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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帝國忠臣對皇帝的批評

2024-09-29 11:56:50 作者: 陸幸生

  類似海瑞這樣毫不留情地當面痛罵皇帝的文官,在晚明絕不是個案。自從有了海瑞這面旗幟在那裡招風,旗幟下的海瑞不僅沒有因為開罵皇帝而招殺身之禍,在萬曆朝反而節節攀升官位升到部級,當到了二品都察院右都御使巡按,南直隸十二府,也算是威風八面。這就是將生命壓上賭盤當作籌碼的回報。這很使剛剛中了進士的鄒元標動心。

  這傢伙正在朝廷實習,尚未有實質的官職,初生牛犢不怕虎竟不知好歹地上了一個摺子,彈劾首輔大臣張居正。張先生可是當朝皇帝朱翊鈞的老師,炙手可熱的當朝一品大員,一個26歲的從七品候補官員,卻一點心理障礙都沒有地上書彈劾首輔大臣,簡直是吃了豹子膽,那完全是心中存在的道義和良知支撐著他的狗膽包天。彈劾的理由竟然是張居正的老爸死了,不回去守孝,古代叫著「丁憂」,這在以忠孝治國的天朝來說當然也不算是小事。

  老張當然也是裝模作樣地要回去按規矩丁憂三年的。他早就請示過小皇帝,小皇帝請張老師「奪情」戴孝辦公,忠孝不能兩全時,那就要而奪「孝」之情,為國盡忠。

  鄒元標則認為這是為了熱衷權力而不去盡孝是可恥可惡的事情。當然為了老首輔的面子,鄒元標被拉到午門之外被狠狠揍了三十廷杖,進士功名被革去,降為士兵流放貴州的窮鄉僻壤實施勞動改造。一去五年,在那個邊鄙山區的衛所里一邊服役一邊研究理學,學問大有精進。直到萬曆十一年(1582年),張居正去世,被萬曆徵召授官吏科給事中,職司監察。誰知這小子到任不久又舊病復發開始上書教導皇帝不要沉迷於聲色巡遊、宴席,要培養道德觀念、親近大臣部屬、嚴肅法令準則、尊崇儒家品行、整頓地方吏治等等五件大事,不久又彈劾罷免禮部尚書徐學謨、南京戶部尚書張士佩,還直接批評萬曆不能做到清心寡欲。皇帝只是非常寬容地批了「知道了」三個紅字,這是給這個不知道天高地厚的愣頭小子一面子,並不因為文字的唐突而懲罰他。

  慈寧宮遭火災,他緊接著又上了第二本,其中說道:「臣先前進獻無欲望的教誨,陛下嘗試自我檢查,是真沒有欲望呢,還是節制了欲望?俗話說:『要想人不知,除非己不為。'陛下的確應該儘快徹底地自我檢查,著意節制自己的欲望。」乾脆指責皇上扯謊,有過不改,而且引用「欲人勿聞,莫若勿為」的諺語,揭穿皇帝的裝腔作勢,說他沒有人君風度。這就使得萬曆皇帝勃然震怒,準備對這個不知感恩的傢伙再次廷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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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鄒元標在南京過了三年,稱病回家。很久之後,起用為本部郎中,不去赴任。不久母親死,定居鄉里講學,跟他學習交遊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名氣也越來越大。朝廷內外上疏舉薦被遺失的人才,共有幾十甚至百道奏疏,沒有不把鄒元標列在第一位的,萬曆一朝終於不被起用。鄒元標在家講學三十年成為東林黨的骨幹分子。鄒元標與顧憲成、趙南星成為「東林黨三君」。直到明光宗即位,徵召鄒元標為大理寺卿。尚未到任,被提拔為刑部右侍郎。天啟年間作為三法司的領導參與了對於熊廷弼案的審理。

  鄒元標重返朝廷站在朝廷上,正直威嚴,令人生畏,晚年努力爭取做到和睦平易。有人議論他趕不上剛開始做官的時候有氣魄。鄒元標笑著說:「大臣跟言官是有區別的。風度超絕,是言官的事情。大臣關心的不是大的利益和損害,就是應當保護扶持國家,怎麼能像年輕人那樣怒形於色呢?」

  明史記載,鄒元標自從回到朝廷以來,不危言聳聽,不發表過激言論,對於事物沒有猜疑。然而奸詐小人因為他是東林黨人,還是忌恨他,暗地裡想辦法趕走他。正好鄒元標同馮從吾創建首善書院,集合志同道合的人講學,鄒元標上疏請求辭職,天啟帝安慰挽留。大太監魏忠賢開始大權獨攬,傳旨說宋朝之所以滅亡是因為講學,將要嚴加譴責。首輔葉向高極力辯解,並且乞求一起辭職,天啟皇帝這才下了道溫和的詔書,加贈鄒元標太子太保,乘驛車回家。從此鄒元標閉門謝客,他進呈的《老臣請去國情深疏》,一一陳述軍國大計,規勸皇帝節制欲望,人們爭相傳誦。天啟四年(1624年),鄒元標在家中病逝,享年74歲。[1]

  萬曆十七年(1589年)這時又一個海瑞似的人物再次出場。這一年劉汝國在太湖起義,遭到鎮壓。後金努爾哈赤統一建州各部,朝廷封其為都督僉事,神宗皇帝不再上朝。這時一哥們兒氣不打一處來,開始冒死死磕皇上了,他就是雒於仁。

  這位小官是大理寺評事,相當於最高法院的從六品法官。他上疏大罵萬曆皇帝是酒鬼、色鬼加貪財吝嗇鬼,口氣比海瑞要激烈得多,語詞也更加尖銳。

  雒於仁,萬曆十一年(1583年)進士。歷任肥鄉縣(治今河北省肥鄉縣西南)、清豐縣(治今河南省清豐縣)知縣,均有美政。萬曆十七年(1589年)入朝為大理寺評事。他經過一年的觀察,認為神宗皇帝聽信奸佞,不理朝政,長此下去,會貽誤國事,於是,在這年歲末,上疏說:「臣在朝任職年余,總共只見過陛下三次。此外,只聽說陛下貴體欠安,一切傳免,即使各種祭祀,也都是派遣官員代為行事,既不親自處理政務,經筵、日講也已停止了好久。」他認為皇上的病根在「酒、色、財、氣」四字上面,因而勸諫皇上臨朝務正,勿貪酒、色、財、氣。他說:「嗜酒則腐腸,戀色則伐性,貪財則喪志,尚氣則戕生。」他列舉了皇上貪戀酒色財氣的種種事實,直攻皇上的過失,認為這四者之病纏繞身心,不是服用藥物能夠奏效的。他誠懇地說道:「臣今敢以四箴獻上,假若陛下肯聽臣言,即使立即誅殺臣,臣雖死猶生!」其箴按酒色財氣,依次以四言八句為之,言詞懇切,鞭辟入裡。疏上之後,神宗極為憤怒。恰巧遇上歲末,不能處置,其疏在宮中存留了十日,到第二年正月初一,神宗在毓德宮召見首輔申時行等內閣大臣時,即將雒於仁的四箴疏親手交給申時行,打算嚴厲懲處。

  其實,申時行內心很讚賞雒於仁此舉,他個人早已為神宗長時間不理朝政和無限期停止經筵、日講感到傷心,於是極力為雒於仁辯解。申時行看到神宗一時難以改變態度,便說:「這個《四箴疏》不可發到外面去,恐怕外面的人會認為疏中所言都是真的,請陛下寬容臣等,待臣傳諭大理寺卿讓雒於仁辭職就是。」神宗無奈,只得點頭同意。

  過了幾天,雒於仁稱說有病,請求辭職,神宗遂將其罷為平民。史稱:從此之後,奏章留中,遂成故事。過了多年,雒於仁在家中去世。天啟元年(1621年),熹宗贈其為光祿寺少卿。[2]

  所以說,有明一代的文官集團,自方孝孺開始和皇帝對罵是有傳統的。而且個個大義凜然,不懼生死,一副真理在胸筆在手的架勢,仿佛皇帝不是君父而是可以隨時教訓的兒子。當然,他們在骨子裡也是自認為自己是皇帝的老師,老師教育荒淫無道的學生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文死諫,武死戰」是作為臣子的責任。

  [1] 《明史·卷二百四十三·列傳第一百三十一·鄒元標》,線裝書局,第1318頁。

  [2] 《明史·卷二百三十四·列傳第一百二十二·雒於仁傳》,線裝書局,第127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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