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 人類解剖

  插圖51：揚·史蒂芬·馮·卡爾喀，《維薩里解剖女性屍體》，木刻畫封面：安德烈·維薩里，《人體的構造》，巴塞爾，1543年

  醫學起航

  印刷術的出現使得越來越多的醫學知識成為常識。我們再次以迪奧斯科里德斯的經典之作為例，它在科爾多瓦的圖書館中不見天日已有700多年，直到人文主義者胡安·派斯·德·卡斯楚（Juan Paéz de Castro，1510—1570）將它喚醒。這位追尋失落書籍的「獵手」讓醫生安德烈斯·德·拉古納（Andres de Laguna，1499—1559）摸到了「遠古希臘的手稿」。後者是手稿一直期盼的真正讀者。因為德·拉古納是一個皈依者，不僅是植物學家和藥劑師，還是語言學家。他將這本書譯成卡斯蒂利亞白話，並添加了關於新發現的亞洲和美洲植物的知識。1570年，這本書付梓。在西班牙，迪奧斯科里德斯也終於走下拉丁語的象牙塔，並走到那些只會說「粗俗卡斯蒂利亞語」的醫生中間。這本流傳歷史極其複雜的草藥學書籍也提供了一個例證，讓我們看到人文主義的精英文化如何使更廣泛的階層也發揮作用——以及印刷術這個新媒介如何傳播民間醫學的秘密。這項工作和它的從業人員——草藥婦人、「聰慧的女人」、會處理傷口的人，以及外科醫生和助產士——經常比學院派醫藥的藝術更有效果，但只有「民眾」才明白學習這些的重要性。

  醫療康復的基本規則仍舊來自古希臘羅馬和阿拉伯文化，但文藝復興在亞里士多德派認為的凡人身體中植入一個柏拉圖式的不朽靈魂，就像在貝殼中放入一顆珍珠。一直以來，最重要的權威都是蓋倫，他的「體液病理學」可能深深地植根於印度的阿育吠陀醫學，創造了一種心理唯物主義。它假設人體與月球之下的世界中的所有物質一樣，由空氣、火、土和水四種元素組成。在人體內它們對應四種液體：空氣對應血液，火對應黃膽汁，土對應黑膽汁，水對應黏液。這些體液具有某些特性，即冷、熱、干和濕。它們以不同的方式相互混合，從而創造出不同的氣質。稱一個快樂的人是「樂天派」（Sanguiniker），這就是體液病理學的遺留，該術語指促進生命、引發活力的血液有些過量。

  根據蓋倫學說，健康是體液混合物的和諧，疾病則表明平衡失調。所有醫生的努力都是為了恢復平衡，例如通過放血，這是治療武器庫中的必殺技。當久病不愈的身體排出體液，不管是血液、膿液、汗液或嘔吐物，都表明自然在努力自愈，醫生只是從旁協助。排泄物必須仔細檢查，尤其是尿液。「小便檢查法」是典型的醫學行為，以至當藝術家想要在作品中表現醫生時，通常會在他們的手中放置一個尿液玻璃瓶作為識別的標誌。

  文藝復興時期的醫生相信，體液的混合比例受到許多環境因素的影響。即使是一個可怕的景象都可能會導致平衡失調，比如一個醜陋的孩子的誕生。專業人士相信，氣候、飲食還有星星的力量都可能讓混合物震盪，讓身心失去平衡。因此，占星學知識不僅對醫生有用，而且是必要的。隨著梅毒的傳播，人們把它歸咎於行星交會的災禍：人們懷疑邪惡的火星和土星交織成蠍子的形狀，這是生殖器官的統治，並共同擊敗了良善的木星。解毒劑是跟水星能掛上鉤的汞，它能使一些症狀消失（但用處不如害處大）。

  根據微觀身體與宏觀宇宙之間的關係，每個器官及其生產出的東西各有其神聖的教父教母。例如，肝臟中產生的血液應該屬於空氣，屬於天秤座、水瓶座及雙子座。此外，身體中的體液都與木星息息相關，木星是錫的夥伴。陰暗的土星被看作天才和憂鬱之星，藝術家和發明家之星，在神話中土星代表的農神是吃掉自己孩子的食人族。它是憂鬱和創造力之父。它從高高的天體上把體液稀釋或者積聚體液，並確保脾臟會讓黑色膽汁沸騰，這樣會帶來憂鬱的感覺。在這一邪惡事業中，其盟友是地球，它的金屬是鉛，它的首選季節是灰色的秋天。魔法師和醫生都必須考慮這些情況。

  這兩類人在各個層面上都能夠干預「偉大的存在之鏈」，以恢復人們的健康。治療必須在合適的時間進行。他們可以動員行星的權力和事物的隱藏力量，以此激活草藥、寶石、金屬或護身符的效果。效果最好的是哪一種，尚不明確。蓋倫已經明智地提出建議，認為預防勝於治療。他提倡人們生活要有節制、要洗澡、要做運動，也要聽音樂或欣賞宜人的色彩。阿爾貝蒂認為，有一次他的發燒就是這樣治癒的。

  蓋倫的建議，即氣質學說，以及作者自身的經歷都為豐富的諮詢資料提供了關鍵詞。這樣的「健康指導」為身體提供了關於「死亡的藝術」（ars moriendi）的指引，這是靈魂需要的。通過翻譯，這些書越來越普及。斯福爾扎的醫生貝內德托·雷瓜達蒂（Benedetto Reguardati，約1398—1469）書寫的《關於保護健康的非常有用的論文》是義大利最早的此類白話文著作，早在1481年就已印刷出版。在英國，是托馬斯·伊利奧特（Thomas Elyot，1490—1546）的《健康城堡》及其豐富的有關如何保持長壽的建議。在德國，則是醫生和植物學家萊昂哈特·福克斯的插圖版草藥學書籍（附圖22）。

  醫學知識和學說不再被局限於擁有圖書館的醫院裡，在大學中也能找到。「現代的」——有學識的——醫藥工作者開始了他們的職業生涯。因為意識到階級感又渴望交流，受過學術訓練的醫生們聯合起來建立行會一樣的學院。例如，1518年倫敦成立了「王家醫師學院」，由醫生和人文主義者托馬斯·林納克爾發起。外科醫生和處理傷口的醫生組成的新型醫生有一些明顯的不同，他們要處理血液、化膿性肌肉和黏液。醫生用纖細的手指握著尿杯，面露諳熟於心的表情，從黃水的顏色和質地中得出結論，可能說的是拉丁語。解剖時他優雅地站在一邊，骯髒的工作由幫工完成，這意味著他有很多書本知識，但幾乎沒有臨床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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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精神，整體醫學：費爾內爾，帕拉塞爾蘇斯

  費爾內爾是一位有能力的解剖學家，同時也是熱情洋溢的數學家。1542年他出版了《生理學》一書——他發明了這個術語——從此踏進了一片新領域。他是第一個描述椎管、心臟泵血機制和心內膜炎臨床表現的人。另外，他推測，「精神」（spiritus）是在體內起效——這是最精細的材料之一，亞里士多德認為精神是溫暖所在，是一切生命的創造者，甚至擁有神性。費爾內爾相信，肝臟中的「自然精神」在靜脈中遊走，而「生命精神」從心臟通過動脈輸送全身，負責感知和運動的精神通過神經從大腦和脊髓向下傳遞。而身體和靈魂的黏合劑，費爾內爾推測是一種油性的「基礎體液」，它應該既油膩又透氣，而且不可見。它如果耗盡，死亡就會乘虛而入。

  費爾內爾的想法甚至影響了17世紀的醫生。不僅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蓋倫也為他的生理學提供了基礎。為了解釋生命的奧秘，蓋倫的醫學除了「靈魂」之外，還借用了斯多葛發明的概念「氣息」（pneuma）：一種精妙的、鼓舞人心的氣息。蓋倫還創造了理性模型來解釋疾病。與當時東方的治療師不同，他沒有藉助神學模式，而是尋求自然原因。蓋倫也將其授予像費爾內爾這樣的追問者。法國人費爾內爾和其他人都想要通過摸索，用「自然」來解釋身體功能和生命。通過那些與神性相關的崇高物質，人們似乎找到了一種途徑，可以把思想轉化為運動並促進遙遠的天體在人體內發揮效用。

  與古代醫學堅決決裂的第一人絕對是一個烈性子：特奧夫拉斯圖斯·博姆巴斯茨（Theophrastus Bombastus，1493/1494—1541），也就是那位傳奇的帕拉塞爾蘇斯。他聲稱自己在義大利學習過，也許是在費拉拉。他的性格讓他一直遊蕩，有時還要逃亡，任何地方他都沒有久待。1527年，他計劃在巴塞爾大學前面焚燒阿維森納的醫療著作，這也意味著把蓋倫派的醫學思想扔進聖約翰的火焰中。為此，他自己的書也被反對者付之一炬。這位醫生雖然出身於施瓦本貴族，他可不是理性主義者。他的醫學深深植根於時代的整體思維，在柏拉圖式和諾斯替教義中。他試圖把這些書籍翻譯成笨拙的德語。如果一切事物都是為了我們而存在，那麼上帝的旨意是，我們作為「星星的學生」不應該有知識盲點。帕拉塞爾蘇斯把「創世記」視為一個巨大的鍊金術工坊，他認為物質世界不過是從上層天體清澈水域中產生的天空的灰燼。他想要參透世界，像讀書一樣讀懂它。他也認為人類是一個微觀宇宙，人類有一個肉體和一個星軀（Sternenleib），後者是靈魂的介質。他相信，人的個性、人的成長、人的性別都是由「靈力」（archeus）決定的——在進入世界之前，一切都在這種生命精神中。帕拉塞爾蘇斯認為它的力量就是疾病的成因，疾病不再是蓋倫所說的體液混合物的失衡。例如，痛苦可能是毒藥、恆星或不健康的環境造成的，並且——根據廣泛流傳的觀念——還有道德原因。在這種情況下，就是上帝的懲罰。根據帕拉塞爾蘇斯的觀點，罪惡的想法將變成揮發性的物質，飄升到其所屬的行星：忌妒去土星，謊言去火星。根據這一思維模式，它們在那裡喚醒疾病的種子，然後行星感染空氣，最後引發瘟疫。

  16世紀上半葉，可能只有路德筆耕不輟的勤奮度超過了帕拉塞爾蘇斯。對於後者本人而言，很多作品沒有出版是他的大幸。雖然一些與帕拉塞爾蘇斯立場相同的人很支持那個維滕貝格人的想法，但帕拉塞爾蘇斯本人在宗教領域卻是非正統的。他輕蔑地稱茨溫利、教皇和再洗禮派為「沆瀣一氣」。他居然敢臆想上帝是一個女性形象，這樣才能造出三位一體的第二號人物，這種想法可能會讓他上火刑架。他晚年主張平和的基督徒生活，撰文反對戰爭和死刑，並請求公平分配勞動收入。在他迷宮般的著作中，還有一個多次出現的要求也極具現代感，即相信經驗和實驗。他是第一個描述職業病的人，以及痛苦，他認為痛苦是由於「酒石」造成的，酒石指的是血管和器官的沉積物。他提倡傷口的抗菌治療，發明治療手段、草藥療法和水療並開展外科手術。後來他又一次膽大妄為，提出生產人造人的配方，然後人造人反過來再創造出巨人和侏儒這樣的野人。在他看來，世界的第一塊基石不是希臘自然哲學中的四個元素，而是另外三種與星座相關的物質：油膩可燃的硫黃，煙霧狀可揮發的汞，最後是結晶鹽。帕拉塞爾蘇斯認為，為了正確處理這些物質，人們需要鍊金術的藥物，通過析出可以獲得。因此，他被視為醫學化學和現代藥學的創始人。

  這個備受尊敬和飽受爭議的人是多麼矛盾——他的同胞托馬斯·埃拉斯圖斯（Thomas Erastus）說他是一頭野獸，一頭哼哼叫的小豬——我們要了解一下他對精神疾病的態度。他認為精神疾病不是由撒旦引起的，而是有自然原因，好言相勸、禁食和祈禱都應當有所幫助。這聽起來很合理，但他另一項建議就不怎麼樣，他覺得如果治療失敗就應該把瘋人燒死，這樣魔鬼就沒有機會得到他們的靈魂。相似物，同時也是標誌——心形東西治癒心臟疾病，蒺藜和刺可以緩解胸部刺痛——被帕拉塞爾蘇斯的因果關系所取代。他的世界觀讓他可以提出深奧的推想，同時也為理性科學開闢了道路，希望尋找一種自治式自然的統治。帕拉塞爾蘇斯和他的醫學讓系統性實驗發生逆轉，就像接下來伽利略對物理學的顛覆。帕拉塞爾蘇斯尚在慶祝他時而不透明時而發光的宇宙醫學時，專家的時代已經到來。

  解剖學革命：維薩里

  這些專家中最重要的一團火焰是費爾內爾的得意門生安德烈亞斯·維薩里（Andreas Vesalius，1514—1564）。在大部頭著作《人體的構造》的木刻畫封面上，維薩里就把自己刻畫成與相信蓋倫的書本醫生不同的另一種替代形象（插圖51）。他被一群觀眾團團圍住，正在向他們解釋一個死去的女人的子宮——他自己也很引人注目。他將自己描述為一名經驗主義者，雖然他是帕多瓦大學醫學博士和教授，但他卻親手解剖而不是讓別人動手。在人們探究宏觀宇宙的同時，也進入了微觀世界的內部，即人體內部。當時還沒有顯微鏡，因此，維薩里和他最重要的前輩之一的貝朗加里奧·達·卡皮（Berengario da Carpi，約1470—1530）觀點一致。看不見的東西——那些太小的事物——從一開始就被排除在他的推理之外。他的巨著逐漸偏離帕拉塞爾蘇斯風格的整體醫學，開始客觀描述身體和器官的功能。700多頁的文字都在反思一個高度專業的專家的經驗，他描述、測量，並且不再尋求精神和靈魂，至少不是首要任務。維薩里的書以清晰的排版和先進的圖形技術而備受矚目，作者因此也成為皇帝查理五世的私人醫生。多虧了一本摘錄，它對實踐也產生了持久的影響，它被看作教學和手術的指南。《人體的構造》把解剖學史劃分為兩個時代：維薩里之前和之後。

  與傳說相反，中世紀晚期的教會沒有完全否決對人類屍體的解剖。一開始在薩勒諾，人們只是解剖豬，但蒙迪諾·德·魯茲（Mondino de' Luzzi，1275—1326）已經在博洛尼亞解剖人體，也未受阻撓。在維薩里之前他寫出了最重要的解剖著作，而且熟知阿拉伯醫學。就像天文學家們希望破譯夜空中的上帝之語，對許多解剖學家來說，切割人體就如同追尋上帝和他的奇蹟。令人驚訝的是，身體的「精神」構造並未阻止歐洲醫生——不像印度的阿育吠陀醫生——對身體進行切割。

  到了15世紀，對屍體開膛破肚的現象越來越多，作為醫學聖地的帕多瓦在15世紀末甚至開設「解剖劇院」。就像圓形劇場一樣，在大廳中間一張凸起的桌子上擺放著屍體。藝術家，特別是雕塑家，也把手伸向解剖刀。雖然李奧納多受到科學好奇心的驅使，但對於米開朗琪羅來說，雕塑家和畫家對人體結構的專業興趣卻是最大驅動力。獲得研究對象並非易事，尤其是屍體要儘可能新鮮。維薩里四處搜羅被處以絞刑的人和自殺者，他們本來也不會被妥善安葬。在帕多瓦，他的學生從墓地偷走一個僧侶的情婦的屍體，並削去她的頭皮，這樣即使偷盜的秘密泄露，她的情人也認不出這個死者。

  當哥倫布遠航世界以及哥白尼反對地球上一切傳統時，維薩里開始探索目前幾乎一無所知的身體大陸。他想親自鑽研，而不僅僅盲目相信前人之言。維薩里在他偉大著作的前言中主要針對的是查理五世，他批評當時人們對蓋倫等早期作家的奴隸般的依賴。蓋倫經常自相矛盾，並且他的所有知識都不是來源於人體解剖，而是從猴子身上得來的。維薩里的目的並不是顛覆整個已有體系，他幫助古代的解剖學實踐進行復興，並肯定它們對教學和研究的重要性。

  維薩里的解剖工作，和哥白尼的「革命」同樣發生於1543年，它直觀地證明，文藝復興時期繪畫的技術成果對醫學進步有重要意義。除了李奧納多當時尚未發表的圖紙之外，藝術從未給某一科學對象貢獻這樣大的精確度。作為對詳細文字的補充，還有約200張木刻畫，可能是由提香的學生揚·史蒂芬·馮·卡爾喀（Jan Stephan von Kalkar）創作完成。它們展現出解剖刀揭示的世界：骨骼、肌肉、血管和器官。有一些圖上的骷髏被擺放成多愁善感者的典型姿勢：肘部彎曲抬起，其他圖上是剝掉皮膚的肌肉男性，但卻是興奮欣喜的姿勢。有一些看起來幾乎像是超現實主義藝術。

  儘管維薩里的工作極具開創性，但新醫學仍然任重道遠，甚至與他同時代的弗拉卡斯托羅都仍然遵循蓋倫範式。弗拉卡斯托羅的書和費爾內爾的著作一樣，只是在細節上指向未來。他反對古代觀點，以往人們認為地縫中飄出的蒸氣導致疾病暴發，弗拉卡斯托羅提出一個聰明的理論，說傳染是因為「小顆粒」，他把這些命名為「seminaria」，即病菌。但是他一如既往地認為人懸置在一個宇宙中，穿透一切的世界靈魂讓宇宙生機勃勃，並且這個宇宙由星星統治。弗拉卡斯托羅寫過關於梅毒的說教詩——用一首形式完整的詩歌描寫一種可怕疾病的所有症狀，讓說教詩的技巧得以完善——他把可怕的感染理論與占星猜想相提並論：後者認為1348年的瘟疫是火熱的火星和黑暗的土星帶來的。

  在蓋倫派的醫學領域，人們也試圖「拯救現象」，例如「奇蹟網絡」（Rete Mirabile）的命運。蓋倫在解剖動物時發現了這一「奇蹟網絡」——渾身遍布精細分布的血管脈絡，他認為它的作用應該是為大腦提供賦予生命的氣息。維薩里並不是第一個注意到人類缺乏這種網絡的人，這是他指責蓋倫犯下的二百個錯誤之一。之後，雅克·杜布瓦（Jacques Dubois，1478—1555）也成為權威的捍衛者。這位巴黎的解剖學家對自己的工作了如指掌，不可能沒有認識到維薩里的觀察是正確的。他的出路是，推測人類在退化墮落。古代的人興許更完美，因為那時候人體內還有這種「奇蹟網絡」！杜布瓦可能想到了古代雕塑家用大理石雕刻的理想軀體。他這種觀點不是一人之見，1485年出現了一段獨特的插曲。在羅馬附近的阿皮亞古道發掘出一具奧古斯都時期的女性屍體，因為用香料保存，這具屍體完好無損。人們把古屍運到元老院城堡大廈，民眾爭相朝聖並為之驚嘆：終於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一個古人！編年史家評論說，這具女屍是如此美麗，令人無法名狀、無以言表。在面對備受推崇的黃金時代的人時，這些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唯一的感受就是壯麗，別無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