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南風：文藝復興征服歐洲

  插圖41：盧德格爾·湯姆·林（Luder tom Ring），《維吉爾》，約1558年，明斯特，LWL州立藝術與文化博物館（威斯特代利亞州立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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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與思想之路：西歐、東歐

  前往北方的旅行者中有一位成功者是來自達爾馬提亞扎拉地區的雕塑家弗朗切斯科·蘿拉納（Francesco Laurana，約1430—1502），他曾在法國南部為那不勒斯前國王安茹的勒內一世（René Ⅰ. von Anjou）工作。兩座文藝復興風格的墓碑均出自他手：一座獻給安茹公爵查理四世（Karl Ⅳ. von Anjou），如今保存在勒芒主教座堂；另一座尚不能確認是否出自蘿拉納之手，矗立在塔拉斯孔的聖瑪爾達教堂的墓穴里。長眠此地的是喬瓦尼·科薩（Giovanni Cossa），他曾是一名高官，與蘿拉納的舊東家那不勒斯宮廷相交甚密。在法國北部，佛羅倫斯的文藝復興最早出現在聖奧梅爾附近的聖伯丁修道院。修道院院長紀堯姆·菲拉特是一位樞機主教的私生子（這位樞機主教也叫紀堯姆·菲拉特），曾在康斯坦茨大舉搜尋孤本善本。院長菲拉特在1467年前後向羅比亞家族的瓷雕工坊訂製了一座鑲嵌彩色陶瓷的墓碑。這個如今只有殘片可見的藝術品，本是一座人文主義的紀念碑，用以追思亞里士多德和歐里庇得斯，以及哲學與詩歌。這兩位修辭學者和作家在那裡找到了安息之所。

  在奧爾良、安茹和貝里等幾個公國中進行的古代研究安全地避過了百年戰爭，它們得以在這裡繼續進行。格雷戈里奧·蒂凡納特（Gregorio Tifernate，1414—1464）在巴黎擎起人文主義的火炬。他在索邦教授希臘語和修辭學，是洛倫佐·瓦拉的朋友、德森布里奧父子的筆友，以及尼古拉五世的寵兒。他出色的語言能力得益於其在達達尼爾海峽逗留的經歷。南北之間的協調人除了他，更著名的是阿爾比樞機主教和大主教吉恩·茹弗魯（Jean Jouffroy，死於1473年）。作為一名外交官和朝臣，茹弗魯為勃艮第、羅馬教廷和法國服務，跟人們所能想像的文藝復興人一樣，他有受俸神職，終日酩酊，饕餮美食，沉浸女色，還曾是軍事領導人。他專橫又暴躁，如有需要又會非常順從，而且博學多識。他曾跟隨瓦拉學習，他的口才甚至給義大利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神學家雅克·勒菲弗·戴塔普勒（Jacques Lefèvre d'Etaples，約1460—1536）算是新一代的人文主義者。莫城主教委任他改革教區，但雅克並沒有成為法國的路德。不提別的，單是他編輯出版了菲奇諾充滿「古老智慧」的晦澀文集，就可以被看作一個溫和的福音派人士。他是人文主義評論的發明者之一，可謂先驅，將傳統的冗長問題和思考用簡潔的闡釋取而代之，時不時加上幾句古典作家的引言。與勒菲弗同時代的紀堯姆·比代（Guillaume Budé，約1467—1540）是一位法學家，可能也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希臘學家，被視為「高盧風格」的創始人之一，即用批判的眼光接受《查士丁尼法典》，跳出歷史語境來理解羅馬律法。從批判的、歷史的角度復興古代法學也符合當時歐洲的趨勢，這種趨勢的代表人物除了比代和洛倫佐·瓦拉，還有德意志的烏爾里希·察修斯（Ulrich Zasius，1461—1535）和義大利的安德烈亞·阿爾恰托（Andrea Alciati，1492—1550）。

  另一場「地獄之旅」出自克萊芒·馬羅（Clément Marot，1496—1544）筆下。可能是因為吃肥肉而違背了禁食法——這是宗教改革留下的陰影——他在1526年被關進巴黎的監獄。他頗具古風的作品《地獄》用諷刺的口吻描述了這次體驗。馬羅是義大利風格在法國的先驅之一，他寫了法國第一首十四行詩並推動羅馬詩人馬提亞爾的箴言詩融入文藝復興。他優雅閃光的風格開創了詩歌的一種新風格——「馬羅風格」。馬羅是一位老資歷的朝臣。他一直深受弗朗索瓦一世的青睞，但他的新教傾向總讓他陷入麻煩。在國王的姐姐、納瓦拉王后瑪格麗特（Margarete von Navarra，1492—1549）那裡他尋得庇護之所，瑪格麗特在南法的內拉克宮廷聚攏了一批詩人和學者。此外，王后自己也熱愛文學創作，她的《罪惡靈魂之鏡》能讓人讀出她對路德宗思想的親近。受薄伽丘的啟發，她還寫了《七日談》，當然她的這一版比《十日談》更強調道德，且有點冗長沉悶。我們離題有點太遠了。

  插圖42：《赫克托耳、阿喀琉斯、阿伽門農和墨涅拉俄斯》，圖爾奈，1475/1490年，薩莫拉，大教堂博物館

  勃艮第與義大利風和古典風格這兩者都保持較遠的距離。勃艮第宮殿的大廳仍舊裝飾著講述古老神話的掛毯（插圖42），但上面畫的神靈和英雄都身著當代服裝，既非古代打扮也沒有赤身裸體，只有南方是允許裸露的。不過薄伽丘，這位「喬瓦尼·薄伽丘大人」，在這裡還是受到歡迎，人們對其作品口口相傳，有人伏案翻譯。編年史家借用了提圖斯·李維的風格，葡萄牙人瓦斯科·達·盧塞納（Vasco da Lucena）為查理五世將勇敢的庫爾修斯·魯弗斯所著的《亞歷山大大帝史傳》翻譯成法文。直到16世紀30年代，尼德蘭南部的建築才因為「古代工藝品」出現了裝飾物。

  與勃艮第類似，西班牙的人文主義也游離在邊緣。騎士小說仍然在文學領域占主導地位。朱亞諾·馬托雷爾（Joanot Martorell）於1490年在瓦倫西亞出版的《騎士蒂朗》被塞萬提斯盛讚是「世界上最好的書」，因為書中的騎士是真人而不是傀儡。就像這片土地上的詩歌，文學作品也未被人文精神所滋養。與義大利不同，對經典的研究在這裡依然是高貴精英的工作。柏拉圖和佛羅倫斯的柏拉圖主義作品雖然在1480年前後被圖書館收藏，但跟所有異教書籍一樣，它們很快被正統觀念所質疑。當伊比利亞的土地終於感受到宗教改革的衝擊時，它的時代已經落幕。不過，一些重要的人文主義者仍然將伊比利亞半島向前推進，除安東尼奧·德·內布里哈之外，還有翻譯了塞涅卡的布爾戈斯[8]人阿方索·德·卡塔赫納（Alfonso de Cartagena，1384—1456）以及卡斯蒂利亞人阿方索·德·帕倫西亞（Alfonso de Palencia，1424—1492），後者撰寫了西班牙的歷史和一部拉丁語-卡斯蒂利亞語詞典。他的史書借鑑了豐富的古代史料，闡釋了阿拉伯人統治之前的西班牙的地理概念。最後，供職于格拉納達的神職人員皮特·馬特·德安吉拉（Pietro Martire d'Anghiera，1457—1526）也可被歸於西班牙人文主義者之列，他的《新世界八十年》是現代人類學的一部奠基之作。值得一提的是，他認為對不同膚色的評價只是品味問題，根據當時的潮流，也是一會兒「有鬍子」好，一會兒「沒鬍子」好：「衣索比亞人認為黑皮膚比白皮膚更漂亮，而白人想法則不同。」

  儘管人文主義傳播到西班牙的時間較為滯後，但文藝復興的建築和雕塑從1480年就已經「入侵」這片由天主教國王統治的疆土。最重要的「開門人」是「偉大的西班牙樞機主教」佩德羅·岡薩雷斯·德·門多薩（Pedro Gonzáles de Mendoza，1428—1495）。不管是他的家鄉瓜達拉哈拉，還是巴利亞多利德和托萊多，這些地方的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都與他的名字，以及在義大利受訓的建築師洛倫佐·巴斯克斯（Lorenzo Vázquez）的名字聯繫在一起。在托萊多大教堂里安放著門多薩的陵寢，據推測出自托斯卡納的安德烈·桑索維諾（Andrea Sansovino）之手，他於1492—1501年在附近的葡萄牙工作。而在伊莎貝拉一世和費爾南多二世治下的其他地區，處處可見的仍是銀匠式風格（Platareskenstil）——這是哥德式風格晚期的一種變體，外立面雕飾花樣繁複，跟銀匠（platero）的掐絲手藝類似——它與穆代哈式[9]的裝飾風格不相上下。直到這對天主教王室夫婦離世後，這些地區才終於接觸到文藝復興。國王夫婦的陵寢由塞提涅亞諾雕塑家多梅尼科·凡切利（Domenico Fancelli，1469—1519）在1517年設計出來，如今停放在格拉納達主教座堂的王家禮拜室內。1527年，查理五世開始在阿爾罕布拉宮邊上修建一個羅馬建築風格的宮殿。相比於奈斯爾王朝留下的花紋繁複的穆斯林建築，象徵皇權的羅馬風格紀念碑略顯粗陋。不過信奉基督教的征服者們還是不敢將阿爾罕布拉宮完全夷為平地，這座石頭宮殿是穆斯林文化的象徵，也令人回憶起昔日的榮光。

  在拉丁歐洲之東的匈牙利，人文主義和新藝術通過王朝的聯繫早就落地生根。盧森堡王朝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西吉斯蒙德任命韋爾傑里奧擔任他的秘書，並委任佛羅倫斯人菲利波·斯科拉里（Filippo Scolari）〔又名皮波·斯潘諾（Pippo Spano）〕擔任軍隊指揮官。在科爾溫（馬加什一世）和他的妻子阿拉貢的比阿特麗斯治下，文藝復興終於抵達這裡。在布達，國王建立了一個收藏有2000本手稿的圖書館，即著名的科爾文納圖書館。這些華麗的古文手抄本有很多是在義大利製作的。柏拉圖與菲奇諾的學生弗朗切斯科·班迪尼一同來到這個國家。即使是想法古怪的思想家也被介紹到匈牙利，比如把自己看作伊壁鳩魯的加萊奧托·馬爾齊奧（Galeotto Marzio）——他有個聞所未聞的想法，覺得奧斯曼人和猶太人、異端分子和異教徒都可以在沒有受洗的情況下得到賜福。一群托斯卡納的大師將科爾溫的宮殿和他的避暑行宮維謝格拉德城堡，變成了一塊文藝復興的飛地。正如一位當時的人寫道，他們把匈牙利變成第二個義大利。當然，還有很多事情要做。匈牙利最資深的人文主義者是佩奇城主教雅努斯·潘諾尼烏斯（Janus Pannonius），他在維羅納的大師瓜里諾那裡接受教育，所以曾不無譏諷地說，如果維吉爾或西塞羅來到匈牙利，他們聽到當地人的拉丁語一定會沉默不言。

  科爾溫的文化政策也遵循一般策略，用教育和學識來裝飾權力。他讓願意效忠的歷史學家把自己所屬的匈雅提這一支包裝成血統高貴的家族，這也符合他想要青雲直上的野心。他的宮廷史學家安東尼奧·邦菲尼（Antonio Bonfini）把科爾溫的家譜追溯到古羅馬科爾維尼家族，為他奉上一個光榮的帝皇譜系。這樣東拼西湊的家史如果成立，能讓黯淡的權力光芒變亮嗎？可能真的有用，就連俄國沙皇也使過這種手段。雖然應該沒有受到人文主義的影響，但沙皇在1555年前後也曾拼湊過一本《君主宗譜登記冊》，給自己和最重要的貴族們包裝出一個根植於古老的愷撒帝國的先祖，儘管這有些姍姍來遲。

  匈牙利的文藝復興遺存很少。科爾溫的圖書館化為廢墟，許多古本在歷次與奧斯曼土耳其的戰爭中被摧毀。今天能見到的只有陵寢禮拜堂，1506年前後，大主教托馬斯·巴科茨（Tamás Bakócz）在埃斯泰爾戈姆[10]大教堂補建的一處建築。隨著禮拜堂竣工，佛羅倫斯的文藝復興也來到了多瑙河畔。它的獨特之處在於，偏偏是通過墓地讓「復興風格」融入了許多地區的建築！在德意志也一樣：第一座文藝復興風格的建築是1512年竣工的位於奧格斯堡聖安娜教堂的富格爾家族墓地。

  16世紀初，文藝復興在波蘭也拉開序幕，最早出現的是弗朗切斯科·菲奧倫蒂諾（Francesco Fiorentino）為國王約翰一世（Johann Ⅰ）設計的墓碑，如今安放在瓦維爾主教座堂。它以布魯尼在佛羅倫斯的墓碑為模板。不久之前，來自德意志的維特·施托斯（Veit Stoβ，約1450—1533）為克拉科夫聖母教堂創作的祭壇雕刻剛剛把晚期哥德式雕塑推向頂峰。因為這個壯觀的作品，他在紐倫堡得到很多訂單，後來也選擇在此地終老。

  最初，維斯瓦河畔的文藝復興僅僅在國家統治者、王冠和高級主教的頂尖小圈子裡流行。波蘭人文主義的創始人是薩諾克的格雷戈爾（Gregor von Sanok，1403—1474），他曾在義大利度過兩年光陰，並建立了一個重要的圖書館，後來擔任倫貝格（今利沃夫）大主教。傳播義大利文化的有學者洛倫茲·拉貝（Lorenz Rabe），又名勞倫修斯·科維努斯（Laurentius Corvinus）——他與青年哥白尼的關係引發後人興趣——還有格雷戈爾的門徒菲利波·博納科爾西（Filippo Buonaccorsi，1437—1496），人稱「卡利馬科斯」（Callimachus）。博納科爾西按照人文主義的思路對克拉科夫大學進行了改革，它與1519年在波茲南成立的學院共同發展成為「人文主義研究」的兩大要塞。克拉科夫大主教彼得·托米奇（Piotr Tomicki，1464—1535）則是當時除義大利和貴族宮廷之外一個罕見的醉心於收藏繪畫和雕塑作品的人物。波蘭第一位文藝復興風格的畫家西多會修士斯坦尼斯瓦夫·薩莫斯特策尼克曾為他繪製一幅肖像（附圖19）。義大利風格以其宏偉的規模贏得青睞，瓦維爾城堡拱廊環繞的會客庭院（插圖43）和瓦維爾主教座堂的齊格蒙特禮拜堂都採用了這種設計風格。這兩座建築都是波蘭本地藝術家和義大利藝術家共同合作的成果。

  插圖43：弗朗切斯科·菲奧倫蒂諾和巴托羅繆·貝勒奇，瓦維爾，1519—1536年，克拉科夫，內庭

  波蘭國王齊格蒙特一世（Sigismund Ⅰ）的妻子波娜·斯福爾扎（Bona Sforza，1494—1557）把深受義大利影響的宮廷文化（包括精緻的美食）帶到了立陶宛和波蘭，宮廷中甚至會上演泰倫提烏斯的喜劇。文藝復興從羅馬和托斯卡納來到克拉科夫，來自義大利北部和瑞士南部的建築大師又把文藝復興傳播到西里西亞，遠至梅克倫堡和瑞典。基於一名在西里西亞工作的德意志建築師的設計，一位葡萄酒商人在今烏克蘭的利沃夫建立了一個家庭禮拜堂。該建築於1615年完工，是「混雜文藝復興」風格的典範，在南美和北德也可尋見。

  一般來說，文藝復興的實踐應該比人文主義的思想更難在拉丁歐洲地區傳播。16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裡，它通過獨特的變體進入法國，首先到達羅亞爾河畔。1536年開始，在蘭茨胡特建造的巴伐利亞公爵官邸是德意志第一個文藝復興風格的宮殿。如果不算喬瓦尼·達·邁亞諾（Giovanni da Maiano）在1520年為樞機主教沃爾西（Wolsey）的漢普頓宮製作的裝飾品——比如畫著羅馬皇帝的圓形陶土雕飾——那麼義大利的影響直到16世紀末才在英格蘭逐漸顯現。在許多情況下，都是樞機主教等階層擢升的人最先接受前衛的設計，並把它當作成功的標誌——可能終於手握大權，可能賺得盆滿缽滿，比如國王馬加什一世、樞機主教門多薩或者富格爾家族。這種風格讓人聯想到歲月和帝國的輝煌。它的運用見證了人們對最新時尚的認識和了解，要用「仿古物件」來裝點自己，需要掙脫哥德式傳統的束縛，並且要對人文精神持開放態度。新舊風格的建築經常比鄰而居，不管是在克拉科夫，或者布雷斯地區布爾格附近的布魯王家修道院。1526年，奧地利女大公瑪格麗特命令德意志人康拉特·邁伊特（Conrat Meit）為她和她已故的丈夫雕刻了一座宏偉的墓碑：在最華美的晚期哥德式風格中，裸體的小天使歡笑嬉鬧，容貌栩栩如生；棺槨上平躺的是一個近乎裸體的卡拉拉大理石雕像，可能是以已故的薩伏依公爵菲利伯特二世（Philibert Ⅱ）為原型，也可能是一位古代英雄。

  波西米亞的建築長期以來都拒絕人文主義和文藝復興風格，可能是因為缺乏上述先決條件。伏爾塔瓦河畔，胡斯派中的溫和派和愛國主義者共同阻撓開放式的古典研究。儘管查理四世時代這裡就已經開始與義大利文化進行接觸，但僅僅是曇花一現。胡斯派影響下的布拉格大學對義大利文化關上了大門。與鄰近的波蘭不同，受經典作品啟發的戲劇從未在此地上演。出生於哈森施泰因城堡的政治家博胡斯拉夫·洛布科維茨（Bohuslaw Lobkowitz von Hassenstein，1462—1510）是一個人文主義者，他被自己嚴格的天主教信仰所束縛，他的詩歌風格缺乏對古典拉丁文的理解。通過在博洛尼亞和費拉拉學習，他對義大利有了深入了解。他繼承了大筆財富，可以給自己修建一個圖書館，並遊歷了五年之久，甚至到達過突尼西亞。

  為了反對這位「波西米亞的奧德賽」（洛布科維茨）所推崇的新拉丁語，胡斯派中的溫和派維克托林·科內爾（Viktorin Kornel，約1460—1520）創立了捷克語的人文主義。他翻譯了很多經典，並為其中的共和國理念所振奮，當然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信仰自由。除此之外，波西米亞地區的人們很少翻閱原始文本：異教思想看上去令人生疑。只有柏拉圖的《理想國》（菲奇諾的譯本）和塞涅卡的斯多葛哲學得到推廣，當然這要歸功於他們的學說接近天主教的理念。波西米亞人自己的史書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本不是其同胞所著，而是出自「波西米亞史學家」庇護二世的筆下。薄伽丘《十日談》的精選故事集可能是經由薩克森公爵小海因里希（Heinrich der Jüngere，1452—1492）的翻譯才得以在波西米亞流傳，他的父親是波西米亞國王波傑布拉德的伊日。小海因里希的譯本參考的是一個德語版本，該版本對原文有曲解，非常推崇傳統騎士理想。這一時期，就連學術性的研究論文都援引中世紀的自然哲學家，而非古代權威。1480—1526年在波西米亞出版的文章只有8％是關於世俗的內容。就連經常思緒紛繁的德意志人文主義者都能享受自由自在和肆無忌憚，因而靈感迸發，波西米亞的知識分子卻從未經歷這種時期。

  與波西米亞不同，人文主義研究在德意志土地上越來越堅定地滲入大學生活，儘管還要面對多方阻力。大師還是來自義大利。德意志大學會練習彼特拉克的抒情詩和十四行詩，誦讀薄伽丘的詩，以及研究菲奇諾。個體的相遇推動了交流，比如約翰內斯·羅伊希林（Johannes Reuchlin）和勒菲弗·戴塔普勒就在義大利的旅途中遇見了菲奇諾和米蘭多拉。這次會面分別在這兩位德意志人和法國人的作品中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約翰·科利特和威廉·格羅辛（William Grocyn）等英國知識分子也赴義大利研習希臘語並把知識帶回英倫島。醫生托馬斯·林納克爾（Thomas Linacre，約1460—1524）在佛羅倫斯師從批判語言學創始人之一的波利齊亞諾，與喬瓦尼·德·美第奇同窗。林納克爾把蓋倫的著作和據說是普羅克洛斯所著的《天體論》翻譯成拉丁語。

  像他這樣的古代醫學知識淵博的醫生，或者能在《查士丁尼法典》的迷宮中閒庭信步的律師，都有很大機會能在宮廷謀一個職位。他們可以擔任教育者、顧問和外交官，既能治癒貴族的凡人之軀，又可為國家的不死之身配上羅馬律法。他們為國家撰寫傳記，從而給予國家一個身份：馬里亞諾·斯庫諾（Mariano Siculo）筆下的阿拉貢王國，烏爾比諾人波利多爾·維爾吉里奧（Polidoro Virgilio）筆下的英格蘭；揚·德烏戈什用李維的口吻訴說「聞名於世的波蘭王國」的歷史，保羅·埃米利奧（Paolo Emilio）和羅伯特·加甘（Robert Gaguin）寫下了法國的歷史；克勞德·德·塞瑟爾（Claude de Seyssel，約1450—1520）在他效忠路易十二的那段職業生涯高峰期里，出版了《法國君主制度》，這是一本集行政手冊、政治理論和貴族行為規範於一體的混雜之書。每個國家都想讓各自的輝煌歷史和古老帝國的名家史論沾親帶故，整個歐洲共享這個古帝國的遺產。

  「哦，時代！哦，道德！」：神聖帝國的人文主義

  康拉德·策爾蒂斯那個從未完工的描繪德意志的項目——《日耳曼圖史》，也是在類似情況下開展的。作者希望從古老的精神中重建他的家園。在他最著名的頌歌中，他敦促阿波羅離開義大利，如同他曾經離開希臘一樣，阿波羅應該帶著七弦琴遷居德意志。這樣，德意志人粗野的言論和一切黑暗都將消散。策爾蒂斯於1459年生於法蘭克，父親是個釀酒師，他的一生都在遊歷學習。他曾在科隆和海德堡學習，在多所大學任教，在義大利從帕多瓦漫遊到羅馬，探訪過克拉科夫和布達。他遇到過一些當時的大人物和最高明的大師。他拜訪過菲奇諾和波姆波尼奧·萊圖，他在威尼斯尋訪阿爾杜斯·馬努提烏斯，並贏得兩位皇帝的青睞。腓特烈三世在紐倫堡的皇家城堡中將他加冕為桂冠詩人，馬克西米利安傳召他去維也納擔任教授。1508年康拉德·策爾蒂斯去世後，他在聖史蒂芬大教堂享有一塊碑文，這足以證明，一位受過人文教育的學者此時在北方也會受到重用。

  在當時的德意志，策爾蒂斯是最重要的古代思想和詩歌的傳授者。他編纂了塞涅卡的悲劇、塔西佗的《日耳曼尼亞志》和阿普列烏斯的《論世界》，也曾研究過希臘語語法。他的頌歌、輓歌和諷刺詩都流露出對柏拉圖和其他經典作家的深入了解。此外，他還試圖復興古代的音樂和戲劇，為丟勒和其他畫家設計作品的主題順序。策爾蒂斯還是個不知疲倦的遊說家。海德堡、維也納和克拉科夫共同成立的「宗教會社」——一個組織鬆散的協會——也可以追溯到他身上。他編纂甘德謝姆的赫羅斯維塔的作品集，並為紐倫堡編史，這些都讓人意識到，愛國主義在德意志也逐漸開始覺醒。他受賀拉斯啟發而創作的同名詩作《世紀之歌》，處處可見由數字符號和占星學所產生的聯想：反對虔誠信徒宣揚的世界末日的情緒，歡慶聖潔的1500年，讚美上帝和功勳之人。全詩在對一個不可想像的上帝的祈求中達到高潮。詩中，他稱讚他的資助人馬克西米利安皇帝是黃金時代的統治者。

  在這一時期，策爾蒂斯的同胞也有了自己的考古發現。終於，人們在日耳曼尼亞的土地靠近羅馬界牆的這一側找到了豐富的帝國遺蹟遺物，從帝國的傳統中看到的是家園。熱衷於考古的最早一批人包括奧格斯堡書記員康拉德·波伊廷格（Conrad Peutinger，1465—1547）博士。他是馬克西米利安皇帝手下的法學家和顧問，曾在博洛尼亞和帕多瓦接受教育，他收集古董，複製並出版銘文。和他的名字連在一起的是一份羅馬帝國晚期交通地圖的中世紀副本，策爾蒂斯在一個修道院圖書館中偶然將其尋得並捐贈給了這位奧格斯堡的書記員，所以這本長達6米多的地圖冊被稱為《波伊廷格地圖》。

  在紐倫堡，人文主義者和城市醫生哈特曼·舍德爾（1440—1514）出版了一本內容豐富的銘文集。他的城市在當時也已經是北部文藝復興的中心地帶之一。紐倫堡最著名的市民是阿爾布雷希特·丟勒，阿爾貝蒂和菲奇諾給他的美學思想打下了深深的烙印。與南方藝術的接觸對丟勒的繪畫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1506—1519年，彼得·維舍爾（Peter Vischer）和他的幾個兒子在紐倫堡的聖塞巴爾德大教堂修建了塞巴爾德（Sebaldus von Nürnberg）家族墓園，為世人展示了文藝復興在北方的獨特變體。與此同時，晚期哥德式雕塑再次達到一個無與倫比的高峰：紐倫堡有維特·施托斯，在附近的美因-法蘭克地區有提爾曼·里門施奈德（Tilman Riemenschneider）。

  科學界似乎也借了這一股東風。「哦，這是什麼時代，這是多麼博學！活著真令人快樂！」1518年，人文主義者烏爾里希·馮·胡騰給紐倫堡貴族和人文主義者維利巴爾德·皮爾克海默（Willibald Pirckheimer）寫下這樣的句子。這個感嘆號肯定不是反映這位騎士個人的心理狀態，當時他貧困交加，梅毒纏身，但他記錄道，人文主義在當時的德意志也已經發展成宏大的潮流。它在宮廷、城市和大學都占據重要一席：海德堡、維也納和埃爾福特脫穎而出。在1484年出版的論文《如何開展一項研究》里，魯道夫·阿格里科拉向北方地區展示了第一個系統性的教育計劃，此後涉及這一主題的文章層出不窮。阿格里科拉對道德哲學、神學和修辭學等特意提出指導建議，與之相反，自然科學則不入他的法眼。阿格里科拉忠誠地追隨「現代虔誠派」（Devotio moderna）宗教改革運動，自然科學的用處對他而言似乎很受局限。策爾蒂斯則持不同意見。1501年，他在維也納建立了一個獨立的「學院」，教授詩學、修辭學以及與數學相關的自然科學學科，即幾何、建築和天文學。畢業生應該都成為桂冠加冕的詩人。

  隨著宗教會社的集結，一個「人文主義聯合社」也在城市之間興起，直到宗教改革時期才銷聲匿跡。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中心人物身邊——奧格斯堡的波伊廷格、紐倫堡的策爾蒂斯和皮爾克海默。他們聚到一起，高談闊論，同享美食，演出話劇。從一座城到另一座城，人們相互書寫高雅的信件，促成學術論文和文學文本的出版。像義大利人一樣，德意志人也頗有懷古之意。他們粗獷的名字也被拉丁語塗抹遮蓋：「亨特」改稱為「卡尼修斯」，「克拉亨貝爾格」改稱為「格拉古斯·皮耶芮烏斯」，策爾蒂斯的本名是比克爾。除了策爾蒂斯所寫的富有愛國主義色彩的史書，還有兩個阿爾薩斯人也是其中的佼佼者：雅各布·溫菲林（Jakob Wimpfeling）和比亞圖斯·雷納努斯（Beatus Rhenanus）。他們為「至高自由」和祖先的軍事才幹高唱頌歌。

  經典作家在德意志找到了讀者。1536年《奧德賽》的一版譯本在扉頁的木版畫上概括了歐洲兩千年的文化：荷馬，「所有詩人的父親」，把他的詩人靈感傳遞給偉大的羅馬人維吉爾、奧維德和賀拉斯（插圖44）。而威斯特伐利亞畫家盧德格爾·湯姆·林將維吉爾畫成一名戴著眼鏡的學者（插圖41）。希臘人把他們的文學理念傳播到歐洲，羅馬人將其繼續推進，現在它到達北方，甚至工匠們也不會對古老的精神無動於衷。例如，溫菲林的同鄉約爾克·維克拉姆（J?rg Wickram）寫了很多戲劇和鬧劇，並以1200年前後的譯本為基礎（他本人不懂拉丁語）出版了一版奧維德作品集。當時最著名的「歌唱大師」漢斯·薩克斯（Hans Sachs，1494—1576）在他的作品中也涉及很多人文主義經典和古典素材。這個紐倫堡鞋匠斷斷續續寫下6000多首詩歌，還有戲劇和嘉年華劇，從中我們能看到無數古典印記：他是從阿里斯托芬、普勞圖斯和泰倫提烏斯那裡汲取靈感，對阿普列烏斯、普魯塔克和普林尼都有所了解。但什麼是半人半獸的薩提爾神，他認為還是有必要向紐倫堡的讀者解釋一下。

  插圖44：《荷馬向維吉爾、奧維德和賀拉斯輸送靈感》，封面木刻畫：西蒙·塞登海瑟爾，《奧德賽》，1537年，奧格斯堡，州立市立圖書館

  人文主義全盛期：鹿特丹的伊拉斯謨

  我們要感謝小漢斯·霍爾拜因為那個年代的偉人們繪製肖像畫。霍爾拜因曾經活躍在人文主義之都巴塞爾，後又前往倫敦，他為思想家、富商和權貴作畫，商人和貴族、外交官和廷臣都出現在他的筆下。1523年，他創作了一幅鹿特丹的伊拉斯謨的側面肖像，這幅象徵一位全神貫注的知識分子的畫本應該送給巴塞爾的好友博尼法丘斯·阿默巴赫（Bonifacius Amerbach）。它完全是學者的寫照：執筆運墨，身著高雅的黑灰兩色，左手戴著珍貴的戒指。霍爾拜因創作這幅畫時，伊拉斯謨簡直是知識分子的代言人。從英格蘭到西班牙，從宮廷到大學，處處都想要懸掛伊拉斯謨的肖像。他的書信成千上萬，和他通信的有歷任教皇、各國國王和皇帝。他印製了自己的書信，其個人魅力也得以傳承。伊拉斯謨在學者中間的地位就如同米開朗琪羅在藝術界一樣，是一顆明星。他的墨寶讓人興奮，與他的一次匆匆邂逅則讓人懷念良久。

  在幼時的伊拉斯謨身上，人們並不能看出什麼飛黃騰達的前景。1466或1469年，他在鹿特丹或高達附近出生，是一個教士的私生子。他在共同生活兄弟會的一所文法學校接受教育，然後就被送入修道院，1492年當上神父。當聲名如日中天時，他才成功地在教皇處被豁免義務。滋養他的精神世界應該是「現代虔誠派」運動中溫和的虔誠。這種對信仰的虔誠與研究古典學說並不矛盾。在「現代虔誠派」運動的中心代芬特爾，異教圖書館的所有書籍都被允許印刷，甚至能找到輕浮的普勞圖斯的作品。

  像大多數人文主義者一樣，伊拉斯謨也有個綽號——「德西德里烏斯」（Desiderius）[11]。人如其名，他一輩子筆耕不輟，獲得了資助人的庇護，自身也得利頗豐。在巴黎學習時，他了解到經院哲學，且對之不屑一顧。他曾經寫道，鄧斯·司各脫的全集可以失落，其他一些觀點相同的著作也可佚失，但西塞羅和普魯塔克的著作如果流散，他絕對不能平靜地接受。他刻苦鑽研，成為當時最好的拉丁學者，同時也是最令人矚目的希臘主義者之一。他與托馬斯·莫爾和約翰·科利特結下了友誼，他們相識於巴黎和英格蘭，這兩處是他早期停留之地，後又多次回訪。伊拉斯謨在義大利度過了三年，他在威尼斯與阿爾杜斯·馬努提烏斯一同工作。這意味著他在整個歐洲開始青雲直上，因為現在他的論著由歐洲大陸最受尊敬的出版商付梓並流傳開去。他在別處也開啟了更大的生活圈子，比如他的家鄉尼德蘭，最後又去了巴塞爾。從1514年起，他就一直居住在巴塞爾，直到1536年去世之前，他很少離開此地。教皇保羅三世（Paul Ⅲ，1534—1549年在位）曾屬意於他，要賜他紫袍，但他拒絕了樞機主教的職位，如同他對路德的那一套也敬而遠之。

  從《箴言錄》中，我們可以看出拉丁文化對他有多大的影響，這是一本集結了古代諺語和習慣用語的書。這本書問世後一時洛陽紙貴，傳道士、外交官和作家人人爭搶，因為這本書對挑選引文可是大有用處。1533年的第三版中有4000多句箴言，解釋詳盡且附有例證。其中很多諺語都傳進了平民大眾耳中：賀拉斯的「火上澆油」，西塞羅常說的「往雅典送貓頭鷹」，普林尼的「鞋匠別管畫匠活兒」，還有伊拉斯謨最愛的詩人琉善所說的「用一隻蚊子捏個大象」。

  對僧侶和教皇的辛辣批判讓伊拉斯謨成了一個向古老的教會堡壘進攻的地雷手——這自然出乎他的意料。他撰文諷刺過好戰喜功的尤利烏斯二世：教皇在享受完塵世幸福之後想進入天堂，卻只是徒勞；天堂的入口向這位基督的代理人緊緊關閉。著名的《愚人頌》里充斥著諷刺僧侶布道的漫畫。《基督教騎士手冊》也是類似風格，它教導人們虔誠奉神，勸誡人們要與腐敗的世界和腐敗的自我鬥爭。伊拉斯謨版的《聖經·新約》是基於瓦拉的前期工作，包含拉丁文翻譯和評註的校勘本，也是神學革新的基石。

  伊拉斯謨提出的是一種風格明確的折中式宗教信仰，要人們看輕肉體，但不要求禁慾；推崇放空感情的儀式和聖髑崇拜，但不要過度迷戀。他的基督教理念不會爭論三位一體的教義，而是期待維繫和平。伊拉斯謨從不會怒髮衝冠。他「虔誠信仰的藝術」處處點綴著他的箴言，更適合用拉丁風格來實踐，而不是要讓人心潮澎湃。不過，如果是像他這樣的人決定教堂的建造和裝修，那麼「偉大的文藝復興」肯定是一個沒那麼富麗堂皇的藝術時期。在書中的一次「宴會」上，他把帕維亞的加爾都西會修道院這樣的世界奇蹟稱為「野心勃勃」「愛慕虛榮」。書里的主人公尖刻地說，人們本來應該把這些錢都送給窮人的。

  他以「德謨克利特式的笑聲」迎擊貴族的狂妄自負。最崇高的貴族像基督一樣可以重生，真正的貴族鄙視思想空洞的貴族。但伊拉斯謨並沒有呼籲人們起義，而是指出教育的高貴力量。他確信能夠通過教育改善人類。拉丁語說得越好，人就越好，瓦拉已經下過定論：只有頑固的語言學家才敢提出這樣大膽的期望。伊拉斯謨的《基督教貴族教育說》與馬基雅維利的《君主論》針鋒相對。兩位作家幾乎生活在同一時代，卻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一個強調冷靜的國家利益至上，另一個的建議是和平政策、慈善、正義和道德。

  伊拉斯謨最著名的作品是之前提到的《愚人頌》。它成書於1509年，當時伊拉斯謨暫居在托馬斯·莫爾位於倫敦的家中。這本著作可以追溯至琉善的書寫傳統，是一篇對自我欺騙、自負虛榮和錯誤的諷刺性演說詞。愚人是富人的女兒，是國王們的女王，她在演講中為自己大唱頌詞。沽名釣譽，是一種愚蠢，但它又是所有文化的強大驅動力，是國家和帝國崛起的先決條件。戰爭，是愚蠢至極，卻讓英雄主義得以出現。虛榮，是愚蠢的姊妹，卻創造了音樂和詩歌。如果沒有多種多樣的情感、不理智及大大小小的愚蠢行為，那麼人類生活和共存以及所有文化都不可想像——所有這一切都只是為了取悅眾神。一切生命的開端不就是愚蠢的愛情、愚蠢的婚姻，還有最最愚蠢的造人行為嗎？愚蠢的巔峰是愛侶的戰慄銷魂和虔誠的心醉神迷：從這個意義上講，最大的幸福只不過是最大的愚蠢。

  伊拉斯謨從高高在上的朱庇特視角端詳他的世界。他看到了人生的痛苦，從誕生的痛苦到死亡的痛苦，看到了貧窮、折磨、背叛。簡而言之，不幸一個挨一個，就像海邊的沙礫。單單愚蠢就給人們帶來幻象，讓人希冀、讓人遺忘。傻子比智者更幸運。此外，《愚人頌》也讚美懷疑，稱頌對無知的自知之明。愚蠢的神學家整日嘟嘟囔囔，一臉篤信、不可動搖，不都是在宣揚什麼宇宙和耶穌神子，什麼身體變麵包、血變酒，什麼上帝全能，什麼本質特性！連使徒自己都沒弄明白。後來，伊拉斯謨的《愚人頌》與他的其他著作一道都上了禁書名單。在蠢蠢欲動要進行宗教改革的波西米亞，他的著作早早就得到被翻譯傳播的殊榮。

  在信仰方面，伊拉斯謨是登山寶訓[12]的追隨者，他的作品中處處可見對容忍和平衡的辯護。就連他對奧斯曼人的看法也異於常人：他們怎麼說也是人，再說一半都是基督徒。伊拉斯謨唯一的污點就是他對「有罪的」猶太人群體的攻擊。而與之相反，他的《哀和平》是一部超越時間的和平主義文獻，絕對可躋身歐洲思想史的榮耀之列。在這部文獻中，戰爭是一種失常行為，違背了基督誡命和宇宙規律。毒蛇不會相互撕咬，猞猁不會相互攻擊，就連惡靈——啟蒙者伊拉斯謨對當時的惡魔學並不陌生——都會聯手協作建立他們的暴政，而基督徒卻用「地獄般的機器」互相進攻。文中提到跟瓦拉相似的觀點，認為那些一邊鼓吹和平一邊窮兵黷武的人尤其該被鄙視：教皇和布道壇上披著僧衣的戰爭販子。伊拉斯謨覺得最荒謬的是，基督徒與基督徒之間發生戰爭，而且是在十字架的和平標誌下開戰。戰爭延續戰爭，復仇緊隨復仇。但現在，他希望仁慈帶來仁慈，憐憫引發憐憫。「人們更應該把這個世界當作所有人的共同祖國。」

  伊拉斯謨之所以撰寫這篇令人信服的論戰文章，起因是人們計劃1517年初於康布雷召開會議，許多人都希望這次會議能帶來普遍和平，從而為進攻奧斯曼帝國的十字軍東征創造條件。教皇已經頒布戰爭訓諭，但這次會議並沒有召開。受強權政治利益的制約，皇帝與法國及其同盟國之間宿怨已久，人們對和平的期待也隨之化為泡影。同樣是令人受挫的1517年，德意志經歷了戲劇性的動盪局面，基督教地區的和平更是遙遙無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