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 結語

  插圖81：阿爾布雷希·阿爾特多費爾（Albrecht Altdorfer），《亞歷山大戰役》，1529年，慕尼黑，老繪畫陳列館

  在巨人的肩膀上

  歐洲之路分布在溫帶地區，總是靠近海洋，經常被牧場、森林和田野環繞。從神話到邏各斯，它邁出叢林、進入城市又跨越海洋，終於掙脫封閉的世界，投入無限的宇宙。從呼吸的空氣中變出了可以征服世界的蒸汽。偉大的對話為「西方」開闢了道路，並一直伴隨左右，它不僅是在自然和地理中產生的。用沙特爾的伯納德流傳甚廣的話來說，12世紀的思想家就已經認識到自己是巨人肩膀上的矮子。牛頓也用了同樣的比喻：1676年，他在寫給胡克的信中說，他能比笛卡兒看得更遠，是因為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他稱讚這些巨人，較新的有哥白尼、布拉赫、克卜勒、伽利略，但也有兩千年前的偉人：畢達哥拉斯、菲洛勞斯、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歐幾里得和阿基米德、托勒密和亞歷山大的帕普斯。

  歐洲用幾千年才搜集到信息社會的所有配料：書寫、字母表、拉丁語、數字、紙張、印刷術——更不用說眼鏡或描摹自然的繪畫藝術！電腦在今天已經成為日常用具，它的先驅是算盤和計算尺，後者由約翰·律勞卑（John Napier，1550—1617）發明。屬於電腦鼻祖的還包括建築師威廉·西柯哈特（Wilhelm Schickhard，1592—1635）的「計算鍾」、布萊士·帕斯卡設計的計算器和無數其他設備。一些配件是真正由歐洲人開發的，例如有機械擺輪的鐘。而鐘錶的歷史也持續了幾個世紀，直到其工作原理在完全不同的領域中——例如機械——被人們發現。

  歐洲的世界地位已經非常明確，但如果只關注17世紀以來的發展或者僅僅分析經濟數據，是無法解釋這一地位的。文化、政治和社會環境對技術創新至關重要。人文主義和啟蒙運動都非常歡迎交流，它們對科學、經濟、教育的熱情為研究策略的系統化和有用知識的指數級增長提供了有利條件。與通常所認為的不同，歐洲的擴張不是其「崛起」的條件。創意爆炸推動了科學革命，引發並一直伴隨著工業化，而在無數創意的背後是「競爭促發的動力」，幾百年前歐洲的船隻駛向世界也是受競爭的激勵。如果沒有專業知識、相對開放的社會、野心和貪婪，古代幾乎不會成功地融入對它而言的「新世界」。最終，擴張和科技創新都與工業化進程形成了動態的對應關係。新發明的機器伴隨著工廠的出現，加速了工廠的傳播；所有這些調動了資本，帶來更多的創新和資本。

  所有科學和技術革命的開始，都是對遠近過去的知識遺產的利用。如果僅僅依靠遺產，社會只能在短時間內擁有創造力，這種現象被技術史學家唐納德·卡德韋爾（Donald Cardwell）命名為「卡德韋爾定律」。歐洲的發展空間中巨人云集，歐洲人——早就不是矮子了——站在他們的肩膀上眺望：希臘人，他們保存了豐富的東方傳統思想，讓歐洲擁有了現代科學不可或缺的思想方式；然後是羅馬人，他們為歐洲貢獻了法律、工程藝術、對世界的理性認識以及國家智慧；旁邊站著的是拜占庭人和他們的神學、偶像崇拜以及裝滿古老手稿的書架；最後是阿拉伯人，他們的哲學、翻譯出的鴻篇巨作、醫學、數學和天文知識令人大開眼界。還有帶來算術的印度人，提供了千年發明紙張的中國人……也不要忘記中世紀的大師們，他們的著作流傳甚廣，讓歐洲人學到犀利的邏輯學，他們敢於邁出走向新科學的第一步，並發明了一個機械世界。

  本章節來源於𝓫𝓪𝓷𝔁𝓲𝓪𝓫𝓪.𝓬𝓸𝓶

  歐洲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這樣「開明」的文化，它既扶植科學又能培養許多學者、技術人員和發明家。自中世紀晚期以來，世界上沒有任何其他地區有密集的交流網絡，因此也無法傳播有用知識。多虧古登堡的發明，可用的知識增長到無法估量的規模。其他人苦思冥想、艱難探索，很多被遺忘的東西要重新被發現，而歐洲人可以方便地獲取知識：白紙黑字，明明白白。為了繼續思考，他們可以創造性地摧毀舊者，也不用擔心佚失。

  拉丁歐洲的特殊地位來自很多單獨的潮流和因素，而它們各自發揮了多少重要性，當然無法準確衡量。「巧合」和「路徑依賴」也無法明確區分。自文藝復興以來，對於理論的好奇無疑推動了科學變革，而這種好奇對新技術的實現有多大影響，一直都備受爭議。理論與實踐經常分道揚鑣。例如，拿破崙的炮兵從伽利略的觀察中得出結論，向上拋出的物體的軌道會形成一條拋物線。在天文觀測望遠鏡剛出現時，既有詹巴蒂斯塔·德拉·波爾塔和伽利略這樣的學者，也有像扎哈里亞斯·揚森和漢斯·利伯希這樣的「普通」工匠。亨利·貝頓（Henry Beighton，1636—1717）設計出巧妙的閥門，同時也為皇家學會撰寫理論文本。技藝精湛的樂器製造商詹姆斯·瓦特是一個博學多識的人，而紐科門只是一個鐵匠，但也是業餘傳教士並且讀過一些書。前機器時代的歷史難道要略去鐘錶匠，甚至略去那些費力給盔甲擰制螺絲的忠厚老實的工人嗎？

  如果說得複雜一點：我們觀察到彼此獨立出現但隨後相互干涉的因果鏈，還有個別想法和成就，它們在某個時間點一起湧現。哥白尼、克卜勒、伽利略或牛頓不是每個時代都能產生，甚至第谷·布拉赫也不常見。僅僅為了造就這五位大師，顯然就需要一個廣闊的發展空間：從波蘭的托倫到德國的威爾德斯達特，從比薩到林肯郡的伍爾索普村和現在瑞典境內的克努斯特魯普城堡。創新者何時何地出生是巧合，但他們全都出生在歐洲，這絕不是巧合。

  僅僅觀察這個地區的情況並不能解釋克卜勒如何成功地計算出火星的軌道，但可以解釋這裡為什麼不僅有出現「克卜勒的可能性」，其他偉人、幾百名推動者、取水人和博學思想家也層出不窮。與阿基爾·姆本貝的觀點不同，真正的「現代性的洗禮盆」並不是（或首先不是）在大西洋奴隸貿易地區。這個洗禮盆覆蓋了整個拉丁歐洲，為了契合這個比喻，它的水嘗起來有愛琴海的鹹味，還承載著亞洲和非洲的知識。這並不是說奴隸貿易和殖民主義對歐洲的經濟優勢沒有任何意義——但如果把這些因素看作拉丁歐洲科學技術取得巨大成功的最重要甚至唯一先決條件，未免太過淺顯。成功的基礎更加深刻。

  追溯「大分流」的遙遠的起源並不意味著推卸「西方」的責任，也不是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及其後果辯護。隱瞞「自家」對其他文化造成的問題，只能讓腐敗的精英、血腥獨裁者和心胸狹窄的宗教衛士等罪魁禍首逃脫懲罰。地理的硬性條件、人口統計學的陰暗權力、社會結構的力量以及頑強保持的心態或文化轉移的基本重要性都被置若罔聞。我們追問那些促進歐洲發展但在別處沒有出現的先決條件，肯定不是要推動「遺漏版的歷史」。如果這些條件最終衍生出文明甚至種族優越感，那麼批判它們絕對是合理的。此外，如果一位作家相信，歐洲進步的最終原因是危險的「遠古印歐語系的人」「熱愛自由」，那麼他的立場就很接近上述危險的觀點。

  希望我們已經足夠明確地警示讀者，不會再有人可能產生誤解，認為有些極端化的作者只是把西方模式當成唯一，認為這種模式無可指責。好奇心一旦離開理論遊戲並掙脫束縛，它可能會帶來好處和用處，也可能會帶來危險和殺氣，這在歷史中已經被多次證實；同樣不言而喻的是，歐洲的創造力不單純是「好的」。很明顯，創造力不僅能帶來解藥、促進民主，它也能製造出《女巫之槌》或集中營毒氣室的齊克隆-B毒氣。培根就曾指出：「享樂和死亡的工具出自同一來源。」在這些條件的基礎上，我們現在做出總結。

  起初，國家除了地理條件外還擁有專業的、有文化的官僚體系和機構，以及相對客觀的法律體系。我們描述在遙遠的過去出現的國家雛形，也記錄下國家在現代如何成長為可朽的上帝，並演變成一個由統治者管轄的抽象體。國家的存在是現代特定「西方」形式的條件之一。國家提供最低限度的安全和自由，比其他集體形式更有效地保護物質財產及精神財產，在歐洲的創造力中無疑發揮了絕對重要的作用。

  競爭社會、由受過教育的普通信徒所組成的強大的中產階級以及「平民的力量」應該也鞏固了拉丁歐洲的先驅角色。沒有這些條件，「工業啟蒙」簡直難以想像，尤其是英國。對創新持歡迎態度的中國宋朝間接證明了這一觀點。宋朝社會似乎比元朝更開放——儘管元朝湧現許多發明，包括水力驅動的紡車——比起明朝也更加開放。明朝期間，水力多軸紡紗機的設計原理——奇怪的是，只紡苧麻不紡棉花——再次被遺忘。1065年，宋代歷史學家司馬光甚至進諫皇帝，讓他聽取多數人的意見，畢竟身擔要職的朝廷大員商議出的結果都是上天的旨意。一個獨立於朝廷之外的教育系統也慢慢成形。但中國始終處於初級階段，中產階級也沒有出現在中國。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出現歐洲那麼多的功能各異的社會。

  如李約瑟所言，對歐洲「起航」更重要的是政治分裂，但又沒有過於分裂，國家只在較短的一段時間內失去它的統治功能。這種分裂也推動了各種各樣市場經濟的出現。如果沒有經濟收益，科學和文化就會枯萎。但有人反駁說，亞洲畢竟也分裂成無數相互進攻的國家。沒錯，但是在地中海和太平洋之間的廣闊地區，偉大的帝國和短命的草原帝國占主導地位。只有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和神聖羅馬帝國——1648年前後的疆域甚至不到哈薩克斯坦面積的一半——充斥著幾百個或多或少獨立的政治體，它們通過金錢、武器和外交手段維持新的平衡或相互戰鬥，對文化和科學投入大量資金並資助學者和發明家。

  從彼特拉克開始，修辭學越來越普及，這反映出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知識爭論的氛圍。在保留下來的超過1000本的古籍手稿中，沒有哪本著作能超過《獻給赫倫尼厄斯修辭學》（Rhetorica ad Herennium）。我們可以看出，談話藝術即使在自然科學中也有非凡的重要性。在歐洲之外，沒有哪個社會能夠以相似的熱情鑽研修辭理論。修辭學在中國的影響力比在歐洲小得多，幾乎沒有出現在公共場所。在穆斯林社會也是如此。修辭學——伊本·西那曾經如此評論亞里士多德——不是為爭論提供指導，相反，它更應該用於傳播已知的真理。在阿爾·法拉比的模範國家中，統治者是先知、哲學家和伊瑪目集於一身的人物，他是美德的化身。因此，他首先要掌握修辭能力，因為他的任務是向普通百姓傳播他的智慧。與之相反，波利齊亞諾強調修辭學在政治往來中的用處：「用語言說服你的同胞為國家的利益行事並避免去做對國家有害的事情，還有什麼比這個更有用和富有成效嗎？」

  因為拉丁歐洲政治上的分裂，人們總能在某個地方找到資助人。而且，誰想出版一些敏感棘手的書，總能找到一個避難所。如果在一個小國或一個城邦無法安身，總能找到另一個宮廷或另一座教堂塔樓，往往需要不到一天的旅程。布魯諾最後也只是運氣不好，當時他前往以自由聞名的威尼斯，但卻在錯誤的時間出現並找錯了贊助人。伽利略可以在阿切特里高枕無憂繼續研究，並在萊頓出版了《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與數學證明對話集》，那裡是許多前衛學者的避難所。政治分裂、多元化和創造力這三者似乎與創造力、中產階級和強勢的平民三者一樣，都有著密切關聯。

  自西羅馬帝國衰亡以來，拉丁歐洲再也沒有經歷過整個國家和社會的崩潰，貨幣經濟和私有財產保護馴服了戰爭。與非洲、美洲和許多亞洲國家不同，拉丁歐洲自10世紀以來一直沒有遭到入侵。只有歐洲體系內部的變化，例如，一些國家擴張，相應地另一些國家萎縮。永久的競爭迫使它們不惜任何代價維護複雜的多樣性——昂貴的機構、官僚體系和更昂貴的軍事，即使邊際收益下降。歐洲人擁有對真正重大的創新不可或缺的東西：時間——非常多的時間。研究和推動範式轉換需要時間。多元化的拉丁歐洲總有某個地方能保持創造性，積累知識並將其代代相傳。

  雖然歐洲在政治上支離破碎、在宗教方面分歧明顯，但多虧了超級語言拉丁語和超級媒介印刷術，歐洲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對話空間。在古登堡之前，技術知識已經在半個歐洲傳播——波西米亞從威尼斯學到如何生產優質玻璃——但知識的傳遞從沒有這樣令人目不暇接，而這種速度一旦開始就不斷加快。在這裡要重申愛因斯坦的強烈觀點，如果沒有印刷術，那麼引發工業化的創新潮根本無法想像。17世紀初，報紙成為聚攏公眾的新形式：先在斯特拉斯堡，然後從1631年起《憲報》在巴黎發行，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報紙處處可見。通過書籍和期刊，大陸上的知識文化興起，如果沒有它，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都不可能誕生。例如，正是因為格奧爾格·阿格里科拉在1556年出版的關於採礦業的新書，才使得活塞泵的構造從薩克森和波西米亞傳播到整個歐洲。在這套書和之前許多著作中都提到了「礦井狗」——一輛從礦井向外運輸廢料和礦石的車子，它是後來鐵路的雛形（插圖82）。它讓人們懂得在軌道上牽引車輛的原理。雖然阿格里科拉的著作只有德語和義大利語的翻譯版本，但如何把數不清的技術術語用通俗的話表達出來，這個難題幾乎無法解決。不過，書中的木刻版畫大多是不言自明的。只有密集的交流網絡的存在才可以解釋，為什麼歐洲自15世紀以來積累知識的速度越來越快，而創新也一個接一個出現。雖然中國自1730年以來也一直都有定期呈送的奏摺，但與歐洲期刊沒什麼共同之處。

  插圖82：《礦井狗》

  出自：格奧爾格·阿格里科拉，《論礦冶》，巴塞爾，1556年，倫敦，英國皇家學會

  中世紀之後的東亞甚至是奧斯曼帝國都很難列出一張重要創新者的名單，更不用說在醫學、天文學和物理學等重點學科領域。與之相反，拉丁歐洲在13—20世紀的發明和發現幾乎數不勝數，包括真正的範式轉換。成千上萬人參與到跨國和跨學科的交流中，他們使用信件和書籍作為媒介或者通過口頭爭論。在「大分流」前幾百年，歐洲已經儲備了來自社會各階層的大量的知識分子和學者，高度專業化的工匠和發明家，特別是「第三等級」的民眾，他們是為歐洲積蓄想法的「水庫」，而當時世界上沒有哪個文化可與歐洲相媲美。這些數不清的人才就是先驅者的起源，他們為紡織和採礦的機械化邁出關鍵一步。他們當中有紳士愛德華·薩默塞特，他只是個蒸汽驅動的業餘愛好者；有研究活塞泵的議長奧托·馮·格里克；還有發現光波的克里斯蒂安·惠更斯，他的父親是外交官兼詩人。我們也會遇到織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和約翰·凱、牧師埃德蒙·卡特萊特和鐵匠托馬斯·紐科門。詹姆斯·瓦特是一個蘇格蘭商人的兒子，理察·特里維西克（Richard Trevithick）製造了世界上第一台可運轉的機車，他的父親是一個工程師……越來越強大的創新動力也表現在司空見慣的關於「長子權」的爭論和堆積如山的專利糾紛上。

  瓦薩里在談論佛羅倫斯的藝術時就曾強調，競爭有利於激發創造力，這一觀點在古代就為人所知。維萊伊烏斯·帕特爾庫魯斯（Velleius Paterculus）也支持這種觀點，某些時期傑出科學家和藝術家層見疊出，大師尤其多，就是因為「競爭心」、嫉妒和欽佩。古希臘經歷了「文化繁榮」，11世紀初西班牙的科爾多瓦哈里發國家解體後分裂出的20多個泰法政權引發了穆斯林文化復興，15世紀印度-伊斯蘭文化輝煌奪目，這些都可以證明競爭的優點，文藝復興時期形式各異的歐洲國家也是一例，還有英國工業革命，它展現出世界史中獨一無二的活力。

  正如我們所見，另一個關鍵因素是遏制宗教，但我們經常能夠看出，宗教在歐洲的發展中絕不僅僅是阻礙。克卜勒像伽利略一樣用他的科學去尋找上帝。神職人員一直在研究自然科學，教會首領也一直提供資助。正如英國的例子所示，即使是新教後來也沒有遵循路德的做法，並未對科學敬而遠之。社會學家羅伯特·K. 默頓甚至認為，科學革命的真正動力就是為上帝榮耀服務的清教徒的功利主義。它催促整個世界渴求利潤、為利潤奔走，也讓方法研究和科學工作變得高尚。這一論點可能適用於個別案例。但是，歐洲的發展空間太過複雜，這種解釋不足以讓人們理解引發歐洲現代化的過程。文藝復興科學史中也有許多著名的、渴求知識的天主教徒——耶穌會的克里斯多福·克拉烏和阿塔納斯·珂雪，還有伽利略、笛卡兒、托里拆利、伏特和安培（Ampère）等普通信眾。天主教在法國出版的專門探討技術主題的期刊甚至比英國還要多。但在以《聖經》為宗的新教國家中，識字的人更多，潛在創新者的圈子也就更大。有一條是放之歐洲皆準的：科學革命中的英雄，無論他是天主教徒還是新教徒，都不是無比虔誠之人。艾薩克·牛頓可能是他們當中最偉大的人物，就很難被人看出他的基督教信仰。

  歐洲的發展是否有「路徑依賴」，如果有的話是從何時開始的，這些很難回答。非專業人士可以參與對話並最終主宰話語權，這樣的批判性的公眾群體最早從12世紀開始萌發。14世紀出現了戲劇性的技術進步，隨著印刷術的發明，技術進步變得不容忽視。「鎖定」的標誌最遲應該是古登堡的發明，從而強化了路徑。但這種觀點仍有爭議。

  沒有人知道是否有「路徑斷裂」的可能性以及何時會出現。我們再次回想一下蝴蝶振動的翅膀——或者1690年在博伊恩戰役中擊中奧蘭治的威廉三世肩膀的那顆子彈。它如果再低幾英寸，就會殺死未來的英國國王。傑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認為，如果這種情況真實發生，那麼英國仍然會是天主教國家，法國將成為歐洲的霸權國家，工業革命可能也將失敗，但我們永遠無法證實。

  歐洲文藝復興的獨特性

  在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Toynbee）的通史中，「復興」這個概念不是指某個時期，而是一種歷史中經常出現的現象：為了達到某種自覺追尋的目標，一個巫師將死者從沉睡中喚醒。復興可以出現在政治秩序、哲學體系、法律、語言和藝術中，就像復仇者一樣，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都會出現。半個世紀之後，人類學家傑克·古迪（Jack Goody）也提出類似觀點。復興可能會出現在任何有文字的文化中，因為這樣的復古必然與書面文本的本質相符。然而，這一概念主要指的是對中心的「回顧」，試圖翻譯古代文本並將其作為當前改革的工具。從這個非常有限的角度來看，「復興」實際上無處不在：印度教在笈多王朝時期得到復興，還有阿拔斯王朝、法蒂瑪王朝或布韋希王朝式的復興[100]；19世紀末，在埃及和其他阿拉伯語地區出現了奧斯曼帝國的復興（alnahda），還有「毛利復興」[101]和1920—1950年拉丁美洲出現的「殖民復興」。他當然也知道，中國「真正的」復興是宋代發明了火藥。而通過翻譯和概述，當時中國對歐洲文藝復興的了解已經非常充分。而在21世紀的「全球化」時代，復興這一概念已經與歷史基礎完全割裂。

  所有真正的復興都出現在相似的情況下，這一點非常令人驚訝，但是歐洲形式的復興卻有著完全不同的維度。它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如果沿用湯因比的比喻，用咒語喚醒古代的第一批人是加洛林王朝，奧托王朝舉棋不定，而霍亨斯陶芬家族更為堅定；最晚在12世紀，古代的復興在歐洲幾乎已經無所不在，擴張到龐大的規模。亡靈巫師當然也知道如何把古代亡靈圈禁在白堊圈中，他們從亡靈身上釋放出千年的知識並開始研習。與穆斯林不同，歐洲人走得太遠，想砍掉宗教的強大雙翼。

  文藝復興最重要的特徵，也是其身份的核心是思想的巨大張力。世界上沒有其他地方的教育和研究機構擁有類似的大量學科和成千上萬的學生——印度的大學沒有，智慧之家和伊斯蘭學校也都完全沒有可比性。今天人們已經忘記，在歐洲的大學裡曾有一支教授、博士和碩士組成的隊伍，他們把知識庫堆積起來，最終為對話提供了起點。與更古老的觀點不同，中世紀——以奧卡姆，甚至亞里士多德等人為代表——繼續沿襲古代的批判性、懷疑性態度，並傳承到現代。幾乎科學革命的所有偉大人物都受過高等教育。這樣看來，埃里克·瓊斯的「歐洲奇蹟」根本算不上奇蹟。無數次嘗試解決問題的結果就是最終取得重大突破。突破時不時出現——一開始是以幾百年為維度，後來越發密集——這是一個統計學問題。就算在宋朝，受過教育的「士」甚至不到人口的5％。

  不是單純複製古代，而是繼續發展古代遺產——這一意圖從一開始就為歐洲文藝復興的文化創作奠定了基調。彼特拉克寫道：「單純信賴古代事物，簡直一無所成，發明那些事物的也是人。沒有什麼事物如此值得崇拜、如此完美，以至無法再改進。」布魯尼強調，人們必須接納古代，但同時要進行改造，古為今用。安吉洛·波利齊亞諾嘲諷道：「在我看來，只會模仿的作家就跟長尾小鸚鵡或喜鵲似的，他們說的都是自己不理解的東西。」事實上，拉丁歐洲的文藝復興不僅僅是一次轉世，其中奠定了它在世界歷史中的特殊地位。因此我們也堅持這一概念，反對關於它的激烈爭議，也反對單純地劃分時期。穆斯林和拜占庭的學者也是文藝復興的「共同繼承人」，與他們不同，拉丁歐洲完全開發了古代思想和形式的理性和美學的潛力，並從中造就全新的風格。拉丁歐洲之外的國家可能從「西方」獲得這樣或那樣的工具，但它們很少對進口物再進行改造。想法在各處閃現，但沒有出現長期效用。16世紀，義大利人已經在澆鑄阿拉伯字母活字了，而在阿拉伯語的起源地，人們還依賴手抄本。

  歐洲社會的活力在快速變化的服裝風格中得到清晰展現。用費爾南·布勞岱爾的話說，歐洲是時尚大陸。「我們幾乎每年都會發明一種新的衣著風格。」16世紀的葡萄牙人路易斯·弗洛伊斯如是說，「在日本，穿著永遠一樣，一成不變。」文藝復興晚期的藝術展現出輝煌的多樣性，在歐洲之外很少能找到對應，歐洲人慶祝想像的方式也一直推陳出新。在這些想像中，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家和學者有他們的共同點。想像是一切創意的開端，無論是《仲夏夜之夢》，還是用水果巧妙排列出的魯道夫皇帝像，抑或是火星的橢圓軌道。所有這些以及更多的想像都出現在歐洲。這個空間為阿爾欽博托、莎士比亞、克卜勒和其他一些偉人以及無數小人物提供了實踐想法的機會。有時，科學天才和藝術天才就在同一人身上閃現，比如阿爾貝蒂和李奧納多。

  用日本文學家的話說，文藝復興是一個分界模糊的「流動的世界」。中世紀盛期語言和書寫的變化就是文藝復興的發端，這些變化也被稱為「話語革命」。布克哈特把它看作「個體的誕生」，實際上這是一場關於內心世界主觀性的對話。早在12世紀，人們就越來越多地討論世俗問題。對談成為「西方」的標誌之一，比如與印度教文化就可以形成鮮明對比。在相互作用中，人們逐漸觀察到市民文化的形成。一開始是法學家，後來越來越多的行業和階層都發表意見。這樣就出現了一個群體的前身，他們後來在文藝復興的歷史中和前工業化的歷史中發揮了顯著作用：受過教育的、經濟上強大的市民階級，他們要求獲得政治發言權，有時候也得償所願。

  古代思想的催化作用——我們不能簡單把它看作一種「起因」——對於拉丁歐洲的理性和知識的發展來說，怎麼高估都不過時。希臘人留下的批判性對話技巧的確激發了持續的疑問和質疑，塑造了文藝復興時期的科學文化，但對於重大突破來說，拉丁歐洲馴服遠古巨人的計劃更是至關重要。人們開始拆除古老的聖殿，不僅是因為他們在亞里士多德等偉人身上辨認出一些錯誤和矛盾。事實上一些別的「潮流」對此也有貢獻：船長的親身經歷，觀察和系統實驗，超出亞歷山大港水平的數學知識，還有很多地方蓬勃發展的愛國主義，這些都是競爭的結果。與此同時，愛國主義也讓人們燃起雄心壯志，誓要超越雅典和羅馬。

  許多政治上和社會上的平民聯盟在歐洲各國飛速蔓延，其他地方根本無法相比——這些聯盟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代表是英國議會——它們也讓實驗、討論和出版變得更容易，它們讓人們有更多可能去思考「不純潔的事物」。法國哲學家奧默·塔隆（Omer Talon，約1510—1562）精闢地指出「西方」精神豐富的多樣性，以及它對古代遺產肆無忌憚的挖掘：「如果柏拉圖的著作中有什麼適合我、對我有用的東西，我就接受它；如果伊壁鳩魯的花園裡有什麼好東西，我不會輕視它；如果亞里士多德提供更好的東西，我一併帶走；如果埃利亞的芝諾的商品比亞里士多德的更暢銷，我就離開亞氏並獻身於芝諾；如果哲學商店裡的一切都空洞無用，我就不會買任何東西。」

  造就科學革命和工業化的各種因素可能有不同的重要性。可以確定的是，歐洲發展的可能性空間在文藝復興時期變為現實，為創新提供無數機會，甚至民主思想也被接納。城邦和羅馬共和國的實踐提供了榜樣，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修昔底德和西塞羅奠定了理論基礎。哲學話語對西方民主的起源到底有多重要，主要取決於人們如何看待觀念對歷史進程的影響。馬克斯·韋伯指出，直接支配人們行為的不是思想而是利益，但隨後又補充說：「儘管主導人類行為的是利益，但通過思想建立的世界觀經常是這條軌道上的扳道工。」想想看，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和約翰·傑伊（John Jay）發表的《聯邦黨人文集》——其中包含了一些令人神往的充滿政治智慧的論文，這些文章幫助美國憲法和現代代議制民主鋪平了道路——他們用「普布利烏斯」的筆名發表。這裡指代的是普布利烏斯·瓦雷列烏斯·普布利庫拉（Publius Valerius Puplicola），李維之後羅馬共和國早期的執政官，也是共和國的創始人之一。

  人文主義為歐洲和世界的未來準備了豐厚的遺產。人文主義向人們展示了活躍的和沉靜的生活、善與真、特殊和普遍；把人們的目光從彼岸引到此世，讓哲學成為生活藝術的老師。人民掌權的模式在中世紀晚期也重新回到世上，而沒有被驅逐。在同一片理性的空間內不僅產生了公民社會，先前還誕生了民主理論——在歐洲和歐洲的殖民地美洲——一開始只出現在這裡，這絕對不是一個巧合。因此，如果把馬基雅維利和其他前輩如布魯尼或薩魯塔蒂的推論都歸結為一個傳統，並不完全是錯誤的，而且從這個傳統中還產生了英國和美國革命的思想世界，以及西式的現代民族國家。馬基雅維利的共和黨計劃只是紙上談兵。如果真的實現，就像前面所說，它將是文藝復興時期最宏偉的建築。

  牧神黃昏

  為一個時代命名必然會讓一些不屬於此的東西變成此時代的事物。時代名稱要能概括數百萬人的生活，還要顯現每個個體和團體的日常行為，而他們又各有各的特徵。我們所描述的時代也變得多種多樣，令人困惑。文藝復興與異教神祇嬉戲。它讓理性和經驗上升為新科學的徵兆，而知識和信仰終結之地，魔法師和「智慧女性」就大展身手。文藝復興時期教堂的濕壁畫見證了數學上無比正確的中心視角；離壁畫不遠，壁畫的捐贈人所崇拜的偶像就懸在教堂頂上，它們是為那些男女捐贈者製作的還願蠟像，大小和真人一樣，還穿著衣服。神秘主義和數學精神是這個時代的體現，還有宗教狂熱分子，他們想用火淨化一切。文藝復興以古典風格慶祝輝煌的勝利。它和伊拉斯謨一起微笑，與拉伯雷一起放聲大笑。它懷有熱切的虔誠，也被土星型疾病憂鬱所困擾。學者和技術人員完成了雅典和亞歷山大港開始的項目。它的表面遍布一道道崎嶇的溝壑，這些曲折中包括古登堡、菲奇諾和富格爾、波提切利和博斯、路德、米開朗琪羅和莎士比亞。作為他們的象徵人物，我們可以搬出普羅米修斯、奧德修斯和浮士德博士，以及堂吉訶德和登上伊拉斯謨之船的所有愚人。順便說一句，尼采提到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或者說「超人」並不在內，只有其中一些——用時代的行話來說——「獨特」的人像時代蒼白的陰影一樣漫步整個時期，如阿爾貝蒂或李奧納多。號稱要用錘子砸碎一切偶像的哲學家也讓文藝復興變得越來越異教化，是異教傳說最強大的助產士。但是指責一個人是無神論者通常只是為了在信仰爭議中取消對手的資格。被末日恐懼籠罩的宗教改革者皮埃爾·維雷熱切想找到「無神的怪物」，可能很難如願。如果一個狂熱分子抱怨說，所有基督教國家都被「該死的無神論」傳染了，那麼他只是在簡單解釋當時悲慘的時代環境。李奧納多和馬基雅維利是少數被懷疑為無神論者的知識分子。

  文藝復興的歷史最遲開始於12世紀，12世紀迅速累積的古代典籍為此提供了最有力的論據。這些「復興」的傳統對科學、技術和文化創作有最廣泛的意義，這樣至關重要的意義證明，不能將這個備受討論的概念單純作為一種藝術風格的標題，而是當作一個時代的總稱。然而，義大利的建築和繪畫自15世紀開始才顯示出古典形式持續而深遠的影響。人們從木刻畫的時期劃分中就能看出這種困難，當文藝復興風格在北方某些地區剛剛展現時，義大利已經在努力擺脫巴洛克盛期風格的影響。

  插圖83：《森林人》

  出自：康拉德·蓋斯納，《動物史》，1551或1669年，蘇黎世

  我們想讓文藝復興在何時結束？半人半獸的薩提爾神的變形給予了我們提示。17世紀，他從一個墮落的天使變成一個時而冷漠、時而友好的牧神。布魯諾用他來比喻蘇格拉底，一個有著美麗靈魂的醜陋的人，而自然學者認為他是一個人類和野獸交媾創造的怪物。啟蒙時代把他看成是一個原始人種，最終卻採納更古老的說法，把他變為一隻猴子。在同樣的旋律中，龍萎縮成蜥蜴，誘人的塞壬成了海猴子，東方的怪物也從世界地圖上消失。長期以來如此強大的說辭甘心落敗，同時也喪失了它們在哲學中的經典地位。隨著笛卡兒主義的吸引力不斷上升，形式邏輯變得越來越重要。

  17世紀，山脊另一側的余脈已經變得平緩——儘管那不勒斯人詹巴蒂斯塔·維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還可以被算作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家，他是以修辭學為本的人文主義的最後一個代表人物，也是亞里士多德所謂的歷史真相的代表。甚至「中世紀」也倖免於難，例如，1627年，博韋的樊尚的《大寶鑑》在天主教重鎮杜埃再版——不是被當作奇特的歷史素材來源，而是作為教材。第谷·布拉赫模型在18世紀還抵達了葡萄牙和法國，更不用說「民眾」的世界觀。蓋倫和希波克拉底像以前一樣被尊為醫學權威，但實驗和解剖刀讓他們的觀念逐漸被更新。古老的想法逃離軀體，並成為機械般的裝置。直到19世紀，化學才成為無可爭議的大學學科，並開始剝去鍊金術、魔法和占星學的外衣。

  薩沃納羅拉虔誠的政變和路德的宗教改革並不意味著這一時期的終結，儘管有一些同時代的人這麼認為。在歐金尼奧·巴提斯蒂（Eugenio Battisti）看來，特倫托宗教會議是「反文藝復興」的信號，海勒姆·海頓認為「反文藝復興」在17世紀達到高潮。宗教戰爭炮聲隆隆，暫時淹沒了偉大的對談，即赫爾德所說的「呼吸的空氣」，但並沒有讓對談從此沉寂。對談的話題從對知識的熱忱、對古代的歡欣和12世紀的世俗化一直延續到經歷啟蒙又古典的18世紀，文藝復興時期「公民自由」的概念在1651年被霍布斯埋葬，在18世紀也復活。人文主義的教育也倖存下來，它在19世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勢頭強勁。另一方面，教派爭端失去了重要意義。在英格蘭，1688年後新教徒不再受迫害。世俗的空間繼續擴大。例如，在信奉加爾文宗的多德雷赫特，1620—1680年擺放在家中的宗教圖像的數量減少了四分之三。從科學史的角度看，克卜勒和伽利略是一個重大轉折。觀察和經驗能夠成為一切知識的來源，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最後的勝利頂峰是牛頓1687年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和洛克1690年的《人類理解論》。

  1660年前後，歐洲遭遇了最後一次女巫大恐慌。弗朗西斯·耶茨（Frances Yates）認為文藝復興終結於1614年，這一年，日內瓦語言學家伊薩克·卡素朋（Isaac Casaubon）讓《赫爾墨斯秘籍》失去神秘色彩，他通過考據認定這本書真正的創作時間比人們此前相信的時間要晚很多，因此證明這是一本偽作。但牛頓還是援引赫爾墨斯，他認為赫爾墨斯見證了上帝意志在重力中的影響，這種想法與安薩里的觀點有奇特的相近之處。

  地中海地區也經歷了深刻的變化，經濟持續衰退。經過20多年的戰爭，威尼斯在1669年失去了克里特島，這是它在愛琴海的最後堡壘。未來之海是大西洋，未來權力屬於英格蘭。羅曼諾夫王朝在俄羅斯拉開序幕，清朝開始統治中國，這些事件都與全球危機有關，即便不是唯一的原因。與歐洲一樣，全球危機也動搖了東南亞的秩序。因此有理由將它和17世紀看作一個劃時代的鴻溝。

  也許密涅瓦的貓頭鷹已經悄悄地又展翅欲飛。從文藝復興開始的這段世界歷史可能已經完結，而在東半球有一個新的時代已經徐徐出現。不過，在歷史的「流動的時代」中，每個夜晚都有即將到來的黎明熠熠生輝。希臘人的勝利是否暗示了西方的曙光或者東方的黃昏，無法下定論，而且也不重要（插圖81）。要講述一個時期的結局或開端，總是意味著同時看見暮色和曙光。即使布魯諾也不能確定，他是活在新一天的清晨還是活在舊一天的夜晚。也許文藝復興和隨之而來的「大分流」也不過是當前「大融合」的先決條件——只是一個獨一無二的進程中的某一階段，這個進程就是全球現代化。

  世界一夢

  從彼特拉克開始，文藝復興偶爾會把自己看作「現代的」。正如藝術極度推崇想像力和原創性，在中世紀時經常被貶低的進步和新事物變得越來越有吸引力。一些人文主義者堅信，一個科學和藝術的新時代已經到來，這樣也就定下了基調。「骰子已經落下」「我敢做！」烏爾里希·馮·胡騰以此為座右銘。1499年，波利多爾·維吉爾的《論物之發明》出版，預示著新的技術史的開端。書中總結了古代所有新事物。現在的關注點不再是「過去」，儘管「改革」都是以過去為參照物。伽利略上一代的學者——例如特勒肖、康帕內拉等人——就被冠以「創新者」的名號，這是讚譽，也有辱罵。帕特里齊承諾一種「新哲學」，約翰·迪伊應允一個「新學科」，費爾內爾創建一種「新醫學」。培根有志於科學的「偉大創新」，哥白尼和克卜勒想要一個「新天文學」。最後是笛卡兒，他要求認定他生活的世紀和他自己的數學方法都具有現代性，他的方法是為了獲得絕對真理。他明確把現代與以前的思想區分開來，以前只有平平無奇的觀點問世，它們的「歷史」只是關於已經發現並保存在書中的東西。

  在笛卡兒生活的時代，古代仍然給予人們許多令人驚嘆的啟發，為藝術、文學和科學提供了主題和人物。但它的「重生」現在已經完結，字面意義上的「文藝復興」結束了。雅各布·納爾迪（Jacopo Nardi）於1568年翻譯的李維的著作已經是第五個譯本，但直到19世紀才又有新譯本問世。其他經典作家的境遇也是如此。拉奧孔群像所代表的「無比偉大的古代」成為嘲諷的對象，亞里士多德、托勒密和其他人也變成語言學或歷史研究的對象，就像是乾癟的木乃伊。

  科學仍然堅定地追尋培根。沒有維薩里和哈維就不會有我們熟知的醫學，沒有機械錶和蒸汽機也就沒有汽車；沒有克卜勒的天文學，沒有伽利略和牛頓的物理學，太空旅行只能出現在虛構文學中。文藝復興甚至延續了希臘人的計劃，探索磁力和電力。後者在16世紀由威廉·吉爾伯特命名為「電」（vis electrica），成為一個固定概念。然而，被鎖鏈束縛的普羅米修斯必須以自己的肉體為代價才能獲得知識。亞里士多德的譯者路易斯·勒·羅伊（Louis Le Roy，1510—1577）就持這種觀點。大自然沒有向人們展示進步和腐朽是如何交織在一起的嗎？空氣用雷電和風暴讓大地翻騰，火焰摧毀大地，水流讓土地分開，辟出海灣，衝擊出河谷和海盆；山脈被侵蝕……創新把歐洲帶入現代，但勒·羅伊和蒙田一樣都看到了創新的矛盾之處，他認為印刷術的發明是神啟的饋贈，而火炮的發明則是魔鬼的誘惑。

  雖然理性和數學承諾安全，但存在的基礎被撼動。帕斯卡意識到，存在在無限和虛無的兩個深淵之間搖擺。懷疑論哲學和笛卡兒的質疑讓人類成為他的世界中另一種意義上的造物主，這種形象漸漸浮現在文藝復興人文主義，甚至笛卡兒本人的面前。在事物的特性和感官與理智展露出的東西之間，一道不可逾越的鴻溝慢慢生成。如果把上帝排除在存在的遊戲之外，那麼人類對自然和宇宙的看法就是唯一的可能性。現在人們越來越懷疑，人類只能把自己所有的想法和要求傳播到全世界，別的什麼也做不來。世界是按照人類設想創造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完全就是人類的創造物。因此，「現實」也就只是頭腦中的一個形象、一個夢想。

  普洛斯彼羅在《暴風雨》中向那不勒斯國王的兒子所說的話經常被引用，這些話就像是這個我們稱之為文藝復興的時代的終曲。「你看起來似乎有點驚訝，吾兒，高興起來吧。我們這場小小的狂歡已經結束。我們的演員們——我早就說過——都是精靈，他們已經在空氣中消散，在稀薄的空氣中。如同這虛無縹緲的幻象中的海市蜃樓，那些高聳入雲的樓閣、華麗輝煌的宮殿、肅穆莊嚴的廟堂，甚至地球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將消散，就像這一場幻景，連一絲雲彩都不曾留下。同樣的材料建造出夢，也構成我們，我們短暫的一生被酣睡環繞。」這種令人激動的自信聽上去很不一樣。事實上，文藝復興的時代與文藝復興主義打造出的戲劇般的局面沒有什麼共同之處；舞台上有夜色中閃著寒光的匕首，毒藥涓涓流入水晶高腳杯，而最後的夕陽紅得像提香的著墨，給欲望和死亡鍍上一層光芒。冰冷的逐權者擁有「巨大的夢想」——這些夢想在1900年前後曾引發「歇斯底里的復興」——但他們只不過是一群因為缺乏現代性而生出的幽靈。正如尼采所說，文藝復興並沒有那麼偉大、強硬和清晰；相反，它像所有歷史一樣既矛盾又複雜。

  文藝復興給我們留下了一些簡單的教訓。宗教應該在心中而不是在政治上占有一席之地，純潔的使徒是一種致命的危險。如果沒有相互交流，文化就不會出現，更不會繁榮。蒙田和培爾等懷疑論者開啟了懷疑的深淵〔理察·H. 波普金（Richard H. Popkin）語〕，我們從深淵中得到結論，寬容是無可替代的。它提供了戰略優勢，因此具有政治和經濟效益而且符合登山寶訓的道德規範。如果一個社會能夠促進競爭，而且人們無論種族、宗教或性別都有階層上升的機會，那麼它就有利於科學和技術進步。有序的政府、「良政」，也有積極作用，機構可以成為自由的堡壘。如果沒有長期積累的有用知識，西方版本的現代性是不可能的（是否值得期待，則是另一個問題）。資本的意義重大，精神就是一切。一般是創新促進增長，而不是增長促進創新。突破傳統需要自由、安寧和交流。「人們可以孤獨地播撒下知識的種子，」塞繆爾·詹森（Samuel Johnson）說，「但必須在公共場合栽培它。」

  關於什麼是自由，什麼是人類尊嚴，文藝復興時期的討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入。詩人約翰·鄧恩在1624年——三十年戰爭剛開始時——回憶說，每個人都是一個更大的整體的一部分。「沒有誰是一座孤島，在大海里獨踞；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部分。如果一個碎塊被海洋沖走，歐洲就會失去一角……每一次人類的死亡都讓我缺少了一部分，因為我屬於人類。因此，不要問喪鐘為誰而鳴，喪鐘為你而鳴。」文藝復興時期一些最重要的思想家為一個偉大的想法鋪平了道路：人權既不是基督徒的也不是穆斯林的，既不是歐洲的也不是亞洲的，而是適用於所有人。人權的歷史包括16世紀關於良心、自由和寬容的討論，也包括如何對待美洲和非洲土著人民的思考。啟蒙思想家德尼·狄德羅（Denis Diderot）驚訝地觀察到，所有文明中最傲慢的那個同時也是自我批判最徹底的。這或許就是「西方」最大的優勢，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