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封時代

  35. 歐洲圖景一：西歐——教派、戰爭、未來之國

  氣候變化、饑荒、女巫恐慌

  隨著16世紀向前推進，不僅是歐洲，整個世界都漸漸變冷。大約從1540年起，平均氣溫一開始逐漸下降，然後從大約1560年開始急速降溫。泰晤士河和博登湖等大型水域都凍結了。1573年，人們經歷了該世紀最冷的冬季，也是近500年來最寒冷的冬季之一。1587年在編年史中被記錄為「無夏之年」[37]。冰川蔓延到山谷，穀物在雨中腐壞，冰雹從黃雲中傾盆而下。洪水泛濫，狼群在冰凍的城市和村莊中肆虐。歐洲藝術史上出現了第一批大畫幅的冬季場景，展現了當時的氣候劇變，如老彼得·勃魯蓋爾在1565年創作的《雪中獵人》（插圖52）。與此同時，占星術的書籍數量激增。人們害怕未來，想知道會發生什麼。醫生米歇爾·德·諾特達姆（Michel de Nostredame，1503—1566），即諾查丹瑪斯（Nostradamus），用他著名的神秘預言吸引到大批信眾。

  這一系列的天氣災害都發生在地球氣候長期降溫的極寒時期，即「小冰河時代」，大約始於1300年，一直持續到1850年。直到18世紀，天空才略為變亮。這次大降溫很可能是全球性的。今天，人們推測這是由於太陽活動的減少以及劇烈的火山噴發造成的。溫暖的日子和美好的夏天雖然仍然存在，但問題是，持續兩三年的糟糕天氣可能導致歉收和減產。城市的糧倉里通常只儲存九個月的糧食。如果糧食匱乏持續的時間更長，麵包——不提價的話——就只能做得更小更薄。波羅的海國家對農莊經濟的抑制使穀物的產量得到了提高，可以往南出口穀物，但這還不足以彌補供應缺口。柴火也變得稀缺。

  小冰河時代產生了極其劇烈的影響，因為歐洲的人口一直在增長，幾乎達到了可能的極限。馬爾薩斯的理論在此時得到了驗證。饑荒又隨之而來，且這一次比以往波及範圍更廣、更具威脅性。饑荒讓人均壽命急劇縮減，比流行病和戰爭的影響還要大。一些人簡直成了行走的骷髏。據一名目擊者觀察，食物短缺使皮膚呈深灰色，有時幾乎是黑色，幻覺會在人們面前伸手召喚，死亡則在人們背後等待偷襲。死亡的另一個幫凶是通貨膨脹，除了美洲貴金屬的泛濫，人口增長也是推波助瀾的力量之一。而實際工資遠遠落後於物價增長。在16世紀的最後30多年裡，人口曲線再次下垂，而手工行業根本無法對需求下降立刻做出反應。特別是在產能出了名不穩定的紡織部門，生產大大超過了需求。結果就是，從事布料和服裝製造的大量織布工和其他工匠陷入貧困。

  國家對資金的渴望加劇了社會緊張局勢。國家要求徵稅，而且首先對那些幾乎連飯都吃不上的人下手，通貨膨脹對這些貧民來說更是雪上加霜，他們原本為後面更糟糕的日子所儲備的一點積蓄，現在也被搜刮一空。國家擴張、戰爭和氣候形成了一個險惡的同盟。16世紀下半葉開始，國家崩潰、革命和叛亂變得越來越頻繁，都跟這個同盟脫不了干係，一開始發生在半個歐洲，後來擴散到全球，從墨西哥到日本，從菲律賓和印度到巴西。大多數時候，這些動盪並不是為了徹底改變體系，而只是對抗飢餓和物資匱乏，也許是想恢復舊日的、更好的生活。

  當時的人並不能理解這些苦難的複雜背景。但法國法學家讓·博丹（Jean Bodin，1529/1530—1596）已經意識到，新世界帶來的泛濫的銀子對貨幣貶值的神秘現象有重要影響。與他同時代的英國商人托馬斯·格雷欣爵士同時也是女王伊莉莎白一世的顧問和倫敦證券交易所的創始人，他制定出一項後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法則：如果硬幣的價值遠遠高出用來製作硬幣的貴金屬的含量，那麼這些劣幣會把實際價值更高的貨幣（即良幣）驅逐出市場。良幣會逃離該國或被藏在貴金屬儲備中。但認可這種理性解釋的人在當時寥寥可數，相反，大多數人懷疑氣候劇變及其後果的最終原因是上帝的懲罰。

  當時的人總是認為貧困的首要原因就是窮人自己，肯定是他們所謂的懶惰、懶散引發了上帝的憤怒。16世紀末的傳教士在布道時說，假如上帝是「工人行會」的一名成員，那麼他的對手撒旦代表的就是閒人行會；照顧這群閒散之人的是他們自己的惡魔助手，即「懶惰魔鬼」。很多宗教宣傳冊也提到對抗懶惰的鬥爭。工作長期以來僅僅被視為原罪造成的令人討厭的後果，現在卻成為一種公民美德。在這次由氣候變化引起的危機中，逐漸形成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催人勤奮的運動」〔保羅·明希（Paul Münch）語〕，在當時市民社會日趨成形的過程中，一直盤桓著這種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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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們對待小冰河時代的態度既有理性也有妄想。自16世紀下半葉以來，天氣觀測的系統記錄不斷積累，所以人們也開始嘗試預測天氣。有一種觀點普遍流行，認為破壞性天氣是由巫婆引起的。隨著氣溫的降低，對黑魔法的信仰逐漸升級到瘋狂的程度。長期以來，人們都認為天降冰雹傷害人就是巫師們所做的惡事之一，即使是最近再版的《女巫之槌》一書也提到了這一犯罪行為。此外，人們試圖像以前那樣，用邪惡女人和危險的魔法師的魔力來解釋所有的災禍，比如瘟疫、牲畜死亡、嬰兒早夭或陽痿。迫害風潮早就出現過，而此時爆發的大恐慌，與小冰河時代的氣候震盪幾乎出現在同一時間：二者的尖峰時間都是1560—1630年。

  拉丁歐洲在神學家、法學家和施刑者的幫助下創造惡魔，讓社會從內疚感中解脫出來。像猶太人一樣，這些假想出來的罪大惡極的女性罪犯和她們的男性同行都是替罪羊。為了讓那些迫害和殺害他們的人內心不再恐懼，這些不幸之人發揮了核心作用。他們幫助解釋不幸，並且他們總是為各種行為提供契機，即使沒有太多事情要做——無論是為了抵禦寒冷，還是洪水、疾病或死亡。為了讓民眾信服，說法都是精心組織的，比如天父準備了可怕的懲罰，無論是基督徒還是其他宗教的信奉者，都知道類似的獎懲體系。事實上，巫師和女巫都來自人類心靈的最深處，他們在世界的任一盡頭，以及在任何時間都可能出現。在美國的納瓦霍人、東非的切瓦人、澳洲原住民和阿茲特克人，或者被稱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的特羅布里恩群島居民中都可以找到他們。拉丁歐洲的獵巫運動與其他地方的區別在於，它們是由擁有或多或少較為發達的法律體系、「專業文獻」（例如《女巫之槌》）和監察部門的國家主導實施的。

  告發和檢舉通常直接來自這些被害人的社交圈子，最終造成數百人傷亡。就那些欠發達的小國家及小村莊而言，其迫害行為特別暴力。這些地方經常忽視正規的程序規則，他們的審判過程往往非常短暫。另外，一些政權利用獵巫行動來驗證監管權力的效率。

  沒有哪裡的獵巫受害者能比歐洲更多。保守估計，有5萬～6萬人被處決。當然，也有一些批判性的論述認為對女巫的恐懼完全是空洞的妄想，甚至質疑魔鬼的真實性，比如約翰·維耶爾（Johann Weyer）1564年發表的《論惡魔幻象》、托馬斯·納舍（Thomas Nashe）1594年出版的《夜之恐慌》，或貝尼托·佩雷拉（Benito Pereira）的《反對欺騙與迷信的藝術》。但也有例外，比如1631年印製的著名的《法律思考》，作者是耶穌會神父弗里德里希·馮·施佩（Friedrich von Spee）。幾乎每個人都相信好魔法和壞魔法的效果，不管是菲奇諾和讓·博丹這樣的知識分子，抑或是一個熟知草藥的農婦，她喃喃自語念著咒，想讓一個身患痛風的男人不再被痛苦折磨。

  與猶太人等真正的少數民族不同，女巫的數量可以任意猜測。事實上，為了解釋16世紀下半葉席捲人類世界的各種災難，相關惡人的數量要比亞洲人口還多。1589年，一位奧格斯堡編年史家計算出參加女巫安息日聚會的人數為29,400。同時，一部神學專著稱，現有魔鬼的精確數量為2,665,866,746,664。此外，當時的人在腦海中也想像出了狼人的邪惡形象——在奧斯曼帝國的邊境——還有吸食血液和蜂蜜或吃穀物的吸血鬼，他們都要對匱乏和困厄負責。偉大的「教育家」上帝怒氣衝天，降下懲罰和訓誡。

  執政者認為自己有義務清洗一切巫術和惡魔的污垢，淨化國家和社會。後宗教改革時代的宗教亢奮激發了民眾對道德教化的熱情。人們關閉妓院，反對淫亂、賭博和饕餮狂飲，並向魔鬼本人及其差役和嘍囉開戰。火刑場堆起柴垛，淨化必須徹底地進行：女巫、巫師和異教徒一樣被送上火刑架，仿佛他們是城市、國家和教會的神聖軀體上的潰瘍（插圖35）。劊子手會先扼殺這些犯人，這樣在火舌舔上來之前，至少能減少他們的煎熬，或者在他們的脖子上掛上一袋麵粉，讓他們早點斷氣。這場女巫之火可能最終是被一個古老的想法點燃的：向復仇的上帝獻上犧牲品，應該能讓他消氣。上帝摧毀生命是為了帶來生命，並重新設定宇宙秩序。

  在小冰河時代，教會壟斷了魔法，這種堅定的壟斷可能是因為，僅僅是寬容異端和巫術就已經冒犯了上帝的尊嚴。上帝希望被「正確」地崇拜。寬容那些違反規則的人可能激起上帝的憤怒，使寒冷、飢餓和疾病遍布塵世。在不太困難的時期，那些可以被接受的東西，比如白魔法，越來越成為迫害者關注的焦點。它關乎的一直是治癒靈魂。上帝的戰士、巡訪者和審訊者，甚至是最普通的牧師，都致力於使這個世界變得純潔，從而被上帝喜愛。

  從奧格斯堡到特倫托

  文藝復興時期，沒有哪個人可以平和地安享寧靜的生活。即使在正常時期，每個年齡段都會受到死亡的威脅。一個小的感染就能使得一切結束。就算考慮到嬰兒的高死亡率，當時的平均壽命也就在18～21歲之間。因此，人們無論做什麼都要考慮另一個世界。最後還要考慮到關乎永恆的問題，畢竟，1000年的地球歲月只不過是一息之間。與女巫和異教徒鬥爭的原因和堅定信仰的原因相同，都是為了捍衛「純粹的教義」。各類宗教派系都在強化自我，不再相信有妥協的可能，行事方式變得更加激進。

  西班牙醫生米格爾·塞爾維特（Miguel Servet）對三位一體有著自己獨到的觀點，他不皈依任何派系，因而敏感地意識到這種激進所在。他參考《聖經》經文和阿拉伯語資料，認為歷史上的基督只是一個人，而不是一個神。他遭到路德宗和天主教徒的迫害，在日內瓦逗留期間被認出並被捕。加爾文多番奔走，確保他於1557年10月27日在日內瓦城門外被處決。塞爾維特被活活燒死，上帝的榮耀得到確立，就連平日裡很平和的墨蘭頓也拍手稱快。只有塞巴斯蒂安·卡斯特利奧（Sebastian Castellio）——他曾是加爾文的弟子，現在是加爾文的反對者——一針見血地說：「殺死一個人並不意味著捍衛一條教義，這意味著殺死了一個人。」在一個更黑暗的時期，1936年，作家史蒂芬·茨威格稱讚他是反對暴力捍衛良心的英雄。然而，加爾文繼續進行他的火焰布道：反對一切偏離正確路線的人，反對反三位一體論者，反對再洗禮派，反對靈性論者，反對猶太人，反對不堅決的溫和派還有那些熱愛俗世的人文主義者。1564年他去世後，勃艮第的泰奧多爾·德·貝扎（Théodore de Bèze，1519—1605），一位神學家和傑出的希臘學家，成為他的繼任者。

  加爾文主義被證明是宗教改革最強大的傳承。這個來自皮卡第的人的教義比路德學說傳播得更加深遠。它在一些德意志國家贏得支持，並進入尼德蘭、蘇格蘭和英格蘭，並在每個國家都建立了獨立的教會組織。法國受迫害的新教徒用加爾文修訂的《高盧信綱》武裝自己。瓦勒度派信徒也決心追隨日內瓦。而另外，西班牙仍然對加爾文主義保持免疫。這裡只有兩部加爾文著作得到譯介，法國的譯本已經有200多個。儘管做過一些努力，加爾文主義者和路德宗之間的敵意並不比他們兩派對天主教徒的敵意少。爭議的原因仍然是關於聖餐性質的不同意見。

  內部紛爭不斷的德國人在1555年舉行的奧格斯堡帝國議會上談判並達成宗教和平的決議。這項和平決議表明帝國從法律上承認路德宗，也就自然排除了其他教派，而這為後來的衝突埋下了隱患。每一塊領土的宗教信仰則由其王侯決定。「教隨國定」「誰統治，就隨他的信仰」，這類說法在後來頻繁出現。如果有哪些臣民因為良心不肯皈依「國家教派」，那麼他們仍享有些許人權，可以移居國外。對於一些帝國城市而言，和平為天主教徒和路德信眾的共存開闢了道路。但國王斐迪南一世無視皇帝查理五世，單方面發布了「教產保留」（Geistliche Vorbehalt）宣言，為衝突埋下種子。斐迪南要求，假如一個王侯決定改變宗教信仰，他必須放棄自己的世俗權力並放棄教會財產的所有收入，然後選舉一位天主教徒取代他的位置。而另一方面，國王的一項聲明（即《斐迪南宣言》）保護了新教徒的信仰，這種信仰在城市和騎士團體精神領地中已經推行很久了。就財產而言，1552年達成的《帕紹條約》中的條件設定了標準。

  教皇保羅四世是一個符合精神病症狀的狂熱分子，他拒絕認可這項和平協定。他威脅要將皇帝逐出教會，甚至在法國進攻西班牙的戰爭中冒險與法王亨利二世站到一邊。這不是一個好主意。阿爾瓦公爵的部隊占領了教皇國，保羅不得不爬上十字架。而帝國重新迎來和平。1555年這一易碎的「玻璃和平」到1618年都未被打破，並且它具有前瞻性的意義，因為它把政治考慮放在優於宗教顧慮的位置。雙方都用它折磨自己。國王斐迪南曾經說過，他心中天主教徒的良知和榮譽感與新教徒的良知和榮譽感一樣多，他不想讓這兩者在他心中交戰。儘管如此，他還是簽署了協定。但查理五世並沒有在和約上落筆。和約簽訂後，皇帝立即退位，他將西班牙的土地和王冠轉交給他的兒子腓力，帝國則由斐迪南繼承。

  這位退位的統治者在西班牙荒蕪的西南部一個名為「聖哲羅姆·德·尤斯特」的耶柔米派修道院中度過了生命中的最後三年時光。他沒有被困在牢房裡，而是住在一座為他建造的文藝復興風格的豪宅中，60名宮廷僕從在其周圍，為他供應精美的食物。他臨終前的最後一眼望向提香的《榮耀》，畫中查理本人身著懺悔者的白色長袍，也可能是榮升極樂的禮服，被他的家人和天堂合唱團圍在身邊（附圖23）。這個強大而又無力的男人向三位一體高舉懇切的雙手，皇冠被他放在身邊。幾乎沒有其他任何藝術作品能夠像這幅畫一樣，向觀眾展示16世紀的人內心的最深處。查理讓那個時代最偉大的畫家為他展現出未來生活的願景。1558年9月23日當他離世時，他肯定堅信自己已經在上帝身邊獲得了一席之地。

  作為查理的接班人，新任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Philipp Ⅱ，1556—1598年在位）剛一即位，就仿佛受到幸運女神的青睞：兩次迎擊——1557年在法國北部的聖昆廷和1558年同樣在法國北部格拉沃利訥——法國人都大獲全勝。這讓宿敵也不得不做好和談的準備。此外，英格蘭似乎也可以融入西班牙的帝國體系。腓力於1554年與亨利八世和阿拉貢的凱薩琳的女兒瑪麗·都鐸完婚，瑪麗比他年長11歲。這位未來女王接受了伊拉斯謨的教導，但並未阻止她在宗教改革的環境中成長為一個好戰的天主教徒。1553年，在她同父異母的兄弟愛德華去世後，她成為繼任者，並粗暴地背離了前幾年對新教的友好政策。英格蘭應該再次成為天主教國家，教皇應該再次成為教會領袖。中世紀的異端法再次生效，近300名新教徒被送上了處決台。其中包括大主教克蘭麥，他曾經讓瑪麗女王的父母離婚，使她成為一個私生女。與「血腥瑪麗」的聯姻讓哈布斯堡家族有望成為英格蘭王室的繼承人，但女王一直沒有子嗣。她與查理五世同年去世。瑪麗的繼任者是她同父異母的妹妹伊莉莎白，亨利和安妮·博林的女兒。她拒絕了腓力的求婚，她已經有一個有合法婚約的伴侶，她說這個伴侶是英格蘭。新教徒臣民終於從噩夢中解脫出來。與此同時在塞維亞，有50多名路德的信徒被扔進火焰。

  瑪麗還沒被葬入威斯敏斯特的墳墓，腓力就向法王亨利二世尋求補償，但兩位國王的金庫都空空如也。1559年，他們在卡托-康布雷齊簽署和平條約，緊接著法國破產，和談也結束了義大利和法國東北部已經略顯疲態的戰爭。它標誌著英格蘭放棄加來，這是安茹帝國的最後殘留。這樣，英國歷史上一個血腥的篇章，中間包括百年戰爭，終於告一段落。英格蘭贏得了寶貴的幾十年用來擴大其船隊，開闢新的航線和市場。領土整合的間接後果是，英國和西班牙各有目的的聯盟結束，這本來是為共同反對法國而成立的。

  在法國，權力鬥爭現在也與宗教分歧糾纏在一起。在亨利二世去世後——1559年，他在一次為慶祝《卡托-康布雷齊和約》的騎士比武中受傷不治——法國的君主制陷入了一個不穩定的階段。亨利的兒子弗朗索瓦二世與瑪麗·斯圖亞特（Maria Stuart，1542—1587）成婚，因而加冕為蘇格蘭國王，他於1560年去世，甚至沒有活到17歲。在他之後登上王位的是10歲的查理九世（Karl Ⅸ），亨利的遺孀凱薩琳·德·美第奇成為攝政王。她要安撫相互爭鬥的政黨：一邊是以吉斯家族的弗朗索瓦和查理兄弟為首的複雜家庭網絡，兄弟倆一個是公爵，一個是洛林的樞機主教；另一邊是新教的高等貴族，波旁、孔代和沙蒂隆等幾大家族。他們都想保留自己虔誠的宗教信仰，但同時都覬覦法國王冠。即將到來的災難已經投下巨大的陰影：1560年初，新教貴族的陰謀，即「昂布瓦茲騷亂」被鎮壓，涉及此事的1000多人都被絞死。

  攝政王凱薩琳暫時保持了均衡。同年，她力保米歇爾·德·洛皮塔爾（Michel de L'Hospital，1503—1573）被任命為掌璽大臣，後者是一位法學家，同時也是深受伊拉斯謨影響的人文主義者。在強硬派人士眼裡，他和其他的寬容派都是馬基雅維利派。他們被稱為「政治家」（politiques），這不是一個友好的稱謂。然而當時的海軍上將加斯帕爾·德·科利尼（Gaspard de Coligny，1519—1572）是胡格諾教徒的發言人，他很樂意妥協，大清洗暫時被推遲。

  在這片「最信奉基督教的國王」的土地上發生的許多大事，讓歐洲的天主教徒團結起來。在艱難的談判之後，主要大國摒棄它們的政治分歧，同意恢復暫停的宗教會議。1562年1月，會議又一次在特倫托舉行，這是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會議。沒有新教徒到場，但有200多名樞機主教、主教、兄弟會領袖和修道院院長現身。義大利人占絕大多數。他們不再想為新教徒牽線搭橋，以前不會，現在也不會。相反，羅馬想明確界限，鞏固自己的學說，最後可能也進行改革。1563年12月4日，特倫托大教堂通過了會議決議，理事會的長老也回顧了過去18年的艱辛。

  天主教會重新找回自己的身份。這種身份在《特倫托信條》[38]和羅馬教理問答手冊中幾乎沒有顯示，問答手冊與路德綱領成相反的一對。天主教緊緊圍繞著七聖禮，並宣稱基督真實地存在於聖體中。教會長老和宗教會議舊時決議的教義被賦予有效性，這與路德學說的原則相矛盾。現在天主教會以《特倫托信條》為教令替自己辯護，反對路德的恩典學說。首先確立的是，信徒需要上帝的恩典。然而與路德不同的是，信徒可以通過自己的行為讓恩典增多，只要那些行為是在自由意志的指導下並且總是伴隨著恩典，如果有罪，那麼恩典又會消失。這篇論文是一部神學傑作。關於神的全能、恩典和人類意願相互之間如何協調的問題，仍然辯論不休。

  宗教會議堅稱存在煉獄而且人類身上帶著原罪，同時堅定地維護教條，認為瑪利亞是「純潔無污的」。同時，會議想要廢止很多濫用權力的行為。議會要求主教必須在自己的教區居住，宣講布道，並進行巡訪。此外，會議還打算建立神學院，這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教育精神。禁止私下結婚，婚姻只有在教士三次公開宣告後才算締結。偷養情婦被嚴厲禁止。無數法令都涉及教會內部秩序的改革，比如修道院院長和主教的選舉以及修道院內部等級。傳統禮儀應該繼續保持有效，拉丁語仍然是彌撒用語，而武加大譯本是標準版的通俗拉丁語《聖經》。後續法令允許聖人祭祀和聖像崇拜。

  改革總體上並不成功。高級教士一如既往地為自己斂財，他們中的一些人仍然像世俗王侯一般行事。情婦為神父生下的孩子對假正經的教會來說是一個麻煩。但買賣贖罪券的神職人員，仍然要面對被逐出教會的威脅。神父的隊伍達到了更高的級別，羅馬禮拜儀式和天主教教義已經有了清晰的輪廓。保羅四世發起的禁書目錄由理事會修訂，並於1564年重新出版。現在，一個自發成立的宗教團體監管所有出版物。更多的黑名單，如反對人文主義的宣言、異端書籍、幽默類和寬容類的書也都緊隨其後。

  特倫托宗教會議對教堂的建造和裝修也制定了規則，但並不十分具體。其目的是實現更嚴格的監管。大教區的宗教會議制定了更精確的規定。天主教的藝術理論逐漸占據統治地位，要求放棄多餘、輕浮的內容，而完全是福音主義、以《聖經》為指向的主張。後特倫托時期的第一條舉措就是針對米開朗琪羅《最後的審判》中出現的裸體人像：達尼埃萊·達·沃爾泰拉（Daniele da Volterra）不得不刮去那些令人尷尬的裸露部分，並畫上莊重的長袍。1573年，畫家保羅·韋羅內塞曾在教會為自己辯護，因為他在給威尼斯一個修道院創作的《最後的晚餐》中畫上了幾條狗、一隻鸚鵡和一個矮人——《聖經》中從沒有提到過這個人。「我們畫家有自由，」他大膽辯解，「就像詩人和傻子也都有自由。」然後，他就把這幅畫改名為《李維家的盛宴》。

  特倫托不僅吹拂著改革的微風，而且帶來了靈感，這種靈感從天主教文藝復興的精神中形成了新的建築風格。1568年，羅馬開始建造耶穌會教堂，這種風格後來起到很大的表率作用。樞機主教亞歷山德羅·法爾內塞是委託人，這個教堂是歐洲第一個綜合藝術品，就像堅如磐石的特倫托宗教會議。今天，如果你步入該教堂，就會感受到天主教將引領人們走向哪裡。教堂內部空間廣闊，黃金、大理石、青金石處處可見，淹沒人們的感官。它的桶形拱頂是詹巴蒂斯塔·高利繪製的濕壁畫，直抵聖徒和天使雲集的天空。在這幅費心耗神的精美作品裡，天主教徒的攻勢變成一場神聖的慶祝。信徒們不必在此作任何超驗的思考。天界就在眼前，就像上帝在聖餐中似乎也切實在場。特倫托把上帝所住的聖所也放在教堂內部的中心位置。

  天主教文藝復興

  在天主教文藝復興歷史上，耶穌會教堂有著特殊地位，因為它是耶穌會最古老的教堂。在某一個祭壇下，珍藏著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的遺骨。追隨他的團體於1540年被保羅三世認定為合法修會。到該世紀末，耶穌會的信徒已經發展到8500多人。和德亞底安修會一樣，耶穌會的成員也不是過著隱居和定時祈禱的修士生活。除了普通誓言之外，耶穌會的精英們對教皇尤其言聽計從。教士們走入民眾中間，前往亞洲和美洲，並執行傳教任務。作為告解神父，不少耶穌會士得以偷聽到權力的秘密。這種運動源於對上帝顯靈的渴望和追隨基督的意願，後來成為宗教理性的縮影，在面對新教徒挑戰時也做出迎接戰鬥的反應。這種轉折的標誌在《神操》中就已經出現。依納爵以前參過軍，他將基督看作一位軍事領袖，使徒就是他的士兵，他們一起走向戰場對抗撒旦的勢力。與之相應，耶穌會的語調也是軍事般的粗糲聲音。1554年，依納爵寫信給後來的德國修會大主持、英戈爾施塔特的神學教授彼得·德·洪特（Peter de Hondt），他有個更高雅的名字「卡尼修斯」，這封信十萬火急，講的是改革派「糟糕學說的毒藥」。耶穌會應該保持健康信仰，治癒病態信仰。依納爵認為最佳手段是開辦學校、發放簡潔的宣傳手冊，在民眾之間傳播真正的信仰，以此防止新教的「癌性潰瘍」進一步擴散。

  天主教教育，即「學習虔誠」，似乎是反對宗教改革和異端學說誘惑的神藥。耶穌會士於1542年在帕多瓦設立神學院，1548年又在墨西拿，後來擴展到整個歐洲。他們最初的目的是培養新的門徒，很快就吸引了來自不同背景的學生。他們成功與新教神學院分庭抗禮，有些神學院甚至有了大學的特徵。課程的首要內容是道德教育，陸續又加入了哲學、數學和自然科學。在拉丁語和修辭學的練習文本中，西塞羅的著作脫穎而出。即使在教派衝突升級時，古典精神也未被埋沒。直到近代，世界各地的耶穌會學校仍然深受《教育章程》（Ratiostudiorum）的影響，這是一本組織安排「研究」的指南。耶穌會的靈魂之戰有許多競技場，方式也多種多樣。他們在舞台上上演神聖的戲劇，積極傳道，建造裝飾華麗的建築。為他們工作的作曲家還包括喬瓦尼·皮耶路易吉·達·帕萊斯特里納（Giovanni Pierluigi da Palestrina）這樣偉大的人物。即使是海外傳教地區的人，他們也想用音樂感召人們，使之跪倒在十字架前。

  這種競爭讓所有教派的後人受益，因為競爭激勵著他們爭取高水平。在羅馬的世界中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聖徒和聖徒一般的人物。當庇護四世靠裙帶關係被選為樞機主教時，嘉祿·鮑榮茂（Carlo Borromeo，1538—1584）嚴肅又冷酷地想把他治下的米蘭大主教管區變成特倫托式的模範教區。人稱「好人菲利波」的菲利波·內里（Filippo Neri，1515—1595）對窮人、病人和失敗的羅馬朝聖者充滿憐憫。當他在羅馬地下墓穴祈禱時，他的心臟充盈著太多太多神聖的愛，以至肋骨都無法再將其包住。據說他有時候還能在空中飄浮。

  羅馬認識到眼前必須抵制這種過度神聖化。1588年，一個獨立的權威機構，即禮儀部成立。它可以決定誰能擁有聖人頭銜光環，誰不得擁有。1622年，菲利波成為聖徒，和他一批的還有依納爵·羅耀拉、遠東傳教士弗朗茨·克薩韋爾（Franz Xaver）[39]和阿維拉的聖特雷莎。在教會歷史中，菲利波·內里是司鐸祈禱會的創始人。比他年輕一代的聖方濟各·沙雷氏（Franz von Sales）也是一位耶穌會創始人，作為教區主教的他依照特倫托規定對日內瓦教區進行改革。許多虔誠的新型教區出現，比如聖母訪親女修會，還有一些遵守禁欲主義、獻身慈善事業的人也成為表率，他們也加入天主教會正在進行的戰爭並成為先鋒隊。神聖的科學也在不斷推進。博洛尼亞的大學是世俗法學的古老據點，在1550年時，這裡只有一個神學教席；百年之後，則有九個教席並立。

  在天主教國家，中世紀晚期的各式場景似乎捲土重來。人們在宗教兄弟會中熱衷社交、尋求靈魂救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熱情。奇蹟堆積如山。朝聖和遊行將上帝的恩典傳遍這片土地。聖人遺物發送出神奇力量，聖水潤濕了教眾的額頭。教堂里處處掛滿了聖像畫，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大、更豐富多彩。一個新的時代，巴洛克時代，宣告自己的到來。歐洲形成了懺悔文化。從耶穌堂到德國南部的巴洛克式修道院宮殿，天主教教堂與加爾文主義的祈禱廳形成鮮明對比。路德教派文藝復興的風格典型是諾伊堡城堡禮拜堂的內飾，這裡是一個信仰新教的小領地王侯的住所。天花板和牆壁上都畫有聖經故事，中央濕壁畫上是基督升天，大膽地使用了平面圖（sotto in su）。如果沒有見識過義大利的風格，肯定不可能畫得出來。

  隨著時間推移，信仰的差異塑造出各種生活方式，從起名、典籍選定直到性行為。歐洲的多樣性由此在豐富程度上更進一步。人們習慣所稱的「教派化」不僅是教會和當權者所強加的，也是延續世代的過程。通過學習、內化和界定，各教派獲得了自我身份認同。他們經歷過備受爭議的傳道、火刑架上的烈焰，個個都堅不可摧，尤其嚴酷的是宗教戰爭，從現在開始又將灼燒歐洲一百年。

  法國之夜：胡格諾戰爭

  萊博鎮，1633年4月8日。這個小鎮建在阿爾皮耶山的陡峭山壁上，在前一年還抵擋住了路易十三（Ludwig ，1610—1643年在位）軍隊的圍攻。而現在，村民寄希望於國王士兵的憐憫，打開了城門。但國王的首席大臣、樞機主教黎塞留想拔去帝國南部的這根刺，他下令將城堡及其堡壘拆除。4月8日，炸藥被最後一次引爆。伴隨著爆炸的白煙，萊博鎮的力量永遠消失了。在中世紀全盛時期，這個地方是一個富裕貴族家庭的所在地，他們的宮廷以游吟詩人而聞名，現在也跪倒在王冠之下。後來，路易十三把萊博鎮賜給摩納哥王侯格里馬爾迪家族。自法國宗教革命以來這裡就像個鬼城，不斷衰落，統治這裡的是地中海北岸乾冷的密史脫拉風[40]、普羅旺斯的太陽和浪漫主義詩人。

  灰褐色的廢墟提醒著君主國家的勝利，五年前，這個君主國征服拉羅謝爾城，占領了胡格諾派最重要的基地——胡格諾的意思是「陰謀者」，自1560年以來這個概念一直在被使用，可能是對「同盟者」（Eidgenossen）一詞略帶貶義的改寫。對胡格諾派的戰爭現在進入最後階段。受迫害的教徒希望「黑暗過後就是光明」，可惜只是徒勞。這一表述來源於拉丁語的銘文「Post tenebras lux」，這句話和年份「1571」一起被刻在萊博鎮廢墟中一扇文藝復興風格的石窗上。這句話也曾經被鑄在日內瓦城邦的硬幣上，當時為的是擺脫主教大人的統治，後來這句《聖經》引文成為法國受迫害和受壓迫的新教徒的座右銘。萊博鎮是胡格諾派戰爭的最後紀念地之一。胡格諾教徒受到兩件事的指引：首先是信仰，然後是與大家族爭奪權力。他們想要修改法國憲法。

  1562年，凱薩琳·德·美第奇在聖日耳曼昂萊頒布了一項由洛皮塔爾起草的寬容法令。但3月，吉斯大公的士兵屠殺了60多名參與改革派禱告的教徒，讓該法令成為一紙空文。暴力又引發了反抗的暴力，吉斯大公於次年被謀殺。內戰之路已經鋪就。加爾文一開始就警告過這種局面。他主張被動抵抗，如果需要則可以捨身殉教。他在寫給科利尼的一封信中就預測說，如果不這樣做，可能會血流成河，淹沒整個歐洲。這一敏銳的警告並未受到重視。強硬派的代表在宮廷占據多數席位，洛皮塔爾無以發聲。他退隱到巴黎南部的貝萊斯巴特城堡，在那裡過著學者的生活。喬瓦尼·巴蒂斯塔·莫羅尼為他畫過一幅肖像畫，上面引用了賀拉斯的一句話，從這句話可以看出，洛皮塔爾很清楚自己生活在災難的陰影之下（附圖24）：「即使世界破碎、崩塌/被廢墟擊中的他也處變不驚。」事實上，不僅瓦盧瓦王朝陷於水火，在尼德蘭另一場戰爭也已經被點燃。其原因是西班牙霸主幹涉貴族的傳統特權，遠程戰爭帶來了稅收負擔，再加上宗教鎮壓。1566年，佛蘭德斯地區毀壞聖像畫，預示著對古老教會的公然抗拒。腓力二世派遣阿爾瓦公爵費爾南多·阿爾瓦雷斯·德·托萊多（Fernando álvarez de Toledo，1507—1582）前去鎮壓反叛的省份並企圖恢復秩序。這支殘酷而傲慢的軍隊速戰速決。經過裝模作樣的審判，托萊多將數千人送上了斷頭台。1568年，他在布魯塞爾的集市廣場上處決了拉莫洛·埃格蒙特（Lamoral Egmont）和菲利普·霍恩（Philipp Hoorn）兩位伯爵，這一行為頗為失策。劊子手的斧頭砍下了這兩顆效忠於西班牙王室的腦袋，他們只是想達成妥協。這種司法謀殺帶來的戰爭持續了80多年。各種危機交織在一起——畢竟尼德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從這裡可以制衡德國、脅迫法國、約束英格蘭，人文主義者貝尼托·阿里亞斯·蒙塔諾（Benito Arias Montano）曾這樣進諫國王腓力二世。

  1571年，當工匠在萊博鎮雕刻石窗時，西班牙權力擴張達到頂峰。在帕特雷海灣附近的勒班陀，查理五世的私生子胡安·德·奧斯特利亞（Juan de Austria，1547—1578）指揮天主教強國的大型艦隊擊敗了奧斯曼帝國的進犯。天主教的歐洲地區用詩歌和繪畫來慶祝這次勝利，苦苦支撐的教會也迎來了一次榮耀。這次勝利應該歸功於聖母瑪利亞，大家都同意這一點。保羅·委羅內塞的畫作中，聖徒聚集在聖母身邊，她身處雲層之上，雲中的天使向土耳其櫓艦投擲火箭（附圖25）。

  在法國，天主教徒也主動發起攻勢。勒班陀大捷後一年，胡格諾教徒經歷了他們最黑暗的時刻。攝政女王身邊的謀臣已經制訂成熟的計劃，要將改革派的叛亂者斬首示眾。這次陰謀的契機是凱薩琳的女兒瑪格麗特·德·瓦盧瓦（Margarete von Valois，即後來的法國王后瑪戈）與納瓦爾的亨利（1553—1610）舉行婚禮，新郎帶領許多信奉新教的大人物來到巴黎。8月24日正巧是聖巴塞洛繆日，在這一天日出之前，科利尼和其他新教領袖就死於非命。對胡格諾派精英的清算只是一個開始，它引發了一系列暴力。天主教徒占大多數的巴黎人和改革派的少數群體之間長期被壓抑的緊張局勢終於失控。恐怖主義統治了這座城市整整三天。在這裡和各省份，數千人成為暴徒的犧牲品；令人尊敬的公民也忘記了一切文明並加入屠殺。腓力二世表示滿意，教皇下令舉行感恩祈禱，並通過一系列壁畫把這一事件永久地記錄在梵蒂岡皇家大廳內。

  雖然經歷了痛苦的巴黎噩夢，但新教徒的反叛並沒有因此中斷。戰爭再次爆發。有時因為缺乏武器，也出現過短暫的和平時期，但跟理性沒什麼關係。外國勢力也插手干涉，西班牙站在天主教一邊，德意志王侯、英格蘭和尼德蘭支持胡格諾派。直到16世紀的最後十年，洛皮塔爾遺留下的政治態度才被普遍接受。所有人都意識到，信仰必須在政治之外擁有自己的一席之地。長期以來，這對歐洲來說都是陌生的新思想。另一個新穎之處在於，在1579年的匿名宣傳冊中，良心自由被視為一種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

  第八次也是最後一次胡格諾戰爭始於1585年，漫長而又血腥。哲學家蒙田（1533—1592）如此評判這場戰爭：它將會被自己的毒藥吞噬和分解。血腥婚禮的新郎納瓦爾的亨利解決了這一危機，他得到了「政治家」的支持，越來越多的部隊被他收入麾下，並在艱苦的戰鬥中驅逐了西班牙人。最具決定意義的一步是，他之前一直擔任胡格諾派的首領，但在1593年宣布皈依天主教信仰。亨利在信仰上是一隻變色龍，這是他第六次改變信仰。第一次皈依是在聖巴塞洛繆之夜後，雖然這是在脅迫下進行的，但亨利這次皈依是出於對國家利益的考量。無論如何，他是一個不錯的基督徒。他用柔和的方式處理宗教問題，這是政治世俗化的信號，也意味著他與舊觀點告別，以往人們總認為不能控制信仰的權力就不是權力，統治者要擔保臣民在上帝面前得到救贖。克雷芒八世很快赦免了這位皈依者，並承認他是掌管法國的第一任波旁國王。1598年，教皇從中斡旋，使得《韋爾萬條約》簽訂。病榻上沉疴纏身的腓力不得不接受現實，《卡托-康布雷齊和約》中已經談妥的法國占領區現在基本上都成為法國的領地。

  萊博鎮石窗上的那句承諾似乎是在一個漫長夜晚的前夕被刻於石頭上的，在這一年也終於兌現。亨利四世在南特頒布了著名的寬容詔書，授予新教徒合法的平等權利，雖然還是有所限制，但新教徒被允許公開做禮拜。此外，高等法院（parlement）還設立了囊括各教派的委員會，如對詔書的闡釋引發爭議，最終由委員會裁決。胡格諾派甚至得到了100多個軍事基地，以確保這道寬容詔書並非一紙空文。

  「賢明王」亨利一直有條不紊地重建受損的國家，他知道如何擴大國王的權力並建立官僚機構。由此，他為君主制的崛起奠定了基礎，當然也為很快變得猖獗的買賣官職的惡行奠定了基礎。和其他地方一樣，平民開始躋身國家管理階層。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購買了貴族頭銜，「官僚貴族」（noblesse de robe）成為國家最重要的支柱。亨利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建築大師，他大興土木，建築作品包括太子廣場和呈現完美四方形的孚日廣場——「王家廣場」。塞納河沿岸的大畫廊連接了羅浮宮和杜樂麗宮，也是他的紀念碑。在他餘生的那些年裡，他也為積極的外交政策指明了方向，這一政策現在轉而反對一切宗派團結，回到了反對西班牙的舊路。首先，他從戰略位置重要的薩伏依拿走幾塊土地。鄰近的德意志正醞釀著一場繼承權之爭，他也覬覦猶利克-克里維斯公國，但1610年5月14日，一位狂熱的天主教徒用匕首刺死亨利，由此他尚未染指便撒手人寰。兩周後，刺殺國王的罪犯在格雷夫廣場上被分屍，這裡經常發生這樣恐怖的熱鬧場面。萊茵河下游的衝突本來很容易引發一場大戰，卻因為此事被推遲了八年之久。

  南特並沒有給這個好國王帶來好結局。「偉大的樞機主教」黎塞留成為實際領導者，他命胡格諾派臣服並解除他們的武裝，讓法國走上了專制主義的道路：通過攻陷當時已成為逃亡者堡壘代表的拉羅謝爾城，以及夷平萊博鎮這樣的抵抗巢穴。等待法國新教徒的是嚴酷的時代，他們將再一次渴求那古老而沉重的純潔夢想。偉大的西班牙此時已成為過眼雲煙，法國接過了權杖。

  西班牙之夜

  馬德里，1616年4月23日，赤足三一會修道院。在經歷了冒險又悲慘的生活之後，他終於得以安息。他曾是歐洲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人們把他葬在虔誠修女所住的修道院（聖三一修道院）的某處，雖然沒有大排場。他的名字是米格爾·德·塞萬提斯·薩維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400年來，人們徒勞地想找到他的遺體，沒有哪幅畫能被證實是他的肖像。就像同時代的莎士比亞，他幾乎只通過他的作品與我們對話。

  塞萬提斯於1547年出生於阿爾卡拉的德埃納雷斯鎮。他的父親出身貴族但家道中落，成了一位外科醫生，但還是盡其所能讓他接受教育——不乏人文主義色彩。米格爾22歲時動身前往羅馬——也許是因為他在決鬥中傷害了對手。1571年，他進入了歷史畫面：在勒班陀的戰艦上服役。他的戰友似乎認為他是個勇敢的士兵；一顆子彈擊中了他的胸部，另一顆擊中了他的左手。從那時起，他頗自豪地稱自己為「勒班陀獨臂人」（el manco de Lepanto）。四年後，他在返鄉途中遭遇阿爾及利亞海盜，儘管西班牙海岸線已經遠遠在望，船隻還是被劫持，塞萬提斯也成為人質。他在監獄中四次企圖逃跑，想逃離阿爾及爾的「牢獄」（bagno），但無一成功。五年後贖金才送到，讓他得以重獲自由。他當過稅務官，做過各種各樣的生意，好幾次被送進監獄。在塞維亞的地牢里，他開始寫一本將讓他不朽的書：《拉曼卻的機敏堂吉訶德傳》。可惜凡人塞萬提斯從中獲益甚微，在生命的最後，他重病纏身，幾乎窮困潦倒。

  《堂吉訶德》的第一部於1605年問世，第二部於1615年出版。人們可以將這部小說看作史書。因為書中描繪了作者生活的時代，這被認為是西班牙的黃金時代。這部小說展示了這一時代隱藏的一面，街道、農民、妓女、官員和酒館老闆的世界。杜爾西內亞，這個在《堂吉訶德》中商人們都確信其貌美如花，儘管實際上他們都不認識的笨拙的農婦，竟是但丁筆下的比阿特麗斯的西班牙姊妹——這是對宗教的隱喻，膽敢懷疑就讓你掉腦袋。這部小說的主角是「鄉紳」（hidalgo）。這個階層起源於貴族中的「無產階級」，幾個世紀以來一直為土地而戰；但在理性國家權力越來越大的時代，他們失去了所有的影響力。現在他們得自己養活自己，日子過得時好時壞，比如靠投軍入伍為生。堂吉訶德似乎是沃爾肯斯坦、濟金根和胡騰的遠房親戚，是騎士消亡時代的一個悲傷騎士。他的故事滑稽地模仿了當時仍然流行的小說元素：高貴的騎士、向貴婦人獻殷勤、巫術和英勇的戰鬥。但這部小說被看作世界文學並不是因為這個，也不是因為它的結構包含令人難以置信的藝術技巧，它令人著迷的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可以被看作人類生活的寓言。愚蠢的堂吉訶德充滿幻想，率領他純樸的僕人桑丘·潘薩進行一場每個時代都會出現的戰鬥，這個小人物在角落裡追求幸福，與高大而血腥的公雞一樣，和西班牙的統治者也沒有區別。

  如果回想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淨化和擺布世界的嘗試，那麼會發現，這些行為好像也是堂吉訶德式的。這兩位統治者都想在突尼西亞和米爾格獲勝，在聖昆廷和勒班陀凱旋，但最終這一切毫無結果。他們的多線作戰就像對抗羊群和風車的戰鬥。西班牙應該保持天主教信仰，歐洲應該皈依天主教。皇帝和國王一次又一次把他們的國家捲入信仰和權力的戰爭中，然後一次又一次失敗。然而，對於歐洲的進一步發展，失敗可能比成功更有用，歷史學家詹姆斯·特雷西（James Tracy）如是說：歐洲大陸在政治上保持多樣性。一個西班牙化的歐洲——這種可能性就連同時代的天主教徒都覺得是噩夢。

  在大規模強制受洗之後，穆斯林在腓力國王的國家應該已經絕跡。但這只是官方看法，穆斯林繼續偷偷崇拜他們的信仰並保留他們的傳統，在安達盧西亞部分地區他們是當地人口中的大多數。許多人找到了一種融合方式，同時信仰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對寬容的辯護仍然得不到回應。1568年，格拉納達爆發起義，胡安·德·奧斯特利亞經過兩年的戰鬥平叛成功。數千人被賣為奴隸。直到1609年腓力三世（Philipp Ⅲ，1598—1621年在位）下詔驅逐穆斯林，穆斯林與西班牙天主教徒不穩定的共存關係才告一段落。約30萬人被波及，他們在北非找到了新家園。

  天主教鞏固統治與西班牙國家意識的進一步發展密不可分。最明顯的表現是，宮廷自1561年以來一直建在馬德里。查理五世依舊像中世紀的皇帝一樣，一邊四處出巡，一邊錘鍊自己的統治手段。「在所有上過的戰場中，有的是為了發動戰爭，有的是為了帶來和平，」他退位後曾在布魯塞爾總結說，「九次在德國，六次在西班牙，七次在義大利，四次在法國，兩次在英格蘭，兩次在非洲……八次在地中海，兩次橫渡西班牙海。」「只有馬德里是宮廷所在」（Solo Madrid es Corte）這句話如今廣泛流傳。

  但腓力二世統治的真正象徵是首都西北部的瓜達拉馬山脈的埃斯科里亞爾。這個建築物於1584年竣工，遵照嚴格的幾何結構建造，既是城堡也是修道院：這個形似箅子的平面結構是為了致敬被長方形格子刑具折磨致死的聖勞倫斯（Laurentius von Rom），他的紀念日那天，腓力的軍隊在聖昆廷取得大捷。埃斯科里亞爾的建築師是胡安·德·埃雷拉（Juan de Herrera），他是否在修建城堡時偷偷借用了魯爾哲學中的「立體主義」，相當令人生疑。這個冷峻的建築似乎是為祈禱和工作而修建，不是為了華麗、招搖、引人注目，但外交官和請願者走近這座宏偉建築時，在步入世界帝國中心的那一剎那一定屏息凝神。國王如果沒有出巡，就在這裡工作，身邊圍繞著許多官員，他運籌帷幄，不知疲倦地閱讀和寫作，上年紀後還戴上了老花鏡。這位「智慧國王」（rey prudente）——人們這樣稱呼他時明顯沒算上他那些災難性的政策——同時也是一位「紙堆國王」（rey papelero），他連最小的細節都要過問，還下令對王國各地進行綜合統計調查。他在埃斯科里亞爾的圖書館有1.4萬冊藏書，是那個世紀最重要的圖書館之一。

  腓力二世在他那個時代是歐洲最有權勢的人，但他的旨意執行起來都非常遲緩。消息傳遞速度的極限，就在於馬的肌肉有多少力量。從馬德里到威尼斯，一道命令要走22～85天。讓消息穿越陸地、橫渡大海，代價也非常昂貴。正如費爾南·布羅代爾（Fernand Braudel）所言，消息是奢侈品。但與其他歐洲統治者一樣，腓力最激烈的一場風車大作戰是為了反對經濟學。根據彈道計算而修建的堡壘使圍攻越來越曠日持久，也越來越昂貴。步槍和火炮的生產需要大量的青銅。鐵、火藥和鉛也大幅漲價。昂貴的還有如何維持最重要的武器類型——由僱傭軍組成的步兵，更貴的是騎兵，最貴的是艦隊。所以，哈布斯堡王朝在權力鼎盛時期能夠調動的軍隊，從規模上根本不能與宋朝、明朝時期的中國或奧斯曼帝國相提並論。戰爭融資因為另一個因素變得更加困難：通貨膨脹。它不只影響了西班牙的經濟。英國的亨利八世就痛苦地得知，第二次對法國開戰的成本可能是第一次的10倍。

  羅馬帝國末期與哈布斯堡集團都因為「戰略上的過度擴展」而失敗。腓力的君主制國家繼續發動戰爭：在地中海東部反對奧斯曼帝國，在大西洋對抗海盜和伊莉莎白一世的海軍，在佛蘭德斯鎮壓尼德蘭叛軍，在巴黎對抗法國國王，在自己國內對抗起義的穆斯林。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多線戰爭增加了稅收負擔，民眾本來因為宗教壓制而起義，現在稅收又成為反抗的主要原因。鎮壓暴民總是需要更多的錢。1557年、1560年、1575年和1596年，腓力統治期間王國四次陷入破產。當然，競爭對手們也沒有好日子過，尤其是法國。

  戰爭把西班牙拖進財政泥潭，使其再也無法抽身。百姓一手掙錢一手買糧，根本沒有結餘。來自熱那亞或奧格斯堡的資金可能讓王國有錢多派遣幾千士兵；戰鬥可能有輸有贏，結果都一樣，債務的大山又增高几米。但即使物資已經到了最匱乏的地步，歐洲各國之間的大型戰爭及其人民的靈魂之戰一直持續，幾十年從未停歇。佛蘭德斯軍隊擴張為一個擁有6.7萬人的大怪物，吞噬著帝國四分之一的收入。這樣一來，資金匱乏成為和平最重要的同盟，在危急時刻國王也被迫進行和談。經濟比任何政治陰謀都更能影響「歐洲各競爭對手」能否存活。

  西班牙衰落的第一個原因是查理五世及其子在意識形態上愚蠢的霸權政策。軍隊從國內經濟中抽走了大量資金，剩下的白銀很少被用於投資，而是成桶成箱地通過菲律賓運到東亞。此外，西班牙缺乏在國際上活躍的銀行體系，也沒有充滿活力的商人和企業家。要產生這種經濟組織，需要一定程度的政治自由和社會開放。在擁有「共和」環境的德意志南部、義大利北部、佛蘭德斯和英格蘭都為這兩種要素提供了土壤，但在西班牙這兩者完全都沒有可能產生。在多明我會修士、美洲征服史的編年史家迭戈·杜蘭（Diego Durán，1537—1588）看來，西班牙明顯僵化的國家結構在其內部也是混亂不堪的。人們幾乎無法分辨，誰是騎士，誰是趕騾子的僕人。他反而認為，阿茲特克人最重視等級關係，秩序嚴格，堪稱典範。

  馬德里未能制定一個適用於王國所有地區的經濟政策。內部關稅阻礙貿易，又沒有通用貨幣。政府幾乎不關心農業。一些地區依賴糧食進口，因此不得不承受越來越高的物價。貨物產量下降。驅逐猶太人，以及那些已經皈依了天主教的猶太人和穆斯林的做法不僅不人道，而且愚蠢。由於大量移民外遷，已經人煙稀少的國家失去了精神、金錢和商貿活動。外國債權人因他們的大膽而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例如，富格爾家族無恥地巧取豪奪。西班牙授予富格爾銀礦的勘探權作為擔保，在秘魯和墨西哥每獲得一公擔[41]白銀，富格爾的債權獲利高達百分之百。查理和腓力都是頭戴皇冠的堂吉訶德而已，他們的政策帶來了長期致命的後果，這個帝國把自己同歐洲其他地區隔絕起來。腓力的間諜甚至在國外綁架那些皈依新教的流亡者。他想吸引學者和技術人員，但藝術領域又必須保持嚴格的天主教信仰。

  塞萬提斯的作品充滿懷疑論，西班牙黃金時代（Siglo de Oro）的其他文學雖然是以亞里士多德為基礎的革新後的經院哲學，但也能找到種種懷疑的跡象，西班牙的大學也對這種懷疑主義做出回應。在信仰分裂的困惑時期，經院哲學從古代權威和《聖經》典籍中尋求確定性。西班牙經院哲學輻射甚廣，影響了17世紀德國的學院派哲學。其中最重要的代表是多明我會修士弗朗西斯科·德·維多利亞（Francisco de Vitoria，約1483—1546）和耶穌會修士弗朗西斯科·蘇亞雷斯（Francisco Suárez，1548—1617）。兩者都為「薩拉曼卡學派」聲名遠播打下基礎，該學派奠定了國際法的繁榮。胡安·路易斯·維韋斯（Juan Luis Vives，1492—1540）的身份複雜，他興趣廣泛，而且寫下許多教育學著作——包括關於女童教育的論文——但西班牙沒有他的容身之所，因為他出身皈依天主教的猶太家庭，他的父親被活活燒死。當又一位人文主義者被捕時，一位同胞寫信給維韋斯說：「我們的國家是充滿傲慢和怨恨的土地」，每一種文化都被懷疑是異端、錯誤或猶太化的，「學者們被迫緘口不語」。

  上帝應該保佑伊比利亞的土地不受那些危及靈魂救贖的書籍影響。然而宗教裁判所並未成功地把所有可疑文學都銷毀，審查在實踐中經常鬆懈。國外書籍仍舊少有人知。宗教改革期間及之後，時代沉重灰暗，但印刷物的苛稅被免除。可惜，一開始廣為流傳的伊拉斯謨的著作和其他一切跟路德相關的書籍現在都被壓制。本國文學也很難找到出版商。平均下來，16世紀每個西班牙城市只有三個印刷工坊在開工，而威尼斯就有約200家。有時候，甚至紙張也需要進口到西班牙——歐洲的第一批造紙廠可就是在這裡出現的。反之，在法蘭克福的博覽會上幾乎沒有西班牙文學參展。

  伴隨著洛佩·德·維加的作品，戲劇創作達到頂峰，但它既沒有批評作用也沒有教育意義，而更像是對當前局面的辯護。在科學領域，除了對在美洲新發現的動植物的描寫和有關導航和船舶建造的知識，發展也幾乎處於停滯狀態。大學主要充當了為官僚機構培訓官員的角色。傑出的人文主義者塞巴斯蒂安·福克斯-莫爾西略（Sebastian Fox-Morcillo，1526/1528—1560）——主要致力於將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的哲學融合起來——是腓力二世為他不幸的兒子唐·卡洛斯（Don Carlos）欽定的教育家，但當他要上任時，卻在海難中喪生了。

  就個人而言，腓力受過很高的教育，是提香和耶羅尼米斯·博斯作品的鑑賞家和收藏家。他人生的最後幾年飽受痛風、發燒和腹痛的折磨，只能癱坐在一個構造巧妙的輪椅中（插圖53）。這位曾經統治世界的王者現在成了一個禿頂的小個子，鬚髮斑白，只是一個令人憐憫的病人。痛風使他關節僵硬，甚至無法簽名。他那派頭十足的落筆「我，國王」（Yo el Rey）一直是他的標誌，從1596年9月開始由秘書代為執筆。兩年後——這一年塞萬提斯正在塞維亞創作他的世紀之書——腓力移駕前往埃斯科里亞爾修道院，等待告別人世。他的父親就被安葬於此，這裡也收藏著許多非凡的聖人遺物，即便不能治癒他，也應該能帶來救贖。目擊者稱這是一場苦難：國王滿身膿瘡，輕輕一碰都讓他遭受地獄般的疼痛，他癱坐不起，飽受腹瀉和膿性分泌物的折磨，身上還有裸露的創口，醫生切開表面放血還要給他割掉膿腫，被傳召而來的僧侶高聲祈禱。最後，人們開始擔心這個病人會被聖餅噎住，雖然他每天都期待著分餅儀式。歐洲最有權勢的人就這樣在千廈之殿裡日漸衰弱，在滿是排泄物的病床上與虱子為伴，飽受折磨、渾身惡臭。1598年9月13日清晨，這一切在這個星期天結束。

  插圖53：《輪椅上的腓力二世》

  出自：若望·萊赫米特，《往昔》，1595年，布魯塞爾，皇家圖書館

  腓力留下的是一個被搜刮一空，但仍然堅守天主教信仰的國家。神職人員的特權沒有受到任何挑戰（而且承擔著卡斯蒂利亞三分之一的稅負）。尼德蘭各省陷入混亂，即使在西班牙國內也發生過騷亂。勒班陀的勝利未能撼動土耳其在地中海東部的統治。塞萬提斯回憶起自己在阿爾及爾的人質經歷時說，這支驕傲的西班牙艦隊即便在自己的海岸附近也無法確保安全。1580年，隨著阿維斯王朝絕嗣，葡萄牙及其海洋王國全都落入哈布斯堡家族之手，最重要的嘗試是通過最大規模的艦隊行動擊敗英格蘭，可惜鎩羽而歸。腓力在生命的最後幾個月與法國簽訂了如同投降的《韋爾萬條約》。後來法王亨利四世的首相蓬波納·德·貝利埃夫爾（Pomponne de Bellièvre）稱這是法國500年來簽署的最有利的一項和約。如果不是西班牙多線作戰，法國的穩固將不可想像。

  巴塔維亞的清晨

  同樣，戰爭也讓尼德蘭的獨立運動受益，使它們能夠成功。比起霍恩和埃格蒙特被斬首的日子，對自由的渴求現在更加深入人心。這個國家已經出現很多富裕的大城市，就算與勃艮第公爵會面也非常自信，而阿爾瓦公爵卻試圖強迫這個國家。起義不僅有傳統，而且有燎原之勢。現在領導抵抗的人變成了威廉·范·奧蘭治（Wilhelm von Oranien，1533—1584），他出身於德意志拿騷迪倫堡的伯爵家族，曾在布魯塞爾刑事法庭免於一死被流放。他最初是查理五世的寵臣，後來以腓力二世代理者的身份擔任三省總督，這讓他成為「祖國之父」。與亨利四世一樣，他推崇均衡平等。他在路德宗的環境中長大，接受天主教教育，在第四次婚姻中迎娶胡格諾派領袖科利尼的女兒，最後他轉向加爾文主義，但不是激進的教徒。直到今天他的王朝仍然代表荷蘭。

  在公開戰鬥中，他們無法對付西班牙軍隊。「小的」不對稱的戰爭一直都是弱勢一方對抗壓倒性的敵人的經典戰術。自稱「海上乞丐」（Watergeuzen）的海盜們在海上與尼德蘭人並肩作戰，而威廉給他們提供劫奪敵方商船的特許證。這一稱謂中包含法語的「乞丐」（gueux）一詞，是這些自由戰士頗具諷刺意味的自我定位。貴族和商人也為獨立戰爭的籌資做出貢獻。1572年4月，尼德蘭人從西班牙人手中攻下第一座城市布里勒，這在心理上對尼德蘭人具有重大意義。澤蘭和荷蘭逃出西班牙魔爪，最後萊頓也獲得獨立。威廉在這裡促成一所大學的成立，後來將成為最重要的新教大學。此後，殘酷的阿爾瓦歸天，他的繼任者和叛亂分子都沒有取得軍事上的最終勝利。

  瓦隆和佛蘭德斯仍然是天主教徒的省份。考慮到敵人的強大，它們於1579年在阿拉斯組成同盟。作為反擊，北方的新教省份形成了「烏特勒支聯盟」。1581年，北方大膽地邁出一步，宣布廢除腓力二世的統治者身份，他的肖像從硬幣和簽章中消失。人們援引許多論著來證明這次決裂的合法性，其中一本是《反暴君刑事法庭》，這是一部匿名出版的胡格諾派著作。如果統治者已經違反了神聖和世俗的法律並要毀滅國家，書中贊成對其進行反抗。正義之王在這裡作為人民的僕人出現，民眾作為一個整體高於王者，但又信任王者委託其進行統治。

  南北之間的分裂變得不可逆轉。1580年，西班牙與奧斯曼帝國的停火為政策打開了新的施展空間。帕爾馬的瑪格麗特（Margarete von Parma）是查理五世的私生女，如今她的兒子亞歷山德羅·法爾內塞（Alessandro Farnese）成了軍隊指揮，先後攻打佛蘭德斯和布拉班特，把城市逐個收入囊中；在圍困之後，這些城市或是自願投降，或因為內奸背叛而陷落。1584年7月，威廉·范·奧蘭治成為襲擊的受害者。次年，法爾內塞奪取安特衛普。反叛分子的事業似乎宣告失敗，特別是法爾內塞比阿爾瓦更聰明，他允許加爾文主義者離開，對他們來說安特衛普已經不值得救贖。但他無法重新占領北方，遍布湖泊、溪流和運河的「歐洲沼澤」用地理環境抵禦了當時歐洲最強大的軍隊。奧蘭治親王莫里茨（Moritz von Oranien，1567—1625）在父親去世後成為北方省份的決定性人物，他最終成功驅逐了那裡的西班牙人。

  除地理外，軍事教育和戰略方面的改革也是成功的先決條件。定期訓練、增加槍枝數量和其他一些原則在整個歐洲都很常見。隨著「奧蘭治軍隊改革」，「文藝復興」也有了軍事元素，儘管羅馬人曾經忽視了一些舉措——例如把軍隊分割成較小的、移動更敏捷的單位。此外，反叛軍的隊伍也在壯大，軍隊的數量約1600支，超過5萬人。城市之間守望相助又擁有強大駐軍，使這個新的國家得到有力保護，後來形成北方七省聯盟。南方仍然屬於西班牙並且信仰天主教，大致相當於今天的比利時一帶，而北方的尼德蘭已經普遍獲得獨立並成立聯省共和國，兩者之間的邊界一直存在爭議，直到1648年才最終確認。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再引發重大變化。

  北方試圖建立王國，但一直未能如願，他們想獲得的合法性也遲遲沒有降臨。這樣，北方只是一個組織分散的共和國。雖然各省自行管理其內政，但有關戰爭與和平的決議必須在代表會議上做出，即自1594年以來一直持續的「聯省議會」。對應原來各省分別設立的總督，現在最高領袖是聯省總督，他是陸軍和艦隊的總司令。特別是在戰爭時期，他擁有最高決策權。總督職位不是世襲的，但總是在奧蘭治家族之手。荷蘭是共和國最重要的省份，這裡的領導職位原本屬於國家律師，現在在這個基礎上出現了大議長一職，他作為聯省共和國的總統和總理擁有強大的政治話語權。但決定性的力量是城市和城市中的富裕商人。他們統治了各省的階層會議，並因此列席海牙的聯省議會。其中有2000名成員後來都成為政治精英，在國家和城市擔任要職。在瑞士邦聯之外，尼德蘭共和國在全世界首開先例，向世人展示了一種更像是階層和城市的聯盟而非聯邦制國家，在這種政體當中，不只市民，甚至某些省份的農民都可以參政議政。它們的機構比邦聯鬆散的網絡更加穩固，僅憑《議會章程》就形成共同的運行規則。能與總督或大議長相類比的職位在瑞士根本還未出現。

  雖然「尼德蘭合眾國」將自己視為加爾文主義的共和國，但是教會並不是國家教會，而只是隸屬國家的教會。擁有其他信仰的人也可以維護自己的宗教，即使一開始不能公開進行。從葡萄牙移民而來的猶太人可以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建造一座猶太教堂。印刷從業者克里斯多福爾·普朗坦（Christoffel Plantijn）在1585年寫道，萊頓大學的天主教學生也沒有遭到任何打壓。關於預定論的爭論——追隨萊頓神學家雅各布斯·阿米尼烏斯（Jacobus Arminius）的荷蘭新教抗議宗成員反對加爾文派強硬的說法——只是一個插曲。可是，許多阿米尼烏斯的追隨者不得不尋求流亡。他們的首領，法學家約翰·奧爾登巴內費爾特（Johann Oldenbarnevelt）於1619年被處決，但他的死與信仰關係不大，反倒是與他和加爾文派總督奧蘭治親王莫里茨的神學爭論演變成的一場權力鬥爭有關。奧蘭治的勝利同時也標誌著尼德蘭在海上軍事領域轉為主動攻勢。

  在宗教問題上，商貿從來不會過於狂熱。即便寬容（Toleranz）非常有限，也被證明對處境非常有利。這個大寫的「T」又吸引來兩個有利因素：人才（Talent）和技術（Technik）。最重要的是，尼德蘭因此在歐洲有了更大的活動範圍。許多在義大利很難出版、在西班牙根本不可能出版的書都在這裡找到出版商，如伽利略的《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與數學證明對話集》或是笛卡兒的《方法論》。相比之下，西班牙人統治的南部地區根本沒有得到「Ts」系列的輸血。安特衛普發揮了作為經濟中心的作用。克里斯多福爾·普朗坦的出版社生意大好，他的工坊里總共有80台印刷機，經常有16台同時嘎吱作響。多虧他的「努力和堅持」——這也是出版社的座右銘——普朗坦買得起城市宮殿，還附帶觀賞花園。

  直到19世紀，荷蘭人封鎖了斯凱爾特出海口並切斷了安特衛普與公海的聯繫。難民從被法爾內塞奪回的地區擁入北部省份。那裡的城市急劇增長，如阿姆斯特丹從1570年的約3萬居民增長到17世紀的約14萬居民。北方的城市化程度是絕無僅有的，一半的居民住在城市，經濟也迅速增長。荷蘭織布工的數量甚至超越了競爭對手印度。代爾夫特燒制的閃閃發光的藍白色瓷器讓歐洲的餐桌更顯高貴，在歐洲的一半地區，人們吞雲吐霧時用的陶質菸斗都是來自豪達鎮。福祿特帆船大規模生產，這些船隻的貨運費用低廉，根本沒有對手。且只需要10名船員就可以操作——因為使用滑輪來升降風帆——而其他船則需要三倍的人力。漢薩同盟喪失了西邊的貿易。儘管戰火不斷，尼德蘭的船隻從家鄉一直航行到非洲，在那裡他們與葡萄牙人同台競技。他們環行地中海，也到達過納爾瓦[42]北部和斯瓦爾巴群島[43]。

  儘管尼德蘭的平均工資水平遠高於歐洲其他地區，對於普通人來說，生活仍然艱辛。他們是被繁榮遺忘的一群人，眼看著窮人義廚、孤兒院和救濟所日趨增多，不禁讓人對新教倫理產生疑慮。1595年成立的阿姆斯特丹濟貧院對住戶進行嚴格的風紀管教。高稅收或物價上漲會引發騷亂，儘管這種事非常罕見，而且傷亡也不多。

  社會頂層由攝政王、海運企業家和商人組成。貴族的重要性遠低於鄰國，而市民議會即「burgerij」更為強大。社會被分為士兵協會和行會等組織，各教派的詩人都聚集在文學會「Rederijkerkammer」——這是一個文人的行會。陸續新成立的大學為人們提供受教育機會：弗拉訥克、格羅寧根、烏得勒支和哈德韋克。植物學家卡羅盧斯·克盧修斯（Carolus Clusius，1526—1609）和數學家魯道夫·斯內利厄斯（Rudolf Snellius，1546—1613）在萊頓大學任職。尤斯圖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1547—1606）是萊頓大學傑出的語言學家、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他的繼任者約瑟夫·尤斯圖斯·斯卡利傑爾（Joseph Justus Scaliger，1540—1609）也非平凡之人，他編輯了許多經典作品，同時精通東方語言。他的年薪是不可思議的1200荷蘭盾，證明人文主義教育確實有其價值。

  許多農民也分享到海洋貿易帶來的福利，他們大多是自由身，自己也擁有田產和牧場。穀物主要從波羅的海地區進口，這樣他們就有錢有力，可以飼養牲畜，生產乳製品和奶酪。茜草和亞麻是紡織工業的基本材料，也得到大面積種植。通常城市市民會進行投資，資本主義通過這種方式征服了農村，幫助改善農業技術，促進堤防建設和土地復墾。這個新國家在經濟上是如此欣欣向榮，以至國家能夠負擔反對西班牙的解放戰爭並免於破產。

  女權：伊莉莎白一世

  在運河的另一側，馬德里當局曾經寄希望於伊莉莎白女王會找到真正的信仰並重拾天主教徒瑪麗的政策，可惜希望落空。女王的顧問、法學家、伯利勳爵威廉·塞西爾（William Cecil Lord Burghley，1520—1598）是一個精明的實用主義者，他進諫女王，請其重新恢復國家教會。宗教界必須向女王宣誓，承認她是「所有世俗和宗教事務的至尊攝政女王」。克蘭麥曾經編訂的第一本《公禱書》也明確了禮拜儀式，現在經過輕微修改繼續沿用。不過，伊莉莎白反對一切激進的要求，教會淨化的狂熱分子這次發動清教徒運動，又提出類似要求——他們就像是周而復始的西西弗斯，只不過推動的是毫無樂趣的道德和無休止的說教，夢想回到早期基督教的狀態。蘇格蘭的宗教改革領袖約翰·諾克斯（John Knox，1513—1572）也因此名譽掃地，他是一個清教徒，1558年出版了一本宣傳手冊，不僅反對天主教女王，而且引用《聖經》奏響「反對違背自然法則的女性統治的號角」。

  伊莉莎白的教會保留了一絲天主教的微光。無論如何，女王從未被教條問題困擾。她個人絕對虔誠，作為統治者她首先關心的是王權的權威。定期開會的「樞密院」負責做出關鍵決議，同時已經變成一個官僚機構。無數法院為國家提供了理性判例法的框架。政府和司法部門之間的最密切聯繫是「星室法庭」——因為他們的會議室在威斯敏斯特王家宮殿，天花板上有星星裝飾——列席「星室法庭」的大多是樞密院的成員。監管出版物的是一個缺乏系統性的審查機構，主要出於政治原因而不是宗教考慮。1570年，庇護五世（Pius Ⅴ，1566—1572年在位）將伊莉莎白逐出教會，之後她的步伐更加堅定。即使是流行的羅賓漢遊戲也被禁止，羅賓漢傳奇中快樂的塔克修士成為不復存在的民間修道院生活的代表，可能會引起不受歡迎的懷舊情緒。

  在伊莉莎白統治期間，議會仍然保持前人爭取到的地位，成員擁有寶貴的財富，即他們的「自由發言權」（free voice）。一次，下議院甚至敢提出，調撥財政支持的權力應該與王位繼承的規則分割開來：脫離「處女女王」婚姻的掌控。當然，這一舉動太過大膽。伊莉莎白反駁道：「雖然我是個女人，但根據我的地位，我父親曾經有過多大勇氣，我也一樣。」這段話後來廣為流傳。「我是你們塗過聖油的女王。我永遠不會被迫做任何事情。我感謝上帝賜予我的所有身份，即使穿著襯裙」——她說的是「petticoat」——「被趕出我的王國，我也能夠在信仰天主教的任何地方生活」。

  伊莉莎白是一個聰明的女人，她有時報復心很強而且脾氣暴躁，但作為統治者她總是抓住任何可能性。她自己政治手腕靈活，雖然外部世界屢屢帶來威脅，但這種局勢的首要好處就是，憲法問題不會成為危機。當時情況很複雜：法國陷入內戰，阿爾瓦在尼德蘭不受任何約束。更糟糕的是，瑪麗·斯圖亞特是天主教的宿敵——這位弗朗索瓦二世的年輕遺孀於1561年開始統治蘇格蘭。1567年，一場貴族陰謀將她廢黜，瑪麗1歲的兒子詹姆斯·斯圖亞特繼承王位。遭遇政變的女王不得不在英格蘭尋求庇護。她在英格蘭中部的城堡中被囚禁了19年，這是天主教徒的訴求。伊莉莎白想除掉瑪麗，但因為擔心合法性，遲遲未敢下手。「蘇格蘭女王」是一個危險因素，1569年就出現了一次貴族起義，想讓瑪麗重新掌權，伊莉莎白的僱傭兵平定了叛亂。

  伊莉莎白對自己王國的局勢進行了真實評估，因此不敢與世界強國西班牙為敵。當下只有小小的摩擦，也不會很激烈，伊莉莎白也為腓力的敵人和海盜活動提供劫奪敵方商船的特許證，對他們進行財政援助。作為對策，馬德里實施經濟制裁。這個「西班牙的格列佛」深陷歐洲大陸的戰場無法抽身，所以針對英國的最終決戰一再推遲，這場戰爭不僅關係英國，還關係到宗教和誰是真正的海洋霸主。然而，1585年，埃斯科里亞爾已經制訂了結束英國異端運動和肆虐的海盜活動的具體計劃。艦隊的規模在歐洲歷史上前所未有，本該能夠入侵英倫小島並恢復蘇格蘭瑪麗的統治。伊莉莎白的高效情報機構——由法學家弗朗西斯·沃爾辛厄姆爵士（Sir Francis Walsingham）組建——在馬德里和歐洲的一半地區都有耳目，它發回預警消息。

  對決現在進入決定性階段。伊莉莎白奉行的政策後來成為一種學說：通過縱橫捭闔和必要時的戰爭讓歐洲大陸處於分裂狀態，以此贏得海洋。她向尼德蘭派出軍隊，也派向法國，但這些軍隊在各處都沒有大動作。損失最慘重的軍事行動發生在頑固反叛的愛爾蘭，它們本是一個家族的不同支系，現在互相撕咬。如果這個綠色島嶼能夠成為天主教入侵的基地，那麼戰爭在那裡就不可避免。西班牙和教皇的僱傭軍與叛亂分子合作，想在這裡建立天主教進攻的橋頭堡，這些企圖必須被扼殺。

  出於對國內「第五縱隊」[44]的恐懼，伊莉莎白對偷偷混進來的天主教傳教士採取強硬手段，為他們提供庇護的人也不能倖免。數百人為了信仰不得不流亡，或身陷囹圄或身首異處。瑪麗·斯圖亞特的命運也最終降臨。謀反者想刺殺伊莉莎白，瑪麗也涉案，沃爾辛厄姆的間諜及時揭露了這一陰謀；1587年，瑪麗被斬首。當西班牙大戰爆發時，蘇格蘭陣線至少保持平靜，因為對瑪麗的兒子詹姆斯而言，英格蘭王冠已經遙遙在望，伊莉莎白沒有子嗣，她死後將由詹姆斯繼位。與此同時，腓力將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入侵計劃上。如果成功，就意味著恢復英格蘭的天主教傳統，還能確保大西洋航線，並可能在尼德蘭贏得最終勝利。

  當時的力量對比非常不平衡。英格蘭的陸軍中有很多是從伯爵領地新招入伍的小兵，他們的軍事實力實在令人懷疑，這支軍隊不太可能抵擋西班牙入侵的軍隊。然而，在經驗豐富的海盜頭子約翰·霍金斯（John Hawkins，1532—1595）的領導下，英國艦隊目的明確，規模不斷擴張。這支裝備精良的敏捷艦隊的任務是，在加勒比海和亞速爾群島襲擊西班牙的寶船，切斷腓力帝國的銀脈。這種打劫敵方商船的行為，無論是否擁有特許證，從來都不是因為心中澎湃的國家情懷，而只是為了利潤。例如，霍金斯接受伊莉莎白私人小金庫的資助，不僅在葡萄牙奴隸貿易中分得一杯羹，還在西非抓捕奴隸。他將受害者運往海地，在那裡轉售給西班牙買家。

  他的表弟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約1540—1596）甚至被譽為英雄，聲名遠播到德意志南部。這個來自德文郡的農民的兒子一步步學會了水手技術和海盜業務，給霍金斯當幫凶：先是在英吉利海峽，接著是在加勒比地區。德雷克在1577—1580年環遊世界，因此成為傳奇，他是第一個全程參與並倖存的船長。在途經厄瓜多海岸時，這個英國人順手打劫了一艘西班牙大帆船，儘管船身上寫著令人恐懼的「噴火者」，還搶走了他們的白銀。這次旅行的最終利潤是15萬英鎊。這讓德雷克得到了爵士頭銜。這個發跡的暴發戶給女王獻上了無數杜卡特金幣和珠寶，女王甚至還去他船上參加宴會。當時的一幅肖像畫描畫了這位新當選的爵士，他面色通紅、飽經風霜。他右手緊緊抓住地球儀，仿佛這個世界就是他的王國。

  這種打劫商船的行為在最終決戰的準備階段愈演愈烈，從本來就比較緊缺的王室財政中抽取巨額資金。德雷克奉行前瞻性的戰略，他把加勒比地區的西班牙基地夷為平地；1587年，他甚至大膽奇襲，率領一支強大艦隊突襲加的斯港並摧毀了30艘西班牙船隻。他在回程途中還厚顏無恥地繞道亞速爾群島，捕獲一艘滿載非洲珍寶的葡萄牙克拉克帆船。戰利品琳琅滿目，為這次行動的資助者帶來豐厚的利潤。英國就這樣以戰養戰。

  這場戰爭對西班牙意義重大，對英格蘭則意味著全部。英格蘭島嶼只有艦隊拱衛。戰爭關乎何事，從船名上可見一斑：英國方面的船隻被命名為「公牛」「老虎」「復仇」「金獅」「無畏」，西班牙人的船隻叫「聖母瑪利亞恩典」「聖約翰」「玫瑰花冠的聖母」。伊莉莎白委託經驗豐富的船長發號施令，在海上戰爭中對抗西班牙人經驗豐富的戰士——包括德雷克和霍金斯——都聽令於海軍上將埃芬漢的查爾斯·霍華德伯爵（Lord Charles Howard of Effingham，1536—1624）。西班牙艦隊的指揮官是梅迪納-西多尼亞公爵阿隆索·佩雷斯·德·古茲曼（Alonso Pérez de Guzmán，1550—1615）。海上經驗不足的他不情願地接受了任命，但他周圍的軍官都頗具才幹。就這樣，新發跡者和古老貴族之間的決鬥爆發。西班牙船隻上的貴族身著華服、色彩繽紛，仿佛是去參加舞會，而不是赴死亡之約。

  西班牙艦隊於1588年5月底從里斯本向北起航，並於7月抵達英格蘭，它們聚集成半月狀，船隻並行向前，以便結成一條更寬的防線。這支艦隊像一個漂浮的堡壘，慢慢靠近英吉利海峽，但它們被英國靈活的加利恩帆船包圍並遭遇猛烈的炮火。8月8日晚，在加來海岸戰事已成定局。西班牙人未能及時找到安全的港灣，不得不在海岸附近拋錨，將自己完全暴露在敵人的視野。這支艦隊目前已經接近西班牙在佛蘭德斯的軍隊，它們本應把軍隊送上英格蘭島。英格蘭的命運懸於一線。但海軍上將霍華德抓住時機，派火船在休眠的巨型船隊之間流竄。混亂席捲而來，人們驚慌失措地切斷錨鏈，保護性陣容瓦解。第二天，主戰在格拉沃利訥附近爆發，當時霍華德的加利恩船隊已經掌握了所有優勢，因為他們面對的是分散的船隻。西班牙的四艘船沉沒，其餘的大部分都遭到嚴重損害，不可能繼續戰鬥。剩下的事只能交給老天。這支「無敵艦隊」在風暴中漂來盪去，經過英格蘭和蘇格蘭沿岸被吹向大西洋，然後又回到愛爾蘭布滿礁石的西部海岸，只有少數船隻返回拉科魯尼亞。在一幅肖像畫中，伊莉莎白女王身著珍珠刺繡和鑲有寶石的連衣裙，背景中就展示了這次戰鬥的關鍵場景（附圖26）。女王的手也放在地球儀上，更確切地說是在美洲——這是英國擴張的目的地。

  1588年的勝利並不意味著戰爭的結束。第二年，英國在里斯本海岸進行大規模反擊，卻鎩羽而歸。之後又有兩支西班牙艦隊企圖北上，但都被風暴阻止。海盜行為並不能決定實力較量。許多英國的亡命之徒沒有得到金子，而是拿到了一根繩索，他們最終贏得的是絞刑而不是黃金。德雷克想征討巴拿馬，但戰役陷入了僵局，他於1596年在船上死於感染。

  與抵達西班牙國土的大量貴金屬相比，天主教帝國因為海盜而蒙受的損失微不足道。然而，戰爭的經濟後果嚴重。西班牙的貿易公司遭受損失，隨著稅收減少，政府收入也持續下降。艦隊在大西洋沉沒，讓西班牙損失了約1000萬杜卡特金幣。所有這些都導致前面所說的財政崩潰。腓力的繼承人繼續這種堂吉訶德式的行為。儘管西班牙軍隊在許多戰場取勝，也無法掩蓋事實，這個曾經令人敬畏的大國現在面臨著經濟基礎的崩潰。

  英格蘭仍然站在法王亨利四世一邊，也沒有從尼德蘭昂貴的戰爭中抽身。愛爾蘭的衝突仍在醞釀。在伊莉莎白的王國，現在大多數人信仰的是溫和的新教，它的禮拜儀式莊嚴隆重，符合不列顛大教堂的威嚴，與歐洲大陸的新教有明顯區別。理察·胡克（Richard Hooker）的著作《論教會組織的法律》（1585年出版）為逐漸確立的英國聖公會教會提供了神學基礎。腓力二世讓島上所有與天主教相關的事物都徹底喪失信譽。此外，與西班牙的戰爭強化了議會權力，伊莉莎白也被迫不停地申請納稅申報表。

  在威斯敏斯特宮的聖史蒂芬禮拜堂，即下議院的會議廳，議員的辯論異常激烈，經常喧鬧嘈雜。自從羅馬共和國最好的時代以來，世界上很久沒有出現這樣的民主實踐了。在威脅的陰影下，議會一般會忠誠與王室合作。當時的人認為它似乎是英國「最高、最絕對的權力」。為了促進整個王國的利益，13世紀的議會就已經開始為自己申訴。1601年11月30日，女王發表了著名的《黃金演講》，向下議院致敬。「就算價格再昂貴，也沒有哪顆寶石像這一顆一樣令我喜愛：我是指你們的愛，」她面對下議院的代表團如是說，「如果上帝對我讚許，這王冠的榮耀有一項不可或缺，你們的愛伴隨了我的統治。」她向這些先生致以最深的喜愛之情，並請所有列席的議員圍攏過來親吻她的手，這應該是她最後一次列席議會。

  直到今天，不少藝術都讓人們回想起這位老婦人的世界：約翰·道蘭（John Dowland）憂鬱的歌曲，威廉姆·伯德（William Byrd）的宗教音樂和尼古拉斯·希利亞德（Nicholas Hilliard）的細密畫中含情脈脈、面色蒼白的情人，埃德蒙·斯賓塞（Edmund Spenser）的「仙后」讓女王的榮耀得以永恆，尤其是莎士比亞享譽世界的戲劇。在木框結構的建築和鄉間貴族及大臣的城堡里，時不時就能在顯著的哥特晚期風格中看到義大利文藝復興風格小心翼翼的試探，這也反映出那個時代的經濟繁榮，儘管有過於神化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