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官渡對峙，袁軍覆敗

  官渡之戰是袁、曹勢力消長的轉折點。當時袁強曹弱，而交戰結果，袁敗曹勝。曹操此役以少勝眾，在中國戰爭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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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紹之敗，雙方謀士在戰前都有分析。有遠見的智士都認為袁紹必遭覆敗。其中原因很多，而根本原因是失在政治謀略不當和人心向背上。至於袁、曹之間的個人器識，也是一個重要因素。

  在政治上，漢室雖然傾危，但正如袁紹自己在反對董卓廢立時所說：「漢家君天下四百許年，恩德甚渥，兆民戴之來久。」漢天子還是人心所系的一面旗幟。在天下紛擾、互不統屬的群雄對峙中，誰能挾天子以令諸侯，誰就能在政治上占有制高點。公元195年，漢獻帝逃出長安，到了曹陽，距袁紹的根據地鄴城很近，沮授提議迎接獻帝，假其旗號「號令天下，以討未復，以此爭鋒，誰能敵之」，郭圖也要袁紹「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田豐同樣勸說袁紹迎天子。三位謀士提出的謀略是有政治遠見的，但袁紹另有考慮，堅決不予採納。他的考慮借淳于瓊等人的話說，就是「若迎天子以自近，動輒表聞，從之則權輕，違之則拒命，非計之善者也」（本傳裴注引《獻帝紀》）。郭圖警告他，在這件事上不可優柔寡斷，「若不早圖，必有先人者也」。果然，曹操很快劫持了漢獻帝，並且遠遠地遷到許昌，使袁紹可望而不可即。這一著棋袁紹走輸了，故牽動全局走向被動。

  袁紹失了漢獻帝，追悔莫及。他脅迫曹操遷都於鄄城，以便自己劫奪，然曹操不肯就範，於是袁、曹關係破裂。等到袁紹並滅了公孫瓚，他就迫不及待地向曹操興師問罪。袁紹自恃人多勢大，能戰勝曹操，然而人心向背，竟至於連士卒也不願拼死效命。

  在個人器識上，袁紹更不能與曹操匹敵。曹操對袁紹了如指掌，對他的評價是：「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忌克而少威，兵多而分畫不明，將驕而政令不一。」又說：「雖有大志，而見事遲。」（《三國志·武帝紀》）程昱說：「袁紹據燕、趙之地，有並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三國志·程昱傳》）楊阜說：「袁公寬而不斷，好謀而少決，不斷則無威，少決則失後事，今雖強，終不能成大業。」（《三國志·楊阜傳》）桓階、田豫、臧洪、賈詡等人也都有相似的評價。這說明袁紹雖一時強盛，但器量狹小，不能成就大事。事實也正是如此。袁紹的小氣表現在許多方面。在人才問題上他好賢而不能用，終致荀彧、郭嘉等離他而去；袁紹外寬內忌，任人而疑其心，不信任田豐、沮授這樣的忠謀之士；劉備在山東發難，他辭以小兒有疾而不予救援，不能顧全大局，這都是小氣的表現。

  袁紹的小氣，導致他用人不專，剛愎自用，這個弱點，在官渡之戰中充分暴露了出來。首先是沮授反對過早地與曹操進行主力決戰。他說：「師出歷年，百姓疲弊，倉庾無積，賦役方殷，此國之深憂也。」（《後漢書·袁紹傳》）沮授建議修整甲兵，以逸待勞，「三年之中，事可坐定」。袁紹對此建議非但不願考慮，反而對沮授起疑，分其所統軍為三都督。官渡之戰中，沮授一諫，指出顏良不可獨任；二諫「屯留延津，分兵官渡」；三諫提出應堅壁固守，打持久戰；四諫提議要防範曹操抄襲運糧隊伍。紹均不從。田豐也反對倉促南下，主張致力於增強實力，「不及二年，可坐克」曹操，紹仍不從。田豐苦諫，袁紹竟大怒，「以為沮眾」，將田豐下獄。官渡戰敗，事實證明田豐的意見是正確的，紹竟然因羞見田豐而把他殺害，可見氣度之淺狹。張郃本是袁紹手下勇將，也勸其重兵護糧，袁紹不納，而結局卻恰如張郃所料。張郃深為自己不幸言中而恐懼，預感到會有厄運加在自己頭上，為躲避殺身之禍，便投降了曹操。

  戰爭中誰勝誰負的轉折點常常是看似偶然，而實則必然。官渡之戰「相持百餘日，河南人疲睏，多畔應紹」，曹操處於極度困難之中。這時，許攸進計掩襲曹軍後方許昌，「紹又不能用」。許攸深感不得志，投奔了曹操，操「聞許攸來，跣出迎之」，又聽納其襲擊袁紹運糧軍的計策，果然大勝。同是一個許攸，在袁紹之下才無所展，到曹軍中卻建立奇功。這是袁紹器量狹小、用人不專的必然結果。曹操緊緊地把握了這個關鍵，促成了官渡之戰的轉機。

  西晉史學家陳壽對袁紹的評價是：「紹外寬雅，有局度，憂喜不形於色，而內多忌害。」（《三國志·袁紹傳》）這是對袁紹官渡失敗從個性上所做的分析。

  公元200年，袁、曹官渡相持，從二月到八月，達半年之久。曹操阻滯了袁軍推進的勢頭，然後挫其銳氣，抓住戰機，一舉成功，袁軍幾乎全軍覆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