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外戚宦官專權中的儒生

  東漢順帝陽嘉二年（133年），洛陽發生地震，平城門外宣德亭倒塌，地上開裂一八十五丈的口子，造成人員傷亡。天象示警，震動朝廷，順帝召賢人進行策對。此時南鄭儒生李固的文章進入皇帝的視線，此人建議順帝任用賢人，整肅朝綱，罷退宦官，限制外戚過大的權力，免去皇后哥哥梁冀步兵校尉的重任。這些建議切中時弊，因為東漢中期，宦官、外戚輪流專權，朝政日益腐敗，順帝是靠著宦官搞政變，消滅了太后閻氏勢力登上帝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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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帝召集宦官，當面告戒，禁止干政。至於梁冀那是梁皇后哥哥不便採取措施。李固被拜為議郎。不久遭遇宦官們誣告謀反下獄，被大將軍梁商救出，貶到雒縣擔任縣令。後入大將軍府擔任屬官，深受梁商器重。梁商故去，梁冀繼任大將軍，此人生得鳶肩豺耳，鷹眼口吃，其貌不揚，把持朝政後，糾集一幫狐群狗黨，為非作歹，肆無忌憚。梁冀忌憚李固，藉口荊州農民暴動，派李固出任荊州刺史。荊州民亂實因官逼民反，李固懲治貪官污吏，安撫造反農民軍，荊州亂平。南陽太守高賜貪賄不法，因重金賄賂梁冀，受到梁的庇護。李固不理睬梁的說情，堅持查辦高賜，被梁冀調到泰山郡平盜，陰謀藉助盜賊之手除掉李固。

  李固到達泰山郡任所，一面懲治貪官污吏，一面安撫百姓。不到一年就把泰山郡治理得井井有條。第二年即被召回京城升任大司農。當他看到京城內外不少官員都是攀附外戚和宦官兩大勢力上台，平日裡作威作福，魚肉百姓。他不斷上書漢順帝，撤免了一百多名官員。公元144年，剛滿三十歲的順帝突然得病，不治身亡。年僅兩歲的太子劉炳即位是為沖帝，梁皇后以太后名義垂簾聽政，李固為太尉，而實際權力卻落在外戚梁冀手中。此刻，那些在反腐運動中被撤職的官員組成統一戰線，開始了反擊，他們羅織罪名，寫奏章誣衊李固「因公濟私」「離間近戚」，請梁冀為他們作主，企圖抓捕李固。梁太后深知李固為人，拒絕了梁冀的請求。不到半年兩歲的娃娃皇帝劉炳死去。太后請公卿商量立誰為帝？朝議提出兩人：一為清河王劉蒜，一為渤海王劉纘。劉蒜年長有德，劉纘才八歲。太尉李固勸梁冀顧全大局，以社稷為重，立年長者為妥。梁冀卻瞪著怪眼看著李固，一言不發。當日朝會散後，梁冀進宮去見太后，兄妹倆為了保持兩家的勢力，認為年幼無知的小皇帝容易駕馭，決定立劉纘為帝，是為漢質帝。

  質帝劉纘雖然年少，但很聰明，對梁冀獨攬朝政專橫跋扈十分看不慣，竟當著朝臣的面，指責他為「跋扈將軍」。於是老梁懷恨在心，欲以除去質帝而後快。朝會散後，李固勸小皇帝，說話小心，以免惹出禍亂。小皇帝卻憤憤不平地說：「大將軍專橫跋扈，全不把朕放在眼中，總有一天朕要除掉他。」不久質帝被梁冀毒殺。帝位空缺，再議立主，此刻眾大臣在太尉（大司馬）李固、大司農杜喬、大司空趙誡以所謂「三公通論」舊典領銜上書，建議公卿聚會，公議策立。

  公卿眾議的意向非常明白，清河王劉蒜與皇族血緣最近，而且正當盛年，又有德行，是最適合人選。但是穎吾侯劉志已經進京，正準備和梁冀的妹妹成婚。眾卿朝議只是幌子，梁冀私心志在劉志繼位，繼續保持梁家的既得利益不受到損害。眾卿心中明白，均不敢出頭提議立清河王。還是李固、杜喬首議眾卿附議，眾口一詞算是正式決定立清河王劉蒜為帝。梁冀依然一言不發，只是瞪著怪眼注視著眾卿。這時曹操的祖父太監頭目曹騰（操父曹嵩是曹騰養子）求見梁冀。

  太監頭目坐定，劈頭就說：「大將軍有今日，恐怕就不會有明日了。」

  梁冀驚問：「中常侍此話怎講？」

  曹騰道：「你累世有椒房之寵，才有今日顯貴，若立清河王，就等於失去這一優勢，豈不是有今日沒有明日嗎？再說大將軍久掌朝政，結怨甚多。清河王嚴明有大志，一旦即位，只怕您的禍事也就不遠了。大將軍要長保富貴，只有立穎悟侯，現在還來得及。」

  宦官集團和外戚集團的聯手，導致了梁冀突然襲擊一舉改變了朝議定的結果。次日梁冀下令重會公卿，崇德殿周圍，兵列戟張，重兵把守，氣象森嚴。三軍總司令梁冀帶劍入朝，一舉推翻等於國務會議的決定，以梁太后的名義宣布：「太后有旨，立穎悟侯，眾公卿有何話說。」眾公卿早已嚇得兩股顫慄，唯恐性命難保了。只有杜喬說：「昨日已定清河王……」話音未落，台階下曹騰領著一幫太監弟兄嚷叫起來：「太后懿旨，誰敢違抗！」眾卿面面相覷，只是看著李固不說話。

  李固挺身而出，亢聲詰問：「宗祀大計，昨日眾公卿已經議定，怎能隨意更改，當做兒戲？」杜喬大叫：「這是裹脅群臣」

  李固挺身上前：「大將軍身為國戚，就應扶持王室，光大帝業。一再棄長立幼，棄明立暗，豈不是要顛覆漢家基業嗎？」梁冀不予理睬，宣布罷會。歷代權貴階層陰謀得逞，藉助於軍事裹挾根本就不顧及所謂程序性的議事規則。後面的結果就是羅織罪名殘酷打擊迫害政治反對派，梁冀首先用謀反之罪殺害了文官集團擁立的旗幟清河王劉蒜，以絕後患。其次罷免清流領袖李固和杜喬，最終以清河王謀反同謀之罪抓捕李固、杜喬。

  在一個淒風苦雨的晚上，獄吏奉梁冀密令，在獄中處死李固。夜雨蒼茫中，有人唱起了當時流行的一首童謠：「忠臣直如弦喲，淒涼死路邊；奸滑屈如鉤喲，升官又封侯。」李固死時年僅五十四歲，不久杜喬也暴死獄中。[1]

  漢恆帝延熹元年（158年），太史令陳授借日食之變，劾奏梁冀，冀即指使洛陽令將其拷掠致死。桓帝對梁冀專權素有不滿，得知陳授死訊大怒；加以梁冀刺殺貴人鄧猛姊婿邴尊事發，桓帝遂與宦官單超等五人密謀誅冀。次年，桓帝令黃門令具瑗和司隸校尉張彪將兵包圍梁冀府第，收冀大將軍印綬，徙封比景都鄉侯。梁冀即日與妻自殺，子胤及諸梁宗親無長少皆棄市，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百姓稱慶，官府市里鼎沸，數日乃定。梁冀家財折賣，合三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2]

  恆帝依靠宦官除掉外戚梁冀，接踵而來的卻是宦官主持朝政，遭到太學生和朝中鯁直大臣、名士的猛烈抨擊，領頭人物便是曾經擔任度遼將軍威震邊關的李膺。他當時出任司隸校尉，一批志士仁人云集李膺身邊。太監張讓的弟弟殘殺孕婦躲在張讓家裡，被李膺強行闖入捕殺。術士張成依靠宦官縱容兒子殺人，被李膺逮捕，朝廷下達赦免，李膺不予理睬，立即誅殺罪犯。宦官上書恆帝污衊李膺勾結太學生結成死黨，誹謗朝廷，擾亂社會秩序。恆帝下令全國逮捕「黨人」，共逮捕李膺、范滂、陳寔等兩百多人，嚴刑拷問，太尉陳藩上書反對，被罷官。後來瓜蔓抄似的辦案方式涉案人員越來越多，直接涉及了不少太監的子弟，太監頭子們感到害怕了，此刻皇帝的老岳父竇武出面說情，恆帝下詔赦免黨人，遣送回故里，只是名字必須在三府（太尉、司徒、司空府）登記備案，終身禁錮不用。這批黨人一遇風吹草動，就會蠢蠢欲動。恆帝死了，皇后竇妙臨朝，其父竇武為大將軍，陳蕃為太傅，迎立劉宏即位是為漢靈帝，開始啟用李膺、杜密等黨人，密謀剷除宦官集團。然而，事泄，宦官們先動手綁架太后，矯詔搶先鏟殺竇武、陳蕃等人，隨後掀起了歷史上有名的黨人大獄，先後捕殺李膺、杜密等100多人，妻子兒女發配邊疆，逮捕太學生1000多人，釀成第二次黨錮之禍。太監張讓等12宦官專權十餘年，直到184年全國爆發黃巾軍大起義，漢靈帝解除黨禁，而這時政權瀕臨瓦解，開始了軍閥混戰的割據局面。

  這些都是歷史上著名的忠君直諫不避生死的大臣，也可堪稱漢代儒生的典範。到了王朝沒落時期，這些忠貞直諫之士面對的就是生死考驗。東漢黨錮之禍罹難的李固、李膺、范滂等人慘遭外戚、宦官集團迫害最終都慘死在獄中，漢儒就此成了歷代儒生文官的榜樣，是士子們堅持氣節忠於朝廷捨生取義的象徵。[3]

  對於以儒家安邦定國理論為基礎文官集團的整體迫害幾乎成了王朝沒落的象徵、社會動亂的預兆，漢末預演了一場血雨腥風的暴行，政治日益腐敗下去，明末歷史似乎又重演了這一幕。這就是歷史有驚人的相似之處的內在原因，也即承平日久皇權統治集團耽於安樂，聚斂財富的手段更加嚴酷，民眾苦於暴政苛政久矣，統治集團內部矛盾加劇，王朝走向沒落。漢代賈誼的《過秦論》和唐代杜牧的《阿房宮賦》都不約而同地總結了秦代興盛覆亡的教訓。「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勢使山東之國，與陳涉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杜牧言：「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弦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這就是繁華過盡成廢墟，直接反映了王朝興衰的客觀規律。

  其中潛藏著統治危機的重要因素很多時候都是圍繞帝國家天下的接班人問題，所出現的外戚、宦官集團的輪迴干政參政問題，而使王權旁落，遭到了文官集團中清流人士的冒死抗爭，而導致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叢生，統治結構分崩離析。這幾乎是帝王專制體制難以克服的頑症痼疾，朱元璋汲取了前朝的教訓，在解決外戚干政問題上的舉措是卓有成效的，終明一世，始終未出現外戚干政導致朝綱紊亂的矛盾，而圍繞繼統問題及閹黨干政問題，在明末卻始終難以避免，於是才有了後來東林黨人和閹黨集團你死我活的爭鬥，導致內外交困，王朝解體。其中以儒家清流自命的東林黨人和後來復社文人都是以董仲舒和後來黨錮之禍中罹難的李固、李膺、范滂等漢儒為榜樣，不避個人生死，敢於亢言直辨，以維護天道為己任，不惜得罪君主，以死報國，遵循的就是士志於道捨生取義、殺生成仁的大無畏精神。即使亡國也要走田橫五百士的道路，義不仕秦，慷慨殉國。

  司馬光在《資治通鑑》卷五十六論黨錮之禍時說：

  天下有道，君子物於王庭以正小人之罪，而莫敢不服。天下無道，君子囊括不言以避小人之禍，而猶或不免。黨人生混亂之世，不在其位，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救之，臧否人物，激濁揚清，撩虺蛇之頭，蹺虎狼之尾，以至身被淫刑，禍及朋友，士類殲滅，而國隨以亡，不亦悲乎！[4]

  筆者認為司馬光這段對於東漢黨錮之禍的認知延續到明末黨爭的評論是客觀公允的，時下一些史家將明帝國的覆滅籠統地歸結於明末東林黨人和閹黨集團的黨爭是片面的，至少抹殺了黨爭內涵的是非曲直正邪之變。王朝末期禮崩樂壞，統治基礎綱常禮教的墮落幾乎是王朝盛衰的規律，因此，其和當下建立在法治基礎上的民主政體還是有本質區別的，也就是司馬光所言的清流們所謂的「欲以口舌救之」實在不是治本之道，反而因為呈口舌之快，去撩動蟲羆蛇頭，踩踏虎狼之尾而招致殺身之禍。當然現代治理體系的建立是有一個緩慢的歷史進程的，清流黨人的言論只是個體精神覺醒後對於黑暗勢力的抗爭，只是良法善政體制機制建立的破題而已。

  [1] 見《後漢書·卷九十三·列傳第五十三·李杜列傳》，線裝書局，第1117頁。

  [2] 見《後漢書·卷六十四·梁統列傳第二十四·梁冀傳》，線裝書局，第1003頁。

  [3] 見《後漢書·卷九十七·黨錮列傳第五十七·李膺、范滂傳》，線裝書局，第1113—1135頁。

  [4] 見司馬光著：《資治通鑑·卷五十六·漢紀四十八》，第182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