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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所有大城市裡，有著一個個獨立的社會圈子，彼此互不交往，在偌大的一個世界上構成了若干小世界，關起門過自己的日子，內部的成員相互依存、抱團取暖，猶如一座座孤島，島與島之間隔著無法通航的海峽。

  根據我的所見所聞，沒有一座城市比巴黎更是如此了。在這座城市裡，上流社會很少允許外人涉足圈內；政客們自成一個圈子，過著糜爛的生活；大大小小的資產階級相互之間你來我往；作家和作家歡聚一堂（在安德烈?紀德 的日記里，有一點很突出：他好像很少跟自己行業之外的人交往），畫家和畫家結伴，音樂家和音樂家為友。倫敦的情況也大致如此，只不過不那麼明顯罷了。倫敦城內，雖也「人以群分」，但與巴黎相比就不那麼講究了，有那麼十幾戶人家，餐桌上既能看見公爵夫人，也可以遇到演員、畫家、議員、律師、服裝設計師和作家。

  我的人生際遇使得我在不同的時間段里遊走於巴黎各類社交圈子，甚至還（通過艾略特）進入過聖日耳曼大街那個封閉的世界，但我最喜歡的是以蒙帕納司大街為中軸的那個小社會—這個小社會在我心目中的地位要超過那個以現在叫作「福煦大道」為中心的拘謹保守的小圈子，要超過經常光顧拉魯埃餐館和巴黎咖啡館的那些國際人士，也超過蒙馬特爾區的那些吵吵鬧鬧、蓬頭垢面的追歡族。

  年輕時，我曾經在貝爾福獅子咖啡館附近的一個小公寓裡住過一年。我的房間在五樓，視野開闊，可以眺望到那片公墓。蒙帕納司在我眼中仍舊具有當初它特有的那種外省鄉鎮的靜謐氣息。走過陰暗、狹窄的奧德薩街時，我會怦然心跳，會回想起我們經常聚餐的那家寒磣的餐館。我們中間有油畫家、插圖畫家和雕塑家，除了阿諾德?班內特 偶爾來，在座的就我一個作家。我們在那兒一待就待到很晚，一塊兒討論繪畫和文學，一個個情緒激昂，語氣激憤，樣子荒唐可笑。

  如今走在蒙帕納司大街上，看一看那些和我當年一樣的年輕人，以他們為藍本構想幾篇故事，仍不失為人生樂事。無事可做的時候，我就搭乘計程車去多姆咖啡店懷懷舊。昔日的景象不復存在，它已不再是放蕩不羈的文化人聚會的場所，而成了附近小商小販的啜飲之地，顧客中也有塞納河對岸跑來的外鄉人，他們懷著一線希望，想看看一個業已消亡的世界留下的痕跡。當然，來的人中間仍有學生、畫家和作家，但多為外國人。坐在這裡，既可以聽到法語，也可以聽到俄語、西班牙語、德語和英語。我有一種感覺：他們的話題跟我們四十年前的話題基本是一樣的，只不過他們談的是畢卡索而非馬奈，是安德烈?布勒東 而非紀堯姆?阿波利奈爾 。對這些人我有一種親切的感覺。

  來到巴黎後，大約有兩個星期的時間了。一天傍晚，我去多姆咖啡店小飲，露台上人多，只好在前排找一張桌子坐下。天氣晴暖。法國梧桐樹上葉子的苞芽待出，空氣中飄蕩著巴黎所特有的那種閒散、輕鬆和歡快的氣氛。我的內心一片寧靜—這不是呆滯的寧靜，而是充滿了活力的寧靜。突然，一個男子從旁邊走過時，留住了腳步，咧嘴一笑，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齒，衝著我打招呼道：「你好！」我白了他一眼。此人瘦高個，沒有戴帽子，亂蓬蓬的深棕色頭髮早就該剪了，上嘴唇和下巴被濃密的棕色鬍鬚遮得嚴嚴實實，額頭和脖子被太陽曬成了紫紅色。他穿一件破襯衫，沒有打領帶，一件舊舊的棕色外套，下穿一條襤褸的灰褲子。看他的模樣像個叫花子，我堅信自己和此人素不相識。在我看來，他就是那種流落於巴黎街頭的混混，八成會編出一套落難的故事，從我手中騙幾個法郎去吃頓晚飯，找個住宿的地方。他站在我面前，雙手插兜，露出雪白的牙齒，黑眼睛裡含著笑意。

  「你不記得我啦？」他問。

  「我從來就沒有見過你。」

  我準備給他二十法郎把他打發走，可又覺得無法容忍他撒謊，好像我們以前認識似的。

  「我是拉里。」他說。

  

  「我的天呀！快請坐！」

  他嘿嘿一笑，趨前一步，在我旁邊的空椅子上坐了下來。

  「來杯喝的！」我衝著跑堂的侍者喊了一聲，然後又對拉里說道：「你滿臉的鬍子，怎麼能叫我認出來呢？」

  侍者走過來，拉里點了杯橘子水。我仔細打量拉里，想起了他眼睛的特別之處—那虹膜和瞳孔的顏色一樣黑，讓他的目光顯得專注和神秘。

  「你來巴黎多長時間了？」我問。

  「一個月。」

  「預備待下去嗎？」

  「待一段時間吧。」

  我一邊問話，腦子卻轉個不停。我注意到他的褲腿已毛了邊，上衣的胳膊肘處有幾個窟窿眼，一副落魄相，跟我在東方港口碰見過的流浪漢沒什麼兩樣。那些日子，人們對經濟大蕭條的後果久久難忘，於是我便覺得一定是1929年的經濟大崩潰使他成了個窮光蛋。我不喜歡繞著圈子說話，此時乾脆開門見山地問道：

  「你是不是落了難？」

  「哪裡的話。我挺好的。你怎麼會這麼想？」

  「哦，你看上去像是吃施捨飯的，身上破衣爛衫，還不如扔到垃圾箱裡好。」

  「有這麼糟嗎？這我從來沒有想到過。其實，我計劃著添幾件零用品，可就是沒有能付諸實施。」

  我覺得他是難為情或者放不下架子，所以不願意再聽他支吾下去。

  「別充好漢了，拉里。我不是百萬富翁，但也不窮。如果你缺錢，就讓我借給你幾千法郎吧。這不會叫我破產的。」

  他哈哈大笑起來。

  「多謝。不過，我並不缺錢。我自己的錢都花不完呢。」

  「經濟大崩潰中沒受衝擊嗎？」

  「哦，那次大崩潰沒有衝擊到我。我把所有的錢都買了政府公債。不知道政府公債是不是也貶值了。我沒有打聽過，只知道山姆大叔 仍一如既往地支付著利息。實際上，這幾年我的花銷很小，手頭寬裕著呢。」

  「那麼，你是從哪裡過來的？」

  「從印度。」

  「哦，我聽說你去了那裡，是伊莎貝爾告訴我的。她好像認識你在芝加哥那家銀行的經理。」

  「伊莎貝爾？你是什麼時候見到她的？」

  「昨天。」

  「她不會在巴黎吧？」

  「實際上，她在巴黎呢，住在艾略特?鄧普頓的那套公寓裡。」

  「太好了。我想見見她。」

  我們說這些話時，我一直在留意觀察他的眼神，發現他的眼睛裡有很自然的詫異和喜悅，沒有複雜的成分。

  「格雷也住在那裡。你知不知道他們結婚了？」

  「知道。鮑勃大叔，也就是我的監護人納爾遜醫生，曾經寫信告訴過我。他幾年前過世了。」

  我想起納爾遜醫生可能是他和芝加哥以及那邊的朋友之間的唯一聯繫，如今這條線一斷，他大概對這幾年發生的事情一無所知。於是我告訴他伊莎貝爾生了兩個女兒，亨利?馬圖林和路易莎?布雷德利離開了人世，格雷已經破產，還講了講艾略特的義舉。

  「艾略特也在巴黎嗎？」

  「不在。」

  四十年來，艾略特第一次不在巴黎過春天。儘管看上去顯年輕，他畢竟也是七旬老者了。在這古稀之年，他經常感到周身乏力，身體欠佳。除了散步，他把別的鍛鍊項目都逐漸放棄了。他對自己的健康狀況深感憂慮。他的醫生每個星期來探視兩次，在他的兩邊屁股上輪流打針，皮下注射一種當時流行的針劑。每次吃飯，不論在家裡還是在外面，他總要從口袋裡掏出個小金盒子，取出一粒藥片吞下去，就像履行宗教儀式一樣鄭重其事。醫生勸他去蒙特卡蒂尼療養，那是義大利北部的一個溫泉療養場。這之後，他提出想到威尼斯去尋找一個聖洗池，準備安放在他的那座羅馬式教堂里。他對巴黎的鐘愛已大不如從前了，原因是他覺得巴黎的社交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他不喜歡年紀大的人，遇到有人請客，請的都是他這般年紀的人，他就覺得心中不快；而見了年輕人，他又覺得他們淺薄。

  他出資建造裝修的那座教堂，如今成了他生活中主要的興趣所在。在這上面，他大量購買藝術品，宣洩自己對藝術的那種根深蒂固的熱情，同時感到心安理得，覺得是在為上帝效力。他在羅馬找到一座蜜黃色石頭砌的基督教早期的祭壇，又在佛羅倫斯花了六個月時間討價還價，買了一塊錫耶納派 的三幅一體的浮雕圖，將浮雕圖鑲嵌在祭壇上方。

  隨後，拉里問我格雷喜歡不喜歡巴黎。

  「他在這兒恐怕有一種失落感。」

  我試圖向他描述格雷給我留下的印象。拉里聽著，眼睛一眨不眨，死死盯著我的臉，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不知怎的，我覺得他不是用耳朵在聽，而用的是內心深處一種更為敏感的器官。這讓我覺得怪兮兮的，有點兒不太舒服。

  「不過，你還是自己看看吧。」我末了說。

  「好的。我很想見見他們。在電話簿上，我想是能夠找到他們的住址的。」

  「不過有一點，假如你不想把他們的魂都嚇掉，不想嚇得孩子們喊起來，勸你先去剃個頭，把鬍子刮刮。」

  他一聽笑了起來。

  「我正打算這麼做呢。顯然沒有必要使自己這麼招眼。」

  「除此之外，你還應該給自己弄一套新衣服。」

  「我這一身也許真算得上衣衫襤褸了。臨離開印度的時候，我才發現自己只有身上的這套行頭了。」

  拉里說到這裡，看了看我穿的衣服，問我是哪家裁縫做的。我告訴了他，但又補充了一句，說這家裁縫在倫敦，可能無法為他效力。我們撇開此事不提，又聊起了格雷和伊莎貝爾來。

  「他們倆我是經常見的。」我說道，「他們把日子過得十分幸福。我一直沒機會跟格雷單獨交談，其實就是單獨交談，他也不會跟我談伊莎貝爾的。不過，我知道他對伊莎貝爾的感情非常深。靜下來的時候，他表情陰鬱、目光茫然，而一看到伊莎貝爾，他的眼睛裡便有了柔情蜜意，見了令人感動。我有一種感覺，在那些風風雨雨中，伊莎貝爾始終站在他身旁，堅如磐石，此恩此情他終生難忘。見了面，你會發現伊莎貝爾變了樣。」

  我沒告訴他，伊莎貝爾現在之美是以前任何時候都無法比擬的。以前的那個漂亮的高個子女孩已經變成了一個端莊典雅、儀態萬方的美少婦，這一蛻變的過程誰知道他能不能辨得出來。世間有些男人，他們只喜歡天生的麗質，而不喜歡修養出來的美。

  「她對格雷很好，盡了最大的力量幫助他恢復自信心。」我繼續說道。

  說話間，天色漸晚，我問拉里願不願跟我到街上找個地方吃晚飯。

  「不了，我就不去了。謝謝。」他回答說，「我得走了。」

  他站起來，親熱地點了個頭，抽身離去，出了咖啡店，走到了人行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