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 飄散的文化，頑固的國家
2024-09-26 12:19:12
作者： （德）貝恩德·勒克
插圖77：《戴王冠的國王》，伊費，奈及利亞，12—15世紀，私人藏品
利維坦王國的另一邊
蒙田本可以寫出類似的句子：「活在當下，盡情享受月光、白雪、櫻花和鮮紅的楓葉，縱情歌唱，暢飲清酒，忘卻現實的困擾，擺脫眼前的煩惱。不再灰心沮喪，就像一隻空心的南瓜，漂浮於涓涓細流中——這就是所謂的『浮世』。」這種看待歷史的永恆角度來自德川詩人淺井了意（約1612—1691）。他表達的是古老的佛教信念，即世界不斷處於變化和消逝中，人們必須抓緊時機。這是很好的想法，尤其是想到世界各地消逝的文化，有一些幾乎沒有留下任何記憶：遺址，一些城牆殘垣，墓葬，土地枯榮。也許復活節島上神秘的摩艾石像或北美「築丘人」（Mound Builders）[89]曾為它們見證。瑪雅人的城市、文字發明者和數學家的故鄉，如今只剩一片廢墟。特諾奇提特蘭幾乎沒有留下任何東西。印加的遺蹟寥寥可數，但馬丘比丘先進的灌溉系統仍讓人驚嘆。
內部衝突、流行病或外國征服者的入侵通常會導致崩潰。氣候變化、過度開發環境、脫離經濟區域或自然資源的枯竭都可能導致衰落或滅亡，還有國家機構的缺失，一般是幾個因素的共同作用。當然，瑪雅文化有700多年的生命，但即使這樣也太短了。要知道一些關鍵材料，比如「紙」花了1000多年的時間才從中國傳到歐洲。與歐洲人相比，美洲居民無法從任何古代文化中汲取經驗，包括亞洲的遺產。
科學和以新技術為基礎的——用經濟學家迪帕克·拉爾（Deepak Lal）的話說是「普羅米修斯式的」——增長得以出現，「長期延續」和國家政權都是必要條件。這兩種基本條件在世界上許多地區都不存在。
讓我們先來看看前殖民時代的非洲，雖然接下來的幾百年中這片大陸被蒙上蔑視和種族主義的黑幕，但之前又是什麼樣子呢？伊斯蘭獲勝之地會建立國家並組織起城市生活。正如天主教的土地一樣，在伊斯蘭的土地上，文化和科學教育也非常受限。例如，加納的黃金城在11世紀就有浴場和12個清真寺，讓學者安居，讓法學家樂業。但伊斯蘭化經常以膚淺的方式進行。推崇聖戰的奧斯曼·丹·福迪奧（Uthman dan Fodio，1755—1817）在豪薩城邦[90]觀看對樹木和岩石的崇拜儀式，參與占卜和魔法儀式，並了解如何配製魔法藥劑。
1000年前後在撒哈拉和林波波河[91]之間出現了一些統治政區，它們極少可以與越來越文書化的歐洲各國相提並論。以16世紀在中非的疏林草原上逐漸紮根的隆達王國為例，可以看出一些非洲國家有多麼「固執」。這裡實行的政治制度很巧妙：每個統治者，無論他的血統如何，都可以獲得前任統治者的身份，並融入前任的親屬關係，被看作一家人。他能夠超越所有兄弟姐妹的親情紐帶，贏得眾人之中的權威地位。
對於一些國家來說，槍枝具有政治分量，而同樣有用的則是大量的馬匹。一位葡萄牙的編年史家記載，塞內加爾西北草原地區的沃洛夫王國可以調遣10萬名步兵和1萬名騎兵，這個數字肯定被嚴重誇大了。在前伊斯蘭時代出現的桑海帝國[92]是15和16世紀非洲最大的國家之一，皇帝桑尼·阿里（Sonni Ali，約1464—1492年在位）和阿斯基亞王朝的穆罕默德一世率領騎兵沿尼日河大肆擴張。奈及利亞西南部的奧約帝國也是一個馬背上的國家，它們的疆域在今奈及利亞的西南部。騎兵在這裡止步不敢南下，再向南他們的坐騎就會遇上致命的舌蠅。
天主教在衣索比亞以及中世紀晚期的努比亞都有據點。在西部和南部，傳教士很難獲得成功。1534年，第一個教區在聖多美建立。中非大陸上的剛果王國是天主教的少數幾塊飛地之一，統治者在葡萄牙傳教士的感召下皈依天主。上帝在這裡被稱為「Nzambi a Mpungo」。阿方索一世在1506—1543年統治著剛果，他一直與里斯本通信，其國王身份也被認可，他還試圖從葡萄牙引進教師和工匠。歐洲時尚成為上流社會的地位象徵。儘管軍隊有段時間配備了槍械，剛果王國還是在葡萄牙「朋友」的指引下解體。儲存在地下的銅礦激發人們的渴望，也讓招募奴隸成為可能；1530年前後，每年有4000～5000人被販賣「出口」。內訌讓征服變得更容易。1665年，隨著葡萄牙-非洲軍隊打敗剛果軍隊，這個擁有300年歷史的王國煙消雲散。但在中非西部，有一種「大西洋-克里奧爾」文化倖存下來，並催生了非洲化的天主教——奴隸就來自這一文化，他們被出口到加勒比海和北美殖民地，並成為當地非裔美國人的第一代祖先。
非洲各國也有橫向聯盟，例如長老會、青年兄弟會和秘密社團。最重要的社會形態通常是根據出身形成的群體，即世系淵源。這種家族譜系幫助國王登基、保護他的地位，能讓一個人成為國王也能阻止他上位。許多個人的決定，例如婚姻，都需要得到家族的批准。一些非洲社會允許階層躍升，如果一個人證明自己是戰士、獵人或通曉宗教儀式，就可以躍升。但另外一些社會中，只要繼承了一種職業就無法逃脫其階層。非洲幾乎沒有任何貨幣經濟，銀行、匯票或類似物根本不存在。非洲經濟從未取得任何顯著的生產力增長，也沒有因此變得效率低下。農業在奴隸的幫助下大幅度推廣。除了黃金和鹽，奴隸是非洲最有價值的「商品」。土著精英也是買家之一。畢竟，擁有物質產品可不如擁有奴隸更讓人受到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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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殖民時代之前，只有很少的非洲語言有書面記載，包括斯瓦希里語。即使在宗教已經滲透的地區，識字的人也僅限於小圈子。直到19世紀，傳教士開辦的學校才開始為當地人提供少量閱讀和寫作方面的指導。甚至在1850年之後，還有一些非洲政要拒絕這種藝術。在沒有接觸到伊斯蘭教或天主教的地方，不會出現基於書面公文的統治模式。當非洲人列奧評論在「黑人之國」中城市秩序不佳、宮廷禮儀不精時，他顯然是以歐洲為標準。
非洲經濟保守，生產力也低，更複雜的國外技術很少被引進。人們雖然接受了織機和火槍，但對輪子毫無興趣。這樣一來，除了稀缺原材料、奢侈品和奴隸，不可能以有競爭力的價格把商品運輸到更遠的地方。紡車也無人理睬。歐洲人和印度人都大幅提高了紡織品產量，非洲本地產品不能取代進口，只能作為進口商品的補充。
在非洲大陸的許多王國都出現了偉大的、獨立的藝術與建築——從衣索比亞的拉利貝拉山壁上開鑿的岩石教堂、摩洛哥小鎮阿伊特·本·哈杜的黏土建築和摩洛哥古城菲斯宏偉的布·伊南古蘭經學校，到多貢族[94]或庫巴王國[95]的面具。從非洲藝術中推導出的「擬人禁令」[96]並不成立。如果願意，非洲的雕塑家完全可以創造出逼真的雕塑，比如15世紀在西非的古城伊費出現的令人驚嘆的青銅頭像（插圖77），說它來自佛羅倫斯文藝復興時期雕塑家的工作室，也會有人當真。
早期歐洲旅客的描述後來成為廣泛流傳的陳詞濫調。熱那亞人安東尼奧·馬凡特（Antonio Malfante）在1444年穿越撒哈拉沙漠，他把非洲人描繪成淫亂縱慾的野蠻人，連亂倫都不會羞恥；他們是偉大的魔法師，用薰香祭拜惡魔。非洲人列奧說他們「非常野蠻」，像動物一樣生活，沒有法律也沒有規矩，只有大城市的人能「多一點理性和一絲人性」。而且他們一直都很開心，跳舞作樂、大吃大喝。荷蘭商人彼得·德·馬里斯（Pieter de Marees）在1602年發表的報告中描述了黃金海岸周邊區域，西非的居民很會學習而且理解力強——可見不是所有歐洲人的文章都充斥著種族主義！但如果非洲黑人被畫得像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君主一樣，威儀赫赫、表情嚴肅，那只不過是例外情況，就像胡安·拉蒂諾（Juan Latino，1518—1594）也罕見地平步青雲。作為一個被釋放的黑人奴隸，他最終成為格拉納達大學的拉丁文教授。
1600年前後，整個非洲只有30多個城市的人口數超過2萬。在接下來的兩個世紀裡，人口繼續下降。馬里斯提到黃金海岸的城鎮時，只說它們很醜。人們在幾英里外就能聞到從垃圾堆里不斷散發出來的動物屍體的惡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通過貿易，也多虧了自然資源、農業耕地和牲畜牧場，定居點的範圍越來越大。有時候，當一個宗教場所吸引人們聚集時，眾神也會出手相助。在中世紀，大辛巴威是南部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居民人數多達1.8萬人。它與印度洋沿岸的港口城市進行貿易，附近又有得天獨厚的金礦，因此積累了大量財富。統治階級以牛肉和啤酒為食，使用中國瓷器，生活在宏偉的花崗岩建築中。大辛巴威的定居點僅分布在少數地區，其中包括位於今天馬里的迪亞、伊斯蘭學術中心廷巴克圖，以及印度洋沿岸的一些地方，比如蒙巴薩。基爾瓦引人注目的是「美麗的石頭房子」，木門都是雕刻精美的藝術品。葡萄牙的干預讓這裡的文化繁榮和城市自由戛然而止。在17和18世紀，蒙巴薩和基爾瓦與非洲東海岸的其他城市一起變成阿曼的領地。
非洲大多數政權都無法做到「長期延續」。加納在13世紀解體；作為西非大國，黃金國的傳承國馬里在14世紀末王朝衝突中分崩離析。北非柏柏爾人建立的穆瓦希德王朝（1147—1269）的後嗣、孱弱的馬林王朝（1213—1554）自13世紀下半葉陷入權力鬥爭。隨著蘇丹阿卜杜勒·哈克二世（Abd al-Haqq Ⅱ，1421—1465年在位）的垮台，馬林也成為歷史。與此同時，鼎盛的大辛巴威也是氣數已盡，也許要歸咎於對自然的掠奪，也許是因為黃金貿易地點的遷移。當第一批歐洲人到達時，伊費的地位已經被貝寧取代。貝寧周圍環繞著宏偉的城牆，中間端坐的是一個小國，國王只有一處宮殿和一個基本管理機構。17世紀，貝寧國勢漸微。葡萄牙人在此前已經擊敗了大辛巴威的繼承國穆塔帕王國。1591年，摩洛哥薩阿德王朝的蘇丹艾哈邁德·曼蘇爾（Ahmad alMansur）揮師南下，因為王位鬥爭實力大減的桑海帝國不得不屈服於蘇丹的火繩槍部隊。
更和平的局勢只出現在非洲內陸，伊斯蘭教和奴隸獵人都沒有侵入此地。在外圍暴露區，也有少數幾個王朝支撐了更長時間。比如衣索比亞的一直延續到1974年的所羅門王朝，位於今天突尼西亞的柏柏爾人的哈夫斯王朝（1228—1574），或者從11世紀開始統治加涅姆、後來又統治博爾努的查德湖畔的伊斯蘭王國賽法瓦王朝。奧斯曼的顧問幫助賽法瓦蘇丹建立了一支配備火槍的部隊。得益於此，伊德里斯·阿拉瑪（Idris Alauma，1564—1596年在位）成功守護著對國家非常重要的撒哈拉沙漠的路線並讓鄰國俯首稱臣，其中包括查德湖東南部的一些科托科族「自治城邦」。1846年，賽法瓦王國最終衰亡。
非洲不同社會遵循各種各樣的遊戲規則，這讓人們看到了在沒有西方模式的國家秩序時社會是什麼樣子。在現代早期，歐洲在這片廣袤大陸上的存在感僅僅局限在沿海據點，總而言之，影響力微乎其微。直到19世紀，非洲才陷入西方現代化的「旋渦」之中。非洲大陸從奴隸供應商轉變為歐洲的商品市場，這一地帶先是被「西方」剝削，而後被軍事征服。人口直到現在才開始顯著增長，並成為今天非洲大陸的一個主要問題。以前，情況完全相反。直到1750年，非洲每平方千米只有2.3～5.8個人居住，而歐洲約有27人。非洲在前殖民時代之所以城市化程度很低，就是因為人口稀少，這也是造成其他一切後果的最重要的原因：缺乏教育基礎設施，知識儲備太少，再加上書面辦公幾乎沒有發展或發展很慢，因為既沒有官僚機構也沒有明確的法律制度。
現代早期的歐洲國家及其核心，即城市，當然不能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但只要抬眼看看「其他」地區就能發現，「凝聚的國家政權」對於「西方」科學技術的發展有決定性的意義，而且它還提供了最低限度的安全——這是研究和探討不可或缺的框架。這種政權在許多亞洲國家也不見蹤跡。
並行，分歧：中亞、東南亞
中亞和中東地區與非洲一樣，在整個工業化進程中都是被動的接受者，在世界經濟的變化過程中沒有主動給予。亞歐大陸的中心一次又一次遭到入侵和戰爭的摧殘。圖書館、檔案館和創作室都毀於戰火，知識和記憶也被付之一炬。阿夫里格王朝的統治者在公元305—995年曾把首都設在柯提城（Kath），後來這裡被一個地方統治者摧毀，比魯尼稱這是「對舊文化的犯罪」。人口超過50萬的大都市內沙布爾位於伊朗東北部，曾是世界上重要的科學陣地之一，在王朝最後一任蘇丹賽賈爾（Sanjar，1084/1086—1157）統治末期，和梅爾夫以及這個搖搖欲墜的帝國的其他城市一樣，被土庫曼遊牧民族洗劫一空。蒙古人和黑死病才讓這些城市得以苟延殘喘。最近的研究表明，這裡也沒有出現什麼「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的局面。成吉思汗和帖木兒遙望東方，把目光投向印度和中國。歐洲的文化和穆斯林的西部對他們來說仍然遙不可及。眼見亂世橫禍，許多地方對知識的推崇都讓位於火熱的伊斯蘭教蘇菲派神秘主義運動——而同一時期，拉丁歐洲正在設立大學，世俗的空地正在逐漸擴大。
帖木兒的後代之間發生激烈的勢力爭奪，讓奧斯曼和白羊王朝這樣的部落聯盟漁翁得利，蒙古大軍在伊朗東部和河中地區止步不前，這一地區的秩序變得更加鬆散。帖木兒帝國的統治者設立關稅壁壘，以便用收益來填補金庫。他們被稱為第一批「文藝復興的君主」：他們掌管世俗政府，有精明能幹的行政人員，允許人們通過功勳提升階層，並開始布局一條遠至埃及和中國的外交線路。古老的輝煌偶爾也會再次閃爍。天文學中產生了重要人物，儘管大不里士的天文台在蒙古人第一次入侵時就被夷為平地。在前文提到的兀魯伯統治時期，撒馬爾罕的科學又一次繁榮。蘇丹海珊·拜卡拉（Husain Baiqara，1470—1506）用文學——波斯語和突厥語——和藝術為自己博得名望，他讓赫拉特[97]再次經歷了一個偉大的時代。隨著蘇丹拜卡拉的死亡，帖木兒帝國勢力急轉直下。帖木兒的孫子巴布爾前往印度，在那裡為這個王朝的歷史寫下了後記。剩下的就是北方的遊牧部落和東、西部的「綠洲政權」。有些人選擇了草原上無拘無束的生活——比如住在俄羅斯帝國邊境地區的哥薩克民族——並且嘗試擺脫中央權力的制約，葉卡捷琳娜大帝（Katharina Ⅱ. die Gro?e，1762—1796年在位）才最終征服了烏克蘭的哥薩克人。
葉卡捷琳娜大帝統治期間，曾經顯赫一時的薩非王朝也失去了最後的輝煌，它本是奧斯曼土耳其和印度洋之間貿易路線的「驛站」（Karawanserei）。在「大帝」阿拔斯一世的統治下，它曾找回舊日的輝煌。雖然首都伊斯法罕的巍峨建築拔地而起，細密畫、藝術品和文學都熠熠生輝，但科學仍然被什葉派神職人員懷疑，所以依舊處於無關緊要的地位。1722年，這座擁有60萬人口的城市在長期遭受圍困後落入阿富汗的吉爾扎伊人之手。在葉卡捷琳娜大帝時代，這裡只剩下區區5萬人。
「長期延續」——這裡指的是比幾百年更長——在東南亞大多數政權都沒有得到實現，在中亞、近東和非洲也是一樣。唯一的例外是強大的高棉王國，它在大越國和馬來半島之間日趨壯大，並於1200年到達頂峰。一個世紀之後，一名中國特使對高棉國王周圍的奢華驚嘆不已：「這裡的人知道什麼是統治者。」當然，那時候王國的未來已經漸漸暗淡，乾旱期的到來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暹羅人壓制了高棉的影響。15世紀，曼谷北部的阿瑜陀耶王朝逐漸崛起，統治了這片區域，高棉人遷居到金邊地區。吳哥窟這座鍍金的寺廟讓人回想起它逝去的權勢，曾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複合體的一部分。時光飛逝，許多其他政權也出現在這裡，或曠日持久，或曇花一現——其中包括素可泰、勐卯和阿瓦王朝。撣族先民建立的阿瓦王朝取代了原本統治緬甸的蒲甘王朝，後者在13世紀下半葉之前一直堅不可摧。
在這片被城市人鄙視的「野蠻的」東南亞根本感受不到利維坦的鐵腕，有些人還生活在石器時代。葡萄牙歷史學家若昂·德·巴羅斯（Jo?o de Barros，約1496—1570）提到暹羅北部神秘的山民「食人族」，他們文身遍布全身並有烙印，在馬背上與鄰國人民開戰。這裡有水稻文化和河流，並且非常靠近大海，很容易建立可發展出自身特點的小型權力中心體系「曼陀羅國」，這一體系中有一個中央政權，還有許多圍繞其周圍的附屬國。這些附屬國在各自的圈子裡又是更小的曼陀羅國的統治中心，它們不得不一直維護自己的影響力。一旦中央政權顯出疲態，較小的附屬國就會尋找新的可依附對象。就像歐洲一樣，通婚有助於加強聯盟和集中統治力，憑藉人口增長和貿易增強中央政權的吸引力。在某些情況下已經出現了「國家」身份。明代永樂皇帝試圖侵占併吞並這片土地，但這些小國於1428年成功地抵禦強敵，當時有人說道：「土地仍然是南國的土地，人民仍然是越南的人民。」當時的獲勝者黎利（Le Loi）創立了一個新王朝，從此成為民族英雄。此外，越南人在13世紀末擊敗過一個超級大國：蒙古。永樂皇帝本可以從中吸取教訓。
緬甸西南沿海的阿拉干王國在孟加拉灣站穩腳跟，即後來的若開邦，它的主要城鎮是妙烏。16世紀，它從孟加拉蘇丹國贏得獨立。它的佛教統治者推行的是世界主義文化。他們保留穆斯林稱號，推廣波斯文學並且允許婆羅門舉行慶祝儀式。和東南亞的某些地區一樣，當時這裡的形勢讓人聯想到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一些沿海國家發展出高度的自治水平。遠距離貿易或農業的利潤提供了裝備軍事力量的資金。火器最初來自中國和伊斯蘭世界；進入16世紀，歐洲的炮手和僱傭兵，包括他們技術優越的武器都很受歡迎。「世界統治者」莽應龍（Bayinnaung）可以被看作亞洲的吉安·加萊亞佐·維斯孔蒂，他是緬甸東吁王朝的後裔，這位「許多白象的主人」利用西方大炮建立起一個權力綜合體，他不僅接管了前任國王莽瑞體打下的勃固城，還遠遠擴張到緬甸以外的地區。1581年莽應龍死後，國家很快就土崩瓦解。就連剛剛被征服的阿瑜陀耶也擺脫了東吁王朝的統治。
暹羅的民族英雄是勝利者納黎萱（Naresuan，1555—1605）。這位戰場之王再次擊敗阿瑜陀耶，讓柬埔寨和蘭納王國（意為「百萬稻田」之國）的中心清邁降服。國際化的阿瑜陀耶就像是泰國的威尼斯。它位於三條河流的交匯處，運河縱橫交錯，國際貿易帶來大量財富——甚至連荷蘭人也在這裡建立了一個分公司——城內有三座皇家宮殿、近400間寺廟；暹羅的太陽在這裡也被黃金層層反射。在若昂·德·巴羅斯看來，它的統治者是所有土地的主人，似乎是地球上最無拘無束的人。
權力把自己偽裝在宗教、圖像和建築中，如同它在歐洲那樣。從吳哥窟到妙烏的九萬尊佛像塔，宏偉的宮殿、寺廟或清真寺既在訴說統治者的莊嚴、神的偉大，也在展示國際貿易的利潤。神祇、聖跡和聖像保護著歐洲，掌管東南亞的則是保護神、佛陀的佛牙或白象——它們在暹羅被奉若神祇，同時也是重要的統治象徵。塑像能創造奇蹟，比如寮國瀾滄王國的皇家佛像「勃拉邦佛」，或在艱難險阻後達到曼谷玉佛寺的「帕佛陀大摩尼寶玉佛」。
義大利的海上王國在這個遙遠的地方也有其對應者，即蘇門答臘島上的三佛齊王國和爪哇島東部的滿者伯夷國這兩個中世紀的王國。義大利共和國的總督將一枚戒指拋進環礁湖水域，宣布他與海洋締結婚約；三佛齊的大君——梵語中稱為摩訶羅闍——則向穿越國土的穆西河裡投擲金條。「看，那邊」——在水中——「是我的財富！」他呼喊道。
東南亞的畫面中也出現了島國，比如蘇拉威西的戈瓦蘇丹國，此外還有無數微不足道的政權和擁有制海權的小國，這些小國分布在印尼最北端的特爾納特島或蒂多雷島上，它們或者已經統治了幾個語言、宗教和文化各異的小島，或者試圖奪取統治權。一個中國人鄙夷地評價帝汶土著人：他們幾乎赤身裸體地走來走去——這太醜陋了，幾乎讓人不堪直視。這裡和其他島嶼的淡水稀缺，近海無處供大船停泊，無法運送香料或硫黃，因此沒有出現交易場所。與此同時，一些組織完善的蘇丹國家日趨強盛，如馬京達瑙、蘇祿、亞齊或柔佛。義大利人安東尼奧·皮加費塔看到汶萊蘇丹的宮殿時震驚不已，他仔細地記錄說，這個宮殿堡壘有五十六門銅炮和六個鐵製「轟炸機」。
在17世紀初，大越、後來的緬甸和阿瑜陀耶統治整片大陸。大越已經分裂為兩個互相敵對的國家，儘管黎朝的傀儡皇帝名義上仍擁有最高主權。到世紀末，大越南部的交趾支那奪取了占城國的領土，一直擴張到湄公河三角洲。文化上的認同被強化；泰國人、爪哇人和其他民族逐漸意識到各自的身份。
東南亞和「西方」的差距是出現在此時——小冰期和全球危機時期——還是出現在1750—1850年，這個問題仍有很大爭議。17世紀對東南亞意味著一個轉折，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自然災害和乾旱期、戰爭和起義讓這裡的統治體系變得脆弱。1645年，馬尼拉大地震終結了這個偉大時代。15年後，亞齊遭遇一場大規模海嘯。饑荒一次又一次侵襲這片土地，被自然或戰爭摧毀的地區長期無法恢復。由於人口減少，群島的港口城市實力大減，也失去了對腹地的控制，河流邊上的首領和部落酋長逐漸獲得影響力。葡萄牙僱傭軍的指揮官菲利普·德·布里托（Filipe de Brito，1566—1613）像每個指揮官一樣夢想著建立自己的國家，他攻陷若開邦，在緬甸南部港口沙廉加冕稱王，但他的春秋大夢也就做了幾年。東吁王朝的繼承人阿那畢隆（Anaukhpetlun）將他擒殺，這個冒險家死於非命。
但還有一些國家沒有走下坡路。例如，越南人在17世紀70年代達成了停火協議。瀾滄王國直到該世紀末一直處於和平富裕時期。阿瑜陀耶在專制的國王那萊（Narai）的統治下一直保持穩定，直到其於1688年去世，這得益於不久前剛剛登陸的法國人提供的幫助。但國王去世前幾周發生暴動，不受歡迎的歐洲人被掃地出門。因此，之前已經離開金邊的荷蘭人想盡辦法要滲入這些群島。他們從葡萄牙人手裡搶走了馬六甲，1660—1669年占領瞭望加錫，並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爪哇和爪哇海。因為內部紛爭，1699年國王又被謀殺，強大的柔佛一蹶不振。因為相互敵對的政權，峇里島仍然處於分裂狀態，特爾納特島淪落為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附庸。由於維持統治和軍事力量的成本巨大，東印度公司的影響力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減弱，並最終因英國的大規模競爭而日趨衰落。但這個曾是世界上最強大的貿易公司直到第四次英荷海戰（1780—1784年）的慘敗才最終破產。
在歷史學家維克多·利伯曼看來，上述提到的有些國家的建國曆程與歐洲的發展有著「奇怪的相似之處」：小服從大——印度人管這個叫「大魚吃小魚」（matsyanyaya），即通過謀殺和暴力集中權力；建立僱傭軍和官僚機構；建造外觀奢華的輝煌宅邸並藉此展現國家實力。精心策劃的聯盟體系和敵對聯盟都是非常「歐洲式的」。還有文化融合，比如通過宗教或歷史書寫建立身份。然而，當人們考慮到歐洲接受過大學教育的公職人員，想到歐洲的階層集會和議會時，歐洲與東南亞就變得大相逕庭。所有這一切都沒有在東南亞出現，也許蘇祿的「發言屋」（rumabechara）是個例外，這是地方部族首領和其他有影響力的人物碰面的地方。要找到與歐洲有文化的市民階層和學者類似的人，絕對非常困難。像印尼戈瓦蘇丹國的首相卡拉恩·帕廷高洛昂（Karaeng Pattinggalloang）這樣的人鳳毛麟角，他可以被視作一個「文藝復興時期的人」。他說一口流利的葡萄牙語，至少能聽懂西班牙語和拉丁語，他收集書籍並鑽研歐洲數學和天文學。儘管如此，望遠鏡、鍾和其他精密機械都依賴進口。所有這些東南亞高級文明想要實現技術突破，甚至想憑一己之力實現工業化，簡直比登月還難。投資新事物，或者說風險投資的借貸成本高得令人咂舌，年利率可能高達400％，而歐洲直到16世紀年利率也就保持在5％～6％。此外，貨幣經濟在各區域的發展非常不統一，資本所有權也不明確。傳教士帶到大越的印刷術幾乎無人問津。今天仍然能看到的傳教士的遺產大概就是一些東南亞國家保留了拉丁字母。
歐洲的王朝和穩步增強的統治力一般持續很久，但東南亞大陸上各國在內戰中互相廝殺，比如緬甸和暹羅就在兩百年的角逐中爭奪地區霸權。從小處看，國際秩序在文藝復興時期就出現在義大利，18世紀則在整個歐洲大規模發展，東南亞對此卻聞所未聞。這一地區的主要王朝沒有一個倖存下來。清朝的經濟擴張影響深遠，東南亞在1740—1840年出現了一個「中國世紀」，這也標誌著本土國家的沒落。
印度
在這片「第倫桃之地」，一個新的大國崛起：莫臥兒。這個詞讓人聯想到它的蒙古根源。[98]帝國創始人是之前提到的扎希爾丁·穆罕默德·巴布爾（Zain ad-Din Muhammed Babur，1526—1530年在位），他祖上是接受波斯文化薰陶的河中地區的帖木兒帝國。當時薩非王朝擴張，昔班尼汗又建立烏茲別克帝國，他決定前往阿富汗，後來在印度北部尋找機會並占領了富饒的德里和阿格拉。他的自傳為其帶來了名聲，該書以第一人稱「我」的角度講述，既有自我批評，也有對自己的戲劇化包裝，以及田園詩般的花園場景和風景圖。巴布爾最重要的後裔是他的孫子阿克巴（Akbar，1556—1605年在位），阿克巴13歲即位時，連首都德里都處於阿富汗的蘇爾王朝的統治下，他收復失地，被認為是莫臥兒帝國的第二個創始人。在他去世時，帝國的疆域從喀布爾和古古拉特延伸到孟加拉。阿克巴在軍事精英、下屬官僚和百萬軍隊的幫助下統治這片廣袤的土地。他的統治並不是依賴隨意的「蘇丹」敕令，而是結交各地的上層階層並任命總督幫他治理。阿克巴有好幾座皇城，其中最美麗的是世界奇蹟法塔赫布爾西格里古城，他的多處居所展現出一種統治觀念，即把國家視為統治者的擴大版住所，甚至是宇宙的反映。基於宗教價值觀和儀式的純潔程度，以及家族結盟的重要性所建立起來的種姓制度，導致這裡的公民顯然很難有什麼自由。城市自治只是紙上空談，自治權只存在於村莊一級。
只要關稅和稅收能夠流入國庫，無論與誰進行海上貿易，印度的統治者通常都不在乎。他們最重要的權力基礎是農田的產量。一直到殖民時期，印度都是一個世界貿易中心，它受益於資本的流入，但渴求財富的貪婪統治者把所有資金囊括在手。印度和中國商人在沿海城市中處處可見。與他們相比，歐洲人的數量仍然少得可憐。產權慢慢開始出現。在莫臥兒帝國末期，城市居民、商人和世襲貴族組成的中產階層開始出現。東南部烏木海岸的許多貿易中心，商業資本主義發展起來，似乎為過渡到工業化生產模式鋪平了道路。需要的資本——美洲白銀鍛造的盧比——可能也已經準備就緒。然而，印度並沒有出現任何「普羅米修斯式的」增長的跡象。
印度天文學和數學的偉大傳統早已中斷。因為自然研究對宗教沒有貢獻，所以只有工匠和下層階級的人研究自然。亨德里克·范·萊德（Hendrik van Rheede）——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沿海省份馬拉巴爾派駐的總督——在當地人的幫助下，於1678—1693年出版了《馬拉巴爾花園》一書，這是一本植物學經典。齋浦爾的大君傑伊·辛格二世（Jai Singh Ⅱ，1700—1743年在位）命人建造天文台進行天文觀測，但對大局沒有多少改觀。莫臥兒時期的細密畫卻有令人矚目的成就，還有建築——只消想想沙賈汗（Shah Jahan）妃子的陵墓，阿格拉附近的泰姬陵。
印度的工藝水平令人印象深刻，例如漆工、陶瓷和高品質的紡織品。但這裡和歐洲之外的所有地區一樣，都無法與拉丁歐洲城市中的規模相提並論。試圖引進歐洲技術的人很少，18世紀在印度西部的一處宮廷供職的拉瑪希哈·馬拉姆（Ramasimha Malam）就是其一。他在東非海域遭遇海難，後流落到荷蘭並在那裡待了近20年，他孜孜不倦地學習西方工藝，從玻璃吹制到鍾和槍枝的製造。但馬拉姆的技術似乎沒有廣泛傳播。複雜的設備——手錶、望遠鏡，甚至眼鏡——在印度都依賴進口，和亞洲其他地區沒什麼兩樣。人們不知道如何製作玻璃，這一點都不奇怪。當時的一幅小畫向我們展示了莫臥兒年邁的皇帝奧朗則布（Aurangzeb，1658—1707年在位）——印度北部、阿富汗部分地區的統治者，德干蘇丹國的征服者——閱讀《古蘭經》的樣子：莫臥兒皇帝駝著背蜷縮成一團，把頭湊近《古蘭經》（插圖78）。如果有眼鏡，他的姿態可能可以更加威嚴一些。
插圖78：《奧朗則布閱讀〈古蘭經〉》（畫面前方坐著的是他兒子卡姆·巴克什），18世紀初，柏林，伊斯蘭藝術博物館
在奧朗則布的王國里，也沒有投入時間和金錢去促進創新的激勵。成就和經濟成功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推動社會進步。只有下一次重生時才能期望階層的提升，而平心靜氣地接受當前形勢比改變形勢更能積攢好的業力。甚至聰明的阿克巴在看到波斯字母活字時，也沒有認識到印刷術的重要性。因此，印度直到19世紀都處於手稿時代。這樣也就不具備傳播有用知識的基本先決條件。
東亞其他國家也大多拒絕印刷術。耶穌會士在16世紀下半葉就在果阿和澳門開設印刷工坊，多明我會修士則在馬尼拉，但他們出版的西方書籍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在果阿，截至1679年一共只有三本。在天主教教區外，宗教傳統似乎一直阻礙著印刷技術的傳播，直到20世紀，這一情況才有所改觀。對古登堡的技術不感興趣是一個很重要的阻礙因素，所以印度繼承的歐洲科學遺產少得可憐，就像「風下之地」沙巴和波斯一樣，後者在1739年征服了新德里，終結了莫臥兒帝國。
日本：德川文藝復興？
日本，馬可·波羅在遊記中稱為「齊潘戈」的神秘之地，它的近代歷史與歐洲有非常奇特的相似之處。到了15世紀，足利氏開創的室町幕府逐漸衰落。1467年，由於實力強大的地方大名相互征戰，這個國家陷入100多年的動盪。在這個「戰國時代」（sengoku），地方大名的政權就像義大利出現的「新諸侯」國家一樣，幾乎實現了自治。村莊和城市的自治權力也不斷增強。它們互相盟誓——就像中世紀晚期的城市聯盟和邦聯——組成覆蓋整片區域的聯盟，商定延期償付債務和稅收減免的制度。在聯盟會議中發展出「共同商討模式」（shuchu dango），多數人的投票決議須得到認可。
與德國農民戰爭一樣，宗教動機也點燃了反叛分子的熱情。例如，佛教淨土真宗（一向宗）本願寺派信徒發起一向一揆同盟（ikko ikki）。直到室町幕府晚期，他們的軍事力量一直持續擴張。一向宗門徒堅信，如果他們在戰爭中捐軀，會在純淨之地再次「誕生」，那是一個充滿歡樂的天堂。工匠、商人和鄉村領主都加入「一揆」，這個詞意味著「共同行動」「統一想法」。1485年，山城國整片地區的36個武士領主結成同盟，直到幾年後分崩離析，這個聯盟被一位日本歷史學家稱為「人民議會」。這種集會是政治文化的體現，可能也意味著聯邦的開端。城市中仍然享有一些自由，比如武家和商人統治的堡壘城市金澤，以及被一位耶穌會士視作「日本威尼斯」的自治城市堺市。日本甚至出現了市政廳（kaisho）。政治競爭刺激了很多有錢人，他們大方地資助各種文化活動。京都銀閣寺周邊的仙境，以及詩歌和戲劇、精緻的茶道和水墨畫都讓人回想起「戰國」的狂野時代。
日本自1543年就獲知火器的存在。著名的槍械編年史著作《鐵炮史》就以此為開端，記載了亞洲文化與西方武器技術的第一次接觸。書中提到兩名葡萄牙商人，他們因為暴風雨流落到薩摩以南的種子島。他們可能攜帶了一個由「重物」製成的東西：一根三日尺長（總長約一米）、一側被封口的管子。「它一側有一個開口，可以噴出火。它的形狀和任何東西都不一樣。人們使用時添加一些神秘的藥粉，再塞進一顆鉛珠。」這個東西對戰爭和狩獵的效用是立竿見影的。「從這件東西里射出的東西可以粉碎一座銀山，還能穿透一堵鐵牆。」種子島島主時堯想知道這是如何做到的，葡萄牙人很樂意向他演示。當他們在晴天再次開火時，旁觀者起初感到驚訝和震驚，但是最後所有人異口同聲地說：「我們想學習！」他們仿製了這個噴火的「萬象之奇蹟」（Wunder aller Wunder）。火槍自1558年開始在戰場上使用。有趣的是，日本這個後來的亞洲先鋒似乎是唯一信賴自主生產而不肯依靠進口的國家。
然而，日本也沒有出現技術突破。1552年，傳教士弗朗茨·克薩韋爾觀察說，在日本沒有人知道地球的形狀及其運動。同時代的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 Fróis）注意到，在歐洲由水力、風車或動物進行的生產活動在日本都由人來完成。
1580年，一向一揆的武裝起義被擊敗，本願寺信徒受到嚴格的監視。義大利在地方自治的時代後迎來強大的君主統治，17世紀初的日本也一樣，德川幕府的建立意味著平民的狂歡結束。在國內局勢緊張的背景下，皈依基督教的人受到迫害，一些傳教士成了殉道者。17世紀30年代，德川幕府逐漸將日本塑造成一個封閉的貿易國家——一些歐洲經濟學家對類似理念很熟悉。在恐懼和驕傲的驅使下，它發布了一系列法律。除少數例外情況，日本人被禁止離開家園，威懾他們的是死刑。所有對外關係此時都受到政府的嚴格控制。在國外生活過很長時間的人不准再進入日本，貿易航行也受到限制。具有「十字軍心態」〔安東尼·瑞德（Anthony Reid）語〕的葡萄牙人不得不在1639年收拾行囊。中國人接替了他們的角色，荷蘭人也很樂意分一杯羹，但他們不得不在長崎附近的人工島上進行交易。幕府害怕西班牙人從馬尼拉發動襲擊。傳教士經常為僱傭兵打頭陣。
在不穩定的世界中，日本尋求更安全密切的東亞關係。它成功實踐了東亞其他國家的戰略：加強內部凝聚力，打造傳統，從國際貿易的波動中獲得更多獨立。此外，還有意識形態上的動機。在與中國的競爭中，德川幕府幻想能夠成為亞洲的中心。隨著清政府的建立，日本人認為現在執掌北京的是北方的野蠻人，因此，世界秩序的中心必須從北京轉移。所謂的「眾神之地」，不是應該自動轉移到日本嗎，難道還要去爭取？
耶穌會士在1591年前後將一台印刷機從澳門運往九州。隨後不久，侵略者又把韓國的印刷機和活字作為戰利品帶走，並且一位從1610年開始就一直在京都經營印刷工坊的日本人還出版了日語版的《伊索寓言》，但這項技術並沒有流行起來，也許是因為一開始出版的大多數是天主教書籍。這樣一來，雖然這項技術在日本的歷史差不多和中國一樣長，但雕版印刷之外，傳播最廣的仍然是煩瑣的手稿和手繪。本可以傳播「外國」科學的著作在文獻典籍中的地位也是微不足道的。
閉關鎖國的政策並不意味著完全隔絕與其他人的接觸。相反，日本與亞洲鄰國有了新的聯繫，帶來了長期的外部和平。幕府將軍定都江戶，即今天的東京，每年接見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的長官，接收關於世界政局和科學發展的匯報。儒家學說的傳播則促進了內部和平，也成為德川家族的治國理念。與中世紀的歐洲類似，日本的等級制度以幕府將軍和貴族為首，這源於宇宙的理性構造。與歐洲一樣，儘管城市和地區統治的秩序都要服從高高在上的幕府和法律，但這種秩序中隱含著競爭，為市場經濟的持續發展奠定了基礎。
日本社會在18世紀進入轉型期。在儒家觀念中很受鄙夷的商人階層發展成為國家最重要的貸款人，市場和資金越來越重要。雖然江戶和大阪這樣的中心城市自該世紀中葉以來人口不斷減少，但海港城鎮和堡壘城市繁榮起來。與非洲相反，日本是世界上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12％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日本潛在的智力和知識就在這些城市人口當中。與19世紀後期的亞洲所有其他國家相比，日本已經具備了迅速現代化的先決條件。
如同擁有莎士比亞的倫敦，日本的劇院裡各階層的觀眾——和女觀眾！——也爆滿。獨有的藝術流派「浮世繪」是一種以彩色木刻畫為主的繪畫形式，反映了城市豐富多彩的文化，展示妓女、相撲手和風俗場景：這一市民文化在亞洲獨一無二。識字的人可能比歐洲還多，因為佛教寺廟開設的學校面向所有階層的人，男孩和女孩都可以入內。但是就圖書出版的數量而言，仍然比歐洲落後許多。荷蘭每百萬居民擁有538冊書，英國則是198冊，而日本只有7冊。不過有無數印刷有文字和圖像的宣傳冊在民眾當中流傳。它們主要是用來報導重大事件、戰爭和災難，但首要目標是娛樂讀者。此外，市面上還可以看到佛教和儒家典籍、算術書和指導手冊、戲劇、趣味書，也有《源氏物語》等經典作品。
日本一直在與中國的古老文化對話，現在這場對話越發深入。私人學院和學校接收成百上千的求知若渴的人，他們都想通過教育提升階層。像人文主義者和宗教改革派一樣，「舊學」運動——類似鄰國清朝——努力從那些中文的評註回歸最純淨的經典文本。17世紀，日本第一次出現了受社會尊重的專業學者形象。他們對動植物進行歸納和分類，編制百科全書；給大自然祛魅。他們的著作讓好奇者欽佩不已，成為人們競相追求的藏品。就像阿爾德羅萬迪對怪物進行歸類和解剖，日本人也開始從理性角度研究怪物，如人魚（ningyo）——甚至19世紀仍有類似研究（附圖32）。此外，蘇格拉底式的懷疑主義也開始萌芽。德川時期的哲學家可以援引宋朝的新儒學大師朱熹的一句話：「大疑則大進。」
1720年，歷時90多年的對中國圖書的進口禁令得到放寬。日本還設立了「蘭學」（Oranda gaku，簡稱「rangaku」）。直到19世紀，日本對廣大世界的認識確實一直來源於荷蘭。宇田川玄真發表於1808年的著作《和蘭內景醫范提綱》（插圖72）為兩種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一個美麗的佐證。卷首插畫畫的是荷蘭解剖學家史蒂芬·布蘭卡特，他於1678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新訂解剖學》為玄真提供了模本。
荷蘭的船隻不僅帶來歐洲的天文學、植物學、化學、數學和解剖學，還在1783年帶來了礦用泵。受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衝擊，日本人意識到荷蘭語並不是歐洲的「通用語」，他們因而開始學習英語、法語和德語。
日本探索自己的道路，沒有出現西方模式的科學革命，也沒有出現以數學為基礎的物理學。他們對「自然」，甚至對現實的理解和西方完全不同。在日本或其他東亞文化中，萬事萬物皆由一種自發的、無處不在的力量生成。我們在這裡無法深入討論，但這樣粗淺的總結也描述了一種生成理念，歐洲的弗朗切斯科·雷迪和安東尼·列文虎克通過系統的實驗已經對此提出質疑。
傳統的力量似乎無法戰勝。澀川景介（1787—1856）在推廣日心說時，還要援引中國的耶穌會士的講解。儘管地球儀和世界地圖在日本已經流傳很久，儒家以陰陽為發端的宇宙觀仍然廣為人接受。人們仍然相信天空是圓的，而且會轉動；天空之下是方形的地球。志築忠雄（1760—1806）在作品中翻譯介紹了牛頓的理論，卻找不到出版商，所以對牛頓的討論局限在一個小圈子中。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在德川時期就發展出先進的自然科學並仿製了火槍的社會世界，早早就接納了西方視角。文化俱樂部和圈子向不同階層的人開放，這與人文主義和啟蒙運動時期的歐洲社會有些類似。
人們曾經確信，德川的統治將持續萬代，但這被證明是錯誤的。美國准將馬修·佩里（Matthew Perry）的炮艇在1853年打開日本的國門。同時代的人把隨後的明治維新與義大利的文藝復興進行比較。日本比其他亞洲國家更早開闢了通往西式現代化的道路，這要歸功於高水平的教育——經濟穩定發展所帶來的附帶效果。學校和學院成立，鐵路鋪就，電報出現，科學文本的譯著問世。隨著幕府的結束，階層也被廢除，隨之而來的是對進步和創造力的渴望的釋放。幕府被推翻半個世紀後，日本已經可與歐洲強國平起平坐。急劇現代化的「另一面」是對自身優勢的盲目自信，它將這塊日出之地捲入19世紀致命的帝國主義冒險之中。
而在遙遠的南方，在中國，人們仍然沉浸在世界中心的幻想中。比起富有活力的日本，通往現代的道路在這裡更為曲折漫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