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天崩地坼年代的留都風韻

  一、南京在明末的重要地位

  南京是中國歷史上從東吳、東晉到宋、齊、梁、陳在此建都的六朝古都，根據晚明和馮夢龍同時代的文人余懷在《板橋雜記》中記載：

  金陵為帝王建都之地：公候戚畹，甲第連雲，宗室王孫，翩翩裘馬，以及烏衣子弟，湖海濱游，靡不挾彈吹簫，經過趙李；每開筵宴，則傳呼樂籍，羅綺芬芳，行酒糾觴，留髡送客，酒闌棋罷，墮珥遺簪，真欲界之仙都，昇平之樂國也。[1]

  旖旎之文字寫盡了人間酒色之繁華。這裡是帝國之祖朱元璋開創大明江山的發祥之地，也是太祖爺和懿文太子朱標的陵寢安葬之處，更多地代表著帝國的受命於天的意味。這裡又是南直隸應天府的所在地，和北直隸的順天府同時代表著王朝的天命所系。

  南京在明代的歷史上一直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是母庸置疑的事實。作為中國東南的第一大都會，既是明太祖打造大明江山的龍興之地，又是太祖皇帝江山承續轉折的靖難之地，以後成祖爺對太祖留給太孫建文舊臣進行了一番血腥殺戮洗劫之後，將都城遷往了北京。

  南京依然做為留都保留著與北京相對應的六部衙門和各級政府部門，政治結構形式完全和北京相對應，算是對於太祖爺政治遺產的尊重。

  作為六朝古都的南京，左枕崇崗，右懷長江，以山為廓，以江為池，三面環水，險阻東南，其地勢向有鐘山龍盤，石城虎踞之稱，聚王者之氣，為帝王之宅。明代的南京是全國經濟和文化最發達的城市之一。明太祖在此建都三十一年（1368—1398年），接著是皇太孫朱允炆繼位，是為建文帝在位四年（1399—1420年），靖難之役後，造反篡位的皇四子燕王朱棣是為明成祖並在此繼續當了十八年皇帝（1403—1420年）才將都城遠遷到了北京。而這裡依然是太祖爺的龍興之地，在全國的政治棋局中依然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南直隸和北直隸，應天府和順天府南京和北京幾乎平分秋色，在經濟和文化上甚至還優於北京。

  清朝初年，著名小說家《儒林外史》的作者吳敬梓描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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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南京乃是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里城門十三，外城門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轉足有一百二十里。城裡幾十條大街，幾百條小巷，都是人煙湊集，金粉樓台。城裡一道河，東水關到西水關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滿的時候，畫船簫鼓，晝夜不絕。每年四月半後，秦淮景子漸漸好了……到天色晚了，每船兩盞名角燈，一來一往，映著河裡，上下明亮。

  秦淮河上的畸形繁華景象，是明代南京城的一個縮影，也是當時江南城市經濟文化高度繁榮的產物。

  其實南京作為留都更重要的是經濟、文化和軍事的作用。作為帝國的稅賦產糧產鹽重地需要人管理，作為長江天塹和東南沿海江防、海防需要軍隊駐守。這是帝國政治的需要，是不言而喻的事情。至於平時這一切看起來無足輕重，只要按照常規運作總督、巡撫施政，太監監控就行了。因而天高皇帝遠官民相安無事，在統治力相對薄弱的地方無為而治，生產力自然得到發展，經濟文化趨於高度繁榮，學術空間相對寬鬆自由，才成就了中國近代出版業的興盛，促使了中國近代文明的傳承和傳播，使得知識分子的言論自由有了相對的廣闊的空間。

  由於留都衙門齊全，官員閒散倒是使得一批被貶職或者遣散來的官員有了讀書做學問進行學術交流的空間因為身份被主流體制所排斥，因而也具有了司馬遷似發憤著書的動力。政治控制的相對寬鬆，學術自由自然活躍，因而，一時也是藏龍臥虎人才濟濟。那些中國歷史上有名的大思想家、大文學家、大出版家、大藝術家、大科學家均在這裡風雲際會，大顯身手。比如李贄、湯顯祖、黃宗羲、李時珍、徐霞客、焦竑、張岱等人皆出入六朝古都之間，悠遊山水，出入書肆，光顧青樓，有人在製造風流韻事的同時留下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作品。

  明末文人余懷（澹心）所著《板橋雜記》記載了六朝古都南京的繁華旖旎為留都的人文風情留下了纖麗香濃的一筆，頗能引人遐想，而他的兒子余賓碩（字鴻客），在余懷遷居去了蘇州後，依然留在了南京不復出世為官，甘當明代遺民。他在城南筑圃而居，承續其家學，閉戶讀書噱古，作《金陵覽古》詩凡六十首，在清初勘刻付梓時更由當時文壇的重量級大佬周亮工、尤侗、陳維崧為之作序。序中對其家學淵源、文思才華不吝惜溢美之詞，尤侗感嘆道：「吾意餘子前身，定是王謝子弟，三生再來，流連詠嘆」，其在自序中表述道：[2]

  金陵自六朝建都，佳麗之稱，由來尚矣。其山雖無高岩截雲，層崖斷霧之勢，然多妍媚而鬱紆，煙容嵐氣，林莽錦濛，望之如佛螺，如眉黛。當夫晨光初起，夕景留暉，四眺極目，心賞神怡，棲托者不能絕足於其側矣。其水雖無寒泉瀑布，映帶林薄，而四境迴繞，大者長江西來，一瀉千里；小者澄湖練明，清潭鏡澈。兼之夾塘崇峻，邃岸靜深；堤楊洲菼，卓約撩人；茂竹便娟，披谿蔭渚。巡頹浪者，莫不擁楫嬉遊，徘徊愛玩。至於佛廬仙館，檐宇相承，風榭雲樓，櫻巒帶阜，都人游士，入而往返。斯以知支公寄跡，謝傅耽賞，心焉好之，良有以也。若夫齊梁宮殿，晉宋園亭陸離絢爛，光艷當時。一旦歌台淪宇，律管埋音，過故宮而流連，，能無黍離麥秀之悲乎？嗟乎！盛衰代有，人事何常，俯仰今昔，慨豈獨余。夫陳跡汩沒，近在百年，陵谷變遷，邈而千載。今也江徙而北，沙衍而南，險易交乖，名實失據，遊覽之士，何從而一一指明之，余懼夫佳麗之不可復考也。歲次丙午，月窮於紀，我心不樂，駕言出遊。周流山水之間，感慨興亡之事，探奇攬勝，索隱窮幽。地各為詩，詩各為記，次第匯成，凡六十首。後有考古者，按籍而稽，燦如指掌，至若屈原放廢，乃作《離騷》，馬遷腐刑，厥有《史記》。古人不得志於行，則發為詩歌，以自道其悒鬱無聊之志，所謂窮而後工者，事有類然。君子攬之可知余之志也。

  上述序言可以見得，明末才子余懷之子也是才氣橫溢之人，深得其父才學傳承，對於明代故都山水人文，有著深厚的情感。首先是對「國破山河在」的悲嘆，這類悲嘆在明末遺民身上是共同存在的，用他們的話說是「黍離麥秀之悲」，也就是故國宮闕盡在戰火兵燹中焚毀，過去的鐘鳴鼎食之地，已經成了一片茂盛的麥田，而徒生出家國興亡的感嘆。此刻，對於故國的懷念只能寄托在詩詞中，以涵詠自己失落的壯志情懷，其中滲透著屈原放逐而賦《離騷》的悲憤和司馬遷受宮刑後發憤寫作《史記》，這和當年張岱在家國覆亡後，立志著述是同樣的心態。道光年間學者楊士達在為余賓碩所著《金陵覽古》所作的序言中明確指出[3]：

  金陵為六朝都會，繼以南唐、有明，俱稱繁盛，故址遺墟，其足供騷人墨客之憑弔者眾矣。余獨怪福王南渡，半壁江山，已如燕巢幕上，乃忘君父之深仇，恃長江指天塹，荒淫逸樂，自速敗亡。豈身居佳麗，蹈齊陳之覆轍而不克自振耶？抑在廷諸臣，自史閣部外，馬、阮、王、錢、皆巧佞奸僉，與壯烈所任諸相無異也？豈非天厭明德，故多生亡國才，俾其君信任勿疑，以覆其祀歟！

  楊士達這段話形象地概括了南京的歷史，簡略地描述了崇禎王朝被建州貴族一舉摧毀後，明宗室南遷和南京留都的大臣擁立福王朱由崧即位成立南明小朝廷。然而已然擁有東南半壁江山及完整軍事、經濟力量的南明朝廷為什麼沒有形成東晉和南宋時持半壁江山形成南北朝劃江而治的局面，卻很快覆滅有其深層的原因。

  面對北方滿洲軍事統治集團的環伺，隨時準備南進的留都文武大員和北渡而來的前明統治集團的逃難官員，面對君主殉國，國家權力形成真空的亂局，各個利益集團心懷鬼胎，準備在權力重組中攫取更大的利益。留都就是一個大舞台，留都的政治大員們都將一一進入角色，演出王朝覆滅前最後的喜劇、鬧劇、醜劇，最終統統進入悲劇。

  靖難之役後，明成祖將首都遷移至北京，南京仍然作為留都而保存著與北京相一致的帝國政治體系。作為應天府所在地，始終和順天府相對應著成為南北兩大支柱支撐著帝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的運作。因而北京在作為政治首都的同時，南京更多的時候是作為文化、軍事、經濟上的基地而相對獨立地存在著。其政治上的意味並不濃，唯掌管經濟和稅賦的戶部各司科分外忙碌，顯然作為江南發達地區的首善之地，是帝國稅賦的主要來源。

  明末在抵禦邊患和農民起義的大軍缺餉之時，窮於應付，崇禎皇帝對整個官僚集團的貪鄙吝嗇，一籌莫展。然而，在李自成大軍攻破北京，打開內庫時卻發現「舊有鎮庫金積年不用者三千七百萬錠，錠皆五百（十）兩，雋有『永樂』字樣」。[4]這是明初永樂年從南京帶到北京的巨額資產，所謂祖宗積累資產是不能動的。李自成攻下北京後劉宗敏酷刑拷掠明朝百官來維持百萬大軍的軍費，也在短短數周內就得銀得銀7000多萬兩，均讓工人重新熔鑄成巨大的中間有孔竅的方板狀銀板，運往西安。僅在崇禎皇帝老丈人周奎家，當初哭著喊著只肯掏1萬兩銀子酬軍的守財奴，禁不住嚴刑拷打，被闖軍抄出了無數奇珍異寶，拉了幾十車，光是現銀就足足有53萬兩之多。由此可見帝國君臣皇親國戚的貪鄙，故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中痛批：

  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

  其實，皇帝之貪婪和這整個官僚體制的腐敗是互為表里相輔相成的，這一點崇禎皇帝的《罪己詔》[5]有透徹的披露：

  張官設吏，原為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為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也悖旨橫征；才藝繕修，便趁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轎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為枉。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則奸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真，要津之毀譽倒置。

  可見這位極望勵精圖治的末代君王對於官僚集團的了解是很全面的，方方面面的情報很準確，對於帝國政治經濟吏治腐敗的分析也到位。但是對這種制度性腐敗的治理卻基本束手無策。因為皇權集團和官僚集團的既得利益是不可觸碰的，前者被皇帝殺頭或施加廷杖，後者將要被整個官僚團伙群起攻之。清官循吏陷於在整個體制的孤立無援境地而遭到淘汰，這就是帝國模範海瑞們的悲哀了。吏治進入「擇劣汰優」的馬太效應，整個帝國基本無可救藥了。

  甲申之變，崇禎皇帝朱由檢自盡煤山後，南京自然成為殘餘王朝半壁江山的政治中心，北方南逃大臣、留都原有百官、勛臣、皇親國戚加上駐守將領、宦官各色人等均登台表演。在出演弘光皇帝朱由崧登基的這幕鬧劇中司禮監提督大太監韓贊周、鳳陽提督太監盧九德都有精彩的表演。尤其是盧九德，原來在京城就是老福王府的主管太監，後來外放鳳陽擔任提督太監，其實就是鳳陽總督主管的江北四鎮軍隊的總監軍，故而在軍事守備上權勢極大，連鳳陽總督馬士英也要看他的臉色行事。當年老福王朱常洵在洛陽被李自成活烹煮吃了以後，世子朱由崧縋城出逃，一路倉皇流竄，最終流寓淮安。他暗中勾結家臣老太監盧九德，首先與淮安守將總兵劉澤清勾搭上，再與其他三鎮總兵黃杰、黃得功、劉良佐聯絡上，在南明皇帝的擁立上起到關鍵作用。這樣表面上由鳳陽總督馬士英節制的江北四鎮總兵實際已經架空了總督，總督手下的驕兵悍將已經完全架空了兵部和內閣。

  原馬士英與兵部尚書史可法在南京浦口議定的迎接桂王到南京即位，打破兩派朝臣爭論不休的迎立潞王還是福王的僵局而取折中。現在所達成的協議被廢止，其中太監盧九德和韓贊周暗中所起到的作用十分關鍵。主持東南半壁河山與清軍對抗的重任就落在了荒淫無道的福王爺身上了。從這點上看，鳳陽總督馬士英和兵部尚書史可法均是為盧九德勾結地方軍閥所脅迫的順從了福王勢力。所不同的是老奸巨猾的馬士英並沒有將情況改變的真情及時向史可法通報，目的依然是為了搶那個擁戴之功，最終將史可法排擠出了中樞自己取而代之，成了新朝炙手可熱的權臣。

  可見皇帝並不因為南京遠離京城政治中心就對留都的相關事務掉以輕心，為了保證六部都司衙門對於朝廷的忠誠，派出了大量的太監對於留都的方方面面進行監督，使得這裡的軍政經濟大計，始終不離開朝廷的視野。太監集團作為宮廷政治的重要組成部門，皇帝的眼線和密探、打手在留都就有著舉足輕重地位，尤其在關鍵時刻面臨王朝廢立大計，事涉國本爭議。而東林黨人擁立潞王的計劃徹底落空，也就意味著他們在新朝中地位的衰落。

  至於那些圍繞著皇權中心轉悠的文人騷客們自始至終都在秦淮河畔綿軟的風月中盡情享受著。他們的醉生夢死反而演繹了才子佳人情意綿綿的一曲曲愛情故事，成就亂世姻緣中的佳話。如冒辟疆和董小宛，柳如是和錢謙益，侯方域和李香君，龔鼎孳和顧眉，吳梅村和卞玉京等等。在王朝末路的悲歌中夾雜著卿卿我我的軟玉溫香，使得口口聲聲以天下為己任的江南士子們，在國家危亡之際依然歌舞宴筵，沉溺於風花雪月的纏綿，在才子佳人的風流放蕩中坐視江山危亡，而徒留了那些慷慨悲壯，令人讚嘆的動地歌吟。這些都可以看作是王朝盛衰成亡的大勢所趨，也是整個王朝綱紀鬆弛，從上到下腐敗墮落所導致的必然結果。

  明代著名女詞人徐燦是明末光祿寺丞徐子懋的女兒，被稱為「才鋒遒麗，生平著小詞絕佳。蓋南宋以來，閨房之秀，一人而已。其詞娣視淑真，姒畜清照」。[6]才情可和南宋女詞人朱淑真、李清照相媲美。她在明亡之後寫過一首憑弔江南淪陷的詞《青玉案·弔古》語氣頗沉痛：

  傷心誤到蕪城路，攜血淚，無揮處。半月模糊霜幾樹。紫簫低遠，翠翹泯滅，隱隱羊車度。鯨波碧浸橫江鎖，故壘蕭蕭蘆荻浦。煙月不知人事錯。戈船千里，降帆一片，莫怨蓮花步。

  太多的江山危亡典故。從晉武帝的羊車代步覓幸後宮佳麗到南唐後主李煜的迷戀宮女嬪妃的金蓮輕舞，影射了明末宮廷的驕奢淫逸導致了戈船千里降帆一片，其中蘊含了多少江山淪亡的感嘆。這些當然是無卵子集團和有卵子集團整合成的整個皇家統治階級和官僚階層的整體墮落，又豈能夠埋怨那些在宮廷和樓台里婆娑起舞的金蓮舞步呢？

  [1] 余懷著：《板橋雜記》，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9頁。

  [2] 《南京稀見文獻叢刊·南京覽古卷之一》，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237頁。

  [3] 《南京稀見文獻叢刊·南京覽古卷之一》，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236頁。

  [4] 見計六奇著：《明季北略》，中華書局。

  [5] 《明季北略·卷十三·責臣罪己》，中華書局，第219頁。

  [6] 見陳維崧著：《婦人集》，《香艷叢書·精選本》，嶽麓書社，第5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