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歐洲圖景二：北歐、東歐、中歐和義大利

  插圖54：阿德里亞恩·德·弗里斯，《魯道夫二世》，1609年，倫敦，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

  愛國者

  1603年3月，伊莉莎白一世去世，享年70歲，她留給蘇格蘭的繼任者詹姆斯一個穩定的國家。這裡的精英們可能已經覺得他們和蘇格蘭是同一個民族。對戰西班牙的成功使人們能夠慶祝戰爭勝利和新的繁榮，並堅信上帝的恩典覆蓋一切，而且他們是被選中的子民。這簡直是最荒唐最危險的想法之一，直到今天一些宗教和國家還抱有這種想法，無論是因為勝利，或者是帝國權力達到頂峰，甚至是因為壓迫——他們認為這是上帝的「測試」。然而人們宣稱，英格蘭逐漸萌發的民族情緒就是英國經濟增長背後起作用的「精神」，這種說法令人生疑，就如同有些人認為，在中世紀早期的侵襲之前島上就已經出現了「共同的英國民族情感」。

  關於信仰、自由和王位的戰爭在英格蘭和法國造就了許多有共同經歷的團體。在「祖國」（patria）這個詞出現之前，這些團體就已經滋養了愛國主義。祖國可以指城市、「家鄉」，甚至包括整個國家或王國，它的利益擁有越來越重要的政治和道德價值。法王亨利四世曾在高等法院面前為他的寬容政策辯解，他的這一講話非常具有前瞻性。他在自己的黨派中結識了很多人，這些人不管是出於野心還是為了西班牙的利益，一直想發動戰爭，同時還有一些人，他們只想順手牽羊，並沒有什麼值得尊敬的動機。「我們不應該區分天主教徒和胡格諾派，我們都應該成為好的法國人。」他的結論如上。亨利的話表明，曾經那個王朝和愛國者的歐洲、天主教和新教的歐洲逐漸變為一個各民族的歐洲。

  歐洲大陸的人民用各自的特點互相辨認，漸漸出現了很多民族成見：「驕傲的西班牙人」「滿嘴謊言的義大利人」「陰鬱、愛酗酒的俄羅斯人」「德國豬」。作家試圖打破占據主導地位的拉丁語經典，彼特拉克和其他義大利人的詩歌讓其他人黯淡無光，他們想用自己的母語書寫，從而與之抗衡。托馬斯·伊利奧特把皮科·德拉·米蘭多拉的經典著作譯成英語：他承認想為自己的國家書寫，因此用母語動筆。1532年，約翰·高爾（John Gower）和喬叟的宏偉著作得以編輯出版，最終可能要歸功於出版商的考量，但也表明，人們開始反思本土文學傳統。在該世紀中葉後，維吉爾的《埃涅阿斯紀》、奧維德的《變形記》和塞涅卡的悲劇被譯成英文。在法國，克萊芒·馬羅出版了《玫瑰傳奇》的現代版本，並重新發行弗朗索瓦·維庸的詩歌。此外，米歇爾·德·龍薩（Michel de Ronsard，1524—1585）是馬羅詩歌的崇拜者，以他為首的七星詩社致力於讓法語詩歌達到古典詩歌和義大利詩歌的水準。法國人才剛剛開始想凝聚民族文化，內戰就打響了，所以他們非常反對國家分崩離析。

  其他國家也有類似舉措。葡萄牙第一位考古學家是多明我會修士安德烈·德·雷森德（André de Resende，約1500—1573），他為祖國發掘悠久的歷史，並拼出幾塊身份的碎片。路易·德·賈梅士（Luís de Cam?es，約1524—1580）的《葡國魂》成為民族史詩，類似葡萄牙的《埃涅阿斯紀》：為瓦斯科·達·伽馬和其他偉大船長探索世界的航行譜寫了一曲讚歌。「波蘭的賀拉斯」揚·科哈諾夫斯基（Jan Kochanowski，1530—1584）是龍薩的筆友，也熟知義大利典籍，他模仿薄伽丘風格創作了一些詩歌和故事，但用的是波蘭語。在荷蘭，與其對應的人物是亨德里克·斯皮赫爾（Hendrick Spieghel，1549—1612），他認為自己是母語的捍衛者。直到17世紀，神聖羅馬帝國才出現了有一定規模的學者圈子，他們致力於推廣德語——他們也反對三十年戰爭對祖國的分裂和破壞。

  愛國情懷在義大利也正式萌發。喬爾喬·瓦薩里的《傑出畫家、雕塑家和建築師的生平描寫》（又名《藝苑名人傳》）於1550年在佛羅倫斯首次出版，是藝術史上的一座紀念碑。這本傳記的字裡行間都在訴說義大利，更算是托斯卡納自我意識的展現。這是個有天賦的民族，想像力閃亮、創造力無限，為世界開闢了無與倫比的藝術時代，能夠成為這個民族的一員，作者深表自豪。佛蘭德斯畫家卡雷爾·范曼德（Karel van Mander，1548—1606）也以同樣方式來描繪尼德蘭的傑出大師。從揚·凡·艾克和胡伯特·凡·艾克兩兄弟的傳記開始，范曼德在1604年出版的《畫家之書》中講述了他們的人生故事。他的許多同胞都在起居室里掛上剛剛抗爭而來的新國家的地圖。正如所論證的那樣，這也是愛國主義的體現。

  

  16世紀，一種我們現在很熟悉的劃界方式逐漸流行起來：用精細的線條來界定國家邊境，定義國家的區域和形狀。權利和特權相互交融，構成一塊地區。故土的救星和英雄的古老族譜繼續被書寫，但信仰、王位和自由的戰鬥帶來新的英雄。法國的亨利四世、英國的德雷克、威尼斯的馬爾坎托尼奧·布拉加迪諾（Marcantonio Bragadino），以及為了保衛賽普勒斯而被土耳其人活活剝皮的人，這些英雄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人們在著名的教堂里安葬他們，或為他們豎立紀念碑。例如，尼德蘭人將威廉·范·奧蘭治安葬在代爾夫特的「新教堂」，用一首「威廉之歌」稱頌他「忠於祖國直到死亡」，後來這首歌成為荷蘭國歌。布拉加迪諾的墓位於威尼斯的聖喬瓦尼·保羅堂，亨利四世在聖丹尼斯安息。不是所有的偉人都在死後回歸故土。人們在巴拿馬附近某片海域為德雷克舉行海葬，路易·德·賈梅士一生喜好冒險，後死於瘟疫，他的遺體被埋葬在一處亂墳崗。

  波羅的海沿岸和西伯利亞

  瑞典的民族英雄是古斯塔夫·瓦薩（Gustav Wasa，1496—1560），他在短暫的戰爭後瓦解了卡爾馬聯盟，讓他的國家擺脫了丹麥的統治。古斯塔夫死後雖然紛爭不斷，但並沒有改變這一事實。鐵、銅、木材、瀝青和焦油為進一步發展打下了基礎，這些材料讓瑞典得以保持海上實力。出口到荷蘭和英格蘭的貨物所帶來的利潤填補了新王朝的金庫，外國企業家——尼德蘭人、德國人和瓦隆人——為這個國家帶來了資本和信貸。

  在內部，瓦薩王朝與教士、市民和農民合作，對貴族利益非常不利。相比較來說，瑞典的階層之間有很高的流動性，國家也主動擴展教育體系，瑞典因此成為歐洲「先驅國家」的一員。跟所有鄰居一樣，它也想尋找古老的身份。別的地方追尋的身份有特洛伊人、條頓人或巴塔維亞人，瑞典認定的是曾經統治半個歐洲的哥特人。15世紀中葉，他們被發現是瑞典人的祖先。在這個午夜王國，對考古學的興趣出現得比較晚。直到三十年戰爭期間，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 Ⅱ. Adolf）才意識到這一點，並在隨後任命魔法師、神秘主義者和符文研究員約翰內斯·布羅伊斯（Johannes Bureus，1568—1652）為「王家古董商」，讓他掌管所有的符文和廢墟。事實證明，布羅伊斯是一位略顯神秘的哥特主義的宣傳員，他為瑞典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意識形態上的掩護。瑞典的主要目標是爭奪波羅的海地區的霸權，成為「波羅的海之主」（dominium maris Baltici）。在漢薩同盟失去實力後，它的障礙是丹麥和俄羅斯，以及波蘭。

  自1587年以來，波蘭王冠一直在瓦薩家族之手，新上任的是齊格蒙特三世（Sigismund Ⅲ，1587—1632年在位）。雅蓋隆王朝最後一任國王在1572年去世，1573—1574年瓦盧瓦王朝的亨利也來橫插一腳，後來特蘭西瓦尼亞的王公斯特凡·巴托里（Stephan Báthory，1576—1586年在位）當選為國王。他執掌了十年的王權之後，國王之位才輪到齊格蒙特三世。波羅的海的爭霸讓王朝紛爭越來越激烈，但齊格蒙特三世和他的繼任者一直牢牢把持瑞典。教派鬥爭讓局勢更加緊張，因為出身波蘭的瓦薩王朝與其瑞典分支不同，他們聽命於羅馬。

  波蘭-立陶宛仍然是一個大國。鑑於鄰國俄羅斯的威脅，波蘭-立陶宛貴族在雅蓋隆統治的最後幾年中已經聚集起來，讓這個古老的共主邦聯（Personal union）合併為一個統一的國家，建立「真正的聯盟」。這個王國規模龐大，在巴托里的領導下取得了一些軍事上的成就，但也僅是將將掩蓋這個貴族共和國內部的弱點。現在首都設在華沙，1526年一直在馬佐夫舍統治波蘭的皮亞斯特王朝絕嗣，華沙和整個波蘭才併入共主邦聯。

  整個歐洲都被宗教戰爭折磨，而波蘭-立陶宛直到巴托里統治前都是一個寬容之島，是「沒有火刑架的土地」。羅馬天主教徒和東正教徒、路德和加爾文教派、穆斯林韃靼人、猶太人、再洗禮宗、胡斯派的波西米亞兄弟和蘇西尼派——他們拒絕天主教三位一體的教義——不同的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互不干擾。在瓦盧瓦的亨利當選之前，貴族聯盟制定了章程，他們從法國局勢中吸取經驗並讓亨利承諾，在簽署章程後必須維護宗教事務的和平。這是為了保持國家統一。瓦薩王朝統治時期，這片「異教徒的沼澤」乾涸。一個天主教東正教聯合教會成立——它遵從斯拉夫儀式，但承認教皇的統治地位——導致東正教內部出現裂隙，正好讓羅馬外交使團省了不少力。波蘭發展成為舊信仰的堡壘，反對信仰新教的瑞典、推廣東正教的俄羅斯和奧斯曼帝國。強勢的波蘭王室總理大臣揚·扎莫伊斯基（Jan Zamoyski，1542—1605）試圖抵制寬容思想的侵蝕，卻只是徒勞。他曾擔任帕多瓦大學的校長，也是波蘭文藝復興的贊助人之一。一位義大利建築師在扎莫希奇為他豎立了紀念碑，這是一座類似薩比奧內塔的理想城市。

  人稱「恐怖伊凡」的沙皇伊凡四世（Iwan Ⅳ，1547—1584年在位）遠在莫斯科，也是波羅的海權力遊戲的一個參與者。他的外交政策最初針對的是南部和東部陷入動亂的韃靼國家，成功征服了喀山汗國。韃靼強大汗國的後續繼任者，甚至包括西伯利亞的汗國，都不想冒險作戰，而更願意俯首稱臣。1556年，阿斯特拉罕1被吞併，幾年後，南面的切爾克斯汗國也歸順伊凡。

  擴張勢頭正勁。16世紀初，瓦西里三世統治初期，莫斯科統治了約43萬平方千米的土地；現在有540萬平方千米——自然是地廣人稀。擴張政策的動機很複雜。莫斯科控制了廣大的經濟區域，東正教會希望增加基督徒的數量。伊凡最初的成功也鼓勵他前往西方試試自己的戰爭運氣，他的目的地是立窩尼亞，這裡曾經是條頓騎士團的領地。這裡的港口城市利潤豐厚，還可以開闢從波羅的海沿岸到裏海的貿易路線。波蘭和斯堪地那維亞國家都反擊沙皇，這次的擴張運動很快就陷入停滯狀態。

  失敗、歉收和瘟疫都讓人們開始祈禱。但伊凡到處設下圈套，用恐怖來穩固統治。真真假假的叛徒都被處決，即使是來自高等貴族圈子的人。沙皇宣布王國的一半土地都是他的「邊遠特轄區」（oprichnina），並剝奪這些地區封建貴族的財產。沙皇身邊有1500個騎兵擔任近身侍衛，又被稱為特轄軍。狗的頭蓋骨從他們的馬韁繩上垂下來，干樹枝束纏繞著他們的鞭子，就像古羅馬刀斧手的統治標誌——這是俄羅斯文藝復興的一個奇特時期。被劃定為特轄區的地方整片整片被燒毀，平民在屠殺和驅逐中喪生。最後，沙皇下令洗劫諾夫哥羅德。2000多人受到折磨，他們被釘上柱子、被剝皮或肢解，以此威懾所有敵人。伊凡命令他手下身著黑衣的特轄軍像修道院院長一樣在修道院城堡中舉行幾個小時的彌撒，甚至要遵守僧侶的規則，這是俄羅斯歷史上最離奇的事件之一。只有當克里米亞的韃靼人放火焚燒莫斯科時，伊凡才倉皇逃走。如果沒有當地人的支持，韃靼人的進犯幾乎不可能。沙皇阻擋了死神的鐮刀，並開始對國內的恐怖分子實施恐怖主義。與此同時，在1572年夏天，俄羅斯軍隊在奧卡河南部的莫洛迪擊敗了韃靼人，莫斯科終於有了喘息之機。所幸古老的精英階層已被消滅，特轄區強化了沙皇的力量。立窩尼亞戰爭於1583年結束，但沙皇沒有撈到任何好處，不過他在亞洲取得了驕人的成功。帖木兒的毀滅性的戰爭已經為沙皇奠定了基礎。除了金帳汗國的首都薩萊外，這個「跛子」摧毀了中亞的重要商業城市，沉重打擊了汗國的經濟命脈。

  在「整個宇宙的正統基督教之主」沙皇的領導下，俄羅斯國家向斯拉夫之外的世界擴張，征服說其他語言、崇拜陌生神祇的民族，越進了帝國的門檻。對於歐亞大陸的歷史來說，這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並不是說沙皇可能確立了宏偉的計劃，而是說他抓住機遇，權力使人渴望更大的權力。沙皇成為蒙古世界統治者的真正繼承人。他的帝國繼續向外延伸，走向烏拉爾以東的草原和森林，擁有無窮無盡的自然資源和森林果實。最熱門的商品是毛皮，這是東方的真金。

  征服西伯利亞的先鋒來自斯特羅加諾夫家族，他們壟斷鹽業，家產日豐，成為一個大商人家族。伊凡四世授予他們貿易特權，為此他們雇用了一支私人軍隊，以500名哥薩克人為核心。在1582年的一次速戰速決中，他們擊敗了西伯利亞汗國。後來西伯利亞反擊，一開始節節勝利，甚至殺死了領導僱傭軍的哥薩克酋長埃爾馬克（Ermak）。俄羅斯人不得不撤退。但莫斯科現在主動出擊，派出增援部隊。占領這片廣大區域的關鍵是在此地修建基地據點，並用木柵欄圍起來，這樣遇險時可以提供保護。草原仍然是雙方苦苦爭奪的重點。在征服了喀山和阿斯特拉罕後，俄羅斯人來到這裡定居，把最肥沃的土壤據為己有。克里米亞韃靼人目前仍處於不敗之地。他們在奧斯曼人的保護之下，沙皇沒有與他們繼續較量。雙方都想要通過亞速和卡法（今天的費奧多西亞）進行有利可圖的貿易。

  伊凡留下的是一個貧窮分裂的國家。許多農民被驅趕離鄉，整個村莊都荒蕪一片，國家缺乏稅收。解決這一問題的方式又非常粗暴，那就是採取土地約束的方法，把人口和土地相綁定：原本非常自由的農民階層又向農奴制邁進一大步，受到越來越多的束縛。沙皇死後，王位空懸。先前易怒的伊凡在一次爭吵中殺死了自己的長子，只有他那智力有缺陷且膝下無子的兒子費奧多爾（Fedor）尚在人世，後者於1598年去世。留里克王朝最後一任君主咽氣，全俄縉紳會議（Zemskij Sobor）接受大主教的建議，宣布沙皇之位由省級貴族鮑里斯·戈東諾夫（Boris Godunow，1598—1605年在位）繼任，他曾在費奧多爾一世手下擔任攝政王。

  新任沙皇對普希金戲劇和穆索爾斯基（Mussorgski）歌劇的熱愛比他的政策更出名。同時，戈東諾夫的舉措一開始並未遇挫。他擊退了韃靼人，並收回部分被瑞典占領的地區。但他遇到了一個久負盛名的巨大敵人：小冰期。伊凡四世就已經受其所困。它連續摧毀了兩年的收成，數千人死亡，叛亂也隨之而來。這場鬥爭是為了麵包，也是為了反對農奴制。戈東諾夫生前，帝國就陷入「混亂時期」。虛假的沙皇也一一登場，瑞典和波蘭又趁火打劫。1610年，波蘭軍隊占領了克里姆林宮。在俄羅斯歷史上，這是外國勢力第一次滲透到俄羅斯權力的核心。但現在危機把所有能拿起武器的人都聚攏在一起。教會忙著賜福，希望他們能戰勝虎視眈眈的外國力量和天主教的入侵，解救莫斯科。縉紳會議又到了做決定的時候。1613年，他們選擇米哈伊爾一世（Michael Ⅰ）成為新任沙皇，他是大地主羅曼諾夫家族的後裔，他的大主教父親曾被波蘭人逮捕和拘禁。

  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裡，俄羅斯在波羅的海地區崛起成為霸權國家。丹麥不得不放棄在波羅的海的全部野心，而尚能在大國角逐中扮演一個角色的瑞典，則苦苦支撐到大北方戰爭（1700—1721年）。俄羅斯在「混亂時期」暴露了自身弱點，使得波蘭還可以歡慶幾場最後的勝利，但這跟它自己的實力無關。波蘭這個曾經最強大的歐洲國家之一，現在淪為沙皇國的附庸。在華沙，人們唯一可以期盼的沙皇的對手就是奧斯曼土耳其。博斯普魯斯海峽戰火不熄，維斯瓦河上就能保持和平。

  神聖羅馬帝國

  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是世界的主人，身居所有王侯和國王之上，這種想法長期以來一直只是幻想。在莫斯科，這種想法是一種異國情調。1488年，皇帝腓特烈三世為了感謝莫斯科大公共同抗擊奧斯曼帝國，向他許諾一頂王冠，大公粗暴地拒絕了這位哈布斯堡王朝君主，說他和他的祖先從一開始就是神賜的統治者，不需要任何人給他們任何的任命。直到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Ⅱ，1564—1576年在位）掌權期間，維也納和俄國貴族之間才重新出現比較密切的交流。1576年，伊凡四世向雷根斯堡帝國議會派出使團，這是俄羅斯人第一次出現在皇帝和帝國面前。他們帶著大量的隨行人員來到這裡，作為禮物他們奉上了滿滿「一屋子」的貂皮——每包40件——打包成箱。配備了500匹馬的騎兵隊表明，那裡有一股強大的力量。

  俄國人在雷根斯堡覲見了這位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者中不那麼親近天主教的皇帝。「另一個」馬克西米利安明確表露出對路德學說的偏好。他不贊成把英格蘭的伊莉莎白逐出教會，巴塞洛繆之夜發生的事讓他膽戰心驚。但他娶了一位西班牙公主——查理五世的女兒瑪麗亞，也同意他的兒子們在馬德里接受天主教的教育。他是音樂愛好者和書籍收藏家，也對科學感興趣。他似乎是一個優雅可親的人，也沒有表現出對僵化的宮廷禮節的喜愛。他真正相信的到底是什麼信仰，他一生都將其藏得很深。王朝的——這意味著天主教的——團結高於他的私人宗教信仰，這毫無疑問。

  馬克西米利安看到了自己所受的制約，也對自己身為主持人的角色瞭然於心。他的舉動一直考慮到奧格斯堡的宗教和平，非常明顯地顧及帝國憲法的平衡。這是國家利益至上原則的誡命。西班牙模式的嚴格宗教政策在德國是行不通的。如果必須進行戰爭並需要籌集資金，那麼皇帝需要讓議會進行投票；奧斯曼帝國虎視眈眈，迫使他無視貴族的抗議，逼迫他們交出自己的世襲土地作為妥協。1568年，帝國用數額巨大的貢品買來埃迪爾內[45]的和平，在此之後的25年裡，帝國總算可以放下繃緊的神經，並贏得時機擴建防禦工事，以確保哈布斯堡和奧斯曼之間的軍事邊界。然而在德意志內部，宗派和權力政治的緊張局勢已經危及和平。在宗教自由搖搖欲墜的瓦楞下，新教仍然一點點站穩腳跟，在世俗和精神兩方面贏得人心。據巴伐利亞稱，人們驅逐非信徒來淨化天主教的領土。在宗教改革運動內部，加爾文主義者——不受宗教和平的庇護，所以沒有合法權利——與路德宗相互競爭。教派的關係網絡遠遠超出了帝國的邊界，這是非常危險的。衝突可能會迅速演化成國際事件，外國軍隊入侵帝國領土，後來的三十年戰爭使這種擔憂成真。

  和平的意願仍然占上風。施文迪的拉撒路（Lazarus von Schwendi，1522—1583）在反擊土耳其人時是一位戰功赫赫的將軍，他在1574年寫過一本備忘錄，支持皇帝保守的政策。這本備忘錄深刻解釋了宗教改革的歷史正當性。施文迪和他的主子一樣，終生信仰天主教，他認為改革的起因是教皇那僵化又無力改革的統治。正如法國和尼德蘭的局面所示，暴力之路毫無希望。如果一陣風在德意志重燃餘燼，那麼外國和奧斯曼絕不會錯失入侵的良機。這個王國很可能葬身於它們的「咽喉和雙手」。所以，施文迪建議與西班牙和教皇保持距離，他們總是喜歡火上澆油。對於德意志人來說，很不幸這個建議沒有受到重視。

  馬克西米利安去世後，德意志的緊張局勢也有所加劇。1582年，選帝侯和科隆大主教瓦爾德堡的格布哈特·特魯赫澤斯（Gebhard Truchse? von Waldburg，1547—1601）違反宗教和平約定皈依了新教，但又不願放棄頭銜，原因是他打算娶一個出身貴族的女牧師。天主教教會勃然大怒，並用武器作答。巴伐利亞和西班牙的軍事力量驅趕了這位多情的教會貴族，幫助一位維特爾斯巴赫的王子獲得科隆權杖。只有奧蘭治支持那個愛江山更愛美人的大主教。萊茵河畔的衝突拉響警報，很快就成為尼德蘭獨立戰爭的第二戰場：預示著即將到來的複雜糾葛。

  在「科隆騷亂」期間，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自己也失去了共同的時間。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Gregor ）接受天文學家和數學家組成的委員會的建議，開始推行新曆法。它將取代愷撒時代制定的「儒略」歷，後者明顯地偏離太陽年。1500多年來堆積了太多的小偏差，比如，滿月要比日曆上的時間早很多天出現。現在有了天文觀測數據，可以進行更精確的調整。最重要的措施是，有10天被刪除了。具體來說，1582年10月4日之後就是10月15日。這樣，春分日重新回到了3月21日，人們終於可以在正確的聖誕節和復活節時間慶祝聖誕節和復活節了。這項舉措意義重大，其動機純粹是技術性的。但它的缺點是，這是教皇的命令：確定正確的時間本質上是一個權力覆蓋面大小的問題。在一些城市，如里加和奧格斯堡，實行新曆法時發生了騷亂。新教地區仍舊遵循儒略曆，比如英格蘭和蘇格蘭一直保留到18世紀中葉，而一些東正教教會甚至至今未改。

  馬克西米利安的繼任者魯道夫二世（Rudolf Ⅱ，1576—1612年在位）和他的父親一樣，得到了褒貶不一的評價，甚至與之相去甚遠。這位皇帝是土星的嬰兒：憂鬱又羞澀，當然也很情緒化——有時快活，有時暴躁，同時又有高智商，這對於抑鬱沒有什麼幫助，對於統治也只有阻礙作用，但他絕不是官僚主義者。從1583年開始他就住在布拉格高聳的城堡中，一輩子沒有移居他處。他的身邊有很多信奉異端的人——路德教徒、加爾文主義者，也有一個溫和派的胡斯教徒和一個皈依天主教的猶太人，也有不怕惹怒羅馬教皇的使節。他還讓耶穌會士遠離布拉格大學。面對複雜的現實，他逃進自己的奇蹟房間，一個塞滿寶藏、藝術品和奇特玩意兒的博物館。數百名鍊金術士、占星家和魔法師，既有騙子也有偉大的學者，將他團團圍住。魯道夫與拉比猶大·勒夫（Judah L?w）進行長時間的交談，傳說中他創造了泥人哥連。

  當時，布拉格聚集了文藝復興晚期一切崇高、古怪和技藝高超的藝術。皇帝特別偏愛珍貴的鐘表，也許是因為它們精確的自動生活正好是混亂的世界局勢的反面。他在世襲土地上反對頑固的社會階層，想強化自己的權威，並且試圖恢復舊信仰，雖然沒有過度的熱情。他對神聖帝國的複雜事務一直不感興趣。1593年，土耳其戰爭重燃炮火，匈牙利貴族利用這個機會想爭取獨立。人們稱之為「漫長的戰爭」：13年中，堡壘和城市被占領，然後又被再次奪走。皇帝小勝幾場，就用宏偉的藝術品來誇耀。在他統治期間，哈布斯堡王朝的東部政策遠遠延伸，他再次把目光投向莫斯科，說不定他們可以結為同盟對抗奧斯曼帝國。甚至波斯使團也到布拉格覲見。

  17世紀初，莊嚴朴特遭遇內亂，薩非王朝又想執行擴張政策，因此來與魯道夫商談。哈布斯堡資金匱乏已經盡人皆知，皇帝也想趕快結束戰爭。當時遭遇了稅收壓力，流民失所，瘟疫蔓延，匈牙利、摩拉維亞和奧地利都出現騷亂。反叛的地區宣布擁有自治權，也催促著皇帝與莊嚴朴特和談。1606年，雙方在吉托瓦托洛克附近的一個多瑙河小島上簽訂和平條約，和平將持續75年之久。要不是平息了東方戰火，哈布斯堡幾乎無法繼續在中歐推行強權政策。如果伊斯法罕沒有間接提供武器援助，那麼德國天主教徒的未來將不堪設想。

  吉托瓦托洛克和約雖然頗具成效，但從此皇帝不再行使其意志，他躲進城堡中的夢想世界無法自拔，越來越不負責任。他的兄弟們默默地架空他的權力。由於沒有合法的後嗣——魯道夫還是個單身漢——叛變者中最年長的馬蒂亞斯（Matthias，1612—1619年在位）繼任了皇位。魯道夫二世於1612年在城堡中去世，除了一個空洞的頭銜和歐洲最美麗的藝術藏品之外別無他物。帝國權威的衰落髮生在微妙的形勢中，這些事件都在把德國推向戰爭。

  支持強硬對抗的人對這裡的基調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影響。人們對宗教和平的闡釋持有爭議，違法行為也在增加，帝國司法最終癱瘓。1608年，帝國議會在沒有通過決議的情況下解散了。沒有了可供討論的論壇和裁決機構，衝突無法得到平息。結果就是，宗教黨派無視帝國憲法而組成聯盟，新教聯合體和天主教同盟都紛紛湧現。維也納樞機主教克萊施徒勞無功地想通過均衡政策緩和局勢，當時皇家宮廷又遷到維也納，他在宮廷擔任首席政治家。1618年，波西米亞的新教貴族起義——跟法國一樣要求宗教自決和政治特權——終結了一切為和平所做的努力。叛亂很快就被鎮壓。1619年，波西米亞人推舉普法爾茨選帝侯腓特烈五世（Friedrich Ⅴ）稱帝，然而這頂皇冠他只戴了一個冬天。勝利者對思想進行嚴格控制，沒收反叛者的財產，讓這片地區天主教化。由於新教王侯和西班牙干涉這次事件，哈布斯堡的歐洲對手也都紛紛插手，德國陷入一場混戰，持續了30年之久。

  神話史：義大利

  哥倫布的美洲之旅和好望角周圍航線的開發給世界格局帶來巨大變化，人們最早在里亞托感受到了這一點，這裡是歐洲最重要的信息交流中心之一。早在1499年，貴族吉羅拉莫·普利歐利（Girolamo Priuli）就曾記述，葡萄牙派出船隻去尋找「哥倫布統治」的香料島，他們可能已經到達「印度的褚洛褚特和雅登」。他敏銳地評價道：「如果是真的，這個消息對我的影響似乎很大。」然而，胡椒價格直到16世紀末才開始下跌。葡萄牙無法壓制絲綢之路上的駝隊貿易，航線的開發再次受到重視。在絕望中，威尼斯人設想了一個夢幻般的計劃，即在地中海和紅海之間挖掘水道，一條超前的蘇伊士運河。該項目從未得到認真實施。

  在地中海東部，「最尊貴的」人（威尼斯共和國全稱「最尊貴的威尼斯共和國」）發現自己深陷在抵禦奧斯曼帝國的戰爭泥沼中。烏斯克[46]海盜讓塞爾維亞和克羅埃西亞出現大批難民，他們大多在大國之間紮根定居。勒班陀大捷那一年，賽普勒斯失陷，克里特島在下個世紀也將在綿長戰火中淪喪。荷蘭人和英國人擠進土耳其人的貿易團伙，德國銷售市場隨著三十年戰爭而崩潰。威尼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地位逐漸成為過眼雲煙，就像以城市經濟實力為基礎的商業帝國的時代已經結束。漢薩同盟的衰落與威尼斯-黎凡特貿易的崩潰同樣意義重大。從此，以往那些從里亞託運抵東方的精美但昂貴的羊毛裙被尼德蘭和英格蘭的廉價產品所取代。許多人不再投資高風險的貿易，更傾向於把資金轉移到地產投資。隨著人口增加，在威尼托和倫巴第，種植穀物都被證明是有利可圖的。幾乎沒有一顆穀物能夠從奧斯曼帝國及其飢餓的大城市伊斯坦堡抵達義大利北部，它們都被用來填補糧食空缺，並儘可能從中獲益。

  在四國同盟的舊日勢力範圍中，里亞托河畔的共和國是唯一一個還留有貿易空間的同盟成員。它成功地反抗了羅馬教皇。原本神職人員擁有自己的管轄權，在一場影響深遠的爭端中，威尼斯從羅馬教廷手中奪走了這一特權並制止教會財產的進一步擴張。保羅五世（Paul Ⅴ，1605—1621年在位）將威尼斯逐出教會並下達禁令。作為回擊，威尼斯人對出版教皇法令的人處以死刑，並驅逐耶穌會士和其他教團信徒，最後羅馬不得不屈服。中世紀的教皇主權臣服於新時代的國家主權。然而，當時在聖彼得大教堂穹頂上鑲嵌馬賽克的工匠還是拼出足足兩米高的《聖經》經文，昭示著教皇的絕對地位：「你是彼得」——拉丁語的單詞也意味著「磐石」——「我想在這磐石上建立教會；我會給你天國的鑰匙。」一個極具象徵意義的行為是，保羅在1606年將卡諾莎的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宣為聖徒。不久之後，蘇亞雷斯和其他西班牙學者便證實，在教會中擁有絕對統治權的從來都不是宗教理事會，而是教皇。

  羅馬現在的人口已經超過10萬。教皇是統治他們的牧羊人，而圍繞教皇的官僚機構已經雜亂無章。教皇權力一如既往受限於舊階層的影響力，他們擁有特權、封建財產和關係網。貿易對教皇國的首都來說無足輕重，各種行業也影響甚微。羅馬的運行仍然靠現金流，它們從周邊地區的龐大地產流入貴族的珍寶箱，還有朝聖者、謀求職位者和遊客隨身攜帶的芬尼——但最重要的是從歐洲一半地區搜刮而來的杜卡特金幣，它們在教廷的財政庫房和樞機主教的帳房裡堆積成山。雖然特倫托宗教會議廢除了一些弊端，但舊的裙帶關係仍屹立不倒，在1600年前後不比宗教理事會的權力小。切薩雷·波吉亞的時代已成為過去。要在這個政治體系牢固的半島上再建立自己的國家，就連最強大的僱傭軍首領都不敢想。不過，教皇國仍舊得以擴張：16世紀末得到了費拉拉，因為埃斯特家族沒有合法的男性繼承人；1631年吞併了烏爾比諾，因為德拉·羅韋雷家族絕嗣。

  佛羅倫斯尚能宣示主權。亞歷山德羅·德·美第奇被暗殺是美第奇家族的最低谷，但這個家族與歐洲一半的貴族攀親，此時其權勢已經上升到新的高度。阿諾河另一邊的皮蒂宮已經擴展到如今的龐大規模，科西莫的妻子托萊多的埃莉奧諾拉（Eleonora von Toledo）在這裡建造了一座華麗的庭院。從那時起，人們把城市中心的舊政府所在地稱為「舊宮」。像威尼斯人和倫巴第人一樣，佛羅倫斯人也返回鄉間，依靠地租生活，橄欖樹、葡萄酒和穀物是他們的收益來源。技術創新也停滯不前。

  佛羅倫斯不再需要大型戰爭。大公科西莫在一生中只進行過唯一一場比較重要的戰役：1554年8月2日基亞納河谷的馬西亞諾戰役。在西班牙的支持下，美第奇戰勝了錫耶納人和法國人的同盟，開啟了前往錫耶納的道路。經過一年的圍攻，宿敵投降。法國失去了最重要的義大利堡壘。喬爾喬·瓦薩里在「五百人大廳」中繪製了一幅巨大的壁畫以示慶祝，這裡可謂美第奇家族和佛羅倫斯的萬神殿。1569年，庇護五世將科西莫的國家擢升為大公國。幾年前，美第奇剛剛為他的兒子弗朗切斯科一世·德·美第奇（Francesco Ⅰ. de' Medici）買下與皇帝斐迪南的一門婚事，待字閨中的是皇帝的小女兒胡安娜。

  當時所有佛羅倫斯的榮耀都要歸於全能的西班牙盟友的恩典，這個托斯卡納地區的公國一直航行在西班牙的航道中，後來科西莫一世的繼任者也未偏離。腓力在半島上的權力如鉛一般沉重。西班牙統治米蘭、那不勒斯、西西里島和撒丁島。托斯卡納海岸和厄爾巴島上的堡壘防範著土耳其人、海盜和本地居民的進攻。薩伏依因為阿爾卑斯山通道具有重要戰略意義，不得不聽命於馬德里，而熱那亞在海上英雄安德烈亞·多里亞的領導下也加入了西班牙。《卡托-康布雷齊和約》讓熱那亞共和國得到了科西嘉；1566年，它將愛琴海的殖民地希俄斯輸給了奧斯曼帝國。裝備精良的薩伏依軍隊是動亂的根源，其領導者是雄心勃勃的卡洛·埃馬努埃萊一世（Karl Emanuel Ⅰ，1562—1630）。埃馬努埃萊一世在西班牙和法國之間的搖擺不定收效甚微。他企圖在政變中奪取異端化的日內瓦，也宣告失敗。1628—1631年曼圖亞爆發了繼承人戰爭，這只是哈布斯堡與波旁在歐洲中心的漫長角力的一個次要戰場，並未讓薩伏依在蒙特費拉托得到很多利潤。

  西班牙統治下的義大利國家如同西班牙一樣，沒有具有政治影響力的資產階級，經濟上也沒有太大的動力。這個霸權國家將義大利視為貨幣來源——最重要的金融中心是熱那亞——而且是一道防禦牆：南部和西部地區抵禦奧斯曼帝國，北部地區則與法國對峙。梅佐喬諾（Mezzogiorno）[47]在中世紀全盛時期曾是歐洲最富有的地區，現在卻持續衰落。西班牙為了在法國、佛蘭德斯和英吉利海峽進行戰鬥，從西西里島調動大批船隻，並且不得不放棄駐軍。結果，來自北非的柏柏爾人海盜頻繁侵擾沿海地區。在其內部，較強大的階層只能自助。在這裡和大陸上，土匪用暴力掠奪，腐敗的國家用其聲稱的權力搶奪，貴族用其所堅信自己擁有的權力豪奪。貴族有些時候甚至利用強盜團伙，用他們的武力自衛並恐嚇自己國家的農民。底層民眾在田地間勞作，寄生的貴族階級才能在城市中過上奢侈的生活。這裡的人口也在增長，尤其是奧斯曼帝國征服巴爾幹地區後導致大批移民的到來。然而，殘酷的瘟疫一直讓人口與資源維持新的平衡，比如1575年的墨西拿、1624年的巴勒莫。

  西西里島的議會只不過是總督的傀儡。城市代表由主管當局選出，他們和教會一樣，沒有政治上的影響力，而教會也在王權監管之下。教皇的采邑權力在西西里島上幾乎已經消失殆盡。例如，馬德里決定由誰來擔任主教並控制宗教裁判所，只有耶穌會學院和薩勒諾、那不勒斯的古老大學可以推行高等教育。1547年爆發了一次起義，學院被懷疑是革命的滋生地，總督彼得羅·阿爾瓦雷斯·德·托萊多（Pedro álvarez de Toledo）下令關閉學院。在鄉間，街道和橋樑年久失修，只有首府得到城市化的系統修葺。在那些遙遠的、國家難以保護民眾的地方，人們逃入家中並藏匿在熟人中間。社會形勢僵化，時間在義大利南部仿佛也停止了。為了打造桅杆和甲板，樹木被濫伐濫采，而無處不在的山羊把土地啃噬一空，侵蝕土壤。河流任意改道，在夏天滲入塵土飛揚的土地，春天洪水泛濫；濕地越來越多，瘧疾也隨之而來。作家卡洛·李維（Carlo Levi）曾被法西斯主義者驅逐到巴西利卡塔[48]的一個村莊，他在小說《基督停留在埃博利》中描述了一個亘古未變的農民世界：「我認為，人們應該寫這個關於義大利的故事，如果有可能的話，寫出一個沒有隨時間發展的地區的歷史：永恆和不變的唯一歷史，一個神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