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展望：「西方」與其他

  44. 階級統治，上達蒼穹

  插圖72：宇田川玄真（心齋），《和蘭內景醫范提綱》卷首插畫，1808年，永田善吉摹史蒂芬·布蘭卡特及其他，《新訂解剖學》卷首插畫，1678年，阿姆斯特丹

  俄羅斯：沙皇和大主教

  「我們相信，您是您王國的女王，自己統治它，您為自己追求榮譽、為您的國家追求利潤」，1570年沙皇伊凡四世在給伊莉莎白女王的信中這樣寫道。這就是為什麼他想與女王取得聯繫。但他認為，女王並不是一個勢均力敵的夥伴：「不過也有（正如我們現在看到的）一些人，站在您身邊參與統治，不只是這群人，還有尋求交易的民眾，他們不僅與我們的主權安全和我們國家的收益有關，而且也覬覦您的貿易利潤。」俄羅斯與伊莉莎白的英格蘭有多麼不同，無法從中更明確地看出。事實上，平民議政在莫斯科公國是很困難的一件事。一些人能在杜馬中得到一席之地，總共席位也不超過24個，而且封建大地主居多。他們必須聽從沙皇，但沙皇不受他們的約束。俄羅斯沙皇國平民議政的短暫歷史在全俄縉紳會議中達到高潮，他們有權選舉鮑里斯·戈東諾夫和米哈伊爾·羅曼諾夫為沙皇。一方面城市市民受邀參加，另一方面甚至農民也可以出席。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貴族和神職人員仍有決定性的影響。人們在戰亂時代不堪重負，也無力爭取對農莊的自由繼承權。曾生活於不同環境的英國人賈爾斯·弗萊徹（Giles Fletcher）在16世紀末觀察到：「公民和其他可以代表集體的人在議會中根本沒有位置：民眾僅僅被看作僕人或被奴役的奴隸，他們只能服從，不能制定法律或在公共事務決議前了解這些事務。」

  莫斯科公國的人只能從圖像故事中了解他們的信仰，這些圖像向他們講述了偶像的故事。貴族和民眾基本上都是文盲，甚至很多神父也不會寫不會讀。虔誠無知的人總是很容易被統治，沙皇正是利用了這一點。僅僅在14—16世紀，公國就修建了250個修道院，這表明東正教在這個擴張的帝國得到進一步推廣。此外，和拉丁歐洲一樣，魔法在各地都廣為流傳，讓教會領袖非常惱火的還有迷信甚至惡魔的風俗；魔法師和巫師在聖約翰節的前夕積攢致命的毒草，撒旦在城鎮和鄉村連連取勝。

  插圖73：伊萬·費奧多羅夫/彼得·米斯迪茨拉維茨，《使徒聖盧卡斯像》，1563/1564年，莫斯科

  改革的倡議已經變得毫無意義，古登堡還需要一個多世紀才到達莫斯科河。第一部印刷品是1564年的《使徒》：《聖經·新約》中關於使徒的故事和信件（插圖73）。印刷商副主祭大人伊萬·費奧多羅夫（Iwan Fjodorow）最初由沙皇資助，很快又被驅逐，也許是僧侶們擔心喪失對複製書籍的壟斷所以排擠他。伊萬在奧斯特羅格印刷了一部西里爾文字版本的《聖經》，它對東正教的意義很快就變得像德國新教徒手中的路德版《聖經》一樣。「古登堡星系」的擴張也顯示出西方和東方之間的文化邊界。波蘭在這條界限的西邊，克拉科夫在15世紀末就開始印刷書籍。而另一邊的莫斯科則是遙不可及的東方。同時，在費奧多羅夫的《使徒》中，福音傳教士被最美麗的文藝復興風格裝點。

  俄羅斯帝國認為自己受到上帝的保護，只要他們服從上帝的命令、聽從牧首的話並支持教會，歷代統治者就會讓俄羅斯走向繁榮昌盛。直到革命時期，教會和國家的聯盟都堅不可摧。沙皇隨身攜帶《聖經》。但西格蒙德·馮·赫伯斯坦驚訝地記述道，神父要服從世俗判決。沙皇只需寥寥幾筆，便可以讓不順從的牧首卸任。1551年，同君士坦丁大帝一樣，伊凡四世主持了一個宗教會議，他禁止修道院接受遺產捐贈，以遏制龐大的教會資產進一步擴張。

  伊凡走向極致的獨裁統治，這給俄羅斯留下了未來統治者的典範，同時也留下了沉重的負擔。他甚至把貴族看作自己的「僕人」。他的繼任者們像他一樣統治這個多民族的國家，這裡就像一個龐大的莊園。他們與貴族結盟共同對付人民，最終，民眾更習慣於對人進行嚴酷剝削的機構和它們鉗制眾生的秩序，也沒有動力追求不可估量的混亂的自由。這樣一來，羅曼諾夫王朝統治的這個帝國，在思想上不懂變通，又沒有產生任何值得注意的世俗科學，更談不上實現技術創新的能力。直到18世紀才出現「現代」的知識分子。困擾拉丁歐洲的信仰與理性之間的爭論完全沒有出現在莫斯科公國，古老的典籍幾乎完全不為人知。像外交官費多爾·卡爾波夫（Fedor Karpov）這樣懂得鑑賞荷馬、西塞羅、奧維德和亞里士多德的人物，就像白色的烏鴉一樣少見。俄羅斯文學遵循拜占庭傳統，幾乎全是學識淵博的僧侶的著作，它們討論宗教主題並用精緻的修辭手法講述聖徒、英雄和王侯的生活。能與拉丁歐洲標準相當的批判史學完全不見蹤影，俄羅斯的編年史家在莫斯科的崛起和王朝的輝煌中找到撰寫史書的目的和頂峰。1550年前後修訂出版的《治家格言》——一本寫給家長的書，指導東正教徒的家庭生活——是獨一無二的特例。繪畫領域也保留拜占庭風格，顯示個人特徵的肖像到17世紀末才出現。對西方的開放則緩慢進行。儘管莫斯科漸漸從半個歐洲獲得了技術和學識，對外貿易在增長，人口也在增加，但經濟模式幾乎沒有變化。即使在中世紀晚期，人們的貨幣仍是皮毛而不是硬幣。

  

  廣袤的土地讓俄羅斯人對土壤不甚珍惜。有人說，農民就像候鳥一樣從一個地方搬到另一個地方，放火燒林然後安頓下來，如果土地不夠肥沃，就遷居別處。根據一位俄羅斯歷史學家的觀點，俄羅斯的農民具有「讓土地荒蕪」的獨特才能。俄羅斯很晚才猶豫不決地實行農田的三年輪種法，比歐洲中部晚了幾百年。因為缺乏富饒的牧場，加上冬季太漫長，動物得不到充分的餵養，所以俄羅斯畜牧業的發展一直很受限。如此一來，肥料也非常匱乏。俄羅斯沒有大城市，也幾乎沒有需要養活的市民，所以這裡也無法刺激市場生產和新設備、新技術的開發，不然土地產量本可以得到提升。磨坊是拉丁歐洲經濟繁榮的引擎，在16世紀末才輾轉傳入莫斯科帝國，比遙遠的西方晚了500年。這裡缺乏資本和自由勞動力，幾乎找不到大膽的企業家和開明的知識分子。這個國家在彼得大帝（1689—1725年在位）的驅使下才開始尋找解決方法。他的需求，也就是說財政部的需求——決定了所有經濟政策的基本原則。這個帝國跌跌撞撞地進入現代，而且身無長物。因此，我們要談談拉丁歐洲邊緣的第二個大國：奧斯曼帝國。

  博斯普魯斯海峽邊的病軀

  就像莫斯科公國一樣，奧斯曼帝國的普通民眾也要為統治者的榮耀付出代價，他們被精英階層輕蔑地稱為「烏合之眾」（reaya）。上層的「行政官」（Askeri）階層——為國家服務的公職人員——主要由軍人、律師、宗教學者、高級神職人員和拉比組成，他們不需要繳稅。普通人想獲得這種地位也不是沒有可能，蘇丹有權力擢升一個人的階層。但在18世紀之前，工匠和商人幾乎沒有被納入考慮範圍，就連首都也不存在一個受過良好教育、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市民階級。

  蘇萊曼一世的征服和希南的建築也不能掩蓋一個事實，即帝國的基礎在鼎盛時期就已經開始崩潰，儘管起初幾乎無人察覺。奧斯曼的阿喀琉斯之踵[78]是經濟。從經濟上來看，帝國在競爭中遠遠落後於西方，這是一個古板的巨人。想發展出一種以貿易和工藝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在現實實踐中根本沒有可能，因為奧斯曼的土地都由中央政府賞賜，在授予土地的同時要求獲授者無條件地效忠。土地租金在很大程度上被實物取代，這可能也是價格革命的後果，在博斯普魯斯和薩非王朝都能明顯感受到革命浪潮。幾乎沒有多餘產品能供應市場。

  事實上，在1500—1800年，奧斯曼帝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一直處在較低水平。前任首都所在地布爾薩是波斯絲綢的貿易樞紐，無論香料生意還是始於17世紀的咖啡生意都很繁榮，但整體情況變化不大。與其他伊斯蘭國家一樣，這裡的文牘工作和法律保障一直遠不如「西方」。拉丁歐洲地區，比如香檳地區、法蘭克福和其他許多地方經常舉辦大型博覽會和市場，但奧斯曼帝國對此一無所知，也不了解股份公司、證券交易所、保險和明確受法律保護的私有財產。直到19世紀中葉，穩定的銀行體系才得以發展。

  法律制度對生產者、金融家和商人非常不利。法律既不鼓勵公司發展，也不提供保護。只有「瓦合甫」（waqf）——為宗教目的而發起的捐獻，但這種基金會也資助各種重大項目——具有公司特徵。如果把中世紀盛期的伊斯蘭世界和熱那亞的貿易公司對比，就會發現義大利人有非私人化的機構和抽象的法律作為支撐，因而發展出日益複雜的貿易結構，而穆斯林一直封閉在自己的民族和社會網絡中。以《古蘭經》為基礎的繼承法加劇了財富的分裂。很少有資本可以流傳幾代人，例如美第奇或富格爾那樣的家族信託。此外，田產在「西方」是積攢大量財富的最重要的源泉之一，在奧斯曼帝國卻並不能隨意出售或購買，再說這裡的土地幾乎完全掌握在國家手中。簡而言之，伊斯蘭世界的企業無法迎接日益複雜的市場的挑戰，因為其要求出身和信仰都不同的交易者要聚到一起。

  國家的經濟政策最看重的仍然是財政和佣金，優先考慮的事項是儘可能高的收入和供給，以便安撫群眾。這是一種普遍做法——但奧斯曼帝國嚴格反對重商主義。低關稅促進進口貿易，出口難度則增加，帝國內部的關稅也阻礙了貿易交換。地中海的遠洋貿易由外國人把持。外商出於政治原因可享受貿易特權——1536年法國人拿到特權，因為他們與奧斯曼聯合反對哈布斯堡——這就導致廉價的進口商品充斥市場，損害了本國手工業。從長遠來看，這種局面也打擊了手工業的多樣化，這是勞動成果和經濟發展的重要標誌，而國家官僚機構中專家的數量在中世紀到近代之間增長了兩倍。總而言之，奧斯曼帝國的經濟政策仍然又「聾」又「啞」，在拉丁歐洲的主要大城市都沒有派駐長期代理機構，直到18世紀才有所改觀。

  因為占領了嚴格遵循伊斯蘭法律的穆斯林生活地區，法律系統也失去了彈性。蘇萊曼一世死後，歷任蘇丹都比較軟弱，眼見困難叢生。在勒班陀慘敗後——儘管蘇丹的大維齊爾想要輕描淡寫——重建艦隊耗資巨大，對財政造成很大負擔，與哈布斯堡王朝和薩非王朝的領土爭奪戰也讓財政不堪重負。

  1596年，奧斯曼軍隊在邁澤凱賴斯泰什之戰[79]中大敗哈布斯堡軍隊，這是他們在公開戰鬥中的最後一次勝利。新征服的土地不會被分割。蘇丹賞賜給軍人的封地，即蒂馬爾（Timar），必須被劃分得更小。因為缺乏白銀，效忠國家和軍隊的士兵無法得到軍餉，而只能得到受俸職位，田產和土地進一步短缺。為了滿足貨幣需求，田主們開始增稅並掠奪國庫，但資金還是不夠。16世紀末，安納托利亞因僱傭軍的騷亂而遭到重創；在一些地區，國家甚至征不上稅。行政機構和軍隊的花費都只能開具空頭支票，就連耶尼切里軍團也甘心為錢賣命。軍隊失去了強大力量，也喪失了戰鬥力。儘管違反傳統和法律，逃亡或負債的農民的土地落入當閒差領俸祿的人、上繳包稅的商人、放貸者或公職人員之手。

  發展畜牧業的代價則是無法大量種植穀物。綿羊已經摧毀了英國和義大利南部的農業結構，現在開始蠶食奧斯曼帝國的未來。普遍後果在這裡也會出現：農村人口外流、幫派林立、騷亂和政變。曾經忠心耿耿的耶尼切里軍團只聽令於自己。只要不是內宅發號施令，他們的領導人「阿迦」（Aga）就可以一呼百應。科普魯律（K?prülü）父子在1656—1678年擔任大維齊爾，連他們這樣的能臣都無法扭轉局面。

  與地中海地區其他鄰居一樣，奧斯曼帝國也面臨著一個無法解決的問題，即世界貿易流入大西洋。奧斯曼帝國的水域紅海和波斯灣原本連接了兩大「世界經濟」，現在逐漸衰落。奧斯曼試圖應對變化的情況，但計劃偏偏落空。1568年，博斯普利斯海峽邊有一個計劃引發熱論，人們想用一條運河貫通蘇伊士地峽，以前威尼斯就有此打算，可惜這次也未能實施。

  像所有深受官僚機構和宗教影響的國家一樣，只有帶來有用效果或能夠裝點宮廷的科學才能得到莊嚴朴特的青睞。政府幾乎不關心對創新的促進。此外，奧斯曼也沒有願意支持創新並提供資助的世襲貴族。土地是奧斯曼最重要的權力來源，不可能被集中起來，因為蒂馬爾封地只供收租，不能交易。因此，對科學的資助幾乎完全出自蘇丹和少數大臣之手。西方的技術和發明幾乎沒有被伊斯坦堡接納，數千件18世紀保存下來的文物中只有12副眼鏡和5本書。甚至武器製造技術也多是購入，而非自行研發。不過，伊斯坦堡自17世紀下半葉一直開展針對天花的疫苗接種，這一做法非常值得讚揚。「接種」在拉丁歐洲則遭遇了各方阻力，直到其效果得到普遍認可。

  宗教當局偶爾也反對過多的研究。1580年，5年前設立的伊斯坦堡天文台迫於宗教界壓力被夷為平地。25年後，人們才可以再次進行天文觀測。博斯普魯斯海峽或其他任何地方的穆斯林都沒有接觸望遠鏡。拉丁歐洲的天空革命——決定性的基礎就是他們的天文學——很晚才被介紹到伊斯蘭世界。1732年，外交官易卜拉欣·馬特費里卡（Ibrahim Müteferrika，約1674—1745）撰寫了一篇關於哥白尼體系的文章，他也是從二手渠道獲知的。儘管如此，他立即宣布日心說是假的，並呼籲穆斯林學者反對這一觀點。這一時期，一個安納托利亞的偏僻地方的學者請求得到一張「法特瓦教令」（Fatwa，意為「教法新解」，即伊斯蘭教法學家對於爭議問題的處理意見），他想探究的問題是，傳統中預言太陽從西邊升起意味著末日審判即將到來的現象在天文學中到底能否出現。同時代的牛頓可能已經給出了明確答案。

  不久前，馬特費里卡在伊斯坦堡設立了一家印刷廠，而之前的印刷工坊都是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開辦的。但人們不能出版任何宗教文本，上帝的話不能被放到印刷機上。宗教學者從一開始就反對引進新技術，1485年，蘇丹巴耶齊德二世甚至用死刑威懾阿拉伯語出版物。宗教中的豐富典藏本應影響深遠，畢竟長期以來都是神聖典籍和宗教小冊子幫助印刷有所突破——在韓國和日本，以及中國和德國都是這樣。在先知的國度，《古蘭經》理應是先驅——偏偏是這本最重要的伊斯蘭之書不被允許印刷。

  這項禁令也是出自政治考慮。國家認為自由傳播知識是非常危險的，只有專家才被允許討論科學問題。無論如何，奧斯曼帝國的潛在讀者遠遠少於拉丁歐洲地區。大約10多年後，馬特費里卡的印刷工坊就迎來悲慘的命運，一共只出版了17本書，這個歐洲的超級媒介在世界大都會伊斯坦堡甚至都沒有市場。30年後，英國大使館秘書詹姆斯·馬里奧·馬特拉（James Mario Matra，1746—1806）的嘗試也以失敗收場。

  奧斯曼帝國仍然與西方偉大的知識潮流隔絕。例如，馬基雅維利的著作在1825年被翻譯，但沒有出版商出版。當歐洲積累了數以百萬計的書籍時，穆斯林文化中的一些學者還在研讀1000多年前的手稿——抄寫員和微雕師很幸運，他們還能用安逸的工作繼續養活自己。在所有不接受印刷藝術的地區，不管是奧斯曼土耳其還是伊斯蘭世界的其他國家，對科學和技術造成的長期後果都是災難性的。

  聰明的想法如果很隱秘，那仍然只是想法。在拉丁歐洲，這種典範就是李奧納多·達·文西。他博學多識，靈感甚多，但從沒有將他的想法用文字出版，所以他的想法沒有任何後續效果。在伊斯蘭世界中許多觀點都不為人知，比如伊本·赫勒敦的史書，或者阿布·穆薩·花拉子密革命性的論點，他認為行星軌道是橢圓形——或者伊斯坦堡博學家塔居丁（Taqi ad-Din），他是安薩里的後裔。1551年，他想像出一個由蒸汽驅動的旋轉烤叉，但他的想法也未發表。沒有人繼續推進這些革命性的項目，沒有任何企業家認識到這一設備的潛力並投資研發。

  開創一個大膽的項目並在幾十年甚至幾百年中持續改進它，這種事情在拉丁歐洲出現的概率要比在奧斯曼帝國高出千倍，因為拉丁歐洲有高度發達的傳播媒介。科學史學家愛德華·S. 甘迺迪（Edward S. Kennedy）曾經說過：第谷·布拉赫可能有一個土耳其的名字。這樣說雖然沒錯，但土耳其的第谷能找到一個土耳其的克卜勒作為讀者，這個土耳其的克卜勒又能被一個土耳其的牛頓接受嗎？與之相反，使用水蒸氣作為能源的想法在歐洲已經得到進一步發展。1804年，威爾斯造出第一台成熟的機車，幾年後，蒸汽輪船已經在蘇格蘭一條運河裡航行，也出現在紐約和奧爾巴尼之間的哈得遜河上。1830年，英國皇家海軍的第一艘蒸汽動力戰艦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