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天界革命

  插圖49：皮耶羅·迪·科西莫，《普羅米修斯》，1510/1520年，慕尼黑，老繪畫陳列館

  普羅米修斯

  

  德國哲學家格奧爾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對宗教改革的解釋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是最權威的。在他的《哲學史講演錄》中，他將宗教改革稱為繼文藝復興之後「將一切美化的太陽，是中世紀末的曙光」，它確實標誌著人文主義進程中的突破。在許多歐洲國家，世俗的空間在100多年裡持續壓縮，信仰問題和神學爭執成為偉大對談的中心，彼此間的迫害和戰爭有時幾乎完全把對談淹沒。無論教皇還是皇帝的大一統都遭到宗教改革的反對，改革成為一種有助於形成民族意識的力量。然而，它呼籲用普通民眾可以理解的語言來解讀《聖經》，這就產生一種趨勢，在天主教的歐洲地區也引發熱議：在義大利和法國，古典拉丁語或者母語到底哪個優先成為為學辯論中的熱門話題。人們應該還記得，弗朗索瓦一世於1539年頒布法令，在司法機構中用法語取代拉丁語。

  宗教改革沒有創造出「現代人」，只有在與基督有關的論題中，主體性才有一點生存空間。改革讓個人獲得信仰自由，但把他們囚禁在上帝的話語中。與設想相反，它沒有掙脫超驗的束縛。假如把個人主義看作新時代的標誌，那麼人們甚至可以說，天主教傳統和與之聯繫的特倫托宗教理事會的長老都比路德更「現代」，因為與這位改革者不同，前者還為自由意志提供了一些空間。路德對人的設想與庫薩的尼古拉和魯道夫·阿格里科拉的大膽構思相去甚遠，後者二人把人看作事物和概念的創造性造物主。與路德不同，彼特拉克、馬內蒂或萊昂·巴蒂斯塔·阿爾貝蒂等都認為人是「第二位上帝」。李奧納多對人的設想也有異於常人，他用來取代上帝的是作為發明者的自然，它創造了靈魂和身體，同時還有因果定律，「奇妙的必要性」。是誰頒布了這一定律，他沒有下定論。

  然而，文藝復興時期的人類學從來不只是樂觀地慶祝平凡之人的誕生，文藝復興主義創造的藝術人物想要知曉一切，幾乎無所不能。乍一看，這似乎與皮科·德拉·米蘭多拉的觀點相矛盾，他筆下的上帝對第一個誕生的人類說：「我們沒有給你固定的住所，亞當……也沒有給你自己的外表或者某個特殊天賦，這樣你就可以按照自己所願、根據自己決定、依照自己想法給你自己住所、外表和天賦，並且能夠擁有它們。其他生物的天性都是限定好的，它們只能在我們規定的法律範圍內完善自己。你的天性——擺脫一切限制、根據你的判斷、通過我給你的雙手——由你自行決定。我把你放在世界的中心，你從這裡能夠更方便地環顧四周，看看世上都有什麼。我們既沒有把你創造成天神，你也不是世間物，既不是凡胎也不是仙人，這樣你就是自己尊貴又自由的創造者和雕塑家，你將按你喜好塑造自我。你可以退化成較低級的、動物性的生物；但你也能夠重生為更高尚的、神聖的生物，由你的靈魂自行決定。」這聽起來確實像新時代主體主義的徵兆。如果人們繼續讀下去就會發現，最高目標好像並不是掌控世界，而是靈魂與上帝的交融合一。比照天神而創造出的人類在塵世就要開始努力，成為一個天使。在道德教導的幫助下，他要約束自己的激情，用辯證法驅散理智的黑暗，「這樣我們馬上就能清除靈魂中一切無知和惡習的污垢」。最後，我們將「不再是我們自己，而恰恰成為創造我們的人」。伴隨著死亡之吻，即「binsica」，人在脫離軀體後會經歷第二次死亡，讓自己消散在上帝的美妙中。這一切都與此岸的塵世生活毫不相干。儘管皮科的講話援引了希臘典籍且召集了一支由眾神和學者組成的軍隊，但它只是一個表面上的人文主義宣言。

  當路德開始改革時，人可以想要什麼和知道什麼的問題也觸動了皮耶特羅·蓬波納齊（Pietro Pomponazzi，1462—1525）。在1516年的一篇論文中，反對一年前拉特蘭宗教會議見解的他捍衛自己的論點，認為靈魂的不朽無法合理地證明。不朽的說法只是憑空捏造，為的是讓人們良善且順從，這樣才能維持社會秩序。上帝不能對自然直接發揮影響，他需要很多行星作為介質；看起來是奇蹟的事件其實是自然原因造成的。蓬波納齊曾將哲學家比作現代人的原型，即普羅米修斯，並用普羅米修斯的形象自比。「這就是催促我、嚇唬我、讓我失眠的東西。它是對普羅米修斯寓言的真正解釋，他力求從朱庇特那裡偷偷地盜取火種，因此被朱庇特放逐到高加索山脈。」在蓬波納齊筆下，普羅米修斯就是哲學家的寫照，因為哲學家也想參透天神的秘密，所以被擔憂和思慮啃噬。哲學家「不口渴，不飢餓，不睡覺，不排泄，不咽唾沫；他被所有人嘲笑，雖然他被當成瀆神的蠢貨，但是宗教審判者仍要迫害他。他為普通民眾製造了一個轟動事件。這就是哲學家的財富，這是他們的功績」。蓬波納齊是一個蘇格拉底式的懷疑論者，他後來的其他文章也可以印證，他明白自己眼中的科學不可以再被看作臆測。「在哲學中必須有一個異端者，他渴望找到真相。」他曾這樣說。面對死亡他表現出斯多葛式的淡泊平靜，而絕沒有流露出堅定的基督教信仰。「我愉快地繼續前行」，據稱他這樣安慰身邊的親友。「你要去哪兒，大師？」有人問道。「所有的凡人都會去哪裡？」蓬波納齊這樣回答，「我要去所有的人都去過的地方。」他試著用最後一句話讓人們更理解他：「放我走吧，我要去了。」他的學說在生前遭到激烈的抨擊，但它在哲學和神學真理之間劃出了界限，這一學說影響了各宗派內持不同意見者和擁有自由精神的人。本博曾經保護他免受宗教裁判所的侵害。「小彼得」——這是人們對矮個子的蓬波納齊的稱呼——總是老練地強調，人類的知識是有限的，因而人們必須在所有方面都遵守由聖靈引導的教會制定的規約。

  我們現在進入了浮士德的時代，這個「奇妙的招魂術士」首次亮相是在1507年約翰尼斯·特里特米烏斯的一封信中。他提到，有一位名叫喬治·薩伯里庫斯的學者逗留在格爾恩豪森，他稱自己為小浮士德。事實上，這位浮士德似乎代表著「另一種文藝復興」：他是魔法、占星術和鍊金術的大師，掌握了死靈招魂法術。根據特里特米烏斯的報告，他表現得比所有學者更像學者。他聲稱自己能夠背誦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所有作品，是鍊金術最完美的術士，他甚至可以超越基督的奇蹟。儘管他大肆吹噓，但各種消息來源顯示，他過著貧窮的生活。他一會兒被放逐到某個城市，一會兒因為繪製星座圖得到幾個古爾盾的報酬。他為容易受騙的僧侶們驅逐死靈，把它趕出修道院。他可能在一次鍊金術實驗的爆炸中死於非命。儘管如此，很多人懷疑是撒旦親自終結了他的僕人的性命。但真正的浮士德博士為了知識居然會與魔鬼締結契約，不是一個「純正德國人」。他是一個騙子，可能通過雜耍把戲維持可憐的生計。他活著的時候只被當作騙子，而沒有被當作巫師遭受迫害，這是他的大幸。

  像蓬波納齊還有皮科或羅伊希林這樣的思想家和浮士德這樣模糊可疑的形象之間的界限有多狹窄，浮士德博士歷史登場的主要見證人、我們精力充沛的改革派修士特里特米烏斯會用他生命中的一個篇章為我們解答。這位修道院院長因為對速記和秘密作品充滿熱情——人們認為特里特米烏斯發現了一篇用蒂羅（Tiro）[31]發明的符號寫下的手稿，這是一篇古老的速記稿——他差點因為喜好巫術被送上法庭，因為這些速記符號被當作魔鬼的魔法。他的《隱寫術》記載了主導世界的思想大師，可惜被收錄進天主教會的《禁書索引》里。同時，特里特米烏斯也出版了一本反對「女巫泥沼」的書，這本書名為《巫術的敵人》（Antipalus maleficiorum）。他的學生阿格里帕·馮·內特斯海姆（Agrippa von Nettesheim，1486—1535）一直保留這本書，而其本人創作了《論神秘哲學》，為饑渴的市場奉上了一本白魔法的標準論著。他謹慎地與一切巫術保持距離，而掌握白魔法的大師則擁有無限可能。阿格里帕的宇宙與菲奇諾一樣，充滿了天使和惡魔，他還添加了一些阿拉伯和猶太配方。他也知道如何在曼德拉草的催發下造出一個霍爾蒙克斯（Homunculus）[32]，即泥人（Golem）[33]的表親。這個想法讓歌德受到啟發，靈感的來源還有阿格里帕的黑狗：這就是那隻捲毛狗的內核，浮士德和華格納在復活節散步時，它就在旁邊跑來跑去，而浮士德的真正內核就是阿格里帕。不過，阿格里帕在一部晚期著作中認為所有知識都是不確定的，只有研讀《聖經》和對基督的信仰才能把人們引向真理。

  佛羅倫斯人皮耶羅·迪·科西莫把普羅米修斯作為畫作的主題（插圖49），而蓬波納齊把普羅米修斯看作刻苦鑽研的哲學家的寫照，這樣一人分飾二角絕對不是巧合。蓬波納齊心中想的是薄伽丘的解讀，它賦予普羅米修斯雙重身份：一個是代表自然和神聖的造物主，另一個是給人類送來精神火種的學者。薄伽丘認為，這位英雄並沒有被束縛在一座山上，而是在高加索地區漫遊，以參悟大自然的秘密。而神話里那只在普羅米修斯動彈不得時啄食他肝臟的鷹，不過象徵著崇高的思想在折磨這位智者的內心。

  普羅米修斯與奧德修斯都是文藝復興時期的經典英雄，但無論如何普羅米修斯是一個矛盾的人物。他創造了人，是他們的光明使者；同時，這個「路西法」也是忤逆神的反叛者。他帶來的火焰讓人們溫暖、給人們啟發，但它也有毀滅性的力量，因為知識可能是危險的。「偉大的」洛倫佐二世曾經抱怨說，普羅米修斯對世界的好奇心毀掉了幸福的黃金時代。作為權力大師，他意識到「太多的知識會導致動盪」。幾十年後，醫學的偉大創新者之一的帕拉塞爾蘇斯（Paracelsus）回應他說：「平靜比動盪要好，但動盪比平靜更有用。」

  範式轉換

  追求科學、醉心研究、發現新事物——這項工作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需要相當程度的努力才能搜集一個一個的知識碎片，解決一個一個開放的問題。然而，歷史學家和哲學家托馬斯·S. 庫恩（Thomas S. Kuhn，1922—1996）在一本引發激烈爭論的書中提到的「範式」，即被科學界接受的根本假設、方法和解決問題的途徑，在這一時期並未發生改變。不過，也會出現確定的事實無法被分類的情況。此時，人們通常會嘗試以某種方式把異常之物與舊系統協調一致，從而「拯救現象」。可是隨著時間的推移，矛盾會逐漸累積。精神大廈之間的橋樑崩塌，人們也無法達成共識。面對充斥的矛盾，只有暴力才有效，毀滅者襲擊的時刻來臨。舊範式變得無可救藥，只有全新的範式能發揮作用。舊範式的捍衛者將被推擠到邊緣，儘管可能需要很長時間，還會伴隨著憤怒的衝突。「範式轉換」最終完成，它們曾經屹立一千年不倒，轉眼卻成為無用之物。事實都被歸入新模式，而這種新模式又反過來解釋事實的含義。

  哥倫布堅持他最初的假設，覺得自己到過亞洲，這就可以向人們展示沒有辦法達成共識的困境。他的遠征給熱那亞人送上了顛覆性的真實見解，儘管如此，他腦海中一成不變的仍然是對世界的舊觀點。如果古代關於海洋延伸範圍的知識是正確的，那他們應該是到達了印度。與哥倫布不同，維斯普西意識到將西方「群島」視為一個大陸的重要性。「我們發現了許多國家和幾乎數不勝數的島嶼（通常有人居住），我們的祖先絕對沒有提及這些地方，」他報告行程時如是說，「我可以得出結論，古人不知道它們的存在。」

  新時期早期最著名的範式轉換是「哥白尼轉向」，這一概念將在以下幾頁中詳述。日心說世界觀的出現屬於社會學範疇，當時不僅有對社會學相互關聯的追問，還有許多類似問題，如文藝復興時期的新藝術是如何產生的，哲學領域和技術創新的新想法是怎樣起源的，以及古登堡的發明，甚至人類創造力的謎題。它們都在探究，新事物是如何產生的。

  知識史的呼吸漫長而悠遠。例如，格列高爾·賴什雖然也注意到有一些國家是托勒密無從得知的，但他沒有得出任何結論。在《珠璣智慧》一書中，他堅定不移地接受古代和中世紀、阿拉伯和歐洲權威認定的世界圖景，甚至在1583年的第二版中也不動搖。賴什援引「神聖的奧古斯丁」的觀點，否認地球上存在著在相對兩點居住的對跎者。在希羅多德和其他人的支持下，他相信非洲有一些怪異民族：無頭人，他們的臉長在胸部（附圖14），或者吃蛇的「穴居人」，他們不會言語，只會發出噝噝聲。對他而言，地球當然位於宇宙的中心。地獄應該在地球的夾縫中燃燒，地球之上的蒼穹中是天堂。這些權威組成的軍隊反對任何觸及傳統的人，他們還會續寫這樣的作品。

  在賴什和維斯普西勇敢地打破托勒密地理學幾年之後，可能位於拉丁歐洲控制範圍的東部邊緣地帶出現了一位更加偉大的人物：尼古拉·哥白尼。1509—1514年，他寫下一本《短論》，對天文問題做出短小的評論。其論點是：所有的行星運動都發生在太陽周圍，太陽處於這些運動的中間，而非地球。滿天星斗和太陽看似在運動，其實源於地球的運動。地球本身每天圍繞其不變的極點轉動，包括地球外界的水和周邊的空氣。固定的星空和最外面的天空是靜止的。這些說法似乎與所有的經驗相矛盾：人們雙腿牢牢站立著的地球，其實是一顆處於高速雙重運動中的活動行星？每天都可以觀察到的東升西落的太陽，竟然是靜止的中心點？

  永恆之樂：古老的天空

  格列高爾·賴什和當時幾乎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同意建立對宇宙的新設想，這些想法都要追溯到我們經常提及的希臘人克勞狄烏斯·托勒密。他的宇宙哲學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科學範式之一，他的《天文學大成》對地球周圍的太陽、月亮和行星的——看上去的——軌道提供了精確的數學描述。這本著作的書名指明了道路和彎路，在中世紀的歐洲摸索前行。這個書名在希臘語中叫「mathematike」，也叫「megiste syntaxis」，大致意思是「數學」或「最偉大的彙編」，阿拉伯人翻譯成《至大》（al-madschisti），拉丁語又弄巧成拙把「al-」直接借用，譯成「Almagestum」。自從克雷莫納的傑拉德翻譯此書，後來便有很多對這本書的摘錄和點評，其中最重要的是霍利伍德的約翰（John of Holywood）於1230年前後在巴黎撰寫的《天體論》。

  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人們都以為地球是天界中心的一個小點，太陽、月亮和行星都被固定在天界裡，當時的馬克羅比烏斯和波愛修斯都持這種觀點。在固定的星空里，它們不停地沿著自己的圓形軌道運行，由此發出天體之聲，根據畢達哥拉斯的學說，這是永恆的音樂。與他們之前的思想家一樣，當時的宇宙哲學家都相信，宇宙肯定是一個完美的設計師根據完美無瑕的條件構建的作品。人類世界必須在中心位置，這樣才符合亞里士多德的圓滿原則：每一種物質都有與生俱來的目標，它的能量催促它成形並實現目標。這種能量讓樹木生長，讓葉子落下，讓一切都回歸自己本源之地。沉重的地球「想」下落到中心，而輕飄飄的東西——空氣和火——要向上飛升。月球之上的自然法則與月球之下的不同。根據古代物理學家及其後繼者的說法，天上的東西包括恆星和行星，都由五種元素組成，即神秘的「精華」（quinta essentia）。精華既不重也不輕，既不稀薄也不緻密，讓人無從描述。但人們相信，天上的一切都是完全純潔和不朽的。混亂和變化，短暫和死亡，還有塵世中時而快樂、經常令人沮喪的混亂局面，都只在月輪以下的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在「天界革命」歷史中有一條重要法則，即地球上所有的運動都是沿著直線進行，朝向中心；而在天空中，根據自然哲學家的觀點，圓周運動占了上風——這與星球的完美球形相吻合，人們相信它們都是球形。

  究竟是什麼力量移動了天體，讓太陽、月球和行星運動，關於這個問題人們爭論不休。有一種觀點非常奇特，比如柏拉圖的《蒂邁歐篇》就提到，天體也有靈魂和智力，所以能夠在茫茫宇宙中找到自己的道路，這種觀點慢慢消失了，透露出一絲當時的祛魅趨勢。取代這種想法的是亞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動者」（primum mobile），布里丹就認同這一觀點。人類思想總在找尋開端。中國人認為開端是一個「原始原則」，現代宇宙哲學認為是「大爆炸」。一些人認為，天空中的持續運動是天使在推動。由於這些有翅膀的生物幾乎完全是由空氣組成的，他們完成這項工作只是通過意念。直到17世紀，人們還在討論，他們是否會疲倦，究竟是否需要能量來保持天體運轉。大約在1650年，一位耶穌會神學家計算出參與這種工作的天使的數量，應該有1000多個。

  天文學家認為恆星固定在行星上方的空間裡。一些行星的上方還有一片「水之天空」，它的存在雖然與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不一致，但這是從《創世記》演化而來的。「第一推動者」的彼岸是上帝的住所和國度，即「火之天空」（Empyreum）：一片無法丈量的廣闊地區，處處是純潔之光。如神秘主義者海因里希·蘇索所稱，靈魂在這裡把從前所有暫時性的俗世生活拋諸腦後，讓自己融入三位一體。在塵世中恣意放鬆的時刻，即便是加爾文這樣頭腦清醒的人，也能夠和路德進行輕鬆的交談，或者與墨蘭頓一起慶祝節日。當然，上帝的天堂到底是不是一個固定的地點，路德和一些天主教學者都持懷疑態度。

  根據托勒密的世界模型，有八個或九個球體圍繞地球，但人們並未輕易信服。人們面臨一個困難：這個系統越是清晰且美觀，就越不符合人們在天上看到的場景。如果太陽在地球周圍均勻地轉動，為什麼一天的時間長短不一？為什麼行星的亮度會發生變化？而且，假設天上確實有環形運行軌道，那些離地球很遠的「上面」的天體——土星、木星和火星——在繼續運行之前，在天空中好像是靜止的，看起來就像是在後退，這又如何解釋呢？實際上，背後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地球的運行，地球在太陽周圍較近的軌道上運行，超越了外側的行星，而金星和水星從地球旁邊掠過，但這一現象超出當時人們的想像力，他們也無法想像地軸向黃道的傾斜，這是四季交替的原因。

  如果要保留圓周運動和均衡性的教條學說，需要許多輔助假設的觀測數據，只有這樣才能「拯救這些現象」。佩爾格的阿波羅尼烏斯、尼西亞的希帕科斯和後來的托勒密為了解釋一天的不同時長，都將地球從太陽軌道的中心移開了一些。雖然這與亞里士多德設想的完全中心式的天體排列相矛盾，但是通過這種方式太陽可以保持其圓形軌跡。另外，人們猜想有「均輪和本輪」[34]的存在。根據這一理論，行星不僅在「均輪」軌道上圍繞地球運行，而且總是圍繞它們的「本輪軌道」不停轉動。夜空中可見的行星軌道似乎在向後偏移，看上去還會滑行，這些都可以藉助這種假設得到解釋，因為有重疊的圓周運動。流傳下來的法則獲救了！為了解釋星體似乎存在的節奏變化，托勒密引入了「偏心均速點」，這是一個用數學構建的點，從這裡開始，均輪和本輪中心的軌道速度是完全均勻的。

  這一切並不是真的美好。哥德式的構想得以倖存，原因在於，通過反覆與觀察結果進行對比和細化，人們可以對行星運動進行相當準確的預測。然而自古以來，日曆年的推遲相比較太陽年呈增多態勢。克服這種差異成了亟待解決的事，因為教堂的節日和聖徒紀念活動必須在正確的日子舉行，甚至占星家也需要儘可能準確的數據。可能是這些小小的偏差，以及過於複雜的系統，引發了第一次質疑，它真的是正確無誤的嗎？一個無所不能的世界建築大師的作品怎麼會出現分歧呢？為什麼它如此不經濟，甚至不美觀？可能的結論就是，亞里士多德和把地球放在偏心位置的托勒密，肯定有一個人是錯的。而人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不會意識到，可能兩個人的結論都是錯誤的。

  阿威羅伊是最早懷疑數學構建的宇宙是否與物理現實有關的人之一。「今天的天文學真的沒有提供任何知識給我們，讓我們可以從中推導出存在的現實，」他寫道，「我們這個時代開發出的模式與計算結果相符，但與現實不一致。」事實上，如果人們相信存在著固定的、水晶球般的天體，若他們想像計算出的模型如何在自然中運行，就是非常複雜的事。為了構建不同軌道上的運行天體，還有圍著這些天體旋轉的天體，需要50多個才行。醫生吉羅拉莫·弗拉卡斯托羅（Girolamo Fracastoro，1476/1478—1553）試圖避開這些不美觀的偏心性，結果卻亂七八糟，他的模型中有不下於77個天體。阿威羅伊蠻橫地想要取消圓周運動、均輪和本輪，讓天體重新變得整潔，就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以地球為中心，可惜他的嘗試也失敗了，因為人們肉眼可見的天空完全不是這樣。

  在阿拉伯世界裡，幾個世紀以來一直存在批判托勒密的聲音，阿拉伯人試圖把數學天文學和自然哲學結合起來。安達盧西亞的天文學家努爾·艾德丁（Nur ad-Din al-Bitrudschi）認為最外部的球體推動了其他天體的運動，他的思考已經轉向機械方向。他試圖讓本輪成為主角，認為太陽和行星都是螺旋運動，但這種想法同樣需要複雜的輔助結構。納西爾丁·圖西藉助巧妙的幾何結構提出自己的模型，一個圓周運動在另一個圓周運動內進行，兩個圓周運動產生一種呈直線的振盪運動。這種「圖西配對法」終於擺脫了托勒密模型的所有線性運動，它似乎是兩大系統的「偉大統一理論」的關鍵。天文學家阿沙蒂爾感謝真主給他的指引，他藉助於一個額外的本輪，終於消除了令人煩惱的偏心勻速點。他設想的月亮軌道模型類似於哥白尼的——只有一點不同，地球在正中間。

  直到15世紀末，歐洲南部的天文學家才達到穆斯林大師的水平，畢竟他們現在對希臘語原始文本有更準確的拉丁語翻譯可以參考。例如，特拉布宗的喬治斯之前受尼古拉五世委託翻譯了《天文學大成》，但缺陷不少，樞機主教貝薩利翁促成了重新修訂。他找到了維也納天文學教授格奧爾格·波伊爾巴赫和他的學生約翰內斯·繆勒（Johannes Müller，1436—1476）。因為家鄉在法蘭克的柯尼斯堡（K?nigsberg，意為「國王的山」），繆勒給自己起了個筆名叫「雷吉奧蒙塔努斯」（Regiomontanus，該詞為拉丁語，意為「統治者的家」）。他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數學家，作為貝薩利翁手下一名重臣，他對義大利進行了深入了解，結識了人文主義者，其中包括托斯卡內利和阿爾貝蒂。有幾年，他在馬加什一世的布達皇宮工作。在紐倫堡時，商人伯納德·瓦爾特（Bernhard Walther）資助他開設印刷工坊，伯納德本人也是一名小有名氣的天文學家。

  贊助和交流讓歐洲天文學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有了革命性的創新空間，創造了諸多可能性。雷吉奧蒙塔努斯的印刷工場出版了馬尼留的《占星術》和波伊爾巴赫的《新行星理論》，傳播最新的天文知識，後者到16世紀中葉再版了50多次。同樣成功的還有《天文學大成摘錄》，是雷吉奧蒙塔努斯和他的老師波伊爾巴赫共同編訂的。他的《星曆》預測了1475—1506年的行星位置，不僅被收入哥白尼的藏書室，哥倫布也珍藏了一本，這位海軍上將的旁註證明他有過深入研讀。

  書籍印刷使文化以史詩般的速度傳遞。例如，波伊爾巴赫的《新行星理論》傳播了穆斯林天文學家的學說，包括巴塔尼斯（al-Battanis）從印度獲得的知識。通過紐倫堡和其他城市，東南亞、哈蘭斯、巴格達和維也納的所知所得傳到整個歐洲，甚至進入偏遠的普魯士。如果沒有東方天文學家的初步工作，哥白尼的天界革命將是不可想像的。這個波蘭人從他們的著作中借用了哪些，還尚無定論；他是否知道其中一些著作，也無從得知。

  哥白尼

  哥白尼的《短評》在他生前一直未發表，只有他的一個學生約阿希姆·雷蒂庫斯（Joachim Rhetikus）發表了一份關於《短評》的報告。他的老師幾十年來一直在尋找日心說的證據，觀測星體並計算觀測數據。直到1543年，這些結果才成書出版，這是一本絕對會改變世界的書：《天體運行論》。批評家皮埃爾·德拉拉梅（Pierre de la Ramée）曾問，是誰做了這些「巨大工作」，把地球從宇宙中心拋出去？

  尼古拉·哥白尼於1473年出生在當時屬于波蘭王室的漢薩城鎮托倫，他的父親老尼古拉·哥白尼（Niklas Koppernigk）是一位富有的商人。尼古拉關於造幣的研究報告比托馬斯·格雷欣（Thomas Gresham）更早提出了貨幣價值理論的原理，這也反映了他的生長環境。他在克拉科夫大學學習期間可能接觸到了波伊爾巴赫和雷吉奧蒙塔努斯的著作，了解到當時最先進的天文學。1496年秋天，他前往義大利，一直待到1503年，中間可能短暫離開過。他在博洛尼亞學習法律，在帕多瓦研究醫學。他跟隨多梅尼科·瑪利亞·徳·諾瓦拉（Domenico Maria de' Novara）學習數學，這位是雷吉奧蒙塔努斯的高徒。哥白尼在費拉拉大學獲得宗教法博士學位。不過，他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波蘭的弗勞恩堡，這裡是瓦爾米亞侯國的主教轄區。一個叔父幫他在教堂弄了個教士職位，他以此謀生。作為神職人員，他為掙薪水必須履行的職責似乎很有限。他就住在弗勞恩堡教堂城堡的塔樓里，這裡有鑽研科學需要的一切條件：飯錢、自由、安靜和時間。此外，他還有龐大的交流網絡。如果沒有克拉科夫大學的圖書館，他將無法推演自己的天文學。

  他在工作一開始就發現了混亂，哥白尼在他的主要著作的序言中意味深長地提到這點。他可以確定，他這樣寫道，天文學家的研究互相不一致。他們未能從觀察中得出確切結論——「與現象相對應」的那些。他們可能無法解釋最重要的問題——「世界的形狀和世界各部分的某種對稱性」。「他們的工作，就像是一個人想要把雙手、雙腳、頭和其他部分拼在一起，它們雖然單看每個都很好，但並不是同一個軀體上描摹下來的，這樣，沒有哪個部分能和別的拼在一起，這樣拼出來的不是人而是怪物。」他已經閱讀了能找到的所有學者的論著，為的是找到比那些僵化的數學家更好的另一個解釋。

  這篇序言針對的是保羅三世，而其他人針對哥白尼的著作也發表了很多爭論，修辭學因此成為一種討論風格。那個時代偉大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的著作——其中伽利略的修辭術人們已經品讀過了——有繁複精緻的引證、神話般的圖像和古代的美麗文學，這些書簡直熠熠生輝。哥白尼序言中的每一頁也閃現著我們稱之為「文藝復興」的靈光。他在與托勒密的爭辯中首先援引的是西塞羅轉述錫拉丘茲的希塞塔斯（Hiketas von Syrakus）的假說，稱地球繞其自身的軸線轉動。哥白尼引用的另一位古代作家是烏爾提亞努斯·卡佩拉。這位非洲人認為水星和金星——而不是地球和其他行星——圍繞太陽轉動。哥白尼提到的最重要的權威人士是畢達哥拉斯學派的菲洛勞斯（Philolaos），他猜想地球與日月一樣是圍繞著一團中心之火在轉動。蓬杜斯的赫拉克利德斯和畢達哥拉斯學派的艾柯潘托斯（Ekphantos）最終提出的觀點是，地球像輪子一樣圍繞其自身的中心從東到西轉動。「因此，我自己有時候也開始思考地球運動的可能性。」

  哥白尼沒有滿足於假設，而是試圖計算地球繞自身和繞太陽的雙重運動的後果。後來，他創建了一個世界模型，在某些重要的點上與托勒密天文學和亞里士多德物理學相悖。儘管如此，這一範式轉換並未完成，因為哥白尼不打算完全拋棄舊系統，而是試著通過——盡最大可能的——修正來「拯救」它。他努力想要構建一個優雅的世界機器，通過對地球運動的假設更容易解釋行星看似逆行的運動。同時，他通過這一手段剔除了偏心勻速點，而且讓小小的地球轉動起來不是比讓太陽和所有的巨大恆星轉動更容易嗎？

  當《天體運行論》最終付梓時，這一理論顯然已經不那麼時髦了，被「拯救」的是行星運行的圓形軌道；克卜勒首次證明，軌道實際上是類似橢圓錐形截面。而哥白尼計算出的行星軌道的中心並沒有與太陽的位置重合，相反，天體現在圍繞地球軌道的中心旋轉。這樣，太陽的中心位置又被挪開了一點。哥白尼再一次提出本輪圍繞本輪的運行方式——但現在比舊的宇宙中少了五顆——地球的地軸因而要以錐形不停轉動，這樣哥白尼的運算結果才與觀測數據相一致，但他隨後著重強調了他思考出的最重要的結果。「在一切正中間的是太陽。在這種最美妙的聖潔中，這個發光體還有什麼更好的位置，還有哪個位置可以讓它同時照亮一切？特別是人們都說它是『世界的燈』，這一表述非常恰當，其他人稱太陽是他們的『意義』，還有一些人說太陽是他們的指揮者。赫爾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稱它是『可見的上帝』，索福克勒斯在《厄勒克特拉》中說太陽是『旁觀一切的』。太陽確實操控著周圍運行的群星，就像是一位坐在王座上的國王。」在新系統中，所有行星之間的距離都以地球到太陽的距離為衡量標準。水星比其他任何行星都更接近那顆中央恆星，土星在離太陽最遙遠的軌道上移動。「我們在這種排列中發現了一個令人欽佩的世界對稱性，以及軌道運動和範圍的安全和諧的關係，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看不到。」

  在許多同時代人的眼中，哥白尼的設想要取代托勒密的世界觀，他的企圖雖然不太現實，但也引發了對托勒密的爭辯，不過僅此而已，反對意見遮天蔽日。例如，人們可以說，根據公認的亞里士多德學說，所有重的元素都要下沉——迄今為止地球也是其中之一。太陽明明是火這個較輕元素的生發場所，怎麼忽然就成了一切重物的家園？甚至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也支持這種觀點。他的宇宙觀結合了物理中和道德中的等級，他的階段順序是從重的、邪惡的開始，頂端是精神的、最完美的，這些才能到達上帝身邊。地獄怎麼能在太陽上方浮動，太陽看起來可是純潔無瑕、光芒閃耀的呀？觀測中還會出現另一個問題，恆星的光芒看起來淡泊又鎮靜。如果地球繞著「所謂的」軌道運行，離恆星一會兒近，一會兒遠，那恆星不應該有時更大更亮，有時更小更暗嗎——怎麼肉眼觀察到的根本不是這樣？

  托勒密——當初為了反對阿利斯塔克的日心說思想——就已經引入了另一個有力的論據：如果地球在飛速移動，那所有不固定的東西都要往西邊飛！哥白尼反駁說，雲彩、鳥群、人類和其他所有自然物質都屬於地球，所以也在地球的自然運動中。至於有人提出異議說觀察不到恆星視差——這一現象的存在直到1838年才被證明——哥白尼試圖用一個很好的理由進行反駁：地球和恆星的距離實在太遠，人們無法感知到恆星體量的變化；如果從恆星上觀察地球，整個地球軌道也不過是一個點。

  然而，哥白尼的計算讓圍繞在恆星周圍的宇宙體量劇增：從托勒密推測的2萬個地球半徑升級為120萬個，換算一下，就是從9000萬千米變為74億千米。令人不快的是，此時在當時已知的最外側的行星土星到宇宙的邊界之間出現了無比巨大、空曠的空間。它的「無用」與新的理念相悖，因為人們相信上帝絕對不會創造多餘的東西。如果人們還是把宇宙想像成一片透明的但不知為何卻固定的區域，那麼天體的運行——康拉德·策爾蒂斯稱這種美麗的圖景是「摩里斯科人[35]的舞蹈」——依賴的是何種機械原理，一如既往沒有得到解答。哥白尼也無法為自己的模型提供證據，他用來取代證據的是對修辭的強調，如「簡單」「和諧」，同時還利用經濟學中的成本-效益原則，給自己想出一個宇宙建構原則。這個弗勞恩堡人支持亞里士多德的觀點，後者曾斷定：「上帝和大自然不會製造任何無用的東西。」

  哥白尼自己很明白，教會的抨擊不可避免。「愚蠢」的胡言亂語可能會出現，他在書的前言中寫道，人們可能「為了自己的目的故意曲解《聖經》的一些片段」，並據此來攻擊他。就連那個「著名作家、一知半解的數學家」拉克坦提烏斯，都用「非常孩子氣的方式」嘲諷那些認為地球是球體形狀的人。紐倫堡神學家安德烈亞斯·奧西安德（Andreas Osiander）為哥白尼的書寫了另一篇序言，大概是為了保護哥白尼，他將新世界模型簡化為單純的假設。他遵循的是1277年巴黎判決對微妙觀點所持有的思路：把一切與信仰不和諧的科學立場都當成思想實驗來探討。當奧西安德寫下他的序言時，外面的世界中，施馬爾卡爾登戰役在帝國的疆土已呈黑雲壓城之勢，謹慎是非常可取的。

  哥白尼於1543年5月24日去世，他是否接觸過這本完整的革命小書，我們不得而知，所以他是否支持神學家最後添加的序言，也是謎團。絕大多數學者仍然傾向於托勒密的傳統觀點。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到1600年只有兩個版本——總共應該不超過一千冊——而與之相對的是支持托勒密觀點的書至少有一百個版本。牛津大學的數學教授亨利·薩維爾（Henry Savile，1549—1622）爵士曾評論說，地球應該是以圓圈軌道運動。1577年皇帝魯道夫二世剛剛加冕時，維也納也展出過一個被標為「移動」的地球，但這兩者都是當時的特例。

  上帝之書

  新教界接受日心說的一個障礙在於，路德本人表達過對日心說的拒絕態度。他稱其為「糊塗天文學」，認為這種觀點就如同一個人坐在船上或者在馬車裡，他自己靜止不動，就認為大地和樹木自己在動。「我相信《聖經》，」他寫道，「因為約書亞命令太陽站定，而不是地球。」路德這裡援引的是一個經常被用來駁斥哥白尼的典故，上帝聽到軍隊首領約書亞的禱告，命太陽停住，讓以色列把亞摩利人完全擊潰。路德的同伴墨蘭頓補充說，明君應該讓「薩爾馬提亞星象師」等一些人臣服，禁止他們的惡作劇，不然他們就會讓地球轉動、太陽定住，其他改革者包括加爾文也都拒絕接受新的世界觀。

  哥白尼的挑釁讓人們把古老的天文學和亞里士多德派的物理學根據另外一本「書」進行調整，其作者並不比造物主本身渺小多少：自然。里爾的阿萊恩（約1128—1202）把這個比喻簡單明了地表達出來：「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像一本書，一張圖片/是我們的鏡子。」庫薩的尼古拉說，這本書是上帝「親手所書」，閱讀這本書意味著接近上帝的啟示。正是出於這個原因，聖奧古斯丁似乎早已接納了自然科學。

  為了能讓《聖經》和自然這兩本書變得協調，需要運用許多人的智力。從《聖經》中提取隱藏信息的基礎是古代晚期的「《聖經》三重義」的教義，即字面意義、道德意義和寓意。這些教義也可以用來解釋維吉爾或荷馬的作品。亞歷山大學派的奧利金（Origenes）在公元3世紀時邁出了第一步，他區分出針對普通人的「軀體」意義、針對較有思考力的人的「靈魂」意義和針對完美的人的「精神」意義。此後，釋經開闢出廣泛的新空間。加爾文就深諳其道，他把第九行星上方預示不祥的水之天空變成簡單的雲朵。他斷定，這樣符合人類常識。

  在上帝的第二本書中，即自然中所發生的事情同樣可以得到解釋。上帝是生物、石頭、動物、植物和行星的主，他制定了規則，也預留了例外。他可以遏止太陽，創造奇蹟，製造怪物，並用戲劇性的星座警告和威脅人類。就像安拉或中國的眾神一樣——直到18世紀，中國人仍然認為天象反映出州府的工作做得好不好——基督教的上帝對他所創造之物的所作所為可不會冷眼旁觀、不置一詞。一切物和所有事件從根本上都是被懷疑的，它們不是單純就這樣存在，就這樣發生，同時也一定意味著什麼。在完美的、全能的造物主所建造的自然界中，沒有任何東西可能是毫無意義的。甚至對於面部皺紋來說也是如此，連皺紋都有自己的科學，即「面相學」，它把對額頭的釋義和對星象的釋義結合起來。面相師把額頭分為不同區域，每個區域都應該在一顆星星的統治下，然後面相師試圖從皺紋的走向推導出人物的性格和未來的命運。即使是疣或痣也可能透露出一個人的信息。16世紀，當學者開始將直接來自上帝的符號與其他超自然原因產生的符號區分開來時，世俗化也同時出現。

  歷史也可以被當成上帝的作品解讀，被認為是這位偉大作者的第三本書。在這一點上，「西方」歷史學家與歐洲之外的編年史家看法一致。對基督徒來說，歷史的開始與終結都是規定好的：因為原罪被趕出伊甸園是一切的開始，審判是一切的結束。如果你閱讀《聖經》、觀照自然，那麼這兩個點之間發生的事都可以解讀出意義。上帝的三本書互相評論，地震或「令人震驚」的事件可能有助於人們認識到這些事件的意義；洪水是《聖經》里大洪水的再現，這是上帝在批評人間道德腐朽或異端邪說的盛行；彗星是凶兆，意味著戰爭和反叛的到來。最重大的歷史事件，即基督之死伴隨著一場日食，對此也有了註解。

  闡釋學藝術在釋義時經常使用日常化的類比，如彗星的尾巴被解釋為一根荊條，所以是上帝憤怒的威脅。再加上這個天空里的流浪漢似乎沒有遵循固定的路徑，這就很容易把彗星看作混亂和災難的預示。「如果行星/糟糕地混成一團，毫無秩序地遊蕩，/這是什麼禍事，這是什麼徵兆！兵變！/大海這般肆虐，地球這般震動！/風暴這般肆虐！」莎士比亞在《脫愛勒斯與克萊西達》中如是寫道。

  比彗星更不顯眼的現象也激發了人們詮釋的熱情。1525年5月15日，參加弗蘭肯豪森戰役的軍隊看到頭上出現一道彩虹，閔採爾說這意味著上帝站在農民這一邊。根據《聖經·舊約·創世記》記載，在大洪水後上帝也曾掛起一道彩虹，以此表明他與諾亞立約。流產和「硫黃雨」——可能是5月間飄灑在各地的花粉——甚至是血紅色的日落或形狀奇特的雲都可以被闡釋。「奇蹟之書」的版本越來越多，銷量越來越大，也幫助人們解釋這些自然現象。儘管如此，只有等到世界大戲的最後一幕，當上帝把天空這本最大的書捲起，一切的哲思才會被揭曉。從這個角度來說，人們可以理解所謂「終結的意義」，弗蘭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認為這是西方思想的基本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