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 新時代考古

  插圖70：弗朗切斯科·迪·喬爾吉奧·馬爾提尼，《支柱架設機》

  出自：《建築論》，約1480年，倫敦，大英博物館

  大分流

  某處，今天。你閱讀這本書時，不會凍得發抖。也許你在一個溫暖的房間或夏天的花園裡。你的公寓裡有自來水和電燈，從洗衣機到冰箱的技術設備讓你的生活更輕鬆。生病了有有效的藥物；如果陷入困境，社會系統會救助你。你享受過正統的教育，會寫字，當然也識字。此外，你可以公開表達你想說的，只要不違犯刑法。你的世界中，媒體不會受到審查。為了解決爭議，有合法渠道。你可能會皈依符合你內心的宗教，或者當個無神論者。每隔幾年你要投票。通過選票決定你所在國家的政府類型，而不是子彈。如果有人對你施暴，他就變成你的國家、強大的利維坦的敵人。在你的世界裡，人的尊嚴應該不可侵犯。

  如果所有這些對你來說或多或少都是真實的，那麼你就生活在「西方」。但誰也不會否認，你的世界也不是完美無瑕的，這裡也有貧窮和不公。繁榮的很大一部分要歸功於骯髒的武器交易、對「其他人」的剝削和對環境的破壞……「西方」的罪行簿很厚，而且可以隨意添加。儘管如此，絕大多數生活在這個民主公民社會的島嶼上的人比其他地方的人生活得更好。饑荒、苦難和戰爭驅使成千上萬人流離失所，宗教狂熱主義滋生暴力，讓人回想起16—17世紀的歐洲。在非洲和亞洲許多國家，竊國者和獨裁者壓迫他們的人民，藉助更先進的技術，這種壓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高效，早期的加冕帝皇甚至帖木兒的龐大軍隊都比之不及。

  本章節來源於𝕓𝕒𝕟𝕩𝕚𝕒𝕓𝕒.𝕔𝕠𝕞

  你的世界和「其餘地區」之間的差異最終要被視為基本力量增強的後果：工業化。19世紀中葉，這種「大分流」已經顯而易見。最富裕的那些經濟體在此時要比前工業時代富裕數倍，而其他國家變得貧窮。雖然工業化減弱了整個西方社會內部的不平等，但它顯然加劇了工業化國家與那些未能跟上工業化的國家之間的差距。

  對「大分流」的經典解釋是：歐洲特殊的經濟和文化條件以及它的法律制度和資本讓17世紀以來的差距變得更大。而一些歷史學家已經駁斥了這種觀點，因為直到1800年前後，全球經濟狀況和生活水平並沒有明顯區別。而且，人們在亞洲——如日本和中國——發現了一種現象的痕跡，即歐洲經濟史所稱的「辛勤革命」。在現代早期，勞動投入大幅增加，而工資卻沒有跟上。對糖、菸草和其他美好物品的渴望讓很多人將空閒時間換成工作時間。這為消費品創造了新的市場——反過來又使工業生產極具吸引力。18世紀的中國、日本和其他繁榮的經濟體難道沒有面臨工業化的起步嗎？西方帝國主義是不是「扼殺」亞洲工業化的罪魁禍首？

  對這些論點當然不乏反對的聲音。在19世紀才產生的「大分流」論點常常受到質疑。中世紀的非洲、亞洲甚至歐洲社會中的生活條件、人均收入或國內生產總值如何，近代早期又是什麼狀況，我們對此有多少確切了解？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Angus Maddison，1926—2010）就此發表過一篇論文並被廣泛引用，其中的數據可以相信也不能相信。例如，18世紀的中國在富裕程度上與拉丁歐洲最繁榮的社會相當，這是非常不現實的。僅看增長率或生活水平，根本無法解釋為什麼「西方」的經濟在19世紀簡直如生雙翼。

  我們無法在這裡一一呈現為工業革命提供潛在發展空間的所有條件。關鍵詞眾所皆知。首先，在小冰河時代結束後，氣候再次回暖，為人口增長提供有利條件。農業改革有助於養活更多人。人口多了，糧食供應就要增加，這導致農業產量的上升。他們需要上衣、褲子和裙子，這樣更多的紡織品也被生產出來。人們有穩定的食物供應，衣著也更加體面，所以有更多人投入生產。他們將組成工業工人的龐大隊伍。自中世紀晚期以來人們也持續觀察到一些發展，它們可以被歸納為——很受熱議的——關鍵詞「原始工業化」。這指的是農村地區也出現了工業，不再僅僅局限於城市中，或必須由行會組織。商人和企業家提供資金、設備和材料，組織生產並接管產品的銷售。自17世紀開始，作為摩洛克[76]先驅的手工作坊變身為工廠。但所有這些都不足以解釋「偉大的工業化」的核心和導致「大分流」的原因：用蒸汽動力驅動、用化石能源滋養的機器取代肌肉。經濟增長與人口增長分離，畢竟人口增長只是通過更多肌肉力量帶來生產收益。

  如果沒有把蒸汽作為能源，就不會有工業化——這個等式非常正確。最初是把蒸汽用於泵和織機。當人們發現蒸汽轉化為驅動力的原理能夠被用於實踐時，蒸汽簡直勢不可當。創新、生產擴大，而後增加投資並帶來更多創新，這個螺旋運動成為不停歇的循環。最終，歐洲人比其他任何人都能更好地應對18世紀以來人口增長所帶來的挑戰。除了土地改革，包括大規模種植馬鈴薯以及鐵路也有助於戰勝饑荒。火車比馬更快也更便宜，能夠把過剩地區的食物運送到匱乏地區。如果不算愛爾蘭、西班牙和芬蘭等「後來者」，大規模的饑荒在1846—1847年最後一次侵襲歐洲。

  在工業化早期，企業家掌握的大量資本，包括從殖民活動和奴役中攫取的利潤都是次要因素。決定性的發明能夠問世，與錢沒有關係，主要是因為知識、想法和它們之間的交流。只有交通和生產領域大規模改換蒸汽設備時，大量資本才變得至關重要。

  像指南針、機械鐘、眼鏡、凸版印刷機或望遠鏡的發明一樣，蒸汽機的誕生也有久遠的歷史。早在埃及的亞歷山大港就有人著手這個項目，經過漫長的實驗才最終完成。「工業」現代性——社會學家什穆埃爾·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所謂的「多元現代性」之一——的強大基礎都深深植根於文藝復興時期，也是這本書的主題。

  螺絲和人：亞歷山大項目完工

  亞歷山大的海隆一直敲敲打打，他的「機器」在中世紀的拜占庭和文藝復興時期廣為流傳，至少向人們展示出蒸汽的巨大能量，並給後人留下了一條通向未來的路。直到14世紀，隨著讓·布里丹對真空的思考，氣泵的新歷史才開始。氣泵在前蒸汽機的歷史中不可或缺，也屬於文藝復興時期「機器劇」的一部分。

  托里拆利和帕斯卡的實驗表明「空氣之海」環繞著我們。馬格德堡市長奧托·馮·格里克（Otto von Guericke，1602—1686）殫精竭慮想製造出第一個活塞泵。1654年的一項著名實驗向觀眾展現了壓力的驚人力量。實驗者把兩個半球體合在一起抽成真空，16匹馬從兩邊拉扯這個「虛空」的球都無法成功把它分開。花園工程師薩洛蒙·得·高斯（Salomon de Caus，1576—1626）繼續進行研究。他可能是第一個模仿海隆的人，想創造出一個由蒸汽驅動的泵。大約在1650年，伍斯特侯爵愛德華·薩默塞特（Edward Somerset）成功打造出一個噴泉，藉助新能源它能夠噴到40英尺高。30年後，佛蘭德斯的耶穌會傳教士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可能在中國的宮廷也展示過一個蒸汽車模型。

  在這一時期，荷蘭人惠更斯讀到了馮·格里克的實驗，他和英國人培爾都開始研究這種能從空氣和真空中生發出來的力量。培爾與羅伯特·胡克一起製作了一個空氣泵，它的發動機應該可以通過金屬氣缸運行，1673年惠更斯描繪了這一設備（插圖68）。粉末的爆炸會迫使空氣通過皮革閥門排出氣缸，由此產生的真空應該將活塞向下拉。惠更斯的一個學生同時也與胡克和培爾共事的丹尼斯·帕潘（Denis Papin）也認同這一原理，他又開始試驗水蒸氣。事實上，這位法國人成功地建造了一台蒸汽泵。後來托馬斯·薩弗里（Thomas Savery，約1650—1715）和托馬斯·紐科門（Thomas Newcomen，1664—1729）都是以此為基礎進行改進。而他們又為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1736—1819）的突破奠定了基礎。

  瓦特的專利於1800年到期，人們立即展開了一場設計競賽。從這時開始，這一進程不間斷地迅速發展下去。與工業「起飛」同時，蒸汽機在與工業的相互作用中被推向更加完美的狀態。蒸汽機首先應用在採礦業，功能是抽出進入井筒的地下水。薩弗里把他的——尚不是非常有效的——產品起名為「礦工之友」，主要是為了GG效果。

  「潮流」不僅促進蒸汽泵的發展，也與紡織業的擴張和機械化聯繫在一起，新的局面隨之到來。人們幾千年來一直埋首苦坐在織機前，手裡撥弄著紡錘，這是史前時代以來所有文明的基本標誌；13世紀歐洲就出現了紡車。300年後，威廉·李（William Lee）發明了織襪機。這一機器在18世紀也得到改進。1733年，約翰·凱（John Kay）發明了「滑輪梭」，讓紡織機加速好幾倍。30年後，詹姆斯·哈格里夫斯（James Hargreaves，1721—1778）的「珍妮機」徹底改變了棉紡業。最初靠水力驅動的機器變得越來越精良，不斷刺激織造業，也敦促人們繼續思考。多虧新的生產模式，現在紡紗速度急劇加快，那怎麼才能快速織布呢？1785年，牧師埃德蒙·卡特萊特（Edmond Cartwright，1743—1823）發明一項專利，他製造出一種動力織機，一開始靠水力，後來由蒸汽驅動。可以說，這是一曲工業現代性的合奏。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這項創新逐漸取代手工織布，後來勢不可當。19世紀初在英國約有2400台織機。30年後，這一數量增長到10萬台。現在人們對機械發明的熱情不減——不管是冶煉技術還是蒸汽機，它們同時得到強勢的後續支持：機車和蒸汽輪船在運輸業掀起革命，也改變了空間和時間。然而，大量創新並未立即影響經濟增長和生活水平。從更長時間段來看，它們改變了一切。1700—1900年，英國棉花產量增加了700倍，生鐵產量增加了300倍。

  蒸汽幾乎就是一切。在其他發明的推動下，許多關鍵創新為人們接受並得到進一步發展。其中一些主要發生在歐洲大陸，另一些主要在英國。英國擁有一個高度分化的、受法律保護的信用體制和嚴格的產權保護法，其他歐洲國家也是一樣，但歐洲之外的大多數國家情況則不同。這一切早已應用在殖民活動中並強化了自由，現在又融入工業化進程。專利保護對發明的保護好過其他任何地方——1624年英國通過了《壟斷法案》——從而降低投資的風險，但有時也降低了改進發明的概率。激發創新並實現具有突破的市場條件在英國尤為適宜。

  這樣，蒸汽機的成功也間接促進了攪拌精煉法的推廣，該項技術在1800年前後被廣泛使用。通過這個方法可以生產出特別優質、適合鍛造的鐵，但需要大量的能源。木材價格昂貴且相對難以獲得。這種情況反過來又加劇了煤炭的開採，畢竟相比建造水輪機，投資建造蒸汽泵更加有利可圖。這樣，人們必須考慮到另一個確確實實接地氣的選址因素。因為，英格蘭的煤層很深，排出不斷滲透的地下水相應地更加耗費時間。但這樣一來機械變得更具有吸引力，就連效果較差的「礦工之友」或者更有效的改良版本也大受歡迎，通過它能夠解決繁重的工作。

  人們在分析長期處於領先地位的中國為什麼沒有進行工業化時，偶爾會提到一個原因，即與英國不同，中國的「地下森林」都在離地表比較近的地方。中國人根本沒有遇到挑戰，也就不需要製造蒸汽泵。但是，即使在這裡或在附近的印度，蒸汽動力不是也可以用在其他領域嗎，比如紡織工業或水稻種植？早在中世紀晚期，中國就發明了一種水力紡紗裝置；印度把這項技術推廣，直到17世紀末都是世界領先的紡織品出口國。但沒有人想到用蒸汽取代紡織所需的人力。這些人口稠密的地區能夠提供廉價勞動力，可能是尋找新技術的另一個障礙，但這些都是次要因素。煤炭危機、印度紡織品進口造成的競爭，這些挑戰可能偶爾推動發展，沒有這些挑戰確實會讓創新延遲。但是單憑這些刺激遠遠不能解釋發明的出現，人們為何能生產出類似蒸汽機的設備。

  這種創造了機械織機和蒸汽機的潛在空間是非常獨特的，時下的需求與古老的潮流融合在一起。革新的設備並非因長期規劃而出現。16世紀之前，歐洲的眼鏡製造商都沒有製作出望遠鏡，而他們一直在研磨鏡片。像薩默塞特和薩洛蒙·德·高斯這樣的先驅者在設計他們的「機器人」時，也沒考慮到英國的煤井被淹沒在地下水中。他們的計劃旨在驅動噴泉，製造出一些技術型的娛樂設備，而格里克的實驗來源於當時關於亞里士多德的爭論，即是否存在真空。他的發現直到後來才被證明是「有用的知識」。泵的發明是否需要以他的實驗為基礎，或者其實得益於技術人員自己的苦思冥想，這是另一個話題了。

  插圖71：馬丁·呂弗霍茨，《工作檯》

  出自：《呂弗霍茨手抄本》，紐倫堡，1505年，克拉科夫，雅蓋隆圖書館

  人們很容易忽視一個事實：光是開發出那些對機器來說不可或缺的部件就需要一些時間。學者們對於「虛空」（真空）爭論不休，因而推動了氣泵的發明，而機械鐘以及隨之而來的歐洲機械時代則完全獨立於這種爭論之外。高度專業化的工藝——在現代早期，單單一個歐洲較大城市中就有50多個行業致力於加工某些金屬——鍛造和拋光那些配件，如果沒有它們，「工業革命」這場絕對宏大的戲劇就無法上演。這些配件包括齒輪或萬向軸。一件在機器時代不可或缺的、特別有用的物件在錯綜複雜的15世紀早期也經歷了一次歐洲復興：固定螺栓。很長一段時間裡，螺絲首先是奢侈品配件，用在胸針或手鐲之類的珠寶上面，一顆一顆手工打磨。大約從1490年開始，螺釘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盔甲上，取代了之前的皮帶和鉚釘。雖然槍械的勝利讓騎士裝備慢慢退出舞台，但這個小物件卻是不朽的。它被用在醫療器械、望遠鏡和顯微鏡上，德國「機械師」雅各布·利奧波德（Jacob Leupold，1674—1727）稱讚它是「世界上最有用的發明之一」。新的職業應運而生：螺絲匠。18世紀末，亨利·莫茲利（Henry Maudslay，1771—1831）打造了一台車床，可以批量生產精密螺釘（插圖71）。

  最後，我們不要忘記，蒸汽機的生產需要耐用的材料。為了應對經濟繁榮和工匠的需求，冶煉和鑄造技術在文藝復興期間進一步發展。歐洲的鑄造技術非常先進，以至威尼斯人在勒班陀大捷後把繳獲的奧斯曼槍炮全部熔化，因為合金的質量並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從回收的金屬中可以生產出性能更好的新大炮。世界上有哪個地方的鐵產量能與文藝復興全盛時期的義大利相比？

  結論是，18世紀「西方」獲得的各方面的知識已經堆積到關鍵點。僅僅掌握這些知識，就可以實現技術突破，沒有這些突破就沒有工業化。用卡爾·馬克思的話來說，拉丁歐洲的舊社會長期以來一直孕育著新生命。但光是蒸汽機，這個工業化的戰爭機器，它的孕期和產褥期就長達500多年，而且還不包括可能對這項發明有重要意義的古代史前階段。不是詹姆斯·瓦特一人創造了這個令人難以忘懷的設備，而是整個歐洲境內的古老的話語，它最終通過印刷品廣為傳播並出現在各種各樣的圈子、大學和學院中，有很多路徑，也經歷過更多的迷途。大多數這樣的機構都不為其他文化所知。在歐洲，它們負責延續和傳播，讓談話能夠一直繼續下去。

  蝴蝶振翅

  人們有時候不會只衡量或比較歐洲、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長期經濟數據，也會關注文化上的成果和創新。這種做法在細節上肯定很成問題，但就大趨勢而言並無不妥。從那不勒斯和馬賽到格拉斯哥和哥本哈根，從法國西部到西里西亞，中世紀後期與19世紀之間的真正重要的科學範式在這一範圍里完成了轉換。所有比較重要的發明也出自這一地區。這裡發明了大部分對蒸汽機最重要的組件，這裡開啟了工業化。工業化最早出現在英國，主要是因為在這裡，「創意流」有非常有利的，同時具有挑戰性的環境——資本、紡織業，或推動蒸汽機大規模普及的地底煤礦開採。詳細看來還有許多有利條件，例如專利法或議會通過的《印花布法案》。在18世紀開始的幾十年裡，這一法案阻止紡織品進口，從而促進國內紡織產業的上升並成為工業化的關鍵部門。

  所有先決條件並非僅在英倫島上出現，英國也不是那些影響深遠的創新出現的唯一地方。當英國人發明蒸汽機時，瑞典人卡爾·馮·林奈（Carl von Linné）創立了植物和動物分類規則，法國人布豐寫下了不朽的動物學著作並進行地質研究，而阿爾布雷希特·馮·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在伯爾尼創立了實驗生理學。1783年，在里昂和巴黎附近開展的熱氣球飛行開創了航空時代——同一年，安托萬·拉瓦錫（Antoine Lavoisier）在巴黎證明水和2500年來人們設想的不一樣，可以被分成氫氣和氧氣。我們可以一直列舉，或者穿越到晚些時候，到電話、汽車或細菌學剛剛出現的那些日子。所有這一切和數不勝數的其他發明都是歐洲這片小小地區留下的科學大遺產。

  為什麼科學革命以及工業化出現在拉丁歐洲地區，這是一個非常宏大的問題，永遠無法得到確切答案。方法上的問題是，我們不可能從歷史過程中人為地剔除那些相關事件或行為人，比如實驗中的化學物質。沒有必要再去探討「如果……那麼可能會……」的假設，物質A為什麼會產生物質B也無法再得到證實了；哪種情況會明確產生某一個特定的結果。我們只知道現實如何，知道此地和此刻。「即使我們發現自己在這一刻聚集在這裡，發現自己處於這種程度的民族文化中，使用這種語言，沿襲這些風俗，擁有這些市民優勢，享有這種程度的良心自由」，席勒（Schiller）這樣說道——恰巧在劃時代的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前數周——「結果也許就是之前世界上發生過的所有事件：整個世界史至少需 要解釋當下這一刻」。如混沌理論所言，巴西的一隻蝴蝶扇動翅膀，甚至都與德克薩斯的龍捲風脫不開干係。有什麼事情不是在這個或那個根本無人所知的巧合中因為好事或壞事而發生？當一件事情發生時，既不能排除那些有長期深遠影響的決定性情況，也不能忽視那些看似無關的情況，它們對系列緣由或系列影響的開端產生了驚人的影響。如果沒有1215年在布汶射出的那支箭[77]，英國會發展出議會民主制嗎？如果沒有螺絲——或者沒有馬克斯·韋伯所說的新教倫理，當然螺絲更重要一些——英國會成為世界第一個「工業國」嗎？相反，一個重要因素，即缺乏原材料，可能把荷蘭的工業化推遲到19世紀末，購買和建造蒸汽泵在這裡沒有直觀的利潤前景。而沒有蒸汽機製造的「初始火花」，荷蘭顯然缺乏進一步發展科技的必要條件。

  蝴蝶振翅可能真的與颶風有關，但人們強烈地感到，它並不是主要原因。科學革命和工業化的歷史可以證明，許多因素比蝴蝶效應更重要。歐洲現代性還需要走過很長的路才能變為現實。科學、企業家精神尤其是「天才」在所有重要發明中達到頂峰。

  正如蒸汽機的歷史中不能抹去螺釘，人們也不能忽視那一小群發明家，他們讓轉折真的成為現實。他們艱難辛勤地工作、運算、修改部分解決方案，還要觀察和檢查。在某些時候，他們會面臨超脫所有重構的一刻：在這一刻，思考改變了方向，真正的新事物出現——當古登堡開始把玩字塊時；當哥白尼讓太陽停止時，應該是1514年前後；當瓦特在1784年發明了以他命名的巧妙機器時。意外發現就產生了：一個幸福的巧合，從中繼續得到結論。但如果太看重這種觀點，就會忽視歷史中可以找到的發明的基礎。藝術和科學的創造力在歷史中有緊密聯繫。在決定性的時刻之後，各種關聯都變得清晰，事物在另一道光線中展示出來。說得稍微複雜一點：我們觀察結構複雜、相互干擾的思潮，它們匯聚到潛在的發展空間並為新事物的出現打下基礎。

  用大衛·蘭德斯（David Landes）的話說，偉大的進程需要偉大的緣由。經濟優勢——如果存在的話——並不能解釋，為什麼微小的拉丁歐洲幾個世紀以來一直有新事物湧現。這樣旺盛的需求和蓬勃發展的經濟在18世紀的中國也不可能導致蒸汽機的發明。這樣的事情不會在一夕之間發生。在耶穌會修士引進螺絲之前，中國人根本不知這是何物。有些人認為中國在宋朝末年曾差點完成工業化的突破，但這個觀點不太能站住腳。在中國以及拉丁歐洲以外的其他地方顯然缺乏這裡所擁有的條件——少了這個或那個因素，或者一個因素都不具備。通過比較我們可以更明確地認識到，這個大西洋和地中海之間的地區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差異在哪裡，是什麼決定了它的現代性。我們要特別關注拉丁歐洲國家政權的表現形式。因為，如果沒有最低限度的國家秩序，技術進步和科學簡直無法想像。統治秩序不夠強勢的地區，已經淪喪他人之手。相反，僅靠一個強大的國家當然不足以為優秀的科學和技術進步提供溫床。步履遲緩的巨人俄羅斯，就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