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宗教改革
2024-09-26 12:18:19
作者： （德）貝恩德·勒克
插圖47：漢斯·巴爾敦·格里，《奧古斯丁會修士馬丁·路德》，約1520年，《馬丁·路德博士的行動與成就》扉頁，柏林國家博物館
請記住𝒷𝒶𝓃𝓍𝒾𝒶𝒷𝒶.𝒸ℴ𝓂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路德
維滕貝格，1517年10月31日。不，路德教授應該不可能自己帶著錘子和釘子走到小城的諸聖堂，在北門釘上一張大紙，貼出95條論綱讓人們辯論。這件事應該是校舍管理員去做的。張貼論綱的場景在許多畫作和電影中出現，但只是一個傳說。關於那一天的畫，畫的是一個手拿錘子的僧侶，他的敲擊聲穿越了深秋時節的維滕貝格——路德說這裡處於「文明的邊緣」——傳向遠方的薩克森，甚至傳響整個歐洲。讓我們想像一下這個熟知神學著作的大師，他決心瓦解羅馬教廷千年的統治，他是一個啟蒙者，是讓中世紀擺脫宗教束縛的第一人。但事情比這更複雜。
1483年，路德出生於艾斯萊本的一個中產家庭。他的母親出身於受人尊敬的市民階級，他父親漢斯的祖上是自由農民，種田之餘趕上了當時蓬勃發展的銅礦業大潮，當起了銅礦主，最終在皇家城鎮曼斯費爾德做了議員。他供兒子進大學讀法律，但路德在1505年進了維滕貝格的奧古斯丁修道院，轉而學習神學。路德很快就獲得了上級的信任。為了為修會服務，他曾花了幾個月時間前往羅馬；對文藝復興全盛時期的文化卻無動於衷。返回後不久，他被擢升為會長副助理。1512年，他在10年前成立的維滕貝格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並擔任釋經教授。
1517年10月31日事件之後，現實依舊平淡，路德博士——他根據希臘人名，稱自己是「埃萊夫塞里奧斯」（Eleutherios），意為「自由者」——發表論綱是希望引發辯論，但他不是以「民眾」為對象，而是希望引起一些同僚的注意。他的論綱是用拉丁文所寫，當時還貼在維滕貝格好幾個教堂的大門上，主要是關於贖罪和赦免。要被拿來辯論的不只是神學概念，更是一門將來能長期繁榮的生意。人們可以通過購買贖罪券擺脫煉獄或縮短被煉烤的時間。至少對那些思維較為簡單的人來說，犧牲金錢可能就讓真正的懺悔和痛悔變得多餘，尤其是教皇西克斯圖斯四世敕令宣布贖罪券對已經死去的人也有效。清醒地來看，贖罪券的生意絕對有積極效用，捐款的信眾得到「對生者和死者的全面照顧」〔托馬斯·考夫曼（Thomas Kaufmann）語〕，類似於一張天堂的通行證——這樣也得到一絲安心。而羅馬教廷創收頗豐，華麗的藝術應時而生。例如，聖彼得大教堂就主要靠贖罪券的籌資得以竣工。
奇怪的是，這座象徵著教會萬能權力的紀念性建築，也給教會帶來最嚴峻的危機！羅馬教廷讓人聯想到一場非常可怕和恐懼的交易。布蘭登堡的阿爾布雷希特（Albrecht von Brandenburg，1490—1545）剛剛被推舉為美因茨大主教，但他在資金上卻捉襟見肘。可是，因為他已經管轄其他主教管區，這是教會法律禁止的，他必須向羅馬教廷支付很高的稅款——換算成杜卡特金幣也是不小的開支。教皇利奧十世為阿爾布雷希特的教區提供贖罪券買賣權，以此幫他籌集稅款。富格爾家族向他提供了過渡性融資。為了安撫羅馬，阿爾布雷希特不得不接受這筆貸款，並用贖罪券一半的收益償還這項貸款，另一半的收益都被聖彼得大教堂吞沒。在富格爾家族代理人的陪同下，傳教士蜂擁而出並試圖勸服世人改變死後的命運。正是這種人與上帝之間關係的商業化，促使路德高呼改革。很長一段時間裡，他一直批判那些兜售贖罪券的人動機不純。掌管多個教團省的美因茨大主教又放任贖罪券買賣，終於讓路德憤而起筆。
在長期的內心鬥爭後，路德從神秘的虔誠和奧古斯丁的悲觀思想中得到了信念。奧卡姆是路德神學的教父之一，他同樣懼怕死亡。在論綱的第一條，路德就開宗明義，當基督說「懺悔！」時，他想表達的是整個生命就是懺悔。這樣，路德就開闢了另一條救贖之路，不是機械地誦念天父，也不是僅僅買一張紙，而是勞其心智，進行自我探索和悔悟。只需要文字，「唯獨《聖經》」，就能觸及信仰。僅此一點，「信仰」——而非針對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過多爭論——就是一切美好的起源。僅僅依靠上帝的恩典，人們最後就可以擺脫罪責：在這個墮落、混亂的世界，他仍對恩典充滿信心。「唯獨恩典」，就是說絕不是出於善行，當然也不是因為赦免。路德所呼籲的爭辯最終因為未知原因而偃旗息鼓，但他的綱論如星火燎原，很快被印刷出版、再版並不斷再版，激勵著許多讀者。
羅馬就沒那麼振奮了。多明我會強烈要求異端審判，他們同時也希望用路德打擊對手奧古斯丁會。核心問題一直以來都不是教皇有多少權威。奉命評審路德的論綱的其中一位神學家大膽宣稱，教皇的管轄權已經擴展到煉獄。這場審判沒有馬上如火如荼地開展，路德要感謝他的國主「英明者」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Ⅲ，1486—1525年在位）。由於繼承權被分裂，腓特烈三世仍是薩克森選帝侯，是韋廷王朝「恩斯廷系」分支的領主，而韋廷王朝「阿爾伯廷」分支則管轄著王城設在德勒斯登的另一個大公國。
選帝侯腓特烈是一個非常虔誠的人，他精選收藏了許多聖徒遺物。比如，最後的晚餐中使用的桌布，以及還剩下的麵包屑。聖物能給人免除超過10萬年的煉獄折磨。正是腓特烈具備的這種超乎當時標準的深刻宗教信仰，使得他認真考慮年輕釋經教授路德的想法。這些需要討論的問題，也關乎他自己靈魂的救贖。
另一種情況也有利於宗教改革討論的繼續傳播：帝國皇位更替。他們都需要爭取薩克森選帝侯的支持。不管是青睞法國國王的利奧十世，還是哈布斯堡的查理，都不想在此時與選帝侯腓特烈發生齟齬。因此，路德的論綱仍被允許繼續出版。在爭辯和後續的文章中，神學雖然因贖罪券備受抨擊，但輪廓越來越清晰。在一次奧格斯堡議會期間，路德曾在羅馬教皇的使節面前為自己辯護，使節也只能徒勞地命令他撤銷論綱。海德堡大學的辯論為路德在藝術學院的碩士和大學生中贏得了許多支持者。後來，其中的一些人也成為德意志地區南部的帝國直轄市的改革者。
1519年6月底到7月中旬，萊比錫的普萊森堡遭遇了一場路德和教廷之間的激烈爭論。代表教廷的是約翰內斯·艾克（Johannes Eck）博士，他是因戈爾施塔特大學的神學教授，無論智力上或體力上都是一個強者，他強有力的聲音令他的論點擲地有聲。反對教廷禁收利息的決定已經讓他大名鼎鼎，而作為最睿智機敏的德國神學家之一更讓他聲名大噪，最後因為鼓動反對猶太人並參與編造猶太世界陰謀的災難性傳說而臭名昭著。在年輕同僚路德面前，艾克更勝一籌。他成功地誘使路德說出危險的想法，如宣稱不能從《聖經》中證明煉獄的存在，或者教皇的權威僅僅取決於信徒的認同而非神授。最後，艾克甚至唆使他的同行拋出定論，說就連宗教會議也會犯錯。路德恰恰用康斯坦茨宗教會議和它對胡斯的一些判決為引證，因為路德認為胡斯派確實是清清楚楚的新教教徒。這樣一來，艾克成功地把他的對手塑造成一個近乎異教徒的形象。從那時候開始，路德身上散發出濃烈的異端氣味。旁聽了這場座談會的阿爾伯廷分支大公格奧爾格因為爭議給其留下的印象，成為路德堅定的反對者，而他本來是主張支持教會改革的。
萊比錫爭議的結果標誌著路德與羅馬教會的裂隙繼續擴大。魯汶和科隆兩地的大學與路德觀點劃清了界限。從列日到美因茨，路德的文章都被付之一炬。這場爭論繼續升級，路德發現自己的文字反響巨大，備受鼓舞，筆耕不輟，大部分論文都用德語書寫，因而為民眾所熟讀。與胡斯派一樣，他要求教眾在做完彌撒後也有權利分享聖酒。在1520年發表的三篇檄文中，他對古老教會進行正面攻擊：《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書》《教會被擄巴比倫》《論基督徒的自由》。它們勾勒出一幅宗教生活改革和國家與社會的轉型的草圖。這三篇宣言在出版商那裡簡直供不應求。它們的傳播範圍遠遠超出知識分子的圈子，流傳甚廣。
1517年論綱的目的還是修復教會、拯救教會，而對「基督教貴族」的呼籲則與這個目的背道而馳。路德把「羅馬的吝嗇鬼和強盜」拖上審判席，並強烈譴責羅馬從德國土地上攫取巨額資金。他希望把教皇降格成一名《聖經》學者，並剝奪他對釋經的壟斷權。還有兩面牆要推倒：一個是他召集宗教會議的權利；另一個也是最需要取消的是教會權威對世俗權力的凌駕。羅馬不應該對世俗事務有影響。「向教皇行吻腳禮」這樣以示尊重的儀式，在路德看來卻是「惡魔般的傲慢」。他攻擊朝聖之旅和聖人崇拜——「我希望人們不要去打攪親愛的聖徒」——反對托缽修會擴大規模，要求廢除將教徒逐出教會的做法，甚至廢除所有的教規法。他想在等級制度瓦解坍塌的廢墟上推行普遍的聖職：每個受洗的人都是牧師。這意味著，以後不需要神職人員，教區把教會取而代之。所有的提議旨在改革教會系統，針對的是社會的道德化。路德反對高利貸、賣淫甚至過節——節日只能給各種罪孽提供溫床。此外，他還呼籲廢除獨身主義。沒過多久，他自己就娶了從西多會修道院逃脫的修女卡塔琳娜·馮·苞拉（Katharina von Bora）。
《教會被擄巴比倫》一文認為婚姻不是聖禮，那不過是世俗約定，只有受洗、聖餐和懺悔才能歸於聖禮。僅僅這些是《聖經·新約》中有跡可循的「記號」[25]，只要有信仰就能讓麵包和葡萄酒成為基督的身體和血液。這樣，教士的薩滿長袍被扒掉，他們的法術也被剝奪。教士接受聖職的儀式，還有堅信禮和臨終塗聖油儀式都是羅馬的騙局，都是為了讓「童話」顯得逼真，讓人們相信教士階層是救贖的必要之物。普通教眾只能領聖餐，不能分享聖杯，這是對上帝不敬的專制舉動。
第三篇檄文《論基督徒的自由》直接針對教皇利奧十世，路德之前對教皇的抨擊足以令人驚詫，現在又稱他為「最神聖的父上帝」。教皇在艾克的建議下，同時頒布了《斥馬丁·路德諭》，威脅路德如果不在60天內撤回他的異教宣言，就將他逐出教會、開除教籍。路德說教皇是「狼群中的綿羊」，想說服教皇進行徹底改革，或者解散教廷，這當然是幻想，或者純粹是一種戰術。路德向教皇呼喊，因為信仰，基督教教眾的內心是自由的。而從外在來看，人願意順從周圍人只是出於博愛。這樣，人對周圍人來說就是耶穌基督，而在世界秩序中是一個奴僕，臣服於當權者。
動盪的1520年以路德的一場瘋狂表演告終，他在維滕貝格埃爾斯特城門前的剝皮場當眾焚諭，這裡本來是城市為了市容丟棄動物屍體的地方。他的同僚和戰友、希臘學者腓力·墨蘭頓（Philipp Melanchton，1497—1560）張貼布告，宣揚12月10日的這次行動。學生和一些教授目睹了一場焚書運動，扔進火堆的還有教規法大典、艾克的著作和方濟各會修士安吉洛·卡萊蒂（Angelo Carletti）的「總集」——一部包含659篇文章的道德神學全面指南。路德本來很想把托馬斯·阿奎那和鄧斯·司各脫的論著也付之一炬，但圖書管理員可能是心疼大開本的古籍被燒毀，不肯交給路德。當火焰呈熊熊之勢時，路德把教皇通諭也扔了進去。
這個轟動壯舉發生後不到一個月，教皇利奧十世就把這位「馬丁努斯」（Martinus）和他的追隨者及保護者逐出教會。他本想把這個牙尖嘴利的僧侶燒死了事，但因為路德的演說和著作已經有了廣泛的影響，他本人又受薩克森大公的庇護，只好作罷。後來，路德被傳訊到沃爾姆斯召開的帝國議會。他決定出席，必是懷著非凡的勇氣、對上帝的信任和堅如磐石的無罪確信。
1521年4月18日，路德站到了皇帝和帝國面前，此時他只不過是一個小僧和普通教授。他解釋說，他不會收回自己的言論，只有用《聖經》才能說服他。這一場景深深地印在德意志民族記憶中。他著名的結語——「我無話可說了，悉聽尊便。願上帝保佑我。阿門。」——不是真的，但符合路德在議會演講的簡短基調。皇帝查理五世一天之後的回應也舉世聞名，他在議會面前宣讀了聲明，是他親筆手書。皇帝說：「區區一個僧人要反對一千多年的整個基督教界，那他一定是錯的。而我，查理，將奉獻我的國家、朋友、我的血肉之軀和我的全部身心去捍衛天主教信仰。」
作為一個深受西班牙征服者文化影響的統治者，他這麼說並不出人意料。幾個星期後，查理頒布《沃爾姆斯敕令》，剝奪對這個反叛者的法律保護。選帝侯腓特烈把路德綁架到艾森納赫附近的瓦特堡，給予他安全的「保護性拘留」。在這裡，路德有大把時間在武加大的通俗拉丁譯本基礎上著手用德語翻譯《聖經》。1534年，路德翻譯的《聖經》首次全文出版——一部充滿語言創造力的作品，從此成為一本新教徒的家庭必備書，比以前所有的版本都更成功。每個人都應該可以讀懂上帝的話語。「我生為德國人，」路德曾寫過，「我為德國人服務。」而在圖林根城堡之外，已是一派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景象。「整個德國都陷入暴亂」，教廷大使向羅馬通風報信。民眾開始崇拜新聖，在各式各樣的銅版畫裡，他渾身散發聖光，頭頂是聖靈的鴿子在盤旋（插圖47）。
德意志的發展空間
路德的演講和寫作正好出現在一個萬事失控的社會裡，編年史家記錄下當時的農民起義和城市動盪。他們的發言人反對稅賦壓力，要求消除經濟弊端。鑑於當時宗教在德國社會中引人注目的影響力，不難想到教會將受到攻擊，但人們只想淨化教會，而不是顛覆它。大多數批判教會現狀的人，同時也是失落的早期教會最熱心的追隨者。
在巴塞爾宗教會議期間，一個匿名者就發表意見，希望重新建立早期教會。為了強調他的論點，他援引了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吉斯蒙德的權威觀點。他所寫的論戰性小冊子，也因此命名為《西吉斯蒙德改革》，讓人們認識到社會和教會弊端與經濟困難的關聯——這是成功改革的前提。作者抱怨法律被無視，特別希望消除猖獗蔓延的讎隙情緒。他援引基督終究是為世間所有人而犧牲的典故，試圖開展社會改革，如廢除農奴制。他要求保護普通人遠離貨幣經濟的弊端，免遭壟斷商、中間人、海關和高利貸的威脅。他的宣言生硬粗暴：「教會權力病入膏肓；皇權和屬於它的其他一切都是錯誤的。人們必須質疑並打破這種局面，且必須這樣做。如果大的睡著了，小的必須清醒。」他所說的「小的」是指「聖潔」的帝國直轄市，而不僅僅是人民。他看到的主要問題是神職人員及他們擁有的權力和財產。「損害是神職制度造成的。」所以他呼籲將教會和國家分開，「精神和世俗的生活應該明確區分，且處處有別，與最初一樣明確，我們的祖先就曾提出，而今天的各種權力卻斷然拒絕這種區分。」這個匿名者書寫的論戰手冊留下約17本手稿和8個不同的印刷版本——這表明，他所持觀點確實一呼百應。
社會亟須教會改革，並提出問題、拋出疑慮，皇帝馬克西米利安一世應該算是一位關鍵的見證者。他沒有向神學家諮詢，而是求助於施蓬海姆的本篤會修道院院長約翰內斯·特里特米烏斯（Johannes Trithemius，1462—1516），希望得到與健康的人類理性緊密相關的答案：為什麼人信仰上帝，為什麼人不能像天使一樣辨認上帝？為什麼《聖經》充滿謎團？上帝真的關心人類事務並且無所不知嗎？新藝術的現實主義給人們提供了最確切的例證，比如馬蒂亞斯·格呂內瓦爾德（Matthias Grünewald）於1515年在科爾馬完成的《伊森海姆祭壇畫》。飽受折磨、被釘上十字架的耶穌無疑已經死去，而他又容光煥發地復活，戰勝一切頃刻無常之物。
在改革之前的歐洲，人們對於靈魂救贖的渴望有多麼強烈，在我們之前已經提到的虔誠的千花地毯上可見一斑——朝聖者、布道人和朝覲之旅，神奇信仰、神秘主義和遺物崇拜，從中我們看到一個既陌生又令人著迷的起源世界。怎樣才能過「正確」的生活？人們可以翻閱《遵主聖范》等著作，或聽取錫耶納的聖貝納迪諾等所作的有說服力的個人演講，接受他們的感化，從羅馬卻得不到任何答案。教皇為他們的私生子舉行奢華的婚禮，樞機主教為自己興建宮殿，這些都與效仿基督和使徒的貧窮沒有多大關係。許多被託付給普通信眾主持的修道院落入貪婪的貴族手中，他們剃髮不是出於虔誠，而是為了舒適的生活體驗。有些人還是半大孩子，就被強行送入修道院。不少教士偷養情婦，他們對人體構造的了解遠遠超過《聖經》，因為他們連拉丁語都看不懂。
這些消息來源可能誇大其詞；醜聞居多，而日常生活則不太常見。盛行的反教條主義也為改革添柴送炭，但它本身沒有可疑。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就詆毀淫蕩的僧侶和惡臭的僧衣，批評貪婪的教會或買賣聖職的教皇。從但丁的佛羅倫斯到喬叟的倫敦，處處迴響著對僧侶的嘲弄。例如，巴黎的早期人文主義者尼古拉·德·克拉芒熱（Nicolas de Clamanges）就寫了一篇論文，譴責教廷貪婪的世俗欲望。教廷的上層等級中也有人拍案而起，比如庫薩的尼古拉就曾反對庇護二世：「如果你能聽到真相，這個教廷里發生的一切都令我厭惡。一切都腐化了，沒有人履行足夠的職責。你和樞機主教們都不關心教會。」所有人都野心勃勃，貪慾橫行。「如果我在樞機主教會議上提出改革，肯定會被恥笑。我在這裡是多餘的。請允許我離去！」
可能是因為幾個世紀以來就一直遭受攻擊，羅馬對「路德事件」並沒有足夠的重視。肯定有人警告過他們，怨言不只出現在詩人的筆下。1311年維埃納的宗教會議上，教廷就聽到了「徹頭徹尾」的改革的呼聲。不久之後，奧卡姆斥責若望二十二世為異教教皇。作為路德之前的路德派人物，威克利夫也持有改革觀點：建造教堂的基石不是教皇，而是基督本人；人類的命運已經預定；《聖經》是最高權威，一切都關乎上帝恩典。他認為好的經典當然也要發揮作用，這一點與路德不同。
由於無法從上到下改革教會，運動的失敗讓「德國民族的控訴」這一潮流高漲。人們在教會會議、等級會議和帝國會議期間舉辦論壇，抨擊的重心是買賣神職、贖罪券交易和隨之而來的金錢流失。德國在回絕貪婪的羅馬教廷時，找到了一部分身份認同。「自由萬歲！」這是烏爾里希·馮·胡騰寫給路德的一封信的開頭，他指的是脫離羅馬的自由。這個改革派用措辭出彩的抨擊表達出許多人的想法，他的教誨播撒在這片被仔細耕耘過的土地上：授職權之爭主要出現在德意志公國，公民和貴族與他們的主教爭奪權力。在德國之外，神職人員絕對不會這樣深陷在世俗政治的糾纏中，並因而經常與世俗權力角逐。一些出身於貴族支系的主教甚至修道院的院長都擁有對小國的統治權——這種悠久獨特的歷史前文已經有所提及。在一些地區，教會持有一半以上的土地，市民和神職人員之間的摩擦在城市中也司空見慣。他們就稅收問題斡旋，爭論教士神職的任命，或市議會是否可以設立學校。神職人員很容易處處被人責罵。改革前的德國已呈現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景象，而其他不得不向神職人員納貢的國家，還感受不到這樣涌動的暗潮。西班牙教會已經「從上至下」進行了改革，不可能出現另一個路德。比如，城市公社起義中幾乎沒有對教會進行批判，他們只單獨提出取消宗教裁判所。
1511年一場轟動的爭論可以讓人感受到，改革前的德國局勢已經一觸即發。一位受過洗禮的猶太人約翰內斯·普費弗科恩（Johannes Pfefferkorn），現在變成完完全全的基督徒，皈依了多明我會，他想要燒掉猶太人的書。他遭到法學家兼人文主義者約翰內斯·羅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1455—1522）的反對，後者還編寫過希伯來語的語法。羅伊希林發問：如果不懂《聖經·舊約》的語言，如何實踐基督教神學？如薩魯塔蒂等人文主義者一樣，他堅信在《塔木德》和卡巴拉中隱藏著古老的智慧。他認為猶太人的經文是上帝的見證，基督徒和猶太人一樣崇拜上帝。他援引皮科·米蘭多拉的話，說最能證明基督神性的科學就是魔法和卡巴拉。當科隆審判官對這位人文主義者展開異端審判時，形勢變得危險，但羅伊希林得到了德國人文主義精英的支持。他們選擇了反對狂熱最鋒利的武器：幽默。1515年，他們發表了用蹩腳拉丁語寫的虛構信件，並把普費弗科恩和在科隆擔任教授的審判官冠為作者。這些「蒙昧主義者」把自己看成是「懶惰淫蕩的公雞」，喜歡饕餮大餐又愛酩酊大醉，為荒謬的神學辯論花費精力。這場風波在宗教改革的風暴中漸漸平息，但它顯示出，知識分子圈會迅速為反對僧侶、大學神學和「羅馬」做出反應。
對路德的成功起到至關重要作用的是印刷機，其讓學者之間的爭論演變為人民運動。1520—1526年投放於市場的傳單數以百萬計，路德的通告也在不安的德國市民世界中找到了最早的讀者群，他們是識字的中產階級，還有熟知批判性爭論的人文主義學者。從一開始，宗教改革的反對者和追隨者都全力以赴。例如，匿名的「莊稼漢」把一個淳樸的農民塑造成一個明智的聖經專家，與反對改革的方濟各會修士托馬斯·穆爾納（Thomas Murner，1475—1537）進行爭論。穆爾納是受過人文主義教育的天才辯論家，他1522年發表了極具諷刺的《偉大的路德派傻瓜》用以反擊。這次爭辯讓我們看到，路德的反抗已經釋放出強大的社會力量。穆爾納在標題《路德派打著「自由」大旗的非法要求》一節中抨擊路德教會無視一切人類誡命。在他看來，除了上帝，他們可能不聽從任何人，他們希望主會允許他們的一切行為。「如果牛不肯套軛/馬不願上頸圈/農夫不想犁田/地肯定耕不好。」
末日陰影：農民起義
路德在城市中得到很多支持，此外還有貴族圈子，特別是在帝國的騎士階層——他們覺得自己被擠在越來越有錢的市民資產階級和親王侯爵之間，飽受壓榨。王侯現在不再需要騎士，而是依仗僱傭兵、槍炮和法律來統治國家。大多數騎士都不得不融入這種環境，只有馬上比武能讓人匆匆一瞥他們昔日的榮光。但有一個人試圖抵抗這種時代，他是萊茵河中游地區的一個富人，名叫弗蘭茨·馮·濟金根（Franz von Sickingen，1481—1523），他為許多王侯領導過僱傭兵，也算比較成功。路德最早的支持者、與他地位相同的詩人和辯論家烏爾里希·馮·胡騰讓他接觸到令人振奮的新學說。濟金根為受迫害的改革者提供庇護，在他的一座城堡中，教士可以用德語布道，並與普通教眾分享聖杯。復仇欲、掠奪欲以及擁有自己的公國的欲望，這些都融匯成了更高尚的目的，讓濟金根想從羅馬的暴政當中解放自己的「祖國」。他曾襲擊特里爾選帝侯，但他高估了自己的能力。一支貴族聯盟的軍隊擊潰了這支騎士隊伍，並攻入濟金根藏身的堡壘。這位僱傭軍將領失去了生命，也讓特里爾地區失去了宗教改革的所有機會。早期現代國家又一次贏得了一場戰鬥。
宗教改革的焦點維滕貝格也展現出路德的學說中一些隱藏著的一觸即發的東西，而且它們不僅僅威脅著教皇和他的各地神父。路德離開的日子裡，一些追隨者占了上風，他們在這裡對教會和社會進行更徹底的淨化。神學院院長安德烈亞斯·博登斯坦（Andreas Bodenstein，1486—1541），又稱卡爾施塔特（Karlstadt），對路德來說是亦父亦友的存在。他也加入了激進分子這一方。他發表反對獨身主義的演講，後來自己付諸實踐舉行婚禮。教士們受到攻擊，僧侶們離開修道院，聖像畫和雕像堆成柴火堆並被付之一炬：一場革命的成功總是首先在摒棄舊儀式和廢除舊崇拜物中得到實現。卡爾施塔特和他的追隨者淨化教堂是為了拯救靈魂，正如他們所想的那樣，他們要以「正確」的方式尊崇天父。即便對聖像畫和雕像的崇拜最終也不過是偶像崇拜，這是魔鬼樂於見到的。此外，藝術可能會妨礙人們專心致志地虔誠敬神。
路德呼籲的思想宗旨被這般濫用，他人雖在瓦爾特堡，憂慮卻越來越重。他馬上意識到，激進分子如此利用他的計劃，讓他的規劃受到了威脅。他先是向世人發表了一篇論文，警告他們面臨的動亂和憤怒；1522年春，他回到維滕貝格並成功地平息了局面。不管在當時還是後來，他一直保持謹慎，並顧及弱者，而不是用脅迫達到目的。他堅信上帝的話語是不言而喻的。他一再強調，世俗權威應該服從上帝。卡爾施塔特現在和路德一樣被逐出教會，他逃離維滕貝格，然後逃離薩克森公國，等待他的是顛沛流離的辛酸生活，但他在去世前在巴塞爾度過了一段平靜的教授生涯。他不是左派，人稱「茨維考先知」的三位從故鄉被驅逐到維滕貝格的牧師也不是左派。受牧師和神學家托馬斯·閔採爾（Thomas Müntzer，約1490—1525）的影響，這三位牧師找到了一種神秘的不需要牧師和聖經學者的信仰。他們也拒絕嬰兒洗禮。路德在他們身上看到了魔鬼的誕生，他們侍奉魔鬼，企圖摧毀剛剛開始的改革。因此，他拒絕了「假兄弟」的教誨，並確保他們不得不離開維滕貝格。
當時蘇黎世發展出另一種改革方式，俗人教士烏利希·茨溫利（Huldrich Zwingli，1484—1531）深受人文主義和蘇格蘭經院哲學的影響，他傳播路德思想，稱路德是「歸來的以利亞」。1522年齋戒期剛開始時，茨溫利目睹一群人食用香腸，他的在場就意味著這種行為的合法性，他因而與羅馬傳統決裂，這被看作基督徒自由的徵兆。通過兩場爭論，茨溫利說服蘇黎世議會通過了他的計劃：教會改革，徵用教會財產，廢除聖體聖事、聖像畫和獨身主義。議員和牧師組成了一個婚姻法庭，很快就負責監督所有風俗和道德事宜。這個法庭得到越來越多的授權去反對淫亂、過度飲酒、賭博、跳舞等煩心事，支持路德的許多城市也這樣折磨市民階層。宗教改革提供了手段，讓市民的救贖變得更神聖一些，通過這些方式來獲得上帝的賜福，避免遭受瘟疫或飢餓等懲罰。
茨溫利和路德推崇的釋經原則在信仰問題上也未帶來新的確定性。不過，經文與傳統、宗教會議決定和教皇諭令之間不再有什麼聯繫。路德從《羅馬書》的第十三章得出結論，權威也需要順從。權威的王國和上帝是兩回事，奧古斯丁如是說。路德只允許人們從狹義上反抗世俗政權，而路德為自己的良心所留的這些餘地，也敵不過更仔細的闡釋。他自己怎麼去反對皇帝、帝國和教皇的呢？答案是：路德誤以為末日將臨。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書》中，他就批判教皇是末世的敵基督者，這一觀點很快在新教教徒的出版物中廣泛傳播。「基督教世界共同的敵人和毀滅者」表現得像是使徒的繼承者，而他的統治與新教徒之間就如同基督與路西法、天堂與地獄。如果真把羅馬教皇確認為基督的最後一個敵手，那麼通往永恆之門必須大開，由此引發了不同教派之間無懼生死的爭論。再者，哪怕所有的權威都要遵令服從，人們也可以對敵基督者發動戰爭，不需要任何理由。
不僅路德看見了世界末日，另一位末日的先知是閔採爾。「茨維考先知」事件讓他不得不出去遊歷避風頭，直到來到布拉格。最後，在圖林根小城阿爾斯特，他終於找到了寧靜的居住之地。閔採爾最初是路德的追隨者，他對禮拜進行了改革。他引導德國人進行禮拜儀式並唱他自己創作的德國聖歌。他的虔誠根植於神秘思想中，他曾把這種思想傳遞給「茨維考先知」。像路德一樣，他希望說服權威當局同意他的淨化計劃，而路德對這個叛教者怒不可遏。1524年7月13日，閔採爾在阿爾斯特的城堡為薩克森大公約翰（Johann von Sachsen）和其子布道，講解《聖經·舊約·但以理書》。與先人菲奧雷的約阿希姆一樣，閔採爾認為當下搖搖欲墜的神聖羅馬帝國就是但以理預言的世界帝國序列中的最後一個王國。他呼籲貴族保護被選定的受迫害之人，把那些無神論者——他們應該沒有權利活下去！——從世界上消滅，讓教會回到起源時的樣子。如果貴族不付諸行動，他們將被剝奪佩劍。
這是一個幾無掩飾的威脅。正當閔採爾與志同道合的人結盟，想在地球上建立神之國度時，教會權威出手了，他又一次逃離。他在傳單里詛咒路德是「無德博士」和「維滕貝格軟弱之軀」。他公開抨擊貴族，稱他們是「高利貸者、搶劫和偷竊的湯底」，想把一切據為己有，包括「水裡的魚，空氣中的鳥，地球上的植物」。現在它不再關乎教會改革，如托馬斯·穆爾納所預言的那樣，社會秩序將被重置。
隨著德國「農民戰爭」的爆發，幾十年前就在德國南部和匈牙利之間爆發的起義達到高潮。歐洲自人類記憶以來最重要的一場地震的「結構性」根源是不斷增加的賦稅壓力和馬爾薩斯陷阱導致的不斷收緊的現狀困境。此外，文盲無法理解廣泛傳播的書面法律，這也激化了矛盾。宗教改革增添了一些新內容：他們感受到新教中宣揚的自由福音，所以認為對神聖權利的訴求是使命，超越一切人類法律和古老傳統。1524年，威脅人類的大事是行星交會，可能會引發充滿恐懼和痛苦、血流成河的「大洪水」——這是「搶掠」的後果，紐倫堡一個修女院的院長寫道。
從一開始就可以看出，宗教改革點燃了火苗。即使在1523年和1524年爆發的第一次騷亂中，呼聲已經清晰可聞，人們想要在布道時聽見未經篡改的上帝之語。1525年1月，德國西南部孤立的起義已經變成一場廣泛的運動，最終席捲了成千上萬人。3月，農民起義者在帝國直轄市梅明根起草了《十二條款》，該文本涵蓋了他們的訴求。他們首先希望由整個教區自由選舉牧師，布道中講述「未經人類補充」的純正福音，並要求廢除農奴制——畢竟基督拯救了所有人，「牧羊人和最高階級的人都一樣」。另外，《十二條款》並不想完全推翻當前局勢。「我們想要自由，並不代表我們不想要權威的監管」，作者強調過這一點，這與穆爾納預言的凶兆不符。他們關注的只是公正和公平，以及停止濫用權力。他們想廢除非法徵稅和徭役，並可以重新使用森林和共有地——這些資源在違反舊風俗的情況下都被領主沒收了。他們也要求自由狩獵和捕魚，並要求法律程序不可因為優待和專橫跋扈而偏離。決定這些要求是否有合法性——聽起來像路德的口吻——只需遵循《聖經》中的文字。
《十二條款》指明了今後起義的方向，起義關乎上帝的榮譽、上帝的權力、上帝的言語：這些是讓起義合法的口號。人們不會再像以前那樣對抗個別領主，整個村莊和地區都投身其中。在很短時間內，起義覆蓋了上施瓦本和阿爾薩斯地區，蔓延到蒂羅爾和薩爾茨堡。它波及弗蘭肯和普法爾茨，一直滲透到德國中部，進入路德的大本營。1525年4月，圖林根陷入混亂。在帝國南部掙扎度日的閔採爾匆匆趕回家鄉並宣戰：「向前，向前，趁火正旺……向前，向前，吾輩正逢時！上帝引領我們，跟上，跟上！」修道院被衝擊，城堡被摧毀，而另一些地區則倖免於難，如巴伐利亞、德國北部和幾乎整個東部。
參加起義的除了農民，還有礦工和一些像閔採爾這樣的神職人員。許多城市之所以會改旗易幟屈從於革命只是迫於農民壓倒性的人數。作為真真切切的帝國貴族，符騰堡的烏爾里希（Ulrich von Württemberg）加入農民義軍有其特殊理由：因為他先前試圖強行占領皇家城市羅伊特林根，所以1519年施瓦本同盟的一支軍隊將他從自己的公國驅逐出去。農民軍似乎對他有些用處，他們可以與瑞士僱傭兵一道助他從哈布斯堡手中重新奪回自己的領地。
在大多數地區，革命只是幾個月的插曲。農民軍雖然人數眾多，但戰術上缺乏經驗，武力裝備又不足，內部還經常意見不一。到了夏天，施瓦本同盟和貴族的軍隊已經肅清了大多數的叛亂武裝，屠殺了大批義軍。符騰堡的烏爾里希的冒險在3月就宣告失敗，德國中部的農民戰爭於1525年5月15日以弗蘭肯豪森戰役而告終。這場人民戰爭的威脅讓路德的追隨者黑森的菲利普（Philipp von Hessen）和路德的反對者薩克森的格奧爾格走到了一起，他們的軍隊對農民武裝力量造成沉重打擊。閔採爾被俘獲，在遭受酷刑後被斬首。他是否真的全心全意認同共產主義般的早期基督教原則「一切皆共有」，或者是折磨讓他這樣吶喊，我們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他被認為是一個「同情勞苦百姓大眾，不與漢薩權貴為伍」的人。他的想法不是共產主義的先期萌芽，而是來自神秘主義和末世情結。
路德最初呼籲雙方和平談判。當圖林根被革命席捲時，他還是冷靜地與閔採爾保持距離，如他自己所寫，閔採爾是「撒謊的魔鬼」和「世界的吞併者」。現在他撰文反對「掠奪成性、殺人如麻的農民幫派」，並呼籲人們把叛亂分子用刀刺死、用棍打死、用繩勒死。他很清楚，他的宗教改革只能與世界保持協調，且依靠薩克森的勢力其才得以倖存。閔採爾的想法隱秘地傳遞下去，尤其是在再洗禮派。在茨維考的前奏之後，再洗禮派運動於1524年前後在茨溫利所在的蘇黎世發端。他們以《聖經》的名義拒絕給嬰兒施洗，人們應該在自願、有意識的情況下決定是否皈依基督。他們很快就與卡爾施塔特搭上了線，後者已經在維滕貝格表達了對給嬰兒施洗的反對。雖然再洗禮派是和平的，他們仍然遭到無情的迫害，甚至出現了第一批被執行死刑的信徒。
農民戰爭提醒著人們德國歷史的渺茫機會。有一段時間，它開啟了不可思議的前景：雖然革命事業在軍事上幾乎已經完全失敗，但在海爾布隆召開了農民議會，人們希望起草一部新的帝國憲法。為憲法提供了框架的是曾擔任德國南部某伯爵的大臣的文德爾·希普勒（Wendel Hipler），他的政治經驗豐富；另外一位是美因茨選侯國的公職人員弗里德里希·威甘特（Friedrich Weygandt）。根據他們二位的計劃，除了農民之外，學者和市民與皇帝、王侯和貴族都應該共同參與到帝國轉型當中。可惜一切都是一紙空文，蒂羅爾農民領袖米夏埃爾·蓋伊斯邁爾（Michael Gaismair）的計劃也有同樣遭遇。他規劃的國家秩序已經預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廢除教會的世俗權力。蓋伊斯邁爾認為在更遠的未來會出現農民和礦工的共和國。1526年，施瓦本同盟終結了這一場民主的遐想。蓋伊斯邁爾在多年逃亡後途經帕多瓦，一群搬運工為了獲得賞金將他刺死。
據說這場起義有7萬多名犧牲者，勝者從叛亂村莊收取了大筆罰金，把叛亂頭目割舌剜眼，但農民的血並沒有完全白流。在一些地區，不公平的稅金被取消，徭役被廢除，一些農民聯盟成為受認可的農民代表公會。戰爭的經歷仍然深深銘刻在集體記憶中，單單是貧苦大眾可能會重新起義，就讓國家和領主不敢施以太多高壓。事實上，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其他歐洲國家，動盪的鎖鏈從未停止擺動。路德的宗教改革取得了廣泛的根基，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國際政治的發展，查理五世的戰爭的勝利和失敗影響了德國為淨化和改革而進行的鬥爭。
羅馬的混亂和夜鶯的歌喉
1520年6月，加萊附近的「金衣會」，此時路德正在維滕貝格校對關於「善行」的布道書。在阿爾卑斯山另一側，針對他的驅逐聖諭已經頒發，而在加萊的阿德爾和吉尼斯之間則是輝煌的景象。在廣闊的天空下，法國和英格蘭的年輕國王於此地會面，弗朗索瓦一世（Franz Ⅰ，1515—1547年在位）和亨利八世（Heinrich Ⅷ，1509—1547年在位）。他們身後是一座文藝復興風格的城堡，只用木椽和彩繪帆布搭起一座外牆；城堡前面是一座小型的紅酒噴泉。帳篷擠得滿滿的，像一整座金絲絨搭建的城市，為一萬名賓客提供住宿。6月7—24日，在觀賞過精心編排的舞蹈之後，兩位君主最終會晤，馬上比武、豐盛宴會、假面舞會和祈禱儀式令人應接不暇。
這次會晤顯示出，歐洲古老的戰士之國已經接受了許多精緻的文明薰陶。隨行人員——一個編年史家記載單是英格蘭一方就有超過3000匹馬——可以毫不費力地擊潰幾支農民軍隊，但戰爭只以馬上比武的遊戲形式進行。有一次，弗朗索瓦曾經無視禮節偷偷溜進了亨利八世的寢殿，但他沒有殺死亨利。這是權力、溫柔和高貴的體現。我們此時在《廷臣論》的時代，不是在莫斯科或薩萊[26]，距離那些「天性難馴」的國家也很遙遠，畢竟遊牧民族的首領可是會摸進對方的帳篷親自進行暗殺的。人們可能有過片刻幻想，覺得法國和英格蘭聯盟可以帶來普遍的和平。同時，通過這個節日人們也感受到了當美麗被當作武器時所呈現的微妙的較量。他們爭奪威望，這可是國王在任何時候和任何地方最重要的資本。觀眾看到的不僅是兩個當時英俊年少的統治者，還看到了代表不朽國家的王冠的榮耀：從玫瑰戰爭的灰燼中浴火而生的都鐸王朝和統治法國的瓦盧瓦王朝，現在似乎都已經堅定而穩固地占據領地。
除了皇帝查理，這兩位君主在接下來幾十年的宗教改革中都發揮了重要作用。亨利與弗朗索瓦一樣，符合人們對文藝復興王侯的設想：馬基雅維利式的統治者，藝術的資助人，所有女人的戀人。他們二人的肖像在畫家的畫中也有相應展示：小漢斯·霍爾拜因筆下的英王亨利兩腿叉開，手肘挑釁似的叉在腰間（附圖21）；讓·克盧埃和弗朗索瓦·克盧埃給法王畫的是四分之三側像，他身著閃閃發光的絲綢，面帶微笑。然而，統治者之間的協議就跟「金衣會」的假宮殿一樣稍縱即逝。這個慶典並不是美好友誼的開始，而是出於權力的要求。在自己的島上，亨利不得不警惕蘇格蘭人。蘇格蘭人向來對英格蘭的王冠充滿敵意，而他們歷來與法國交好。而不列顛的統治者仍然擁有法國國王稱號，提醒人們一段並不遙遠的過去，也意味著不間斷的挑釁。亨利先於弗朗索瓦投靠皇帝查理，畢竟他們之間已經有共同的商業利益，哈布斯堡治下的尼德蘭有壓倒性的紡織業，是英國羊毛出口最重要的客戶之一。儘管計劃宏大，他們並未達成更加重要的軍事合作。
查理皇帝與弗朗索瓦國王之間有久遠又深刻的對立。查理在加提納拉擁有各種合法頭銜——如西班牙國王、皇帝、哈布斯堡君主——讓他擁有法國南部的一半地區，包括勃艮第、米蘭、熱那亞和阿斯蒂。1525年，在膠著的幾場戰爭後，查理的軍隊在帕維亞成功擊敗法國軍隊，並俘虜弗朗索瓦國王。弗朗索瓦把他的騎士榮譽排在了國家利益之後：在獲釋後，他並未遵守被囚時立下的誓言，繼續率軍作戰。他與美第奇家族的教皇克雷芒七世、米蘭大公、威尼斯和佛羅倫斯一起組成干邑同盟，現在連亨利八世也加入其中。國際政治再次遵循通常規則：一方權力太大，這次是哈布斯堡，導致對手紛紛結盟。帕維亞勝利的影響就在於此。1526年，皇帝查理與葡萄牙公主伊莎貝拉成婚。一年後，這對夫婦迎來一個兒子，他就是未來的西班牙國王和葡萄牙的繼承人腓力二世。
而在義大利，神聖羅馬帝國和干邑同盟之間的戰爭則是另一番模樣。皇帝的僕人最終贏得了這場沒有勝者的戰爭，但卻無法支付佣金。1527年春，群龍無首的僱傭軍前往羅馬洗劫財富。5月初，2萬或更多的人湧入奧勒良時期建造的城牆，瑞士衛隊掩護教皇逃往聖天使城堡並戰鬥到只剩最後一人。異國僱傭兵把可見的一切掠奪一空，強姦婦女，勒索贖金。他們自己人之間也為贓物互相爭鬥，如狼群一般。一些人呼籲路德現在應該成為教皇，而有的人將這位改革者的名字刻在禮拜堂拉斐爾的壁畫上。羅馬陷入九個月的混亂，街上遍布橫屍，瘟疫幫助僱傭兵繼續殺人。克雷芒七世逃到了奧爾維耶托，西諾雷利曾在這裡為他繪製了一幅描繪世界末日的濕壁畫。在附近的佛羅倫斯，美第奇政權瓦解，教皇失去了庇護人。共和國再次等到了機會。
有些人在「羅馬之劫」中看到了對文藝復興之都的末日審判，羅馬就像是一座巴別塔，在混亂中有花魁爭奇鬥豔，還有遠離一切神學的繽紛慶典和人文主義討論。一位目擊者認為這次事件是「路德風暴」。許多人都想知道，現在末日真的要來了嗎？況且奧斯曼人正威脅著東方，曾經在馬加什一世的統治下興盛起來的匈牙利的文藝復興文化被徹底摒棄。
哈布斯堡一邊抵禦奧斯曼土耳其人的進攻，並在義大利北部作戰；另一邊不得不承認無法阻擋宗教改革在德國步步推進。雖然有一批人很快組成方陣反對路德和他的事業，但宗教改革也已經深入許多堅固的城堡，尤其是維滕貝格和薩克森公國。有時民眾暴亂奪得決定權，有時邦國階層（Landst?nde）抓住主動權。重要的是修道院的態度，它決定了領主的選票或市民團體的態度。理事會機構大多數時候是被驅動的力量而非驅動力。宗教改革在某些地區——例如巴伐利亞，哈布斯堡治下的某些地區或某些政教合一的國家——並沒有得到推行，但它不僅滲透進了薩克森、黑森和其他領地，近三分之二的帝國直轄市也紛紛響應。即使在德國以外，它也經常先贏得市民階級的支持。在波蘭，宗教改革征服了那些德國人居多的城市；在挪威，一個沒有大學和印刷廠的國家，它在商業城市卑爾根站穩腳跟，在這裡它也得到了強盛的德國商人公會的支援。
很早就決定支持路德的紐倫堡工匠們如今是何態度，從漢斯·薩克斯的一首長詩中可以看出。他讓「維滕貝格的夜鶯」，即路德，在陽光燦爛的清晨歌唱吊嗓，然後與天主教教士激烈辯論。在一些地方，天主教作為少數派而倖免於難，如奧格斯堡，反宗教改革的哈布斯堡的金錢盟友富格爾家族仍舊堅守古老信仰，並以此捍衛他們源源不斷的進帳。1525年，隨著普魯士條頓騎士團轉變為世襲公國，首次出現了不隸屬於名義宗主羅馬教廷的國家，其公爵有義務效忠波蘭國王，並改信路德宗。
另外，效忠羅馬的人也聚集起來。1529年，施派爾帝國議會決定採取措施阻止宗教改革的蔓延態勢。而與他們相反，新教王侯正式提出訴求。這就是他們被稱為「抗議者」（Protestanten）的原因。當然，儘管奧斯曼的壓力不減，他們卻不得不重新考慮皇帝的意圖。克雷芒七世於1529年6月與查理達成和平協議，此後不久，法國也止戈休戰。弗朗索瓦一世的母親，薩伏依的路易絲（Luise von Savoyen）與查理五世的姑母奧地利的瑪格麗特在坎布雷締結「夫人和約」，鞏固了哈布斯堡在義大利的統治地位。1530年2月24日，教皇在博洛尼亞為皇帝查理加冕，這是歐洲最後一次舉行這種加冕儀式。
克雷芒七世期望的回報是查理支持佛羅倫斯回歸美第奇家族之手，西班牙僱傭軍再一次進軍托斯卡納。儘管人們任命米開朗琪羅監督佛羅倫斯的防禦工事，但並沒有起到作用。1530年8月12日，佛羅倫斯陷落。它的新主人是亞歷山德羅·德·美第奇（Alessandro de' Medici），美第奇家族的教皇讓他成為家族的第一位公爵，但七年之後就被謀殺；兇手是他的一個親戚，他稱自己是共和國自由的捍衛者。但是，這個用藥丸裝飾徽章的家族別無選擇。來自較年輕家族支系的科西莫二世·德·美第奇（Cosimo Ⅱ. de' Medici，1537—1574年在位），深諳政治手段且有軍事天賦，成為新任公爵。教皇和皇帝都賜予他大公頭銜。狂熱的佛羅倫斯終於決定把縱向聯姻作為補救措施，教皇將他的侄女凱薩琳·德·美第奇（Katharina de' Medici，1519—1589）嫁給弗朗索瓦一世的兒子，未來的亨利二世，以此為自己贏得政治上的活動空間。這個曾經的銀行家家族一直都能夠讓歐洲高等貴族滿意。
分裂與再分裂：維滕貝格，蘇黎世，明斯特
當皇帝查理於1530年6月中旬抵達奧格斯堡時，佛羅倫斯的圍攻仍在進行中，帝國議會也被照會此事。除與奧斯曼土耳其人的戰爭之外，宗教再次成為協商重點。新教階層向皇帝遞交了懺悔書，從中首先能看出，他們的觀點和羅馬教義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文件的第二部分則是關於差異，但當時是否有任何相互理解的真正前景，非常值得懷疑。無論怎麼選擇，都會帶來驚人的經濟和政治利益，他們或者進行強有力的改革——或者相反，他們願與皇帝結盟，但皇帝必須給予他們同樣的報答。
反之，他們也一直認為路德運動已經自行瓦解。在維滕貝格和蘇黎世之間出現了不可調和的教條差異，爭議的原因是對聖餐的不同觀點。路德宗認為，根據基督之言，麵包和酒實際上就是享用他的血肉，而茨溫利熟讀柏拉圖教義，物質對他來說什麼都不是，他把聖餐僅僅看作象徵性地表達懺悔。他們唯一一致的是拒絕天主教理念，即聖體可以神奇地轉變為另一種物質。路德和茨溫利等人都參加了馬爾堡的一次宗教討論，最終還是沒有結果。因此，除了路德宗的「告白書」，帝國議會上還出現了茨溫利個人的信仰聲明以及林道、康斯坦茨、梅明根和斯特拉斯堡等帝國直轄市的宗教自白。皇帝和帝國議會大多數人都重新轉向《沃爾姆斯敕令》的嚴苛處理方式，並將證詞視為異端邪說。現在，帝國已經注意到了這群新教徒，令他們處在威脅中。連皇帝也希望一次宗教會議就能帶來和睦相處，可惜希望渺茫。但是在當時和後來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宗教追求的是絕對的、永恆的東西，通常不會在教條問題上領會妥協的藝術。在聖餐的爭論中終於涉及一個千年問題：關於上帝本質的問題。為了保護他們認為的真理，神學家們自己也置宗教改革的統一性於不顧。
在巴伐利亞、薩爾茨堡和尼德蘭，宗教改革已經出現了第一批殉道者。第一次宗教戰爭發生在瑞士聯邦，追隨茨溫利的蘇黎世與效忠羅馬的瑞士人相對峙。1529年的第一次交火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不用出現肉搏。另一場衝突以蘇黎世的失敗告終。這時，茨溫利也去世了。1531年達成的和平可以為歐洲提供典範：人們達成一致，聯邦可以自由決定他們的信仰。當時的人很清楚，如果戰爭持續，強大的鄰國可能會出手干預，從而導致國家垮台。這種和平不是出於寬容，而是人們對政治的制約和危險洞若觀火。
在德國，走瑞士路子的時機還不成熟。戰爭的第一步意味著新教王侯和城市結為「施馬爾卡爾登聯盟」，其政治目的是阻擋哈布斯堡的霸權，從而捍衛自己已經取得的宗教改革成果。由於皇帝需要帝國出手相助，共同對抗奧斯曼帝國，並希望讓他的弟弟斐迪南一世成為繼承人，所以並沒想對路德宗動武。但很明顯的是，強權政治和信仰問題正在成為一個難解之結。
在許多方面，路德的維滕貝格的規定都為教會的具體構架樹立了榜樣。在新教地區，舊的祈禱方式讓位於聖體聖事的魔法劇，在慶祝活動中沿襲拉丁式的規定和言談方式，雖然也有祈禱和唱詩，但重點是以德語布道。與路德最初的意圖不同，國家和城市市政府在所有宗教事務，特別是在神職人員的授職儀式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取代了教會的地位。主教不再出席等級會議。新引入的「公共錢櫃」——鐵質柜子——裝滿了被沒收的教會財產的收益，這些錢被用來支付牧師的薪水、支援教區的開支，並用來救濟窮人——至少在理論上是這樣。但籌集的資金一般都進了當權者的腰包。
宗教改革覆蓋了中小學和大學，影響了家庭與婚姻生活。很快，新教的意象世界、讚美詩和宗教建築等新的文化環境出現了，這些都是因為禮拜儀式的變化和對布道的重視。德語版《聖經》的書寫準則以及路德在奧格斯堡帝國議會之前就撰寫的兩份教理問答都激發了人們閱讀的興趣，從而鼓勵人們識字。宗教改革還與紙張、眼鏡和凸版印刷相互作用。非文盲的人數大幅增加，特別是在新教國家。
隨著宗教改革的推進，越來越多的人受到更好的教育，這意味著歐洲出現了現代化和宗教的多元化，連宗教改革的導火索路德都為之震驚。遊蕩的牧師穿越德國和歐洲，繼續推廣改革思想。有些人，比如路德本人，大肆渲染即將到來的世界末日並要求轉變。先知們一個個站出來，描述他們看到的幻象。他們想要更徹底地進行淨化，比國家同盟和路德宗或茨溫利派還要徹底。一位特別著名的「絕對派的夢想家」是來自施瓦本的皮衣工人梅爾基奧爾·霍夫曼（Melchior Hoffmann），他曾在波羅的海國家、瑞典、德國北部和尼德蘭工作。他最初是路德的信眾，後來發展成一個激進的再洗禮派教徒。他宣揚上帝國度的到來，根據《啟示錄》，它會在末日之前來臨，他和之前的閔採爾一樣宣講與無神論者的最後一戰。信仰路德宗的斯特拉斯堡議會將他收監，但他的想法得到很多人的追捧。
這些追隨者在德意志地區的西部城市明斯特發揮了極大的影響力。1534年，一群激進的再洗禮派教徒成功接管城市，他們擁立一位熟練的裁縫——萊頓的約翰（Jan van Leiden）加冕為王。他希望建立一個《聖經·舊約》中的烏托邦，引入財產公社和多妻制。他的新耶路撒冷將迎來眾多人口，能夠把整個世界變得煥然一新。再洗禮派國王擁有廣闊的宮廷，又喜愛異國情調的慶典。據稱，在他的16名妻子中，有2人因為不肯溫順從命而被他親自斬首。當明斯特大主教派一支軍隊圍攻城市時，虔誠的原教旨主義者開始恐怖的統治手段。誰敢違反基於十誡的道德法則，都會被萊頓的約翰賜死。教堂中的聖像畫被清理一空，雕像被砍得面目全非（插圖48）。再洗禮派國王派出傳教士，命令他們改變世界，幾乎所有人最終都被送上斷頭台。
插圖48：某貴族女性的紀念雕像，約1290年，1534/1535年在再洗禮派占領期間被毀壞，明斯特，聖保羅大教堂，聖壇迴廊
在明斯特，這齣荒唐的鬧劇持續了一年多。1535年6月，這座城市因叛徒被攻陷。為了恫嚇百姓，遭受審問、飽受折磨的反叛分子的屍體被放置在鐵籠中，直至腐爛。直到今天，高高掛在教堂塔樓上的籠子仍然警醒世人，統治的欲望如果和宗教的非理性結合起來會有什麼後果。儘管再洗禮派聲名狼藉，遭到羅馬的信徒和新教徒的紛紛譴責，但還是在地下偷偷得以延續。與此同時，梅爾基奧爾·霍夫曼在斯特拉斯堡的地牢中餓得奄奄一息，直到1543年咽氣。
在結束明斯特鬧劇的部隊中就有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指揮下的特遣隊。在捍衛社會秩序面前，宗教差異也可暫且擱置，就像他們在農民戰爭期間所做的那樣。早期的現代國家在明斯特城牆下也取得了勝利。在前一年，符騰堡的烏爾里希在黑森的菲利普和施馬爾卡爾登聯盟僱傭兵的幫助下成功奪回了他的公國，至關重要的是戰勝哈布斯堡派來的總督及其占領軍，符騰堡發展成為路德宗的堡壘。
無論是明斯特戰爭，還是10年前的農民戰爭，皇帝和帝國都沒有插手。這場信仰和權力的爭端中，勝利者是主權邦領，無論是支持路德的還是反對路德的邦領都擴大了它們對教會事務的影響力。當菲利普的騎兵在符騰堡長驅直入，以及明斯特再洗禮派的錫安山崩塌時，查理五世遠離歐洲所有的糾纏，正身處遙遠的北非。他率領強大的軍隊撲向突尼西亞，在阿拉貢的費爾南多時代，這裡就已經是西班牙虎視眈眈的目標。1535年7月，帝國軍隊攻破城牆。這次成功被大肆宣揚，舉行了勝利大遊行，傳單滿天飛，揚·弗米爾（Jan Vermeyen）還為此創作了珍貴的系列掛毯，今天仍在馬德里和維也納備受讚賞。突尼西亞的奧斯曼統治者是一名海軍上將，曾經的海盜巴巴羅薩·海雷丁（ad-Din Barbarossa），他是一個睿智的戰略家，很快又去侵襲西邊地中海沿岸的天主教城市，眼見大軍到來就及時撤退。幾年後，帝國又對巴巴羅薩·海雷丁的大本營阿爾及爾採取軍事行動，卻慘遭失敗。北非的征戰就像博洛尼亞的皇帝加冕一樣，是中世紀帝國歷史的終結場景：這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最後一次在進攻「異教徒」的行動中御駕親征。
英國式離婚：亨利八世的改革
對於宗教改革的歷史而言，比明斯特事件更為重要的是歐洲邊緣發生的事。自1527年韋斯特羅斯帝國議會以來，瑞典一直走在路德宗的道路上，丹麥——路德的知己約翰內斯·布根哈根（Johannes Bugenhagen）一直在此地推進改革——和挪威緊隨其後。這兩個國家的「最高主教」自1537年由丹麥國王擔任，他利用占有的教會財富鞏固他的權力。在匈牙利看來，這還不是奧斯曼式的政教合一，但這種做法是引路德為經、據維滕貝格為典。
在英格蘭，亨利八世因為想要離婚便發起改革。一方面，亨利的王后，阿拉貢的凱薩琳（Katharina von Aragón）未能誕下男性子嗣；而出生的孩子中，只有後來的女王瑪麗長大成人。另一方面，國王垂涎於凱薩琳的女侍官安妮·博林（Anne Boleyn），而安妮要求先結婚再圓房。只有教皇才能解除現有的婚約，但談判進展不順。迄今為止無所不能的大法官沃爾西樞機主教成為第一個犧牲品，國王將會談的失敗歸咎於他，幸好他很及時地自然死亡，使他免於被送上絞刑架。托馬斯·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約1485—1540）這時成為最有影響力的大臣，在他的建議下，亨利試圖向教皇施加壓力。即使這會導致兩人關係破裂，他也做好了心理準備。1532年，神職人員被迫批准一項文件，即教會頒布法令必須獲得國王的首肯。此外，下議院起草了一項法案，要奪走教皇在英國最重要的收入來源：「聖職首年收入」——這是神職人員在任職第一年的薪俸。如果羅馬不讓步，國王就威脅要執行此項法律。然而，克雷芒七世仍然不為所動，結果教廷失去了一個王國。1533年1月，亨利無視羅馬而娶了安妮·博林，她已經有孕在身，說明她接受了國王的求愛。
國王的後續措施都經過深思熟慮，為了避免任何異議，議會通過了克倫威爾起草的《限制申述法令》。接下來的100多年裡形成了一個傳統，英國的法律判決不受外國上級勢力的管轄，正是這一法令有效地阻止了教廷的命令。在新任命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克蘭麥（Thomas Cranmer，1489—1556）的主持下，教會法庭宣布亨利與西班牙人的婚姻完全無效，而與安妮·博林的婚約是正當的。9月7日，他們的女兒伊莉莎白名正言順地呱呱墜地，有一天她會戴上英格蘭的王冠。她的繼承權——在亨利長女、她同父異母的姐姐瑪麗之前——有《繼承法》可依。隨著新女人和新生兒進入亨利的生活，整部法律未能持續其效力，但它的核心內容是，「羅馬任命的主教和聖座本人」絕對不應該干涉王位繼承權。
直到1534年，反羅馬法典才在《至尊法案》之後變得無以撼動。《至尊法案》雖然短小，但它使國王成為英格蘭教會的領袖，並授權他可以決定什麼是正確的教義。這樣，亨利成為哈布斯堡皇帝馬克西米利安所期待的那樣：集教皇和國王於一身。因為另一項法案，反對這項新法規可以被判處最嚴重的罪行——叛國罪。因為拒絕對《至尊法案》宣誓，前大法官，同時也是《烏托邦》的作者托馬斯·莫爾被送上斷頭台。他曾經身體力行地以國家利益為名反對異教徒，親手判處六名異教徒火刑，現在卻成了這種同樣無情的國家利益至上原則的犧牲品。
與此同時，「首席大臣」克倫威爾繼續切斷對羅馬的供養。教會的法律自由和神職人員的特權消失，朝聖和聖物崇拜也銷聲匿跡，中世紀晚期豐富的歡樂慶典被取消。稅收不再流向羅馬，而是流入王家財政部。1536年10月，英格蘭北部爆發了一場親天主教的起義，該起義同時反對王權擴張，而亨利詭計多端，用外交手段便平息暴動。叛亂分子的軍隊還沒有解散，他就砍下叛軍首領的腦袋。這次主要由修道院院長們資助的「格雷斯朝聖」（又稱「恩典朝聖」）讓亨利有藉口大規模關閉修道院。不久，英格蘭的修道院生活就此消失。雕像被粉碎，聖像畫被毀，修道院成了採石場。
克倫威爾被認為是英國宗教改革的建築師。他是普特尼一個手工藝人的兒子，對許多人來說，他是英國民族的締造者之一，「議會中的國王」就宣示著英國的主權。這位學識淵博的律師通過行政改革贏得了名聲。克倫威爾的前任創立了「樞密院」，現在這個國王最核心的顧問圈子裡也出現了中產階級的身影。貴族仍然有重要地位，尤其在軍隊中。通過無數次對下等階層的提拔，亨利擁有了與舊貴族抗衡的力量。
英國宗教改革是一場自上而下的革命，它通過法律且以法權為武器贏得了勝利。1529—1536年的這次橫向合作在英倫島的歷史上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以前從未有哪一場橫向合作可與之相提並論，國王和議會通力協作，深刻地改變了國家的面貌。「清掃教會」相對順利地取得了成功，因為驅逐教皇勢力符合議會多數派的意願。英倫島上的宗教改革從未發展成德國式的好戰的民眾運動，但由於市民和神職人員之間的爭議，英國城市中的動盪看起來比其他所有地方都更加頻繁。再洗禮派和羅拉德派的組織在英格蘭改革期間沒有起到什麼作用，這個王國也與路德宗相去甚遠。就教條和學說而言，亨利仍然保守，路德宗和歸爾甫派都受他迫害。例如，他甚至下令放逐神學家威廉·廷代爾（William Tyndale），後者曾在維滕貝格把《聖經》譯成英文，卻被監禁在布魯塞爾附近的城堡，後被處死。在改革黨領袖克倫威爾垮台後，羅馬神學又短暫地站穩腳跟。1543年，老百姓甚至被禁止讀《聖經》。國王對《聖經》經文釋義的靈活多變心知肚明，也非常清楚，如果社會抗議和宗教信念混合起來，就是危險的爆炸物。這個道理不僅教育了德國，也教育了英國農民起義者。
亨利受過神學教育，他贊助人文主義者、歷史學家和劇作家。他也喜歡作曲，他的歌曲《好夥伴一起消磨時光》在伊莉莎白時代風靡酒吧，今天仍然可以聽到。他通過法律謀殺上帝的恩典，又患有躁狂症，但他還是擁有陰鬱的名聲。他從安妮·博林那裡也沒有盼來期待已久的男性子嗣，於是就把她送上了斷頭台，他後來的愛人凱薩琳·霍華德（Catherine Howard）也有相同的命運：因為被指控與別的男人幽會，她不得不赴一場與劊子手的約會。亨利與德意志公主克萊沃的安妮（Anna von Kleve）離婚，因為安妮對他來說太難看了。在締結婚約時，他只在宮廷畫家小霍爾拜因的一幅畫裡見過他未來的夫人，這幅畫明顯非常討人喜歡。克倫威爾促成這次聯姻，希望藉此與安妮在萊茵河下游的強大家族建立聯盟，他於1540年失去了職位，也掉了腦袋。此前，亨利的第三任妻子珍·西摩（Jane Seymour）生下了王位繼承人愛德華。她不是死在斧子底下，而是在分娩時身亡。第六任也是最後一任王后凱薩琳·帕爾（Catherine Parr）交了好運，亨利於1547年離開人世。這個藍鬍子[27]國王費盡心思，想讓他的王國有一個正當繼承人；玫瑰戰爭的記憶仍然鮮活。單是因為這個，他的行為就可以通過國家利益至上得到解釋。
英國宗教改革完成了14世紀以來歷任強大的國王開闢的事業：教會必須臣服於王冠。亨利比同時代的其他所有統治者都更加堅定地要把國家主權澆鑄成一塊「青銅之石」。克倫威爾重新更訂的《限制申述法令》的序言就是這條路上的一塊里程碑。文中模糊地引用了「古老但可信的不同時期的歷史和編年史」，簡明扼要地得到結論，「英格蘭這個王國是一個帝國，世界公認，由有史以來最高的首腦和國王統治……有完整的、全面的和所有的權力」。1538年，托馬斯·貝克特在坎特伯雷的墳墓被砸毀，這象徵著教會與國家之間關係的轉折點：國家王冠向世人展示，就連一位聖人都無法拯救聖格里高利七世和卜尼法斯八世統治過的高傲自負的羅馬。
在外交方面，都鐸王朝的國王心知他與哈布斯堡和法國勢如水火，令他糾結的是選擇在英倫島上完全隔絕，還是發展有利可圖的同盟。1542年，哈布斯堡和法國之間再次爆發戰爭，亨利這次選擇站在皇帝的一側，他的籌碼是查理必須承認他是英國教會的首領。此外，他的統治也喜憂參半。蘇格蘭人在索維莫斯戰役中慘敗，但又無法將他們徹底消滅；威爾斯進一步融入了王國；愛爾蘭在恩威並施之下，基本上處於英國掌控之中。亨利現在稱自己為愛爾蘭「國王」，不僅僅是「領主」。儘管有大規模的軍隊部署，但法國北部的戰役只是讓他短期占領了布洛涅。再加上另一場針對蘇格蘭的戰爭，一共花費了超過200萬英鎊，大約是王室年收入的10倍。亨利曾經夢想與法國國王結盟，共同成就「偉大事業」，這時也失去了所有可能。
直到亨利去世，王冠和議會之間的權重一直都未平衡，宗派問題似乎也懸而未決。繼任者愛德華六世（Eduard Ⅵ，1547—1555年在位）是一個9歲的孩子，在嚴格的新教環境中長大。大主教克蘭麥周圍擁簇的改革者現在終於有幾年時間可以大展拳腳，反對新秩序的起義則仍然沒有任何機會。然而，羅馬的擁護者對瑪麗·都鐸（Mary Tudor，1553—1558年在位）翹首以盼，希望在英格蘭迎來一位未來的天主教女王，而且又能得到西班牙的庇護力量，這支庇護軍似乎已經準備對這個異端島國進行十字軍北征了。1550年，英格蘭與法國達成和解。作為補償，布洛涅回到瓦盧瓦王朝之手。現在，與蘇格蘭人進行清算的道路也鋪平了。
弱化的改革
文藝復興全盛期及晚期正值繁榮的頂峰，而對教條和教會爭論不休的競技場卻遠離這一切。路德論綱誕生的同一年，貢扎加的廷臣馬里奧·伊里科拉（Mario Equicola）出版了一本對女性進行讚美的書。朱利奧·羅馬諾在曼圖亞建造的得特宮和朱利亞諾·達·桑加羅在羅馬修建的梵蒂岡宮漸漸成形。在威尼斯，提香作為新星正在緩緩升空。1517年，他正在為弗拉里教堂的主祭壇繪製《聖母升天》。同年，拉斐爾完成了在梵蒂岡宮殿的工作，安德烈·德爾·薩托（Andrea del Sarto，1486—1530）在佛羅倫斯為他的《在鳥身女妖寶座上的聖母》（又稱《阿庇埃聖母》）簽上了大名。1521年，米蘭建築師塞薩爾·切薩里亞諾（Cesare Cesariano）出版了內附大量插圖的維特魯威的著作。1525年——德國的農民軍隊剛剛被屠殺時——他在威尼斯出版了《論愛情的本質》，其中不僅涉及古代作家，還把目光投向了普羅旺斯民謠歌手那些溫柔的愛情詩。
世俗性滲透到義大利的藝術和文學中，但這不應該掩蓋一個事實，即如果僅僅統計標題的數量，那麼宗教文獻仍占據市場的主導地位。在藝術領域，情況也類似。雖然在1480—1539年，根據對署有日期的畫作的統計，「世俗畫」的比例從5％上升到22％。反過來，還是有近80％的畫作與聖人聖物有關，不過它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美麗，技術上更加完美，也更加富有想像力。在帕爾馬及周邊地區，科雷喬（Correggio，1489—1534）創造了那些香氣撲鼻、光線和色彩都拿捏得很準的神聖場景、神話和因為大膽的平面構圖而燦爛奪目的濕壁畫。在佛羅倫斯，天才的蓬托爾莫（Pontormo，1494—1557）開始了他的職業生涯。他在聖費利奇塔教堂所作的壁畫《基督下葬》是一幅跨世紀之作。
義大利既不是異教所，也不是聖地。即使當時義大利文學生活的中心明星阿雷蒂諾，一個狂放不羈的、商業化的作家，在書中除了描寫房事生活中的愉悅體位，還要穿插一些聖母瑪利亞和聖凱薩琳（Katharina von Alexandrien）的愛情逸事。宗教改革和天主教對宗教改革的回應刺激了宗教的文藝復興，然而，它似乎也讓一些詩人的情緒發生了變化。例如，阿里奧斯托在《瘋狂的羅蘭》的最後一版中增加了五首虔誠又嚴肅的歌詠，而這部書其他多處都是毫無道德可言的娛樂。
義大利的貴族、知識分子和藝術家與教廷聯繫最為緊密——這是因為通過裙帶關係、受俸神職或者司庫大臣分發給他們的金錢，他們沒有任何興趣要將教廷變成一個虔誠的、苦行僧式的修道院。當深受「現代虔誠派」影響的荷蘭人哈德良六世（Hadrian Ⅵ，1522—1523年在位）試圖嚴厲打擊買賣聖職和裙帶關係，也不過是命人宣讀了對教皇罪過的懺悔書，為他喝彩的人寥寥無幾。羅馬人聚集在帕斯奎諾雕像——羅馬市中心一尊古老的軀幹雕像——前表達對這位北方來的嘟嘟囔囔的教皇的憤怒，人們平日裡也會在這裡粘貼字條，經常挑釁式地對政治事件評頭論足。人們只忍受了他一年的教誨，之後他就被召喚到上帝的懷抱，義大利終於可以喘息。在地方宗教會議和教團內部，改革熱情不減，其中包括新成立的教團修會，即所謂的德亞底安修會。
彼得羅·本博的職業生涯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可以讓我們看到教廷與文化的衷心結盟，幾乎有些可怕。在費拉拉和烏爾比諾工作多年後，我們發現他為教廷服務，並且還擁有很多受俸神職。為了從虔誠的哈德良教皇那裡挽留這些俸祿，他很快就承諾遵守修會誓約。儘管如此，他仍然和一個女人藕斷絲連。這個女人雖然與另一個人結婚，卻給本博生了三個孩子。作為作家，他也碩果纍纍，他創作十四行詩、書寫優雅的信件和威尼斯歷史，講述了1487—1513年的故事。他喜愛古典和神聖之物，把聖母瑪利亞比作「閃閃發光的仙女」。儘管他的生活不是完全遵循神聖的規定，1539年他還是被提升為樞機主教。這樣一位教會高層對神學問題興趣不大，對路德完全沒有興趣，這一點也不奇怪。
精英與教廷的糾纏以及精英們所受的人文主義理想的浸染是路德宗思想在義大利傳播的主要障礙之一。一位義大利人在宗教改革前曾遊歷德國，當他看到當地人對禮拜和教堂建設的重視時，他非常震驚。「我們那裡貧乏的宗教信仰」讓這種震驚久久不能散去。義大利宗教改革無法立足的另一個原因是城邦的弱勢，它們缺乏公共權力。如果沒有這種權力，大概德國的改革既不會出現，也不可能倖存：大家都公開通過市民階級推動它，城邦機構會容忍它，並且它還有對救贖的渴望，帕斯奎諾也無法取代這種公共權力。雖然義大利也分發過傳單，然而就標題數量和副本數量而言，這種傳播度與德國的形勢不可同日而語。
除此之外，還有壓制。因此，許多人偽裝他們的宗教傾向，他們被稱為「尼哥底母」[28]。有些人被迫逃離。1525年出生於翁布里亞的彼得羅·比扎里（Pietro Bizzarri）想要通過歷史學家的身份保命，卻被英國國王當作間諜。他曾在熱那亞、薩克森、奧格斯堡、安特衛普和海牙等地露面。1586年後，他銷聲匿跡。有些人不得不為他們「異端」的觀點付出生命的代價，其中包括羅馬教廷掌印官皮耶羅·卡內塞奇（Piero Carnesecchi）。當他1567年在羅馬登上火刑架時，據說他穿著純白的襯衫，戴著白手套，如同一場宗教熱情對民間人文主義的處決。
卡內塞奇在那不勒斯加入了一群固執任性之人中，他們簇擁在胡安·德·巴爾德斯（Juan de Valdés，1490—1541）身邊。這個卡斯蒂利亞人受他的故鄉西班牙的一場思想運動的影響，在那裡被稱為「光照派」（Alumbrados）[29]運動。早在中世紀晚期，我們就已經遇到過類似這種「光照派」的虔誠組織。人們希望過著充滿愛的謙卑生活，勤奮地閱讀《聖經》，和神秘主義者約翰內斯·陶勒爾一樣在自己內心尋求上帝。伊拉斯謨和路德神學的思想帶來心靈的親和力，也與柏拉圖的哲學有關。由於改革進展，西班牙宗教裁判所更加嚴酷——約有130名「光照派」成員被處死——巴爾德斯本人也避居到依舊寧靜的總督轄區那不勒斯。
因為他的孿生兄弟阿方索（Alfonso de Valdés）是查理五世的親信，巴爾德斯本人受到嚴密保護，而他圈子裡的其他成員與比扎里一樣，不得不在半個歐洲大陸輾轉逃亡。他們當中包括前嘉布遣會將軍貝爾納迪諾·奧齊諾（Bernardino Ochino，1487—1564）和遵循奧古斯丁學說的修士彼得·馬蒂爾·菲密格理（Pietro Martire Vermigli，1499—1562），後者也在教團擔任高級職位，兩人後來都參與了宗教改革。菲密格理在蘇黎世找到了停留之地，而奧齊諾在那裡也引發了反感，不得不向摩拉維亞的奧斯特里茨行進，結果在途中死於瘟疫。最後，受巴爾德斯圈子的靈性影響的還有16世紀最著名的女性之一維多利亞·科隆納（Vittoria Colonna，1492—1547）——根據保羅·吉維奧（Paolo Giovio）的描述，也可以判定她為當時最美麗的女性之一。她的詩歌深受柏拉圖啟發，在當時就受到讚揚。米開朗琪羅的一些十四行詩可能就受到她的影響，所以才有虔誠、痛悔的基調。
仍然忠於舊信仰的歐洲國家主要用兩種方式來應對宗教改革所帶來的挑戰：一種是暴力、驅逐，可能還會處決新教異教徒；另一種則是通過自身的改革在宗教改革中占據上風。巴伐利亞在蘭茨胡特的繼承權之戰後通過對長子繼承權的一致承認聯合起來，很早就決定雙管齊下。早在1522年3月，反對新學說的授權就已經頒布，新學說的追隨者都將會被驅逐。五年後，路德宗神學家被當作異教徒施以火刑。與此同時，公爵們和主教們商定，廢除教會弊端。與新教一樣，最重要的手段是巡視教會。因為神職人員本身缺乏熱情，國家開始展開巡視督導。
而我們剛剛已經提到的西班牙則走了自己的路。對伊拉斯謨，甚至柏拉圖、菲奇諾或皮科·米蘭多拉的研讀都是危及生命的事。伊比利亞國家固若磐石的天主教傳統深受征服者文化、早期的宗教改革——以西斯內羅斯為代表——和深深的虔誠的滋養，這種虔誠是基於神秘體驗和對基督之愛。阿維拉的聖特雷莎（Teresa von ávila，1515—1582）可謂一例，顯然她的虔誠甚至能夠讓她產生性體驗。
西班牙天主教的傑出代表是出身於巴斯克貴族的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von Loyola，1491—1556）。1521年，法國、西班牙戰爭的一段插曲發生在潘普洛納圍城，依納爵遭受了嚴重的戰爭創傷，長期臥病在床，讓他面臨生活危機。這個士兵把騎士小說放到一邊，開始閱讀《金色傳奇》和西斯內羅斯的《精神生活練習》等著作。啟蒙終於讓他虔誠地悔悟，這些書引導他去耶路撒冷朝聖，最終專注於神學研究。依納爵成為路德的天主教兄弟，他的虔誠可能與他的同胞巴爾德斯有著相似的精神前提。不管怎樣，他有時被懷疑是一個「光照派」，可能是路德的追隨者。
像改革者一樣，依納爵渴望純潔。他用自己的罪折磨自己，並尋求仁慈的上帝。和路德看法相同，虔誠對他來說不是一種態度，而是一個需要不斷剖析自我的過程。他的《精操》一書讓人想起中世紀晚期的聖像組圖，其通過啟發性的場景，將耶穌的生活呈現出來，以便幫助人們謙卑而憐愛地模仿這種生活。它的目標是幫助人們把一切自我的東西都上升為上帝的旨意。與路德不同，這個巴斯克人在一開始轉向內心時找到的是滿足。在依納爵看來，這種轉向並不屬於對「紙基督」的批判或當局機構的缺陷，相反，這個終生跛腳的矮小聖人建立的修會後來發展成為一股最強大的力量，窘迫的教會也被迫讓位。
法國也保持著天主教傳統。索邦從一開始就譴責路德學說，改革派的一名追隨者甚至被送上火刑架。但是宮廷讓整件事情不斷推進，整個國家處處都有親改革派的圈子。一起被稱為「海報事件」的醜聞讓局勢愈演愈烈。1534年10月18日清晨，巴黎和其他一些城市的市民吃驚地看到一則宣言，即反對濫用教皇彌撒。這是一次前所未見的對公共領域的征服，弗朗索瓦一世也感到頭頂的王冠岌岌可危。25名嫌犯被處決，從這時開始，王室頒布一系列敕令禁止新教活動。信仰哪一種宗教成為關乎性命的大事。審訊異教徒的法庭——人們稱為「火焰法庭」，提到它就瑟瑟發抖——有堆積如山的工作，越來越多的新教徒離開了這個國家。例如，克萊芒·馬羅就發現自己不再受瑪格麗特王后的庇護。他不得不逃離，在費拉拉（他遇見拉伯雷的地方）、威尼斯和日內瓦尋找避難所。1544年，這位當時最重要的法國抒情詩人在薩伏依王朝統治下的都靈去世。
上帝的牧犬：加爾文
皮卡第人約翰·加爾文（Johannes Calvin，1509—1564）也有類似的逃亡經歷——從瑪格麗特的宮廷逃往費拉拉。他的父親在努瓦永的大主教手下為座堂教士咨議會擔任高級官員，讓他有條件接受完整的法律教育，也受到人文主義的薰陶。約翰很早就對改革思想著迷，甚至因為其異端立場而差點被捕。1533年底，他不得不從巴黎蜿蜒而出，這裡是字面意義的蜿蜒：密探把大門敲得砰砰作響，而他在住所里把布接成一條繩子蜿蜒爬下。他放棄了一直以來維持生計的在努瓦永的受俸神職，在「海報事件」後徹底背棄法國。1535年，他出沒於巴塞爾，一年後，他的《基督教要義》出版，這本書很快使他聲名鵲起。直到他去世前，他一再修訂，讓這本書成為一部不朽之作。一開始只有6個章節，最後卻有80多章。他的神學教父包括奧古斯丁和鄧斯·司各脫，尤其是「基督最出眾的使徒」路德和斯特拉斯堡的改革者馬丁·布塞爾（Martin Bucer，1491—1551）。加爾文蔑視神學的吹毛求疵是出於人文主義的想法，主要探究的是賜予人恩典和親近的上帝之子基督與超越一切理解範圍的上帝形象之間的緊張關係。作為傳教士，加爾文必須用簡潔明了的句子和日常話題來說服眾人。
加爾文神學的核心是宿命論。從出生到生活或死亡，人都是被預先設定的，他對這一點堅信不疑。為什麼一個墮入地獄，另一個成為天選的上帝之子，對他來說是一個謎；在他看來，似乎就連這個問題都不該被提出來。他和路德一樣，覺得要指引人們找到純粹的信仰。但和他的一些追隨者不同，他不認為生活的成功或失敗能讓人們推斷上帝的審判。
即便把人降格為等候上帝判決的芸芸萬物，他也不認為這是被動的存在。相反，他要求與罪惡持續鬥爭，並呼籲慈善、友愛和熱心來讚美主，生活中的一切包括食物和飲品都應該為此服務。至於獲取利息，他又與路德觀點一致，倡導人們共同遵循西塞羅的公平原則。就聖禮來說，他認為只應該包含洗禮和聖餐。
加爾文把他對世界歷史的影響從日內瓦擴散出去，這座商業城市自1536年以來一直支持宗教改革。1541年，他在此處定居。他是一名富有魅力的傳教士，被看作「新教的薩沃納羅拉」，成為這座城市的代言人。他沒有在日內瓦湖畔建立拜占庭式的神權統治，而是打造了一個追求虔誠和純潔的共和國。上層當局必須為教會和神聖使命服務，並且不能辜負教區信任，要監督人們的生活是否合乎道義。教會事務的最高權力機構是教會監理會，最初由城市的牧師和12名普通信徒組成，即理事會選出的「長老」。根據加爾文教義，世俗權力在教會中沒有任何影響力。如果上層當局無視上帝誡命，那麼基督徒有權利抵制這種當局。這不是呼籲革命，相反，實行抵抗運動的人應當是被選出的人民代表，「較小的當局」。這一學說為未來反對瀆神君主的莊嚴運動提供了理論支持。這樣就出現了一件稀罕事，追求純潔和建設道德國家的思想在民主思想，尤其是美國式民主出現之前的歷史時期發揮了不可小覷的作用。加爾文認為貴族和民主元素的結合堪稱完美，這是日內瓦憲法的雛形。從神學上看，加爾文主義建立在普遍聖職的理念之上。
加爾文希望成為「上帝的牧犬」，他在日內瓦設立的學院很快吸引了來自半個歐洲的神學家。在三座教堂，每日都有布道，但如教會監理會所願，聖餐——有麵包也有葡萄酒——每年只分發四次。在外部局勢緊張和歐洲大陸日趨陰暗的背景下，加爾文主義的道德政治變得越發嚴苛。同性戀者被送上火刑架；通姦者，即使是沉溺於無害的舞蹈消遣，也遭受公開羞辱。牧師和長老們對市民進行家訪，以檢查他們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受洗的名字也不再是自由選擇，而是根據一張列表分配：有一次，一個教士不顧父母的怒火，堅持給他們受洗的孩子起名「亞伯拉罕」，而非他們期望的「克勞德」。有幾個星期，監理會甚至關閉城中酒吧，並在原址開起「修道院」，以此來監督人們是否正確進行餐前祈禱。然而，這根弦繃得太緊了。世代居住在日內瓦的人們開始反抗加爾文和湧入城市的法國流亡者，他們的反對聲如此響亮，讓這位改革者似乎與薩沃納羅拉一樣受到命運的威脅，但這個皮卡第人堅守陣地。儘管他在道德上非常嚴厲，但他不是一個頑固的拘泥於原則的人，他與蘇黎世人民在聖餐問題上最終達成一致。
憑藉他的思想，這個法學家的冷酷理性開始為純潔的理想服務。像路德一樣，加爾文把職責和工作神聖化，如同生活中的一切，它們也是對上帝的服務。甚至連他自己非常欣賞的音樂藝術，如果僅僅為了消遣，也不允許被演奏。寺廟變得貧瘠，被剝去了所有世俗的金色光澤。加爾文甚至想要比路德更嚴格地根據《聖經》建立新世界。
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一篇極具影響力的文章中得出結論，加爾文主義通過呼籲「內心世界的禁慾」為特定的資本主義強制性道德提供了有利條件。他在文中指出加爾文教徒的身份與資本主義思維傾向的相近之處，論文最準確的一個核心觀點可能在於，改革的所有變體形式以及天主教會的反擊運動通過相互競爭，共同推動了歐洲社會的紀律化。不是加爾文主義，而是一個不斷改革的基督教促進了拉丁歐洲「資本主義精神」的產生。
歐洲相對開放的競爭團體都有強大的構造力量，團體內出現的思想空間也有很大的影響力——抵制宗教改革帶來的宗教升級同樣也為思想創造了空間。加爾文主義在世界範圍內取得的成功與這樣一個事實有關，即他的學說可以抵擋隨著即將到來的現代一起出現的不確定性和威脅，它們甚至能夠讓全能的上帝重新有所動作。加爾文的上帝甚至比柏拉圖的抽象概念更加偉大，但他也把個人命運看在眼內。由於這種矛盾性，加爾文主義也成為一種現代宗教。加爾文的神學轉折點到底是從他的哪些個人經歷和創傷中獲得了動力——母親的早逝，還是與努瓦永座堂咨議會的小小衝突而拒絕以基督教儀式為父親下葬？——我們永遠都不會得到答案。顯然，加爾文一生都是一個流亡者。可能正因為如此，他的神學才如此直率生硬：這是對生活的回答，就像所有宗教一樣。
戰爭和宗教會議
加爾文曾經徒勞地想要贏得弗朗索瓦一世並讓他成為支持改革的另一位「『英明者』腓特烈」，《基督教要義》就是獻給這位國王的。然而，在法國仍然是天主教獨大。國王的名望不是源於戰爭，而是他對藝術和科學的扶持：他資助李奧納多，建造香波堡和楓丹白露宮，這是出自一隊出色的佛羅倫斯藝術家之手。他設立圖書館、贊助「三語學院」，即希臘文、拉丁文和希伯來文，後來發展成為法蘭西學院；除了拉伯雷和依納爵·羅耀拉，加爾文也是這所學院的知名校友。所有藝術和科學的輝煌，楓丹白露「終極之所」的遊行和節慶標誌著國王的絕對權力。當時就已經有人意識到，這樣的活動不過是毒品，用適當的方式讓人們順從。
在四場對抗皇帝的陸地和地中海戰爭之後，政治版圖的變化卻微不足道。自12世紀起，法國國王就擁有「基督教全境之王」的榮譽稱號，弗朗索瓦繼承先祖頭銜，就連與奧斯曼人立約，他也無所畏懼。1544年，克雷皮和平談判為他和查理五世兩位統治者之間——如前文所說，與哈布斯堡結盟的亨利八世也在場見證——的決鬥畫上了休止符，弗朗索瓦把他對義大利的野心遠遠拋下。為此，皇帝放棄了對勃艮第西部的野心。然而據載，法國王太子在簽署和約後說，一旦他即位為王，他並不打算容忍和約中的損失。
查理五世可不只是想成為在各方之間斡旋調停的主持人，他的野心不止於此。如果皇帝的權力不足以保護真正的宗教，那皇權還有什麼價值？把政治和信仰分割開去，這不屬於他的價值觀。1524年，一個城市議會會議就提出類似提案，要求保證皇帝在世俗事務中的話語權，但如果涉及神之言語、救贖和良知，就不是皇權所能及了。查理不僅把路德宗看作宗教上的敵人，也將其看作國家的公敵。毫無疑問，當他現在計劃對新教徒發動戰爭時，他深信是以上帝的名義在行動。他的目標是迫使異教徒現身宗教會議，讓他們促成教會改革、重新統一信仰。根據《克雷皮和約》的一個秘密的補充協議，弗朗索瓦一世有義務支持這一行動。
保羅對教會亟須改革的形勢自然心知肚明，如往常一樣，淨化從修道院開始。教皇也讓一些公開支持改革的人擔任樞機主教。外交手段高明的威尼斯人加斯帕羅·孔塔里尼（Gasparo Contarini，1483—1542）主持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旨在為「改善教會」提供建議，但只起草了一份總共12頁的文件，四開大的紙張，僅此而已。與此同時，羅馬的策略已經轉向其他方向：鞏固自己的教條並消滅異教徒。只需稍稍改變，以便一切都保持不變。那不勒斯樞機主教季安·皮埃德羅·卡拉法（Giam Pietro Carafa）、後來的教皇保羅四世建立了負責傳播教義、保護傳統的信理部，這一舉措，讓人們感到風向有變。1542年，信理部作為最高審訊機構被設立，對「阿爾卑斯山南北兩側」的整個世界負責，也包括德國。一件一流的藝術作品也預示著教會的宗教性越發嚴苛：米開朗琪羅恰好在西斯廷教堂完成了《最後的審判》。這幅世間劇的委託人還是克雷芒七世這位經歷「羅馬之劫」的教皇。它提醒人們，世間一切所作所為都要面臨最後的審判。
在外交政策上，保羅絕不尋求與皇帝及其身後的天主教超級大國西班牙結盟，儘管這可能會符合他的宗教政策，他想從查理和弗朗索瓦一世的衝突中獲得漁翁之利。「全世界都知道，只有教皇才讓您陷入過去和當今的困境，」查理駐威尼斯的大使曾如此評判，「哪位王侯比他造成的損失更大？連瞎子都能看出，法國人對您所做的一切，他都是始作俑者。」查理爭取教皇的手段是，通過家庭政策討他歡心。保羅一意孤行，想任命他的兒子皮埃爾·路易吉·法爾內塞（Pier Luigi Farnese）為帕爾馬和皮亞琴察的公爵，皇帝使這一行為合法化。作為交換，教皇允許為皇帝召集宗教會議。事實上，會議確於1545年12月在特里安舉行——這裡是神聖羅馬帝國的領土，但接近義大利，屬於阿奎萊亞宗主教管轄區。沒過兩個月，路德離世，以王侯之禮被厚葬。
與此同時，維滕貝格上空陰雲不散。查理五世成功阻撓弗朗索瓦一世，贏得教皇的支持並召開宗教會議。這是巨大的勝利卻又有些微不足道，因為新教的王侯根本不打算把他們的神學家送到特里安。皇帝的特使弗朗西斯科·德·托萊多（Francisco de Toledo）是普通教徒，但參會者寥寥無幾反而讓他一言九鼎，以至人們嘲笑特里安宗教會議是「托萊多理事會」。路德宗信徒對這樣的會議沒有任何期待，他們30年來為之奮鬥的一切都遭到拒絕。
皇帝決定訴諸武力。由於經濟、傳統和局勢的限制，查理此次動武才智驚人、策略豐富。在第一顆炮彈落地之前，他已經從外交上贏得了蓄勢待發的施馬爾卡爾登戰役的勝利。事實上，1547年4月下旬，當施馬爾卡爾登聯盟的軍隊在易北河畔的米爾貝格爾面對皇帝的人馬繳械投降時，一切就已經塵埃落定。薩克森選帝侯約翰·弗里德里希（Johann Friedrich）淪為階下囚；阿爾伯廷支系的薩克森領主莫里茨勉強可與查理談判。作為獎賞，他接替身陷囹圄的堂兄成為新任選帝侯。奧格斯堡的帝國議會依舊於9月召開，將宣布這場勝利的合法性。八個月來，這個施瓦本的城市成為事件的中心，甚至提香都從威尼斯遠道而來。在他筆下，查理高坐駿馬之上、右手緊握聖槍，一副天主教勇士的模樣。自中世紀中葉以來，沒有哪個皇帝像他一樣讓帝國擁有這樣至高無上的權力。一位西班牙編年史家把他的皇帝主子捧到愷撒的地位，並假傳皇帝之語：「這就是羅馬人經常提起卻很少親見的易北河！」戰鬥開始前的清晨，霧氣消散，駐紮河對岸的敵人也終於看清了面前的急流。
在帝國議會上，皇帝既專橫又傲慢。帝國直轄市烏爾姆一直是宗教自由的先鋒戰士，也派使者前來，而這位使者在默不作聲的皇帝面前站了整整半小時，垂下眼瞼，不敢抬頭。皇帝計劃的不只是一場保守的革命，他想把帝國按照聯邦組織起來，讓它更接近於真正的君主制。在宗教理事會的幫助下，新教徒應該變得明智，同時教會也會被革新。
然而，即便有米爾貝格大捷，這個解決方案還是前路漫漫。宗教理事會絕不是包羅一切，更像是一個效忠羅馬的框架議會，會後便立即開始建造教條主義的城牆。這還不是教會統一的全部障礙，1547年3月，教皇保羅以瘟疫的威脅為藉口把會議移到博洛尼亞，他的直接管轄範圍內。這是否如研究宗教會議的歷史學家休伯特·傑丁（Hubert Jedin）所言，是與新教徒摒棄前嫌的最後機會，是一個仍需商榷的問題，但政治和神學已經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羅馬的權威被降低，帝國權力也因為信仰之爭被大大削弱，皈依各種教派的德國王侯則都從中獲益。1547年9月，保羅的私生子皮埃爾·路易吉公爵慘遭謀殺，查理五世就算沒有親下命令，也不可能不知情，這一事件讓教皇和皇帝的關係終於無法挽回。博洛尼亞的會議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成果。
同時，在奧格斯堡的帝國議會上，查理展現出組建外交網絡和贏得戰爭的實力，但他還未懂得如何適度利用這場勝利。新的帝國聯邦應該也覆蓋了奧地利、尼德蘭和義大利等地，可能造成這些地區的復天主教化，而且讓聯邦成員國承受新的稅收負擔，並喪失了所有政治獨立性。由西班牙人來統治德國，即使對皇帝的盟友來說，這也是一場噩夢。帝國的計劃遭到了廣泛拒絕。聯邦計劃只有少許遺留。此外，新教徒也對帝國給予的讓步表示不滿。作為宗教會議決議前的過渡方案，帝國議會允許牧師結婚、普通教眾可分享聖杯，但下令恢復羅馬的「古老儀式」並肯定了教皇和主教的權威。
查理的第一個具體措施並不順利，近30個叛亂的帝國直轄市不得不開展深刻的憲法改革。同業公會團——帝國議會鄙夷地稱他們是「公牛和暴民」——由貴族當局所取代。在很多地方，教堂和修道院都必須返還給原來的占有人。1550年後續的奧格斯堡議會上，查理籌劃讓他的兒子腓力繼承皇位和財產，這回如臨大敵的不僅僅是路德宗的新教教徒。腓力是一個切切實實的西班牙人，比他的父親更虔誠。德國王侯之間盛傳，查理的目的是破壞自由選舉原則，把帝國變成一個世襲君主制國家，讓外國人腓力來當皇帝。查理的弟弟斐迪南一世忠心耿耿，但他希望自己的兒子馬克西米利安能夠得到繼承權，但哈布斯堡的形勢走向了壞的一面。儘管有停火協議，科西嘉戰爭再次在地中海爆發。在匈牙利，奧斯曼帝國攻陷了蒂米什瓦拉。
在這種情況下，新加冕的薩克森選帝侯莫里茨利用帝國議員的不滿情緒有所動作。1552年，他與一些新教徒權貴和法國新國王亨利二世（Heinrich Ⅱ，1547—1559年在位）結盟——弗朗索瓦一世於1547年駕崩——冒險起義反對皇帝。儘管法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把改革派的教徒送上火刑架，但並不妨礙這次結盟。正如香波堡的秘密和約所宣稱的那樣，此次事關「德意志民族的祖國父親」的古老自由，要將其從「野蠻」的西班牙奴隸制中拯救出來。查理顯然大為震驚，此時他剛剛巡遊到因斯布魯克，不得不倉皇逃離。這位兩個世界的統治者飽受痛風折磨，被塞進轎子裡運往克恩頓，作為人質被捕的施馬爾卡爾登聯盟的領袖紛紛獲得自由。在皇帝未到場的情況下，叛變者於1552年在帕紹與斐迪南一世會盟，同意對不同的皈依教派相互容忍，直到在帝國議會上達成最終和解，這是他們虔誠的願望。但查理並沒有坦然接受失敗，他再一次調動了可用的力量並對法國採取行動。然而，他甚至沒有成功奪回梅斯——這個帝國直轄市在香波堡條約中被交於法王亨利之手。
1551年，在戰爭的背景下，宗教會議經過博洛尼亞小插曲後第二次在特里安召開，可惜又一次分崩離析。在教皇的暴力統治下，妥協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說教會改革。保羅三世的繼任者尤利烏斯三世（Julius Ⅲ，1550—1555年在位）痛恨有關新教的一切東西，同時也仇視猶太人，但他對藝術、狩獵、美食和年輕男子傾注心血。薩克森公爵莫里茨在皇帝的弟弟斐迪南一世身上看到了政治前景，他是可以阻擋西班牙奴役「德國」的替代品。但是，年僅32歲的薩克森選帝侯莫里茨在與布蘭登堡-庫爾姆巴赫的藩侯阿爾布雷希特二世對陣時英年早逝。這個不太幸運的賭徒有時與新教教友結盟，有時與皇帝締約，幾次試圖建立一個法蘭克公國。歐洲的權力政治秩序似乎一直對建立新國家持開放態度，而事實上，這個藩侯的接連失敗表明，這種可能性越來越小。
在權力鼎盛時期，查理的軍隊在不同地點開展行動，總人數達到15萬人。這個數字昭示著奧斯曼帝國以西最重要的軍事部署，但要同時對奧斯曼土耳其人、法國人和新教徒發動戰爭，這個規模還遠遠不夠。皇帝為統一和淨化而發動的戰爭在現實中失敗了。查理在帕紹議會上不再露面，1555年議會再次在奧格斯堡舉行。在神聖羅馬帝國，他的繼任者是奧地利的斐迪南一世，在西邊則是西班牙的腓力。早先所有的計劃都泡了湯，哈布斯堡家族被分為奧地利和西班牙兩個支系，這已是不爭的事實。
路德的遺產，人文主義和文藝復興
1548年5月中旬——西班牙威名遠播的步兵在當時剛剛占領維滕貝格——皇帝查理步入城中的城堡教堂，並來到路德墓前。狂熱者敦促皇帝，既然路德活著的時候沒遭到懲罰，那麼至少要把這個異教徒挖墳焚屍——第五屆拉特蘭宗教會議要求在死後進行這種古老的懲罰。無論出於何種原因，皇帝回絕了這個請求，他對這個偉大的命中宿敵的些許尊重是否起到一絲作用？無論如何，新教徒的聖人之墓得以保全。
這位昔日勇敢的僧侶在晚年漸漸僵化，活成了自己的紀念碑。佩服年輕的路德很容易——比老年路德容易：他後來教唆人們反對農民起義，寫下反猶論著。在1543年出版的小冊子《論猶太人和他們的謊言》中，路德用奧古斯丁學說為「犀利的憐憫」辯護，這是一份令人失望的文件。在早期文章里，他還曾表露希望，認為儘管猶太人至今一直被腐敗的教皇恐嚇、誹謗，但通過理性的辯論他們終將皈依。而現在，他呼籲人們摧毀猶太人的家園，燒掉猶太會堂，奪走他們的經書，禁止拉比布道，違令者將被體罰甚至處死。他號召人們把猶太人驅逐出境，這在實踐中大獲成功，被波及的猶太人痛苦不已。像之前的艾克一樣，路德把猶太人與一個龐大的陰謀聯繫起來，認為他們準備傷害基督徒並謀殺基督教王侯。多虧了他的權威，這種胡言亂語產生了深遠又廣泛的影響，遠超其他猶太人的反對者。因此，路德在反猶主義出現之前扮演了一個尤其災難性的角色。如果誰說他的反猶主義是與當時的背景相符，想以此減輕他的罪責，那麼你一定不能忽略，文藝復興也帶來了皮科·米蘭多拉和羅伊希林這樣的人物，後者的偉大名句「猶太人和我一樣都屬於我們的主上帝」，肯定不可能從路德口中聽到。
路德也是宣揚淨化的無數傳教士之一，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當然都想持續淨化，他也是克呂尼改革派教宗聖格里高利七世、克萊爾沃的聖伯納德和聖方濟各的手足。他想要清除多餘的話語、虛假的儀式和無效的典籍，尋求純樸的信仰和對上帝恩典的信賴。但他明白——這一點讓他區別於其他淨化派的使徒——人們的生命短暫，不是為最終的絕對而生，而且他很清楚，從人們身上剝奪太多日常習慣是不好的。正如成功的宗教創始人佛陀——據說他曾試圖遵循嚴苛的禁欲主義，但後來避免了走極端——雖然路德想要洗滌自我，但他並非淨化的狂熱分子。他愛美食、喜飲酒，人很幽默又時而粗俗，和他的妻子卡塔琳娜生了六個孩子。作為教士，他著教授裝，這後來成為新教牧師職業服裝的典範。在慶祝聖體聖事時，他甚至穿上無袖禮袍。他認為聖像畫是次要的，但也不要求毀壞畫像，為了教導和銘記聖事是可以懸掛聖像的，確實是他把懺悔提升為基督徒生活的主旨。儘管如此，他還是認為此岸，即世俗生活的「糞屋」，是有權利存在的。他和家人的生活方式，即所謂的「新教牧師之家」，後來創造了一個傳奇般的文化群落生境。他的社會學說並不倡導僧侶的理想目標，而是從非常普遍的意義上把這一職業神聖化：每個人都應該在上帝給他安排的崗位上盡職盡責地工作。這更多意味著他呼籲人們保持自我謙卑、維持等級秩序，而非意味著慶祝取得的成就。正因為路德的改革理念保留對世俗人性的堅守，其才得以倖存。
因著西西弗斯般的經歷，現被尊為新教教皇的路德博士和早年間的馬丁已經有了明顯區別。他眼睜睜看著自己滿懷激情所開闢的宗教改革在謀殺和戰爭中日趨衰落，深陷在內部分裂和分裂後的再分裂中。他處處都感覺到撒旦的陰謀，有時候還以為自己在和撒旦搏鬥。自改革的全新覺醒以來，世界並沒有變得更好，路德曾堅信上帝之言有戰無不克的力量，而此時卻屢屢碰壁——對猶太人沒有效果，對教皇和皇帝肯定也不起作用，必須得藉助暴力進行最後的戰鬥。
路德的內心充滿矛盾對立，這一形象的輪廓自農民戰爭以來已經很明顯。在對貴族的訴求中，他還曾辯稱，人們應該用經文戰勝異教徒而不是火。現在，1529年施派爾帝國議會認定對再洗禮者執行死刑是合法的行為，他沒有提出異議。他的奧格斯堡供述在噩兆般的第十六條中嚴厲詛咒再洗禮教徒，在現代版本中則經常對這一條刻意刪減。路德在半個天主教世界中被認為是異教徒，現在他自己與迫害者同流合污，一切激進的、無法控制的東西都威脅到他與國家的聯盟。
在新教城市和國家中，中世紀已經很常見的巡視現在更頻繁地進行，它是上層當權者維護正統和道德的手段。神學家和官員組成的委員會訪問教區，以便控制那裡的局勢。他們檢驗牧師的學識，控制財務狀況，監督人們的信仰是否堅定，並尋找異端、巫術和魔法的跡象。儘管最初的理念是建立普通的聖職，但路德宗內部也形成了僵硬的等級制度。神學家們對《聖經》的剖析一如既往，他們受過人文主義教育，從新文學角度對經文做出不一樣的解讀。在新的思潮中，各種思潮都遵循自己獨特的解讀方式，其中加爾文主義是最重要的。路德派的正統漸漸崛起，與它們對峙，同時將自己看作正統觀念的禁衛軍：「我們不是在柏拉圖的學校，而是在教堂里！」審查絕不是天主教的特色。即使在氛圍寬鬆的巴塞爾，1559年，再洗禮派的大衛·喬里斯（David Joris）也被掘墳暴屍，並與書籍一同被焚燒。
與所有的困難時期一樣，人們一直在偉大教派的邊緣尋求通往上帝之路，有時候甚至背離偉大教派。歐洲中世紀的神秘主義者、追尋神秘虔敬的希臘或俄羅斯的靜修士，以及伊斯蘭教蘇菲派神秘主義運動或南亞的印度教虔誠派運動都曾踏上這條路。後者以這種方式反對婆羅門，歐洲改革派以這種方式反對羅馬神父，再洗禮派以這種方式反對改革派，周而復始，循環往復。他們都渴望接近上帝，或僅僅是為了進入世界彼岸的無以言表的狀態。
基督教神秘主義者尋找神聖的靈魂深淵和陶勒爾、閔採爾都提到的寧靜，他們的繼承人包括16世紀的靈性主義者。塞巴斯蒂安·弗蘭克（Sebastian Franck，1499—1542/1543）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他提倡擺脫一切教條的自由宗教，認為宗教是在聖靈普照下的光芒中尋求自我。宗派間關於異端的爭執和辯論被他稱為「鴿糞」，異端對他來說只不過是偏離多數人尊崇的東西。不管是誰，只要真誠地尋求上帝，並且不要求「掌控他的頭腦」，無論他是天主教徒、路德宗、再洗禮派、奧斯曼土耳其人或猶太人，他都是一個「親愛的兄弟」。人民的智者，赫爾墨斯、摩西、柏拉圖和其他人，可能說的都是同一個神。當時，天主教一方也持同樣的觀點。1540年，克里特島上基薩莫斯的主教奧古斯丁·斯圖科（Agostino Steuco，1496/1497—1548）寫出了極具影響力的《長青哲學》一書，他後來躋身於特倫托的理事會長老之列。這本書也對一個古老的論點進行研究，即神諭、《啟示錄》和哲學著作中透露出的所有智慧都是唯一的天主教真理的變體。
在塞巴斯蒂安·弗蘭克的思想中，人文主義的個人主義與宗教完全契合，同時從宗教的統治權中解脫出來。弗蘭克曾經說過，「我對眾人來說不過是一個人」。和他一樣，西里西亞貴族卡斯帕·馮·施文克菲爾德（Caspar von Schwenckfeld，1489/1490—1561）與他的追隨者也關注對上帝的個人經驗，而不是神學家的「紙上基督」。對於施文克菲爾德和後一代的約翰內斯·阿恩特（Johannes Arndt）來說，他們的首要目標不是淨化國家和社會，而是自我內在的淨化，並為追隨基督而努力。當人們質疑宗教官員作為救贖的中間人的壟斷地位時，他們不以為意，這一點都不奇怪。跟西班牙的那些神秘主義的基督教實踐者一樣，施文克菲爾德派和其他偏離正確路線的人，如博學家紀堯姆·波斯特爾（Guillaume Postel，1510—1581）和德國最原始的神秘主義思想家兼鞋匠雅各布·邊謨（Jakob B?hme，1575—1624）都遭到迫害，被逼屈服。
紀堯姆·德·佩里埃（Guillaume de Périer）所著的《世界的定音鼓》可能是對時代形勢的個人回應，他從琉善那裡學到了諷刺基調。作者身處納瓦拉的瑪格麗特的庇護之下，他的嘲諷是針對各宗各派所有神學家的爭論。在一章中，他用換音造詞法創作了赫圖魯斯（Rhetulus）和蘇貝庫斯（Cubercus）這兩個隱晦的人名，以影射路德（Luther）與布塞爾（Bucer），他們二人聲稱自己知道如何找到「賢者之石」的碎片。結尾是兩隻狗之間的對話，它們無疑比它們的主人更聰明，並且抱怨人類多麼容易受騙。
這樣遭受嘲諷的路德留下了一種神學，它位於崇尚儀式的天主教和神秘主義者的心靈宗教之間。跟隨他的人都被引向《聖經》和布道，這些人比追隨古老信仰的兄弟姐妹更直接地接近上帝。無須聖徒引導，好的經典沒有效力，甚至祈禱也沒有用。如果雷暴逼近，那麼遊行和天氣祈福都沒用，古老信仰中負責對付惡劣天氣的緊急援助人聖維特也沒用。人們甚至都不能確定上帝的恩典，而是發現自己要投入永久聖戰，如穆斯林可能會提及的那種——這一概念也意味著在內心中與善和真正的信仰進行鬥爭。意志自由眼睜睜看著自己被送上祭壇，成為令人恐懼的必然性、神聖的無所不能和無所不知的犧牲品。
可以想像，路德所描述的人之形象與大多數人文主義者相去甚遠。這引發了此前的改革派與伊拉斯謨的激烈爭論。1524年，在宗教改革的關鍵時期，這個尼德蘭人發表了他的《論自由意志》。更確切地說，關於在許多可能性之間的自由「選擇」。這是兩個世界的對決。一個和平派的事件評註人與一位一呼百應的先知唇槍舌劍，這位先知可是把自己看作上帝在末世鬥爭中的工具。在這場生死攸關的戰爭中，需要的是塵世的僕人，而非文人。路德從《聖經》中引經據典，並堅信自己的解釋非常可靠，伊拉斯謨對這種自信表露出蘇格拉底式的懷疑，他熟知釋經的邊界和局限。伊拉斯謨為寬容辯護，因為他敏銳地看到，寬容可以替代騷亂與戰爭。剝奪人類的意志自由，那麼人將不過是上帝手中的一塊黏土。更有可能的是，人藉助上帝的恩典——也不會——無所不能了，這樣上帝所有的作品可能也都是好的。如果上帝從一開始就任意懲罰他自己創造的生物，那他可能是個殘酷的暴君，因為原罪對整個人類動怒，而路德把原罪無限誇大。假如功勞不被獎賞、罪責不被懲罰，那麼最後的審判究竟有什麼意義？再者，假設一切善的背後只是上帝，那他不也是所有惡的緣由？推斷可能是，人類的罪到底在哪裡呢？
路德撰寫了《論意志的捆綁》予以反擊，他將伊拉斯謨那極富修辭手法的論證比作「金銀碗中的垃圾或糞便」。如何走出神義論[30]問題的迷宮，他的對策是拒絕理性，這個「魔鬼的妖姬」——起碼不能在理性難以掌控時擁抱她。他承諾一切矛盾在末日榮耀的照射下都會迎刃而解。像許多試圖揭開「上帝」之謎的人一樣，路德也利用理性，用言辭機敏的釋經來創立自己的神學。但是，一旦在理性的幫助下也無法再解決矛盾，同樣的理性就可能是撒旦的妓女。伊拉斯謨也看出，路德為保持他巨大的悖論，需要藉助更多的悖論。他援引洛倫佐·瓦拉的話指出，被造物沒有資格評判造物主的決定。因此，伊拉斯謨在論證的更早期階段就回歸到信仰上，比路德更早。
路德對自由意志和科學的態度與中世紀晚期的氛圍並不一致，當時對科學討論的態度更為開放。路德的著作並不是新開端的標誌，相反，這個維滕貝格人投身於這場宗教和世界、信仰與理性之間的戰爭，與無數戰士一起拼殺，這場戰爭沒有歷史發端可循，它延續了上千年，並一直持續到今天。
伊拉斯謨和路德之間衝突不斷，可能會引出這樣的推論，一方面文藝復興和人文主義之間的分歧不可調和，而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之間也一樣。事實並非如此，這兩種思潮都想為同一個神學挑戰尋找答案。人們不禁要問，假如不是因為在路德之前人文主義者為了反對一切權威而發動了論戰，那麼路德的計劃有可能成功嗎？許多改革派接受了人文教育。然而，他們與人文主義者的共同興趣首先在於語言學。「回到源頭！」（Ad fontes！）——他們一個接一個把這句話寫在旗幟上。誰想要通過上帝的言語建立自己的神學，最後都必須儘可能精確地了解主到底說了什麼。例如，洛倫佐·瓦拉對《聖經》的考證就是改革派在進行語言學工作時不可缺少的工具，路德在翻譯《聖經》時也藉助於伊拉斯謨翻譯的《聖經·新約》。
墨蘭頓倡導的教育改革旨在將人文主義的教育學和教育與宗教改革的原則結合起來。文理高中的設立——1526年在墨蘭頓大力推動下設立於紐倫堡，1531年在奧格斯堡，1538年在斯特拉斯堡——在這個方向上邁出了重要一步，課程包括從數學到拉丁語、希臘語、修辭學、辯證法和羅馬文學的各項科目。在這個過程中，古希臘羅馬時期豐富的異教傳統被融入基督教世界觀，先前已經存在的觀念有時候也發生了獨特的變化。柏拉圖是半個基督徒，維吉爾成為天主教徒。奧維德的詩歌，確實算不上清教徒式的，也史無前例地被納入基督教思想。丟勒的看法尤其代表了受過人文教育的藝術家的觀點。「藝術龐大、沉重而又美好，我們懷著偉大的敬意，希望能用藝術來讚美上帝。」他這樣寫道。人們可以把古代衡量阿波羅的標準用在基督身上，因為他是「世界上最美麗的」。維納斯是瑪利亞的原型，同樣赫拉克勒斯與參孫很相配。在1500年的自畫像中，丟勒在一幅嚴格測量的正面像中把自己描畫成基督一樣的造物主。還沒過30年，氛圍就發生了變化。伊拉斯謨的非宗教狂熱原本毫不令人生疑，但他在《西塞羅主義》一書中轉而抨擊羅馬對古希臘羅馬時期異教的寬鬆處理方式。他認為這其中暗含著信仰的世俗化，同時也嘲弄人文主義者的努力，諷刺他們想要符合「聖西塞羅」的風格理想。就這樣，伊拉斯謨在文學領域為個性化遞上了一根長矛。模仿古老的東西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創造自己獨特的東西。
路德對藝術和科學的態度是虔誠的，對他來說，與上帝的關係事關重大，其他都可有可無。他從不會想著單純欣賞「美麗」的畫作；他認為音樂是最偉大的神賜之一，因為魔鬼最討厭音樂，而且音樂可以驅散許多誘惑。他知道，一切知識都保留在宗教經典中；在這一點上，他與博納文圖拉或艾爾-加扎利觀點類似。他堅定地遠離希臘哲學，只有柏拉圖偶爾能讓他青眼相加。他鄙視亞里士多德是一個「盲目的異教大師」，他認為，上帝為了懲罰人類的罪惡，在人類的裘皮大衣里放進一隻虱子，這隻虱子就是亞里士多德。他連托馬斯·阿奎那的聖餐禮也敬謝不敏。他致力於區分一件事物的實質與其不斷變化的「偶然」的特質，即「意外」，希望藉此用「自然科學的方式」解釋聖餐的奇蹟。
路德能提出的最嚴厲的指責之一就是稱某人是「伊壁鳩魯派」的享樂主義者，這樣的標籤被貼在伊拉斯謨和教皇、奧斯曼土耳其人，以及義大利樞機主教身上，甚至只要是義大利人都不能倖免。但這個維滕貝格人對伊壁鳩魯學說可能並不十分了解，雖然他在青年時代的教育中有所接觸。對他來說，藝術和博學如果想要合法存在，必須——像音樂一樣——保護人們免受邪惡的侵害，幫助傳播上帝的話語或有利於上帝的統治。他的自然科學世界觀受到了《聖經》經文鋼鐵般的禁錮，太多的好奇心和理智的自由會讓人們遠離重要的初衷，他對此無比確信。
那麼伊拉斯謨呢？他一直是羅馬教會的子民。1536年，他被安葬在新教的巴塞爾大教堂，這也象徵著他在兩條陣線之間的處境。事態災難性的進展更多印證了這位持懷疑論的人道主義者更正確，而不是那位完全相信自己和自己事業的改革者。然而，最後路德的音調也變得更柔和。「不要試圖探究這本神聖的《埃涅阿斯紀》，你應該躬身彎腰，敬拜它的蹤跡。」他在一篇布道中如是寫道。這是流傳下來的路德最後一張手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