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媒介革命

  插圖33：菲利普·加勒摹約翰內斯·斯特拉丹努斯，《印刷工坊》，約1580年，柏林，德國歷史博物館

  美因茨啟程

  義大利學者和藝術家雖然對古代進行了創造性的改造，但也把古代引入歐洲的視野。他們擴大了世俗的領域，開創了批判性的、開放的思維方式，話語革命也因為他們變得不可逆轉。這時，世界歷史的第一場巨變在歐洲大陸北部悄悄開始。第一個舞台是一個位於拉丁歐洲影響範圍內的德國小城：美因茨。

  美因茨始建於羅馬時代，在15世紀中葉最多有7000名居民。小城的財務狀況糟糕，而行會與家族之間的關係也很緊張，作為帝國宗教領域的三大選帝侯之一的美因茨大主教漁翁得利，順利掌握大權，當時的公民因而失去了最後的自由權利。1462年，在「美因茨教區之戰」（一場爭奪主教寶座的戰爭衝突）之後，公民徹底失去了自由。美因茨是一座顯而易見的宗教城市。這裡有16個修道院、10個教會濟貧院和1座主教座堂，還有數不清的教堂、貝居安會院，他們的祈禱聲響徹雲霄。朝聖者在古教堂中朝拜這座城市最珍貴的聖人遺物——基督的裹屍布。美因茨坐落於萊茵河和美因河畔，在這裡中世紀晚期的城鎮所需要的一切都應有盡有。最著名的出口產品似乎是「馬延斯和巴榮訥的火腿」，這種火腿在文學中也享有美譽，拉伯雷在《巨人傳》中也提過。

  這個地方看起來有些狹隘和土氣，卻誕生了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兩項發明：印刷機和活字，它們都與約翰內斯·古登堡這個名字聯繫在一起。古登堡來自根斯弗萊施（Gensfleisch）家族，這是一個富裕的貴族家庭，其姓氏來自古登堡宅院：1400年前後，他在那裡呱呱墜地。古登堡的父親曾為他提供資助，讓他在隸屬於美因茨選區的埃爾福特大學讀書。古登堡之所以能有精湛的手藝，可能是因為他做過金匠的學徒。1434—1444年，出於未知的原因，他在斯特拉斯堡停留。在這裡，他組織製作了當時非常流行的「朝聖鏡」，朝聖者在前往亞琛的「救贖之旅」中都會攜帶。他們可以在鏡中看到聖母的裙子或耶穌的襁褓布發出的光線，完成所謂的「與聖物進行目光接觸」。這些用鉛和錫製成的鏡子，製作工藝可能與後來鑄造字母的技術類似，即用83％的鉛、9％的錫，其餘為銻、銅和鐵澆鑄。古登堡肯定接觸過活動的模具，這項工作也是在美因茨進行。他選擇了一本絕對好賣的書作為嘗試：埃利烏斯·多納圖斯的《拉丁語語法》，人們在生活中經常要用到。這本書的實際銷量可能高達1萬冊。1454年底，古登堡印刷了呼籲人們對奧斯曼土耳其作戰的倡議書，一年後的贖罪券也是用這項新技術製作的。

  關於繼文字和字母的發明之後的第三次媒介革命是如何開始的，人們知之甚少。一個重要的先決條件可能是繁榮的貿易——人們因此獲得了金屬、顏料以及最重要的紙，而這在當時是相對較新的材料。沒有中國的發明，就不會有古登堡革命。算術可以證明這一點：15世紀有差不多2.7萬本古版書出版，平均每本發行約400冊，如果要在羊皮紙上印刷，就需要超過2.16億張動物皮！此外，印刷術的發明還需要人們掌握各方面的精湛工藝，才能製造相關設備並精通鑄造技術。所有這些條件都匯集在小小的美因茨。

  媒介革命並不一定非得從這裡開始。在歐洲廣闊的探索空間中，許多地方都在實驗這項白紙黑字的技術。通往新印刷技術的第一步已經邁出。凸版印刷是一項古老的技術，早就用來製作「費斯托斯圓盤」。最遲在公元9世紀，中國就掌握了木刻技術。歐洲也已經出現了活頁本書籍，每一頁紙上的插圖和文字均由同一塊木版印刷。但是在硬木上雕刻左右顛倒的字母自然是一件煩瑣的事，人們通常只是用來印刷圖片，並在圖片間留出空隙進行手寫。歐洲人很可能受到從中國進口的年曆、日曆或紙幣的啟發，但我們並沒有準確的消息來源。一個西班牙人曾說，中國人似乎相信，古登堡看到了商人帶回的書籍並受到啟發，所以他絕不是新技術的發明者。

  除了木刻和凸版印刷，另一項技術在1420年前後問世：銅版雕刻。這項技術最初的發源地不詳，可能也是德國。15世紀20至50年代，阿爾薩斯的工匠可能就在金屬上雕刻過紙牌並以此印製。不久之後，一位署名為「E. S.」的紙牌大師在1450—1467年也開始雕刻金屬板。他可能在萊茵河上游地區做活；他有100多張雕版流傳至今。生活在博霍爾特的伊薩·馮·梅克內姆（Israel van Meckenem，1430/1440—1503）用銅板復刻了這位紙牌大師和其他工匠的雕版。伊薩的父親老伊薩是一名雕刻飾物的金匠，他們父子二人讓銅版雕刻藝術聲名大噪。不僅藝術品在該時期進入了可機械複製的時代，銅版雕刻的出現可能與古登堡的發明也有直接聯繫。無論如何，前面提到的紙牌大師使用的樣本書就來自美因茨，而古登堡很有可能借鑑了他的想法。想像一下，一場改變世界的頭腦風暴可能是紙牌遊戲引發的！和所有複雜的創新一樣，古登堡的成就源自他成功地將不同的發展潮流匯集起來 。

  開發項目是一回事，而完善項目是另一回事。單獨一個人很少能邁出決定性的好幾步。印刷術有三大步：首先，製作每個字母的活體字塊；其次，使用金屬，這樣每版印刷量就遠超木製雕版；最後，使用印刷機，其原理就像美因茨的釀酒商使用的轉軸榨汁機。這種機器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代。

  印刷機可以讓塗料均勻地呈現在先前已打濕的紙上。為了製造這種機器，必須開發鑄造機和模膛。模膛是先在鋼棍上雕刻出左右顛倒的字母，再用它敲擊銅板，這時銅板上的字母就是正確順序，然後再澆鑄出無數活字塊，一般是鉛質的，這時候字母又變成左右顛倒了。另外，人們還要製作角鉤、框架、壓機蓋、印刷版和其他配件。剩下的工作就沒那麼複雜了：把字母排成文本。古登堡用的顏料是煤灰、清漆和蛋清的混合物：他可能是從一位美因茨畫家那裡得到了靈感。

  

  起初，印刷機只能印刷單面文本。技術很快就有了突破，可以進行雙面印刷。最終，印刷機可以將多達16頁的內容放在一張大紙上，只要排版正確，在經過摺疊、切割後可以直接裝訂成書。當古登堡決定印刷《聖經》時，這一技術已經成熟。《聖經》是可預見的暢銷書。由於古登堡的計劃已經發展到巨大的規模，一種對所有重大創新都不可或缺的燃料在這時必須投入使用：資本。《〈聖經〉武加大譯本》共1282頁，每頁42行，需要約10萬個活字塊和108令（1令為500張）紙。在大約兩年半的時間裡，一共製作出180本《聖經》，投入工作的印刷機超過12台，還有4～6名排字工人和許多學徒。僅從義大利採購紙張和羊皮紙（這版《聖經》有些印在羊皮紙上）的成本就超過1000古爾盾[188]。最終，古登堡在他的主要債權人約翰內斯·福斯特（Johannes Fust）那裡欠下包括未付利息在內共2020古爾盾。為了抵債，古登堡不得不交出所有設備和已經生產的書籍。但是，似乎只要再多給他一點時間，就可以扭轉破產的頹勢。早在1454年秋天，《聖經》的第一批樣品就在法蘭克福博覽會上出售。埃涅阿·西爾維奧·皮科洛米尼為我們留下記錄，他驚嘆於書中「最整潔和正確」的文字，即使不戴眼鏡也很容易閱讀。他還提到，所有的書都已售罄。這項發明簡直令人難以置信，以至福斯特在巴黎出售《聖經》時，人們懷疑他與魔鬼訂了約。如果不是魔鬼施法，怎麼可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生產出這麼多書呢？

  福斯特聯合古登堡的徒工彼得·舍費爾（Peter Sch?ffer）繼續運行這個項目。1457年，他們二人推出了全部彩印的《詩篇》，後又出版了許多經典法律文本和另一版《聖經》。大師古登堡此時只能勉強度日，但最終，他贏得了大主教和選帝侯拿騷的阿道夫二世的青睞。他被免除稅務和勞役，又得到賞賜的美酒佳肴和滿屋的華裳，在美因茨安度晚年。1468年，他在這裡去世。這個人對世界的改變超過任何一個在他之前和——直到今天——之後的個體，但他既沒有留下肖像，也沒有留下一塊墓碑。

  古登堡大陸

  在古登堡那裡受過培訓的學徒首先把這項新藝術介紹給世界，甚至還出現商業間諜活動。據說，查理七世將他的鑄幣大師送到美因茨，以便了解古登堡工坊的情況。1460年前後，有關這項發明的知識已經傳到班貝格和斯特拉斯堡。1464年，福斯特和舍費爾的一個學徒把它帶到科隆、奧格斯堡和紐倫堡。兩名德國印刷商又帶著它翻越阿爾卑斯山，並在蘇比亞科的一個本篤會修道院安頓下來。他們在這裡首開先河，開始仿照古羅馬典籍製作羅馬體拉丁字母的活字。不久後，古登堡的藝術就出現在羅馬——阿爾貝蒂對它的印象十分深刻——1469年又在威尼斯現身。在巴黎，撰寫了修辭學教材的薩伏依人紀堯姆·菲謝（Guillaume Fichet）與德國神學家約翰·海因林（Johann Heynlin）合作開設了一家印刷廠。

  美因茨的發明以驚人的速度占領歐洲。印刷機的用處及其帶來的利潤空間都顯而易見。15世紀70年代，印刷機出現在索邦，然後到達那不勒斯和墨西拿，隨後是佛羅倫斯和福利尼奧、里昂、阿爾比和土魯斯，以及更東邊的布達[189]。1474年，瓦倫西亞也出現了印刷工坊。同年，英語書籍在布魯日出版，兩年後在倫敦也有英語書籍問世。威廉·卡克斯頓（William Caxton）身兼數職，他既是譯者又是出版商，是商人也是外交官，遊歷甚廣的他在科隆學會了印刷術。科隆的商人們反過來又投資威尼斯的印刷工坊。在這個潟湖城，法國人尼古拉斯·詹森（Nicolas Jenson，約1420—1480）繼續設計羅馬體拉丁字母，這種優雅的字體超越了以前的所有字體，從而樹立了新的標準。威尼斯最重要的印刷工坊是阿爾杜斯·馬努提烏斯（Aldus Manutius，1449—1515）[190]開設的，這家印刷工坊的專長是印刷希臘文書籍，兩位來自克里特島的希臘人是排版的中堅力量。威尼斯甚至印刷了西里爾字母的書籍。受澤塔[191]侯爵的委託，擁有聖職的修士馬卡里耶（Makarije）在威尼斯購置了一台印刷機，1493年，他開始在黑山的家鄉印刷禮儀著作、詩篇和福音書。

  1500年前後，歐洲有250多家印刷工坊，它們永遠改變了歐洲媒介的局面。古登堡印刷180本《聖經》所用的時間，一個抄寫員僅僅能複製一本。由於發行量大增，每本書的成本下降，價格也隨之降低。1470年前後，一本250頁大開本的書跟一座小房子的價格相當。而在1495—1498年，阿爾杜斯印刷的五卷本《亞里士多德全集》只要15～20個古爾盾，相當於一匹好馬的價錢，也就是大學教授一到兩個月的薪水。印刷的書籍種類也越來越豐富。比如，如果一個人在君士坦丁堡陷落的那年出生，等到他50歲的時候，這些年歐洲出版的書籍比君士坦丁堡在博斯普魯斯海峽建城以來出現的所有書籍還要多。換成數字來說的話：中世紀初期，每個世紀大約有1.2萬本手稿出現，15世紀手稿的數值是500萬，書籍則高達1250萬；1600年前後，這個數字增長到1.5億～2.3億。銷售地點包括威尼斯、里昂、安特衛普和法蘭克福的博覽會。人文主義者康拉德·策爾蒂斯（Konrad Celtis）說，現在德國印刷的書籍如此之多，以至每個小酒館都能看到《聖經》。「一切都被送進印刷機；再也沒有秘密了，我們知道朱庇特在天上做什麼，以及普魯托在地下做什麼。」早在1474年，威尼斯就發現有必要頒布一項法律，從而讓印刷廠主約翰·馮·施派爾（Johann von Speyer）得到五年的壟斷權，由此他可以掌控書籍的印刷和銷售。12年後，馬爾坎通尼奧·薩貝利科（Marcantonio Sabellico）就他所著的關於威尼斯的史書獲得了第一個印刷特權，這是版權的前身。很快，木刻版畫的綠洲就在鉛字的沙漠中蔓延。

  古登堡的發明很快取得突破，其決定性原因是它的受眾很廣、市場有巨大潛力。話語革命為它鋪好了道路，紙張和貨幣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也越來越密切——社會不僅有豐厚的資本，而且識字的市民階級已經形成，還有很多受過教育的普通人。事實證明，人們對閱讀的渴求日益增長。自14世紀開始，人們更習慣安靜地閱讀，這樣閱讀速度更快。喬叟的作品已經為大眾熟知。

  中世紀盛期，閱讀和寫作都實現突破，文獻也變得越來越豐富。第一批印刷品的分類就反映出廣泛而豐富的主題，自12世紀以來就出現了明確的主題之分。許多印刷商心如明鏡，知道哪些書能夠熱銷。宗教書籍，尤其是《聖經》，就是其中之一；熱衷於賺錢的卡克斯頓出版了很多英語書，1483年就發行了《金色傳奇》的譯本，這絕不是偶然，這簡直是中世紀晚期最流行的一本書，另外就是《坎特伯雷故事集》和一本象棋入門書。卡克斯頓最初的出版物包括拉烏爾·勒菲弗（Raoul Lefèvre）所著的《特洛伊歷史記載》和《伊阿宋傳奇》，後者是勒菲弗為瓦盧瓦王朝的國王「好人」腓力三世所寫的騎士小說。有用的日曆和草藥書籍——其中包括迪奧斯科里德斯的書——還有寓言和經典作品都能帶來收益。西塞羅的《論義務》於1465年在科隆出版，他的書信集不久後在羅馬發行。1469年，一直深受讀者歡迎的維吉爾的作品也有第一版印刷品問世。《十日談》和彼特拉克的《歌集》於1470年發行，緊隨其後的是但丁的《神曲》。1489年，維庸的詩歌受到熱捧，阿爾布雷希特·馮·艾伯的《婚姻小書》雖然沒有那麼經典，但很有趣，也受到讀者喜愛。在斯特拉斯堡，約翰內斯·門特林（Johannes Mentelin）把維吉爾和泰倫提烏斯的喜劇作品推向市場。琉善和盧克萊修的作品都找到了出版商，普勞圖斯和奧維德也不曾落後，包括奧維德的《愛的藝術》。托勒密的作品也出現在印刷工坊並傳播到歐洲的每個角落。

  數量龐大的消費者群體步入一個迅猛發展的市場：虔誠的人想要找感化書籍併購買贖罪券，學者、受過教育的人和想要接受教育的人幾乎覆蓋了所有階層。大學裡的學生渴求書籍，城市需要設立議會圖書館，國家行政機構需要法律文本，要傳達給民眾的書面命令多得讓人眼花繚亂。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讀書，越來越多的上了年紀的人也變成讀者。這樣一來，對眼鏡的需求也增加了。義大利的供貨已經不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在阿爾卑斯山北側也出現了蓬勃發展的眼鏡行業，其重要的附帶效應就是玻璃的產量和質量都顯著提高。1478年，第一個有記載的眼鏡工坊在紐倫堡成立，店主是「眼鏡製造商」雅各布·普費邁耶爾（Jacob Pfüllmair），當地的印刷工坊已有近10年的歷史。到15世紀末，又有11名同行加入。沒有眼鏡製造商在車間裡積累的技術知識，後續的發明簡直無法想像，尤其是望遠鏡和顯微鏡等精密機械設備。科學革命的「深刻歷史」可以一直追溯到中世紀盛期的話語革命和15世紀的這場媒介革命。

  大壩之所以不會崩塌，是因為根本沒有大壩存在：審查制度這時才剛剛萌芽，到16世紀，隨著新的公共領域迅速壯大，它已經變成不受歡迎的客人。1485年，美因茨大主教貝特霍爾德·馮·亨內伯格（Berthold von Henneberg）頒布了第一條相關法令：法蘭克福博覽會上所有德語的出版物都要受到管控。第五次拉特蘭宗教會議也對類似問題進行商討，十字準星瞄準的主要是用口語化的語言書寫的書籍。他們既恐懼民眾，又想要救贖民眾的靈魂。但總有一些地方可以買到美因茨或羅馬的神父們禁止傳閱的書籍。印刷工坊不僅成為排字工、校對者、木刻工匠和作家的工作室，也變成思想發展的空間和學術爭議的地點。最著名的例子是阿爾杜·馬努齊奧的威尼斯工坊和約翰·弗羅本（Johann Froben）的巴塞爾工坊。

  古登堡的發明讓西方文明史中文化生活的條件發生了最激烈的變革。沒有這些條件，美洲就不會在1492年被「發現」，16世紀很可能也不會出現哥白尼式的革新，也不會有新的物理學、新的解剖學，更不會有工業革命。然而，書籍從過去到現在一直都有兩面性。西班牙方濟各會的阿隆索·德·埃斯皮納（Alonso de Espina）的《信仰堡壘》收錄了所有著名的反猶言論，就是書籍負面性的早期例證之一。這部作品是一本對抗穆斯林、異端分子——包括亞里士多德等理性主義者——和危險惡魔的戰鬥手冊，在15世紀就多次再版。

  對這項新技術幾乎沒有批評的聲音。像韋斯帕夏諾·達·比斯蒂奇這樣的人曾經通過製作手稿而賺錢，他對印刷機充滿鄙夷，這毫不奇怪。抄寫員擁有精湛技藝，就像阿格諾城堡的狄博特·勞貝爾（Diebold Lauber）一樣，他能做出「漂亮的」書，可惜他們的世界即將逝去且無法挽回。大多數的評論都稱讚印刷術是上帝的禮物，知識不再像手稿時代那樣容易散佚。交流的進程得到保障——拉丁歐洲發展成一個獨一無二的、龐大的實驗室。得益於古登堡的發明，歐洲的發展空間裡湧現出許多參與這場偉大交流的人，一開始是幾千個，最終達到幾百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