競爭力與創造力：1450—1500年
2024-09-26 12:17:44
作者： （德）貝恩德·勒克
23. 「時代重現」
插圖32：安德烈·德爾·韋羅基奧（Andrea del Verrocchio）和奧爾西諾·貝寧滕迪（Orsino Benintendi），《洛倫佐·德·美第奇像》，1478/1521年，華盛頓特區，美國國家美術館，塞繆爾·H. 克雷斯藏品
君士坦丁堡決戰
面對奧斯曼帝國的威脅，各方勢力不得不停戰和談，樞機主教塞薩里尼也從中斡旋。斯坎德培在阿爾巴尼亞煽動起義反對奧斯曼帝國，其效果似乎頗有成效。然而在1444年，十字軍在黑海附近的瓦爾納幾乎全軍覆沒。瓦迪斯瓦夫三世和塞薩里尼都「馬革裹屍還」。接連獲勝之後，面對已經遙遙在望的君士坦丁堡，奧斯曼人展開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圍城之戰，特別還使用了大口徑火炮列陣。隱約有傳聞說，一名信仰基督教的青銅鑄工因為幫助奧斯曼人製造火炮而加官晉爵，但關於他的信息人們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叫烏爾班。形勢變得非常嚴峻，1452年末，一艘櫓艦在穿越博斯普魯斯海峽時被奧斯曼人的火炮擊沉。決一死戰的呼聲逐漸減弱。
歐洲只有一小部分參與了君士坦丁堡的決戰。數千名威尼斯人、熱那亞人和加泰隆尼亞人堅定地站在拜占庭人一邊，與他們對陣的是令人生畏的奧斯曼帝國軍隊，最終約有8萬奧斯曼人參戰。1453年初春，君士坦丁堡被圍得水泄不通，炮火不息，城牆受擊。第一次攻城戰被擊退。基督教艦隊在金角灣[172]大敗奧斯曼海軍，讓人們燃起最後一絲希望，但是4月底希望就灰飛煙滅。君士坦丁堡原本用鎖鏈封閉金角灣，使得敵艦無法從外海攻入，但奧斯曼帝國的先遣隊鋪設一條塗滿油脂的圓木滑道，在夜色掩護下從陸路翻山越嶺，把船隻拖進金角灣。城內軍民再次抵禦了進攻，但食物和勇氣都在減少。5月29日晚上，一切都結束了。在一波接一波的攻城戰中，奧斯曼帝國衝破了屹立千年的狄奧多西二世城牆。當太陽在金角灣上空升起時，君士坦丁堡已經落入奧斯曼人之手。有門路的人尚能擠上基督教的艦隊，倉皇逃往西方。
征服者得到了豐厚的戰利品。君士坦丁十一世殞命，是戰死沙場還是自行了斷，我們無從得知。人們曾預言，拜占庭的最後一個皇帝將與第一個皇帝同名，這下算是應驗了。拜占庭人自己就處決過數百名奧斯曼戰俘，因此也沒指望獲得蘇丹的恩典。無數人被屠殺或被賣為奴隸。一位目擊者用生動的比喻描述當時的場景：城中好像下了一場血雨，遍地黏腥，海上的屍體多如海藻。蘇丹穆罕默德二世（Mehmed Ⅱ）身騎白馬巡視他的新城，就連他都不禁感嘆道：「這座城市簡直被我們掠奪一空，毀滅殆盡！」
今天的拜占庭被稱為伊斯坦堡，或者叫「伊斯蘭布爾」（Islambul），意思是「伊斯蘭教覆蓋的地方」。這個名字可能也源於戰場上的呼喚「進城！」（Eis tin polin!）——新上任的統治者為了強迫人們在這荒蕪的城牆內安家，經常得用上武力。東正教徒可以繼續信仰他們的宗教，但教堂的鐘聲不可再響起，猶太人也可以建造猶太會堂。威尼斯商人獲得了特權，一個龐大的佛羅倫斯人的定居點出現在加拉塔。佛蘭德斯和地中海周邊的貿易中心很快又與這裡建立聯繫。穆罕默德讓威尼斯人真蒂萊·貝利尼為他畫像（附圖9），而佛羅倫斯人弗朗西斯科·貝林傑耶里（Francisco Berlinghieri）則把以托勒密的理論為基礎的地理學著作獻給蘇丹。宏偉的宮殿在博斯普魯斯海峽上方拔地而起，後來被稱為托普卡帕宮。一些建築構造——如中央大門和涼廊——都顯示出文藝復興的影響。古老的廊柱也出現在建築中，暗示了征服者統治全球的野心。聖索非亞大教堂被改造成一座清真寺，而不遠處就是這座大都市的腹地——大巴扎。這樣，伊斯坦堡逐漸又變成那座「舉世嚮往的城市」。奧斯曼超級帝國迅速擴張，囊括了東方和西方，伊斯坦堡成為奧斯曼的中心。
君士坦丁堡之戰幾年後，加泰隆尼亞人統治的雅典也陷落。這裡是歐洲文化歷史的起點，城市的王冠帕提農神廟曾經被當作聖母堂，現在成為禮拜安拉的地方。1461年，隨著特拉布宗[173]併入奧斯曼帝國，拜占庭的千年文化成為歷史。佩戴雙頭鷹徽記的貴族逃到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Iwan Ⅲ，1440—1505）[174]的庇護之下，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侄女索菲婭·帕列奧羅格（Sofia Palaiologa）與伊凡成婚。同時，伊凡與東正教傳統息息相關。莫斯科成為東正教的最後堡壘，自認是「第三羅馬」，它對充滿敵意的世界和現代化都非常反感。
1453年之後
1454年2月17日，在里爾的拉薩爾宅邸，勃艮第公爵舉辦了這次自古羅馬衰亡以來就再沒有在歐洲出現過的宮殿盛宴。宴會廳的牆上掛著大幅掛毯，描述了大力神的生活：古代神話早已滲透到北方；留著長發的裸女雕像可能代表維納斯，從這座雕像流淌出供客人自取的希波克拉（Hippocras）紅酒[175]，這是一種略帶甜味的香料酒，也是國王的飲品；一頭獅子在旁邊守護著這位美麗的女侍從，它的籠子上寫著：「別碰我的女士！」；有48種口感的葡萄酒供客人選擇。宴會的主人「好人」腓力三世是個皮膚曬得深紅的勃艮第人，他曾經自稱「天主教界最佳葡萄酒之王」——鍍金的水晶玻璃杯散發出光澤。此時的勃艮第就像克利福德·蓋茨（Clifford Geertz）所說的「劇院之國」：權力為奢華服務，而非奢華為權力服務。
宮廷詩人奧利維耶·德拉馬爾凱（Olivier de la Marche，約1426—1502）詳細描述了這場奢靡的盛宴，就像揚·凡·艾克的寫實畫風一樣。奧利維耶也很注重細節描寫，沒有哪個細節能逃過他的眼睛。馬匹上的毯子由白色錦緞製成，還飾有金色條紋，鞍褥則是金色或深紅色，天鵝絨長袍是勃艮第黑色，上面的金飾和珠寶閃閃發光。宮廷侍女成群結隊，男人們則穿著紫色的貂皮長袍。高階貴族的軍服上鑲滿徽章，他們身著金色錦緞，也有藍色或灰色。隊伍中還有一個美麗的金髮女郎，她穿著鑲金邊的紫色真絲連衣裙。貴族們用昂貴的顏色和高貴的材料暗暗較勁，也用這些強調他們與「低等」公民的差異。腓力三世為了向客人展示他的尊貴，沒忘記在餐桌裝飾上下功夫，光是這項費用就足夠招買一個連的僱傭兵。奧利維耶還提到了馬轡頭的銀鈴叮噹作響，香頌和讚美詩迴蕩在耳邊，歷經500多年依舊餘音繞樑。樂師們躲在一個包廂里，用風琴和合唱團送上伴奏聲。最後出現的是生動鮮活的畫卷：一幅畫描繪的是伊阿宋搶奪金羊毛的故事；另一幅畫上則是神聖的教會之母（Mater Ecclesia），她端坐在大象馱著的高台上，一個撒拉遜人打扮的巨人牽著大象的轡頭。這是在影射時代歷史：教會之母抱怨自己的處境，最後命令騎士們出手相助。腓力三世設立的金羊毛騎士團此時也出現在現場，還帶著一隻被金鍊鎖著的野雞。金羊毛騎士團在上帝、聖母和野雞的見證下宣讀十字軍東征誓言，不管出於何種原因，總之野雞要在場，它在改編的伊阿宋傳說中扮演著一個不起眼的角色。鈴鼓、小提琴和豎琴叮咚作響，人們互相傳遞葡萄酒和胡椒餅。腓力三世曾向奧利維耶坦白，他全力以赴舉辦這一耗資巨大的野雞節，都是為了侍奉上帝。
虔誠的宣誓並沒有伴隨實際行動，在其他宮廷，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消息也許一開始令人驚愕，但後來人們也見多不怪。樞機主教庫薩的尼古拉因為外交事務和爭端忙得不可開交，但他還是抽時間在博爾扎諾-布雷薩諾天主教教區舉辦了一場文化慶典：天使帶領所有宗教中最聰明的人研讀上帝的話語，智者就在這些話語中找到了所有人共同的宗教。庫薩的尼古拉早在25年前就開始思考原因：只是因為時間流逝，宗教儀式出現很大差異，因此才出現不同的宗教。如果人們對這種智慧進行反思，得到一種通過理智構想出的宗教——說的當然是天主教——那麼人們應該可以得到「永恆的和平」。然而這些都是空想。庫薩的尼古拉於1464年去世，他的遺體安放在羅馬聖彼得鐐銬堂的一塊大理石板之下。遵照他的遺願，人們把他的心臟安放在庫薩的醫院教堂——該教堂是由他捐資修建的，以紀念那個時代一個傑出的靈魂。他是兩個世界的人，既接觸過北方的學院派文化，也沐浴過南方柏拉圖哲學的陽光。
他曾哀嘆說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是荷馬的第二次死亡，但事實並非如此。因為歐洲西部，特別是義大利從這一划時代的事件中得到文化上的好處，許多希臘學者帶著他們的語言和知識在義大利尋求庇護。例如，約翰內斯·阿吉羅波洛斯（Johannes Argyropoulos）就加入了佛羅倫斯議會，受到阿奇亞奧里家族的庇護，在阿諾河畔廣為人知。他開設有關亞里士多德的講座，吸引了許多達官貴族，其中包括「偉大的」洛倫佐。
奧斯曼帝國的威脅滋生了人們的想像，認為基督教歐洲與穆斯林世界「不同」，一種由十字軍精神塑造的歐洲的恐慌由此出現。君士坦丁堡陷落後的第二年，埃涅阿·西爾維奧·皮科洛米尼在法蘭克福帝國議會上大聲疾呼：「在過去的某些時候，我們肯定在亞洲、非洲及其他地區被擊敗過，但現在是在歐洲，也就是說在我們的祖國，我們的故鄉，我們自己的家中，我們在這裡遭遇攻擊而且一敗塗地。」歐洲即「作為共同家園的歐洲」——他想把這一理念灌輸給參加法蘭克福帝國議會的人。「基督教堡壘」的淪陷都沒能驚醒這些人，讓他們一致行動，更不用說皮科洛米尼的建議。組建一支歐洲軍隊根本是空談。他們更關心自己那個或大或小的國家何去何從，「基督教西方」的理想離他們太遠了。長期以來，歐洲人都對自己國內的事情更上心，即使教皇敦促的大事也不如這些重要。人人都知道，希臘人更願意擺弄自己的頭巾，而不是屈從於著三重冕。而在義大利半島，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讓島上比較有影響力的國家達成一項脆弱的協定。威尼斯結束了與米蘭的戰爭，並於1454年4月在倫巴第的洛迪締結和平協議。不久，教皇和其他國王也加入該協議。他們的同盟，即所謂的「義大利同盟」是恐懼的產物：對彼此的忌憚，對其他國家的擔憂，尤其是對法國和奧斯曼帝國。
然而，就權力政治方面而言，征服君士坦丁堡並沒有帶來多少改變。它的陷落只是為一個久負盛名的帝國釘上了最後一顆棺材釘。經濟上的後果更為嚴重：東亞貿易往來最重要的中轉地現在易主，它從基督教徒手中被奪走，而蘇丹宮廷明顯不是一個可以自由交易的場所。作為一種替代，人們暫時繞道馬穆魯克統治下的埃及，直到這裡併入奧斯曼帝國後也被關閉。
從長遠來看，奧斯曼土耳其的封鎖反而鼓動歐洲尋求進入遠東的新途徑。熱那亞失去了在黑海的據點，並逐漸從地中海東部地區完全撤退，僅在希俄斯島上還有一家朱斯蒂尼阿尼家族經營的股份公司。熱那亞典型的殖民模式是「毛納」（Maona），指的是由投資商組成的財團要聽命於熱那亞，把島上的經濟開發與政治統治結合起來，同時還要向蘇丹繳納貢稅。在大陸上，波士尼亞和阿爾巴尼亞的大部分地區淪為奧斯曼帝國的領地。在東部，蘇丹成功擊敗克里米亞汗國，分崩離析的金帳汗國的後裔也盡聽命於蘇丹的號令。
義大利的動盪
《洛迪和約》簽訂之後，威尼斯雖然得以集中力量對抗奧斯曼帝國對愛琴海和亞得里亞海的進犯——這場戰爭發生在1463年，讓威尼斯的貿易特權淪為一紙空文——但是威尼斯海洋帝國的頹勢已經不可挽回。即使在大陸上，環礁湖城也受到威脅。威尼斯人從鐘樓上就可以望見濃煙四起，弗留利一帶的村莊陷入一片火海：這是徵兆，表明來自奧斯曼帝國的敵人就在附近肆虐。威尼斯買下屈辱的和平，割讓了1470年陷落的埃維亞島。剩下的除了一些達爾馬提亞海岸的據點外，就是科孚島。1500年前後，海外已經不能帶來任何收益：入不敷出。而另一方面，大陸上的資產每年可以帶來20多萬杜卡特金幣的利潤。
在義大利大陸上，《洛迪和約》在過去的40年中確保了五大國之間的平衡：米蘭、威尼斯、佛羅倫斯、羅馬和那不勒斯。但這是一種嚴酷的和平，並非自然而然形成。這個「義大利平衡」（Italia bilanciata，馬基雅維利語）一直通過外交和小規模戰爭調整平衡狀態。蒙特費爾特羅和馬拉泰斯塔等家族在洛迪的屋檐下捲入毀滅性的戰爭，寄希望於擴張自己的國家。在羅馬，尤金四世去世後，人文主義贏得了教皇寶座。新任教皇是博聞強識的神學家托馬索·帕努圖凱利（Tommaso Parentucelli，1447—1455年在位），即尼古拉五世，他開啟了羅馬文藝復興的歷史。這位教皇讓梵蒂岡圖書館如獲新生，他命人抄寫並翻譯了成千上萬本書，包括從荷馬到修昔底德和泰奧弗拉斯托斯的經典著作。另外，他還擴建了梵蒂岡宮。
教皇的地位現在幾乎沒有任何爭議。斯特凡諾·波卡里（Stefano Porcari）出身於羅馬一個古老的家族，他沉迷於西塞羅式的共和國理想，本想於1453年1月策劃一場謀反，但還未開始就被扼殺。一年前，羅馬教皇為皇帝腓特烈三世加冕，這是最後一次加冕典禮：這個始於公元800年的聖誕節的傳統，在此刻落下帷幕。
1458年，又有一位人文主義者當選為教宗，他就是埃涅阿·西爾維奧·皮科洛米尼，即我們熟知的庇護二世。他撰寫了地理和歷史著作，其書信頗具個人風格，《庇護二世聞見錄》就是他的作品。這本書記載了他任期內的事件和經歷，同時也有自我反思。這位埃涅阿，顧名思義，似乎從母乳中便汲取了經典知識。而他為自己選擇的教名「庇護」（Pius），更強化了與維吉爾的聯繫——當維吉爾史詩中的英雄被要求報上姓名時，他說：「我是虔誠的埃涅阿斯。」（Sum pius Aeneas.）
庇護二世是一位獨特的教皇，他不僅頭戴三重冕，而且之前已經戴上了詩人的桂冠。他的書信體小說《兩個戀人的歷史》——我們剛剛提到過把這本書改成德語版本的尼古拉斯·馮·懷爾——把薄伽丘的創意和奧維德的愛情詩結合在一起。當讀者看到作者把愛情看作自然法則，甚至是命運的力量，一定非常驚訝：與以往禁慾式的愛情和苦行僧式對身體的恐懼截然不同。因此，作者並不一定熱衷於教皇寶座。他甫一當選，就略帶悔意地說：「埃涅阿斯退後，庇護要登場了。」他就像是一位羅馬帝國皇帝，為自己豎立了一個獨特的紀念碑：他的出生地在錫耶納以南的村子科里尼亞諾，他讓這裡發展成為一個小型的理想城市，稱之為皮恩扎。人文主義的思想第一次被用在城市規劃上，這個項目背後的思想源頭可能是萊昂·巴蒂斯塔·阿爾貝蒂。
庇護的繼任者保羅二世（Paul Ⅱ，1464—1471年在位）以反對人文主義為人所熟知；作為樞機主教，他是義大利最早收藏古代文物的人之一。他禁止在學校中教授異教詩歌，削減公職人員的人數，令學者和文人艱難維持生計。波焦·布拉喬利尼以前曾嘲笑教皇，說他的職權如此之大，以至僅靠他就可以抵擋奧斯曼人。另外，一場宏偉的復興在保羅二世任內逐漸成形，其中包括威尼斯宮和羅馬聖靈醫院。德拉·羅韋雷家族的西克斯圖斯四世（Sixtus Ⅳ，1471—1484年在位）繼續加大對建築方面的投入，致力於修復教堂和鋪設道路。羅馬為佛羅倫斯的文藝復興提供了財力，而佛羅倫斯的藝術家則為羅馬的文藝復興提供人力。托斯卡納的大師為西克斯圖斯四世下令建造的西斯廷禮拜堂繪製了濕壁畫，其中包括彼得·佩魯吉諾（Pietro Perugino）、基爾蘭達約和波提切利。
除此之外，在羅馬的陽光下沒有新鮮事發生。像一直以來那樣，聖職買賣和裙帶關係激增，西克斯圖斯四世是這個領域最成功的人之一。他在任期內擢升了34位樞機主教，其中6位的徽章上都刻著德拉·羅韋雷家族的橡樹。他一直努力為自己的親屬和國家謀求利益，這導致羅馬與米蘭及其盟友佛羅倫斯發生衝突，米蘭與佛羅倫斯之間的同盟關係可謂互惠互利。1458年，在經濟危機引起巨大爭議的背景下，科西莫·德·美第奇的統治被動搖，斯福爾扎的軍隊蠢蠢欲動，八年後又捲土重來。1466年，原本效忠美第奇家族的金融巨鱷盧卡·皮蒂（Luca Pitti）煽動一些人試圖結束科西莫的長子、人稱「痛風者」（il gottoso）的皮耶羅一世·德·美第奇的統治。然而，「痛風者」成功鎮壓了這次謀亂，並把他的兒子洛倫佐（1449—1492）扶上寶座。
在「偉大的」洛倫佐的領導下，佛羅倫斯的人文主義發展至巔峰。但與此同時，美第奇政權的專制統治也有所加強。這個家族的野心已經是路人皆知，他們正在努力超越佛羅倫斯的城牆，並試圖與封建貴族聯姻。洛倫佐已與克拉麗絲·奧爾西尼（Clarice Orsini）商定了婚事，克拉麗絲的家族位於羅馬北部富饒的布拉恰諾。杜卡特金幣與這古老的氏族相見恨晚。當時佛羅倫斯人和貴族對這場聯姻很是驚訝，但在美第奇家族的後代身上，這成為司空見慣的事。通往公國的道路已經隱隱顯現，錢財就是鋪路石。
美第奇家族也用自己的平民資產打造騎士的輝煌，但他們舉辦宴會的花費幾乎不遜於「好人」腓力的野雞盛宴。這些宴會使美第奇家族擺脫了市民階級灰撲撲的身份，勃艮第是他們效仿的對象。洛倫佐與其新婚妻子於1469年在聖十字教堂前面舉辦了一場騎士比武。據稱，美第奇家族的榮耀應有盡有，如同貴族一般。洛倫佐的珍珠長袍上繡有「時代重現」（Le tens revient）的字樣。法語文字讓人們想到，所有的騎士儀式都來自這個擁有香頌和騎士史詩的國度。美第奇家族的御用詩人路易吉·普爾西（Luigi Pulci，1432—1484）想用這寥寥數語表達一種想法：世界將革新，一個黃金時代將要回歸。
至少洛倫佐的外交政策風格是新穎的。他調動一支龐大的僱傭軍隊伍，說動烏爾比諾公爵費德里科·達·蒙特費爾特羅擔任指揮官，以共和國的名義將反叛的沃爾泰拉人[176]降伏。1472年的這場軍事行動主要是為了保護美第奇家族對明礬的壟斷，而該地區似乎存在威脅。在沃爾泰拉的暴風雨過後，事情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僱傭軍燒殺搶掠，這些事實讓美第奇家族的聲譽黯然失色。另外，銀行也出了麻煩。美第奇家族向國王和王侯提供了豐厚的貸款，此時他們無法履行償還義務。美第奇家族在布魯日的帳房先生托馬索·波爾蒂納里此時前途未卜，我們早就聽過他的大名，他是畫家梅姆林和雨果·凡·德·古斯（Hugo van der Goes）的資助人。波爾蒂納里負責「大膽」查理的借貸業務，這位可是15世紀最大的政治破產者之一，他與查理走得太近，甚至擔任查理的外交官。
似乎到了要與佛羅倫斯的美第奇家族結算的日子，但另一場風波突現。1478年，以雅各布·德帕齊（Jacopo de'Pazzi）和弗朗切斯科·薩爾維亞蒂（Francesco Salviati）為首的一群人試圖謀反，他們只是西克斯圖斯四世的牽線木偶。洛倫佐大開殺戒，肅清美第奇的敵人。他的祖父科西莫曾說「單憑祈禱不能統治一個國家」，洛倫佐深以為然。儘管美第奇銀行深陷赤字危機，但一些法律修正案還是確保了其家族權力。如有必要，他們甚至從國家金庫中借錢周轉。
過度的報復行為引發了一場戰爭，那不勒斯與教皇結盟對抗佛羅倫斯。危急關頭，洛倫佐獨闖虎穴，孤身一人到那不勒斯拜訪他的敵人。那不勒斯王位上端坐的是國王斐迪南〔Ferdinand，通常稱為「費蘭特」（Ferrante）〕，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說的典型怪物之一：據說他有一種令人震驚的癖好，他的敵人要麼在地牢中等死，要麼死後被塗上防腐香料，然後穿戴整齊地被放在國王身邊。無論如何，洛倫佐說服了這個惡人脫離反佛羅倫斯的聯盟。洛倫佐帶著一身救世主的榮耀返回阿諾河畔，這是該世紀最壯觀的外交行動。史學界稱讚他保障了平衡。1481年，威尼斯試圖占領費拉拉，佛羅倫斯與羅馬和那不勒斯這兩個宿敵並肩作戰，三國同盟設法逼退了威尼斯共和國。義大利曾經略有動盪——現在又恢復了平衡。費拉拉戰爭結束的那一年，西克斯圖斯四世去世。有位詩人在羅馬寫道：「沒有什麼力量能殺死瘋狂的西克斯圖斯/只有『和平』這個詞能讓他立刻去見上帝。」
義大利土地上的聯盟也有了全新布局。「偉大的」洛倫佐將一個女兒嫁給西克斯圖斯的繼任者英諾森八世（Innozenz Ⅷ，1484—1492年在位）的私生子。作為回報，當時年僅13歲的朱利亞諾·德·美第奇得到了樞機主教的紫袍。這些利益交換讓佛羅倫斯與羅馬緊密相連。在米蘭，這座聖安布羅斯（heiligen Ambrosius，約340—397）[177]的城市，斯福爾扎的統治也擺脫不了仇恨和謀殺。弗朗切斯科·斯福爾扎的兒子加萊扎佐·馬里亞（Galeazzo Maria）以奢侈和專制聞名，他後來死於一場暗殺。繼任的吉安·加萊扎佐（Gian Galeazzo）尚未成年，受到嚴格管控，攝政的是他的叔叔盧多維科·斯福爾扎（Lodovico Sforza），因其深膚色而被稱為「摩爾人」。他尋求與那不勒斯國王費蘭特結盟，試圖讓他的被監護人吉安·加萊扎佐與這位阿拉貢後裔的孫女聯姻。這次婚禮慶典也是奢華空前，由達·文西擔任總策劃。1494年，剛剛成年變為合法繼承人的吉安·加萊扎佐英年早逝，告別了姻親，也與同盟揮手作別。「摩爾人」立刻被懷疑是始作俑者，這種猜測可能並不假，他現在可以獨享米蘭大權。也是在這一年，國王費蘭特去世。
在此之前，為爭取——或反對——義大利平衡的小規模戰爭大多是小打小鬧，充其量與大規模的騎士比武類似。1467年7月23日爆發的莫利內拉戰役因大量使用火炮，成為15世紀最慘重的戰役之一。硝煙散去，雙方的軍事領導人巴托洛梅奧·科萊奧尼（Bartolomeo Colleoni）和費德里科·達·蒙特費爾特羅商定停戰。他們真的用握手來言和立約，就好像他們剛剛參加完體育比賽。僱傭軍也是資本；人活著才有用。經濟因素讓所有戰役的規模都縮小了：它們都變成克制有度的戰爭。另一方面，統一義大利的所有希望都是虛妄。沒有哪個義大利國家可以調動所需資源來組建必要的大型軍隊，這可能需要一片遼闊的國土，或被征服的土地貢獻所有資源。
1461年，受波西米亞國王波傑布拉德的伊日（Georg von Podiebrad，1458—1471年在位）[178]的委託，來自格勒諾布爾的商人、發明家和外交官安托萬·馬里尼（Antoine Marini）開始遊說各國和平一統。這種想法早已有之，重點一直是建立抵禦奧斯曼帝國的同盟。實際上，馬里尼倡導的是一個由獨立國家組成的歐洲，既不聽皇帝指揮也不受教皇調遣。這是個很有遠見的想法——儘管沒打算讓平民參與——但「祖國歐洲」已經初具規模。馬里尼考慮的是一種國家聯盟，它需要有自己的官僚機構。議會有幾個常駐地，但會定期更迭，它應當具有最高管轄權，可以自由裁決。根據這一制度，高盧、德意志、西班牙和義大利——馬里尼在這裡點名提到威尼斯和其他城邦——各國的統治者各持一票，服從多數派決議。但事態的進一步發展表明，這樣的設想絲毫沒有實現的可能。
歐洲框架
義大利在《洛迪和約》簽訂後的40年中幾乎未出現大的爭端，這與當時國際政治局勢不無干係。哈布斯堡王朝的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Ⅲ，1440—1493年在位）是神聖羅馬帝國統治時間最長的皇帝，他幾乎沒有插手義大利半島上的糾葛。他的名號從沒出現在輝煌的勝利或大膽的外交行動中。腓特烈三世的最大資本是皇冠的合法性，因而擁有頭銜和尊嚴。他的統治領域被局限在哈布斯堡王朝自身的領地，即世襲的內奧地利地區。儘管他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毅力堅持自己的要求，比如對匈牙利王冠的主張，但通常都是徒勞無功。羊皮紙和紙張如潮水般——有3萬到5萬份文件——從他的辦公室傾倒入這個帝國。腓特烈的行政人員約有500名，律師在他們當中的比例越來越高。占星師也為決策者提供幫助。幾乎沒有哪個皇帝像腓特烈一樣，以這種方式將自己銘刻在帝國 憲法中。
圍繞哈布斯堡核心地帶的國家都處於動盪中。年輕的「遺腹子」拉斯洛五世是兩頂王冠的主人，又擁有奧地利大公頭銜。1457年他英年早逝，這片地區重新洗牌。波傑布拉德的伊日宣布擁有對波西米亞的主權，他最初只是一個由腓特烈三世委任的代理官員。他信奉的是胡斯派底下的「聖杯派」——這個詞來源於拉丁語中的「calix」，意為「持聖杯的人」，因為他們在聖餐禮中手握聖餐杯——所以他是歐洲第一個非天主教的統治者，並被羅馬視為眼中釘。腓特烈只擁有繼承權。1462年，他被自己的兄弟大公「奢華的」阿爾布雷希特六世（Albrecht Ⅵ）和叛亂的市民圍剿，被困在維也納的霍夫堡皇宮。當大炮在牆外隆隆作響時，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和他的家人不得不以狗、貓和鳥為食。但阿爾布雷希特在1463年暴斃，他死的正是時候，腓特烈因此得到阿爾布雷希特所有的領地，儘管白銀之地松德高和福拉爾貝格等地仍未臣服。這些地區的統治者是腓特烈的表弟，蒂羅爾伯爵西格蒙德。
皇帝的大動作在西方，勃艮第局勢的發展為他創造了獨特的時機。現在，統治大公國的是腓力三世的兒子，勃艮第公爵查理（1465—1477年在位）。年輕的王侯沒有把錢投資在餡餅和衣服上，而是投資在火藥和大炮上。他想要實現兩個偉大目標：首先，他想通過占領南北之間的橋樑統一勃艮第的南北兩部分，很快他被人們稱為「大膽」查理。其次，他為國王的榮譽和帝國的尊嚴而奮鬥。查理自1474年夏天開始圍攻萊茵河下游的諾伊斯鎮，腓特烈三世為了反擊，不得不在全國徵兵。最終，查理不得不接受和談。他與皇帝腓特烈締結和平，並答應讓自己的女兒勃艮第的瑪麗（Maria von Burgund）嫁給皇太子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 Ⅰ），後來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勃艮第公爵查理雖然膽大妄為，但確實具有非凡的勇氣，他超乎人們想像，不僅征服了阿爾薩斯，他的大軍還直達洛林地區。查理的成功和殘酷的壓迫激怒了當地居民，他們奮起反抗。最終，反對派結成同盟，渾水摸魚的路易十一（Ludwig Ⅺ，1461—1483年在位）[179]又長袖善舞，「大膽」查理的美夢被擊碎。在1477年1月的南希戰役中，瑞士僱傭軍將查理的軍隊打得支離破碎。這位身上背著洛倫佐沉重債務的公爵頭顱裂開，被人扔在結冰的池塘里。反對派同盟的自由最終得以保全。同年，馬克西米利安和勃艮第的瑪麗在根特結婚。未來會證明，腓特烈的王朝將上升到令人目眩的高度。
勃艮第的部分土地和其他地區被路易十一收入囊中。普羅旺斯地區也被瓦盧瓦王朝瓜分——路易十一是一個精明的權力政治家，「英明者」和「萬能蜘蛛」這樣的綽號放在他身上也名副其實。普羅旺斯逐漸從國王的私有資產轉變為國家資產。那不勒斯曾經屬於安茹，現在也讓法國人浮想聯翩。但是，當地貴族還沒有甘願稱臣，而英格蘭已經在加萊蠢蠢欲動。
百年戰爭之後，英國淪陷在約克和蘭開斯特兩大家族的玫瑰戰爭[180]中。對法國的失敗加劇了人們的不滿和叛亂；到戰爭結束時，習慣戰鬥的武士階層也早已失去了野心。英格蘭貴族間的互相爭鬥似乎已經過時，甚至像是自我毀滅。最後剩下的是約克家族的理查三世（Richard Ⅲ，1483—1485年在位），他的悲慘形象因為莎士比亞而聞名於世，「容貌盡毀，尚未完成，就被時代推進這個急切的世界」。真實的理查是一個勇敢的鬥士，1485年他在博斯沃思的戰鬥中殞命。約克家族的太陽與他，這個家族的最後傳人，一起隱沒西山。勝利者亨利七世（Heinrich Ⅶ，1485—1509年在位）是里奇蒙伯爵和蘭開斯特的繼承人，是最後一位用劍奪取王冠的英國國王，他開創了一個新王朝。他的妻子是愛德華四世的女兒約克的伊莉莎白（Elisabeth von York），這場聯姻讓約克的白玫瑰與蘭開斯特的紅玫瑰交纏相伴。議會確認了王室後裔的繼承權，英倫島上逐漸恢復穩定。
國家鞏固，王國擴張：這是西方的趨勢——像法國和英國一樣，伊比利亞半島的統治者也即將完成統一大業。這樣一來，文藝復興發展的可能性空間繼續擴大。在歐洲東北部，波蘭-立陶宛聯軍於1410年在塔能堡擊潰了條頓騎士團的軍隊[181]，條頓騎士的勢力從此急轉直下。原本的十字軍如今淪為給在他處無法獲得養恤金的貴族後裔提供保障的組織，否則無法養活這支龐大的隊伍。在立陶宛境內，各地的統治者自己布道，上帝的聖戰士兵在這裡喪失了職能和合法性。所以，這群人現在變得像是烏合之眾，他們的聖戰也變得平庸，他們與基督教的競爭者對陣，還與波蘭和立陶宛以及丹麥人對抗。定居在騎士團領地的貴族和公民想要擺脫這種寄生統治，所以他們成為波蘭王室的天然盟友。經過13年的小規模戰爭後，雙方於托倫簽訂和約，騎士團領地的西部成為波蘭王室的附庸，瓦爾米亞主教教區也成為波蘭的領地。東部地區仍然是「普魯士大公國」的保護區，但騎士團首領眼睜睜地看著自己成為波蘭統治者的臣屬而無力回天。在宗教改革期間，這一地區作為世俗化的新教公國併入波蘭王朝的封建聯盟。
波蘭王國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君主制國家，而貴族在其中享有廣泛的自由，且從數據上看就很特殊，貴族占了這裡約8％的人口，而在法國，這個比例只有0.3％。據稱，波蘭貴族有權選舉國王。根據波蘭《大憲章》的規定，不允許非法逮捕任何貴族，這是1430年談判中達成的貴族特權。上議院原本是國王的顧問圈子，後來成為獨立的機構，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王室的權力。天主教的主教要聽命於它，各地領主和各行政區的主管機構也要臣服於它。國會召集上議院——只有但澤、埃爾布隆格和托倫等城市有權派代表列席——以及貴族和國王。
卡齊米日四世（Kasimir Ⅳ，1445—1492年在位）[182]是喪生於瓦爾納的瓦迪斯瓦夫三世的弟弟和繼任者，在他的統治期間，波蘭與立陶宛的同盟仍然有效。雅蓋隆的國君授予立陶宛貴族與波蘭貴族同樣的階層地位。卡齊米日四世與哈布斯堡公主的聯姻讓他看到了波西米亞和匈牙利王冠的前景，實際上，他確實讓他的兒子弗拉迪斯拉斯二世（Wladyslaw Ⅱ，1471—1516年在位）成了波西米亞的統治者。匈牙利的馬加什一世（Matthias，1458—1490年在位）[183]登上王位，他的父親攝政王約翰·匈雅提（Johann Hunyadi）是當時國內最強大的貴族，也是從奧斯曼帝國手中奪回貝爾格勒的救世主。馬加什又名科爾溫（Corvinus），因為家族徽章上的烏鴉而得名，他像父親一樣也在與奧斯曼人的廝殺中贏得了聲譽。正如他本人所說，他統治時手握鋼鐵做的韁繩，因此把疆域擴展到摩拉維亞、西里西亞和勞齊茨一帶。他與雅蓋隆王朝長期征戰，後來通過1479年的《奧洛穆茨條約》與弗拉迪斯拉斯二世分享波西米亞國王的頭銜。幾年後，他甚至占領了維也納。科爾溫缺乏的是合法的繼承人，無論是第一次婚姻，還是與那不勒斯國王費蘭特的女兒阿拉貢的比阿特麗斯（Beatrice von Aragón）的第二次婚姻，他都沒有盼來子嗣。匈雅提的所有榮耀都籠罩在科爾溫和他那臭名昭著的「黑衣」僱傭軍身上。
資助人之國義大利
出人意料，在飽受戰爭摧殘的15世紀，高等藝術和科學並未消失。各城市與各國內部之間的政治局勢和社會活力激發了各個層面的競爭，這是文化繁榮的強大動力。這種態勢在整個歐洲都很明顯，尤其是在富裕的義大利。僱傭兵的戰爭對文藝復興時期文化的產生和發展有重要影響，它們使大量的資金流動起來：從各處流入僱傭軍首領的金庫，他們再拿去投資文化。例如，費德里科·達·蒙特費爾特羅和他的兄弟奧塔維亞諾（Ottaviano）為自己打造大理石雕像；他們二人都是站立著平視對方。奧塔維亞諾用書籍和月桂作為裝飾，費德里科則手捧頭盔。義大利這些小規模的戰爭帶來一個附加效果，就是戰爭與藝術的交融，在許多藝術作品中都能看到這樣的象徵——比如佩德羅·貝魯格特（Pedro Berruguete）在一幅畫中畫上了費德里科和他的小兒子圭杜巴爾多·達·蒙特費爾特羅（Guidubaldo da Montefeltro）。費德里科在銀鼬皮長袍之下身披盔甲、腰掛長劍，同時正在專心地讀一本書。
如果費德里科和他的對手科萊奧尼沒有採取當時「大人物」的經典社交策略，即對藝術進行大規模資助，那麼像他們這樣著名的僱傭軍領導人，今天只有少數專家能夠了解，普通人除藝術外沒有別的途徑認識他們。科萊奧尼在貝加莫的心臟地帶修建了一座巨大的陵墓。韋羅基奧為科萊奧尼製作的騎馬雕像如今陳列在威尼斯的聖馬可廣場，給人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駿馬正踏步向前，而這個堅毅的青銅男子穩坐馬背。他神情嚴峻，肘部展開，手中的劍似乎正在瞄準一個新世界。義大利那些較小的國家通常是五大國的衛星國，而這些小宮廷本身就是一個充斥著知識和藝術的宇宙。阿爾貝蒂在曼圖亞建造城市，皮薩內洛和曼特尼亞則在繪製畫作。在切塞納，馬拉泰斯塔家族的一個支系修建了藏有精美書籍和藝術品的圖書館。費拉拉大學擁有歐洲式的結構，它的庭院是義大利最光輝奪目的院子之一。大公博爾索·埃斯特（Borso d'Este）甚至在打獵時也經常穿著金邊長袍。1470年前後，在費拉拉的斯齊法諾亞宮還出現了月份圖，不僅印證了思想在廣闊的空間和時代中的遷徙，也讓人聯想到埃斯特宮廷的文化氛圍（附圖10）。「行星組」的圖像——每十天有一個統領者，一般起源於印度或巴比倫的占星術——依據的是波斯天文學家阿布·馬沙爾的《偉大引言》，由彼得羅·德·阿巴諾（Pietro d'Abano，1250/1257—1316）翻譯並流傳到費拉拉。
古典元素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當時的圖像中。建築還沒真正開始建造，畫家的想像力就創作出了具有經典裝飾的透視建築。這個藝術領域的國王是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在《被鞭打的基督》或《費德里科·達·蒙特費爾特羅》中，他用精確的數學來構造虛擬空間。從貢扎加的朝臣安德烈亞·曼特尼亞留下的濕壁畫中，人們對與遠古時代的歷史距離有了全新的感受。皮耶羅·迪·科西莫（Piero di Cosimo，約1462—約1521）設計出神話般的主題，安東尼奧·德爾·波拉約洛自己成為描繪赤裸英雄的大師。他讓狂躁的大力神與九頭蛇戰鬥（附圖11）。在後來者中，最負盛名的是桑德羅·波提切利，他那幅神秘的通常被稱為《春》的畫，以及《維納斯的誕生》，都在虛構世界的藝術博物館中占有一席之地。
任何對資助人心理感興趣的人，都不能忽略佛羅倫斯商人喬瓦尼·魯切萊的簡單見解：花錢比賺錢更甜蜜。魯切萊說這話時，考慮的是他的藝術使命：魯切萊宮、新聖母瑪利亞教堂的立面和聖龐加爵聖墓。藝術使人快樂，對藝術的沉思可以打發時間，但這也可以是一項敬虔的工作。科西莫·德·美第奇一世曾經是一個痛悔的罪人，他意識到自己有些賺錢的交易不那麼乾淨，而且因此招致佛羅倫斯其他大人物的忌妒和貪婪，不能隨心所欲地享受。然而，作為一名藝術資助人，即使無法獲得正式的尊嚴，他也可以通過這些「明顯的奢華」，自由地彰顯自己的社會和政治地位。
資本主義精神總是在向基督教倫理致敬，對來生的恐懼使人們不得不做好今世的工作——在科西莫承建的修道院圖書館中，人們可以明確感受到這種嚴肅性。虔誠和自豪使他建造了修道院和整個教堂，在今天的加富爾街上建造美第奇家族的城市宮殿以及鄉村莊園等。他最喜歡的藝術家包括安傑利科修士（Fra Angelico）和他的「家族雕刻家」多納泰羅。美第奇的金幣無論是變成大理石和色彩，還是被用來建房子，家族徽章上的六個藥丸都印在上面。無論行會還是大亨，其他資助人的做法也類似，比如織工行會要求畫上羊羔，斯特羅齊家族要求畫上半月，托爾納博尼家族要求畫上獅子。
科西莫過著國王般的生活。除了慷慨、行善和好客之外，展現自己的「宏大」也是高級貴族的美德之一。另外，還要重視教育，書籍的收藏數量最能展現這一點。韋斯帕夏諾·達·比斯蒂奇被稱為佛羅倫斯書商之「王」，他幫助美第奇購買了裝滿整個聖馬可修道院圖書館的書籍。他在工作之初就說：「我立即委託了45名抄寫員，在22個月中，他們完成了220卷。」15世紀末，美第奇圖書館的藏書已經達到1000多冊。
豐富的藝術資助幫助暴發戶和篡位者用美麗的假象美化自己的崛起，而那本是一個陰暗的過程。成功令人不可忽視，誰能為整個教堂和宏偉的宮殿埋單，仿佛就可以讓神的恩典籠罩著他的事業。事實和真實存在的東西證明上帝願意賜予，因此其合理地存在於世界上。這些宏偉的建築，既是永恆的紀念碑，同時也是由上帝建造的，促發並增強了民眾的尊重——詹諾佐·馬內蒂在他的《尼古拉五世生平》中記錄了教皇說過的這些話。
勝利或失敗在義大利的局勢變動中意味著什麼？看看亞平寧陡峭山脈中蒙特費爾特羅的國家便明白了。費德里科·達·蒙特費爾特羅血統不明，靠謀殺同父異母的兄弟奧丹托尼奧·達·蒙特費爾特羅（Oddantonio da Montefeltro）才上台。1465年，他終於擊敗了大敵西吉斯蒙多·馬拉泰斯塔。在餘下的15年中，他一直穩坐勝利之巔，並在此期間建造了超越烏爾比諾的宏偉宮殿。宮殿的西南方是一座凱旋門式的建築，在其側面還有兩座纖細的塔樓，它們面朝羅馬聳立，這些任務和工作都要感謝一位助理教士的辛勤勞動。在義大利，一時沒有別的建築可以與之媲美。古典風格的庭院及其優雅的科林斯式柱廊是有史以來最美麗的建築結構之一，人們可通過華麗的寬大樓梯抵達一樓。費德里科的題銘出現在花紋繁複的鑲金大理石門上，也點綴著牆壁上大大小小的裝飾物，彰顯著主人的驕傲：「FE. DUX」，「FE」是費德里科名字的縮寫，「DUX」指公爵。令人驚嘆的宮殿讓人想起一個世紀前可怕的帖木兒在他的白宮（Ak-Sarai，現稱為「夏宮」）寫下的話：「如果您對我們的偉大存有疑問，請看一下我們的建築。」
相比之下，被擊敗的馬拉泰斯塔的灰暗小城堡就是衰亡的紀念碑，他在最後的日子裡只是里米尼的領主。在十幾年前，「偉大的」西吉斯蒙多是當時義大利最受追捧的僱傭兵首領之一，他自己也曾雇用義大利首批藝術家中的許多人。費德里科·達·蒙特費爾特羅不甘示弱，除了在戰場上分高下，費德里科還雇用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和萊昂·巴蒂斯塔·阿爾貝蒂來讚美自己的勝利。曾經「偉大的」西吉斯蒙多在藝術贊助人的錦標賽中也敗下陣來。
在烏爾比諾，人文主義的宮廷以最純粹的形式展現出來。500張「嘴」（boche）圍繞在費德里科·達·蒙特費爾特羅家族周圍，從馬夫到理髮師、醫生、宮廷音樂家，再到占星家，他們的任務都被詳細規定好，包括公爵如何在眾人面前用餐這樣的儀式。人們會在大齋節誦讀宗教經典，平時則朗讀李維的《羅馬史》。每天的工作結束後，費德里科會聆聽關於神學和自然科學的講座，例如對亞里士多德主要著作的論述。他的圖書館擁有900多部典籍，是除梵蒂岡和美第奇家族的圖書館外義大利最重要的藏書地之一。如果想要使用某本書，只要有充分的理由，圖書館的大門隨時為人們敞開。圖書管理員負責書目整理，與破壞書籍的蟲子作鬥爭並為訪客服務。宮廷下令：「如果來人是權威人物並受過教育，要帶他仔細參觀，向他展示那些美麗又精緻的書籍並確保不要弄壞書頁；如果來的是不識字的人或者普通百姓，只是出於好奇想來見識一下，那麼讓他們快速參觀一下就夠了。」公爵這種安排的新穎之處在於，他沒有按照慣例把書放進修道院，而是放在宮殿裡。此外，藏書也不像通常那樣被一本本固定在讀書台上，人們可以自由使用它們，這樣就可以對幾本著作進行比較研究，對語言學研究非常有利。
但是，圖書館不僅僅是服務於科學的實用機構。「這麼多種文字！這麼多的書！真是太壯觀了！」比斯蒂奇曾這樣驚嘆道。封面塗成了胭脂紅色還有銀絲裝飾，內里是最好的山羊皮做的羊皮紙，它們被裝訂成冊。這所房子的主人在教育上的花銷超越一切（附圖12）。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的一幅著名的肖像畫就是以他為模特（附圖13）。這個鷹鉤鼻的戰士和狡猾的現實政治家，頭戴學者的紅色貝雷帽，完全符合喬瓦尼·龐塔諾提出的理論：這個藝術和科學的贊助人想把自己也變成學者，而且是以藝術為家的學者。
藝術家用20年的時間為同一個資助人工作，有時候這是最佳選擇，就像在烏爾比諾一樣，藝術家可以為藝術修一座直到今天仍巋然不動的宮殿。比如，如果藝術資助人布蘭達·卡斯蒂廖內沒有建造宮殿，並且沒有讓馬索利諾為禮拜堂繪製濕壁畫，那麼今天倫巴第的小城卡斯蒂廖內·奧洛納會是怎樣一副模樣？沒有庇護二世的皮恩扎會是怎樣一番景象？圖像和建築物都流傳至今，但那時的遊行、節慶和歌劇表演最多只留下幾幅畫，或在編年史中僅僅留下一行記載。但事實上很多一流藝術家經常繪製布景、發明設備或策劃這些活動，肯定曾有一些表演令人過目不忘。
就像費德里科在亞平寧山脈建造的魔幻城堡一樣，文藝復興時期的無數住所都把藝術關懷和科學促進融合在一起，兩者早已成為統治者習慣的一種方式。整個歐洲出現了權力、藝術和科學的緊密聯盟，這一重要聯繫昭顯了科學革命的歷史，宮廷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最重要的是，在改革國家組織形式的背景下，自然科學和技術變得越來越重要。弗朗西斯·培根不是第一個認識到「知識就是力量」的人。交易所的代理商、書籍收藏家和古董收藏家、藝術家和知識分子的人數激增。交流網絡的擴大，以及相互借閱手稿讓這些人的聯繫越來越不可分割。貴族圖書館裡（在這方面，蒙特費爾特羅家族和美第奇家族都很開明）有許多借閱卡上顯示書籍已歸還多年，又或是永遠都沒歸還，這是有史以來最早的圖書管理系統。有時，創意者們一起生活在國王宮殿或貴族官邸的屋檐下，他們激烈辯論、相互學習。他們設法得到統治者的青睞，或是為君主王侯書寫頌詞，或是懷揣著推薦信，但是一旦王位更迭或教皇換任，一切都會結束，比賽重新開始。他們編造故事，創作詩歌，書寫歷史，並把各種知識雜糅在一起，以此取悅某位尊貴的君主、閣下或聖人。
讓我們以一個二流人文主義者、出生於帕維亞的彼得羅·坎迪多·德森布里奧（Pier Candido Decembrio，1399—1477）為例。他的父親翁貝托·德森布里奧（Uberto Decembrio）是一位人文主義者和專業律師，在米蘭供職，他與赫里索洛拉斯合譯了柏拉圖的《理想國》，一時聲名大噪。彼得羅也被領進新文化的人脈網中，並結識了加斯帕里諾·巴爾齊扎——這位可是阿爾貝蒂、維托里諾·達·費爾特和弗朗切斯科·費勒弗的尊師。彼得羅為熱那亞總督致獻了一部作品——《論自由七藝的發明者》。他在米蘭公爵菲利波·馬里亞·維斯孔蒂的宮廷任職30年，以外交官身份行走歐洲，還把經典作品翻譯成當地語言，比如愷撒的著作和庫爾修斯·魯弗斯（Curtius Rufus）的《亞歷山大大帝史傳》。與他保持通信的人中有一些著名人物：萊昂納多·布魯尼、洛倫佐·瓦拉以及格洛斯特公爵漢弗萊，他甚至把自己翻譯的柏拉圖著作寄給漢弗萊。有一次，他請求格洛斯特公爵資助他購買一座彼特拉克曾住過的別墅，但他的工作似乎沒有得到一分錢報酬。
1447年，彼得羅·坎迪多犯了一個錯誤，他與短命的安布羅斯共和國糾纏太深，未能成功贏得強者弗朗切斯科·斯福爾扎的青睞。出於好感，尼古拉五世為他提供了一個薪資豐厚的教皇書記官的職位。但繼任教皇沒那麼大方，彼得羅不得不尋找新的庇護人。他先是待在阿方索五世的那不勒斯，但阿方索去世後這裡也陷入混亂，彼得羅最終輾轉到達費拉拉。為了向大公博爾索·埃斯特表達謝意，他為其撰寫了一本關於瘟疫的書籍。從1467年開始，彼得羅一直住在這個波河附近的人文主義小城。1477年，彼得羅在即將去世之前終於重返米蘭。他的漫遊生活表明，一個思想敏捷的人可以擁有無限的可能性，就像他在義大利尋找資助人的探險一樣。他死後被葬在聖安布羅斯教堂，墓志銘中聲稱他寫了127本書，其中最重要的是菲利波·馬里亞·維斯孔蒂的傳記。
正如一句諺語所說，伴君如伴虎，彼得羅和他的同伴對此深有體會。一句錯誤的話就能讓人失去恩寵和金錢，但生命和肉體很少受到威脅。1433年，我們前文提到的漫遊文人弗朗切斯科·費勒弗險遭科西莫·德·美第奇的暗殺——當以盧卡·德利·阿爾比齊（Luca degli Albizzi）為首的叛變分子似乎要獲勝時，他曾激烈地嘲諷美第奇家族。從此，他臉上的疤痕時刻提醒他那次未遂的謀殺。第二次襲擊——費勒弗此時已經前往錫耶納——也以失敗告終。由此出現了人文主義歷史上的一次獨特事件：人文主義者自己雇用一個刺客，以便殺掉前來行刺的刺客及其背後的始作俑者，包括科西莫·德·美第奇。但是，費勒弗在錫耶納的計劃遭泄露。他的影子殺手是一個來自雅典的希臘人，此人被錫耶納人砍下了雙手。如果他們抓住了費勒弗，他們可能會對這位口才大師施以嚴厲懲罰，割掉他的舌頭！人文主義的春天確實有其野蠻的一面。費勒弗是個刺兒頭，一個謀反者、可能的謀殺者，同時也是文風辛辣的作家和撰寫道德哲學文章的作者。他的形象顯示出這個時代典型的雙面性，雅各布·布克哈特說從中能看到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雛形。
在柏拉圖的天空
「主調是哀傷的，但展現的對象卻狂野又崇高，」歷史學家海登·懷特（Hayden White）對雅各布·布克哈特關於文藝復興的書如此評價道，「這本書完全是『現實主義』風格，拒絕掩蓋任何粗俗或暴力的內容，但讀者卻不斷想到在人類的不完美之上生出的花朵。本書意圖是具有諷刺意味的。整本書中，那個充滿創造和輝煌的時代與歷史學家自己的灰色世界形成不言而喻的對比，即19世紀下半葉的歐洲社會。」這個世界不僅因為工業化而變得灰暗，同時也是一個緊張的時代。布克哈特敘述的主要目標是剖析這種對現代化的不適。同時，《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是一本懷念之書，其作者知道自己已經被上帝拋棄。
除了藝術，文藝復興中的柏拉圖哲學也為布克哈特所用。在書的最後，布克哈特仔細研究了「偉大的」洛倫佐時代，此時柏拉圖主義在佛羅倫斯復興。這本巨著的最後幾句話蘊含著布克哈特自己滿懷溫柔的哀傷：「在此，中世紀的神秘主義與新柏拉圖主義學說，以及一種獨特的現代精神產生了共鳴。也許，有關世界和人類的知識的最高成就已經在這裡結出碩果，單憑這樣的成就，義大利文藝復興就必須被看作我們這個時代的先驅。」實際上，在15世紀下半葉，對哲學的興趣似乎在佛羅倫斯高漲。早期，柏拉圖被看作喜歡進行批判性公開討論的人，是一個修辭學的專家，其地位不如神學家。但人們忽視了《理想國》中一些危及道德的觀點，比如共妻。一些似乎能夠連接信仰和智慧的學說在這一時期實現突破。這樣，一群學者逐漸聚集起來，以奧古斯丁的研究為起點展開研究。
哲學的偉大復興由馬爾西利奧·菲奇諾（1433—1499）發起，他的家鄉在阿諾河谷的菲利內，這是一個略微駝背的瘦削男子，說話還有點口吃。他住在卡雷吉附近的一個莊園，科西莫·德·美第奇把佃租收益都轉贈給他，他在這裡可以無憂無慮地與朋友、恩主和學生高談闊論。除了阿爾貝蒂，洛倫佐·德·美第奇的詩人安吉洛·波利齊亞諾（Angelo Poliziano，1454—1494）也加入了這個被稱為「柏拉圖學園」的圈子。路易吉·普爾西也在此列，他創作了一部模仿騎士詩歌的《莫爾甘特》（M organte）。另外還有克里斯多福羅·蘭迪諾。菲奇諾對古人的熱切敬意是如此之高，以至他過著畢達哥拉斯式的素食主義生活。當清晨的太陽普照托斯卡納的山丘時，他會彈起七弦琴。他認為，要讓音樂與天體和諧達成一致，這樣便可以保持健康。靈魂和身體都是他寫作的主題，這反映出他的雙重職業：既是醫生，又是神父。他在《人生三書》中開出一些處方，告訴人們如何才能長壽，尤其是健康且長壽。他把卜列東稱作「另一個柏拉圖」，並追隨卜列東和庫薩的尼古拉，試圖從赫爾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的著作中破解出一種遠古神學，從而克服真實信仰與虛假宗教之間的「馬賽克式的細碎區別」。《聖經·新約·約翰福音》中創造世界的太初之「道」，即上帝，在不同時代或地點通過不同的儀式被崇拜，這在菲奇諾看來並不是缺陷，而是神希望看到更加美麗的宇宙。布克哈特對此深表贊同，認為這是「對知識最高的敬畏」。
1462年，科西莫·德·美第奇委託菲奇諾將從拜占庭流傳到義大利的赫爾墨斯手稿抄本翻譯成拉丁文。菲奇諾稱赫爾墨斯是「最偉大的哲學家、最偉大的司祭和最偉大的國王」，他的智慧在菲奇諾看來是「遠古神學」的巔峰。因此，菲奇諾嘗試創建新的柏拉圖主義和基督教。他對柏拉圖著作的翻譯直到19世紀仍無人能及。菲奇諾還把亞里士多德所謂的「激情的陰影世界」[184]和他的經驗方法整合到自己的體系中。他將不朽的靈魂描述為精神與物質、統一性與多重性、停歇與運動之間的中介，稱它為「世界的結」，把宇宙統一起來。因為靈魂是造物主的一面鏡子，所以對自我的認知會引發對上帝的認知。
菲奇諾的宇宙是在托勒密和亞略巴古的狄奧尼修斯的理論基礎上建立的一個有等級的結構，由天使守護，有惡魔居住，普羅提諾的「太一」也在其中發揮作用。菲奇諾的宇宙被神聖的真理和美德照耀，這光芒就是上帝本身。靈魂的所有渴望都旨在與上帝合一。理智和意志是「雙翼」，幫助靈魂返回上帝身邊，這是靈魂的起源。菲奇諾在1484年所著的《愛》中認為，讓靈魂飛升的宇宙能量就是愛（eros），正是這種能量推動了榮耀事業的發展，滋養了對知識的追求，甚至創造了財富。愛能夠將混亂化為有序，展現出對美的渴望，從而彰顯對絕對善良的上帝的渴望，他的「光輝」或者說光芒是宇宙中最美麗的。在地球上，愛可能體現為「某種恩典，通常是多者的和諧結合」，或者體現在善良和正確的舉動中。愛與觀察有關，與觸摸關聯較少，與性幾乎無關。這種學說在16世紀出現了多種形式的變體。
菲奇諾不僅視自己為語言學家或神學家，更是天意的工具，他的天職就是治癒靈魂和國家。有時，異象給予他啟迪。他能夠與死者交談，例如剛剛去世的科西莫·德·美第奇。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發現大量混亂和陰暗的內容。他宣稱可以藉助天上的力量來復活物品，比如雕像等。他還提出詳盡複雜的惡魔學說。此外，以前從來沒有人像這位詩意的哲學家一樣用讚美詩般的語調描繪愛情與死亡的場景，以及自我如何飛升至最高境界。他的作品開始在歐洲流傳。
喬瓦尼·皮科·德拉·米蘭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185]視菲奇諾為精神上的兄長，他也尋找所有共同的啟示。一個卡斯蒂利亞神父曾提出獨特觀點，認為無論是天主教徒、猶太人還是穆斯林，都可以在自己的宗教信仰中得到救贖，皮科·德拉·米蘭多拉對此深表贊同。他是人文主義者中最早學會希伯來語的人之一，而且在其不朽著作中援引了猶太人經典。他提出了至少900多個論題，列舉了許多相互矛盾的觀點，其中許多都能看出庫薩的尼古拉對他的影響。這些論題總結了當時人們能夠積累的哲學知識總和，包括經院哲學、希臘典籍、阿拉伯哲學、卡巴拉和赫爾墨斯主義的教義。皮科把其中超過一半的結論作為「自己的觀點」：關於上帝和數學的論點，對神秘讚美詩、迦勒底神諭的看法，以及對魔法的態度。
皮科本打算在1486年前往羅馬，邀請了一班學者對自己的觀點進行公開辯論，但被英諾森八世阻撓。[186]皮科被懷疑是異端者，不得不出逃。他在佛羅倫斯附近的菲耶索萊找到了避難所，這裡是美第奇家族的領地。他雄心勃勃地想要融合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觀點，作為初步嘗試，他在這裡創作了《論存在與一》（über das Seiende und das Eine）。這是一本「否定神學」的作品，僅僅把上帝看作「一」，是「真實」「善良」「存在」。他同時還寫下了《論創世記七日》（Heptaplus），該書對《聖經·舊約·創世記》進行了深奧的解釋，試圖破譯《聖經》里的經文、字母和數字的隱藏含義。皮科還借鑑了卡巴拉這一神秘的學說——根據猶太教的說法，它起源於上帝在西奈山上對摩西所說的話。米蘭多拉伯爵為基督教對卡巴拉學說的接受打下了最重要的基礎。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他受到佛羅倫斯的政治舞台上一位新演員的啟發，轉而鄙視肉體和塵世。這位新登場的人物是聖馬可修道院的先驅吉羅拉莫·薩沃納羅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他打算將佛羅倫斯納入神權政治之下。
這個時代充斥著辯證法、批評和宗教懷疑，皮科的哲學滿足了人們對和諧與真理的渴望。「偉大的」洛倫佐在他最美的一首十四行詩中寫道：「哦，上帝，至善之神，你怎麼做到的/我只尋你，卻從未找到？」有關如何面對這些這些不確定，菲奇諾、皮科和薩沃納羅拉，就像之後的路德一樣，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1520年，當德意志宗教改革的風暴開始出現時，喬瓦尼的侄子和傳記作者吉安弗朗西斯科·皮科（Gianfrancesco Pico）譴責所有異教哲學，包括柏拉圖的思想，認為它們都是感官和理智的不可靠產物，只有基督教的教義才能引導人們走向真理。這種可能性仍然是開放的。
形成於卡雷吉的對話可能表達了這些人的立場，他們想要通過自己的活動和雙手與世界保持距離。當他們在涼爽的陽台上啜著冷飲——至少人們可以這樣想像——談論光和愛時，在附近的佛羅倫斯，科西莫·德·美第奇的木偶戲即將落下帷幕，在科西莫的孫子洛倫佐的統治下，佛羅倫斯共和國的外立面即將坍塌，戰爭和仇殺盛行。恐怖統治者洛倫佐的詩歌卻與這種混亂的現實形成鮮明對比：愛情歌曲、幽默詩、如上面剛剛引用的宗教詩，還有描繪美麗自然的詩歌，水仙、牧神和牧羊人盡情嬉戲。這段逝去的歷史留下的最著名的印記是一首傳唱甚廣的關於酒神巴克斯與美女阿里阿德涅的歌謠。從中可以看出，美第奇想要稱頌田園，但對其脆弱卻心知肚明：「年輕的時光多麼美好/卻不斷流逝。/誰想要快樂，就及時行樂！看啊：/明朝也無法確保。」
美好日子的終結
佛羅倫斯附近的卡雷吉，1492年4月8日。詩人、藝術資助人和兇手洛倫佐在他華麗的別墅中等待死亡降臨。黃昏將至，暮光漸退，古董花瓶在架子上隱隱閃光；牆上掛著金色的掛毯。病弱的老者癱坐在一張扶手椅上，被他的詩人和學者所包圍：老邁的菲奇諾和皮科·德拉·米蘭多拉，波利齊亞諾和普爾西，私人醫生和占星家皮耶羅·萊昂尼·達·斯波萊托。洛倫佐的情婦，迷人的菲奧蕾（Fiore）特意請來另一位客人——即將統治佛羅倫斯的費拉拉人吉羅拉莫·薩沃納羅拉來陪伴這位「偉大的」人度過生命中的最後幾小時。薩沃納羅拉曾經和菲奧蕾同床共枕，後來卻因為被這個美麗的人兒拋棄，在絕望中變成了僧侶。洛倫佐已經陷入狂熱，他預知到他的城市將遭到威脅。在絕望的高呼中，他捍衛開放的人文主義文化，為好奇心和對話、藝術與精神辯護，它們是生活巨大的雙翼。「我要折斷它們，這巨大的雙翼。」僧侶宣布說。洛倫佐反擊他：「死亡就是你所宣稱的精神，所有生命的生命是藝術！我要阻止你。我仍然是這裡的主人。」但是這無濟於事，生命在消散，洛倫佐咽下最後一口氣。隨他下葬的是文藝復興初期的佛羅倫斯。菲奧蕾徒勞地要求這位修道院院長交出權力並繼續回修道院修行。「聽啊！離遠點！你點燃的烈火將吞噬你，你自己也逃不過，它將會淨化你和你的世界。」
剛剛描述的場景並未真正發生，它取材於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話劇《菲奧倫扎》（Fiorenza），該劇於1906年首演。菲奧蕾是美麗的情婦，她就是洛倫佐的佛羅倫斯城，此時將被交付與那個費拉拉人。洛倫佐的兒子和繼任者皮耶羅·德·美第奇，也就是這部劇的主人公，與托馬斯·曼的刻畫完全相符：政治上的弱者和卑鄙的獨裁者。他的兄弟樞機主教喬瓦尼·德·美第奇（Giovanni de' Medici）——後來的教皇利奧十世（Leo Ⅹ，1513—1521年在位）——是一流的藝術愛好者。薩沃納羅拉確實見證了「偉大的」洛倫佐的去世過程，這有據可循，儘管他只是以告解神父的身份前來，因為他是美第奇家族聖馬可修道院的院長。
托馬斯·曼的戲劇就像布克哈特的歷史研究。他在創作這部話劇時，正好經常出入他的岳父阿爾弗雷德·普林斯海姆（Alfred Pringsheim）在慕尼黑的別墅，於是就以此為原型來描繪洛倫佐的宅邸。即使在一些比較不出名的作品（如《菲奧倫扎》）中，作家本人也有重要的創作思路。他通過洛倫佐和薩沃納羅拉之間的對話渲染了一種緊張的局勢，這不僅是歐洲過去幾百年歷史的寫照，也反映了當時的宗教與世界、哲學與宗教之間對權力的激烈爭奪，一方面是虔誠與禁欲主義的對立，另一方面是抑制不住的對俗世那些美麗惡習的喜愛。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斯是一個話語革命的大都會，這裡的矛盾比任何地方都更加激化：佛羅倫斯是一座讓人止不住嘴的城市（città di parlare avida），熱愛嘲諷和污言穢語——但在聖人的祭壇面前人們能夠做到默默祈禱。這座城市似乎同時具有理性和神秘，虔誠與不敬在這裡共存。當菲奇諾和皮科飛升到天空時，路易吉·普爾西拒絕天主教的葬禮儀式，因為他否認奇蹟的發生，並以伊壁鳩魯式的口吻稱靈魂是「一片熱麵包里的松仁」。薩沃納羅拉是個熱切的信徒，他要求絕對虔誠，而與他同時代的年輕的馬基雅維利則把盧克萊修的教諭詩一字不漏地抄寫下來，這一抄寫工作是為進入冰冷的世界做準備。
但是，人們想到洛倫佐的佛羅倫斯時，並非只有那些伊壁鳩魯式的享樂生活、謀殺和昂貴的小規模戰爭，更有這位「偉大的」人的神話，他已經成為藝術資助人的代名詞。他不僅是一個殘酷的權力人物，而且長相也有些醜陋——橄欖色的膚色、扁平的鼻子和青蛙一樣的大嘴巴。阿拉曼諾·里努奇尼（Alamanno Rinuccini）在1479年一篇呼籲自由的檄文中把洛倫佐比作阿克拉加斯（今阿格里真托）殘暴的君主，稱他為「佛羅倫斯的法拉里斯[187]」；他能因為贊助藝術和帶來和平而享有盛名，這首先要歸功於馬基雅維利。洛倫佐為佛羅倫斯準備了一場永恆的盛會，這裡有古代風格的騎士比武、勝利和戲劇。然而，這是一種機會主義的觀點，因為洛倫佐的侄子委託馬基雅維利書寫了這部讚美洛倫佐的《佛羅倫斯史》。
在「偉大的」洛倫佐死後，局勢逐漸惡化。1494年，法國國王查理八世（Karl Ⅷ，1483—1498年在位）在「摩爾人」盧多維科·斯福爾扎和教皇的支持下，率領大軍挺進托斯卡納。他的目標是那不勒斯，查理八世打算支持他的族人在那裡與阿拉貢作戰。皮耶羅·德·美第奇繼承了父親的無情卻沒有政治手腕，得到一個名副其實的綽號「不幸者」。他打開城門迎接查理。是可忍，孰不可忍，皮耶羅和大部分的美第奇族人在「人民與自由！」的口號中被逐出佛羅倫斯，他們的銀行也隨之倒閉。在接下來不到20年的時間裡，一個由1000多人組成的議院和一個由80名委員組成的理事會負責裁決這座城市的命運。但是，新成立的政權也無法阻止比薩向法國統治者甘心稱臣。當查理率軍南下時，阿諾河畔迎來了薩沃納羅拉的時代。皮科·德拉·米蘭多拉沒有親歷這個僧侶的統治，他於31歲時英年早逝。他之前還曾寫過一篇反對占星術的文章，他認為人類贏得與上帝的親密關係的前提是自由意志，而占星體系與此相矛盾。
義大利的平衡伴隨著法國的入侵永遠消失了。義大利成為大國相爭的競技場。這裡軟弱的共和國和君主制幾乎無法與那些大國抗衡。查理八世的軍隊擁有機動野戰炮、重型騎兵和經驗豐富的瑞士僱傭軍，一切都預示著災難即將來臨。然而，在政治動盪之外，藝術渴望攀上新的巔峰。在義大利這個最黑暗的時期，所謂的「文藝復興全盛期」卻漸漸成形。同時，新事物不斷催發更多的新事物來到這個世界。現代性這座巍峨的高山在峰迴路轉後陡然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