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世界機器

  插圖68：克里斯蒂安·惠更斯，《粉末機》，1673年，萊頓，大學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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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明熱

  在大陸上的許多國家，現在都有新的發現和發明不斷湧現。羅伯特·玻意耳和不久後的法國人埃德姆·馬略特（Edme Mariotte）分別得出新發現，在一定條件下空氣的壓強和它的體積成反比，這就是著名的玻意耳-馬略特定律。玻意耳還與揚·巴普蒂斯塔·范·海爾蒙特一起為分析化學奠基。

  另一位先驅是荷蘭人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1629—1695）。他第一個發現光具有波動性特徵。同時代的丹麥人奧利·羅默（Ole R?mer）試圖證明光速是有限的。惠更斯對他的方法進行改進並得出了估計值，但這仍比實際的30萬千米/秒低了近三分之一。惠更斯有許多發現，其中包括碰撞定律，而且他把笛卡兒模糊的粒子波動理論與伽利略的方法結合起來。此外，他還是一個傑出的實踐者。他思考發動機的構造並發明了一架擺鐘，其準確性長期無人可敵。他借鑑笛卡兒和威里布里德·斯涅耳之前提出的正弦定律，對望遠鏡進行改進。藉助新版望遠鏡，他甚至能看到土星的衛星泰坦星和它的星環，以前只能看到模糊褪色的凸起。在歐洲東部邊緣，但澤市長，同時也是啤酒釀造師的揚·赫維留斯（Jan Heveliusz，1611—1687）藉助一個47米長的望遠鏡探索月球的「地理」。他的《月面學》以前所未有的精確度展示了這顆地球衛星的表面。

  望遠鏡展現了數以萬計的衛星和星星，16世紀晚期——仍是在荷蘭——發明的顯微鏡讓人們可以觀察奇妙的微小世界。該領域的先驅在池塘的水中發現原生動物，研究蒼蠅的眼睛和細菌或者毛細血管系統，從而解釋了血液如何從動脈流到靜脈。羅伯特·胡克（Robert Hooke，1635—1703）不僅發現了一些非常大的物體，比如木星上的紅斑，還探尋了些微小物體。他用顯微鏡來研究昆蟲的複眼，甚至針尖的精細結構。1665年他出版了《顯微圖譜》一書，書中的銅版畫精細得令人難以置信（插圖69）。物質的最小單位，盧克萊修稱之為原子，伽利略稱之為粒子，顯然在新儀器中還不可見。因此，關於古老理論的爭議越來越激烈。

  托勒密的世界觀喪失了權威地位，其他舊的公理也被質疑。阿雷佐的醫生弗朗切斯科·雷迪（Francesco Redi，1626—1697）駁斥了亞里士多德「自發生成」的觀點，即蒼蠅、蛆或水蛭應該是腐肉在被「精神」賦予生命力並加熱的情況下自行生成的。雷迪指出，如果用紗布包裹住一塊腐肉不讓蒼蠅靠近，就不會生出蛆蟲。所以，它們應該是從昆蟲下的卵中爬出來的。而安東尼·列文虎克（Antony van Leeuwenhoek，1632—1723）在顯微鏡下首次觀察人類精子，他意識到，生命只能來源於生命。

  鑑於知識儲備的急劇增加，博學家的數量越來越少。阿塔納斯·珂雪（Athanasius Kircher，1602—1680），一位終身在羅馬學院任職的耶穌會士，是其中一個獨特的代表人物。他被譽為「本世紀的俄狄浦斯」，孜孜不倦地做實驗，出版大開本專著，設計機械並解密象形文字。他把魔法、宗教和現代實驗編織在一起，使其成為一個令人困惑的豐富多樣的混合物。他發明了會說話的雕像和一個魔法燈籠，設計了一種通用語言並重現諾亞方舟的圖紙。他為此進行語言學和地質學研究，探究磁力，並在一本巨著中描述了地球內部以及生活在那裡的惡魔。

  插圖69：據稱為克里斯多福·雷恩（？）所作，《跳蚤》

  出自：羅伯特·胡克，《顯微圖譜》，1665年，倫敦

  遺失的中心

  人們曾篤信地球享有特權，位於宇宙的中心，這種觀點在哥白尼的宇宙觀中已然被摒棄。克卜勒已經感覺到，把宇宙看作無限的觀點改變了一切，在他的時代人們已經可以想像這種可能性。這種觀點帶著一種「我不知道怎麼表達的秘密的隱藏恐怖」，他繼續寫道，「人們確實會在這種浩瀚無垠中迷惘徘徊，這裡沒有邊界也沒有中心，因此沒有任何牢固的地點」。人們可以說，他感受到的是歐洲現代主義凜冽的寒風，它不僅幫助建立新宇宙，也在新宇宙中呼嘯。它在這個宇宙中只看到自己，孤苦無伴，就像處在帕特里齊所謂的自由王國中。曾經人類秩序要依附於宇宙秩序，現在似乎已經解放。「新哲學懷疑一切：/火元素完全熄滅/太陽和地球也遺失，」同時代的約翰·鄧恩（John Donne，1572—1631）這樣寫道，「一切都成了碎片，每一種聯繫都消失了。」

  科學聲稱知曉一切，質疑的聲音已經開始出現。奇蹟，這麼說吧，已經成為過去——莎士比亞《皆大歡喜》中的勒波曾如此評價；現在的學者可能都很清楚，如何使超自然和沒有緣由的東西變得「現代」且可信。「我們把自己藏在偽知識中，而我們應該順服於未知的天命。」星星的力量——至少有《李爾王》的一個場景為證——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可疑，自然之書的語言讓人無法理解。上帝似乎遙遠得令人奇怪，愷撒上方的天空沉默不言。笛卡兒在關於「隕星」——「空氣幽靈」——的文章中剔除了雲彩的古老功能，它們曾意味著神聖的旨意。一些哲學家試圖迫使魔鬼退場。在法庭、議會和內閣充斥著懷疑和批判的聲音。除了麻薩諸塞的餘波和18世紀極個別的一些案例，獵巫的火刑架已經慢慢倒塌。即使是《聖經》，也要接受批判語言學的試煉。1659年，一個匿名作家援引「古代哲學家」——他指的是伊壁鳩魯和亞里士多德——提出的論斷：神不存在。世界是永恆的，靈魂是會死的，地獄是一個童話。

  但人們無法徹底遠離造物主，米開朗琪羅在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上把他畫成一位精神矍鑠的老者。如果沒有他，如雅克·莫諾（Jacques Monod）所言，留給人類的不過是一個寒冷的宇宙，人類聽不見自己的音樂，對希望、痛苦和罪惡都漠不關心。人類敬畏上帝，但更害怕沒有上帝的世界。再者，地球只是微不足道的存在。從宇宙體量來看，地球只是一個點，康帕內拉從他的地牢中喊道。但他固執地認為：「對我們來說它不是一個點。」他生活在文藝復興晚期，對他來說人仍然是衡量世界的標準。而培根也認為有必要捍衛人類中心觀。「如果人類被世界禁錮，那麼剩下的就會完全混亂，沒有目的或目標，」他寫道，「而且會一無所獲。」

  如果亞當真的只是我們稱作「存在」的戲劇中的一個偶然呢？貝爾熱拉克的塞拉諾（Cyrano de Bergerac，1619—1655）在他烏托邦式的月球和太陽之旅中嘲諷地球人的信仰，因為他們居然認為自然是單單為自己而創造的：「仿佛太陽這個如地球430倍大小的巨型天體被點亮，只是為了讓地球上的枇杷成熟，讓捲心菜發芽，怎麼可能！」惠更斯和豐特奈爾（Fontenelle）——後者在《關於宇宙多樣化的對話》一書中——與前人布魯諾一樣提出一種可能性，恆星不過是很遙遠的太陽，也被行星圍繞。

  儘管如此，這樣的思想遊戲還是在減退。它們代表理性主義的辯證法：人們越是熱切地迎合培根的要求並積累知識，他們的立場就變得越不確定。標準終被打破。望遠鏡和顯微鏡中看到的景象讓人類變得渺小，同時又很偉岸。布萊士·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證明了「真空」的存在，從而駁斥了「自然厭惡真空」的傳統觀念，人們曾認為自然害怕「無意義」的虛無。與笛卡兒不同，他更加明確地劃分信仰和知識、感覺和理性之間的界限。理性必然依賴於有限的知識。理性無法理解無限的大和無限的小，因此也不存在最終理由。與理性不同，「心靈的邏輯」展現出對事物的認識，這是「幾何精神」永遠無法掌握的。帕斯卡認為無法證明上帝的存在，但他建議人們相信上帝。他提出著名的建議，為上帝打賭，其中沒有任何風險。如果你賭上帝存在，將來可以獲利頗豐；如果上帝不存在，人們也沒有任何損失。但是，否定上帝的人沒有任何好處。帕斯卡集兩種邏輯於一身，既有情感邏輯也有理性邏輯。作為神學家，他是保守派；作為一名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他是該世紀最重要的創新者之一。他發明了計算器並構建了一個簡單的氣壓計，他還繼續進行氣壓和真空的實驗，這些是伽利略的學生、發明水銀氣壓計的埃萬傑利斯塔·托里拆利（Evangelista Torricelli）最先發起的。帕斯卡與皮埃爾·德·費馬（Pierre de Fermat）一起創立了概率演算，惠更斯也曾經涉足這個領域。

  從巴魯赫·德·斯賓諾莎（1632—1677）提出的上帝概念中可以看出，距離一個沒有仁慈天父的宇宙已經越來越近了。斯賓諾莎認為，上帝也就是自然，只不過是沒有來由的、永恆的、無限的物質，是它創造一切。和布魯諾一樣，斯賓諾莎的上帝與《啟示錄》里的基督也沒什麼關係。斯賓諾莎的上帝概念甚至與當今宇宙論也不牴觸。斯賓諾莎的父親是一個葡萄牙籍的猶太人，斯賓諾莎在他生活的那個世紀及後來都被妖魔化，被看作泛神論者、無神論者——至少這一點是事實——或者唯物主義者。他的故鄉阿姆斯特丹的猶太人社區拒絕接納他；他的著作在除英格蘭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都被禁止。100年前，他很可能會被送上火刑架。只有啟蒙運動的知識分子才發現他是現代哲學的創始人，並堅決擁護自由——對他來說這是國家的最終目的——以及宗教寬容。他的思想和他的追隨者在歐洲發起一項運動，讓所有的君主制、貴族階級、女人對男人的從屬地位、教會權威和奴隸制都失去了合法性。

  當時也不乏將新內容引入傳統《聖經》世界觀的嘗試。揚·斯瓦默丹（Jan Swammerdam，1637—1680）的「物理神學」把顯微鏡所揭示的最微小的奇蹟看作上帝的證明。1726年，瑞士自然科學家約翰·雅各布·施赫澤（Johann Jakob Scheuchzer）認為蠑螈化石是在大洪水中喪生的罪人的遺骸。新的物理學被調動起來，從自然角度解釋《聖經》中的奇蹟。保拉納神父皮埃爾·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是捍衛伊壁鳩魯原子論的重要人物，他提出，小號聲音引發的空氣振動是導致耶里哥[75]的城牆崩塌的原因。方濟各會修士巴塞洛繆·馬斯特里（Bartolomeo Mastri，1602—1673）和博納文圖拉·貝魯提（Bonaventura Belluti，1599/1600—1676）居然試圖重新引入精神智慧，以便解釋行星的螺旋運動。他們提供了希臘、阿拉伯和經院的權威著作作為證據，其中包括麥可·司各脫翻譯的努爾·艾德丁的作品。艾德丁和其他可援引的古代權威脫離舊軌道，卻又迷失在岔道上。這些人在伽利略的《關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中被無情嘲諷：亞里士多德沒有遭到蔑視，伽利略很尊敬他，但追隨他的那群畫虎不成反類犬的學者無一逃脫。

  德國人戈特弗里德·威廉·萊布尼茨（1646—1716）反對笛卡兒的物理學和斯賓諾莎的神學，提出了另一種與之前都不同的思想模式。他將笛卡兒的固定粒子變成有生命有靈魂的「單子」，想以此把上帝重新引入世界。「單子」是永生的，不會擴展也沒有形狀，它們能夠感知並渴望改變狀態。上帝把「單子」設定為永恆的，這樣在「單子」和物體運動之間就出現一種平行關係，就像精確調整的同步機器，這就是他著名的「前定和諧」理論。優秀完美的造物主從無數可想像的宇宙中只選擇了「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一個並幫它成為現實。在這個世界中發生的一切肯定都是為一個好的結局服務——甚至包括邪惡，沒有它的存在就無法想像善良。與笛卡兒一樣，萊布尼茨對理性的力量充滿信心。他孜孜不倦地想發明一種通用語言，這種語言可以跨越國界讓人們相互理解，同時尋求政治和宗教平等。

  「理性」成為即將來臨的啟蒙的神奇咒語。另一個是「批判」，它是皮浪和蒙田的遺產。萊布尼茨同時代的皮埃爾·培爾（Pierre Bayle，1647—1706）沿襲了批判的傳統，他也是萊布尼茨的對手。一個試圖構建一種似乎能與基督教世界觀兼容的宇宙學說，另一個則對「前定和諧」概念深表懷疑。培爾對神義論問題的回應不僅激進，而且近乎異端。他的觀點似乎與摩尼教和清潔派有聯繫，認為惡與善一樣必須是首要強勢原則。但培爾和萊布尼茨都看到，關於真正和純粹的信仰的爭論已經升級為危機，走出危機的唯一出路就是理性和泛基督教主義。

  在所有哲學推測的另一邊，艾薩克·牛頓（1643—1727）已經完成自然科學革命。1697年，他出版了《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並在第二版中添加了「總釋」，經典物理學以此創立，直到相對論和量子力學時代依然被認為是完全有效的。對於牛頓來說，方法就是懷疑一切在實驗和觀察中無法確認的東西。然而他與笛卡兒不同，他完全依靠數學創立了自然科學。他構思的空間是無限的，就像時間一樣絕對，而且是空洞的。驅使粒子運動和粒子形成的物體的力，被牛頓總結成為簡單定律。他的宇宙如哥白尼和克卜勒的宇宙一樣，按照經濟原則運作。上帝是秩序的神，不是混亂的主人，他曾經這樣寫道。他徹底否定了亞里士多德的圓周運動和笛卡兒的以太旋渦，因為這兩者需要一個外在的力才能驅動，而且它們與克卜勒定律不相容。

  來自施瓦本的天文學家克卜勒在牛頓這裡找到了知音，這個英國人第一個認識到克卜勒「戰勝火星」的重要意義。這樣，克卜勒在《世界的和諧》中的預言成真：「骰子已經落下，我寫了這本書，是現在的人讀它還是後世讀它，對我來說無所謂。它可能在一百年後才迎來讀者，上帝都等了六千年才迎來觀眾。」

  為了找到理解天體力學的鑰匙，牛頓假設有一種遠程力量，即引力。他認識到，引力的影響取決於兩個物體的質量以及它們彼此之間的距離。誰才是第一個發現這種力的人，牛頓和羅伯特·胡克爭論不休。牛頓成功地創造出數學公式並通過觀察數據找到了引力存在的初步證據。至於這股不祥的引力是什麼以及它來自何處，牛頓沒有妄加揣測。笛卡兒和萊布尼茨的追隨者們提出異議，爭辯說這是一種神秘的力量在發揮作用；這樣一來，人們又退回剛剛被笛卡兒粉碎的經院宇宙。牛頓冷靜地指出，雖然他不知道萬有引力的性質和原因，但他能夠計算出這種力量的效力並推算出規律。

  牛頓用簡單公式解釋世界力學，讓舊模型喪失了所有魅力。行星智慧和天使已經讓位於離心力和重力，彗星也不再被看作狂野的混亂和災禍的預言。培爾在兩篇文章中都提到了一顆1680年出現的彗星，並盡力揭開它的神秘面紗。尤其是有一顆彗星的軌道對應了18世紀初計算出的軌道路徑，於1758年在預測的時間出現在英國上空，這是最後的證據，證明彗星軌道遵循克卜勒定律。人們以馴服它的人埃德蒙·哈雷（Edmund Halley，1656—1742）把它命名為哈雷彗星。卡馬爾·丁·法里西和弗賴堡的迪特里希早就開始對彩虹祛魅，哈雷的「光學」推動這一過程順利完結。

  科學史學家理察·S. 韋斯特福爾（Richard S. Westfall）認為，100多年前西方文明的核心是天主教信仰，現在焦點轉變為現代自然科學。無意間一個宇宙就出現了，它像時鐘一樣運行，不再需要上帝。這樣激進的結論連牛頓都不敢提出。他認為，一個聰慧強大的物體僅僅通過計劃和統治就可以讓這個太陽、行星和彗星構成的「美麗系統」運行，這是毫無疑問的。然而在牛頓看來，為了消除不規則、讓世界時鐘保持運行，總是需要小修小補，就算神聖的機械師上帝也避免不了。

  牛頓似乎是一個神經質的人，被研究的惡魔追殺。奇怪的是，就是這個把天空的神秘劇用數學規訓的頭腦，私下裡卻深入研究鍊金術和赫爾墨斯主義的秘教，並猶猶豫豫地相信末日啟示。他堅信，必定有能夠通曉一切並預知一切的古老的「原始智慧」，他現在必須重新發掘它們。這些都是「其他文藝復興」的傳家寶。他邊思考邊寫下數千頁的想法，但沒有發表任何內容。作為結論我們可以說，他就像歐洲現代時期的普羅米修斯，也是最後一位文藝復興的偉大魔法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