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後記

  蘇黎世，2017年7月22日。就此擱筆。最後一次校稿也結束。雖然進行多次勘誤，但還有不少——令我擔心的——漏網之魚。現在，是時候告別這個反覆無常又令人著迷的伴侶了，它陪我走過穿越時空的漫長旅途。如無意外，今天上午它將從這裡前往慕尼黑的出版社，開始全新的生活。我多年來的苦思冥想和斟詞酌句，在未來幾周將付梓成書，字字分明、插圖精美。我熟悉的這位善變的女伴將變成一個實體：一本書。它現在將獨自踏上旅程。

  十多年前，當C. H. 貝克出版社與我簽訂書寫17世紀歷史的合同時，今天這場短暫的告別就在那時開始。其他項目——包括一本關於皮耶羅·德拉·弗朗西斯卡的《被鞭打的基督》的書——也隨之而來。我的研究興趣的轉變導致主題的變化：我們決定探討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歷史觀。這一項目最重要的推動者是戴特勒夫·費爾肯先生，他既友善又堅毅，對筆者的良心發出顛覆性的呼籲，為本書脫胎成形做出重大貢獻。沃爾夫岡·貝克先生和他的繼任者喬納森·貝克先生都伴隨著這本書的書寫過程，就像以前的眾多聯合圖書項目一樣，他們有濃厚的興趣和善意。負責審校工作的史蒂芬妮·霍施勒女士語感敏銳，在語法和專業知識等方面對這部手稿全權負責。碧亞特·桑德和克里斯塔·沙沃爾兩位女士滿懷熱忱與激情，完成了這本書的美編工作。索引表由亞歷山大·格勒先生負責。在此，我要真誠地感謝他們。此外，我也要向格爾達·漢高基金會致謝，感謝他們把本書收入著名的「歷史圖書館系列叢書」中。

  我在研讀相關文獻時發現，雅各布·布克哈特、彼得·伯克和約翰·海爾斯等前人已有精彩論述，如果我續寫一本簡明史，只是班門弄斧、毫無新意。所以我決定大膽地開闢新的角度，從比較視角分析拉丁歐洲的文藝復興，以期彰顯文藝復興在世界史中的意義。敘述與分析雜糅，既要考慮理論性又要兼顧趣味，這絕非易事，本人的嘗試是否算是成功，全憑讀者定奪。書中引文都是儘可能從原文譯出，因此可能與一般參考文獻中的表述略有出入。

  這個項目涉及許多偉大的文化，繁雜的工作如同走鋼絲。我努力徵求各領域專家的建議，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得知要幫我審閱部分章節，無數同事都欣然應允：賴訥·巴貝爾（巴黎），安德烈亞斯·拜耶爾（巴塞爾），弗洛伊思·科恩（阿姆斯特丹），亞歷山大·德曼特（柏林），馬丁·杜桑貝爾（蘇黎世），烏里克·弗萊塔克（柏林），亨訥·富蒂希（漢堡），卡斯滕·郭爾克（蘇黎世），亞當·瓊斯（萊比錫），羅伯特·朱特（斯圖加特），安妮·科爾布（蘇黎世），格西恩·克魯格（蘇黎世），托馬斯·林考夫（明斯特），克里斯蒂安·馬利克（蘇黎世），格爾特·梅爾韋（德勒斯登），謝爾蓋·米歇爾斯基（蒂賓根），曼烏斯·萊茵考夫斯基（巴塞爾），迪特瑪·羅特蒙德（海德堡），赫爾維希·施密特-格林茨（沃芬伯特），路德維希·施穆格（羅馬），塞巴斯蒂安·邵爾茨（蘇黎世），彼得·施賴訥（科隆），彼得·舒特斯（蘇黎世），拉吉·施泰因內克（蘇黎世），西蒙·圖伊舍（蘇黎世），斯溫·特拉庫溫（康斯坦茨）和皮爾·弗利（阿姆斯特丹）。他們提出許多寶貴的批評意見，讓我受益匪淺。我對以上同人表示感謝，但書中觀點仍由本人立場決定。再者，文中如有誤，全因筆者不慎。文中出現了大量漢語、阿拉伯語、波斯語或斯拉夫語的名稱和術語，感謝薩比娜·赫爾曼（慕尼黑）、彼特拉·雷德（慕尼黑）和蕾娜特·施特凡（因河畔羅特）三位女士的認真審校。

  我還要感謝在寫作過程中為我提供各種指點和幫助的朋友們。他們是大衛·阿布拉斐亞（劍橋），巴勃羅·布里特施泰因（海德堡），彼得·伯克（劍橋），保羅·卡斯楚（庫斯科），切薩雷·德·希達（那不勒斯），約翰內斯·弗里德（美因河畔法蘭克福），托比·霍夫（劍橋），尼古拉斯·亞斯波特（海德堡），克勞斯·約納斯（蘇黎世），蒲田安雄（東京），克里斯蒂安·利爾曼（洛韋諾/都靈），羅伯特·慕尚布蘭德（紐約），格拉多·奧塔利（威尼斯），喬治·薩利巴（紐約），曼弗雷德·G. 施密特（海德堡），瑪蒂娜·施得肯（蘇黎世）和約瑟夫·泰特（鹽湖城）。安德烈亞斯·童勒芒（1953—2014）和艾伯哈特·韋斯（1925—2013）多次撥冗與我詳談，這些談話也在書中留下印記。

  

  我曾應邀舉辦過一系列講座，把本人對文藝復興文化的歷史與展開的思考呈現給聽眾並進行探討，這對本書大有裨益。在此我要向這些活動的主辦方——所附機構為他們舉辦講座時的工作地點——表示衷心致謝：沃爾夫岡·貝林格（薩爾大學，薩爾布呂肯），約瑟夫·康納斯（義大利文藝復興研究中心，哈佛大學），烏韋·弗萊克訥（瓦爾堡之家，漢堡），安德烈亞斯·蓋斯特里希（德國歷史研究所，倫敦），李淑鍾（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研究中心，首爾大學，首爾），海因里希·邁耶爾（卡爾·弗里德里希·馮·西門子基金會，慕尼黑），馬丁·穆索夫（哥達研究中心/埃爾富特大學），漢斯·奧托邁耶爾（德國歷史博物館，柏林），朴宰宇（漢陽大學，首爾），海因茨·施林（柏林洪堡大學，柏林），塞巴斯蒂安·舒茨（女王大學，加拿大金斯敦），格爾特·施韋爾霍夫（德勒斯登工業大學，德勒斯登），謝淑貞（台灣大學，台北），阿爾多·文丘利（義大利文化協會，柏林），馬丁·萬克（瓦爾堡之家，漢堡），楊聖敏（中央民族大學，北京），虞和芳（南華大學，台北）。

  馬丁·鮑邁伊斯特先生不僅邀請我在羅馬的德國歷史研究所開展關於「文藝復興」的講座，還為我提供機會，與亞歷山大·科勒一起舉辦了主題為「全球文藝復興？跨文化比較下的歐洲文藝復興」（2016年10月13—14日）的研討會。我要感謝馬丁·鮑邁伊斯特和亞歷山大·科勒兩位先生的通力合作。我不禁回憶起兩個久遠的跨學科項目：一個是波恩研究生院的課題「義大利文藝復興及其在歐洲的接受」（1996—2002），另一個是歐洲科學基金會的項目「歐洲文化交流，1400—1600年」（1999—2003）。因為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些傑作有「親密接觸」，我得到特權為兩個重要展覽擔任聯合策展人，分別是「佛羅倫斯！」（州立藝術館，波恩，與卡塔琳娜·克魯巴斯克、安娜瑪利亞·吉烏斯蒂和格哈德·沃爾夫合作，2013）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變形，1400—1600」（瑞士國家博物館，蘇黎世，與丹尼斯·托內拉合作，2016）。

  感謝我在蘇黎世的同事娜奧米·貝爾斯、羅斯瑪麗·博爾、荷西·卡塞爾斯、雅妮娜·格魯那、塞繆爾·哈夫納、托馬斯·馬奈馳和史蒂芬·桑德爾費斯，他們為我搜集了龐大固埃般體積的文獻資料，並審讀書稿。荷西以他對家鄉的了解，為我指出一些關於南美洲歷史的錯誤。羅斯瑪麗和雅妮娜讓當前局面也以嚴謹的方式出現在這本書稿中，兩位女士嚴肅又親切，效率極高。

  我最虧欠的是與我成婚整整30年的太太，現在她坦然接受了我和文藝復興的這段私情。這本書當然是獻給她和我們的孩子塔西洛、馬丁和普莉希拉。感謝嘉比對我所有的愛意和寬容，一切盡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