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 赫拉克勒斯之柱的彼岸

  插圖55：《巴西的食人部落》

  出自：讓·德·萊里（Jean de Léry），《巴西旅途報告》（1578年）。收錄於：特奧多雷·德·布里，《美洲第三部》，美因河畔法蘭克福，1592年，溫森斯，航海檔案館

  上帝之怒

  哥倫布的美洲冒險經歷讓世界經濟的軸線開始推移，地中海的偉大時代即將結束。歐洲的新地中海是大西洋。卡洛·李維筆下的消逝之地是這一變化中的輸家：這裡本就在西班牙帝國的邊緣，隨著多極化的新全球經濟的出現，這裡同時成為雙重邊緣，因為地中海不再是中心之地了。

  

  到1550年前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幾乎擴張到19世紀以前的範圍，從試探性的接觸變成了統治主導。腓力二世的一個朝臣認定，世界歷史歷經6000多年後似乎來到了終點。天主教與西班牙帝國合為一體。征服者弗朗西斯科·皮薩羅（Francisco Pizarro，1471/1476—1541）領頭的財團用區區300人設法降伏了印加帝國，並敲詐了成噸的黃金和白銀。而在征服者到來之前，秘魯土著人當中剛剛爆發了爭奪王位的戰爭，這樣的分歧令他們的企圖更加輕而易舉就得逞，西班牙人兵刃上的血都無法凝結。被劫為人質的印加統治者阿塔瓦爾帕（Atahualpa）死於非命。在遙遠的北方，突擊部隊已經進軍至今天的德克薩斯州地區。尤卡坦的城邦對西班牙人展開激烈抵抗，最後一個城邦奇琴伊察直到1697年才陷落。

  想遷居美洲的人聚集在塞維亞——這裡被稱為「吞沒一切的海洋，所有河流的終點」——從此處踏上前往充滿期許的不明之地的旅程。1564年，一個裁縫從普埃布拉給他留守西班牙的妻子寫信：「我們可以在這裡隨心所欲地生活。如果你在我身邊，你會非常滿意的，我會很快變成富翁。」1552年的同名小說《托梅斯河上的小拉撒路》中——那可憐的小拉撒路狡猾地謀生——他的許多真正的兄弟都想在新世界碰碰運氣。好奇的人希望有所發現，銀行家和商人期待獲利，科爾特斯或皮薩羅那樣童話般的事業成就在遙遠的土地上招手。一些征服者是西班牙小貴族，他們想在不斷變化的社會環境中尋找新的角色。格拉納達的戰爭已經結束，在故鄉那個半島上已經不可能倚仗砍殺摩爾人的騎士行為得到榮譽和財富。除了希塔爾戈（Hidalgo）[49]外，工匠和商人，水手、士兵和所有市民階層出身的人也成為征服者的主力軍。到1800年前後，八九百萬人移民海外。其中女性是少數，她們占美洲移民的四分之一。

  碰運氣的人越來越多，如狼群般成群結隊。許多人都在遍布瘧疾的沼澤地、叢林，大海上的某個地方或安第斯山脈的冰冷高地上失去了蹤影。無數人死於飢餓，許多人因毒箭倒地不起，或者死在競爭對手的槍口下。其中一人是洛普·德·阿奎爾（Lope de Aguirre，約1510—1561），他留給後人的只有令人厭惡和黑暗的神話。他被塑造成一個極度渴望權力的瘋子，這當然與黨派鬥爭有關，這個瘋子為了殺人而殺人，他將其船長任命為秘魯國王，只是為了之後謀殺他。阿奎爾——號稱「陌生人洛普」「至死方休的反叛者」——向腓力二世寫了一封回絕信，它可能是從古至今西班牙統治者從臣民那裡收到的最怪異的一封信件。他憑藉「人頭」在委內瑞拉近海的一個島上建立了恐怖統治，後來也未能逃脫同類人的命運：謀殺、分屍、遺體遭褻瀆。他自己可能說過：「我是上帝之怒，是自由的統治者，是大陸王國和智利各省的侯爵。」

  印加城市庫斯科的征服者想得到黃金簡直易如反掌，但對阿奎爾和幾乎所有擁入新世界的人而言，這是空虛的幻想。迭戈·德·阿爾馬格羅（Diego de Almagro，1475—1538）曾經是科爾特斯的先遣隊長，參與過秘魯戰役，也不得不痛苦地接受這一現實。得到總督和總隊長的稱號後，弗朗西斯科·皮薩羅和他的兄弟埃爾南多·皮薩羅（Hernando Pizarro）成了秘魯的主人，阿爾馬格羅只能眼巴巴地看著。他避免與合作夥伴進行對決，率領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向南行軍，一直到達伊塔塔。在這裡，一群馬普切的土著戰士抵抗他們的侵襲。阿爾馬格羅軍團的大部分人都死於翻越安第斯山脈途中，或者倒在沙塵四起的阿塔卡馬沙漠中，他們甚至不知道西班牙人已經在北部的查納西約地區發掘出世界上最富有的銀礦之一。儘管他們筋疲力盡，帶著可憐的戰利品回到庫斯科，卻成為第一批看到智利的歐洲人。「在南極附近的富饒而著名的土地」，隨軍的詩人阿隆索·德·埃爾西利亞·伊·蘇尼加（Alonso de Ercilla y Zú?iga）親眼見證了這次遠征，並在史詩《阿勞卡納》中這樣描繪智利。

  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裡，西班牙人通過堡壘和定居點一直占據太平洋沿岸地區。最先建立的城市是聖地亞哥——該城以征服者的主保聖人（Schutzheiligen）命名——後來則是康塞普西翁和瓦爾迪維亞。阿爾馬格羅最終還是試圖從弗朗西斯科·皮薩羅手中奪權，最後被送上了絞刑架。這次密謀導致征服者之間內訌，阿爾馬格羅的追隨者和弗朗西斯科的支持者之間展開廝殺。在這個過程中，皮薩羅也被謀殺。他的兄弟貢薩洛·皮薩羅（Gonzalo Pizarro）繼續戰鬥。直到世紀中葉，總督佩德羅·德拉加斯卡（Pedro de la Gasca）才平息秘魯動亂。

  南美其他地區的歐洲人對黃金國的傳言越來越深信不疑，相傳那裡的國王身上曾被一遍又一遍地撒上金粉。韋爾澤家族在今天的委內瑞拉派遣僱傭兵開發大量土地，也慢慢吸引了西班牙王室的注意。16世紀30年代中期，拉普拉塔河被探明。1546年，波托西附近的「富饒山」礦藏被發現——不久之前在墨西哥也發現了沉積地——引發了淘銀熱。採礦的定居點擴張成為擁有10多萬居民的大都市。同時，從安第斯高地傳來了探明亞馬遜河的消息。人們在報導中幻想如何躲過敵對的土著鋪天蓋地的毒箭，在叢林中行軍並沿河而上，黃金國卻一直未被發現。直到17世紀末，人們才在巴西米納斯吉拉斯州發現了黃金和鑽石。在這期間，葡萄牙人已經宣示其在巴西沿海地區的主權。他們成功扼殺了法國人的計劃，這些進犯者還打算建立「法國的南極地」。1565年，西班牙的火槍讓胡格諾派止步不前，使其無法在佛羅里達定居。

  一些征服者攫取了權力，就想尋求合法性：總督頭銜、軍事指揮權，或者像弗朗西斯科·皮薩羅那樣兩者兼得。科爾特斯在這方面也打破了一切壁壘，不僅贏得了侯爵的頭銜，在第二次婚姻中還娶了一位貴族小姐。然而，在征服者最初的動盪歲月之後，這種平步青雲的生涯戛然而止。美洲的形勢也逐漸僵化，日趨接近於西班牙國內的等級制度。由於王室沒有足夠的資金招募專業軍隊，為了籌措資金，殖民者們抓捕大批奴隸並勒索貢品。邊境戰爭發展成為一項利潤豐厚的生意，土著中的高等貴族被徹底清洗。

  讓廣大的殖民領地臣服於一個統一的行政機構，這是一個巨大挑戰，是獨一無二的舉措，從世界歷史的角度來看也非常新穎。西班牙皇室野心俱現，他們投入巨大的精力，渴望「完全了解」這片征服地。美洲的國家建設進程快速推進，中世紀的歐洲為此已花費數百年，但這一進程在各單獨區域以不同的速度進行。西班牙王室最重要的舉措是在利馬建立第二個總督轄區，利馬是皮薩羅為秘魯選定的首都。直到總督弗朗西斯科·德·托萊多任職期間（1569—1581年），秘魯才有了穩定的官僚機構。他的統治手段強硬嚴厲，人們借用古希臘的立法者梭倫的名字稱托萊多為「總督梭倫」（Solón Virreinal），因為他為西班牙後來的殖民統治奠定了法律基礎。1572年，他征服了土著居民的避難所比爾卡班巴，處死了年輕的印加國王圖帕克·阿馬魯一世（Túpac Amaru Ⅰ），但一位烈士也因此誕生，甚至現代的游擊隊組織還以他為名以示紀念。印加帝國的最後堡壘被夷為平地，成為叢林的獵物。

  18世紀，隨著許多總督轄區的進一步設立——新格拉納達和拉普拉塔聯合者紛紛從秘魯獨立出來——西班牙在新大陸的主要結構也大致完工。西班牙為新大陸管理機構的設立提供了模板。在許多行政區，州級官僚機構都相應地設有上層「聽證會」，負責多個州的管轄，這一高級別當局擁有極大權力的上級主管機構以及上訴庭。但這種管轄權延伸到地方鄉鎮一級時，發號施令的聲音也變得微弱。領導市議會是皇室官員的職責，而只有正式公民才能參選進入市議會。

  西班牙殖民地的人逐漸構建出自己的身份。此外，還出現了很多混血兒，他們是當地婦女與歐洲人的後代，更少數人則是土著男性與歐洲女人的子嗣，他們覺得自己既不屬於父親的文化也不認同母親的文化。從非洲販賣來的男女奴隸也與當地人結合，他們的孩子被稱作「桑博人」（Zambos）。非洲人與歐洲人的後裔則被稱作「黑白混血兒」（Mulatten）。西班牙人和混血兒有時也會住在「印第安共和國」和因多層建築樣式而得名「普韋布洛」（Pueblo）的印第安人村莊中，他們享有最低限度的自治權。然而，因為監護征賦制的推行，即便居住在這些保留地的「印第安人」也要被迫為保護他們的西班牙人賣苦力。大多數情況下，印第安土著要忍受西班牙人和己方貴族的雙重剝削。相比較來說，生活條件相對可以忍受的應該是在耶穌會創建的30個印第安「集合教化村」，位於今天的阿根廷、巴西和巴拉圭一帶。土著人在這些秩序井然的村莊裡生活和工作——每個村子約有幾千人——他們也要接受神父嚴苛虔誠的統治。他們在這裡差不多是安全的，不會受到奴隸獵人的威脅。他們本來以狩獵、捕魚和耕種為生，或過著遊牧生活來回遷居，現在都成了歐洲人。這種「教化村」（reducciones）在17世紀達到了繁盛階段，但在18世紀就宣告失敗。

  馬德里想把教會事務也掌控在手。西班牙國王就像是美洲的一位「副教皇」。他決定主教的任命，甚至有權批准教省宗教會議的決議。在利馬、墨西哥城——這座城市建立在特諾奇提特蘭的廢墟上——以及卡塔赫納均設立了宗教裁判所，其需要調教的對象首先是「猶太教徒」、新教徒和本土的「異教徒」。托缽僧最先四處雲遊傳教，後來耶穌會士也開始傳福音，教區神父蜂擁而至。到1520年，美洲被分為35個教區。聖母瑪利亞在勸人皈依時發揮了很大作用，她現身於世——最早在瓜德羅普——特別是讓女性找到了榜樣和身份認同的典範形象，就像在歐洲一樣。

  要消滅古老的偶像崇拜還需要很長時間。「他們相信上帝，同時也保留自己的舊習和惡魔的儀式。」迭戈·杜蘭如是說。1560年前後，在尤卡坦半島的教堂中似乎還有用人類獻祭的跡象。迭戈·德·蘭達（Diego de Landa，1524—1579）是尤卡坦的方濟各會大主持，他宣稱曾在最後一刻阻止一個男孩被殺。為了揭露秘密的「偶像崇拜者」圈子，他曾對4500名土著施以酷刑，沒有哪條法律能為他的行為辯護。其中158人沒有經受住這場嚴刑拷打，有些人因害怕而自殺。1562年，蘭達組織了一場信仰審判，鼓勵異教徒和異端者進行公開懺悔，其間有數千「崇拜偶像的人」被送上火刑架。尤卡坦主教弗朗西斯科·德·托拉爾（Francisco de Toral）曾經進行一項調查，發現這一轟動事件的受害者「非常簡單和聽話，是善良且沒有惡習的人」。蘭達不得不回西班牙接受質詢，但很快官復原職，1571年托拉爾去世後，蘭達繼任了他的職位。1585年，墨西哥宗教議會對「印第安人」頒發新的禁令，不准他們吟唱「關於他們的古代歷史或虛假宗教的歌曲」。

  西班牙人認為他們給原住民帶來的災禍是上帝在懲罰這些「惡劣和腐敗的」異端者，這一觀點要歸咎於固化的歐洲世界觀。「誰想否認，」貢薩洛·費爾南德斯·德·奧維耶多（Gonzalo Fernández de Oviedo，1478—1557）寫道，「用來對付異教徒的火藥，對我們的主來說只是一捧薰香？」人們甚至反問自己，皈依的「印第安人」是否有資格接受聖餐。毫無疑問的是，無論是在種植園當牛做馬，還是在4000米高的波托西「富饒山」上，西班牙世界帝國的重擔沉沉地壓在他們的肩膀上。隨著貴金屬的大量開採，西班牙終於獲得了一種交易商品，亞洲市場對白銀尤為感興趣，特別是中國的紙幣系統已經在通貨膨脹的火焰中付之一炬。銀成為正在生成的「超級世界經濟」的黏合劑，也是天主教國王的帝國政治的燃料。

  皇帝在歐洲領土四處巡遊，而埃斯科里亞爾修道院的國王埋首審閱堆積如山的公文，他們幾乎已經沒有能力控制自己派遣的征服者征服何地，以及進攻何方敵人。涉及剝削、奴役和壓迫時，宗教誡命幾乎沒用。比歐洲人的劍鋒更危險的是他們攜帶的病毒和細菌。土著居民的免疫系統根本無法抵擋，他們在大陸和島嶼上大批大批地死去。1585年，一名英國船長在佛羅里達記述道：「野蠻居民很快就死了，他們相互傳言，是英國的神讓他們這麼快喪命。」這些人力空缺由進口的非洲奴隸補上。每年僅從聖多美就有多達1萬名奴隸被運送到美洲。16世紀末，他們在美洲的人口可能達到25萬。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這一數字幾乎增加了五倍。

  跨大西洋的三角貿易就此成形。歐洲向非洲運送紡織品、武器、工具和小玩意兒。作為交換，奴隸被送到加勒比海和美洲大陸。然後種植園的果實被運往歐洲，後來還被帶到北美市場，包括：「無產者的」可可，被懷疑是魔鬼的產物的菸草，棉花，以及最重要的——糖。糖很快就征服所有社會階層。一位德意志旅行者在英格蘭逗留期間注意到，伊莉莎白女王的牙齒特別黑。他斷言，英國人吃的糖太多了。

  交流讓兩方都發生改變，舊世界和新世界都一樣。阿基爾·姆本貝（Achille Mbembe）所謂的「黑人境遇」（conditio nigra）已經超越國界。疫情在全球蔓延。16世紀初，在淫慾瀰漫的廣州，梅毒就在情人間傳播。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菸草隨著歐洲的船舶漂洋過海，到達日本、韓國，經過西伯利亞傳到中國北方，默默殺死許多人。從安第斯地區，豆類和西紅柿被運往歐洲。一種非凡的植物馬鈴薯於1600年前後抵達日本，在歐洲，它可能哺育了整個工業化。作為回報，舊大陸送上小麥、酒、美利奴羊、豬、馬和牛。堂吉訶德的僕人桑丘·潘薩就曾誇耀墨西哥人的馬術。

  美洲文藝復興，憂鬱的熱帶

  一些推崇文藝復興的歐洲人以及閱讀了希羅多德和其他古代地理學家著作的人，從人類學的視角看待美洲。但是他們常常缺乏詞彙來描述其面對的新事物。因此，他們就用自己熟知的事物來強行解讀未知的事物——美洲駝（Lama）被稱為美洲大山羊，阿茲特克金字塔被稱為清真寺（Moschee）；或者把未知融入人們熟知的故事裡。印第安土著的做法相同，他們把馬叫作「卡斯蒂利亞的貘」。多明我會修士迭戈·杜蘭認為美洲居民是流落海外的以色列人的支系，秘魯突然變成《聖經·舊約》中的產金地俄斐。美洲也可能是柏拉圖提到的海中大島亞特蘭蒂斯，本來應該由於地震而沉入海底。普林尼的觀點在描述自然時大有幫助。殖民城市的規劃與維特魯威的建議相符，遵循棋盤格樣式。聖多明各的老城區就是一例。這裡有一座1521—1540年修建的大教堂，外立面的中間是查理五世的徽章，酷似羅馬一處凱旋門。西班牙統治的美洲地區處處可見畫像、雕塑、掛毯和公共儀式，都昭示著哈布斯堡統治者的存在。

  如何描述印加帝國——它的城市、它雄偉的街道和它的歷史？羅馬帝國為此提供了典範。人們尋找二者之間奇特的相似之處：在庫斯科一座房屋的前庭有一幅1600年前後繪製的濕壁畫，愷撒和龐培在馬上交戰，這可能是在影射皮薩羅和阿爾馬格羅之間的秘魯「內戰」（插圖56）。壯觀的亞馬遜河也因人文主義教育而得名：1542年書寫的一本遊記中記載，一群女人在河岸邊與西班牙人戰鬥，遊記的作者把她們與希臘神話中純女性部落的「亞馬遜人」聯繫在一起。這些驍勇善戰的女性總是能激起男人的幻想，類似的記述也出現在中亞，非洲和印度洋的島嶼上的女人也被這樣稱呼。

  插圖56：作者不明，《愷撒和龐培在馬上交戰》（細節圖），16世紀下半葉，庫斯科，加爾西拉索大街265號

  美洲的文藝復興頗具個性，混合了西班牙過去的文化和基督教的當代文化。歐洲畫家的作品向土著居民生動地展現了基督教，比如遷移到墨西哥的佛蘭德斯畫家西蒙·佩里恩斯（Simon Pereyns，約1530—約1600）。為了向剛剛去世的查理五世致敬，墨西哥城的聖弗朗西斯科修道院為他舉辦了一場葬禮並修建了衣冠冢，讓神祇、英雄和統治者以奇特的方式聚集到一起，當中包括朱庇特、阿波羅和阿茲特克戰神慧茲羅波西特利〔Huitzilopochtli，後來突變為魔鬼「維齊利普齊利」（Vitzliputzli）〕、愷撒和科爾特斯、亞歷山大六世、「天主教徒」費爾南多二世、蒙特祖瑪和阿塔瓦爾帕。而與蛇妖許德拉搏鬥的赫拉克勒斯要表現的應該是與路德宗異端戰鬥的皇帝偉像。

  如果想尋找令人印象深刻的「混合文藝復興」，要到「銀路」（Silberstra?e）上的伊斯米基爾潘附近的奧古斯丁修道院看一看，這裡有一幅16世紀最後20多年中繪製的濕壁畫。創作這幅畫的是土著畫家，即「在石頭或木頭上工作的人」（tlacuilos），這一概念最初意味著石壁畫工。經過這麼長的時間，他們的圖像語言也已經受到歐洲文藝復興模式的影響，而這些藝術家並未完全放棄自己原有的傳統。受過古典教育的僧侶可能給他們提供了這些主題。一匹極富異域風情的半人馬也混入這一戰爭場面（附圖27）。珀爾修斯的出現意味著僧侶們已經讀過奧維德的《變形記》。

  這位古代偉大詩人的作品在大西洋彼岸續寫它的成功。1577年，美洲第一版《變形記》在墨西哥城出現。1536年，方濟各會修士在特拉特洛爾科[50]創立「聖克魯斯學院」，經歷短暫的繁榮後它就被廢棄，但這個學院擁有一個藏有諸多拉丁文經典的圖書館。該世紀中葉成立的墨西哥城大學，在土著貴族子嗣的教育中也扮演了一個角色。他們對教育的渴望很快就讓西班牙人疑竇叢生。有人警告說「閱讀和寫作與魔鬼一樣危險」。每天都會出現更多熟練掌握拉丁語的「印第安人」，他們與西塞羅一樣談吐優雅。伊索的寓言被翻譯成當地的納瓦特爾語，同時把狐狸翻譯為土狼、寒鴉翻譯為鸚鵡。維吉爾甚至被傳播到南美洲的世界盡頭，畢竟是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激發了阿隆索·德·埃爾西利亞·伊·蘇尼加創作《阿勞卡納》的靈感。這部史詩為馬普切人的勇氣豎立了紀念碑。在他筆下，當馬普切人的首領考波利坎（Caupolicán）以無與倫比的勇氣接受刺刑慷慨殉難時，他身上混合了高貴的野蠻人和聖人的氣質。與之相反，阿隆索把他的西班牙同胞描繪成殘酷野蠻的形象。

  歐洲人拼命想為他們的罪行尋找理由，因此刻畫了許多扭曲失真的形象，而歐洲人的遊記則充當了背景。例如，德國人漢斯·施塔登（Hans Staden，約1525—1576）曾為巴西的葡萄牙殖民者擔任僱傭兵，他筆下的「歷史」充斥著「野蠻的、赤裸裸的、兇猛的食人魔」。書中還提到會飛的魚和海面上會放電的火球，用羽毛做飾品、睡在吊床上的印第安人，以及印第安人的儀式、食物和住所。遊記的高潮是作者描寫自己被圖皮南巴人[51]俘虜的經歷。讀者跟隨作者的目光，驚恐不已地見證了食人儀式的全過程（插圖55）。

  許多作家都編造陳詞濫調來描寫這群沒有受到文明教化的異教徒，其中影響力最大的一位是瓦隆人特奧多雷·德·布里（Theodor de Bry，1528—1598）。他編纂了一套遊記全集——施塔登的報告也收錄在內——其中一卷的扉頁以一座「古代樣式」的建築為背景，前面站著一對赤裸的土著夫婦，他們正在享用人類的手臂和大腿，旁邊的幾個男人正在對偶像祈禱。基督徒難道沒有義務，把這些可能與自己的女兒甚至母親亂倫的野獸征服在腳下並讓他們皈依真正的信仰嗎？許多人都提出相應的論點，其中包括西班牙神學家胡安·吉恩斯·德·塞皮爾韋達（Juan Ginés de Sepulvéda，1490—1573）。他援引奧古斯丁、亞里士多德和托馬斯·阿奎那，把「印第安人」置於西班牙征服者的「自然秩序」中，以此把侵略者的不人道行為合法化。

  然而，並不乏批評之聲。早在1511年，多明我會修士安東尼奧·德·蒙特西諾斯（Antonio de Montesinos）就在一次基督降臨節的布道中向他的同胞講述了利未支派的故事，試圖警醒這些人，「由於你們對無辜的人施以酷刑和暴政，你們所有人都犯下了滔天大罪」。他反對強加給印第安人的強迫勞動，尤其是在沒有足夠的食物和醫療物資的情況下。「為了每天掠奪黃金，你們在殺人！」弗朗西斯科·德·維多利亞甚至提出法學依據，他強調「印第安人」作為國際法主體的地位。教皇絕對不是教皇國境外的天主教徒或異教徒的統治者。因此，用戰爭來降伏「野蠻人」並搶奪他們的財產，這沒有法律依據。

  維多利亞的多明我會兄弟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薩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1484—1566）曾經發表過的一次煽動性講話最為著名。這篇「非常短小的報告是關於慘遭蹂躪的西印度群島國家」，描寫了征服者各式各樣的暴行。相對於善良聰明的土著居民，西班牙人成了真正的野蠻人，他們謀殺土著，把土著集體毀滅。1542年終於頒布了為「印第安人」制定的保護法，這部法律的出現離不開拉斯·卡薩斯的巨大貢獻。查理五世的《新法》（Leyes Nuevas）禁止推行新的監護征賦制度，現有的監護征賦區域在其所有者去世後歸國家管理。這部法律還禁止將賦稅轉變為勞務，以結束對土著居民的奴役。然而，種植園主群起反抗，甚至謀划起義，這部法規不得不迅速失效。但拉斯·卡薩斯從未厭倦為人權而戰，直到其生命結束。不過，他認為「印第安人」是無辜的、孩童般的存在，這又是一種歧視性的觀點，也是錯誤的。西班牙人殘酷對待土著，但阿茲特克人對待被俘的西班牙人也沒好到哪兒去。

  方濟各會修士貝爾納迪諾·德·薩阿貢（Bernardino de Sahagún，1499/1500—1590）的著作為人們提供了一個不同的視角去接觸「印第安人」的生活世界，他在墨西哥生活了將近60年。他從人種學的角度看待阿茲特克人，也沒有把他們理想化。他所著的《新西班牙諸物志》用納瓦特爾語和西班牙語向讀者展現了一種宏大的日趨衰亡的文化的全景。薩阿貢的書保留了一項流傳下來的傳統——編年史書寫，它能夠回溯阿茲特克失落已久的歷史。歷史的書寫者和畫家可能都參與過編纂，「手握好奇之筆」，用生動和層次繁多的色彩描述那些勇敢的「騎士和老爺」如何生活、有過什麼豐功偉績，這樣他們的名望與日同輝、遠播四方。薩阿貢辯稱，基督教化使阿茲特克人的境遇變得更糟。人們奪走了他們的神祇和風俗，社會的整個倫理框架已經失衡。塞皮爾韋達認為「印第安人」不如歐洲人，薩阿貢對此並不贊同：「不管怎麼說，肯定的一點是，所有這些人都是我們的兄弟，他們和我們一樣都是亞當的後人，是我們的近鄰，我們應該像愛自己一樣愛他們。」

  薩阿貢並不否認他的文化背景。他將阿茲特克神祇與古典神話中的眾神等同起來，七蛇神（Chicomecoatl）就相當於農業與豐收女神克瑞斯，潔淨女神（Tlatzolteotl）如同維納斯。同樣——就像穆斯林認可耶穌先知的地位——托里比奧·德·貝納文特·莫托里尼亞（Toribio de Benavente Motolinía，1482—1568）創造出「墨西哥的十二使徒」。他從蛇神和神話中的統治者羽蛇神身上演化出可敬的苦行僧和自然法則的布道者——和其他神祇一樣，古老的騙子撒旦也溜進了印第安人的眾神之列。薩阿貢也為人牲準備好了理由：「印第安人」認為神祇都是真實的，他們用人牲獻祭，就是為神祇奉上對他們來說可能是最寶貴的東西。對土著來說，新穎的和難以理解的聖經故事都通過本土化的方式被他們接納。這樣，《最後的晚餐》中的羔羊，在18世紀的繪畫中——例如在庫斯科大教堂——變成土著熟悉的動物，即一隻鼠海豚。

  拉斯·卡薩斯、薩阿貢及其同盟者提出了批判性的自我反思，這些為西班牙的敵人提供了彈藥。這些「黑暗傳說」描述了陰險的天主教力量，它焚燒異教徒，把「印第安人」趕盡殺絕。歐洲用這些故事逐漸演化出一種新的思潮，這是歐洲第一次出現超越國界的反帝國的意識形態。同時，關於「高貴的野蠻人」的陳詞濫調也開始萌發，在未來造成了巨大影響：無恥的裸體變成無辜，荒野變成天堂，「野蠻」的生存變成與自然和宇宙和諧相處的生活。歐洲探險家的「第二次人類發現」——在加那利群島他們遇到了14世紀的石器時代——又帶來了第三次。戴維·阿布拉菲亞（David Abulafia）把這些發現與布克哈特所描述的對自我的認知歸為一類。這樣就出現了奇怪的顛覆。除經典文本外，加那利群島原始居民的生活情況也影響了人們看待新世界土著的目光；另一方面，他們的皈依過程非常平和，顯然是上帝預先確定並通過奇蹟促發，這與美洲暴力的基督教化過程形成鮮明對比。

  「黑暗傳說」絕不只是一個糟糕的童話故事。西班牙人確實奴役和謀殺土著，他們摧毀土著的崇拜場所，燒毀他們高度尊崇的古代著作，磨滅他們的記憶。尤卡坦半島上出現的《先知巴蘭之書》搜集了16—19世紀的瑪雅文本，記載了遇見西班牙人所帶來的時代斷裂。「真正的上帝，真正的迪奧斯（Dios）[52]，意味著我們的苦難開始。這是稅收的開始，教會賦稅的開始，不和諧的開始。」書中如是說。以前沒有疾病，沒有骨骼疼痛，沒有高燒，沒有天花，沒有灼燒的胸部，也沒有頭痛。是東方來的強大的男人「把第一種疾病帶到我們國家，帶到我們的土地，瑪雅」。這本書的作者相信，他們自己的神祇都陷入沉默，也不會再承諾未來。在西班牙人到來之前，瑪雅人稱尤卡坦是「火雞和雄鹿」的美麗領土，現在已不復存在。克洛德·列維-史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說這裡是「憂鬱的熱帶」，憂鬱的歷史就始於哥倫布踏上聖薩爾瓦多島的那一刻。

  如果在陌生文化中度過數十年，絕對不能不受其影響，人們會開始理解。即使是鋼鐵般的科爾特斯，在看到特諾奇提特蘭城時也滿懷欽佩，雖然可能更多的是勝利的驕傲之情，而不是彼特拉克面對羅馬廢墟時的惆悵之感。他的同伴貝爾納爾·迪亞斯·德爾·卡斯蒂略（Bernal Díaz del Castillo）在看到阿茲特克人的偶像崇拜時覺得自己已經墮入地獄，但其中一些美麗的畫作讓他聯想到貝魯格特和米開朗琪羅。就連想消除一切異端事物的杜蘭在聽到阿茲特克人的讚歌時也深受感動。「我想在我的這個故事裡說說他們的榮耀，」他寫道，「這樣他們就可以永遠留在備受祝福的記憶中，因為他們會被上帝和人類喜愛，之後會和榮耀的聖徒一般，而且這是他們理應得到的真實的懷想。」特諾奇提特蘭城的美麗甚至讓丟勒著迷。在設計理想城市時，他借鑑了刻畫阿茲特克大都市的木版畫，隨著埃爾南·科爾特斯呈送查理五世的信集結成冊，信中所附的圖畫也隨之出版並傳播開來。

  很少有土著居民在歷史上留下直到今天仍然可以聽到的聲音。瓜曼·波馬·德·阿亞拉（Guaman Poma de Ayala）寫下了一部編年史，內中包含近400張圖畫。這本書雖然譴責西班牙人的進攻和強占，但同時試圖用基督教的歷史形象美化印加人的命運。他將這些安第斯山脈的居民回溯到諾亞，並以基督的名義宣布第五世界紀元的開始——「君主尤利烏斯·愷撒」是統治者，「亞里士多德」和「圖留斯」（即西塞羅）展開哲思，而在安第斯山脈中君主辛奇·羅卡（Sinchi Roca）統治印加。那時，據說是使徒聖巴塞洛繆就向安第斯的居民傳播了關於基督的消息，就像他自己認為的那樣（其他人覺得應該歸功於遊歷甚廣的聖多默）。對阿亞拉來說，西班牙人的到來標誌著當時的最後一個時代的到來。一張插圖上畫著赫拉克勒斯之柱，這來自查理五世的徽章上的圖案，柱子高高聳立于波托西的山上：背負柱子的是印加統治者和「轄區」（suyu）的國王，他們統治著王國的幾個行政區（插圖57）。查理以支持他們的皇帝的形象出現，而不是征服者。

  插圖57：瓜曼·波馬·德·阿亞拉，《富饒的帝國之城波托西》，選自：《第一本新編年史與善政》，1600—1615年，哥本哈根，皇家圖書館

  其他書中也使用了類似的模式，例如白種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兒費爾南多·德·阿爾瓦·科爾特斯·伊斯特利爾索奇特爾（Fernando de Alva Cortés Ixtlilxóchitl）1625年出版的《奇奇梅克民族史》[53]。加爾西拉索·德·拉·維加（Garcilaso de la Vega，1539—1616）書寫了印加帝國和西班牙人征服秘魯的歷史，被視為「印第安文藝復興」的代表：他把印加帝國塑造成南美帝國，庫斯科相當於「另一個羅馬」（otra Roma）。人們可以把羅馬帝國看作與印加並立的古老帝國，隨著它的衰亡，印加帝國也要分擔奧古斯都的帝國所承擔的功能：為基督準備統治的土地，現在在新世界也一樣。救贖史的邏輯發展迫使印加帝國的文化遭到破壞，這對作者而言是一場悲劇。

  加爾西拉索幾經改名最終決定叫自己「印加」（Inca），他身份繁多。加爾西拉索出生在庫斯科，他的父親是一個征服者，他的舅舅是印加統治者，在父親去世後，他憑藉遺產在安達盧西亞紮根定居。他翻譯了萊昂·赫布里阿（Leone Ebreo，1460/1465—1535）的著作《愛的對話》作為其文學處女作。萊昂·赫布里阿是塞法迪猶太人，他對神秘的新柏拉圖主義學說很感興趣，曾在那不勒斯和威尼斯長期居住，而他的譯者是一個受洗的拉丁美洲裔混血兒，將他的作品翻譯成卡斯蒂利亞語。加爾西拉索·德·拉·維加是全球化開啟之後的第一個真正的繼承者。

  西班牙挺進東亞

  西班牙試圖包抄世界的野心並不局限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北方的零星進攻已經越過了佛羅里達。一次遠征甚至到達埃爾帕索地區，那裡的傳教據點很晚才建成。埃爾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率領一支裝備精良的部隊前往今天的孟菲斯地區並抵達密西西比河。1542年他在這裡去世，沒有發現任何值得一提的東西。另一支探險隊從加利福尼亞灣出發，在同一時期到達了埃斯塔卡多平原。人們在這裡既沒有發現傳說中的黃金七城之一的希波拉，雖然土著居民對此深信不疑，而且也沒有發現貴金屬，探險家的熱情熄滅大半。直到世紀之交，探險活動才再次推進到德克薩斯。胡安·德·阿納特（Juan de O?ate）是征服者階層中一個特別殘暴的晚期代表人物，1598年，他為國王占領了格蘭德河周圍地區。因為阿納特對定居河畔的普韋布洛印第安人進行了野蠻的屠殺，西班牙長期以來一直為人憎恨。10年後，聖達菲建城。但「新墨西哥」仍然是一個長期被爭奪的邊遠省份，有時候甚至被放棄。

  這些初步探險的結果令人失望，所以馬德里對於北美太平洋沿岸地區幾乎喪失了興趣。1542—1543年，一支部隊越過了今天的舊金山地區，他們的目的也是尋找黃金城鎮希波拉，以及一條從太平洋到大西洋的北部通道，即傳說中的「亞泥俺海峽」[54]。這次旅程仍然沒有結果。等到把一路上的基地和傳教據點串聯起來，並在後來發展成為加利福尼亞海岸的主要城市——從聖地亞哥和洛杉磯到舊金山——還要很久的時間。儘管如此，人們不僅把目光投向北方，也遠眺西方：向太平洋出發，自巴爾沃亞開闢航道以來西班牙王室一直把太平洋看作自己的屬地。科爾特斯就曾經請求查理五世下旨，允許他組織探險隊從墨西哥前往香料群島，以打破葡萄牙在那裡的貿易壟斷。由於損失太大，該計劃從未成功，在當地甚至還與葡萄牙的島嶼主人發生衝突。查理五世最終決定，把馬魯古群島拱手讓給競爭對手。1529年簽署的《薩拉戈薩條約》是對《托德西利亞斯條約》的補充。現在邊界線略向西方推進，亞洲分界線也進入雙方的商討範圍。除巴西外，西班牙保留對美洲的管轄；非洲和亞洲大部分地區被視為葡萄牙王室的勢力範圍。若昂三世（John Ⅲ，1521—1557年在位）為此向皇帝支付了35萬杜卡特金幣。皇帝的這一決定讓他損失慘重，這些錢甚至還彌補不了一半損失，但足夠維持幾個月的戰爭。在哈布斯堡想像的世界地圖中，當時義大利的堡壘地位可能比半個亞洲都重要。另外，當時的人手也不夠，那時的一位王室官員估計，新世界裡的西班牙家庭總共不會超過2.5萬個。

  然而，越來越多的探險隊起航。1565年，一支艦隊從墨西哥出發，成功到達菲律賓——在早先的旅行中，這個群島就被冠以查理兒子的名字「腓力」，他也是未來的國王。西班牙人從一個島嶼到另一個島嶼蹣跚而行，時刻提防著土著居民和中國海盜，還要建造橋頭堡。1571年，他們征服了蘇丹統治下一處富饒的定居點，該地的本名被他們弄巧成拙稱為「馬尼拉」。這個中國、暹羅、馬來西亞和日本的商品集散地，成為新殖民地的中心。傳教士成功地讓許多土著居民跪拜十字架，這主要是因為，受洗的人希望借新來的信仰兄弟之手與國內的競爭對手抗衡。但西班牙在這裡的建國過程遠比美洲平和。

  歐洲人獲勝不僅歸功於他們的步槍和對手的分裂，還因為他們面對的不是一個堅定的國家。「描籠涯」（Barangay）是一個由幾百個家庭組成的集體，在蘇丹的統治下組成鬆散的聯盟。棉蘭老島、蘇祿群島和巴拉望島的蘇丹國抵制了征服者的企圖。與葡萄牙人不同，西班牙人並沒有在海邊建造防禦基地，而是建立一個領土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在這一框架中傳教士建立了1000多個定居點。馬尼拉成為一位仍然擔任墨西哥總督職位的官員的官邸所在地。自1579年以來，它也是主教管區所在地。隨著伊比利亞王冠的統一，這個城市漸漸與葡萄牙人的商業網絡相連，已經延伸到日本。

  「南方野蠻人」在長崎找到貿易聯絡點。通往中國的門戶是位於珠江口的澳門港，它於1557年被轉交葡萄牙人。在一段自給自足時期之後，永樂年間中國海上實力大大提升，北京對外貿易的態度逐步開放，伊比利亞人也受益於此。當然，內陸地區仍然封鎖，對他們來說征服中國是個荒謬的想法。歐洲人心知肚明，他們要對付的是一個龐大的帝國。遙遠的事物聽起來往往比實際更龐大，多明我會修士加斯帕爾·達·克魯斯（Gaspar da Cruz，1520—1570）寫道，但這次情況相反：「中國比聽上去更加龐大。」奧古斯丁會修士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Juan Gonzáles de Mendoza）的報告於1587年出版，很快就被譯成多種語言，書中描寫了一個富有又乾淨的國家，宮殿裡的寶石閃閃發光，軍隊龐大威武。門多薩對中國的禮節和餐桌禮儀也有提及，並認為這是最高文明的場景。他看到人們使用彩繪瓷器做餐具，筷子上也鑲銀鍍金，還有音樂助興。

  傳教士試圖將基督教帶到東亞。後來被封聖的耶穌會士聖方濟各·沙勿略是依納爵的同伴，他在印度和馬六甲、馬魯古群島和日本傳教。然而，葡萄牙人的努力和他們的戰爭經常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受威脅的當地人在先知的旗幟下團結起來。美洲的神祇架構可能被基督教的上帝擊敗，上帝在日本也能找到追隨者，但安拉卻不是那麼容易能被戰勝。

  由於北京終止與日本的貿易——其中一個原因是日本海盜造成的危險——歐洲人鑽了一個空子得以獲得豐厚的利潤。他們將中國的奢侈品、黃金和其他商品運往長崎，並在船艙里填滿中國和印度急需的日本白銀，在前往果阿之前還能在澳門捎帶上中國的黃金。反之，中國商人和日本基督徒也紛紛來到馬尼拉。菲律賓的這個大都市是第一個真正的全球化城市。

  在1565年登陸菲律賓後，西班牙艦隊的指揮官立即派遣他的領航員奧古斯丁派修士安德烈斯·德·烏達內塔（Andrés de Urdanetas）起航，他的任務是探索便利的回程路線。烏達內塔是一位傑出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他善用季風和日本暖流。三個月後，他到達加利福尼亞海岸的一處地方，這裡是後來洛杉磯的所在地，然後繼續航行到阿卡普爾科。這樣，他發現了世界上最重要的航道之一，直到今天重要性仍不減。之後在馬尼拉和墨西哥之間有了定期航運。每年，一艘載重量高達1000噸的船舶，將西班牙的新世界與整個新世界聯繫起來。美洲的白銀通過馬尼拉和澳門湧入亞洲。歐洲人則得到了絲綢、瓷器和茶葉。西班牙人從墨西哥出發，甚至將歐洲的建築形式也帶到菲律賓。

  在南美洲和太平洋地區，伊比利亞人起初幾乎完全不受其他歐洲大國的干擾。後來首先出現的是尼德蘭人，他們經過非洲航線前往東亞，英國人緊隨其後。在那之前，英國人曾經試圖在西班牙巨人的勢力範圍之外尋找黃金，打通貿易關係並建立殖民地。他們前往北美洲的海岸，尋找便利的港口和麥哲倫航線的替代品。英格蘭王室對這些活動的監管不像西班牙人那麼嚴格，私人資本在其中占據很高份額。同一個倫敦商人聯盟既推動了對東北通道的搜尋，也為幾內亞的貿易航行提供資金。此外，俄羅斯帝國現在也插手全球貿易關係。

  海岬的魔力

  1553—1554年的冬天，俄羅斯沙皇的宮廷迎來一位出人意料的訪客——英國船長理察·錢塞勒（Richard Chancellor）——和一些隨行人員。沙皇滿懷敬意地接見他們，並慷慨賞賜。一支小型艦隊沿著挪威海岸航行，繞過北角併到達白海，而他們的船是唯一倖存的一艘。錢塞勒不假思索，從那裡直接前往莫斯科，途經1000多千米。這次探險的直接成果是英國成立了一家貿易公司「莫斯科公司」，漢薩同盟和斯堪地那維亞幾大王國用單桅高舷帆船把持波羅的海，而英國現在直接與俄羅斯做起了生意。沙皇伊凡授予倫敦商人特權，通過這種方式驅趕漢薩同盟的商人。

  錢塞勒開始這場寒冷之旅的最初目的是尋找東北通道，即沿大陸海岸到達太平洋的海上通道。儘管付出了相當大的努力，還是一無所獲。阿爾漢格爾斯克市位於德維納河口，自1584年以來只有一座修道院和一座堡壘，多虧了與英國人的貿易以及很快到來的荷蘭人，這個城市才有了起色。皮草、蜂蜜、魚油、鉀肥和類似物品被運往西方。作為回報，俄羅斯人獲得了武器、布料、糖和香料。

  儘管在俄羅斯的貿易利潤微薄，英國對海洋的熱情有增無減。第一次探險背後的動力是追求經濟繁榮，這也影響了荷蘭的貿易，另一種動力是令人恐懼的競爭和不可阻擋的欲望，這股精神力量驅使歐洲人前往美洲。這種繁榮表現在農村布料生產的大規模擴張或紐卡斯爾的煤礦開採大幅增加。低工資也有利於資本積累，大商人不僅尋找投資機會，也在海外項目中嘗到甜頭。然而，持續的通貨膨脹導致國家預算失衡，吞噬業已儲蓄的資本並引發食品價格和租金上漲，因為全球氣候危機局勢又進一步激化。遭受衝擊的不只是英格蘭。

  葡萄牙人抗議他們的勢力範圍縮小，而伊莉莎白女王對此不以為意。畢竟，《卡托-康布雷齊和約》沒有明確表明它也適用於加那利群島以西和北回歸線以南的地區，那裡的衝突不應該在歐洲帶來後果。它是加勒比地區和太平洋海上戰爭的許可證。弗朗西斯·德雷克曾經用一句強勢的措辭總結這一原則：「越過線後就沒有和平。」

  尋找北方通道不僅是希望開闢更短的太平洋航線，而且還是為了避開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勢力範圍。一開始人們把目光投向東北方，現在也試圖在西北方找到通道。第三種可能性是遙遠的南方。托勒密就曾勾勒出對「南部大陸」的想像；在地理學家奧特柳斯（Ortelius）的世界地圖上，今天智利領土的南邊還有一大片土地，一直延伸到印度尼西亞下方。詹姆斯·庫克（James Cook）的探險之旅才讓人們知道，那裡主要是海，零星散布著一些島嶼，但還有廣袤的澳大利亞，它的名字直到今天仍然讓人聯想到幽靈般的「未知的南方大陸」（terra australis）。早在16世紀，歐洲航海家們就已經望見第五大洲的海岸。

  英格蘭人向北航行，與義大利航海家喬瓦尼·卡波托（Giovanni Caboto）和布列塔尼人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並駕齊驅，卡蒂埃在弗朗索瓦一世的旗幟下探索了聖勞倫斯河的大片地區。錢塞勒前往北冰洋的探險打通了通往東北的航道。越來越多的人深入這個迷宮，圍繞極地冰封的島嶼打轉。想尋找文藝復興氣質的人，在這裡肯定能找到：功成名就的人和一敗塗地的人、碰運氣的人和海盜、聰明的導航員和魯莽的賭徒。比如訓練有素的海盜馬丁·弗羅比舍（Martin Frobisher），他在1576—1578年多次登陸加拿大東北部，但只找到黃鐵礦，於是就把一家因紐特人綁架到英格蘭，後來還參加了無敵大型艦隊的戰鬥。其他先驅者還包括約翰·戴維斯（John Davis），他勘探了格陵蘭島西北部，還有威廉·巴倫支（Willem Barents）和亨利·哈德遜（Henry Hudson），他們跟隨錢塞勒的腳步一直航行到新地島。1596年北極經歷了一個食物匱乏的凜冬，巴倫支在那裡喪命，哈德遜則長眠於詹姆斯灣的冰面之下。

  這些探險的傳奇故事成為歐洲人內心騷動不安的幻想，他們用健康和生命冒險，任何事或任何人都無法阻擋：北極的極夜漫長無休、風刀霜劍嚴相逼，等待他們的還有飢餓、壞血病、北極熊和看似無法穿越的冰層。他們被海岬的魔力吸引，當他們逐漸靠近海邊聳立的峭壁，不由得心潮澎湃，即使他們尚不確定現在是否到達了陸地的邊緣，而在海岬後面是不是真的還有浩瀚的大海，可以為他們打開渴望已久的航道——或者，這些美好的希望會不會落空，或許他們不過是到達了一個大海灣或一條大河的入海口。法國船長雅克·卡蒂埃把米斯庫島北部海岸的一塊地區命名為「希望角」（Cap de l'Espérance）；勇敢的巴倫支把新地島的北端命名為「渴望角」（Hoek van Begeerde），但他不知道，這個海角背後只是一片小小的海域，絕不是期待已久的通往遠東的航線。

  許多以航海家的名字命名的地點一直流傳到今天：巴倫支海、弗羅比舍灣、戴維斯海峽、哈德遜河、巴芬灣。有些人記錄下自己的經驗或出版地理著作，激發人們踏上新的征程。例如漢弗萊·吉爾伯特（Humphrey Gilbert，約1537—1583）爵士發表的關於新的「契丹航道」的猜想讓弗羅比舍大受鼓舞。吉爾伯特本人曾是愛爾蘭的總督，因為大肆屠殺叛亂分子而臭名昭著。1583年，他到達了紐芬蘭並讓此地成為英格蘭的臣屬。在返程中，船隻途經塞布爾島[55]附近海域傾翻，吉爾伯特葬身魚腹。他是個加爾文教徒，對神諭天命深信不疑。吉爾伯特乘坐的是一艘名為「小松鼠」的三桅快速戰艦。面對狂風暴雨他巋然不動，站在後甲板上鎮定地讀書，還一遍遍地引用書中的一句話：「我們在海上就如同在陸地上一樣接近天堂！」午夜時分，附近一艘帆船上的目擊者眼見這艘戰艦消失了蹤影。可憐的「小松鼠」被大西洋吞沒，連同它的主人也不能倖免。

  1600年前後，人們尚不能預知，將來英格蘭的移民幾乎成為整個北美的主人。在這裡，他們不會遇到南美洲那樣組織嚴密的國家。唯一的例外是定居在詹姆斯河和約克河周圍的波瓦坦人，他們有一個強大的部落聯盟。英格蘭最大的挑戰是惡劣的自然環境和移民的缺乏。1585年，他們在北卡羅來納海岸邊的羅阿諾克島上開始嘗試建立殖民地——為了向「童貞」（virgin）女王伊莉莎白一世致敬，這裡被命名為「維吉尼亞」（Virginia）——一開始卻以失敗告終。四年後，100多個殖民者全都活不見人死不見屍，他們的下落到今天仍是一個謎團。1607年成立的詹姆斯敦也經歷了艱難的開端才逐漸穩固。

  跨洋冒險家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編年史家的身影。法國人中最傑出的一位是薩繆爾·德·尚普蘭（Samuel de Champlain，約1570—1635），他詳細記述了今天加拿大地區的情況。書中內容豐富，比如安德烈斯·德·烏達內塔如何穿過麥哲倫海峽到達香料群島，也收錄了真實的信件，比如船長亞瑟·巴洛（Arthur Barlow）曾經給他的資助人同時是伊莉莎白一世親信的沃爾特·雷利（Walter Ralegh，1552/1554—1618）爵士寫過一封語氣冷靜的長信，向他報告羅阿諾克的首次探險經歷。1550年，威尼斯人喬瓦尼·巴蒂斯塔·賴麥錫（Giovanni Battista Ramusio，1485—1557）開始出版關於非洲和亞洲旅行的筆記，讓許多人深受啟發，其中就包括地理學家理察·哈克盧特（Richard Hakluyt，約1552—1616），他出版了12卷的彙編，收錄了「英國民族最重要的航海、旅行和發現」，具有不可估量的價值。

  歷史與真相

  為作家提供靈感的不光是遠方充滿異國情調的經歷，還有故國的大事件，它們令作家文思泉湧、不能罷筆。文藝復興晚期的史學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這不僅是因為大事件頻發——其實，事件一直在發生。更主要的原因是印刷術讓人們可以更容易讀到無數古代作家的著作，他們自身的作品質量也有所提高，各國民族意識覺醒也讓競爭變得激烈。哈克盧特不僅是為英國書寫，更是為了對抗西班牙。

  伊莉莎白時代的塔西佗是古董商人威廉·卡姆登（William Camden，1551—1623）。他接受了伯利勳爵下達的任務，為「處女女王」和蘇格蘭國王詹姆斯立傳。他的編年史羅列出年復一年的大事件，詳細記錄了女王和國王如何抵禦天主教的進攻。在此之前，威廉還寫了一本《不列顛尼亞》（Britannia）獻給伯利勳爵，梳理古英格蘭的歷史，弗拉維奧·比翁多和其他一些義大利學者用這個拉丁語詞指代北方群島。這本書涉及地理和歷史之間的相互關係，詳細講解了英國。

  大部分的史書還是會尋求上帝指示並模仿前人著作，只有少數例外。西班牙征服者中的編年史家試圖把前所未聞的土著居民納入古老的救贖史，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也都堅持自己的真理。這樣就出現一種觀點，認為新大洲的利潤是上帝要補償路德叛亂造成的損失。與之相應，頗具爭議的神學家馬蒂亞斯·弗拉齊烏斯·伊利里庫斯（Matthias Flacius Illyricus，1520—1575）帶領幾位路德宗學者編寫了教會史書《馬格德堡世紀史》，打算以使徒的純潔為開端一直寫到教會的沉淪，但可惜只寫到1298年就擱筆了；路德本來可以成為其中的一位英雄。

  在全球史的背景下，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分別發展出務實的歷史書寫方式，努力追本溯源。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約翰內斯·施萊登（Johannes Sleidan，1506—1556）關於宗教改革的政治史，委託人來自施馬爾卡爾登。施萊登認為四大帝國的最後一個在查理五世治下達到鼎盛，同時路德讓宗教更加完善。作者自己很清楚，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不會喜歡這本書。法王亨利三世和亨利四世的近臣雅克-奧古斯特·德·圖（Jacques-Auguste de Thou，1533—1617）為了書寫法國宗教戰爭的歷史，仔細核查了每個事件。這本書為合法性、寬容以及對國家對外擴張的訴求辯護——德·圖認為這些因素相互依存。羅馬把這本書列入禁書目錄，以此「表彰」這項工作。在天主教一方，作為對《馬格德堡世紀史》的回應，樞機主教切薩雷·巴羅尼奧（Cesare Baronio，1538—1607）於1588年發表了《教會年鑑》，這本史書涵蓋了廣泛的信息來源，其中不乏一些批評性的記載。另一位一流的歷史學家是巴勃羅·薩爾皮（Paolo Sarpi，1552—1623），他是一位踐行禁欲主義的聖母忠僕會修士，但受過良好的教育。特倫托宗教會議本是受上帝感召的教會長老聚集在一起議事，在他筆下成為接地氣的外交官集會。要寫出這樣的作品，必須像薩爾皮一樣生長在威尼斯，對羅馬的一切都有與生俱來的厭惡。

  佛羅倫斯曾經出現了薩魯塔蒂和布魯尼這樣偉大的先驅，這裡的史學家一直都是世俗化的，其中優異的代表是馬基雅維利和弗朗切斯科·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1483—1540）。他們二人的作品都反映了義大利的災禍和人們的經歷，與一切更高意義上的事物毫無干係。圭恰迪尼是堅定的路德宗教徒且擁護共和國，對他來說，馬基雅維利所預言的衰落已經成為事實。「羅馬之劫」讓圭恰迪尼親歷歷史的低谷，當時他正在撰寫20卷本的義大利歷史。這套史書從查理八世的入侵一直寫到1534年。義大利的「災禍」是諸多原因造成的，他只在第一頁簡要提到上帝之怒，這是個微不足道的因素。圭恰迪尼不認可天體的徵兆，他清醒地描述發生的事情。他寫史雖然是出於對祖國的熱愛，但其中不乏批判的口吻，因此他的《義大利史》和《佛羅倫斯史》都成為歷史學的里程碑。

  《馬格德堡世紀史》記述了幾百年間的事，在這種以世紀為單位的時間劃分中終於出現了一個世俗化時期。這一紀年方式也流傳開去。1583年，約瑟夫·尤斯圖斯·斯卡利傑爾制定了新的年代計算法，主要是對歷史事件的批判性分析，而不是把《聖經》的框架作為出發點。這位斯卡利傑爾也參與了對以往胡拼亂湊的史書的銷毀，比如15世紀末的多明我會修士維泰博的安尼烏斯（Annius von Viterbo）就這樣瞎胡鬧，他想證明義大利的文化是人類最古老的文化，比希臘更先進。安尼烏斯的論證根本站不住腳，他的依據是，神話中義大利的第一位國王雅努斯就是人類的祖先諾亞。

  許多作者的目的一直是要把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民族引到正確的路上。例如，威尼斯的國家歷史學家保羅·帕魯塔（Paolo Paruta，1540—1598）在他的《威尼斯史》中把共和國描述成帝國制的羅馬的反面：這個集體中有貴族階層，內部保持平衡，對外也採取和平政策。人們經常從起源神話和建國傳說中推演出「再創輝煌」的想法。巴塔維亞人讓尼德蘭人獲得靈感，「日耳曼人」被德國人挪用，波蘭人重拾薩爾馬提亞的概念，而所有人都想從羅馬人身上追本溯源。

  歷史學應該讓讀者通過例子理解歷史，讓他們接觸人類經驗，了解那些負有盛名的事件；其目標可能是要讓當下的行為具有合法性，或者傳播古老的法律。16世紀所有的歷史學家都不認為寫書只是為了讀者消遣。但彼特拉克和馬基雅維利曾說，史書至少能讓讀者在閒暇的幸福時光中暫時忘卻當下的悲慘。來自科莫的保羅·吉維奧（Paolo Giovio，1483—1553）屬於當時義大利第一批書寫歷史的作者。他的史書中有大膽的評判，而且文風活潑，能達到消遣目的。錦緞在他的筆下微微閃光，他描寫威尼斯的婚禮慶典，講述古代和當代的羅馬人都吃什麼魚醬，就連維多利亞·科隆納的胸脯也讓他頗費筆墨，他形容維多利亞的酥胸「比白銀更加光澤潔白」，是「一對沉睡的斑鳩」。這種風格很少是出於個人觀察或者接觸——吉維奧把觸碰權留給維多利亞的丈夫——只是一種起源於薄伽丘的文學傳統。

  插圖58：約翰·懷特，《塞考坦「印第安人」》（《飛翔者》），1585—1593年，倫敦，大英博物館

  除了古老的傳統，中世紀現在也越來越頻繁地出現在史書中，並且與重新繁榮的世界史流派聯繫在一起，從創世記開始講起。人們發掘出數量驚人的素材，為各種歷史都奠定了基礎。從1560年起，艾蒂安·帕斯基（étienne Pasquier）陸續出版了大量有關法國中世紀歷史的書籍，這些資料帶來突破性的進展。人們對中世紀史有著不尋常的感情，這一點從畫家約翰·懷特（John White，約1540—1593）身上就可以看出。他定居在沃爾特·雷利爵士所謂的「失落的殖民地」，繪製過「印第安人」的水彩畫（插圖58），並以此為依據重構史前皮克特人和英國人的長相。他筆下的塞考坦「印第安人」借用了非常現代的文藝復興造型，即喬瓦尼·達·博洛尼亞（Giovanni da Bologna）在五年前創作的墨丘利雕像（插圖59）。

  插圖59：喬瓦尼·達·博洛尼亞，《墨丘利》，1580年，佛羅倫斯，巴爾傑洛博物館

  像醫學和數學一樣，史學也渴望被視為科學。墨蘭頓想讓歷史成為大學學科，他援引西塞羅，說如果沒有歷史，人類永遠只是孩子。卡姆登在牛津大學成功拿到第一個歷史學教席，這個教席今天仍然存在。西塞羅為歷史學研究提供了指導方法——歷史是時代的見證，是生活的老師和真理之光——此外，塔西佗的理論和天主教界推崇的李維理論也一直在博弈中。文藝復興時期的史學與傳統編年史最顯著的差異在於，新的史學不是簡單地記錄事實，一切歷史書寫還要具備修辭素養。但這也是一個不確定的時刻，因為本想成為科學的東西仍然與詩歌保持聯繫。二者之間關係密切，詩歌既為史學提供靈感又危及它的客觀性，這種親密曾是（且現在仍是）歷史學經常想追尋的，這一點眾所周知。人文主義者瑪菲奧·維吉奧（Maffeo Vegio）是李奧納多·布魯尼的學生，他明確了兩者間的差異。詩人的靈感來源於「上帝之怒」，而歷史學家毀滅「低級的奴隸生意」。人文主義者弗朗切斯科·羅博泰洛（Francesco Robortello）在1548年就指定了歷史學家的任務，直到今天都沒有改變：講述發生了什麼、怎樣發生的。

  16世紀終於為歷史理論提供了豐富的文獻。弗朗索瓦·博杜安（Fran?ois Baudoin，1520—1573）建議歷史學家沿用法學家的方法——考慮證人證詞的可靠性、追查動機、調查事情的前因後果。讓·博丹在1566年的《簡單了解歷史的方法》中強調了「人文歷史」、「神聖歷史」和「自然歷史」的區別。博丹認為歷史事件的最終目的是建立政治秩序，讓人們過上「好日子」。政治的最高形式是君主制，體現了神聖的統一。博丹也希望人們在講述、闡釋「人文歷史」時把它看作「赤裸」的歷史，保持距離感並且不加任何修辭。與博杜安一樣，他知道要考慮地理和氣候對事件的重要影響，並將歷史與法理學結合起來。同時，他明白歷史闡明的都只是可能而不是真理。

  弗朗西斯科·帕特里齊（Francesco Patrizi，1529—1597）和同為塔西佗崇拜者的博丹提出了一個疑問：到底何為「歷史真相」（veritas historica）？在1560年出版的《歷史對話》（Dialoghi della historia）中，帕特里齊將真理定義為主觀理解和實際事件的對應物。歷史學家是事件的解剖學家。他應該講述事物本身的內容，不能添油加醋也不應刻意隱瞞。帕特里齊還是堅信，歷史敘事中有很多是正確的，因為他相信，「他的靈魂之書」——再次出現了有用的比喻！——可以與外部的歷史書籍進行參照，因為靈魂之書是上帝自己所寫。和它一致的都是真實的，不一致的都是假的。上帝通過歷史學家發聲，他們的理智和良知就可以確保歷史敘事是可靠的。而外面世界發生的事則留給它們自己，在這裡，真理本身是具有歷史性的。這種真理與哲學家或神學家的真理不同。「歷史是上帝的作品嗎？」帕特里齊問道。「不。它是大自然的作品嗎？也不是。是人的作品嗎？當然，它是人的作品。」真理不再是某個標誌或一系列的例證，而是人類自由所在。用菲奇諾的話說，人類在這裡成為「自己的創造者」，未來的主人——一切都有可能，一切又都無法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