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漢儒精神的發軔和傳承

  儒家學說是入世的，而且是高度介入高層政治的以傳統綱常禮教維護為己任，也就是介入帝王政治而開創太平盛世的理想化學說，因而伴君如伴虎，對個人來講有時非常危險；道家學說是避世的，倡導順天道而從自然，更注重人性在山水自然中的曠達和抒發。因為專制體制是容不得人性自由舒展的，只有到了明末王陽明的心學理論的創立，才將兩者綜合發揮更加注重個性的修養和闡發，而導致個性在良知的規範下得以自由馳騁，促使李贄「童心說」和「公安三袁」性靈學的發微，並形成最初市民文化的理論萌芽。

  「黨錮之禍」由東漢始興，原因在於漢儒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儒家「修身、治國、平天下」為知識分子從政之目標，以尊卑有序的綱常禮教為立國之本，逐步演化成八股取士的文官科舉制度為管道，成為帝國各級官員不斷輸送的來源，進而形成王朝政治的統治基礎。高居廟堂之上文官可以操縱國家政治，其潛在的基礎是大批從府、縣、州到巡撫、總督一級的地方官員與這些官員吏員幕府成員及其從縣學到國子監的人才儲備庫，全部都是諳熟儒家禮儀學說的知識分子階層組成從上到下的金字塔式權力結構及八股取仕的人才培養機制。這種機制的解體，朝綱必然墜落，朝政也就混同於泥沼，九層高塔離訇然倒塌也就為時不遠了。

  當統治階層本身用高官厚祿、金錢、美女作為引誘來作為升官之階梯，金錢美色自然成為破壞綱常禮教的腐蝕劑，大部分的官員因為名利誘惑而傾向依附權勢，阿臾奉承、成為柔媚恭順的臣子，期待在官場的飛黃騰達。這樣一來，君主的專制權力缺少平衡和制約導致君權濫用，宮廷腐敗加上佞臣的依附，形成貪污腐敗上下同流，王朝等級從根子上腐爛而導致全面的崩潰。

  那些「以天下為己任」，以天道為依據的所謂亢直之忠臣以「正其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謀其功」，就會挺身而出犯言直諫。這句被歷代儒家官員奉為圭臬的名言出自於漢代大儒董仲舒勸諫江都王劉非的話。

  仲舒先生（前179—104年），河北棗強廣川人。自幼潛心鑽研「春秋公羊學」，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傳說在他在書齋重置的帷幕里潛心讀書，竟能夠做到三年不邁出一步，就是庭院外美麗的園圃也沒去過，講學授課，就藏在簾幕後面，只聞聲音，不見其人，可見學問鑽研到了心無旁騖的境界。[1]

  

  在漢景帝時他擔任了朝廷的五經博士，這也就是帝國的最高學位了。公元前140年37歲的博士，在應招的一百多學人中脫穎而出，被召至皇宮，與漢武皇帝面對面應對，具體回答皇帝提出的問題，這就是歷史上最著名的策論應對「天人三策」，具體闡述他「天人感應」、以仁政治國、崇尚教化、政治思想大一統、「天不變道也不變」的治國理念，坦然面對專橫跋扈的漢武帝，引經據典，聯繫實際，侃侃而談，妙語連珠，比喻疊加，實在是一篇辭藻華麗邏輯性強的政論散文，很有語言的穿透力和感召力，展示了一代大儒面對君王不卑不亢的超然風采。這是某種理論自信，人格自信的底氣，不需要阿諛奉承和故作謙恭，顯然大儒就是帝王師，做人是有底線和獨立人格的。

  然而，漢武帝雖然對其理論表示信服，但是他這種旁若無人不卑不亢的風格，實在有些揚才露己，缺少了一些對於君主的臣服和敬畏的恭敬感，卻增加了太多對於三皇五帝、至聖先師孔丘、孟軻的敬畏，簡直就把堯舜禹三皇和儒家學說奉為天道。他自己就是天道的傳播者解釋者。專制帝王其實是很自以為是的，尤其是自命具有雄才大略開疆拓土的帝王，表面上的問道也只是擺出一副尊敬賢人的姿態，千萬不可當真。在這種時候尤其要保持謙恭謹慎甚至於帶點撒嬌式的柔媚以作妾身之態，才可博得歡心，謀取進身之階。千萬不可誇誇其談，自以為比帝王高明，甚至還想以星象卜筮之術去推算帝國命運，這難道是作為臣子的職責嗎？

  董仲舒扮演的不僅是儒家學說詮釋者，也是理論聯繫實際的身體力行者，更是帝王行為的監督者，在更多地誇獎三皇時，其實暗中嘲諷的是今上，這些都是不見容帝王的風度和作派。武帝對他也只能是敬而遠之了，在那些朝中老奸巨猾政客來看，這就是迂闊而缺乏自知之明的表現，也就必然會遭到「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的命運。

  儘管董仲舒品學兼優可以說是德藝雙馨，當他的人格魅力超越了群臣之上尤其超越了帝王之上後，他的官場命運只能是遠離中樞，被打發到了江都王劉非處擔任了丞相。不知武帝是重用他，還是埋汰他。總之，這個職位非常危險，主要用於掌管地方政務，兼有教導和監督藩王職責，防止藩王謀反和在藩國胡作非為，當年賈誼也是被外放長沙王處為相，憂鬱而死的。雖然武帝採納了他的理論，卻對這位儒家學者政治上始終不夠信任。況且這位江都王劉非並非良善之輩。劉非是武帝的哥哥，性情殘暴而荒淫，常常以殺人取樂，甚至匪夷所思地令宮女和羊與狗交配。

  董仲舒上任後就用儒家仁義道德感化這位王爺，竟然讓劉非非常佩服，對他很是尊重，對他的建議經常予以採納，在他任職的十年中兩人相安無事，王國治理也井井有條。

  公元前135年，漢高祖陵墓失火，董仲舒用他的「天人感應」學說進行私下裡的推斷，寫成《災異之記》草稿，認為這是朝廷任用酷吏張湯殘殺骨肉和大臣所致。尚未上書皇帝，這時候小人出現了，這就是深受武帝寵幸的中大夫主父偃，也許是路過江都等待董老先生的召見，因為嫉妒董仲舒，趁主人不在偷走了草稿，上奏朝廷。漢武帝將它交與朝中諸儒審閱。因其中有諷刺時政的文字，漢武帝一怒之下，把董仲舒打下了大獄，雖然後來劉徹看重他是著名的經學大師，又下詔赦免其罪，復為中大夫。

  這時候另一位大政客官場小人公孫弘粉墨登場了。這位老政客，年輕時當過獄吏，因犯罪被罷免，開始養豬，四十歲才開始研究春秋，65歲因鑽營外戚大將軍衛青的路子被推薦到武帝面前詔對，應徵對策，以「仁、義、禮、術」為治國之本，得到武帝賞識，被取為第一，拜為博士，一年內提為左御史，兩年後升任丞相。他是主張儒表法里王霸雜用的，這套理論很符合劉徹骨子裡的想法，也就是表面上的仁義道德，骨子裡的是嚴刑峻法，重用酷吏張湯，遠離賢臣董仲舒。這些都是公孫弘揣摩上意、巴結武帝的結果，兩人真實心思不謀而合，於是得到重用。這就是寵臣練就的途徑。

  這位老政客也就是馮夢龍在《老門生三世報恩》中那首牢騷詩中竭力推崇的老官僚公孫弘。當然老東西和董仲舒都是研究公羊春秋的，但是水平比小董要差許多，由於心懷嫉妒，建議武帝讓他去就任膠西相。這位膠西王劉端也是武帝哥哥，縱橫不法，害死了不少國相。這公孫弘也是歹毒，企圖借刀殺人，此議正合武帝心意。董仲舒被打發去膠西國，劉端見是大儒到國，以禮相待，對他十分尊重，對他的建議也常常採納，兩人竟然相安無事了四年。這就是董仲舒以禮儀治國在兩個諸侯國的實踐，都取得不俗的績效，但筆者認為還主要是董仲舒忠貞坦蕩正直無私的人格魅力使得兩位看上去昏庸無道王爺感到嘆服。

  最終董仲舒深知劉端陰險無常，他已無意官場，託病辭官回鄉，不問田產，專心著述。朝廷每遇重大理論問題，還是會派使者和廷尉張湯登門領教，因為當時廷尉斷獄也是以《春秋》為標準的。董仲舒在家潛心著述，一直終老到死，共留有著作123篇，遺失了一些，後人將82篇文稿編成《春秋繁露》。此書將儒學和陰陽五行學說結合宣揚「天人感應」，將人的品性分為上中下三等。董仲舒是西漢正統儒學的代表人物，人稱漢儒就是以董仲舒為人格代表的君子性人物。和他同時期的學者公孫弘這個傢伙也有研究「春秋」文章十篇，卻一篇未有傳世，學術高低立見高下。班固寫漢書為董仲舒立傳，其中大量篇幅是其詞彩華瞻的《天人三策》[2]。

  公孫弘其人品朝中非議頗多，他是個善於揣摩君主意志，儒表法里的偽君子，這和漢武帝劉徹的王霸雜用的權術正好相合。可見一味順從君王的好處，比之董仲舒迂腐亢直要圓滑許多。有時公卿們商量好向武帝提出建議，當面他卻一言不發，為人狡猾世故。汲黯曾經指責公孫弘位高俸厚，卻蓋著粗布被子，粗茶淡飯不食肉，這是虛偽不忠。而武帝對公孫弘極為信任，生前即封他為平津候，文人封侯是從他開始的。時人評價他為，外寬內忌，常常暗中報復人，董仲舒、主父偃都曾遭其暗算加害。當然，主父偃是咎由自取，藉助武帝寵幸，大量索賄受賄，最後被族滅。[3]

  汲黯是一位秉性耿直的大臣，景帝時期曾擔任太子洗馬，武帝即位後擔任中書謁者也算是武帝身邊參與機要的近臣。河內失火燒了1000多家，武帝派他視察災情，他卻不經請示，假傳聖旨開倉賑災。回來後坦承地對武帝說：「火災不足憂。河內郡連年水旱甚至出現人吃人，我未經請示已經開倉賑災，陛下就治我罪吧！」武帝並沒有追究他的罪責，卻將他外放為東海太守，因有政績，被召回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

  汲黯為人耿直，多次犯言直諫，有次武帝在朝堂上大談自己的施政綱領和宏偉目標。汲黯兜頭一盆涼水潑上去：「陛下外施仁義，內心卻欲望太多，怎能效法唐堯虞舜呢？」武帝大怒，拂袖退朝。公卿們為他擔心，他卻坦然地說：「朝廷設置大臣，難道都要阿諛奉承，陷天子於不義嗎？況且，我已在位，怎能愛惜自身，而辜負朝廷重託。」他看見了丞相公孫弘和太尉張湯都不願意理睬，曾經當著武帝面抨擊公孫弘之流內懷奸詐而外逞智巧，以此阿諛主上取得歡心；他公開指責張湯，刀筆吏專門苛究深摳法律條文，巧言加以詆毀，構陷他人有罪，使事實真相不得昭示，並把勝獄作為邀功的資本，高官厚祿，不能教化百姓，安國富民，反使監獄中關滿了人，後果不堪設想。天下人說刀筆吏不能擔任公卿，果然如此，你製法論事務求苛細，叫天下人手足無措側目而視，這個人就是你張湯。而漢武帝越發地倚重公孫弘和張湯，公孫弘、張湯則深恨汲黯，就連漢武帝也不喜歡他。

  漢武帝的小舅子大將軍衛青，群臣都尊奉下拜，唯獨汲黯不拜，有人勸汲黯，他卻說：「大將軍和我平等行禮，不是更提高了他的聲譽嗎？」衛青聽了反而更加尊重汲黯了。武帝雖受到汲黯頂撞，不太高興，但是每次汲黯求見，總是穿戴整齊，以禮相待。

  是凡君王開始對一個人敬鬼神而遠之時，他的官運也就到此為止了。據司馬遷《史記·樂篇》記載：漢武帝曾經在渥窪水中得到一匹神馬。尤為喜歡馬的武帝一時高興，便即興以神馬作了一首祭祀太一神的《天馬歌》。後來漢武帝派李廣利伐大宛獲得了一種叫「蒲梢」的千里馬，武帝又作了一首《西極天馬歌》。由於太一是當時至尊的神明，因而太一祭祀是非常莊重的事情。時任中尉的汲黯因此諫言：「但凡王者創作樂歌，上以承繼先祖，下以教化萬民。現在陛下得到馬就寫詩作歌，並在宗廟中演奏，先帝及百姓難道能明白這種音樂嗎？」武帝聽後沉默不悅。於是丞相公孫弘說：「汲黯誹謗陛下創作的詩歌，罪當誅殺。」汲黯沒有被殺，卻被免官回鄉閒居，數年後淮陽國多事，召為淮陽太守，武帝對他說：「淮陽官民矛盾很深，我只好藉助您。您安睡在那裡治理吧。」這是指汲黯早年治理東海時，以黃老之術，無為而治，只理大政，不問小事，從不擾民，境內氣象清平。汲黯崇仰道家學說，治理官府和處理民事，喜好清靜少事，把事情都交託自己挑選出的得力的郡丞和書史去辦。他治理郡務，不過是督查下屬按大原則行事罷了，並不苛求小節。他體弱多病，經常躺在臥室內休息不出門。一年多的時間，淮陽郡便清明太平，他為淮陽太守十年，死於任所。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臥理淮陽」的故事。[4]

  明代學者歸有光評價汲黯：

  人主為之改容，奸萌為之弭息，四夷聞之而不敢窺伺，此正直之臣也。其在於古，若排闥、折檻、引裾、壞麻之類，皆可以言正直也。其大者，如汲黯、蕭望之、李固、宋璟、張九齡、陸贄、李沆、范仲淹、李綱之徒是也。

  [1] 司馬遷著：《史記·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傳·董仲舒》，線裝書局，第308頁。

  [2] 見班固著：《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線裝書局，第572頁。

  [3] 見司馬遷著：《史記·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傳》，線裝書局，第287頁。

  [4] 班固著：《漢書·卷五十·列傳二十·汲黯傳》，線裝書局，第55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