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
2024-09-26 12:19:26
作者: (德)貝恩德·勒克
後記
蘇黎世,2017年7月22日。就此擱筆。最後一次校稿也結束。雖然進行多次勘誤,但還有不少——令我擔心的——漏網之魚。現在,是時候告別這個反覆無常又令人著迷的伴侶了,它陪我走過穿越時空的漫長旅途。如無意外,今天上午它將從這裡前往慕尼黑的出版社,開始全新的生活。我多年來的苦思冥想和斟詞酌句,在未來幾周將付梓成書,字字分明、插圖精美。我熟悉的這位善變的女伴將變成一個實體:一本書。它現在將獨自踏上旅程。
十多年前,當C. H. 貝克出版社與我簽訂書寫17世紀歷史的合同時,今天這場短暫的告別就在那時開始。其他項目——包括一本關於皮耶羅·德拉·弗朗西斯卡的《被鞭打的基督》的書——也隨之而來。我的研究興趣的轉變導致主題的變化:我們決定探討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歷史觀。這一項目最重要的推動者是戴特勒夫·費爾肯先生,他既友善又堅毅,對筆者的良心發出顛覆性的呼籲,為本書脫胎成形做出重大貢獻。沃爾夫岡·貝克先生和他的繼任者喬納森·貝克先生都伴隨著這本書的書寫過程,就像以前的眾多聯合圖書項目一樣,他們有濃厚的興趣和善意。負責審校工作的史蒂芬妮·霍施勒女士語感敏銳,在語法和專業知識等方面對這部手稿全權負責。碧亞特·桑德和克里斯塔·沙沃爾兩位女士滿懷熱忱與激情,完成了這本書的美編工作。索引表由亞歷山大·格勒先生負責。在此,我要真誠地感謝他們。此外,我也要向格爾達·漢高基金會致謝,感謝他們把本書收入著名的「歷史圖書館系列叢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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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研讀相關文獻時發現,雅各布·布克哈特、彼得·伯克和約翰·海爾斯等前人已有精彩論述,如果我續寫一本簡明史,只是班門弄斧、毫無新意。所以我決定大膽地開闢新的角度,從比較視角分析拉丁歐洲的文藝復興,以期彰顯文藝復興在世界史中的意義。敘述與分析雜糅,既要考慮理論性又要兼顧趣味,這絕非易事,本人的嘗試是否算是成功,全憑讀者定奪。書中引文都是儘可能從原文譯出,因此可能與一般參考文獻中的表述略有出入。
這個項目涉及許多偉大的文化,繁雜的工作如同走鋼絲。我努力徵求各領域專家的建議,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得知要幫我審閱部分章節,無數同事都欣然應允:賴訥·巴貝爾(巴黎),安德烈亞斯·拜耶爾(巴塞爾),弗洛伊思·科恩(阿姆斯特丹),亞歷山大·德曼特(柏林),馬丁·杜桑貝爾(蘇黎世),烏里克·弗萊塔克(柏林),亨訥·富蒂希(漢堡),卡斯滕·郭爾克(蘇黎世),亞當·瓊斯(萊比錫),羅伯特·朱特(斯圖加特),安妮·科爾布(蘇黎世),格西恩·克魯格(蘇黎世),托馬斯·林考夫(明斯特),克里斯蒂安·馬利克(蘇黎世),格爾特·梅爾韋(德勒斯登),謝爾蓋·米歇爾斯基(蒂賓根),曼烏斯·萊茵考夫斯基(巴塞爾),迪特瑪·羅特蒙德(海德堡),赫爾維希·施密特-格林茨(沃芬伯特),路德維希·施穆格(羅馬),塞巴斯蒂安·邵爾茨(蘇黎世),彼得·施賴訥(科隆),彼得·舒特斯(蘇黎世),拉吉·施泰因內克(蘇黎世),西蒙·圖伊舍(蘇黎世),斯溫·特拉庫溫(康斯坦茨)和皮爾·弗利(阿姆斯特丹)。他們提出許多寶貴的批評意見,讓我受益匪淺。我對以上同人表示感謝,但書中觀點仍由本人立場決定。再者,文中如有誤,全因筆者不慎。文中出現了大量漢語、阿拉伯語、波斯語或斯拉夫語的名稱和術語,感謝薩比娜·赫爾曼(慕尼黑)、彼特拉·雷德(慕尼黑)和蕾娜特·施特凡(因河畔羅特)三位女士的認真審校。
我還要感謝在寫作過程中為我提供各種指點和幫助的朋友們。他們是大衛·阿布拉斐亞(劍橋),巴勃羅·布里特施泰因(海德堡),彼得·伯克(劍橋),保羅·卡斯楚(庫斯科),切薩雷·德·希達(那不勒斯),約翰內斯·弗里德(美因河畔法蘭克福),托比·霍夫(劍橋),尼古拉斯·亞斯波特(海德堡),克勞斯·約納斯(蘇黎世),蒲田安雄(東京),克里斯蒂安·利爾曼(洛韋諾/都靈),羅伯特·慕尚布蘭德(紐約),格拉多·奧塔利(威尼斯),喬治·薩利巴(紐約),曼弗雷德·G. 施密特(海德堡),瑪蒂娜·施得肯(蘇黎世)和約瑟夫·泰特(鹽湖城)。安德烈亞斯·童勒芒(1953—2014)和艾伯哈特·韋斯(1925—2013)多次撥冗與我詳談,這些談話也在書中留下印記。
我曾應邀舉辦過一系列講座,把本人對文藝復興文化的歷史與展開的思考呈現給聽眾並進行探討,這對本書大有裨益。在此我要向這些活動的主辦方——所附機構為他們舉辦講座時的工作地點——表示衷心致謝:沃爾夫岡·貝林格(薩爾大學,薩爾布呂肯),約瑟夫·康納斯(義大利文藝復興研究中心,哈佛大學),烏韋·弗萊克訥(瓦爾堡之家,漢堡),安德烈亞斯·蓋斯特里希(德國歷史研究所,倫敦),李淑鍾(中世紀與文藝復興研究中心,首爾大學,首爾),海因里希·邁耶爾(卡爾·弗里德里希·馮·西門子基金會,慕尼黑),馬丁·穆索夫(哥達研究中心/埃爾富特大學),漢斯·奧托邁耶爾(德國歷史博物館,柏林),朴宰宇(漢陽大學,首爾),海因茨·施林(柏林洪堡大學,柏林),塞巴斯蒂安·舒茨(女王大學,加拿大金斯敦),格爾特·施韋爾霍夫(德勒斯登工業大學,德勒斯登),謝淑貞(台灣大學,台北),阿爾多·文丘利(義大利文化協會,柏林),馬丁·萬克(瓦爾堡之家,漢堡),楊聖敏(中央民族大學,北京),虞和芳(南華大學,台北)。
馬丁·鮑邁伊斯特先生不僅邀請我在羅馬的德國歷史研究所開展關於「文藝復興」的講座,還為我提供機會,與亞歷山大·科勒一起舉辦了主題為「全球文藝復興?跨文化比較下的歐洲文藝復興」(2016年10月13—14日)的研討會。我要感謝馬丁·鮑邁伊斯特和亞歷山大·科勒兩位先生的通力合作。我不禁回憶起兩個久遠的跨學科項目:一個是波恩研究生院的課題「義大利文藝復興及其在歐洲的接受」(1996—2002),另一個是歐洲科學基金會的項目「歐洲文化交流,1400—1600年」(1999—2003)。因為與文藝復興時期的一些傑作有「親密接觸」,我得到特權為兩個重要展覽擔任聯合策展人,分別是「佛羅倫斯!」(州立藝術館,波恩,與卡塔琳娜·克魯巴斯克、安娜瑪利亞·吉烏斯蒂和格哈德·沃爾夫合作,2013)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變形,1400—1600」(瑞士國家博物館,蘇黎世,與丹尼斯·托內拉合作,2016)。
感謝我在蘇黎世的同事娜奧米·貝爾斯、羅斯瑪麗·博爾、荷西·卡塞爾斯、雅妮娜·格魯那、塞繆爾·哈夫納、托馬斯·馬奈馳和史蒂芬·桑德爾費斯,他們為我搜集了龐大固埃般體積的文獻資料,並審讀書稿。荷西以他對家鄉的了解,為我指出一些關於南美洲歷史的錯誤。羅斯瑪麗和雅妮娜讓當前局面也以嚴謹的方式出現在這本書稿中,兩位女士嚴肅又親切,效率極高。
我最虧欠的是與我成婚整整30年的太太,現在她坦然接受了我和文藝復興的這段私情。這本書當然是獻給她和我們的孩子塔西洛、馬丁和普莉希拉。感謝嘉比對我所有的愛意和寬容,一切盡在不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