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之前

  41. 利維坦時代

  插圖66：亞伯拉罕·博斯，封面：托馬斯·霍布斯，《利維坦》，1651年，倫敦，大英博物館

  文藝復興與巴洛克之間的生活：光束

  對於普通男女來說，生活在寒冷僵化的17世紀實屬不易。每次遇到饑荒，他們都遭受死亡的嚴重威脅，在城市窮人中這一比例特別高。例如，莎士比亞、培根和牛頓等人所在的倫敦，對成千上萬移民來說，不過是一個惡臭擁擠的死亡陷阱。起義、騷亂和革命越來越頻繁出現——不僅是在歐洲，而是在全球範圍內。窮苦大眾當中的強者都被關進監獄，或者被送進勞教所。這樣的強制性機構越來越多，是對抗閒散和無序的手段。在這個即將終結的時代，映入人們眼帘的還有邊緣人物：居無定所的人、瘋子、殘疾人和剝皮工人，以及處在社會邊緣的不法之徒。巡迴演出的喜劇演員使普通人有機會一瞥大型舞台藝術。在大半個歐洲來回穿梭的英國劇團，在演滑稽劇時少不了被戲稱作「醃魚」的小丑，甚至偶爾也上演莎士比亞和馬洛的劇本。機械鐘幫助人們越來越精確地把休閒時間——自由時間——和日常工作區分開來。到了17和18世紀，市民階級也越來越想「征服夜晚」。顯而易見，一些人會花上幾個小時讀書解悶，而更普通的百姓依然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宇宙學家已經讓宇宙不再神秘——而古老的等級觀仍然堅定地反對一切解放的努力，反對對民主的褒讚，反對廢除奴隸制，反對公民自由。它也為壓迫婦女提供了理由。在等級觀中，女人是男人的不完美版本，而男人是人類的衡量標準。但是在某些地方，現實總是能克服這種歧視。事實上，人們已經見過重要的「國家女性」，如伊莉莎白一世和凱薩琳·德·美第奇，還有伊莎貝拉·埃斯特或納瓦爾的瑪格麗特，她們是資助藝術家並庇護受迫害的人。除此之外，女性在文藝復興文化的圖景中只占很小的份額。大學、學院以及科學話語仍然不對女性開放，就連行業公會也是如此。在日常生活中，女性的活動地點就是家，她的工具通常是木勺、掃帚和紡車。哲學史中沒有女性的身影，建築史或科學革命也一樣。詩人中有稀缺的幾位女性：除了納瓦爾的瑪格麗特和維多利亞·科隆納之外，還有奧林匹亞·富爾維亞·莫拉塔（Olympia Fulvia Morata）、路易絲·拉貝（Louise Labé）或伊莎貝拉·惠特尼（Isabella Whitney）。但與男性的成就相比，這些女詩人的作品微不足道，而且數量也很少。這當然與缺乏天賦完全無關，而更多要歸咎於社會環境，從今天的角度來看，要怪荒謬的角色定義。在女性藝術家身上發生的事情也是如此，如女雕塑家普洛佩茲阿·德羅西（Properzia de'Rossi）、女畫家索芳妮斯貝·安古索拉（Sofonisba Anguissola）和凱薩琳娜·梵·赫姆森（Catharina van Hemessen）。其中最重要的是阿爾泰米西婭·真蒂萊斯基（Artemisia Gentileschi，1593—約1653），她已經算是「光和影的魔法師」卡拉瓦喬之後的一代了。

  崛起的巴洛克國家的自我形象仍舊是新世紀的風景之一。它們擁有主權、學者和軍隊，似乎不可撼動。巴洛克國家用占領、狩獵、遊行和節日展現自己，用舞蹈、音樂、戲劇、晚餐和煙花為自己助興。早在公元前4世紀，亞里士多德就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為這種行為辯護：多明我會修士羅傑·迪莫克在一篇獻給理查二世的文章中說，貴族老爺讓普通百姓看到這種奢靡，這樣百姓就會尊重他們，對手也會被嚇退。

  慶祝統治者的榮耀在巴洛克時代達到極致，耗資空前巨大。貴族在修建宮殿時相互攀比，一個比一個宏偉，一個比一個華麗，這種建築上的驕奢之風終於觸及了財政的神經：這種文化風格毫無節制地擴散，最早出現在中世紀晚期的西歐和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像以前一樣，利維坦通過公開處決彰顯它的權力，法律行動成為展現獻血和屍體的熱鬧場面。強盜和土匪被拖到行刑場，還有同性戀者，據稱也有女巫和巫師。即使在開明的時代，打樁、燃燒和分屍仍然是保留節目。愛看熱鬧的人不僅得到警示，也得到消遣。死屍對活人有吸引力，不管是囚犯被絞死時的可怕模樣、聖人的木乃伊還是解剖室里被剖開的屍體。它們在文學和藝術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提醒讀者所有塵世事物的短暫性。

  各宗教教派對歐洲的面貌產生了巨大影響。牧師之家、宮廷和大學成為新教知識文化的聚集之處。在路德、茨溫利和加爾文的土地上，聖徒已經離開天堂，聖人遺物也失去了魔力，聖母的寶座空懸。這一變化反映在當時的藝術中，世俗主題變得更加普遍。在新教地區，世俗作品占據統治地位，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荷蘭。據估算，荷蘭到1650年前後一共創作了約250萬幅畫作，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藝術家用繽紛的色彩繪製盛大的節日和歡快的狂歡場景。他們展現出市民的整潔，城市房屋的大理石地面就是印證，他們也在油畫中畫上一望無垠的大海，記錄輝煌的海戰。荷蘭風車，實際上是技術型的、完全不浪漫的建築，也被搬進了風景畫——這是這個年輕國家現代化的標誌。它們主要分布在廣闊的土地上，白色、灰色和粉紅色的雲彩飄浮在空中。雲彩中間的光線——如雅各布·范·魯伊斯代爾（Jacob van Ruisdael，1628/1629—1682）在《陽光》中所繪——意味著，他們明白自己得到上帝的恩典。這樣，繪畫本來已經完全臣服於世俗的美麗，宗教又以隱蔽的形式回到繪畫藝術中。往昔的回憶以及世界的浮華隱藏在靜物畫或玩肥皂泡的兒童身上。很久以來，荷蘭的藝術一直與義大利的人文文化進行深入接觸，義大利人熟知如何在圖像中影射典故，是這一領域的前輩。

  

  對廣大民眾來說，偉大的信仰體系和它們的工具一直是為彼岸準備的。在各處，在瑞士聯邦或在德國的一些帝國直轄市，混合的教派團體逐漸發展壯大，而他們都嚴格維繫和平。與新教的對手不同，天主教的歐洲已經建造了上千座巴洛克式教堂，它們受特倫托啟發，經常以羅馬耶穌堂為模本，成為「神聖戲劇」的舞台。這些教堂是鑲金的彩色機器，讓人們皈依天主教或讓異教徒皈依古老信仰。西班牙在政治上已經疲憊不堪，經濟跌到谷底，陷入了一段很長時間的衰退狀態。只有繪畫和詩歌取得了勝利，我們可以把這個世紀稱為委拉斯開茲（Velázquez）[69]和卡爾德隆（Calderón）[70]的世紀。

  政治祛魅

  許多人已經厭倦了教派爭端。作為解決方案，政治理論建議增強國家意識，這似乎是唯一能結束這場群狼廝殺的辦法。讓·博丹寫於1579年的《國家六書》就是開端。博丹生活在宗教戰爭的時代，親歷了國家權力被侵蝕的過程，因此堅決抵制這種趨勢。他提出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主權概念。主權被認為是最高的、不可分割的力量，在時間上永不受限。博丹認為，只有國家才擁有這種力量，沒有主權就不是一個國家。主權君主的權力來自上帝的無限權力，他能夠決定戰爭與和平。他對立法有壟斷權，但本人不受法律約束：「legibus solutus」。這個拉丁語表述中隱含著專制主義（Absolutismus）一詞，符合羅馬法律中對貴族的定義。但博丹所謂的君主不是暴君。無論如何，他都必須遵守自然法則，即上帝的律法。他也要尊重家庭和財產。

  時代在呼喚一種不是由宗教熱情決定，而是由冷靜的幾何學決定的政治。馬基雅維利清醒的分析處處被妖魔化又被審查壓制，現在卻激發出豐富的論述。義大利人喬瓦尼·波特羅（Giovanni Botero，1540—1617）總結了這個佛羅倫斯人提出的政治行動必須遵循的原則，提出「國家利益」（ragione di stato）的概念。這一學說是關於如何獲得、維持和擴張權力。跟其他作家一樣，波特羅在書中也把聲名狼藉的「馬基雅維利主義」隱藏起來，他在書中沒有引用這個佛羅倫斯人，而是援引塔西佗。塔西佗的史學書寫是豐富的論著，探討了共和自由在何種機制下會過渡到暴政，或者從更積極的方面看，如何從混亂到有序。

  當國家披上閃閃發光的主權金甲，配備了馬基雅維利的思想，就應該著手解決宗教戰爭和憲法鬥爭的混亂局面。在國家內部，沉重的時代可能就要開始，什麼結果都比完全瓦解秩序更好。尤斯圖斯·利普修斯本身是和平的斯多葛派，也認為教派統一絕對必要。他在《政治六書》中建議，危及和平的離經叛道之人都應該被從集體中「燒掉」。而他的同胞，鹿特丹大議長雨果·格勞秀斯（Hugo Grotius，1583—1645）則要求，只承認一個超越教派的宗教。他的話語真的觸及本質，應該受國家保護，他說只有一位上帝，而這一位上帝掌管人類事務。格勞秀斯在1625年出版了《戰爭與和平法》，把國家理解為一個機構和權力的體系，而不再是一個與宇宙相連的組織。自然法則的戒律源自理性和對集體的考慮，必須強制執行，就連上帝也無法改變它。它甚至適用於假設的情況——上帝不存在或與人類事務無關。戰爭的目的只能是捍衛或執行正當要求，或是為了懲罰犯罪行為。這樣一來，宗教理由就不能再把戰爭合理化。

  像博丹和那些荷蘭人一樣，托馬斯·霍布斯也提議建立一個強大的國家，從而制止「所有人反對所有人的戰爭」。他的國家學說是例外情況下的產物。「我的母親生了雙胞胎，」他寫道，「我和恐懼。」他回憶起他出生的1588年，大型艦隊的廝殺染紅了海面。他的母親因為擔心即將到來的西班牙艦隊，不幸早產。

  霍布斯使用了幾何方法，認為人、社會和國家都臣屬於數學政權。與博丹不同的是，他提出了信約概念，為一切國家政權的開端都備好了協定。社會的「粒子」，即個人，共同成立一個政治機構——「政治體」——並將其權力轉交給某個個人或集體。他1651年出版的《利維坦》中沒有提到專制主義理論。不管他寫了什麼，都更像是一個國家理論。霍布斯稱之為「有朽的神」。扉頁上寫著「地上沒有強權可與倫比，這就是『利維坦』」，這其實是對《聖經·舊約·約伯記》（41∶33）的改寫（插圖66）。與遙遠的上帝不同，它可以保證和平。它擁有無可估量的力量，所以能讓人民過上安全舒適的生活。尤其是，它應該凌駕於宗教之上。人們只需要服從世間主權，否則就會導致暴力和內戰。對霍布斯而言，和平比宗教真理更重要。真理是什麼，由君主決定。那自由呢？「在盧卡的塔樓上至今刻著『自由』（Libertas）這個詞。但是沒人可以斷定，這裡的人比君士坦丁堡的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或者更少的對國家的義務。」個人自由和國家自由是兩回事。如人文主義所示，積極為國家服務和「美德」與個體的公民自由沒有多大關聯。霍布斯用這些嘲諷的字眼埋葬了文藝復興時期的政治理論理想——如昆廷·斯金納（Quentin Skinner）所言——也為它寫好了墓志銘。

  在政治現實中，早期現代國家仍然需要繼續裝備自己。即便在重要職位上，當局機構和受過司法培訓的官僚人數都繼續增加。例如，法國路易十四（Ludwig ，1643—1715年在位）時期的大多數王室議員都來自「長袍貴族」（Noblesse de robe）。僱傭兵將領和按需購買僱傭兵部隊的時代一去不復返，常備軍部隊開始成形。「常備軍士兵」最早的締造包括三十年戰爭，這是那個時代最後一次歐洲的國家戰爭，宗教在其中產生了重要影響，至少在某些階段。

  宗教戰爭的結束極富戲劇性。混戰讓每個國家都大唱死亡賦格，戰爭最終將自己扼殺。它吞噬了貴族們的最後一塊金幣，讓城市奄奄一息，讓土地雜草叢生，軍隊幾乎無以果腹。在德國土地上，受害者的人數比以往和之後的任何戰爭都要多。這又一次證明了這一精闢的觀點：在地球上建造天堂的企圖總是以地獄的降臨而告終。火槍和大炮，再加上飢餓和疾病讓幾乎三分之一的人死於非命。1648年簽訂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是歐洲外交史上的最佳成就，荷蘭和瑞士聯邦得到主權，法國和瑞典獲得土地和補償，德國的主權邦國享有高度自治權。和約以關鍵的1624年為準規定了各教派轄區，並確立了宗教衝突情況下公平的處理方案，教派之間一觸即發的局勢逐漸緩和。臣民無須因為統治者改換信仰就被迫追隨。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只有教皇英諾森十世（1644—1655年在位）的特使拒絕簽署和約，而教皇的徽章是一隻和平鴿。

  西班牙與法國的爭端繼續延續10多年，1659年的《庇里牛斯和約》才結束了這場世紀對決。很長時間以來，這個驕傲的帝國就被看作世人皆可取而代之的世界強國。「西班牙的君主政體是一個無能的怪物，」一個義大利人在三十年戰爭前就提出這種見解，「一個巨大的、鬆弛的、脆弱的身軀，秸稈做的巨人。」1640年，葡萄牙已經分裂出去，國家內部騷亂四起。在德國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時，腓力四世的首相和寵臣、奧利瓦雷斯公爵加斯帕爾·德·古茲曼（Gaspar de Guzmán）得出一個憂鬱的結論：「這就是世界，即使我們相信我們能讓奇蹟發生、能讓它變成它永遠不會成為的東西，它也一直都是這樣。」

  世界角逐

  英格蘭已經開始接管西班牙的角色。伊莉莎白一世留下了統治海洋的手段：一支遠洋艦隊和「藍水」[71]政策。哈克盧特第一個系統性地提出殖民擴張的理由，並為帝國意識形態搭好布景。1584年他出版了《論向西拓殖民》一書，既提到傳播真正基督教信仰的機會，又強調了遏制西班牙權力和海外種族滅絕的必要性。通過剝削新地區並向當地出口英國產品，國家可以獲得高額利潤，還能創造就業機會，為人口壓力打開泄壓閥。沃爾特·雷利爵士也警告說，如果西班牙國王占領美洲，他將所向披靡。

  霍金斯和德雷克的艦隊像是輕騎兵，只是這場全球力量角逐的前奏。古老的騎士比武大賽升級為世界大戰。由於對經濟增長一無所知，人們普遍認為，想自己獲益只能犧牲其他人的利益。人們擔心，無論是大草原還是海灣，即便是找不到金粒的地方，將這些領地留給敵人也可能會讓他們在歐洲陷入劣勢。資金經常流入戰爭中。如果沒有戰爭，就不會有貿易，沒有貿易就不能發動戰爭，一個當時的人在1614年簡明扼要地總結道。人們以為利潤是為了增強軍事力量，這種政策的反面就是高稅負。而保障殖民活動和基礎設施的軍事力量，通常是要國家自掏腰包——1650年葡萄牙王室就因此破產——但大部分利潤都進入私人口袋，這就是另一個話題了。

  競爭的動力進一步推動了歐洲國家的全球擴張並點燃了一場「經濟革命」。除了莫斯科公司外，英國為西班牙、葡萄牙、斯堪地那維亞和地中海東部地區的貿易都成立了公司。1600年，東印度公司隨之而來，王室授予它與主權相當的特權。兩年後，荷蘭的回應是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聯合股份公司「聯合東印度公司」，並為之建立了一個商品交易所。聯合東印度公司得到的收益是650萬荷蘭盾，比競爭對手當時可用的資金多出9倍。它的權力使它成為國中之國。一個公司也能夠發動戰爭，與外國統治者簽署條約並建立堡壘。相互作用力開始發揮強大作用。公司用利息極低的借款尋找投資方，又擁有造船的技術能力，而且企業家非常具有開創精神，這些共同推動了新的投資。設在阿姆斯特丹舊市政廳的「交易銀行」允許以各種貨幣進行無現金交易。荷蘭人的雄心和資本遠遠超越他們的一方小小國土。

  早在1596年，荷蘭船隻在與西班牙的戰爭中就已經到達富饒的爪哇。聯合東印度公司在這裡建立基地和工廠的網絡，從波斯灣延伸到日本，包括蘇門答臘和東帝汶，還有1616年登陸的蘇拉特——莫臥兒帝國最富有的港口，可能也是當時全世界最富有的港口。1619年荷蘭人最終贏得一處碼頭，它被新主人稱為「巴達維亞」，即今天雅加達的一個城區「查雅加達」。聯合東印度公司冷酷無情地追逐利潤。1621年，總督簡·皮特斯佐恩·科恩（Jan Pieterszoon Coen，1587—1629）在馬魯古群島的班達謀殺了土著居民的整個統治階層，其他人則被逼為奴。兩年後，公司管理者在附近的安汶島上把21名涉嫌密謀的男子送上絞刑架，其中包括10名英國商人。對聯合東印度公司來說，暴力的報酬就是對令人垂涎的肉豆蔻貿易的霸主地位，他們與英國人在價格上長期有分歧。

  在隨後的幾十年中，公司在東亞的勢力範圍不斷擴大，成為一個味道稀有、氣味醉人的無邊王國：斯里蘭卡是肉桂帝國，馬拉巴爾是胡椒之地，1660—1669年征服的蘇拉威西源源不斷地提供肉豆蔻和丁香。這個公司把香料島的一些土地和爪哇變為自己的領土，但這只是一種獲取壟斷的手段。畢竟，建立國家耗資巨大而且令當地人反感。荷蘭人就像牡蠣一樣，一般只在海岸活動，他們建造堡壘並確保自己通過寬鬆政策在某片區域壟斷資源。他們通常會建立工廠，一開始在海邊，然後進入內陸。葡萄牙人在果阿、澳門——這裡曾抵禦過荷蘭人的進攻——東帝汶等亞洲的殖民地逐漸失去了主導權。

  雨果·格勞秀斯為荷蘭的貿易帝國主義提供了法律掩護。1609年，他為聯合東印度公司量身定製了《公海》一書，為勢不可當的資本公司提供了自然法則依據。這本書的目的是，「簡明地」證明「航行到印度並與他們做生意」對荷蘭人來說是合法的。他發展出一套基本原則，即海是公共的，不可能是某個王國的一部分。他的書正面攻擊《托德西利亞斯條約》，駁斥教皇和西班牙所有的全球原則。但是，他的同胞們尋求壟斷丁香和肉豆蔻的貿易，這一行為違反了其自身的意識形態，所以亞齊的蘇丹說：「上帝創造了陸地和海洋，土地分給人類，海洋分給所有生物。從未有人聽說過，一個人被禁止越過海洋。」

  1621年，即班達大屠殺的那一年，這個國家又設立「西印度」公司，負責非洲和美洲業務。它的目的是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區與西班牙作戰，還要在非洲西海岸到紐幾內亞之間設立交易中心並占領定居點。1652年，開普殖民地成立，這是後來荷蘭亞洲航線的重要一站，也是後來的國家的萌芽。西班牙宣布對古巴和波多黎各的主權，而英國人則定居在百慕達、牙買加和巴貝多——當時世界最重要的糖產地。荷蘭人分到的是亞馬遜河和奧里諾科河之間的「野蠻海岸」，大約在今天的蓋亞那和蘇利南。當時，這個200萬人口的小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商船海軍，世界一半以上的海上運載都由荷蘭人把持。

  但事實證明，英格蘭是世界各地戰爭中一支更強大的力量。東印度公司在印度、今天的泰國以及蘇門答臘島、蘇拉威西島、婆羅洲島和爪哇島經營工廠。1613—1623年，英國一直在日本的平戶島上擁有基地。與此同時，公司在1622年派出一支艦隊幫助薩非王朝的阿拔斯一世（Abbas Ⅰ，1571—1629）從葡萄牙人手中奪取荷姆茲海峽。這樣一來，英國鞏固了在附近的阿巴斯港的地位，這裡是絲綢之路岔道和波斯灣之間的樞紐。1641年，英國在科羅曼德海岸建造了一座防禦工事，即聖喬治堡，在印度土地上建立了一座強大的橋頭堡，從這裡發展出馬德拉斯市，即後來的欽奈。自1660年以來，由王室支持的英國公司也擠進了西非的黃金業務和奴隸市場。

  英國的野心暫時停留在大西洋世界。「維吉尼亞公司」和負責百慕達的「薩默斯島公司」一直對這裡虎視眈眈。1620年，一群激進的加爾文主義者，「清教徒前輩移民」（Pilgrim Fathers）與「五月花」號一起抵達今天的麻薩諸塞州。他們的殖民地普利茅斯是第一批定居點，後來發展成為新英格蘭在美國的城市。這些定居點中包括維吉尼亞和1634年建立的聖瑪麗（馬里蘭的發源地），在這兩地之間一開始還隔著荷蘭的土地：「新尼德蘭」在曼哈頓的定居點「新阿姆斯特丹」，哈德遜河上的一個小島。

  英國內戰的結束使英格蘭有能力迎接北美的挑戰。1651年，英國頒布了一系列航海條例，後來又陸續增加，這為抵抗荷蘭的壟斷地位奠定了基礎。在一開始的幾次海戰中，荷蘭人無法強迫死敵英國對其政策進行修改。教派團結現在成了空談。

  1655年，荷蘭總督彼得·史蒂文森（Peter Stuyvesant）還成功奪取了德拉瓦地區的瑞典殖民地；但10年後，這群土匪成了別人手中的獵物。一支英國艦隊迫使他們在1664年的另一場戰爭中屈服，新阿姆斯特丹和新尼德蘭變成紐約市和紐約州。不久前，荷蘭在與葡萄牙的漫長戰爭後不得不歸還巴西殖民地，在與中國明朝的鄭成功交戰後又失去了台灣的安平古堡。後來成為美國東海岸的土地都落入英國之手，範圍從今天的緬因州到南部各州。1672—1677年的第三次動武也沒有改變這一局勢。

  那時，英國商人的想法越來越成熟，他們意識到 戰爭掌控的交易成本太高了。「我們的業務是貿易，而不是戰爭」，東印度公司的董事如是總結。但這一觀點並沒有被廣泛接受，接下來幾十年裡印度內部一直爆發權力鬥爭，甚至撼動了英國的地位。1687年，公司總督約西亞·查爾德（Joshia Child）爵士得出結論，有必要資助「國家」擁有民事和軍事力量，從而確保英國對印度「所有未來」的統治。次大陸是否從此成為不列顛殖民帝國，仍有爭議。

  法國的擴張曾被宗教戰爭拖累，現在它也加入全球競爭。塞內加爾和幾內亞灣遍布法國據點，這裡大興奴隸貿易。法國占領加勒比海一些島嶼，包括馬提尼克島和瓜德羅普島，後來還拿下了印度洋上的留尼旺島和蓋亞那東部。在東印度群島的海岸，法國以聯合東印度公司為模本，取兩個泰米爾單詞「Putu」（新）和「Ceri」（村莊），建立了一個名為「本地治里」（Pondicherry）的組織，這是設立保護區的起點。但與北美洲新法蘭西的成立相比，這些地點算是小巫見大巫。雅克·卡蒂埃和塞繆爾·德·尚普蘭的先驅偉業為法國殖民北美打下基礎，他們二人是魁北克的創始人。傳教士和皮毛商人從聖勞倫斯河的據點出發，探索這片廣闊無垠的土地，沿著密西西比順流而下一直到達墨西哥灣。自號「太陽王」的路易十四宣布對一切擁有主權，但是缺乏定居者。最開始建立殖民地的幾十年裡，只有區區幾千人，到1770年前後也不超過10萬人。而在「清教徒前輩移民」到達北美之後，英國的殖民人口急劇增加。第一批偵察隊已經啟程前往西部，不斷探索新的邊界。

  莫斯科想滲入人口貧瘠的東部。17世紀中葉，沙皇完成了對西伯利亞的征服。士兵身後隨之到來的是農民、獵人和商人。基督也降臨這片宗教的荒野，原住民原本信仰的是遠古傳統和鄰近的「高級宗教」的奇怪混合體。堡壘發展成為定居點，定居點又擴張為城市。1689年，俄羅斯帝國與中國清朝簽訂了《尼布楚條約》，確定兩國邊界。這個有約束力的條約是用拉丁語寫成的，這要歸功於耶穌會修士從中斡旋。早在1700年，俄羅斯人和其他「白人」就成為西伯利亞人口中的大多數。俄羅斯是全球角逐的最後一個主要參與者。

  利維坦的勝利

  回望歐洲，宮廷和城鎮仍然是政治和文化的重心。1648年之後，國家形象豐滿的德意志王國成為一個活躍的法律同盟，為文化提供了蓬勃發展的空間。在北方，在三十年戰爭中，除法國之外的另一個贏家瑞典維繫了半個世紀的霸主地位。波蘭瓦薩王朝的國王約翰二世·卡齊米日（Johann Ⅱ. Kasimir）終於放棄其對瑞典王冠的覬覦。普魯士是衰亡的條頓騎士團的殘餘勢力，迄今為止一直依賴鄰國，現在也獲得獨立。這是邁向王權的又一大步，1701年霍亨索倫家族加冕為王。

  路易十四從路易十三的樞密院首席大臣黎塞留手中繼承了豐厚的成果，可惜他是個敗家子。當時哈布斯堡家族的勢力衰退，而法國成功鎮壓了貴族發起的投石黨運動[72]，在幾十年中手握霸權，但荷蘭人依然是它的眼中釘、肉中刺。在法國內部，胡格諾派的最終命運已經來臨。路易十四於1685年頒布《楓丹白露敕令》，標誌著「一神一王一信一法」原則的勝利，亨利四世的寬容政策最終失敗。太陽王的國家越來越趨於嚴格遵循幾何形狀的純粹君主制，只有天主教信仰被允許。

  在東部，奧斯曼人於1683年最後一次兵臨維也納。隨著卡倫堡山大捷，奧地利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轉為攻勢。為爭奪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繼承權，1701—1714年，中歐陷入混戰，原本已經趨於和平的義大利北部也感到焦慮不安。英格蘭與哈布斯堡結盟，反對路易十四的霸權政策。大屠殺讓法國暫時被遏制，歐洲大陸的力量達到平衡，這一結果符合英國的戰爭目的。不列顛人的興趣在於海洋。只有倫敦在跨大西洋奴隸貿易中獲得壟斷地位，並占領了梅諾卡島和直布羅陀。

  西班牙的繼承戰爭不僅讓路易十四在歐洲大陸上鎩羽而歸，還讓法國失去了部分加拿大領土。法國在北美的勢力最終因七年戰爭（1756—1763年）的失敗而衰落，同時也澆滅了法國對印度的野心。三大洲的勝者是英格蘭。不列顛尼亞在海上所向披靡，如有海神襄助——海神的形象出現在約翰·塞爾登（Johann Selden）的某一版《閉海論》（1635年首版，插圖67）——為英國的海軍勢力辯護，並已經成為現實的一部分。

  插圖67：皮埃爾·隆巴特摹弗朗西斯·克萊恩，《不列顛尼亞戰勝海神》

  出自：約翰·塞爾登，《閉海論或海洋主權論》封面，倫敦，1652年，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

  歐洲人的決定性優勢在於，在他們的海外項目背後有永恆不變的官僚機構和上層國家。遇到技術落後的公司和鬆散軟弱的國家，他們要取勝簡直易如反掌。據報導，他們很多時候並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取勝，而是因為對手內訌。私人想追求盈利，財政大臣想發號施令，他們發現自己殊途同歸：賺取利潤並開發新的稅收來源。只有這些條件才能積蓄足夠的資金，用於資助艦隊和士兵。可迅速調動的資金幫助荷蘭人戰勝了葡萄牙人。優越的經濟資源促使英國人在印度和美洲擊敗法國人並奪取孟加拉。

  矛盾的是，歐洲的政治分裂在海外卻成為有利條件。如果只有一個大國從歐洲向東或向西擴張，那麼統治者的每一次更替——正如鄭和下西洋之後在中國發生的事——都可能使殖民熱情陷入停滯狀態。在歐洲沒有哪個皇帝或蘇丹可以用一道敕令閉海鎖國。布蘭登堡和瑞典在艱難嘗試後放棄了海上冒險，這對大趨勢沒有什麼影響，而葡萄牙的衰落也無關痛癢。其他人趁機取而代之，先是荷蘭人，然後是英國人。

  因此，全球戰爭的真正勝利者是早期的現代歐洲國家。除了歐洲國家，擁有強大國家政權的日本在亞洲經濟圈的角逐中也一直非常成功，這並不是巧合。獲得「御朱印」貿易許可的船隻在海上航行並與暹羅進行貿易。日本在東南亞維繫著密集的商業代理網絡，甚至在距長崎1.6萬多千米的阿卡普爾科[73]設立分行。除了白銀，在岩美町和生野町開採的銅也湧入中國，直到1635年因為供給過剩價格開始下跌。雖然大量白銀刺激了亞洲經濟，但國內出口讓歐洲通脹放緩。如果沒有出口，哈布斯堡很難在這麼長的時間裡一直推行強權政策——相反，需求的終結削弱了國家財政。這樣一來，西班牙不僅在三十年戰爭中在羅克魯瓦慘敗，而且失去了澳門和長崎。

  世界霸主從來都不是歐洲人。歐洲在亞洲的勢力主要基於一些船隻和義大利式樣的堡壘，其中一些——如在馬尼拉——擴建到空前的規模，此外還基於官僚結構和外交政策。全球其他地區隨著擴張都變得有些像歐洲，無論是好的方面還是壞的方面。歐洲的武器和戰略、歐洲的口味、歐洲的思想、基督教和資金侵入各大洲。獅子山海岸附近停泊的一艘英國船隻上正在上演奇特的關於哈姆雷特的戲劇，這可能就是一個象徵。水手們演出戲劇，其他船員和非洲人一同坐在觀眾席，有翻譯為他們講解。此時，他們可能是通過當地語言泰姆奈語了解到丹麥的情況有些不對勁。

  從另一個角度看，歐洲不僅把莎士比亞帶給世界，還推廣了種族主義、危險的民族夢想以及——更令人喜愛的——民主理想。反之，陌生事物大量湧入歐洲，至少讓更明智的那些人意識到，他們的標準不是唯一適用的。

  公民社會的黎明

  現代民主最直接的前身和工業化的開端都是大不列顛統治的卡姆登地區[74]，其中很大一部分可能都在受保護的島嶼上。莎士比亞的歷史戲劇《理查二世》中，岡特的約翰就在這裡生活，他稱讚他的土地是「自然為自己建造的堡壘」，並稱此地是「珍貴的石頭，從銀湖中打撈上來/為這片土地修砌城牆」。這裡的人們可以撤回到「完美的隔離地帶」，奉行務實的外交政策。哈克盧特在他的殖民政治概念中大肆宣傳自覺給予，也沒令人反感。作為國家利益的好處當然不會一直符合共同利益，但從結果來看，利潤對於自己的人民來說總比戰爭要好，在貴族的舊價值觀里戰爭高於一切。查理五世、腓力二世或路易十四這些政治上的破落戶都渴求榮譽、名望和純粹的宗教，但最終贏得的只有死亡、毀滅和債務。

  有很多跡象表明，北美和拉丁美洲在經濟和生活水平上的巨大差異與其不同的殖民歷史有關。西班牙人想要附庸國，英國人想要土地。因此，伊比利亞王室在南方採取壓迫手段：歐洲精英採用監護征賦制的舊模式對土著和自然資源進行剝削，在這片土地上沒有形成中產階級。奴隸制雖然也在北方發展，但是許多殖民者自己也投入生產，並設立持久和行事相對客觀的機構。詹姆斯敦的定居者成功打破「北維吉尼亞公司」的絕對權威——這是一家由王室授權的股份公司，目的是利用殖民土地。1618年，維吉尼亞的《大憲章》給總督安插了兩個顧問機構：「國務會議」（Staatsrat）和「居民代表會議」（Generalversammlung），它們可以商討「特殊和重要」的事務。居民代表會議應該代表殖民地的所有定居點，一年召開一次並須由多數人決議。這一過程是「北美歷史上最重要的進程之一」〔沃爾夫岡·萊因哈德（Wolfgang Reinhard）語〕，為美國的民主憲法遙遙指明了方向，普利茅斯的定居者也紛紛效仿。1620年，人們在科德角簽訂了《五月花號公約》並成立以「公正與平等的法律」為基礎的社區，以避免殖民者之間出現的戰爭。霍布斯曾說過「人對人是狼」，他虛構的這種原始狀態，即野蠻的狼群就這樣被非常現實的社會契約馴服。由於北美殖民地距離祖國很遠，這種契約得到進一步鞏固，尤其是中央政權被內戰和革命持續削弱：大部分的殖民地都發展出混合憲法，鼎立的三足分別是總督、理事會和「議會」——下議院在殖民地的對應物。權力制衡各不相同。在羅得島和康乃狄克，議會能夠選舉總督和他的理事會，而總督通常由王室任命。此外，倫敦聲稱對立法機構擁有否決權，並且在關於法律問題的爭執中仍然擁有最高裁決權。就像在祖國一樣，投票權取決於財產，只有土地所有者才可以投票。

  北美的民主公民社會前路漫漫，尚須等待。大多數印第安土著死於流行病並陷入戰爭泥沼，數萬人被奴役。自1620年以來大量湧入的定居者除了帶來病毒和細菌，也帶來眾所周知的歐洲頑疾：貪婪、不寬容和狂熱。在這片未經耕耘的土地上，是不是可以嚴肅考慮一下，在這裡建立一個純粹的基督教教區，讓它成為天堂耶路撒冷的塵世圖景？然而，在移民中有各種信仰的追隨者，其中一些人——如再洗禮派和追隨施文克菲爾德的西里西亞新教徒——在歐洲受到迫害。儘管如此，宗教熱情在這裡也找到犧牲品：1659—1661年，三名貴格會男教友和一名貴格會女信徒在波士頓被絞死。王室不得不插手干涉，才結束虔誠教徒的狂熱。1692年，在麻薩諸塞的一個教區塞勒姆出現獵巫行動，這也是源於對純潔的妄想。19名受害者在這一過程中蒙難，背後的驅動力量包括波士頓教士科頓·馬瑟（Cotton Mather，1663—1728），他錯誤地妄想有魔鬼作祟，清教徒正統因此被世俗化、被侵蝕。

  天堂耶路撒冷在塵世的另一個替代是宗教事務和市民事務的分離，創立普羅維登斯定居點——羅得島的核心——的羅傑·威廉士（Roger Williams，1603—1683）對此深表贊同。在世俗事務中，一切宗教包括土著的崇拜，甚至「敵基督者」都不應干涉，而應當讓良知自由裁定。威廉士本人是一個頑固的清教徒和美國浸禮宗運動的先驅之一，他拒絕所有機構化的宗教。1791年通過的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確立了政教分離的基本原則。法案禁止指定國教，並規定人們可以自由選擇宗教。此外，言論和新聞自由以及和平集會的權利也都得到保障。

  在祖國英國，「光榮革命」取得了廣泛勝利。議會傳統、大憲章和「人身保護令」（habeas corpus）都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早期，它們是這個國家與歐洲其他國家最顯著的區別——而非人們宣稱的那些，如早早萌發的個人主義、靈活性或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理性。自中世紀晚期以來，沒有哪位國王能夠一直在抵制議會的同時統治這個國家。早在15世紀，這個島上生發出的君主制和「共和國」的共生就被譽為財富和對外擴張的基礎。資金需求，尤其是持續戰爭導致的資金缺口，讓王室被迫一次又一次與市民階層和談。此外，「普通法」限制了君主權力。1600年前後，農奴制被廢除。隨著「平等派」運動，在革命過程中首次出現了世界歷史上最激進民主的黨派，既有群眾基礎，又有宣傳工具。「生而自由的英國人」，其代表人物是約翰·李爾本（John Lilburne，約1614—1657），開始登上歷史舞台。他們是公民，不再是臣僕。

  1688年英國通過最終決議，議會將一直擁有政治核心權力。被處決的查理一世的外孫，也是被廢黜的詹姆斯二世的女婿奧蘭治的威廉三世（Wilhelm Ⅲ. von Oranien，1689—1702年在位）加冕為王，但他沒有多少實權。光榮革命後，議會的無上地位通過《權利法案》被確立。《權利法案》期望新君主放棄對宗教、權利和自由的管轄。除了請願權外，這是唯一通過武力——清教徒的武力——取得的公民權利，可以通過催生《權利法案》的歷史形勢得到解釋：反對斯圖亞特王朝。公民權利後來在美國憲法中一直延續到今天。《權利法案》將王權視為一個可信賴的機構，而非理所當然的可繼承的遺產。1692年，在巴爾夫勒和拉霍格附近的海戰中，法國人企圖讓斯圖亞特復辟的陰謀流產。

  即使在英格蘭，寬容也有限制。許多草案未能公布於世，因為它們的作者擔心被守護信仰的人迫害，清教徒的狂熱在北美已經演變為獵巫運動。但是宗教衝突掀起的波瀾越來越小。約翰·洛克（1632—1704）從1683年到光榮革命期間一直是爭取議會主權的前鋒，後來流亡荷蘭，從他身上便可看出英國知識分子的態度：對經驗派的批判態度和反國家思想家的反專制態度，這些都與洛克倡導寬容相一致，尤其反映在他1689年的作品《論寬容》中。

  雖然事後看來，英國從大憲章和議會開始就走上了一條一以貫之的道路，其實中間有許多曲折。婦女一直沒有投票權。此外，大城市在議會中也沒有得到應有的話語權。下議院在1695年決定廢止關於圖書出版的《許可法案》——這是一部復辟初期制定的審查法律——邁出了走向民主的重要一步。但是，如果與其他國家相比，英國社會在16世紀已經成為最接近「開放社會」的一種組織類型。馬洛在《帖木兒大帝》中就提出，牧羊人可以成為世界統治者；外交官托馬斯·史密斯（Thomas Smith，1513—1577）爵士說，紳士已經變得「廉價」。只要學過法律，上過大學，能夠閒適生活的人，都可能被看成紳士。而且他認為，社會金字塔被侵蝕對國家來說是一個好處，他這麼說不無道理。

  社會的開放性和商業資本的利益促使人們勤於創新。在更廣泛的圈子裡，科學都成為「時髦」，實驗成為一種新的文化表達方式，研究和發現變為一項運動。高級訪客為皇家學會展示壯觀的實驗。紐卡斯爾公爵夫人瑪格麗特·卡文迪什（Margaret Cavendish）就是一位文學家和自然哲學家，是第一位步入格雷欣學院神聖殿堂的女性，她邊走邊驚呼：「我充滿敬佩之情！」新的經驗科學在蘇格蘭獲得優勢地位，蘇格蘭的許多大學很快躋身世界領先的智庫之列。

  正如荷蘭一樣，英倫島嶼上——蘇格蘭已經在1707年與英格蘭合併為大不列顛聯合王國——舉辦各類公開講座，向工匠、水手和士兵傳授數學和天文學方面的知識。18世紀，以物理現象和技術成就為導向的期刊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甚至在女子學院，力學也成為一門學科。企業家試著用同一種語言與機械師和工程師交談，後兩者的社會地位在島上似乎比其他地方都要高。這種唯科學主義的心態漸漸蔓延到大陸，一開始似乎是在新教徒社會中出現，畢竟他們更加開明。

  英國的可能性空間為科學革命提供了一系列有利條件，從而為工業化也提供了條件。現在回顧起來，在現代性的早期，英國就是工業化可能出現的地方。然而，議會憲法、公共性、寬容、日趨擴張的資本主義或者單單競爭本身，並不能像利潤激發殖民活動那樣促發工業化。僅僅因為科學和商業的密切關聯，或早在工業化之前就開始增長的經濟是遠遠不能促發工業化的。如果沒有發明，工業化幾乎不可想像，儘管發明可以出現在歐洲其他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