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鎮壓東林黨及民間的反抗

  統治集團內部黨爭的尖銳化，也是從萬曆朝的「爭國本」事件開始的。皇帝的接班人之爭涉及到帝國的國祚永存的大問題，專制獨裁的皇權專有必然以血統的純正為基礎，這樣立嫡立長成為帝國皇位承繼的規矩，就是皇帝本人也不敢輕易變更，國本之爭貫穿著皇朝的始終，爭論中的積極分子是文官集團的骨幹和近臣皇戚團伙馬屁分子。

  神宗朝文官集團苦苦爭鬥十七年才在萬曆二十九年使皇長子朱常洛被立為太子告一段落，這樣自然形成太子黨。當然這場鬥爭的餘韻絕響將一直延續到南明小朝廷仍在發酵影響著政局的走向。在爭國本中，吏部文選郎中顧憲成成了太子黨的中堅分子，使得神宗皇帝對這廝非常不滿，就把他趕回了老家無錫。但這個死磕分子竟然在老家無錫城東修復了宋代的東林書院，公然以講學結黨，在朝野形成了很大的勢力，這就是東林黨的來源。

  

  這廝糾合同黨高攀龍、錢一本加上罷官回籍的鄒元標等人，聚眾講學，每年一大會，每月一小會，當時一些對世道不滿的，和當局意見不合的所謂「抱道忤時」的傢伙，也就是那些持不同政見分子，在東林書院諷議朝政，臧否人物，自負氣節，和當權派相對抗，他們的言論得到了社會上不滿現實的鄉紳、官僚、知識分子和商人的呼。應支持，與朝廷中觀點相同的官僚士大夫的遙相呼應。

  東林書院環境優雅，林蔭覆蓋竹篁幽幽的庭院中傳來書聲琅琅和士子們對於朝政的激烈批評之聲，這裡顯然成了持不同政見者的大本營。歷來專制統治者不怕知識分子醉生夢死、聲色犬馬、貪污腐化，就怕知識分子既關心國事政事，且又對朝政秉持著不同的政治見解。恰恰這幫傢伙就是公開宣稱要「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主。

  因此，東漢末年國子監那些不甘寂寞的太學生呼應朝中李固、李膺那種如同孟夫子在《滕文公·下》中所指出的「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的政治亂局就會重演。就如同民國時期著名文學家朱自清所言「向來論氣節的，大概總從東漢末年的黨禍起頭。那是所謂處士橫議的時代」順理成章的就是東漢外戚和宦官集團對於不同政見者的殘酷鎮壓無情打擊。

  朝廷內部對於不同政見者的相互排斥還只在於不同政治見解的爭執，大部分採用幹部考察也就是在一年一度的「京察」中相互挑刺，相互驅逐，手段相對文明，就看哪一個派系掌控內閣操縱皇帝。最嚴厲的手段就是罷官回家賦閒，宋朝黨爭大部分採取這種相對文明的手段，有時彼此私下裡還是朋友。比如當時的王安石和司馬光、蘇軾等人，那就是對於不同政見者的寬容，還沒有上升到你死我活的地步。即使是被尊稱為大師的儒學大腕朱熹，他的理論被塑為正宗，但他本人卻不是一直被尊為主流地位的官場政壇大腕，大部分時間都是不得志的，一度時期還被攻擊成偽學，至於揭發他霸占友人財產、引誘兩個尼姑做小妾行為的流言，在朝野上下一直流傳不息。有關他彈劾台州知府唐仲友貪贓枉法一案更遭到唐之姻親宰相王淮的打擊報復，有很長一段時間被驅出朝廷放逐鄉野成為閒官散吏，朝廷也曾捏造了一個以他為首的「偽學逆黨」案，牽連到59人，但也只是罷官降職流放而已，沒有屠殺一人。

  慶元六年（1200年），朱老夫子在孤獨淒涼中抱病而亡。直到九年之後，朝廷為之平反昭雪，恢復名譽，公開為所謂「偽學」正名，宋理宗追封朱熹為太師、信國公，倡導學習他的《四書集注》。此後朱熹學說，成為官方顯學，流傳百年而不衰，死後的朱熹被帝王強行將骨灰化作棟樑去支撐帝國的殿堂，但是七十年後這座華麗的殿堂就轟然倒塌了。儘管帝國在崖山之戰後一敗塗地，江山傾覆，但是老夫子塑造的精神大旗下卻集中起了數以十萬計的軍民為大宋王朝殉葬，體現了精神魅力的巨大作用。

  萬曆二十二年，浙江人沈一貫入閣，三十年（1602年）成為首輔，糾集朝中浙江老鄉，加上山東、湖北的幫派，所謂以區域劃界的浙黨、魯黨、楚黨勾結在一起專門和東林黨人斗。文官集團的幫派鬥爭此起彼伏，相互排斥，決不妥協，朝堂上每天吵吵嚷嚷，像是鴨寮。搞得神宗皇帝不堪其擾，乾脆躲著不見。到了熹宗皇帝即位，這位小皇帝熱衷做木匠活，而且是帶有創意色彩的細木工，專門製作些工藝精巧的藝術品，亭、台、樓、閣精妙無比，有太監拿到市場出售，竟然也能賣出高價。另外熹宗皇帝還表現出了對於技術創新的濃厚興趣，樂此不疲。明朝太監劉若愚在崇禎年間寫成的《酌中志》生動描繪了天啟皇帝的這些愛好，可見他也是聰明靈巧之人，並不像後來經過清代嚴格文字審查對明末諸皇帝的肆意醜化來反襯清代主子的天資英睿的那般，天啟帝沒有清代史家描繪的那般愚蠢無知：

  先帝好馳馬，好看武戲，又極好作水戲，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削機啟閉灌輸，或涌瀉如噴珠，或澌流如瀑布，或使伏機於下，借水力沖擁圓木球，如核桃大者，於水涌之大小般旋宛轉，隨高隨下，久而不墜，視為戲笑，皆出人意表。逆賢客氏喝采讚美之，天縱聰明非人力也。聖性又好蓋房，凡自操斧鋸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監、內官監辦用，先帝與親昵近臣如塗文輔、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齊良臣、李本忠、張應詔、高永壽等，朝夕營造，成而喜，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且不愛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毀，惟快聖意片時之適。當其斤斫刀削，解服磐礴，非素昵近者不得窺視，或有緊切本章，體乾等奏文書，一邊經管鄙事，一邊傾耳注聽。奏請畢，玉音即曰：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1]

  天子的愛好被掌握朝政宦官有意識地引導到那些所謂的奇技淫巧上，自然使得大權旁落，朝中大政乾脆交給了大太監魏忠賢，形成了新的宦官專政，這些身體有缺陷的變態群體對於和自己持有不同意見的文官大臣就沒有那麼客氣了。因為這些讀書人與生俱來的道德優勢，使得這些被閹割的畸形人在他們眼中本來就低人一等。肢體語言的傲慢和語言上的不屑，使得本來敏感的刑餘之人，對這幫人恨入骨髓，那報復必然是血腥和殘酷的。原本政治意見的分歧，屬于思想認識範疇，一定要上綱上線向顛覆帝國政權上靠，那就是大逆不道的死罪了。

  為了獨攬大權，魏忠賢密謀剷除東林黨人，真是想睡覺就有人遞上枕頭，力圖使魏忠賢的美夢成真，此人就是終其一生先入東林黨，後投魏忠賢，最終降了滿清，在政治上毫無節操。朝三暮四的小人阮大鋮。根據計六奇《明史北略》記載，當時高攀龍參劾閹黨崔呈秀：

  呈秀賄賂魏忠賢，高疏留內不發。於是群小歸附，閣臣魏廣微認侄，顧秉謙、傅櫆、阮大鋮、倪文煥、楊維坦、梁夢環，具拜魏忠賢為父，客氏為母。忠賢聽崔、傅、阮三人言，於鎮撫司設五等刑具。夾桚棍槓敲。遣校尉探聽，絲微必報，如有所發，貲命立盡。……忠賢以左光斗、魏大忠欲阻封蔭，切恨之。阮大鋮曰：「此俱東林黨每與公忤」。崔、傅等遂謀一網打盡。[2]

  這幫奸黨由阮大鋮作獻魏閹指東林黨為惡黨。他們編制了一份黑名單，為使其具有顛覆帝國的色彩，以《水滸》造反的一百零八將綽號排名，將東林黨人一一列入《東林同志錄》《東林點將錄》。如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等等。那麼這種鬥爭就變成了顛覆和反顛覆的鬥爭，內部紛爭就具備了敵我鬥爭那般嚴酷。魏忠賢把黑名單給熹宗看，可朱由校並不知《水滸》故事，聽手下解說一番，即糊裡糊塗拍手說：「勇哉！」這句莫名其妙的聖旨就成了「莫須有」罪名的羅織。當然政治鬥爭有時不太好下手，就以貪污腐敗罪名開刀，既可以把那些自命清高的傢伙在名聲上搞臭，也可讓這些不知天高地厚傢伙在肉體上被消滅。

  瞞著皇帝，閹黨悄悄將黑網展開，等待撲捉獵物。朝中新老邪派官員，與東林黨人惡鬥了幾十年，此刻靠著魏忠賢的勢力，開始大肆報復。天啟五年（1625年），汪文言被捕，受到嚴刑拷打，要他污衊楊漣、左光斗受賄，文言跳起大叫：「世上哪有貪贓的楊漣？」「如此污衊清廉之士，我寧死不說！」汪文言被活活打死。

  閹黨偽造了汪文言的供詞，逮捕了楊漣、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顧大章六人，史稱「六君子獄」。左光斗說：「殺我們無非兩種方法，一是乘我們不服濫施酷刑打死；一是暗殺我們，再以病死上報。如果初審就服，必然把我們送往法司，這樣或可不死。」死到臨頭，竟然還相信專制政體竟然會有法治，企望著在三法司得到公平的審判。豈不知人們的大刑伺候幾乎都是靜悄悄在皇家私設的公堂，所謂「詔獄」中進行的。凡是陰謀都是見不得光的，他們此刻要保護的就是既得利益，不是天下公義，你要維護公義就是找死。

  於是眾人一開始便認罪了。誰知魏忠賢並不讓他們移送法司公審，仍留詔獄私刑拷問，所謂刑不上大夫，早已為政治目的醜惡而手段更加惡劣更加殘酷，所謂無所不用其極了。以追贓為名，每五天提審一次，進行嚴刑拷打。逼他們裸體跪於堂下，百般侮辱，夾、桚、棍諸刑輪番使用，幾次大刑下來，六人的股肉全腐，審訊時都跪不起來，只能帶著桎梏平躺堂上。到後來楊漣大號卻發不出聲來，左光斗只能發出嚶嚶的叫聲，最終五人死於獄卒之手，顧大章自殺而死。楊漣死時，土囊壓身，鐵釘貫耳，慘不忍睹。

  天啟六年（1626年），魏忠賢又逮捕東林黨人高攀龍、周啟應、周順昌、繆昌期、周宗建、黃尊素、李應升等七人，史稱「七君子獄」。高攀龍被東林黨人號為「儒者之宗」，繆昌期曾與楊漣共草聲討魏忠賢的二十四罪疏，是閹黨眼中釘。高攀龍得知消息，寫下「義不容辱」，投水自盡。其他六人皆被拷打致死。閹黨按照黑名單一一迫害，無一倖免，一些人甚至借東林黨罪名大報私仇，東林成了犯罪的代名詞。

  這種統治集團內部忠奸對立的鬥爭，曠日持久，伴隨王朝覆滅相始終。仕人們既是對於綱常禮教的捍衛，又是對於政治權力的激烈爭奪，血雨腥風，你死我活。如此苦鬥，長期的正不壓邪，動搖了王朝統治的基礎，撕裂了官僚集團群體，使得不少見風使舵官員依傍權勢，成為奸佞集團的附庸和打手。

  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鬥爭使得王朝統治理論淪為不可能實踐的玄學偽學，帝王的荒淫無道使得帝國統治機器完全失去了道德基礎。儒學宗師和士大夫受到殘酷迫害，奸佞猖獗，只能說帝國已經完全喪失了分辨是非的標準。這使得儒學所具備的糾錯機制完全失靈，即使天象不斷示警，整個帝國依然如同盲人騎瞎馬般迅速向著斷崖滑落。危如覆卵的帝國在鮮血的流淌中成為祭祀一代儒宗和士大夫的祭台，祭台下面累累白骨血流成河。

  東林黨人較為正直，都是飽學之士，一直關心民間疾苦，在民眾中享有較高的威望。閹黨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人民的強烈不滿，引發了民變。「七君子」之一的周順昌，為人清廉剛直、嫉惡如仇，生平不肯趨炎附勢，尤重名節，受到魏忠賢嫉恨，被削去官職，在家閒居。他常為平民打抱不平，在當地享有很高威望。魏大忠被捕時，一般人避之唯恐不及，當他路過吳縣時，周順昌熱情接待，當場把女兒許配給魏大忠的孫子。押送旗尉張口斥責，順昌瞪眼發怒道：「你不知道世間還有不怕死的男子漢嗎？回去告訴魏忠賢吧，我就是前吏部員外郎周順昌。」然後雙手叉腰大罵魏忠賢。於是周順昌也上了「七君子獄」的黑名單。

  逮捕周順昌的詔使來到吳縣，縣令陳文瑞是他的學生，半夜叩開房門便伏在周順昌的床頭放聲大哭。順昌卻平靜地說：「我早知詔使必至，本是意料中事，何必學楚囚哭哭啼啼呢。」當地人聽說後，數萬人夾道相送，有儒生五六百人攔住巡撫毛一鷺，要他上疏論救，毛巡撫大怒道：「反了、反了！皇上拿人，百姓抗拒，這是逆黨聚眾抗拒捉拿欽犯！」陳文瑞跪稟：「周順昌深得民心，也是平日正氣所感，如有一線生機，求大人挽回。」毛巡撫冷笑道：「明明叛逆，有什麼好挽回的，想一起陪周順昌進北京嗎？」於是文瑞不敢多話。

  捕人旗尉一邊用戒具打人，一邊怒斥：「今日事和爾等秀才有何關係？東廠抓人，鼠輩還敢多嘴！」激怒眾人，市民顏佩韋、馬傑、沈楊、楊念如、周文元五人挺身而出，質問道：「聖旨不出朝廷，卻出東廠麼？」旗尉答：「不出東廠，還能出哪裡？」五人奮臂齊呼：「殺偽造聖旨者。」眾人一哄而上，當場打死一旗尉，其他人跳牆逃走。正好逮捕黃尊素的詔使路過蘇州，泊舟於城外，正在仗勢勒索，聽說城內民變，城外百姓也燒了他們的船，捕人的駕帖也沉入河中，軍士皆游水逃走，也不敢去抓黃尊素了。事後，毛一鷺秘密捕殺五義士，死後葬於蘇州虎丘旁，題曰「五人之墓」。

  崇禎七年（1634年），魏忠賢及閹黨伏誅，東林黨人冤案平反，吳中東林黨人吳默、文震孟、姚希孟、錢謙益、瞿式耜等人在閶門山塘原魏忠賢生祠被推倒後的地址為五人建祠堂和墓冢。墓前立石坊，由復社領袖楊廷樞題寫「義風千古」，過石坊是享堂，面闊三間，進深六架。明間立「五人之墓」碑，高約2.2米，現墓門朝南，前臨山塘河，壁嵌《五人墓義助疏》碑。

  崇禎朝太倉復社領袖張溥所寫《五人墓碑記》，以記其事：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於義而死焉者也。至於今，郡之賢士大夫請於當前，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於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為。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為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眾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歟？獨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為士先者，為之聲義，斂貲財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緹騎按劍而前，問：「誰為哀者？」眾不能堪，抶而撲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為魏之私人，周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於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于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於朝，按誅五人，日顏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楊、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而死。斷頭置城上，顏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脰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為五人也。

  嗟夫！大閹之亂，縉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歟？而五人生於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詔紛出，鉤黨之捕遍於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復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於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繯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於遠近，而又有剪髮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視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於朝廷，贈諡美顯，榮於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於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有不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於戶牗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予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為之記，亦以明死生大之大，匹夫之有重於社稷也。

  現代的五人墓位於閶門外山塘街775號，1956年被列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如今的七里山塘風景如畫，林蔭覆蓋中露出黛瓦白牆，婆娑楊柳下碧波流淌，長橋臥波，遊人如織。歷史在這旖旎的河水中緩緩流淌。這裡曾經也是當年魏忠賢建立生祠的地方，僅僅過了十一個月，王朝政治因為熹宗的駕崩崇禎的登基，發生了根本性逆轉。閹黨集團被新皇一舉拿下，魏忠賢在被貶鳳陽守陵途中被追回查究罪行，畏罪自殺。他的那些油漆未乾的生祠被推倒變成了一片廢墟。而當年被殘殺的五位民間義士犧牲時的音容笑貌永遠在清澈如鏡的河水裡如雪浪那般翻騰，他們雖然沒有讀過四書五經，卻能大義凜然，慷慨赴死。

  正因為這次蘇州民眾的群起反抗，才遏制了閹黨的囂張氣焰，你看他們死之前是多麼坦蕩，臉上毫無畏懼之色，大罵閹黨巡撫毛一鷺的卑鄙無恥，在微笑中從容就義。有鄉紳賢大夫花五十兩銀子買回他們的首級，妥善保存，使得他們的屍體能夠完整入殮。待到崇禎皇帝登台，一舉剷除閹黨，五人的墓得以在魏忠賢生祠廢墟上重建，重新隆重安葬。高大的墓碑節義千秋，永遠鎮壓住邪惡，高高聳立在七里山塘那美麗的河堤上。時間倥傯，轉眼天地反覆，由此看來，那些曾經竊據高位的人，一旦獲罪無處遁身，欠下的債總是要還的，只是時間問題。所以周順昌等東林賢士的冤案終究會得以平反，被朝廷追贈美好的封號，萬世流芳於身死之後。

  如今這五義士墓已經成為蘇州著名的景點。崇禎皇帝在殫心積慮苦心經營了十七年的在內憂外患中終究無力回天，江山墜落，江河變色，在甲申年那個血腥的早春季節的黃昏，他只能無可挽回地走向煤山，追隨太祖爺去了。而那一年充當王朝義士節民的士大夫軍民人數更多，江南的士子們率領民眾仍然在做殊死抗爭。

  著名戲劇家李玉記下了五義士和周順昌等東林黨人這悲壯血腥的一幕，根據周順昌和五義士揭竿而起奮起抗暴的事跡寫下了崑曲傳奇《清忠譜》。戲中讚美東林黨人的凜然風骨，鞭撻閹黨奸人上下串通為魏忠賢建造生祠的醜態以及他們迫害忠良的罪惡，歌頌了蘇州民眾同仇敵愾奮起抗暴的義舉，具有很強的現實性與時代感。它跳出了傳統戲劇寫兒女私情的狹隘圈子，濃墨重彩地描寫重大歷史事件，關注時事政治，揭露黑暗現實，貼近世俗人生，創作風格近於寫實而少浪漫色彩，給明末清初的劇壇，帶來了一股清新的氣息。

  [1] 見劉若愚著：《酌中志·卷十四·客魏始末紀略》。

  [2] 《明季北略·上》，中華書局，2015年，第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