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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王國,新知識,信仰分歧

2024-09-26 12:18:15 作者: (德)貝恩德·勒克

  30. 帝國和世界霸主

  插圖45:馬丁·貝海姆、格奧爾格·格洛肯登等人,貝海姆地球儀,約1491—1494年,紐倫堡,日耳曼國家博物館

  奧斯曼帝國全盛時期

  一個群體如果沒有敵對方,貌似是行不通的。他們必須找到一股異常醒目的邪惡勢力,通過與其對比,可以很好地或者更好地認清自我。敵對方可以鞏固一個群體的共同身份,它們為控制體系的設立,軍隊的維持,時而出現的迫害、折磨和謀殺提供了合法性。16世紀,人們在社會各方面暗暗提出了許多假想的邪惡勢力,比如女巫、猶太人、異教徒等,奧斯曼帝國也是位列其中的敵人之一。自從君士坦丁堡陷落,它就一直在危險地逼近,也成為恐懼和偏見的投射對象。奧斯曼土耳其人的勝利很難為基督教文化所接受:當上帝之國在西歐和大洋彼岸擁有諸多皈依者時,東歐卻淪為失地。君士坦丁堡之戰不僅可以看作上帝的懲罰,許多人認為它是即將來臨的末日審判之前的最終決戰。教皇之所以無數次嘗試促成和平、組織十字軍東征,是因為在永恆的陰影中,基督教世界必須互相靠攏才可以抵擋非信徒的衝擊。

  拉丁歐洲也面臨著一個強大的對手。早在「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統治時期,克里米亞汗國[13]就已臣服,導致整個黑海沿岸都落入土耳其人之手。到了1468年,斯坎德培離世,阿爾巴尼亞也成為奧斯曼的附屬,安納托利亞半島東部一併淪陷;現在帝國的邊境已經擴張到幼發拉底河。統治敘利亞和裏海之間地區的部落聯盟「白羊王朝」[14]一開始還能抵禦奧斯曼的衝擊,但在一場抵抗穆罕默德的鏖戰失利之後,他們又經歷了領導者烏宗·哈桑(Uzun Hasan,1453—1478年在位)的離世,整個王朝分崩離析。威尼斯本來與其敵人的敵人結盟,此時該聯盟也煙消雲散。奧斯曼的進軍看起來勢不可當。1480年,隨著攻占阿普利亞的奧特朗托之後,通往羅馬的大路似乎已經鋪就,這可是歷代蘇丹覬覦已久的「金蘋果」之一。前沿陣地不斷失守。穆罕默德的兒子和繼任者巴耶齊德二世(Bayezid Ⅱ,1481—1512年在位)攻占了伏爾塔瓦河上的兩座港口城市契爾賈和阿克曼。波蘭對伏爾塔瓦河的野心暫時抵擋了他的軍隊。

  1499年,奧斯曼艦隊在愛奧尼亞海的佐奇奧地區大敗威尼斯艦隊。在接下來的數年中,威尼斯共和國在其希臘領地連番丟城失地,其中包括科農和莫東。在此之前,「共和國的雙眼」可是一直密切注視著亞得里亞海和愛琴海。巴耶齊德二世本是一位熱愛和平、多愁善感的男子。此外,他的對外政策也比較克制和穩重。巴耶齊德用火器裝備軍隊,提高貨幣冶煉純度,又讓經濟得以發展,之後數位繼任者都坐享其成。藝術方面,一座座壯麗的清真寺在伊斯坦堡拔地而起,這是巴耶齊德作為蘇丹的職責。後來他退位讓賢於兒子塞利姆,但很快便撒手人寰,可能還是慘遭非命。

  

  在烏宗·哈桑的孫子、沙阿伊斯瑪儀一世(Ismail Ⅰ,1487—1524年在位)的治下,薩非王朝[15]崛起,成為奧斯曼帝國新的對手。伊斯瑪儀一世在這場以「紅頭軍」為代表的伊斯蘭教蘇菲派神秘主義運動中成為神授的領導者,他憑藉白羊王朝的遺留,以伊朗為據點建立了一個大國。這個新王國發現自己深陷在與中亞烏茲別克人的戰爭中,與莫臥兒王朝的統治者也不斷發生衝突。宗教分歧在每一條戰線上都成為權力政治的分歧所在,薩非王朝是什葉派,印度莫臥兒王朝則是與奧斯曼蘇丹一樣的遜尼派。薩非王朝的邊境線戰火沖天,而伊斯坦堡的歐洲敵人正好可以喘口氣,畢竟莊嚴朴特(Hohe Pforte)[16]里如坐針氈的蘇丹可不想看到多線作戰的局面。1560年,一位皇帝的使者曾下結論說,單單波斯的威脅就讓歐洲免於被征服的命運。

  新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裡,「冷酷者」塞利姆一世(Selim Ⅰ,1512—1520年在位)重拾奧斯曼帝國的對外擴張政策。在一輪大規模的征戰過後,馬穆魯克王朝[17]四分五裂。敘利亞、巴勒斯坦包括聖地麥加和麥地那的阿拉伯半島地區都落入奧斯曼蘇丹的手中,這一地區的王侯也對蘇丹俯首稱臣。最重要的收益是富饒的埃及,精神上的戰利品則是哈里發的頭銜:遷至開羅的、最後的阿拔斯王朝向勝利者交出這一早已失去實際價值的頭銜。至此,奧斯曼帝國成為地中海和印度洋的中間人。它經歷了自己的大發現時代,阿里·阿克巴爾於1516年寫就的《中國紀行》,對中國明朝的精確描寫在當時首屈一指。1517年,海軍上將皮里·雷斯在航行後為蘇丹繪製了一幅世界地圖,不僅把目光投向東方,地圖上對中、南美洲海岸線的標註也讓人們了解到一次相當於「哥倫布的大發現」(附圖20)。

  「立法者」蘇萊曼一世(Süleiman Ⅰ,1520—1566年在位)是奧斯曼帝國最舉足輕重的統治者之一,他作為塞利姆一世唯一成活的兒子登頂王座。在位期間,他按照「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的指令,遵循奧斯曼家族內部的風俗,用野蠻的方式確定繼承人:新上任的蘇丹要殺掉所有的兄弟和侄子。這件事通常是以一種雅致的方式進行,即用絲綢的繩子把他們勒死。這樣一來,應該就不會產生內戰和分裂。17世紀中葉,這一風俗被長子繼承權所取代,每一朝最年長的後嗣會繼任蘇丹。

  一朝大權在握,蘇丹的統治幾乎不可撼動。除了穆拉德一世創建的驍勇善戰的騎兵,耶尼切里軍團(yeniceri,意為「新軍隊」)也是歷任蘇丹的核心軍隊,當時他們中的大部分來自歐洲。這支精英隊伍是從年輕的基督教俘虜以及安納托利亞和巴爾幹半島的基督教農家之子中招募的。後者是被當作貢物從家中擄走的,但是也不會讓他們與家人完全斷絕音信。這一臭名昭著的「德夫希爾梅」制度(兒童稅制度)把它的犧牲品,即那些基督教男孩送進穆斯林農家,使其學習他們的語言,慢慢皈依伊斯蘭教。他們組成的軍團在宗教上深受蘇菲派拜克塔什教團的影響,是一支宣誓效忠的部隊,國家管理和宮廷也會傳召耶尼切里軍團。他們是蘇丹的奴隸,沒有效忠部落的意識,所以是蘇丹維繫權力的可靠力量。

  奧斯曼帝國是一個文牘之國,它下轄一個高度分化、公文堆積如山的官僚體系。國家財政來源於戰利品分成,所有掠奪來的財富的五分之一都要上繳國庫,被俘的奴隸也要被估價。大部分土地都是蘇丹的財產,蘇丹可以分封土地作為獎賞,或者收繳土地作為懲罰。靠政府薪俸供養公職人員、軍人——尤其是騎兵,這樣他們也有資金購買裝備——有時也包括宗教學者和法學家。這些人如果去世,他們的「鐵飯碗」就要交還國家,蘇丹再繼續分配賞賜他人。

  一個哈布斯堡特使曾經記載,差事和職位都由蘇丹本人分配。當特使回到家鄉或者別處時,他又補充說:「他做這件事時不關注財富,不看重捉摸不清的貴族稱號,不關心某人的聲譽或眾人的評價,而是考慮一個人的優點,他的舉止、天賦和能力。」如果這一觀察並非完全失真,那麼蘇丹帝國在政治上取得非凡成功,該舉措功不可沒。跟其他帝國一樣,蘇丹安排當地的領導團體來統治被征服的地區。

  蘇萊曼一世和他的先祖一樣是一位偉大的征服者。他的軍隊所向披靡,貝爾格勒曾經久攻不下,卻不得不臣服於他,他於1526年在摩哈赤附近大敗匈牙利人。年輕的拉約什二世在潰逃途中淹死,這對哈布斯堡王朝來說是不幸中的萬幸,這位雅蓋隆王朝國王的死讓他姐姐安娜的丈夫斐迪南一世繼承了兩個王國:匈牙利和波西米亞。10年前親上加親的兩場王室婚禮早早收穫了成果。然而,新得的疆土受到最嚴重的威脅。蘇萊曼的軍隊遠征維也納,但沒有攻下這座防守嚴密的城池。哈布斯堡只能維繫匈牙利的西部地區,駐紮匈牙利的軍隊需要大筆軍餉,它們來自富格爾家族的貸款。烏茲別克斯坦和薩非王朝為抵禦奧斯曼的進攻而集結軍隊,終於讓西線陣地能夠放鬆一下長期緊繃的神經。薩非王朝與拉丁歐洲有貿易往來,是中東權力博弈中的一張王牌。這樣,就連哈布斯堡的基督教宿敵們,尤其是法國,都遠赴奧斯曼帝國說情,一個個候在托普卡帕宮等待召見。

  在地中海地區,奧斯曼帝國兵力大盛,從醫院騎士團手中奪取羅德島,騎士團不得已撤回馬爾他。1538年,伊斯坦堡戰勝「神聖同盟」的艦隊,把普雷韋扎海域牢牢控制在手中——威尼斯、西班牙和教皇給同盟輸送了大部分的船隻,指揮官安德烈亞·多里亞(Andrea Doria)更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海軍上將。威尼斯在愛琴海、伯羅奔尼撒半島和達爾馬提亞的最後基地業已淪陷,聖馬可獅子旗只能飄揚在克里特島和賽普勒斯。與此同時,薩非王朝連連敗退,蘇萊曼還成功奪取了幼發拉底河以東包括巴格達的大片土地。蘇萊曼一世在位很久,到他統治末期,奧斯曼帝國的疆域從裏海一直延伸到喀爾巴阡山脈,從葉門到北非的海岸,兩千多萬人對他俯首稱臣。克里米亞韃靼人的可汗與特蘭西瓦尼亞公國和瓦拉幾亞地區的王公躬身讓位,1538年後摩爾多瓦也陷落了。

  只有征服東方之後,這個帝國才成為一個以穆斯林人口為主的國家。穆斯林在巴爾幹地區仍然是少數。國家頒布規定,基督徒如果不肯皈依,以後也享有信仰自由。只不過,他們普遍要繳納特殊稅,並不得不面臨一些法律上的不利情況。其他宗教少數群體也享有很高的自治權,多樣性是帝國的一個標誌。誰說自己是先知,在行政機構或軍隊中的職業生涯也不會受到干擾。在巴爾幹地區和從前的拜占庭,不少曾經信仰基督教的貴族在皈依伊斯蘭教之後可升任大維齊爾。但是,異教分子一旦為政治目的集結,那麼就會遭到當局嚴酷打壓。國家的基調仍是伊斯蘭教,宗教學者掌控著高等學校和立法機構。如同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的臣民可以到御庭訴訟,奧斯曼帝國的農民如果有冤要申,蘇丹的國務會議廳也為他敞開大門。這個最高民事法庭同時也是為蘇丹提供政治諮詢的顧問團。

  蘇萊曼喜歡用窮奢極侈嚇倒其他宮廷的來使,拉丁人將其視作「奢華的王」。跟其他新貴國家一樣,歷代奧斯曼蘇丹喜歡搜羅藝術、推崇博學。他們用各種語言稱頌自己的帝國。希南(Sinan,約1490—1588)是他們慧眼識得的一個極具才幹的建築師,因為兒童稅他才進入宮廷當差。希南建造經學院和宮殿,修建陵墓和清真寺,還有高架引水渠、學校和醫院等功能性建築。沒有希南的手筆,伊斯坦堡會截然不同,也不會如此美麗。希南自己稱讚他的蘇萊曼尼耶清真寺是「純潔愛好者的聚會場所,一個天堂般的、令人愉悅的逗留之地」。

  蘇萊曼被其同胞尊稱為「立法者」(Kanuni)。實際上,他的確重拾了「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已經著手的編纂工作。他修訂法律,規範稅收和金融行業,又制定了土地法。統治者制定的「法律」(Kanun)第一次凌駕於沙里亞法[18]之上。蘇丹認為自己是羅馬世界霸主的繼承人,是「羅馬的愷撒」(Kayser-i Rum),並非完全沒有道理。他們是麥加和麥地那「兩大聖地的僕人」,又在反對異教徒的戰爭中身先士卒,所以備受讚譽。在銘文中,他們被尊為遜尼派伊斯蘭教的捍衛者和什葉派的戰勝者。

  伊斯坦堡的人口超過60萬,成為地中海地區遙遙領先的最大城市,是政治、經濟和文化的中心。喜好藏書的統治者把被征服國的文字寶藏都帶到博斯普魯斯海峽,並通過敦促或強迫的方式把藝術家、學者和工匠遷居到首都。奧斯曼帝國掌控的香料貿易從東南亞途經埃及直到威尼斯,在15世紀下半葉達到巔峰。

  莫斯科:帝國轉折前夕

  也是在這一時期,莫斯科公國從交易場所變成了大陸農業國,從此靠土地田產積累財富,而不是靠商品交易和貢品。莫斯科大公管轄著人煙稀少的土地,周圍沒有自然邊界,一直綿延到與草原遊牧民族接壤的地方。這迫使大公積累資源,供養大量軍隊:一開始是阻止入侵者,後來是為了擴張。

  中世紀晚期,俄羅斯統治者最看重的政策就是如何與競爭對手進行戰爭和權力鬥爭。通過靈活的政策,甚至做好戰爭準備,俄羅斯讓立陶宛的強大軍隊望而卻步。15世紀晚期,立陶宛開始衰落。眼見有機可乘,莫斯科人想從韃靼人的分歧中坐收漁翁之利。俄羅斯的活動空間不斷擴張,而欽察汗國分崩離析,且相互間內訌不斷。但大公瓦西里二世(Wassili Ⅱ,1425—1462年在位)環顧鄰國,卻四處無援,被喀山汗國[19]的韃靼軍隊擊敗。雖然在這場手足之戰中他被刺瞎了雙眼,但他還是成功壓制了對手。「失明大公」在教會和大地主的支持下,手段冷酷,維持住莫斯科的領導地位和長子繼承權,後者是莫斯科公國崛起和鞏固的前提之一。他的反對者被切斷雙臂、剁去雙腿,斬首示眾。他的兒子伊凡三世(Iwan Ⅲ,1462—1505年在位)順利即位,沒人敢提出異議。這是一個艱難的時期,跟幾個世紀前的義大利形勢相同。

  國家和大公的頭銜已經被德米特里·頓斯科伊看作私人財產,被視為「父輩遺產」;伊凡也是如此。莫斯科貴族漸漸把所有土地田產都與徭役捆綁在一起,私有財產與國有土地之間的區別變得模糊。腐朽的欽察汗國再也無力阻止這個前附庸國的崛起。1480年,被圍困在烏格拉河畔幾周後,他們的鐵騎不戰而降,屈從於俄羅斯的大軍。韃靼人完全放棄了征服莫斯科的打算。波蘭-立陶宛對欽察汗國進行了另一場毀滅性的打擊,這支曾經令人敬畏的力量在世界歷史的舞台上黯然退場,但「掙脫韃靼枷鎖」仍是俄羅斯創建民族身份的敘事中一個重要篇章。

  很久之前,莫斯科人就認為他們的幸運主要歸結於《弗拉基米爾聖母》,一幅拜占庭的希臘正教聖母像,據傳出自聖路加之手。她奇蹟般地從基輔來到弗拉基米爾,1395年,又從這個大都會被帶到莫斯科。她很快就在此處證明了其神奇的力量,因為帖木兒決定不進犯莫斯科。這幅聖像500年的歷史之旅映襯了俄羅斯的漫漫長路。這幅畫的最終抵達,也象徵著國家的統一。

  伊凡三世綽號「大帝」,不僅是因為他征服了蒙古,更是因為他占領了很多土地,打下了很多城池。立陶宛失去了東斯拉夫大部分的公國。最豐厚的戰利品是諾夫哥羅德,領旨攻城的那支莫斯科軍隊簡直不費吹灰之力就占領了該域。這座城邦以往享有的有限自由現在成為歷史。教堂大鐘曾經用來召集公民議會,既是通信工具,又是權力象徵。這口鐘被伊凡帶到莫斯科,從此融入一曲多聲部的合唱之中。諾夫哥羅德設在漢薩同盟的海外事務所被關閉,讓處在競爭中的俄羅斯貿易終於能夠緩口氣。特維爾本是莫斯科長期以來一個勢均力敵的對手,也於1485年併入莫斯科公國。這些征地運動的資金應該是用教會地產籌募的。

  在15世紀和16世紀之交,莫斯科跟拉丁歐洲一樣被末日情緒所籠罩,1492年恰好是上帝創世以來的第7000年,對東正教來說意味著大禍臨頭。出人意料,生活居然平靜地繼續,至少預示著一個新的永世的到來。伊凡三世化身為新紀元的君士坦丁大帝。「沙皇」(Zar)這個稱號來自「愷撒」(Caesar),瓦西里二世已經使用「皇帝」(Kaiser),而現在首次使用了雙頭鷹的標誌,莫斯科同伊斯坦堡一樣,也融入羅馬和君士坦丁堡的傳統。在基督教拜占庭滅亡之後,人們希望莫斯科能繼續履行上帝的使命,從此開始維護真正的信仰並把它傳播出去。大公將自己視為東正教教會的世俗保護者,在波蘭-立陶宛則逐漸形成了一個獨立於它的教會統治集團。

  異端被鎮壓。幾經猶豫之後,伊凡三世聽從大主教的要求,追隨虔信的天主教國王們,肅清那些據說有猶太教傾向的「異教徒」。第一個羅馬是因為它的異端邪說而滅亡的;第二個羅馬——拜占庭——因為與第一個羅馬結盟而滅亡;「第三個羅馬,莫斯科,將永存於世。而第四個永遠不會出現」,普斯科夫僧侶斐洛菲斯(Filofei von Pskow)寫道。他把沙皇感受到的世界歷史使命付諸筆端。

  伊凡三世的兒子瓦西里三世(1505—1533年在位)在位期間,「俄羅斯疆域的聚攏」暫時告一段落,這話用來形容莫斯科的擴張既委婉含糊又尖刻嘲弄。1510年,普斯科夫的公民議會大鐘也被送走,迎來的是一位來自莫斯科的總督。原先的領導層整整有300個家庭,他們眼睜睜看著自己被驅逐出境,並被諾夫哥羅德來的僕人取而代之。莫斯科又將斯摩棱斯克從其競爭對手立陶宛的手中奪過來,然後征服了梁贊公國。外交政策的成功增強了莫斯科的力量,把貴族宮廷變成社會和文化的磁鐵,這個策略又幫助瓦西里馴服了精英。沙皇手中緊緊握住分封大權,階層和頭銜都精細劃分,朝臣們不得不與統治者走得更近,或者敬而遠之。這種方式迫使人們為了邀寵而互相競爭,對君主制非常有利。如果一個貴族太有影響力,他要麼被送上斷頭台,要麼被送進修道院。沙皇又從草原領主那裡偷偷借鑑了金融系統的基本要素、信使服務、禮儀慶典和軍事策略。在其他方面,專制政府則遵循自身規則不斷演變。它並非「東方專制政體」的一個簡單萌芽。

  自古以來,莫斯科公國只有幾座大城市,能與西方大都市相媲美的更不存在。據估計,只有4%~7%的俄羅斯人是城市居民。畢竟,與羅馬不同,莫斯科的基石不是古老的高度文明。它在叢林、沼澤和草原的環繞中慢慢崛起,只有莫斯科、諾夫哥羅德和其他幾個城市達到了現代早期科隆城的規模。莫斯科沒有護城牆,跟所有俄羅斯的聯邦一樣,城市裡幾乎全部是木製建築:一旦被閃電擊中、因為粗心大意或遭遇突襲的韃靼人肆虐,都是大火的助燃劑。在農莊、木屋、倉庫和棚屋的一片灰色木建中偶爾會矗立幾座石頭建築,大多數是教堂。無數花園和廣場讓城市延伸無際,所以從遠處看去它們會比實際上更大。鋪就的道路和自來水幾乎無處可尋。俄羅斯人把厚木板稱為「橋樑」,可以鋪在淤泥上,因而也容易讓火勢愈加蔓延。所以,俄羅斯人旅行到西方城市,見到鋪路石都會大吃一驚。

  首都的領主不會畏懼市民反對派。城市自治是不受歡迎的,議會更不存在。俄羅斯的城市承擔捐稅,還要想辦服勞役,沒有誰有特權。只有平信徒建立的東正教兄弟會勉強算是一個集體組織。自治的渴望僅在第聶伯河西岸的一些城市時不時掀起熱潮。16世紀下半葉,沙皇任命越來越多的大商人擔任顧問,特別是在經濟問題上。他把行政職務移交給他們,派他們出使別國,給予他們經濟讓利,為的是以後像榨檸檬一樣榨乾這些「上賓」。

  儘管擁有像彼得大帝這樣的偉大統治者,在管理智慧、技術和學術等方面,俄羅斯直到近代仍然無法追上拉丁歐洲。藝術、知識和武器主要都是從拉丁歐洲進口的。哈布斯堡外交官西格蒙德·馮·赫伯斯坦(Sigmund von Herberstein,1486—1566)就曾記錄過一位名叫尼克拉斯的槍械匠人,他跟幫助奧斯曼帝國獲勝的青銅匠烏爾班一樣,都是德意志人。事實上,斯摩棱斯克的城牆在大約140門大炮的轟炸之下坍塌。要找醫生也得請德意志人,不管是醫生還是藥劑師。自1462年以來,從事城建的都是義大利人。博洛尼亞的工程師兼建築師阿里斯托泰萊·菲奧拉萬蒂(Aristotele Fioravanti),能澆注大炮又會鑄造錢幣,莫斯科克里姆林宮新建的聖母升天大教堂也出自他手。他設計時沒有堅持文藝復興風格,而是以弗拉基米爾的那座教堂為模板:能帶來幸運的《弗拉基米爾聖母》將被放置在這座大教堂里,這樣設計是希望這幅聖像有賓至如歸的感覺。不過,文藝復興很早就傳入莫斯科,比如多棱宮(插圖46)和獻給大天使米迦勒的教堂都是代表建築,也都是由義大利移民興建的。塔樓高聳的克里姆林宮的紅牆是米蘭建築大師設計的,讓人想到斯福爾扎城堡的防禦工事。莫斯科現在成為東方新風格的前哨站。

  插圖46:多棱宮,1487—1491年,莫斯科,克里姆林宮

  征服者

  當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燃起熊熊火堆,並把船隻駛向加勒比地區時,在德意志地區南部的紐倫堡,人們開始總結當時的地理知識:這是對已經要落伍的世界地圖的最後一次抓拍。哈特曼·舍德爾(Hartmann Schedel)與大出版商安東·科伯格(Anton Koberger)和商人澤巴爾德·施賴爾(Sebald Schreyer)合作印刷了一版世界編年史,想用大開本圖冊展示一幅完整圖像。出身商賈之家的馬丁·貝海姆(Martin Behaim)在移居里斯本之後,也回到紐倫堡組織了一支工匠團隊製作地球儀,於1494年前後完工,被稱為「貝海姆地球儀」(插圖45)。他依據的地理知識涵蓋了斯特拉波、普林尼和15世紀初出版的托勒密的地理著作。布倫丹群島與安提利亞和其他虛構地點一起都被放在最西邊,但維德角已經記錄在案,西非海岸甚至標註了今天安哥拉的卡布萊杜。大陸的南端在這裡終結。在印度海岸,他把島國斯里蘭卡放大數倍,並按古希臘的傳統把此處命名為曼德維爾所說的黃金國度塔坡巴納島。在最遠的東方,馬可·波羅命名為「齊潘戈」的日本也未被遺漏。如題詞所說,這裡遍布黃金和香料。對亞洲內陸的繪製也是以馬可·波羅的記述為基礎,美洲仍然無跡可尋。

  隨著哥倫布的探索和葡萄牙人的旅程,1502年,人們才從一張地圖上認識到新的地理知識,這張地圖是費拉拉外交官阿爾貝托·坎蒂諾(Alberto Cantino)從葡萄牙帶回義大利的:圖上的非洲已經相當精確,並繪上了伊斯帕尼奧拉島,又稱「伊莎貝拉」,即古巴,還標註了佛羅里達和巴西海岸的部分地區。德意志地區南部的加爾都西會修士格列高爾·賴什(Gregor Reisch,約1470—1525)沒有借鑑這張地圖,而是自己繪製了一幅,並收錄在他1503年的著作《博學之珠》內。在地圖底部、印度洋南部的位置注有題詞,表明他已經認識到了傳統世界地圖裡的裂痕:「此處沒有土地,只有相當龐大的島嶼,托勒密未曾知曉。」

  在哥倫布去世的那一年,兩名德國製圖師馬蒂亞斯·林曼(Matthias Ringmann)和馬丁·瓦爾德澤米勒(Martin Waldseemüller)畫出了著名的世界地圖。他們二人得到了佛羅倫斯人阿美利哥·維斯普西(1451/1454—1512)的書信體遊記,其中有一封信是寫給洛倫佐·迪·皮爾弗蘭切斯科·德·美第奇(Lorenzo di Pierfrancesco de' Medici)的,題為「新世界」(Mundus novus)。作者認為,在西方發現的不是島嶼,而是一片大陸,那裡人口繁盛、動物成群,比歐洲、亞洲或非洲都更加富饒。據此,兩位製圖師在繪製世界地圖最左側時沒有遵循慣用的托勒密的觀點,而是畫了一條狹長的地帶,比非洲和歐洲加起來還要長,並於1507年完工。只有東海岸輪廓初現,而另一邊,如製圖師所言,是「一片未知之地」(terra incognita)。為了致敬阿美利哥·維斯普西,他們稱這幅地圖為「阿美利加」,這個新世界因此得名「美洲」。

  阿美利哥可謂兩位製圖師的教父,作為美第奇家族在加的斯和塞維亞的代理人,他從西班牙人的航海世界中獲得了知識。他所講述的那些旅程,哪些是他真實經歷的,我們無從得知。自我表現的天賦讓阿美利哥更上一層樓;莫爾甚至在《烏托邦》的敘述框架里給他安排了一個角色,讓他在世界文學中也有了一席之地。他的信件不斷再版,龐大的讀者群都為他的講述著迷,也由此對南美的國家和子民有所了解。在維斯普西的筆下,他們是裸體的野蠻人,鄙夷金錢,排斥貿易。他們滿足於自然的饋贈,財富對他們來說一文不值。當然,維斯普西認為他們在宗教方面比異教徒更糟糕,他們像伊壁鳩魯一樣根本不信神,甚至他們會把敵人殺死並吃掉。這樣,維斯普西的書信中不僅描述了一個潔白的美洲,也傳播了許多黑暗傳說。維斯普西曾經自誇是一個絕妙的導航員,儘管這與事實有出入,卡斯蒂利亞的女王還是任命他為「高等領航員」,相當於大發現的總會計師。收集新知識並繪製新發現的土地,現在正是時候。阿美利哥的信件和越來越多的報告讓美洲深深刻在歐洲人內心的世界地圖上。1504年美洲可能就已經出現在地球儀上,到了1510年則絕對可見,此時做成球體的地球儀也越來越多。

  1494年,即哥倫布第一次航行兩年後,強國西班牙和葡萄牙開始著手瓜分世界。葡萄牙的若昂二世(Johann Ⅱ)和西班牙王室夫婦訂立《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在南極和北極之間畫了一條線。葡萄牙人成功地將這條線推向很遠的西邊,把南美洲的部分地區囊括在手,再往西的地方則都屬西班牙的資產。他們的仲裁人是教皇亞歷山大六世,他自認是聖彼得的傳人,掌管全球。教皇的判決也讓後來西班牙所謂的「聲明」有據可循。這一「聲明」由西班牙皇家法學家帕拉西奧斯·魯比奧斯(Palacios Rubios)起草,宣告了羅馬教廷對全球所有人的統治權。一份相應的「占領聲明」也會在西班牙人上岸時宣讀給「被發現」地區的居民:聖彼得把海洋里的島嶼和大陸都賜給天主教國王,當地居民必須歸順,否則將迎來戰爭和被奴役的命運。土著居民應該一個字也聽不懂,甚至當時的人都認為這是一場鬧劇。

  歐洲人一點也不在乎受波及的人們的命運。在他們心裡,黃金、香料和上帝依次排序。就像飢腸轆轆的豬一樣,西班牙人一直在尋找黃金,這是一個阿茲特克人充滿鄙夷的記述。他們還搜尋毒品和藥用植物。香料的珍貴不可名狀,它們對貿易的重要性超越了有史以來大多數商品,當然不僅僅是因為它們的味道。當時的人認為,香料應該生長在天堂附近,所以也散發著天堂的芬芳。消費香料代表一種特權,證明一個人屬於貴族或上層市民階級。

  不過,《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可沒考慮到其他的東道主——英國、法國、荷蘭。它們都不承認這一條約,最早有所動作的是英國人。從1496—1500年,威尼斯人喬瓦尼·卡波托(Giovanni Caboto)手持英王亨利七世的保護信,懷揣在倫敦經商的義大利同胞的資助,從布里斯托出發三次駛往西方。最後一次,他到達了格陵蘭島、紐芬蘭,然後沿著北美海岸向南抵達委內瑞拉。返航不久,他便去世了。他的探險沒有什麼收穫,葡萄牙人也一樣,儘管他們可能也到達了紐芬蘭。

  美洲殖民伊始,既有國家的征服戰爭,也有私人企業橫插一腳。膽子大的尤其是經濟實力強大的人都在西印度事務院購買執照,然後就有權徵用某些地區,收益的五分之一必須上交王室。大多數執照都給王室留了把柄,在執照到期時再從征服者手裡榨取一筆錢財。美洲實行監護征賦制,類似於奧斯曼的軍事貸款,以體力勞動作為要繳納的貢金,實際上和奴隸制別無兩樣:作為效忠王室的報酬,王家官員從殖民者手中分享他們土地上的土著居民。土著本應是自由民,無論是在種植園或田間,在礦山或珍珠養殖場,他們都應獲得適當報酬——還要皈依天主教。而事實上,無論是西班牙還是葡萄牙的殖民地,監護征賦制都把他們當奴隸對待。原本對這些土著勞力的分配只能是暫時的,而實際情況卻大相逕庭。

  想做生意的、想碰運氣的人隨發現者蜂擁而至,商業資本在大洋的這一側嗅到了營利的機會,它們吸引著破產者和騙子,擺脫故鄉的官司。在移居新世界的人群中能發現這些「流浪漢」的蹤影,這些圓滑、狡詐的小男人在城市叢林中偷奸耍滑,隨著流浪漢小說的崛起,他們也成為一派文學人物。整個16世紀,幾十萬流浪漢移居新世界。

  作為地理大發現的橋頭堡,加勒比地區讓西班牙人能夠逐步探索新大陸。1509年,他們抵達哥倫比亞北岸。很快,他們就把目光投向太平洋。遠望的第一人是富有傳奇色彩的瓦斯科·努涅斯·德·巴爾沃亞(Vasco Nu?éz de Balboa),一個加利西亞小貴族。為了尋找貴金屬——據說金子遍流成河——他帶著一支小隊穿越巴拿馬海峽。1513年9月,當他們穿越叢林和沼澤筋疲力盡地抵達海岸時,一定是個無與倫比的時刻。從山上遠眺,巴拿馬靜靜等待著西班牙人,坐落在一片藍色海灣中,他們稱之為「聖米格爾」。以上帝的名義,巴爾沃亞宣布「南海」及所有相鄰的海岸和土地都臣服於卡斯蒂利亞王室。這個發現者之後的命運卻非常不幸。他的岳父佩德羅·阿里亞斯·達維拉(Pedro Arias ávila),本是繼任的達連地塹[20]及周邊地區的長官,在1519年巴拿馬建城時將他處決,終結了一段鬱結已久的權力鬥爭。

  兩年後,胡安·龐塞·德萊昂(Juan Ponce de León)從波多黎各起航到達佛羅里達,他渴望找到傳說中的「青春之泉」。在與當地人戰鬥時,一支利箭讓他的夢想戛然而止。墨西哥灣的探索由他的同胞繼續完成,此刻法國人按照英國的先例,也向北美進發——他們最初的計劃也是抵達亞洲。受法國王室委託,托斯卡納人喬瓦尼·達·韋拉扎諾沿著美洲東海岸航行。他最早記錄了哈德遜河口,後來紐約在此崛起,但巨大的收穫正在南方向他揮手致意。

  1519—1522年,來自麥德林的小貴族埃爾南·科爾特斯(Hernán Cortés,1485—1547)征服了阿茲特克帝國。在伊斯帕尼奧拉和古巴,他攫取了相當多的財富,為他進軍有利可圖的大陸提供了資金。科爾特斯性格複雜,既懂得籠絡人心又冷酷殘暴、雄心勃勃、勇敢無畏,是個會博人好感的外交官,又是精明的企業主,在危急情況下他與魔鬼沒什麼兩樣。他本質上是一個賭徒,就其付出與回報來看,他肯定是有史以來最成功的賭徒之一。因為衝突,他和他的上司、古巴總督迭戈·委拉斯開茲(Diego Velázquez)分道揚鑣。1519年,他在韋拉克魯斯建立定居點,後來該地發展成墨西哥最重要的大西洋港口。這裡是他進入大陸腹地的基地。他把身家算得清清楚楚:要麼贏得一個帝國,要麼被梟首示眾。

  此時是世界歷史最不同尋常的一個時期,而其開端是黃金,它驅使科爾特斯去冒險。如果理智地考慮一下,他肯定就會發現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一小撮人生地不熟的僱傭軍想去挑戰一個擁有數百萬人口的帝國,而且這個帝國城池密布,行政系統和道路網都高度發達。但科爾特斯對帝國的罅隙也瞭若指掌。阿茲特克帝國其實是三個城邦的聯盟,特諾奇提特蘭是其中的主導者。被貢稅剝削已久的民眾早就夢想擺脫壓抑的枷鎖,而王位爭奪戰又削弱了統治者蒙特祖瑪的權力。這就讓西班牙人有機可乘,他們成功與霸權的反對者結盟。這種局面經常反覆出現:比起入侵者,當地勢力在人數上遙遙領先,但他們內部爭論不一、相互內訌。許多部落在加入科爾特斯的軍隊時,就為自己鋪好了黃泉之路。

  頭幾次與「印第安人」的交鋒令西班牙人極為驚訝。文藝復興與青銅時代相對抗。身披鎧甲、手牽獵犬的歐洲勇士騎馬前行——當時的美洲土著還沒見過馬——一直打到大陸腹地,又得到了當地民眾的支持。在波波卡特佩特火山腳下的大城市喬盧拉,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事件。因為害怕被人偷襲,科爾特斯的人謀殺了當地數千人,包括高等貴族。阿茲特克人從來沒有經驗,無法理解發生了什麼。蒙特祖瑪向神請示但沒有得到回應,他幾番躊躇,不知是否應該與西班牙人商談,甚至當喬盧拉大屠殺的消息傳到特諾奇提特蘭,他還是無法下決定。

  也許阿茲特克國王把這些陌生來客當成了羽蛇神(Quetza lcoatl)和它的隨從。西班牙人到來的這一年,天象也顯示帶羽毛的蛇神將要回歸。冥冥中,仿佛一切都有其軌跡。人怎麼能對抗宇宙?是否就是土著人對徵兆不容置疑的信仰,將他們自己親手斷送?或者他們編造了這些故事,說科爾特斯利用神話讓他們輕易投降,以此來解釋他們的失敗嗎?無論怎樣,特諾奇提特蘭的城門向征服者打開。一個目擊者說,當他第一次看到這座城市的時候,他想到了當時流行的騎士小說《高盧的阿瑪迪斯》中的神奇故事。而如今,不僅小島上的特諾奇提特蘭湮沒於塵土,就連四周的特斯科科湖也乾涸無蹤。城中的神廟、宮殿和花園對他來說就像是夢中的場景,但祭祀場所飄來陣陣屍體的惡臭,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年輕人被祭司獻給天神。

  蒙特祖瑪用最高的敬意接待了科爾特斯及其部下,但這些征服者肆無忌憚地將他俘虜,又摧毀神廟,砸掉神像並殺死了幾百個阿茲特克人。科爾特斯當時正巧不在城內,他正快馬加鞭地前往韋拉克魯斯,去擊退一支委拉斯開茲派來試圖降服這位大膽的征服者的叛軍,戰鬥中的倖存者都轉投他的麾下。

  1520年6月,他回到特諾奇提特蘭時,整座城市正在動盪之中。西班牙人不得不激烈抵抗,蒙特祖瑪在戰鬥中被殺,西班牙人也損失慘重——大屠殺成為他們記憶中的「悲痛之夜」——他們不得不撤退。然而,科爾特斯很快建立了新的聯盟並招募了增援部隊。他的軍隊把大地變成了修羅場。特諾奇提特蘭被圍城斷糧,後被征服和摧毀。這些遠方來的人所帶來的天花疫情也意外發揮了影響,受害者人數總計數萬人。西班牙人把他們的勝利與羅馬人占領耶路撒冷相提並論,把自己看作羅馬的繼承者。科爾特斯似乎是新的亞歷山大和愷撒,他為中美洲基督教的傳播也肅清了道路。1523年,十幾個方濟各會僧侶開始他們虔誠的傳教生涯,人們稱他們為「墨西哥十二使徒」。

  希望更遠處

  在世界的另一端,葡萄牙人已經抵達印度。1488年,巴爾托洛梅烏·迪亞士(Bartolomeu Dias)第一次繞過了懸崖峭立、風雨如磐的好望角。但受國王曼努埃爾一世之命尋找印度的人不是這位好望角的征服者,而是瓦斯科·達·伽馬(Vasco da Gama,1469—1524)——1498年,他接受了這一偉大的使命。在最後階段指揮船隻方向的,是一名阿拉伯領航員。1498年5月,他們在馬拉巴爾海岸[21]附近的卡利卡特(今科澤科德)登陸。第二年,兩艘滿載著胡椒和肉桂的船隻返回里斯本——另兩艘船於途中沉沒。大概有180名船員前往印度,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返回故土。曼努埃爾一世也稱自己是「蒙上帝恩典的海洋此岸和彼岸的葡萄牙和阿爾加維國王,非洲幾內亞領主和衣索比亞、阿拉伯及印度的貿易征服者」,這種名號現在好像成為統治者的傳統。

  很快,佩德羅·阿爾瓦雷斯·卡布拉爾(Pedro álvarez Cabral)率領另一支艦隊帶著13艘船和1200多名船員起航。1500年復活節後,他們抵達巴西,哥倫布「尼雅」號的指揮官文森特·亞涅斯·平松(Vicente Ya?éz Pinzón)在他們之前就途經這裡。根據《托爾德西里亞斯條約》,這片土地屬葡萄牙王室所有。當時能成功「發現」巴西,可能要歸功於一個巧合:卡布拉爾原本計劃前往非洲南部,但他的艦隊為了擺脫盤踞於幾內亞灣的無風天氣,不得不向西航行。在好望角以南的旅途中,他們遭遇了大風暴並與四艘船失去了聯繫。潰逃的船員中約五分之一的人到達了模里西斯和留尼旺島,歐洲人第一次看到馬達加斯加。9月,卡布拉爾也抵達了印度。

  葡萄牙人的遠航從一開始就與哥倫布的遠征不同。葡萄牙的船長們不是在未知世界橫衝直撞,他們在印度洋上可以沿著繁忙的航線行駛,他們知道自己的目的地,知道那裡有什麼利益可圖。「那裡處處售賣玫瑰,」15世紀一位駐派在毗奢耶那伽羅帝國[22]的波斯外交官曾這樣描述,「那裡的人離開玫瑰就沒法活,他們覺得玫瑰和食物一樣是必需品……珠寶商在集市上公開叫賣珍珠、紅寶石、祖母綠和鑽石。」歐洲商人和傳教士越來越傾向於描寫土著居民的生活習慣、財物和神靈,或者也提及流傳的燒死寡婦的「娑提風俗」,即強迫女性追隨亡夫投火自盡。印度與歐洲之間的聯繫有多緊密,從遊歷甚廣的威尼斯旅行家尼科洛·達·康提(約1395—1469)的記載中可見一斑,他說印度有大量的威尼斯杜卡特金幣流通於市。

  瓦斯科·達·伽馬進行第二次印度探險的船隻與卡布拉爾一樣裝備了武器。在卡利卡特附近,他們用大炮擊退了來犯的印度和阿拉伯船隻。葡萄牙殖民政策只看重貪婪獲利,又受十字軍精神的影響,此時展現出巨大的力量。卡布拉爾倖存的艦隊尚未返回里斯本,其他受奧格斯堡和佛羅倫斯商人資助的探險隊就揚帆起航。1507年控制荷姆茲海峽之後,波斯灣的貿易也落入葡萄牙人手中。

  印度的政治分裂讓歐洲人輕而易舉地盤踞在其海岸線。在印度次大陸的北部,穆斯林的德里蘇丹國已經無力控制周邊臣屬。1398年,帖木兒南下,衰亡也隨之加速。早在馬杜賴、孟加拉和巴赫曼尼分裂時,德里蘇丹國的頹勢已成定局。自15世紀末,巴赫曼尼又在激烈的廝殺中分裂成五個蘇丹國,德干高原由此分裂。更南部的地區一直由印度斯坦的毗奢耶那伽羅帝國統治,直到16世紀下半葉。胡椒成叢、南姜繁盛的沿海地區,則有無數小邦的統治者坐鎮。

  葡萄牙人沒有受到任何大國的阻撓,就在此地和斯里蘭卡停泊。1509年,他們在印度西部附近的迪烏島海域擊退了一支馬穆魯克艦隊,給馬穆魯克提供資金援助的可能是威尼斯天主教,他們希望消滅這個葡萄牙對手。這場勝利讓葡萄牙人得到了整個印度洋。後來,他們又從印度中部、好不容易擺脫巴赫曼尼統治的蘇丹國比賈布爾手中竊走了果阿周邊地區。果阿成為一系列據點的行政中心城市,這些據點現在組成一個印度國,即「葡屬印度」。1511年,當地行政長官阿方索·德·阿爾布克爾克(Alfonso de Albuquerque)奪取了馬六甲。這裡是貿易路線的中繼站,連接了中國和印度兩個香料產地。學識淵博的藥劑師托梅·皮雷斯(Tomé Pires)是第一個描述這片地區的歐洲人。他說,誰擁有馬六甲,誰就扼住了威尼斯的咽喉。不過幾年之後,葡萄牙人就被趕出了這片被稱為「西南海波斯」的蘇木都剌國。亞洲的商人並不打算向新政權屈服,他們退到蘇門答臘島北部。亞齊地區[23]由蘇丹及其王妃統治,他們很快與奧斯曼結盟,接管了馬六甲,並與歐洲人分庭抗禮。中國的統治者在此期間沒有出手,而是坐觀其變。

  葡萄牙人參與到廣泛的經濟關係中,向西延伸到開羅和威尼斯,向東與中國和日本聯繫。皮雷斯寫道,古吉拉特邦的商業中心坎貝長袖善舞,一隻手伸向亞丁灣,另一隻手緊握著馬六甲。開羅商人接收來自威尼斯的貨物,而來自麥加和亞丁的鴉片、玫瑰水、珍珠和更多其他貨品也源源不斷。1517年,皮雷斯率領一支葡萄牙使團到中國覲見皇帝,伺機開闢貿易道路,但幾年後形勢急轉直下,這次嘗試以失敗而告終。歐洲人不願遵照神聖的中國禮儀,覺得無法忍受。在珠江三角洲,葡萄牙人與中國人爆發了軍事衝突。此外,侵占馬六甲也引發了中國人的憤慨。又有傳言說,被葡萄牙海盜綁架的孩子們都被一個基督徒吃掉了。使團的幾個成員或遭受酷刑,或被處決,另一些人在地牢喪命。皮雷斯可能也在受害者之列。16世紀中葉,葡萄牙人才被允許在澳門設立貿易站。

  在海上,唯有奧斯曼帝國能與葡萄牙人抗衡。雖然不乏勸誡之聲,莊嚴朴特背後的蘇丹宮廷還是決定放棄太平洋艦隊的組建——可能是出於經濟原因。奧斯曼對現狀很滿意,它囊括了波斯灣沿岸堡壘,牢牢掌控著紅海和附近的吉達——這可是通往麥加和麥地那的門戶。不過,也不可高估葡萄牙人在太平洋地區的影響力。統治印度洋周邊貿易的是穆斯林商人和穆斯林統治者,他們和中國人的地位一直都比歐洲人更高。

  如果還需要證據證明地球是圓的,那麼現在最後的疑慮已被消除。斐迪南·麥哲倫(Ferdinand Magellan,1480—1521)船長對印度了解深入,也經歷過戰爭的考驗,他發現了從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航道,這條航線因此以他的名字命名。麥哲倫的目標是香料產地馬魯古群島,他認為從東方比從西方更容易到達這裡。他可能看過馬丁·貝海姆的地圖,上面標註了一條西南航道,這讓他信心倍增。他沒能說服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資助他,國王粗暴地拒絕了他,但是西班牙的競爭對手已經躍躍欲試。1519年9月,麥哲倫率領一支擁有五艘船的艦隊起航。他們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與葡萄牙船隻接觸,所以這支艦隊在南美洲大陸東海岸摸索前行。為了找到一條航道,他們對每個入海口、每個海灣都進行了勘探。他們看到了奇怪的動物:海豹、企鵝、飛魚,同行的威尼斯人安東尼奧·皮加費塔(Antonio Pigafetta)在航海日記中寫道,他們遇到過巨人,一些神秘的土著。如這個記錄者所言,他們崇拜群魔,其中的魔王被他們稱為「塞特波斯」(Setebos)。

  第一次環球航行的故事就像一本冒險小說。隨著搜尋的時間不斷增加,食物越來越短缺,人群中的不滿情緒開始發酵。麥哲倫堅決地鎮壓了一場譁變,兩個船長被處決,國王派的巡視員和隨船神父被流放到巴塔哥尼亞沿岸的荒地,慢慢等待死神來臨。從西班牙起航一年後,1520年10月底,他們終於找到了盼望已久的穿行航道。詩人史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為麥哲倫寫過一本詩意的傳記,我們都應向他致謝,因為這些文字讓我們能想像出這些三桅帆船前往世界盡頭的旅程。沿著荒涼的海灘、風吹拂的苔原和幽暗的山脈,在最南端陌生的星空下,航海家在面朝大陸的海濱捕捉到隱約的光亮,這是遠處的篝火,陌生的土著正圍攏在火堆旁。這絕對是人類最遠的前哨站,人們給這個島嶼起名為「火地島」。

  一個月後,開闊的海面再次出現在水手眼前。據皮加費塔記錄,他們在要命的太平洋上航行了三個月之久,這是一次地獄之旅,飢餓、壞血病和死亡如影隨形。烤麵包干爬滿了蛆蟲,又沾上了老鼠尿,麵包吃完了只能吃牛皮,渴了只能喝污水。抵達菲律賓一個島嶼的時候,原本的270人只有100人倖存。麥哲倫本人在與菲律賓土著的戰鬥中受了致命傷。越過婆羅洲,他們到達了馬魯古群島上的蒂多雷,也終於到達了最初的目的地。他們從這裡經好望角返回西班牙。1522年9月6日,僅存的一艘「維多利亞」號帶著18名船員,滿載著香料在西班牙桑盧卡爾登陸。從這個時候開始,我們所謂的「全球化」進程在殘酷無情的歐洲流浪者的推動下變得勢不可當,與其他人不同,他們不滿足於自己的世界。

  哈布斯堡的全球君主制

  在現代早期形成或進一步崛起的偉大帝國都是一些特例,它們通過官僚和軍隊鞏固國家統治,其他地方則不會這麼大規模地使用這些手段。權力的邏輯要求國家擴張——正如在奧斯曼帝國的某些歷史階段——只要有機會就想掌握全球霸權,並構建相匹配的意識形態。在歐洲,城邦和城市共和國已經走到了終點,不斷攀升的權力像星系一樣吸引較小的天體進入它的引力場。當兩個帝國的勢力範圍彼此重疊,就會發生動盪。17世紀的最後30年裡,俄羅斯和奧斯曼帝國就直接對峙,因為奧斯曼已經逼近德涅斯特河在黑海的入海口。與此同時,奧斯曼的另一個對手在西方崛起,與奧斯曼糾纏了幾百年後才令其俯首稱臣,它就是哈布斯堡王朝。

  據載,哈布斯堡的崛起是通過聯姻,影響最深遠的婚姻是馬克西米利安與胡安娜——後者是勃艮第的瑪麗的兒子「美男子」腓力一世迎娶卡斯蒂利亞的繼承人。他們兩人的長子、勃艮第公爵查理(查理五世),繼承了可能是有史以來最豐富的一筆遺產。到1516年,他從父母和外祖父母(阿拉貢的費爾南多和卡斯蒂利亞的伊莎貝拉)手裡繼承了西班牙王冠。1519年1月,一生志存高遠、痛忍失望又大獲成功的皇帝馬克西米利安永遠閉上了雙眼,查理公爵得到了他的領地,包括奧地利、勃艮第和其他地區。偉大的希望降臨在這個哈布斯堡貴族身上,他面色蒼白,表情木訥,還有個令人矚目的突出的大下巴,一般會用鬍子或者靠畫家的高超技藝遮掩起來。

  1520年10月23日,在安放著查理大帝靈柩的亞琛大教堂,查理五世隆重加冕,1500年出生於根特的他給世界帶來了光明。他的母語是法語,但他漸漸學會了西班牙語,後來又學了一點德語和義大利語。他的青年時代沒有父親在其身旁,也遠離母親的陪伴,因為「美男子」腓力一世死後胡安娜被精神疾病擊潰。她一直在托爾德西里亞斯附近的孀居之地渾渾度日,人稱「瘋女」,直到1555年底去世。儘管這樣,卡斯蒂利亞的王冠仍然戴在她頭上。

  查理的姑母瑪格麗特女大公,即後來尼德蘭的攝政王,一直守護著這位未來的皇帝,並用騎士藝術教育他。青少年期間,查理可能是在現代虔誠派信徒聚集的梅赫倫變成虔誠的教徒,他堅定的信仰對後來還會有深遠影響。當他成年接管勃艮第地區時,一個宮廷人文主義者為他想出了著名的座右銘「更進一步」,拉丁語為「plus ultra」。這一「超越」或「一直前行」與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的神話里寫在世界盡頭的柱子上的「不再前進」(non plus ultra)正相反,但未來證明這句座右銘是正確的。赫拉克勒斯柱子的另一邊,直布羅陀海峽的另一側,查理五世在統治期間吞併了一個又一個國家,他迅速批准的科爾特斯的征服行動和中美洲的臣服都只是開始。皇帝超越可能的局限,盡力爭取,不僅是為了國家利益,其強大動機之一是贏得名聲和榮譽。有時,他遵循騎士的馬上比武的規則,甚至某天真的邀請他的對手法國的弗朗索瓦——就像阿里奧斯托筆下的「瘋狂的羅蘭」邀請撒拉遜國王阿格拉曼特——進行決鬥。查理意識到,貴族在英雄舉動中不宜考慮金錢,事關榮譽時應該把個人和財富都投入進去,這似乎成為他每一次作戰時的原則。這條原則讓西班牙軍隊在接下來的幾百年間獲得勝利、遭遇失敗,讓國家破產、帝國衰落。

  查理五世是「查理」這個名字的第五世繼承人,他是「羅馬國王,永遠崇高的未來的羅馬皇帝」。儘管「耶路撒冷之王」不過是一個空頭銜,但作為西班牙、兩西西里島王國、巴利阿里群島、加那利群島、大洋彼岸的大陸的國王,他手握實權,也是奧地利大公、勃艮第和布拉班特公爵、佛蘭德斯和蒂羅爾伯爵,還有其他不勝枚舉的頭銜。他稱自己是「亞非之主」,這有點不切實際。奧地利被他交給自己的兄弟斐迪南一世治理,後者是未來的匈牙利和波西米亞國王。查理是第一個簽署「降書」的皇帝:這份合約是和選帝侯簽訂的,用來限定查理的統治,讓他遵循帝國的法律和風俗,尤其是不能把帝國變成一個世襲制王國。關於戰爭或和平的決定,都要由帝國議會議員投票決定,至少要徵詢選帝侯。根據「降書」的內容,未經選帝侯同意,皇帝不得結盟。查理當然沒有遵守這些協議內容。

  儘管人們費盡心機想讓這隻帝國雙頭鷹難以翱翔,加冕儀式還是以極盡奢華的方式歡慶新政權的成立,為查理五世大呼萬歲。歷史的舞台迎來了一個新的統治者,並且是最後一個想要嚴肅地建立全球天主教統治的君主。宰相馬可里諾·加提納拉(Mercurino Gattinara)鼓動查理爭奪世界霸主之位。這個皮埃蒙特人想的肯定不是俄羅斯或者奧斯曼那樣的專制政體,他勾勒出的帝國圖景,並不是要征服所有地區,而是博得世界上其他統治者的尊重。當查理在亞琛加冕時,西班牙僱傭兵剛剛征服了遙遠西方的廣袤地區,此刻這裡還不是加提納拉考慮的重心。從墨西哥開始,查理應該以救世主的形象出現,他的天職就是拯救這片新世界,而不是成為阿茲特克人的皇帝。儘管如此,征服者的偉大故事中還是流傳著經典的古代傳說。征服者以史為鑑,覺得自己比那些已經很偉大的羅馬人更加偉大。美洲作為一片被占領的土地併入卡斯蒂利亞的統治疆域,應該被看作重生的羅馬帝國的一個省份。加提納拉的世界秩序讓人想到但丁的「帝制論」,那是奧古斯都式的和平皇帝的理想。作為教會的庇護人,為加冕準備的慶典裝飾中皇帝被置於教會的從屬地位,查理五世也欣然接受。不過,他和教皇誰擁有優先權這一古老的爭論在這個橫跨歐洲的帝國終於有了定論,世界帝國的統治者並不懼怕十字架帶來的權力政治的後果。加提納拉覺得成功的關鍵是他的故國義大利,查理在此地應該推行寬鬆的統治政策。

  查理帝國內部的和平有多麼脆弱,在他從加冕慶典動身前往德意志地區時就顯現出來。在瓦倫西亞和馬略卡島上的工匠組成了民兵團,他們本來是為抵禦海盜襲擊才建立的兄弟會,現在把矛頭也對準了貴族和穆斯林少數民族。同時,在卡斯蒂利亞爆發了「城市公社」[24]起義,貴族和市民團體都投身其中。查理離開前本已與卡斯蒂利亞和阿拉貢的人民議會商定了協議,此時事與願違,起義軍占領重要的辦事機構,當地人掌握大權。此外,作為大國政策的後果,沉重的納稅負擔也引發諸多不滿情緒。第一次軍事行動的成功讓這場運動變得更具威脅,甚至農民都投奔了義軍。直到1522年,帝國才艱難平定叛亂。第二年,馬略卡島上兄弟會的最後一次譁變也被扼殺。失敗的起義鞏固了君主制。這個等級系統不是橫向組織起來的,它掌握了西班牙的未來。

  帝國徽章上雙頭鷹背身而立,加提納拉的設想卻沒有這樣穩定的支柱。查理五世的統治不像沙皇那樣平穩,在西班牙和義大利不是,在東方國家不是,在德意志肯定也不是。他的疆土中,沒有一塊土地是他自己打下來的。統治者的意願處處受到原有傳統、特權家族和特赦階層的掣肘,無法大展拳腳。金融家的勢力表面上看似風平浪靜,實則暗潮湧動,令查理深陷泥沼。貴族、上等階級和教會則不加偽裝,凶相畢露,就連組成「梅斯塔榮譽會」的西班牙牧羊人都桀驁任性,不服管轄。想在這個多樣化的國家混雜體內建立統一的管轄體系,真似痴人說夢。然而,查理的謀士卻不乏奇思妙想。埃爾南·科爾特斯曾誇下海口,他願為查理五世征服中國,使之成為世界帝國的統治者,「宇宙的君主」。

  查理不像蘇丹或中國的天子那樣與臣民保持遙不可及的距離,但他身邊也有煩瑣的禮節,這樣能創造距離感,讓他籠罩在神聖的光環里。人們心懷畏懼,看著皇帝一言不發、旁若無人地享用餡餅、牛頭或豬肉,對身邊的奴僕幾無正眼。只有宮廷小丑的笑話才能讓他微微一笑,圍繞他而產生的藝術將他捧到了古代世界霸主的高度。這位哈布斯堡的愷撒恰恰也是統治但丁家鄉的最後一任皇帝,這樣說來也是一位真正的文藝復興時期的貴族。在他即位為帝時,有些人寄希望於這個強勢的新皇帝,以為教會改革終於要實行了。在亞琛加冕幾個月之前,有人寫道:「上帝讓年輕的、高貴的血液來統治我們,讓許多人心中燃起偉大的美好希望。」寫下這句話的人叫馬丁·路德,而後來,他徹底失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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