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為什麼不是中國

  插圖79：景德鎮碗，明朝，1540—1560年，德勒斯登，國立藝術展覽館

  寧靜的夢想，繁忙的貿易

  永樂艦隊探險結束後，遠洋支持派在北京已經徹底落敗，即使建造大型船舶也會遭到懲罰。一切出海貿易都必須在政府的控制下進行。除了一些短期的寬鬆外，這項政策一直持續到16世紀下半葉，儘管它導致走私和海盜猖獗，商人的貿易活動也受到很大阻礙。這背後的原因，我們只能推測。主要動機可能是蒙古人對北部邊境的持續威脅，這是僅次於饑荒之外的第二大噩夢。所以更迫切的任務是將可用資金投入鞏固防禦工事，而非昂貴的艦隊探險。1470年前後，中國開始建造著名的明代長城，並於17世紀初完成。這是地球上最大的建築，也是中國與外界隔離的象徵，一座恐懼的紀念碑——但在軍事上毫無用處，是一項無比糟糕的投資。長城從來沒有足夠的守衛軍，北方強敵很容易繞道而行或突破長城。只有清朝才以強大的攻勢最終解除「從草原而來的危險」。

  永樂皇帝是文藝復興時期的人，他之後的皇帝有很多是技藝高超的書法家和畫家，但往往缺乏權謀。他們把政事交給太監和大臣，或耽於女色沉溺床笫，或飲酒作樂聊以度日。儘管儒家和道家都反對暴政，也知道如何限制權力，如通過傳統和儀式，但平民百姓沒有任何發言權。地方官員逐漸「自下而上」改革，成功推行了一套以貨幣支付為基礎的、完善的稅收制度，取代了之前混亂的稅賦。除此之外，明朝沒有能力進行任何改革，技術突破根本不存在。只有幾個屈指可數的例外，如偉大的科學家、「藥師之王」（李約瑟語）李時珍（1518—1593），或擁有開放的批判性思維的謝肇淛——他質疑古代的知識和女人纏足這樣的傳統。從百姓身上搜刮的錢財養活了一個龐大而腐化的官僚機構，還要養活1萬個貪婪的太監並維持宮廷的奢華風氣。明朝軍隊一度達到400萬人，但他們訓練不足，技術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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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危機讓局勢更加激化。嚴寒和雨水破壞了農業生產；飢餓和稅收引發叛亂。貿易陷入癱瘓，統治者想進口白銀又沒有足夠資金。在16世紀末的萬曆朝鮮戰爭中，明朝為增援朝鮮被捲入與日本的戰爭，甚至不能按時發放軍餉。資金匱乏也讓明朝的實力漸弱。隨著滿洲人的襲擊和幾十萬饑民的起義，明朝滅亡。反叛分子蹂躪北方，最終攻進北京。明朝的最後一位皇帝於1644年自縊。一名將軍在危難之際不得不向滿人求助，他們確實鎮壓了起義，但政權也被這些勝利者奪走了。經過數十年的殘酷鎮壓，所有反清復明的抵抗都被扼殺。隨著滿人統治的開始——這個王朝自稱為「大清」——中國對外來影響的反感和抵制越來越強烈，包括天主教的傳教活動。

  讓我們回到李約瑟的那個大問題：為什麼曾經充滿活力、渴望創新的中國沒有走上西方現代化的道路？為什麼沒有進一步的科學突破和工業化？一些人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必須探究中國人的精神。佛陀和孔子為發展設下了攔路石——而歐洲的新教徒則服從他們的工作倫理，迫切想在地球上找到自己是天選之人的跡象，因而追逐金錢和成功？這樣的論點似乎說得通。競爭、忙碌和貪婪在佛陀和孔子看來是一種惡行。司馬光在熙寧變法中用孔子的話——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反駁王安石的改革思路。貿易和金融交易被看作貪婪和暴利，儒家學者認為只有農業是必要的。詩人陸游（1125—1210）曾描繪過這樣田園般的場景：「諸孫晚下學，髻脫繞園行……爺嚴責程課，翁愛哺飴餳。富貴寧期汝？他年且力耕。」

  但是中國從未把自己單純看作節儉的農民之身，與詩中所述並不完全符合。北京、杭州或蘇州等大都市都不是探究自我的寧靜之地。一位15世紀末前往杭州的韓國人說，市場上的金銀堆積如山，人們穿戴漂亮的衣服和飾物；來自外國的商船像梳齒一樣鱗次櫛比，街上的酒肆旁邊就有各種各樣的雜耍。中國經濟正處於充滿活力的發展時期。手工匠拉坯並繪製瓷器，這些瓷器遠銷歐洲，被斐迪南一世·德·美第奇（Ferdinando Ⅰ. de' Medici）當作禮物送給德勒斯登（插圖79）。油漆讓家具閃閃發光，茶和絲綢抵達日本或通過馬尼拉到達西班牙人之手。甚至出現多樣化的定製需求：穆斯林用來喝中國茶的瓷杯上不會出現人物肖像，而日本人和歐洲人的品位也在考慮範圍內。依照歐洲人的喜好，他們收到的物品上面會有他們的徽章和基督教圖案。中國的對外貿易到底達到何種規模，目前尚無定論；但中國人是雄心勃勃的巨賈，他們想把生意覆蓋整個東南亞，這是毫無爭議的。佛陀、孔子以及道家都向人們灌輸寧靜的夢想，顯然並沒有減緩他們的忙碌。明朝中期一個家族的首領曾經哀嘆，城市生活腐蝕了古老的價值觀，這種憂鬱的情緒也可能出現在馬格里布的伊本·赫勒敦或那不勒斯的桑納扎羅身上，他們都曾為「現代化造成的損失」而惋惜。

  有一種觀點可能可以解釋這種矛盾，只有精英才有能力遵從儒家的價值觀。和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樣，不為司馬光所關注的底層人士需要微薄的利潤才能夠生存下去。作為中國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關注經濟增長，而不像官員閒來練習書法，也不像貴族為消遣收藏古物。明朝尚書張瀚（1510—1593）撰有《松窗夢語》，他在《商賈紀》中云：「財利之於人，甚矣哉！人情徇其利而蹈其害，而猶不忘夫利也。故雖敝精勞形，日夜馳騖，猶自以為不足也。夫利者，人情所同欲也。同欲而共趨之，如眾流赴壑，來往相續，日夜不休，不至於橫溢泛濫，寧有止息。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張瀚對此非常了解，因為他來自繁華的杭州，出身於一個富裕的紡織商家庭。

  宗教規範和生活現實總是兩回事。印度的婆羅門有著厭惡商人的傳統，但這也沒有挫敗他們的經商熱情，就像儒家思想也不是什麼阻礙。《聖經》也絕不是資本主義的宣言——《聖經》中提到，富人上天堂比駱駝穿過針眼還難。耶穌把商人和放貸者趕出聖殿，而人類的苦難從食用知善惡樹的果實的那一刻就開始了。然而，歐洲的現代性主要是資本家和學者造就的，儘管有起有落。事實上，宗教經常只是回應世界的混亂，而無法馴服世界。在快節奏的時代，宗教讓人們可以歇息，從喧鬧的日常生活躲進一個安靜的角落。否則，歐洲中世紀只會有愛好和平、虔誠和謙虛的人群，而不會出現資本家。人們不應高估宗教教義對辛勞大眾日常活動的影響。

  中國的貿易在17和18世紀蓬勃發展。在長江三角洲，近代早期的農業生產力可能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高，附近的景德鎮成為世界瓷器製造之都。但是經濟仍然以小規模家庭生產和由國家組織的稅收經濟為特徵。中國的利維坦以稅收、壟斷和關稅為食。與歐洲國家對資金的渴求相比，中國對信貸的需求仍然遠遠落後。與歐洲不同——想想富格爾家族與哈布斯堡的艱難同盟——中國朝廷與資本主義沒有任何聯絡。此外，這個發明紙幣並且制定了第一套貨幣理論的國家並沒有出現銀行系統。

  當然，所有這些都不應妨礙科學進步或新技術的發展。工業崛起的一些條件並不缺乏；勤勞的人、製造業、煤炭，還有維持秩序與和平的國家。儘管信貸體系不發達，但可調動的資本非常豐富。缺少的就是技術創新。可惜中國只出現了種植技術的改進和傳統發明的微小調整。與幾千年前一樣，中國經濟主要靠數百萬人的力量發揮作用。普羅米修斯仍被綁在高加索的岩石上，他沒有到達長江江畔。

  傲慢的巨人

  印刷術的命運就展現了中國的技術停滯。這種停滯不僅能在中國觀察到，韓國和日本——這些最早認識到印刷術基本原則的國家——在技術上同樣停留在中世紀的水平。在中國和韓國，都有人試驗過活字印刷，最晚在13世紀還出現了金屬活字，但是，由於沒有人想到印刷機，人們不得不一直從染色的木塊上把紙張從背面揭下來。堅持使用木材源自中國人對書法的喜愛，柔軟的毛筆讓人們可以隨意揮灑潑墨。他們逐漸開始使用青銅活字，但仍然沒有印刷機。

  當時的訪客清楚地觀察到了中國的「大遲緩」。1602年訪問中國的耶穌會士迭戈·潘托亞（Diego Pantoja）寫道：「這裡能找到許多好東西，但都沒有付諸實踐。」為什麼會這樣？首先一個原因便是，國家的目光落在政治和社會局勢上。科舉制度在明朝後期成為通往高等官職的獨木橋，自然只有極少數人能夠分一杯羹。

  歐洲體系肯定不如中國、越南和韓國那麼理性，但它更開放。年輕時曾是一名僱傭兵的梵蒂岡圖書館館長官巴塞洛繆·普拉提納（Bartolomeo Platina，1421—1481）和李奧納多·布魯尼在這個中心帝國根本沒有發展機會。據說布魯尼之所以能在教皇宮廷得到秘書職位，僅僅因為他手寫的教皇口諭比另一個競爭者的更漂亮。如果布魯尼沒有在羅馬或佛羅倫斯獲得成功，對他這樣的高素質人才還有上百種其他的選擇。畢竟義大利有很多相互競爭的宮廷和城邦，它們都會提供一份薪酬，而且還有豐富多樣的大學、學院、修道院、博物館，以及鍊金術士的廚房、討論圈子和圖書館，它們都反映了拉丁歐洲的政治局勢，也持續提供研究和學術對話的場所，這樣的環境在中國不可能找到。

  缺乏資助機會無疑是中國沒有重大突破的重要原因之一。歐洲從大量地產中獲得了資金，用來資助科學和藝術，這種事在中國和奧斯曼帝國幾乎不存在，因為這兩個國家都沒有擁有地產的世襲貴族。所有耗資比較大的研究都由朝廷最終拍板。朝廷的話語權有多大，在關於哲學問題的爭論中就可見一斑。比如朱熹，這位博覽群書的「中國的亞里士多德」，偉大的儒學家。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他的學說先是遭到猛烈抨擊，後來又成為治國理念。如今，朱熹已經享祀孔廟，位列大成殿十二哲者。他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一起合稱「四書」，直到20世紀都是科舉考試的內容。

  阻礙創新發展的還有僵化的社會結構。工匠手藝通常是父傳子、師傳徒。這對創新而言是巨大的障礙，因為該制度不利於更專業的新行業的擴張，與歐洲情況相反：例如那些生產精密機械設備，甚至只是螺釘生產和螺紋加工的行業。在中世紀晚期的英格蘭，有三分之二的人口都是「自由」勞動，但在中國這個比例最多只有5％。許多知識只在當地傳播，雖然在田間流傳的手冊也傳授了農業知識，並宣傳甜瓜、甘蔗、棉花和其他水果的種植方法。明代後期的書籍產量有所增加，然而，每年不到50冊的增量還是遠遠落後於歐洲。其中幾乎找不到任何學術文獻。1637年出版的技術百科全書《天工開物》是專為業餘愛好者或朝臣的消遣所著，而不是為了向大眾傳播技術。在這種情況下，書籍媒介儘管有各種缺陷還是能夠發揮影響，而且識字的人也越來越多。但是，在歐洲導致翻天覆地變革的消息在中國不存在。中國大型圖書館中只有少數對廣大受眾開放，第一個公共圖書館直到1905年才建立。

  古代科學的小規模復興背後通常是中央政府的推動。天文學和歷史學的核心都在各自的官方場地內，一般是宮廷的官僚機構，還有少數幾所書院。想找到一本批判性的史書簡直是白費力氣，沒有哪本史冊能考慮到歷史進程的複雜性和中斷。在中國參與科學討論的人數微乎其微，這與歐洲不同，與伊斯蘭的堡壘類似——不僅是從國家規模來衡量。書院最初是文人和官員會面和交談的地方，也是保存知識的地方，直到18世紀末一直在國家監督下運行。書院最重要的功能是為僵化的科舉考試提供了培訓的場所。

  整個社會一直處於「被困住」的狀態。16世紀，明朝博學多識的大臣提出，皇帝要尊重某些儀式的自然秩序，這只是邁向君主立憲制的一小步。城鎮自治只是口號而已，村莊只有在國家的「儀式保護傘」下，才能獲得一定程度的自由。與其他非歐洲文化一樣，宗族間鐵鏈般的紐帶阻礙了社會流動，直到明末才能觀察到更多的流動性。然而，與歐洲以外的其他國家一樣，這裡也沒有形成資產階級社會。如果說實現工業化的突破需要先進的機械技術，那麼它直到18世紀在中國都無處可尋，在東南亞、日本、俄羅斯或非洲也一樣。向歐洲人學習本來可以讓中國實現「巨大的飛躍」。但他們沒有做這樣的嘗試。

  中國對待外國人以及當時已經非常可觀的「西方奇蹟」一直非常保守，其中有一個原因，這種態度同樣出現在日本：中心位置的傲慢，以及錯誤地認為自己不需要周圍世界，因為自己遠比周邊優越，就像太陽凌駕於月亮之上。此外，中國和其他亞洲國家一直缺乏探路者。對於東亞的商人來說——除了商人還有誰能為文化交流鋪平道路？——在白銀盛行的時期之前，歐洲除了木材、毛皮和奴隸，什麼也沒有提供過。

  相應地，雲遊西方的人也寥寥可數。一群年輕的日本人曾經在1584—1586年巡遊葡萄牙、西班牙和義大利，這次旅行是耶穌會士安排的。不久之後，一個波斯使團在1599年前往拉丁歐洲。一位隨行人員在呈送阿拔斯一世的報告中描繪了一個在東方難得一見的歐洲，他講述了佛羅倫斯、馬德里和被稱為「世界第九大奇蹟」的阿蘭胡埃斯花園。直到此時，波斯只有這份報告和其他少數作品，而拉丁歐洲的文獻可以裝滿整個圖書館。長期以來，歐洲的地理學家已經繪製出整個地球的形狀。根據格哈德·墨卡托（Gerhard Mercator，1512—1594）的方法，人們可以將地球投射到圓柱體上。單在1472—1500年製作的地球儀和地圖就多達5.6萬件，至16世紀時甚至達到數百萬。

  與之相反，曾經充滿好奇的中國將自己封閉在狹隘的知識體系中，對世界尤其是「遠西」的想法非常獨特。中國學者知道非洲的三角形形狀，明朝的一張地圖上還把德國標記為「阿魯曼尼亞」。但中國學者認為地球是扁平的，而中國「最偉大的探險家」、號「霞客」的徐弘祖（1586—1641）曾經深入遊覽中國各地，卻從未越過邊界。一些中國人直到19世紀還認為，所有的知識，甚至歐洲的知識都起源於中國。親歷「西方」，並以中國人自己的視角所寫出的第一份真實報導，可能來自林鍼的《西海紀游草》，他於1847年從廈門啟程前往紐約，在美國待了一年半後回到自己的家鄉。對西方技術的了解讓他熱切提筆，用抒情的語言記錄所見所聞。「技奪天工靈活，集版印書，以及舟、車、舂、織、錘、鑄等工，均用火煙輪，運以機器，神速而不費力。」他嘆服道，「應心得手，創一技便可成名。其俗不尚虛文，凡人能首創一藝，足以利世，特加獎賞。」

  斯多葛，而非戲劇

  在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逐利的心態，或者僅僅是為了生存和養家餬口而奔忙，都可能導致儒家理想被置之不理。在科學領域，情況大相逕庭。意識形態的束縛在這裡很強大，往往是壓倒性的。中國的科學家和技術人員大多都通過了科舉考試，他們熟知儒家教義，早已內化儒家自然哲學的原則。他們對自然和宇宙的看法與歐洲人矛盾的思想世界完全不同。與西方概念的一個本質區別就是，在中國自然法則的主人不是全能的上帝。「不是某個眾王之王在天上傳令『要有！』，就會出現普遍和諧，」李約瑟說，「和諧來自宇宙中所有物的自發合作；它源於對自我天性中內在必然性的追隨。」中國思想並不相信自然法則的代碼可以被破譯——到底是不是比我們更加理性的神創造了這些代碼，答案尚不明確。中國人從未有過與庫薩的尼古拉類似的觀點，即人就是「自然的目標」，或者帕拉塞爾蘇斯認為的「上帝希望我們知道一切」，中國人也不認為人是存在的中心。中國的自然哲學家將自己視為宇宙的一部分，宇宙中天地相連並懸浮在最高端，陰和陽相互對立，合而為一，推動著萬物的變化。中國的科學思想是整體式的考量，或者用李約瑟的話說是「有機的」。對自然的分析和剖析不是它的首要目的，也不是對自然的統治，而是要與自然和諧。最重要的是，在出生與重生的永恆循環中經受考驗。中國古代的物理學以相互影響為出發點，而不是因果律；可以追溯到墨子（前479—前381）的「墨家」思想研究了邏輯、幾何光學、經濟學和力學等，後來卻被遺忘，是科學的大不幸。

  對於道教來說，理性研究和經濟活動根本不是應該考慮的問題。道家用深奧的學說滿足人們在佛陀智慧中無法滿足的渴望。道教徒通曉神跡，供奉神明以求得升天成仙，長生不老，並一直追尋與那能夠包容一切的、不可言說的「道」——「道路」——的和諧。在許多遠東宗教中，開悟從來不依靠邏輯和辯證法，而是要依靠儀式、冥想和身體技術。儒家感興趣的是家庭、社會秩序以及個人的教育和教化，後者是秩序良好的國家的基礎，技術和科學幾乎沒什麼地位，只有偶爾的例外。但儒家和佛教一樣，並未給科學設置不可逾越的障礙。儒家格言「溫故而知新」很少被人牢記。此外，中國科學想要的是實際用途，構建科學體系對它來說很陌生。

  與歐洲思想史的一個不容置疑的差異在於，中國長期以來一直不了解希臘傳統及其中蘊含的批判方法。雖然中國的知識分子與歐洲思想家有相似的想法——比如他們也會權衡優劣，提出類比並引用古籍。但他們不熟悉證明和論證的概念，也不了解反駁和反證的辯證遊戲。例如擁有批判思想的新儒家學者王陽明（1472—1529），雖然他在對話中喜歡用內心生出的「良知」反對照本宣科，卻也是以學生的姿態充滿敬畏地向聰慧的老師提問，而不是討論。像李贄（1527—1602）和耿定向（1524—1594）這兩位知識分子之間的激烈辯論，實屬罕見。李贄反對古人權威和儒家權力，捍衛知識分子的自主權。他因為這種非傳統的觀點而陷入困境，最終自殺。

  理想的儒家學者與歐洲的學者不同。儒生就像一個友善的本篤會修士，最想遠離的就是高聲辯論。他在學生的擁戴下生活在鄉間小屋，靠自己的雙手養活自己，沒有什麼需求能打擾到他。朱熹與他的弟子一起在清晨祭祖，然後走進大自然，安排野餐活動，也會適度飲酒。他背誦經典，以及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的著作。他衣著整潔，對人都很恭敬。他小心謹慎地遵從禮俗。人們應當牢記一些經典並沉思，對經典中的內容進行批判是不合時宜的。

  如果說儒家理想就是中國人很少有真知灼見的爭論欲望、喪失創造熱情的原因，這種觀點未免過於片面。儒家思想植根於嚴格的父系社會，並反過來鞏固了父系社會。最明顯的表現就是幾千年來的祖先崇拜，有時可能以奇特的形式出現。例如中世紀時，中國人有孝子割肉濟父母的風俗，失祜要守孝三年。在明朝，官員也要放棄仕途回鄉丁憂。儒家與佛教和印度教一樣崇拜祖先，制定了詳細的禮儀規則。只有在家鄉祭祖才是合乎禮法，祖墳和祭祀場所都在那裡，所以人的遷徙很受限制。對先人過度的尊重妨礙了新事物的發展，階層和「儒家」對和諧的追求也為新事物設置了鋼鐵般堅硬的阻撓。歐洲對國家形式、世界模式或宗教的爭論，從來沒有出現在中國，而且審查無處不在。

  中國科學在13世紀顯然已經觸及邊界，即使沒有入侵和政治動盪，這些局限也難以克服。形上學的泛濫與物理學發展的微弱形成鮮明對比。中國哲學從來沒有歐洲文藝復興哲學那樣的跨度。我們之前已經詳細展示了歐洲的知識集市，這裡的攤位從唯物主義到光的形上學和迷失自我的神秘主義，從深刻的懷疑主義到理性信仰，這裡的理念令人眼花繚亂，在世界上是無與倫比的。

  中國的思想轉變過程非常緩慢，新的想法一直要通過古代典籍為自己正名，畢竟沒有人敢質疑經典的權威。中國學者計算日食，推算準確的星圖，為皇帝獻上觀星的預言；他們沒有想過要去質疑長期以來相信的世界觀。他們觀察岩層、動物和植物，甚至設立分類學。但他們仍然沒有邁出在「西方」具有決定性的那一步，即沒有發展出基於數學、系統觀察和實驗的物理學。

  另一個例子是中國的醫學。明朝的醫學和五千年前一樣專注於精神實踐、呼吸訓練和針灸。「經絡」——傳統學說認為這是生命能量奔流的渠道——的發現是否能引發解剖學研究？應該不會，因為古代中國從未嘗試過維薩里那樣的解剖醫學。中國的醫學手段是溫和的，考慮的是精神體質和社會環境。醫師們感興趣的是永恆的宇宙周期，並希望在煉丹術的實驗中證明它的存在。他們尋求的東西與他們最深刻的精神價值觀有關。要想理解混亂表象背後的統一與和諧，就必須把渺小的塵世結局和有限的認知目的拋諸腦後。西方-希臘式的科學是戲劇，而中國遵循的是斯多葛主義。是否如中國人所言，從先進科學過渡到古老傳統的復位是在王陽明之後才出現的，該觀點的準確性還有待觀察。

  當希臘精神——最初是歐幾里得的幾何著作——真正到達中國時，一開始根本找不到願意詳讀的讀者。1572年在歐洲發現的超新星激發了第谷·布拉赫的深遠結論。中國人也沒有忽視該現象，他們記錄了這一事件，但沒有對此評論。1607年，耶穌會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促成了對《天文學大成》的翻譯，歐幾里得和托勒密的理論才得到更多關注。歐洲天文學是由基督教僧侶介紹到中國的，這也是中國長期蔑視哥白尼體系的主要原因。明朝的欽天監多由穆斯林把持，為了與他們抗衡，中國人更願意接受第谷的宇宙觀而捨棄哥白尼。他們承襲托勒密，認為地球是中心。他們簡單地把第谷看成錯誤模型的戰勝者。而且，中國人對西方的了解越多，就越發現西方理論之間的矛盾。很長一段時間裡，他們都試圖挽救自己的「現象」。「東海西海，心同理同」，南宋學者陸九淵曾經這樣總結。耶穌會士蔣友仁（Michel Benoist）曾向乾隆皇帝（1736—1796年在位）解釋哥白尼體系，皇上鎮靜地指出：「汝等夷人懷妙策以解天象之惑。吾自有吾之法，毋使地星轉。」

  一個世紀之後，西方的理念才逐漸在中國站穩腳跟。在那之前，中國一直置身於歐洲關於古代世界模式的爭論之外，堅持自己和諧的宇宙論。李約瑟說：「歐洲人患有靈魂的精神分裂症，永遠在天堂主人和『原子與虛空』之間被不幸地撕扯，而中國人一直都非常有智慧，他們發展出宇宙的有機理論，涵蓋了自然與人類、教會與國家，包容了一切過去、現在和未來。」中國人想通過這樣變得幸福。他們完全不明白那種非常歐洲式的「精神焦灼」（inquietudo），菲奇諾卻在這種焦灼中看到神性和人類靈魂的證據。

  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自13世紀以來緩慢出現並在工業化期間迅速擴大的與「西方」的差距，其根源在於中國的社會、精神和統治方式。僅僅關注經濟或分析歐洲工業時代前的情況並不能給出太多解釋。

  20世紀初，帝國的法律體系很大程度上以源自唐律的律法為基礎，也就是說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中國是沒有火槍的火藥發明地、沒有印刷機的印刷術發祥地，以及沒有移動帆的大型船隻起源地。雖然望遠鏡在發明十年後就從歐洲傳到了中國皇宮，但它被視為宮廷秘術。和印度或土耳其一樣，這裡也沒有比較重要的技術改進。最後還要注意到，工匠和學者之間從未產生富有成效的合作，而歐洲科學革命期間合作層出不窮。造成這種情況的一個原因是，工匠的數量自宋代以來急劇下降。康熙皇帝試圖仿製歐洲鐘錶，但由於缺乏技術專家，願望落空。17世紀晚期，眼鏡還要從歐洲進口。這裡沒有玻璃原料，也沒有生產和加工所需的工藝。孔尚任在《試眼鏡》中云：「西洋白玻璃，市自香山嵲。制鏡大如錢，秋水涵雙竅。蔽目目轉明，能察毫末妙。暗窗讀細書，猶如在年少。」

  中國土地的價值高昂。有時，肥沃的土壤必須物用其極，以養活成倍增長的人口。在收成欠佳的年份，糧食供應很困難。貧窮的農民為了限制子女數量，可能會殺死「過多」的後代——這種現象絕不僅限於中國。早在公元前3世紀的中國，人們就討論過子女太多的問題，直到今天仍然沒有停息。馬爾薩斯的人口定律被無情地證實。「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經學家、詩人和官員洪亮吉於1793年就在《治平篇》中下此定論，「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此吾所以為治平之民慮也。」

  1796年爆發了一場農民起義，清政府用了近十年才平定。饑荒、苛稅和困窘讓其他地區也很快陷入動盪，這個多民族國家有可能分崩離析。自19世紀中葉以來，起義的頻率有所增加，被腐敗拖累的政府幾乎無法平叛。雖然白銀出現短缺，但英國把另一種「黑銀」——鴉片——從印度源源不斷地輸入中國，它的毒害作用慢慢顯現。當中國政府開始通過嚴厲措施打擊鴉片貿易時，英國人認為這筆利潤豐厚的生意處於危險之中。1840年，一支英國的蒸汽炮艇艦隊登陸中國，他們幾乎沒有遭到抵抗。1840—1842年和1856—1860年的兩次鴉片戰爭迫使清政府簽署一系列條約，其中包括允許自由的鴉片貿易，開放通商口岸並割讓香港島。當時，其他歐洲國家和美國也獲得特別有利的貿易條件。舊中國對世界秩序的想像被堅船利炮炸到九霄雲外，蕩然無存。當時中國還籠罩在另一層陰影之下：受宗教啟發的太平天國從19世紀中葉到1864年撼動了整個國家，有兩三千萬人因此喪生。

  接受西方知識似乎勢在必行。中國人走遍海洋彼岸的國家，考察並目睹了難以置信的民主社會。書籍和雜誌將「西方」自文藝復興以來積累的文化、科技和科學運送到中國，它現在就像其他東亞國家一樣失去了「自己的現代」。歐洲人像殖民勢力一樣用鐵路覆蓋中國，並與日本一起剝削這個國家。1912年，隨著最後一任皇帝退位，中華民國成立，世界歷史上最古老的帝國氣數已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