被統治者自身的貪婪腐敗，變得千瘡百孔、蟻穴叢生、不堪一擊了。千里大堤即將為內外矛盾的合力所衝決，屆時洪水破堤，泛濫成災，社會動亂就會不期而至，新一輪的整合在血火兵燹中完成。

  晚明知識分子過分地謹守名教，不知思想上的與時俱進，有時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凡是理論僵化到了不能隨形勢發展變化通融的地步，就成為某種教條，變為泛道德主義的空談，難以和實際相結合，也難以在社會推廣落實，形成了某種道德虛化，導致了偽道學兩面人格的盛行。對普通人來講就成為枷鎖，禁錮著人們的思想，束縛著人們的言行，在文官集團眾目睽睽注視之下，貴為帝王的言行同樣受到束縛和禁錮，必然導致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不斷加劇。某些綱常禮教的堅定維護者就成了「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偽以要名」（見阮籍《大人先生傳》）裝腔作勢的偽君子。

  雖然明代的儒生未必都是口是心非的偽君子，有些確實是言行方正懷有儒家理想情懷的君子，他們從內心希望成為帝王老師的正直學者，只是在思維方式上過於教條迂腐，在名節上過於講究，因而在帝王的個人專制面前，他們只能成為可悲的犧牲品。如宋代的周敦頤、程頤、張載、朱熹等大儒，皆以一介書生，教授學生，獎掖後進，隱然以道統自居而成道德裁判官，難道帝國不是以道統立國的嗎？「所謂天不變，道也不變」，然而王朝末路，天子失德，天象示警，天道就要失衡，這就是改朝換代的象徵。

  誠如董仲舒所言：「且天之生民，非為王也，而天立王以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1]看看明代歷史，那些帝王的所作所為又有多少天道教義貫穿其中呢？更多只是人慾酒色財氣的濫觴，釀成了洪水滔天對於堤壩的拍擊，此刻外力洪流激盪，只能形成內外交困的亂局。

  故而儒生迂腐，也在於對於名教的堅持，有時不惜貢獻生命也要充當衛道之士。形成了某種士風，也就是知識分子中堅持的殉道風氣。殉道者意味著千古流芳，節義千秋。仔細分析起來，這些所謂的節義之士，也是有著性格缺陷的：耿直有時失之於變通，峻急有時失之於平和，嚴格有時失之於寬容，好名有時失之於矯激。這些既是他們性格的優勢，也是他們性格的缺陷。這是一個分幣兩面，人就是在陰陽兩面的人格涅槃中完成自己在人生舞台的形象塑造。這就是人性的複雜性和豐富性，也算著對於人情世故的洞察失落，世人看來也就是人情練達不夠，因而入世這篇大文章做得不夠圓滿。

  一是好名不知圓融變通。太祖時，監察御史王朴性耿直，常常與朱元璋在朝廷上辯論是非。皇帝大怒，命令將這個大膽狂徒給殺了。等到真正綁縛市曹開刀問斬時，朱老大又後悔了，命人將其召回，當面問王朴：「你準備改正你的臭脾氣嗎？」王朴理直氣壯地答道：「陛下並不以為臣不好，才任命我擔任御史，奈何對臣摧折侮辱如此。如果我無罪，為什麼一定要殺我；如果我有罪，為什麼又要放我生還？臣今天願意速死。」朱老大大怒，命令立即行刑。王老兄路過國史館時大聲疾呼：「大學士劉三吾請記住，某年某月，皇帝殺無罪御史王朴。」臨死也不忘記損害皇帝的名聲。老王之耿直由此可見一斑，就是不肯給老朱一個台階下。

  二是意氣用事激成大獄。明代士大夫好意氣用事，朝廷遇大問題，往往成群結隊苦苦相爭，又好私下串聯廣通聲氣，不避嫌怨，對於不滿意的事和人交章彈劾，對於無罪受害之人的營救也是不擇手段地交章論救。有結黨營私的嫌疑，容易為朝廷所誤解，也常常使君主下不了台，甚至惱羞成怒，只能以暴力手段對待群臣。明孝宗時，岷王朱膺鈽奏武岡知州劉遜不法之事，孝宗命錦衣衛將劉逮捕來京，給事中龐泮、御史劉紳等率領科道官員上疏論救。皇帝以親王彈劾一州官，你們這些大臣動輒交章阻擾，非常不妥。於是將龐泮和劉遜等六十二人集體下獄，台諫署官員幾乎一空，此時九卿出面力諫勸阻，皇帝無奈，才將官員全部釋放，劉遜也無罪開釋。明憲宗成化四年（1468年），皇帝的嫡母慈懿皇太后錢氏去世，皇帝的生母周太后不想讓她與明英宗合葬裕陵。閣臣彭時、商珞、劉定之認為不可以這樣。百官皆請皇上按照他們的意見辦。憲宗皇帝說：「違背禮制固然不孝，違背母親的意志也是不孝。他們的提議，你們不必再說了。」而廷臣一百四十七人集體上疏：「皇上當守祖宗成法，豈可一味順從母后，這顯然是違背過去典章的。」皇帝猶豫不決。給事中毛弘昌言：「這是大事，我輩將以死抗爭。」於是一批大臣匍匐於文華門，從早到晚哭哭啼啼，皇帝和周太后很是感動，同意了大臣們的意見，於是群臣山呼萬歲。這些集體行動近乎綁架和脅迫。而有些一意孤行的皇帝和為所欲為的奸佞幾乎是不受脅迫的，比如武宗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下昭要巡遊南北兩畿、山東，也就是從北京至南京遊玩一遍，閣臣和科道官員皆不同意，百餘人皆相繼抗疏勸諫。皇帝大怒執六人下鎮撫司拷打，一百七十人跪在午門前五天，被廷杖者一百四十六人，當場打死的就有十一人，這一年正是寧王朱宸濠造反，被王陽明所鎮壓，這次豪游時間長達兩年直至在淮安釣魚差點淹死，身染重病才返回。

  三是書生意氣好爭禮儀。明代士大夫，書生習氣很重，好爭禮節、禮儀，往往對與宮廷細節皇帝家事監督很嚴格，搖唇鼓舌，持論深刻，吹毛求疵，上綱上線，苦苦相爭，近乎深文周納，使得皇帝毫無伸縮餘地。對於君主如此，對於君主家屬或者首輔重臣也如此。

  武宗死了，花花太歲，沒有子嗣，其弟興獻王朱厚熜入繼大統，是為嘉靖皇帝。這位嘉靖皇帝一登上寶座，首先想到的是為自己已經去世的父母親上皇帝和皇后尊號。大臣引經據典，談古論今認為這不符合祖宗規矩，堅決不同意，應該以孝宗皇帝、皇后為父母親，皇帝的本生父母親為皇叔、叔母，這使得嘉靖皇帝感到好笑，自己的父母親怎可以換來換去。而大臣又是引用漢代定陶王承繼哀帝皇位也是這麼辦的，宋代濮安懿王承繼宋英宗皇位也是如此辦的等等。君臣相持不下，只好暫時擱置。這種嘉靖朝的「大禮儀」之爭，相持多年，嘉靖六年（1527年），因此事廷杖大臣一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是年九月嘉靖皇帝為自己老子老娘加上獻皇帝、皇后尊號，改稱孝宗為皇伯考。嘉靖十七年九月為自己父親獻皇帝追加睿宗封號，配享太廟。大禮儀之爭在君臣血拼中以皇帝慘勝告終。因為此時「翰苑一空，士氣也摧殘殆盡。帝英察自信，果於刑戮，頗護其短，奸臣嚴嵩遂得一意媚上。竊權罔利，因事以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而一時正人多被禍也。」[2]

  在後人看來，這些文臣的居心也許可敬，但其手段之操切也或可笑，因為這些爭論都無關王朝穩定的根本宏旨，是可以在兩可之間由皇帝自行決定的小事。以後神宗年代的張居正「奪情之爭」和後來的「國本之爭」「梃擊之爭」都具有相同性質，鬧得上下雞犬不寧。大學士許國不勝憤怒，專疏請求辭職時說：「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氣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伐異，罔上行私，其風漸不可長。」

  四是東林黨與他派別的傾軋。明神宗時期黨爭激烈，每遇朝廷議事，吵吵嚷嚷，勢同水火，使得皇帝很不耐煩，乾脆迴避早朝，躲入深宮。以閣臣沈一貫為首的浙江人為一派，掌握了朝中大權，其他山東、湖北、安徽宣州、江蘇崑山人附驥其後聯合起來針對東林黨人。

  東林黨的興起與顧憲成有關。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曾為應天府鄉試第一名。入仕後擔任吏部主事、文選司郎中。他性格倔強，嫉惡如仇，絕不攀附權貴，大學士張居正生病，朝廷官員均為祈禱，同事也將他的名字簽上，他堅決不同意，親手將自己的名字划去。因敢於犯言直諫，皇帝很不喜歡他，比如在擔任吏部考功司主事期間，萬曆皇帝準備封自己的三個皇子為王，他堅決不同意，原因在於他認為在皇后沒有嫡子的情況下，必須先立長子朱常洛為太子，決不能鬍子眉毛一把抓地將三個兒子同時封王，不利於國本確立，國家不得長治久安，遂和其他廷臣上疏，對皇帝的旨意毫不留情地進行反駁。

  皇上說三子封王是暫時的，以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他認為「待」字一言大有不可。「太子，乃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所謂有嫡立嫡，無嫡立長，應該根據現實情況而論，待將來再說是錯誤的。本朝立儲的規矩就是，東宮太子不能等待嫡子出生，長子與其他兒子不可並封。朝臣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皇上您一概置若罔聞，豈非您老人家的創見能夠高於列祖列宗的規定之上？統治天下的人稱為天子，天子的長子稱為太子。天子系乎天，皇上和天是同於一體的；天子之位的繼承問題，在乎實際上是不是有嫡子，而不是等有了嫡子再封太子。今天您老人家要並封三個兒子為王，長子與太子的關係就不能確定，就難以正其名。皇上以為是權宜之計，權宜也就是不得已而為，長子為太子，諸子為藩王，於道理相順，於長子的名分相稱，於父子情分相安，有什麼不得已的？

  這就是明代以道學自居的文官，對於皇帝的意見，引經據典，批評得頭頭是道，毫不留情面，可謂據理力駁，根本沒有妥協餘地。顧憲成進一步指出：「皇上以《祖訓》為法，子孫以皇上為法，皇上不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是無東宮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皇子皆東宮也，無乃啟萬世之大患乎。」這等於是批評皇上不為後代人作出好榜樣，乃至貽誤子孫後代，導致諸皇子爭位而貽害無窮。道理說得明白透徹，而皇帝就是充耳不聞，皇長子的太子名分問題就一拖再拖，朝臣們的爭論就曠日持久，待嫡問題一直未解決，立長問題也就成了懸案，直到萬曆二十九年冬，皇長子的太子之位才算有了結果。

  在爭國本問題上，朝中閣臣在大方向沒有根本分歧，都主張立皇長子為太子。只是在朝當權的閣臣不想因為立儲問題和皇帝及其寵妃鄭貴妃撕開臉面，主張從長計議，慢慢說服皇帝遵循祖宗成法，立長不立幼，不想過分催逼，免得無事生非；顧憲成一派則有話直說，絕不拐彎抹角，力請不已，進而指責皇帝迎合鄭貴妃，兩派就在朝堂上公開吵架。閣臣王錫爵憤憤地說：「當今最奇怪的是，便是朝廷有什麼決定，天下必然反對。」顧憲成針鋒相對地說：「依我看，天下有什麼意見，朝廷必然反對。」兩派的口水戰又延伸到互相貶逐。顧憲成利用自己吏部文選郎的職務和吏部考功郎中趙南星相互串通，黨同伐異，暗中操縱吏部尚書孫鑨利用每年對於官員的考核推薦，排斥浙黨等派別，扶植同黨。萬曆二十二年，兩人因推薦幹部問題，不合帝意，被罷官。

  即便如此，朝臣們對於福王朱常洵的就藩問題一直和皇帝唧唧歪歪，爭論不休，搞得萬曆皇帝不勝其煩已經有二十六年不上早朝議政，為的也是迴避臣子們和君臣之間的爭吵。

  此時的顧憲成早已為萬曆皇帝趕出京城，去老家無錫在東林書院聚眾講學去了。按照《明史·顧憲成傳》記載：「憲成既廢，名益高，中外推薦無慮百十疏，帝悉不報。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祿寺少卿（朝廷管膳食和祭祀用品的部門），這種留都南京的閒職，作為某種象徵性對於名士的安撫，顧憲成當然不滿意，力辭不就。四十年，卒於家。」也就是說顧憲成從此告別官場，老死林泉了。[3]

  這就是帝國敢於犯言直諫的諍臣，即使皇帝老兒再次啟用，加官晉級，老子就是繼承先賢孟老夫子「不召之臣」的光榮傳統，只當教授為後學授道解惑，不再當你個腐敗朝廷的鳥官了，以自己的操守以及儒家理想造就一批志同道合者，與黑暗現實相抗衡。這也算著中國士大夫階層的氣節和情操，亢直偉岸光明磊落和官場的柔媚犬儒工於心計在道德品質上是格格不入的，算作是君子大丈夫。

  顧憲成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聲名大噪，退隱林下抱道忤時的士大夫慕名前來，講學所至，聽者如雲，可見天下歸心，仿佛當下的網絡意見領袖，代表了民間的呼聲，這也是後來的魏忠賢奸佞集團忌怕而殘酷加以迫害、關閉天下書院、禁止民間講學的原因。顧憲成慷慨陳詞地說：「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也。」傳統儒家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在他們身上得到體現，這派人被稱為東林黨人，雖然在野，在官場卻很有影響力。東林黨骨幹分子較重名節，具有相當正義感和政治革新的精神。

  以士大夫為主的文官集團形成派別，黨派之間傾軋空前激烈，明神宗對之非常淡然，採取不置可否的態度，導致越演越烈。然而，也並不是每一個東林黨人都是自我標榜的君子，萬曆三十八年前後，圍繞李三才的評價問題，兩派形成惡鬥。

  萬曆二十七（1599年）年，李三才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當時神宗派出的礦監稅使橫行天下，公然搶奪民財，凌辱地方官吏。李三才上疏直諫：「陛下愛珠玉，小民要溫飽，陛下愛子孫，小民戀妻子，陛下怎麼能為聚斂財富，就不讓小民滿足溫飽之需呢？怎麼能為延年益壽，不讓小民享受朝夕之樂呢？朝廷政令、天下情形弄到目前這種樣子，還不發生叛亂，自古以來就沒見過。」奏疏呈上一個月，沒有任何反應，他又上疏說：「一旦眾叛親離，土崩瓦解，小民皆為敵人，風塵滿天，亂眾蜂起，陛下將決然獨處，這時即使黃金滿房，明珠填屋，又有誰來守護呢？」神宗仍然氣定神閒，既不採納，也不駁斥。

  實際上李三才是個擅用權術的官員，他在自己轄區內打擊宦官，逼死囚陷稅官，然後抓其同黨來處決，以至一些貪官惡逆不敢進入他的地盤為非作歹。他還積極籠絡朝士，撫淮十三年，結交天下名仕，有客來訪，他便和人談論當時弊端，無所顧忌地批評當時執政大臣，並不時上疏攻擊首輔沈一貫，和東林黨人引為同道。其實他並不廉潔，花錢如流水，但他卻希望博取好名聲。一次他宴請顧憲成，只擺上三四道素菜。第二天卻一下子擺出上百種珍饈佳肴。憲成很是驚訝，他只是淡淡地說：「昨天偶然缺乏，所以寥寥無幾，今天偶然有錢，故羅列滿桌。」憲成因此認為他淡泊。東林黨人盛讚他堪為大臣，想引薦他入閣。而浙黨、楚黨、昆宣黨對他恨之入骨，攻擊他「大奸似忠，大詐似直」，爭論辯駁，數月不息。於是李三才上疏請去，皇帝樂得看熱鬧，根本不予理睬，三才只好自行辭職引退，皇帝竟然也不追究。[4]

  顧憲成在其間，也曾上書首輔葉向高和吏部尚書孫丕揚為李三才入閣說好話。於是朝中浙黨、楚黨、宣昆黨交章攻擊顧憲成，接受了李三才的許多好處，誣衊漕運總督下轄的滸墅關小河的關稅為東林書院專有；經常召關使來到東林書院盛情款待，即使不來，也常常有豐厚的饋贈；顧院長講學所至，僕從如雲，縣令招待，非二百金不辦，等等。一時捕風捉影誣陷攻擊東林者絡繹不絕，直到顧憲成去世後，這些流言蜚語依然在朝廷上下流竄。而神宗皇帝超然事外，一直不予理睬，也不制止。直至熹宗上台，魏忠賢當政，羅織罪名將東林黨人一網打盡，從此無人敢講孔孟之道，書院講學之風為之戒絕，國家正氣從此而損失殆盡。《明史·顧憲成傳》總結為「殺戮禁錮，善類一空」直到崇禎登基，剷除魏忠賢奸黨，東林黨人復出，為崇禎所收用。「而朋黨之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國，迄明亡而後已。」

  流風所及，在崇禎自縊後，依然在南明小王朝上下流竄，直至王朝餘緒徹底被掃蕩一空。

  作為儒林標杆的孔孟之道到漢代董仲舒對於儒學的綜合解釋運用，完成天道和王道、人道三者的整合，到宋代程朱理學在「存天理，滅人慾」完成整個王朝的尊卑等級秩序，王朝體系趨於完善，到明代更加上特務統治和專制網絡的嚴密，形成王道霸道、儒家法家雜用之局面。所謂王道和儒家學說日益脫離統治階級的施政實際而變成王朝專制表面拉開擋丑的屏風和遮羞布。秉持儒家道學理念的官員就成了抹布似的官員，為骯髒殘酷的王朝政治撣去灰塵，塗抹油漆，顯示表面的光潔美好，而骨子裡的下流卻是去除不盡的。

  這種儒家哲學因為科舉制度的延續而保留了表面的主流地位和發揮了主導作用。雖然帝國並不是按照儒家設計的制度運行的，但卻為文官集團內的儒家真君子們留下了一個表現個人美好理想的舞台。一批仁人志士，始終相信經過他們的不懈的主觀努力，一切邪惡的現實都可能改變，因為他們的胸懷是廣闊的，其中填充著儒家修、齊、治、平的良知和道德。這些向美和向善之境界是可以教化帝王和民眾成為共同追求的美好政治理想。關鍵在於「格物致知」和「知行合一」地不懈努力。

  但是，中華帝國依然沉睡在皇權壟斷的專制囚籠中，專制的本質沒有絲毫改變。至於明末最具異端思想的知識分子、儒生官員隊伍中的叛逆者李贄最終以剃刀割斷喉管，在陰冷潮濕的詔獄中以生命毅然和這個黑暗王朝做出徹底的決裂，預示著思想界一顆啟明的亮星升上了天際。

  [1] 見董仲舒著：《春秋繁露·堯舜不擅移湯武不專殺》。

  [2] 見王桐林著：《中國歷代黨爭史》，中國書籍出版社，第177頁。

  [3] 見《明史·卷二百三十一·列傳第一百十九·顧憲成》，線裝書局，第1257頁。

  [4] 見《明史·卷二百三十二·列傳第一百二十·李三才》，線裝書局，第126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