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話語革命釋放出了它的孩子
2024-09-26 12:17:41
作者： （德）貝恩德·勒克
插圖29：喬爾喬內（Giorgione），《三位博士》，1508/1509年，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
教育學、修辭改革和文本批評
始於12世紀的學校教育改革，在義大利文藝復興初期得以嚴謹施行。在課堂教學計劃中，古代經典取代了所謂的「非主流」作品，即古典時代晚期和中世紀信奉異教和基督教的作家作品。與此同時，人文主義教育的方案也越來越有系統。一名來自卡波迪斯特里亞[171]的博學的法學家皮埃爾·保羅·韋爾傑里奧（Pier Paolo Vergerio，1349—1420），撰寫了《論紳士風度與自由學科》，該書文采斐然，成為人文主義教育的奠基之作，其地位不亞於一門科學的誕生宣言。韋爾傑里奧主張健康的心智在於健康的體魄，體育、狩獵和釣魚旨在訓練身體，正如學習旨在訓練理智，強調通過哲學和「自由學科」培養自由的人。這些學科之所以被冠以「自由」之稱，正是因為它們是為自由的人量身定製的。個體對學習科目的選擇，應基於自身的能力與天賦。他稱讚詩歌和音樂——它們都是全新的聲音——首先是快樂的源泉。天文學「從陰暗、混濁的空氣中崛起」，並邀請人們進入一個更高的、充滿光輝的新世界。總而言之，與同時代的其他教育理論家不同，韋爾傑里奧更注重自然科學知識的學習。他寫道：「實際上，它讓我們了解包括生命體和非生命體在內的萬物起源及變遷。我們可以找出曾被視為奇蹟的現象背後的原因。民眾的雄心抱負和貴族的爭榮求譽在這裡體現為積極上進的動力。」
加斯帕里諾·巴爾齊扎（Gasparino Barzizza，約1360—約1431）是西塞羅著作的鑑賞家，創作了許多指導寫信藝術的書籍。作為語法和修辭大師，他在帕維亞、帕多瓦、費拉拉和米蘭均有一定的影響力。其弟子維托里諾·迪·瑟·布魯托·德·蘭巴爾多尼（Vittorino di Ser Bruto de'Rambaldoni，1378—1446）生於費爾特雷，因此又叫費爾特雷的維托里諾。藉助曼圖亞本地侯爵的支持，維托里諾在明喬河畔建立了教育史上第一所寄宿學校「快樂之家」（Casa giocosa）。在這裡，他培養了許多未來的諸侯、樞機主教和學者，並與他們一起過著修道院式的生活，指導他們學習自由技藝，與他們一起旅行，鼓勵他們騎馬並參加各種遊戲。維托里諾沒有提出什麼教育理論，但他的人格魅力影響了很多人。他的學生費德里科·達·蒙特費爾特羅的工作室（studiolo）描繪了諸多偉大哲學家和詩人的肖像，其中就包括維托里諾。安德烈亞·曼特尼亞（Andrea Mantegna，1431—1506）在曼圖亞宮的壁畫《婚禮堂》（Camera degli sposi）中，展示了貢扎加朝臣中的教育家，這是該時期人文教育獲得重要地位的最佳體現。教育家維羅納的瓜里諾（Guarino da Verona，1374—1460）和尼科洛·佩羅蒂斯（Niccolò Perotti）的新型語法和百科全書，為雅致風格的形成提供了工具。喬瓦尼·托爾泰利（Giovanni Tortelli）的《正字法》（De orthographia）介紹了3440個希臘語術語的拼寫形式，並且還推介了許多哲學家及其學派。
與教學法新方向緊密對應的，是所謂的「修辭革命」。這場革命醞釀於中世紀語法、修辭法與博洛尼亞法學家書房中的書寫藝術（ars dictaminis）的蓬勃發展，由政治事務教授者主導，而其中最重要的開路人當數彼特拉克。「雙邊討論」的論證技巧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這可能反映了公眾話語的重要性在義大利諸國和城市乃至整個歐洲與日俱增。從橫向發展的角度來看，這是又一次繁榮的跡象。有關哪個教堂和宮殿更壯美的爭議和論戰，始終伴隨著修辭上的天花亂墜。大使在原始文獻中就是以「oratores」，也就是演說家的身份出現的。至此，修辭學進階成為一門基礎科學。它給出了藝術理論的標準和術語，為法學家和歷史學家所用，而其本身——本書開篇引用的伽利略的對話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也滲透到科學著作中。布魯尼曾經借導師薩魯塔蒂之口說：「在眾神那裡，還有什麼比從不同角度觀察和探討公眾主題的方式，更能揭示可能被隱藏和掩蓋的真相呢？」
最出色的修辭風格是西塞羅風格。這位雄辯家中的雄辯家，是議會和法庭上雖不可見但絕不沉默的代言人，他的方法一路暢行到瑞典城市隆德。這位頑固的共和國議員的信件和演講中所包含的政治信息，並未阻礙他的修辭學在宮廷里廣為流傳。
洛倫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5/1407—1457）是修辭學的另一位奠基人。通過擔任教廷律師的父親，他結識了古希臘語言學家喬瓦尼·奧里斯帕（Giovanni Aurispa，1376—1459），學會了雅典語。在樞機主教喬達諾·奧爾西尼（Giordano Orsini）身處的羅馬圈子中，瓦拉結識了布魯尼、布拉喬利尼和其他人文主義者。他講述了人們身著節日長袍在奧爾西尼宮舉行集會、體驗古羅馬生活的行為——這是一種人文主義者的浪漫。瓦拉所著的《拉丁語的優雅》後來成為拉丁語教材，在歐洲廣泛發行。他將優美的拉丁語當作唯一能夠表現真實的工具——用奧卡姆的話說，真實只存在於個體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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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拉才華橫溢，他的對話語氣奔放、嬉鬧，修辭上頗有亮點。瓦拉同時還是一位批評大師，在四面樹敵、激起輿情公憤方面可謂駕輕就熟。瓦拉曾於阿方索國王處短暫聽差，也只有後者對他伸過援手，使其免遭那不勒斯的宗教裁判所的迫害。在嚴苛的語言學研究過程中，他的批判藝術大為精進，然後延展到邏輯、語言、道德和對羅馬法律術語缺乏準確理解的法律實踐等其他各個領域。瓦拉反對屈服於亞里士多德的權威，嘲諷阿維森納和阿威羅伊為「野蠻人」，更不放過波愛修斯和托馬斯·阿奎那。他認為後者雖具備崇高的美德，但對知識的理解是膚淺愚蠢的，而且只埋頭於「辯證學家不足掛齒的推理」，卻沒有意識到這同時也阻礙了獲取知識的更好途徑。瓦拉的洞察力不止於此。他還將希羅尼莫斯翻譯的《聖經》與希臘原文進行了比對，發現錯漏頻出，並推進了有關《聖經》的語言學研究。因此，他是路德和釋經學家鹿特丹的伊拉斯謨的先驅，後者更是對《拉丁語的優雅》推崇備至。同時瓦拉也第一個意識到，備受尊敬的亞略巴古的狄奧尼修斯絕對沒有聽過保羅的布道。他的盛名（在一些人看來也可能是污名）源自其曾證實君士坦丁大帝的捐贈系偽造，這一發現導致他對教皇的世俗權力持批評態度。從1447年起，羅馬教廷聘請瓦拉擔任宮廷抄寫員和秘書，直至其辭世。
瓦拉對塵世的現實生活感興趣。他認為自由意志無法與神的絕對權力相協調，並總結了一段可上溯到波愛修斯的談話。他關注的只有信仰，其餘則依靠經驗訓練的理性。作為歷史學家，他遵循修昔底德的分析方法，將修辭學置於哲學之上，稱其為「萬物女王」，能幫人們公正、無偏頗地洞察一切。他將其作為捍衛真理的武器，用來抵制被各種學派的教條所束縛的、毫無活力的哲學上的混沌囈語。他對許多學者的抽象理論提出批評，有助於打破獲得「有用的知識」所遇到的學術屏障。簡而言之，洛倫佐·瓦拉是啟蒙運動的先驅。
義大利-希臘網絡
然而，寬容在那個時代仍是外來詞。拉丁歐洲國家的知識分子，似乎無法想像天主教之外的世界，更別說嚮往了。但是，亞美尼亞、北非、拜占庭和羅馬還是發展出了各自的上帝和多樣化的宗教信仰。十字軍東征和異教衝突也無法改變這一事實。天主教一統「西方世界」不過是一段神話傳說。
有關傳統的繼承，尤其是柏拉圖關於上帝觀念的討論，開始出現不同的聲音。各種宗教中難道不是都包含著有關人類起源的啟示？上帝的「百種姓名」背後隱藏的難道不僅僅是無法表述的規律理念及言語統一嗎？研究奧古斯丁的專家認為，柏拉圖哲學中有一部分似乎與基督教的思想相容；但丁從《蒂邁歐篇》中摘抄引用；彼特拉克則認為柏拉圖的著作是啟示的關鍵。但至此時為止，只有拉丁語版本可供解讀，而拉丁語版本又是從阿拉米-敘利亞語翻譯過來的。為了理解純正原版，必須學習希臘語。巴巴羅薩的某位專職教士已經意識到，拉丁人的所有科學都來源於希臘。
正如羅馬帝國曾被希臘文化征服，義大利也屈服於希臘精神。首開先例的是拜占庭南部，該地名在諾曼國王時代就已經從希臘語翻譯成拉丁語了。歐洲許多圖書館中都藏有希臘手稿，但只有少數人講這種語言。貝里公爵曾在一本書中不無遺憾地注釋道：「這是用希臘語寫成的；無法讀懂。」通過來自東方衰落帝國的難民，關於荷馬和柏拉圖語言的知識在義大利傳播開來。薄伽丘贊助了來自南義大利（也有說是塞薩洛尼基）的萊昂齊奧·皮拉托（Leonzio Pilato），他在佛羅倫斯教希臘語並翻譯荷馬的著作。從現存的幾百本手稿來看，希臘語曾在半島上流通。在威尼斯的帕多瓦（通往拜占庭的門戶），處於流亡生涯中的帕拉·斯特羅茲繼續搜集其他手抄本，包括托勒密的宇宙學著作的插圖版——該書由斯卡爾佩里亞的亞科波·迪·安吉利（Iacopo di Angeli da Scarperia）翻譯，是製圖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希臘文藝復興的另一位先驅，是專注於翻譯教父作品的嘉瑪道理會修士盎博羅削（Ambrogio Traversari，1386—1439），他曾得到過科西莫·德·美第奇的支持。
串聯起希臘-義大利語之間聯繫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弗朗切斯科·費勒弗（Francesco Filelfo，1398—1481）。在君士坦丁堡逗留期間，他曾擔任威尼斯商會代表（Bailo）的秘書，之後為皇帝服務，從而有機會接觸手稿本。赫里索洛拉斯的一個兄弟——同時也是費勒弗的岳父——曾教授費勒弗學習拜占庭的語言。回國後，費勒弗先是在博洛尼亞找到了工作，後來又去了佛羅倫斯。在這裡，由於他同情美第奇的反對者，因此在里納爾多·德利·阿爾比齊戰敗後，他不得不逃至錫耶納。他後來主要在米蘭、帕多瓦和羅馬等地工作，並與西奧多·加沙（Theodor Gaza，約1400—1475）成為終生摯友，後者致力於翻譯提奧夫拉斯圖斯（Theophrast）的《植物志》等著作，並撰寫了希臘文語法。此外，費勒弗還與特拉布宗的喬治斯（Georgios von Trapezunt，1395—1472/1484）保持著聯繫，後者是曾捲入眾多論戰的挑剔難纏的人物，也是柏拉圖哲學的死敵。喬治斯曾跟隨維托里諾學習拉丁語，並協助他翻譯希臘語。
另一個聯絡人是費勒弗的導師，來自西西里島的喬瓦尼·奧里斯帕，後來兩個人成為同事。洛倫佐·瓦拉學習希臘語也多虧有他幫忙。奧里斯帕是一位充滿激情的手稿收集人，也是一位進取心極強的書商，在兩次前往東方的旅程中，他收集到了價值極高的希臘著作。然而，當局禁止出口神學手稿，卻對非基督教的手稿網開一面。奧里斯帕宣稱收藏了柏拉圖的全部作品。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費拉拉度過，正因如此，這裡後來成了希臘研究的中心。他將西奧多·加沙帶到了當地的大學。特拉布宗的喬治斯也曾在這裡供職過幾年。有這些關係密切的人充當先鋒，希臘語尤其是柏拉圖主義進入學術界的道路暢通無阻。加沙似乎是第一個在費拉拉閱讀柏拉圖教義的人。憑藉精神本質、光的形上學以及神秘的上帝形象，柏拉圖提供了亞里士多德的「經院哲學」之外的另一種可能性。
費拉拉和佛羅倫斯的宗教會議給世人留下了深刻而持久的印象。當時，拜占庭帝國最後的榮耀深深觸動了義大利。「希臘皇帝坐在教皇御座對面的一張絲綢面料裝飾的椅子上，」作為該事件的目擊者，比斯蒂奇回憶道，「他的著裝是希臘風格的，身披錦緞織成的長袍，戴著希臘式的小帽，上面嵌著漂亮的寶石。」人文主義者被深深吸引，拜占庭人看起來像是古典主義的「倖存者」。比斯蒂奇認為，在1000年甚至更長時間裡，他們似乎都不曾改變穿衣風格。因此，巴塞勒斯約翰八世成為那個世紀被效仿最多的人物之一。皮薩內洛用他那蓄著鬍鬚、留著長發、頭頂希臘帽的肖像製作了一枚獎章。佩內利諾（Pesellino）和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將他的造型用作塑造當權者經典形象的模板。
智慧考古學
此時，拜占庭最負盛名的哲學家是喬治斯·格彌斯托士·卜列東（Georgios Gemistos Plethon，約1355/1360—1452）。他曾是希臘代表團的一名成員。他用一個無法翻譯的希臘雙關語「logikai archai」，表達了將思想的基本原則與古代史研究結合起來的意圖，從而創建一種全新的考古學（archaiologia），其目的是依託上帝的清晨訓誡以及被賦予新生的查拉圖斯特拉，重建一種原初的神學。最有智慧的人難道不應該也是最年長的人嗎？卜列東最大限度地滿足了早期人文主義者對「古典的痴迷」和對純正來源的渴望。對他而言，伊斯蘭教和猶太教並不陌生。據說在奧斯曼帝國的宮廷，他曾師承卡巴拉主義者埃里薩奧斯（Elissaios），其作品的語言模糊隱晦，飽含深意，極富異國情調。就這樣，他們推動了一種「神秘」的文藝復興的發展，儘管他們仍屬於啟蒙、寬容以及一切現代普世主義之前的歷史。
對基督教世界分裂的抗議，體現在人們對宗教根源的探究，智慧的考古學家因而進入遙遠的東方和神秘的混沌世界。人們研究埃及的傳統和印度婆羅門的教義，聆聽被視為祭禮創始人的詩人俄耳甫斯對神、宇宙和自然的讚美。所有這些活動的核心人物則是柏拉圖，因為他能同時給理性主義者和神秘主義者帶來靈感。他的宇宙遵循嚴格的幾何形狀，惡魔穿梭其中；他眼中的神既不排斥知識分子，也不拒絕虔信者。歷代神學家和哲學家都無法想像，這種級別的教義完全是通過思考而產生的。無論如何，這其中一定有神靈的參與。然而，柏拉圖自己似乎都沒有意識到，神的啟示會降臨到他身上，就像摩西、保羅和穆罕默德一樣。由此，一個大膽的譜系被建構起來，即柏拉圖教義出自遙遠的過去，與神同在。
這些就是通過歷史推測將人類本身與形上學結合起來的奇特例子，俄耳甫斯也因此被視作畢達哥拉斯的老師。反過來，他又將神的啟示轉告給柏拉圖。仔細翻閱《聖經》就能發現，柏拉圖哲學早在公元前2世紀就已確立：希臘化的猶太人將耶和華的對話者摩西當作希臘人和柏拉圖的老師。凱撒利亞的尤西比烏斯（Eusebios von Caesarea）視先知耶肋米亞（Jeremias）為直系血親，宣稱柏拉圖在埃及見過先知，並通過他聆聽了上帝的訓誡。因此，這位希臘人（柏拉圖）就成了「阿提卡的摩西」（attischen Moses）。這一回溯似乎揭示了一項宏偉神聖的計劃：在地獄中短暫戰勝死亡的俄耳甫斯，難道不是基督的先驅者嗎？畢達哥拉斯，這位類似耶穌的精神領袖和預言家，更是預示了救世主的出現。
11世紀時，普塞洛斯首次試圖調和柏拉圖哲學、神話和基督教義。他使《迦勒底神諭》得以重見天日。這是一部有關中東傳統的占星術和魔法實踐的奇書。卜列東認為這本神諭是查拉圖斯特拉的啟示。在他的筆下，波斯的光明神阿胡拉·馬茲達（Ahura Mazda）不著痕跡地化身為柏拉圖之前的柏拉圖主義者。因此，譜系可以一直追溯到遠古時代。在卜列東看來，查拉圖斯特拉生活的時間比那場標誌世界歷史開端的特洛伊戰爭要早五千年。
這一巡遊之旅表明，柏拉圖哲學的基督化，以及其在佛羅倫斯的「偉大的」洛倫佐時期登台亮相（後文會再提及），已經醞釀了很長時間。如果柏拉圖的神將《聖經》里的上帝從寶座上驅離，那麼三位一體神學的基本問題，包括「和子說」的討論都將變得毫無意義。當然事實並非如此，直到今天，人們依舊無法在各種宗教背後找出一個普遍認可的真理。事實證明，1450年前後的宗教紛爭是把雙刃劍，怪誕雜亂的「神秘教義」隨之進入了歐洲主流話語體系。
當然，只要是參與者，就像柏拉圖主義的狂熱者，都容易被懷疑是異端。普塞洛斯以及400多年後的卜列東都受到了正統勢力的批評。而在拜占庭，即使身為文藝復興時期柏拉圖主義的主要人物，卜列東也未曾受影響。彼時他已退居雖偏僻但如田園般的米斯特拉斯。特拉布宗的喬治斯將他、柏拉圖和穆罕默德一道貶入三大異端。藉助亞里士多德，他向卜列東提出異議，基督教必將成功馴服分裂與異端的挑起者柏拉圖。特拉布宗的喬治斯尖銳地指出兩種學說之間的差異，引發了兩大哲學家針鋒相對的思潮，並開創了以下這種錯誤的類比：亞里士多德對應舊時的中世紀，柏拉圖對應當時的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為了釐清這位出生於斯塔基拉的學者與其導師之間或實際存在或子虛烏有的矛盾對立，無數學者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儘管引起論戰無數，柏拉圖的思想依然極具吸引力。他主張摒棄唯理智論，強調感覺的合理性、「直覺的智慧」和類比法。這一點與中世紀晚期的神秘主義是相通的，而神秘主義也藉此走出了「莫測高深」的神學理論困境。卜列東的門徒貝薩利翁是支持柏拉圖並試圖將其學說基督教化的學者之一。卜列東本人的遺骨被放置於馬拉泰斯塔教堂〔里米尼領主西吉斯蒙多·馬拉泰斯塔（Sigismondo Malatesta）的家族教堂〕壁龕中的一座榮譽墳墓里，這象徵著柏拉圖主義的日漸復興。
樞機主教尼古拉·克雷布斯（Nikolaus Krebs）的哲學也顯示出雅典人經久不衰的吸引力。尼古拉來自摩澤爾河畔的葡萄種植村庫薩，因此也被稱為「庫薩的尼古拉」。他研究的正是困擾卜列東的問題。兩人相識於費拉拉-佛羅倫斯宗教理事會成立之際。庫薩的尼古拉認為，他在赫爾墨斯·特里斯墨吉斯忒斯（Hermes Trismegistos）的啟示教義中，發現了「第一神學」的蹤跡，該教義同時也奠定了伊斯蘭教和猶太教的基礎。這位「三重偉大」的赫爾墨斯，可能是同名的希臘神與象徵魔法和智慧的埃及神托特（Thot）的混合體。柏拉圖學派和新柏拉圖學派的虛構文本以及猶太-基督教著作的合集，可能彙編於公元2世紀。赫爾墨斯（曾被視作三個同名的古埃及人）先是被阿拉伯人，後又在中世紀被拉丁人譽為集古老知識者、超強魔法師及神學家和文化英雄於一身的神。他的不朽促使拉克坦提烏斯將其歸入基督教早期歷史。一部被誤認為是奧古斯丁所著的論文也將其視為三位一體的異教捍衛者。因此，由基督教神學家實際統治的「上帝之城」對赫爾墨斯主義的明確拒絕，並不能阻止其邁入文藝復興時期。庫薩的尼古拉將他的啟示升華為偉大的哲學。
真理在小路上的吶喊：庫薩的尼古拉的「對立統一論」
庫薩的尼古拉生於1401年，作為一名教會政治家，他主張必須全力以赴消除謬誤，並強烈反對胡斯派。平生以來，他一直仇視猶太人。然而，他認為在伊斯蘭教、猶太教、印第安人的宗教，甚至韃靼人的宗教中都能找到某種真理，這一觀點意味著距離東方與西方、南部與北部地區的和諧相融又近了一步。尼古拉驚異於古典哲學，他曾經說過，古典哲學的一些代表人物僅靠反思就發現了「幾乎整部福音」。
這名庫薩人曾在代芬特爾市的現代藝術精神氛圍中接受教育，後又在海德堡和帕多瓦研究教會法學，是中世紀神學在早期人文主義中最關鍵的對話夥伴。他於1433年創作完成《天主教的和諧》（Concordantia catholica），描繪了基於偽狄奧尼修斯的普世體系的圖景。精神、身體及其混合體分別能生成九個等級、天使團和天體，將它們密切聯繫在一起的是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上帝。庫薩的尼古拉希望，兄弟會所達成的共識能使教會中的等級原則變得沒那麼森嚴。他認為宗教會議中關於言論自由的判斷來源於上帝。決策的一致性能夠確保事實真相。在信仰方面，只有統一的教會才絕對可靠。哲學上的推測演變成具體的政治理論。庫薩的尼古拉用歷史先例證實，宗教會議的地位在教皇之上。根據他的理論，由選帝侯、市民階層、大學、神職人員和貴族共同參與和決策的集會，能夠有效克服和彌補帝國制本身存在的缺陷，最終達成共識。
因此，自然法則為橫向聯合奠定了基礎。主教的共識確立了教皇的地位，正如公民的共識使得世俗權力合法化一樣。在帕多瓦學者馬西利烏斯的基礎上，尼古拉引用了如下觀點：涉及整體利益的事，必須經過所有集體成員的同意。尼古拉曾設想過天使和魔鬼同在一個宇宙，是民主理論的前身。所有暴力，不管是宗教的還是世俗的，「都可能隱藏在民眾中」。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位熱情洋溢的宗教會議至上主義者（他幾乎與洛倫佐·瓦拉同時意識到君士坦丁的捐贈系偽造）成長為教皇的副手。宗教理事會是當時所設想的朝著宗教和諧邁出的最具體的一步，也促使尼古拉的思想發生了轉變。這一轉變在1448年將他推上了樞機主教的位置。在此之前，他能抽出更多時間創作關乎人類知識的局限性、所有世界性事件的意義和人性的哲學巨著。
任何對布克哈特的文藝復興個體主義觀點感興趣的人，都會在尼古拉那裡領略到其對人類主觀、通透的洞察，並了解到人是第二位上帝，通過自身作品展現自我這一觀點。亞當從給事物命名開始賦予它們靈魂，為它們二次塑型。上帝創造了現實世界的一切，而人類則創造了觀念的宇宙，這些觀念既是事物的標誌，也是思想的觀念。尼古拉將耶穌基督視為最偉大的人、最完美的自我實現。他認為，基督與神靈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由此達成了人性與神性至高無上的統一。現實統一性的缺失，是由人類理性造成的。理性通過其創造概念的能力，對現實進行分門別類。因此，統一性被邏輯的涇渭分明、理性的條分縷析破壞殆盡，直至面目全非。人的理性雖然可以讓人產生無所不包、無所不能的錯覺，但人只能認識到上帝不是什麼，而不能認識到他是什麼。因此，哲學僅僅是「人類對上帝啟示的虔誠猜想」，這便是「有學識的無知」（docta ignorantia）。
尼古拉的上帝不單單是柏拉圖的神，但也相差無幾。毫無疑問，他的信念來源是柏拉圖-畢達哥拉斯精神，堅信掌握可靠知識的最佳途徑是數學。就這方面來說，尼古拉是科學革命的思想先驅之一，並與其中一些思想先賢保持聯繫，如學生時代就在帕多瓦與其結緣的托斯卡內利，以及在維也納任教的天文學家格奧爾格·波伊爾巴赫（Georg Peuerbach，1423—1461）。在拉蒙·柳利的影響下，尼古拉嘗試計算圓的面積，發現無限的圓與無限的三角形趨向一致。另一個例子是他建議把時間視為一系列「當下」的點狀排列，無數最小單位的點用這種方式集合在一起。這個思想實驗揭示了困擾尼古拉一生的首要問題，即如何使理性無法解決的矛盾對立重歸統一，這類哲學的經典挑戰是三位一體問題：它既是三位的，也是一體的。
求知慾和好奇心驅使庫薩的尼古拉成為難得一見的人類精神推手。作為一個對無限性和具體本質同樣感興趣的學者，他希望回歸個體的經驗感受。感受本身就是現實的體現。用眼睛捕捉到的、通過理性領會的宇宙研究，其最終結果都導向對上帝的認知。總而言之，找出至高的神聖存在，才是根本。真相併不是模糊難辨的，正如尼古拉在其臨終時所說，「它在大街上尖叫」。不同於過去，當時的神學理論開始助推實證研究的發展，對其論證更深入更透徹。尼古拉曾在其被視為新科學宣言的著作《論稱量實驗》（über Wiegeexperimente）中，闡明了其綱領。他要稱重和測量，確定下降的速度，甚至將鈴音和鈴鐺的重量聯繫起來。簡而言之：理解所有可被理解的事物。通過探索所在的世界，人藉此將自己當作萬物的衡量標準，萬物的可識別性源於善良的上帝通過萬物不斷傳達著自己的事實。
對無限概念的推測，將尼古拉導向了一個戲劇性的論點：地球是運動的——在這種情況下，目之所見具有欺騙性。在無限概念中，所有對立面均被消除。只有上帝是集靜止和運動於一體的。因此，只有上帝是絕對的，宇宙不是。宇宙只是無邊界而非無限的。其中沒有任何東西是真正靜止的，無論是地球還是其他天體。尼古拉描述了這些奇思異想——我們處在一個上帝圖像的時代，無論我們走到哪裡，它的目光似乎都跟隨著那些觀察它的人，只有圖像本身靜止不動。他基於上帝的概念，而不是通過觀察和計算，洞悉了所有運動的相對性，得出地球從未靜止的論斷。這一概念，超越了所有前人的思想，並且還是基於哲學的巧妙論證。尼古拉的宇宙論是由神學而非科學構成的。尼古拉神化的上帝是看不見的，又是無處不在的，因此也是一直在場、一直與人類同在的。但他的觀點並不是人類與地球中心說地位喪失的直接原因。
有了尼古拉，話語革命取得了進一步的突破。他培養了蘇格拉底式的懷疑。另一方面，他對亞里士多德發起了挑戰：不僅對自然學者，甚至也對邏輯學家，對「矛盾律」的堡壘進行了大膽的抨擊。他呼籲界定界限並延展界限，為新的宇宙論奠定了神學基礎。他也是第一個打破水晶恆星天體的人，根據傳統觀念的理解，該天體禁錮了宇宙的空間。至關重要的是，尼古拉（不是某個路人甲，而是羅馬教會的樞機主教）為前所未有的公正推理和研究開闢了新的視野，居心不良者認為他的話語涉及泛神論的立場，也是不無道理的。
認識事物的原因：伊壁鳩魯的回歸
在庫薩的尼古拉看來，人是如此自由而偉大，完全不同於教皇英諾森三世曾批判的那樣，認為人是罪惡中生出的不幸塵埃、糞便和「骯髒的種子」。在尼古拉的時代，有兩位人文主義者針對教皇貶低和醜化人類形象，發出了自己的聲音：一位是那不勒斯的阿方索宮廷文人巴托洛梅奧·法齊奧；另一位則是詹諾佐·馬內蒂。馬內蒂是一名出色的歷史學家，同時也是令人不齒的反猶分子，這一點從他在萊昂納多·布魯尼靈柩旁的葬禮發言中便可聽出。他的著作《論人的尊嚴與卓越》，呼應了法齊奧與教皇英諾森更偏愛的靜心養性、懺悔祈禱的生活方式。這個佛羅倫斯人認為，身體絕不是酒囊飯袋，它從在眼睛間築起一道牆的鼻子到大拇指，都是最為精妙的安排，因此其更多的是造物主精妙絕倫的藝術傑作，摘得了造物主所有作品中的桂冠。他認為，以上帝為形象創造出來的人，本身就是神，上帝為人創造了世界、自然和歷史，而人是它們的第二個創造者，人是雕刻家、畫家、建築師、詩人、學者和聖賢——人的職責在於仰望上帝和天體。現在看來，文藝復興時期的人，已經得到了全方位的發展提升。人生來是為了在這美麗世界體驗幸福生活，而不是艱難地沿著聖地亞哥朝聖之路走向死亡。
然而，人類的慶祝活動並不僅僅是一種時代情緒的表達。事情往往比這要複雜得多。此外，蔑視世界的傳統依然存在。波焦·布拉喬利尼創作了《妙語錄》，這是一篇不僅滑稽還時常出現情色內容的短篇小說。此外他還有一篇關於苦難人生的長篇論文，將人的苦難歸咎於命運的黑暗力量的肆虐。第一個聚焦於此的，是馬薩喬創作的壁畫《三位一體》，畫中除了三聖外還有一副骷髏架，其後有一句表現人生短暫的格言：「我曾是你們當中的一員，也是你們將來的樣子。」令人振奮的自信、榮譽心、對美的沉溺以及求知慾，只是15世紀的一個側寫；而在這場偉大對話中不斷向外延伸的視野，才是15世紀名副其實的標籤。
當一些人在令人眼花繚亂的柏拉圖精神世界遨遊的同時，另一些人正在討論一種向崇高的唯物主義致敬的哲學，這是歐洲文化區別於其他文化的地方。它的靈感來自布拉喬利尼在富爾達修道院的發現，即盧克萊修於公元前97—前55年創作的教諭詩《物性論》。一方面，它盡力擺脫基督教的世界學說，另一方面又升華了光的形上學，並且第一次傳授了對伊壁鳩魯教義更深層的認知。此前人們只能通過西塞羅、塞涅卡和基督教神學家的零星摘抄和引用了解這些教義，而現在，伊壁鳩魯的整個思想體系以詩歌的形式在人們眼前一一呈現。這種脫身於德謨克利特的自然科學、被視作希臘思想「最外沿」標誌之一的哲學，究竟講的是什麼？
盧克萊修將近7400行的六音部詩，以極高的文學造詣傳達了其核心思想。僅僅閱讀其中的第一節，一首對愛神的讚美詩，就會讓人想起桑德羅·波提切利的《維納斯的誕生》和《春》：
維納斯，生命的給予者，
在悄然運行的群星底下，
你使生命充滿航道縱橫的海洋，
和果實纍纍的土地——
因為一切生物只由於你才不斷地被孕育，
只由於你才生出來看見這片陽光——
在你面前，女神啊，在你出現的時候，
狂暴的風和巨大的雲塊逃奔了，
為了你，巧妙多計的大地長出香花，
為了你，平靜的海面微笑著，
而寧靜的天宇也為你發出燦爛的光彩！
詩人認為，宗教用殘暴的方式壓榨民眾生活，而伊壁鳩魯戰勝了宗教。可以想像，《物性論》如何影響了這樣一個嘲諷僧侶，將羅馬教皇視為人性恥辱化身的時代。而與此同時，觸犯聖律的罪人，只能懊悔和畏縮地屈服於死亡和審判。儘管如此，伊壁鳩魯和盧克萊修還是教導人們，諸神依然存在。它們是不朽的，並且生活在永恆的幸福之中，但是它們不會幹涉人類事務。因此，對待它們，我們既不必心存希冀，也不必心懷恐懼。盧克萊修嘲笑了「算命先生」、牧師以及帶有驚悚色彩的恐怖童話，宗教正是借這些無稽之談來擾亂生活的。他想通過觀察自然及其本質，將「人的精神從錯綜複雜的宗教中解放出來」。
這樣一來，這首詩就轉向了宇宙學。沒有什麼是無中生有的，只有真空和在感知閾值之下移動的原子。它的形式是有限的，但是每種形式的原子無限多，其運動也不受任何更高層級力量的掌控，這就是自然現象呈現多樣性的原因。就像字母通過規則連接成單詞一樣，原子按照自身規律聚集在一起，原則上人類應該能推斷並總結出這樣的規律，但盧克萊修也承認，目前還無法做到。在他眼裡，宇宙是無限的，充滿生機和生命。也就是說，與尼古拉一樣，他眼裡的宇宙沒有中心。盧克萊修似乎確定，宇宙不是神靈創造的：為什麼原本開心幸福的神明會突然想放棄自己平靜安寧的生活而去創造世界？這個世界如此殘破和滿目瘡痍，野生動物雲集，瘟疫橫行，這種狀態無法讓人信服這是上帝的傑作。在這個遠離神靈的世界，粒子在虛空中飄浮著，而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類命運不由天意決定。盧克萊修將我們眼中的精神和靈魂，看作如同手和腳一樣的身體組成部分，精神、靈魂與肉體是緊密相連、無法分割的。靈魂也會凋亡，死去並無意義，思想和感覺會隨著身體一道隕落。人們對地獄的恐懼，在盧克萊修看來，純粹就是恐怖童話的產物。死後的生活對他而言並不存在，最重要的是塵世生活：他的詩事無巨細地描寫感官感受，尤其是愛情的痛苦和欲望。
在第五卷中，盧克萊修試圖闡明人類社會、技術和城市是如何產生的。他消除了最初的文化英雄，以及惡魔和奇美拉或半人馬之類的神話生物。因此，他解釋說：為人帶來火的並不是普羅米修斯，而是閃電。語言正如概念一樣，都是在兒童牙牙學語的過程中產生和形成的。文化的凝練則需藉助書面語言和生活經驗來實現。有關強力神靈的想像，只能提供災難出現的原因，以及幫助人們解釋自然法則。盧克萊修認為，朱庇特以閃電的形式進行懲罰的說法是無比荒謬的，並利用自己的哲學長詩充當啟蒙教材。他問道，為什麼閃電在不毛之地是無差別襲擊的？為什麼它沒有在罪犯實施犯罪行為後馬上擊中他？
伊壁鳩魯的基督教反對者曾炮製了一篇惡意中傷他的傳聞，傳聞認定見過他沉溺於無所顧忌的貪食和肉慾中。盧克萊修在其廣為人知的一段詩中寫道：
即使在擁有的時刻，
激情也在戀人之間的不確定與瘋狂中搖擺。
他們不知道，他們眼睛和雙手能首先給誰帶來愉悅。
他們會熟練壓制，自身的渴求欲，卻承受了身體的疼痛，
他們輕咬嘴唇，彼此親吻。
他宣稱，正是因為欲望從未得到徹底滿足，人們才會一遍又一遍地重複。與柏拉圖的思想一樣，盧克萊修的哲學也認為不存在絕對，而認為「存在」在於事物內部。歷史是無止境的系列演變和消逝，沒有目的。經歷人間苦難，是為了生活的美好。伊壁鳩魯認為，心靈平靜安寧是一種理想的心態，並將這種狀態稱為「ataraxia」。這意味著沒有激情、強迫、恐懼和痛苦。為了獲得這種平靜，他建議採取一種隱秘無聞、迴避政治的生活態度。盧克萊修這樣描繪這位哲學家：即使他站在安全的海岸上，也會觀察在海浪中顛簸的人，不是帶著幸災樂禍的心理，而是為自己能與世界的混亂保持安全距離而感到幸運，「善守以智者教導為基礎建起的殿堂，是世界上最美好快樂的事」。
從這一個點上，伊壁鳩魯的思想與斯多葛主義和基督教發生了碰撞。洛倫佐·瓦拉還盡力嘗試，將希臘人的教義與基督教道德聯繫起來。在他1434年前後完成的《論真善與偽善》的對話中，妓女的情慾最終征服了她們的德性。驅動人們產生強烈追求精神或肉體欲望的，是興趣，而不是蒼白的「美德」。最重要的是，它鼓勵自我保護，宣揚虛偽的純潔、貞操、殉道甚至自殺的所謂「美德」——在瓦拉看來都是可疑的。只有那些要求別人為祖國而死的人才將這些「美德」視為理所當然。死者無法從名譽中獲得任何利益，但那些將他們推向死亡的人卻未必。瓦拉認為，人們理應從生活中那些愉悅、美好、有益的事物里獲得享受和快樂，與伊壁鳩魯一樣，他也提倡享受身體的愉悅。但是真正的善——此處他的談話開始帶入宗教色彩——只有在天堂才能實現。不存在完全自發的善。只有能帶來永恆幸福的才是善的。基督教的愛、善與樂，「心智的快樂律動和身體的甜蜜舒適」是一回事。不是哲學，而是信念，也只有信念才能為快樂設定標準和目的。只有在基督教愛的包圍中生活，才能被稱為幸福的，「充滿喜悅的」。
瓦拉撰寫對話時，布拉喬利尼的盧克萊修手稿可能還安穩地躺在尼科利的藏書閣中。他在後來的著作中再也不敢公開表達對伊壁鳩魯的興趣，這可能與布拉喬利尼的發現無關。顯然是該展開針對伊壁鳩魯教義的討論了。在此之前，這名被視為持無神論的唯物主義者一直是被刻意忽略的邊緣人。但丁將他棄置在專為異教徒打造的地獄火焰囚棺中。但是現在，隨著義大利文藝復興的發展，先是在基督教的核心地帶——義大利，然後在半個歐洲範圍內，人們都開始討論伊壁鳩魯和歌頌他的詩人盧克萊修。沒什麼比這件事更能說明，世俗的活動範疇在此期間變得多麼廣闊。令人驚訝的是，這首教諭詩甚至沒有出現在16世紀宗派鬥爭的禁書名單中。
該書第一部副本是尼科洛·尼科利製作的，總共保存了超過50份手稿。印刷版快速跟進，而且書序中通常保留適當的提醒與免責聲明。對虔敬者來說，它實在令人憎惡，但也激發了藝術家們的靈感，還對學者們發出了挑戰。維吉爾在他著名的《農事詩》中言簡意賅地寫道：「幸福啊，能夠知道物因的人，能把一切恐懼、無情的命運和貪婪的陰河的嚎叫踩在腳下的人！」認識事物的成因，無懼復仇神靈、客觀地看待世界——這一綱領是由盧克萊修帶到現代歐洲的。他不僅啟發了盧多維科·阿里奧斯托（Ludovico Ariosto, 1474—1533）、貝爾納多·塔索（Bernardo Tasso）、蒙田和莎士比亞等人，還對尼采的哲學產生了影響。正如其教諭詩所暗示的那樣，隨著作為一切推動者的上帝及其使者的離去，因果關係的問題得以重提。但直到16世紀的最後幾十年，在《物性論》中展開論述的宇宙論和原子學說才產生了更廣泛的影響。
阿爾貝蒂：通往世界的窗口
盧克萊修和庫薩的尼古拉這兩個名字，代表的是兩個互相對立的精神世界。如果說佩戴巨蟹徽章的樞機主教——青年時代曾是盧克萊修的仰慕者——認為人本身就近似於上帝的話，那麼在伊壁鳩魯的哲學中，兩者則毫無關聯。與庫薩的尼古拉協調統一哲學中的宇宙觀相反，伊壁鳩魯認為我們所認為的「存在」，不過是一片深不見底的材料汪洋，一切皆處於流動之中，將「存在」凝聚在一起的，是無序隨機的原子運動，而不是四處涌動的海底。把盧克萊修看作一位詩人，或者像瓦拉一樣把他的思想納入基督教世界觀，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理解他。雖然古代神學和亞里士多德學說的地位暫時仍未動搖，但歐洲思想界第一次轉向現代物理學宇宙觀，從最小的原子到恆星乃至更廣闊的範圍。此外，世界繼續擴展著它的邊界。土壤可能淫穢下流，如波焦的《滑稽故事》《妙語錄》，充斥著性事、好色僧侶、被「戴綠帽」的陽痿丈夫以及專制強權的當權者。接著，瘋長的灌木叢掩蓋了這一切，就像羅馬的情況一樣，波焦同樣也曾在這裡考察古代銘文。
古蹟化石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文主義者。比如，據說波焦在他的考察過程中，遇到了羅馬教皇秘書弗拉維奧·比翁多（Flavio Biondo，1392—1463）。這仍是一個貪求收集摹繪作品與書寫記錄的時代——不只有羅馬宮殿才有古代雕像和浮雕、寶石和硬幣。比翁多想要逐個區域搜尋羅馬的古代遺蹟及基督教教堂。在普林尼、斯特拉波和托勒密等名家的基礎上，他創作出《義大利圖志》（Italiaillustrata），並藉此將考古範圍擴展到整個義大利。歷史和地理相結合的想法很新穎。在他去世後，其未完成的從羅馬衰亡直至1441年的義大利史使其聲名鵲起。人們奉他為吉本的領路人，羅馬偉大成就的記憶守護者，以及文藝復興的先驅旗手。他的《勝利的羅馬》（Romatriumphans）為廣大讀者呈現了一部史料豐富、充滿思辨的文化史，內容涉及諸如行政管理、軍隊事務和日常生活等方面。面對異教徒時，他試著站在歷史學家的角度，而不是用信徒的熱情去看待他們。比翁多還被歷史語言學家視為學科奠基人，他曾力圖求證，是「野蠻人」的大舉入侵，才催生了「Volgare」（意為「庸俗常見」）這個脫胎於拉丁語的詞。他曾想考察葡萄牙人的大西洋航海史，但該計劃終究未能實施。這一規劃為人們打開了全新的視野。
同時，這也為那些著手在希臘探尋古文化的人打開了新的大門。佛羅倫斯教士克里斯托福羅·布隆戴蒙提（Cristoforo Buondelmonti，1386—約1430）是最早描述此事的人之一。他把印象見聞都寫進《群島錄》以及寄給尼科洛·尼科利的報導克里特島情況的紀實信里。有一次他說他遇到一個威尼斯人，這個人擁有一座古董雕像花園，並經常在那裡閱讀但丁的作品。他還講述廢墟和人物，並賦予它們各種各樣的寓意。他還搜尋到了赫拉波羅（Horapollon）的手稿《埃及象形文字》，這是一部探討埃及文字在古典時代晚期解讀方式的著作。人們似乎找到了一把開啟遠古時代秘密的鑰匙，這一發現使其成為文藝復興時期的熱門文獻之一。
批判精神再度風靡。希俄斯島上的墓穴是否真的屬於荷馬，布隆戴蒙提不置可否。很顯然，這個地方是一個熱門旅遊景點；來自安科納的商人佩茲柯里的西里亞克（Ciriaco de'Pizzecolli，1391—約1455）對此充滿景仰。他與比翁多一樣，也是一名考古學家和收藏家。雖然技法尚不純熟，但他卻樂此不疲地摹畫並保留了很多古典歷史文化，這些文化古籍原稿早已失傳。在旅途中，他經常甘冒遭遇土耳其人的風險，足跡踏遍愛琴海群島、君士坦丁堡、大馬士革和開羅，沿途記錄城牆結構，複製銘文碑刻，摹繪人物，收集寶石、小雕像和硬幣，還曾為教皇尤金四世講解羅馬古董的背景知識。他的素描隨筆為藝術家提供了創作模板。他是一個狂熱的藝術愛好者，與古典相遇後，他經常將之與自己的好奇心搞混。比如，除了祈求上帝，他同時也祈求水星為自己的行程保駕護航，或認為在海上聽到繆斯和海中仙女一起唱歌。這位安科納的奧德修斯是新遊歷藝術的傑出代表，這種藝術形式不是或者說不是僅僅為商業利潤或靈魂救贖而服務的，並於16世紀時發展為一種獨立的文學類型：「遊歷理論」（Apodemiken），提供從就醫需求到系統參觀等一系列有效建議，其實就是分享經驗。
早在西里亞克的時代，文藝復興偉人之一的萊昂·巴蒂斯塔·阿爾貝蒂就開拓了人文主義運動的新維度，對傳統風俗進行理性思考和系統滲透。人文主義者拉波·達·卡斯蒂格里昂起奧（Lapo da Castiglionchio）如此描述他：「我非常讚賞他的思想，沒有人能與他相提並論。」「他是這樣一個人，無論他專注於哪個領域，都能輕而易舉地超越所有人。」這樣的評價並非空穴來風。如果有人能成為尼采筆下的「幽靈」（Golem），或者「全才」（Universalmensch），那麼這個人一定是萊昂·巴蒂斯塔·阿爾貝蒂。他出生於熱那亞，是一名佛羅倫斯流亡者的私生子，大學期間攻讀法學專業。畢業後從事神職工作，後為負責起草教諭、通諭及其他書面材料的羅馬教廷文書擔任速記員，這兩份工作幫他順利度過危機。在一部很可能是自創的傳記中，他自詡為全知全能者。憑藉鋼鐵般的意志，他還想成為科學家、畫家和雕塑家、標槍手、音樂家，甚至登山者。作為騎手，最桀驁難馴的野馬在他面前也要戰慄。他甚至聲稱可以預言未來，還說起自己在剛滿20歲時，為了不被法律學習徹底壓垮，就跑去創作一部戲劇，並投入物理和數學研究。總之，這個托斯卡納選區的人，確實有妙語連珠的才能。有關他生平的長篇累牘的記述中，有很多薩凱蒂和布拉喬利尼式的詼諧幽默。
阿爾貝蒂的容貌是通過一枚可能是其自製的勳章流傳下來的。這一側面畫像是按照古代統治者肖像模板截取的，凸顯了他自身的特質，一隻從頭骨上撕開來的長著翅膀的眼睛，盤旋在物體上。那是一隻「不懈探索者」的眼睛，是所有精神、手工和藝術創作者的眼睛，它在觀察事物的過程中汲取了獨特而非凡的享受，阿爾貝蒂曾在《藝苑名人傳》中這樣說。那句神秘的座右銘「下一步是什麼呢？」可以看作要求自己不斷思考、不斷閱讀。阿爾貝蒂翻閱每本書時都是這樣做的。他並不是一個封閉在自我世界裡的單面形象，在我們眼前的，是一個被人文主義者克里斯多福羅·蘭迪諾幽默地戲稱為「變色龍」的人。他的作品主題豐富，像彩虹一樣七彩斑斕，無法套入某種特定的公式。阿爾貝蒂時而是一位閒談者，時而是諷刺作家，時而是沉著冷靜的顧問，時而又變成思想深邃的考古學家、孜孜不倦的收藏家、謹慎細心的秩序維護者。其創作題材涉及輓歌、田園詩、抒情歌謠、情詩和一首紀念琉善的《蒼蠅贊》。受樞機主教普洛斯佩羅·科隆納（Prospero Colonna）的委託，阿爾貝蒂著手從羅馬南部的內米湖底打撈兩艘古沉船。雖然這次冒險嘗試最終失敗了，但卻激發他寫就一篇探討羅馬輪船構造的學術論文《海軍》。而他為剛剛亡故的狗所寫的悼詞《犬》，則是以古代君王讚歌為範本創作的諷刺文學。這條狗真是一隻神奇的動物，出身尊貴、思維敏捷、盡責謙虛、受過高等教育且善於辭令；一天的工作結束後，晚上對著月亮唱歌，似一名聖僧，沒有賭博惡習、滴酒不沾，無論冬夏總是赤足，穿著同樣的長袍來回穿梭。
《論家庭》一書具有類似的優點。它展現了佛羅倫斯中產階級和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思潮和未來走向，涉及生活日常、婚姻、友誼和家政瑣事等。其中除論及簡單平淡的市民生活之外，還前往自家農莊，前往被綠植、鮮花、香氣和鳥鳴聲環繞的心靈靜地和精神故鄉。這一休閒勝地，是在入世與出世之間猶疑掙扎、精神緊繃的知識分子永恆的心之所向。該議題長期以來一直廣受關注。在蘭迪諾的《隱士會談話錄》中，阿爾貝蒂倡導哲學反思，主張修身養性。
阿爾貝蒂的大部分著作都反映出一位驚嘆於世間萬物、旨在對其進行研究和測量的人文主義者形象。萊昂對古羅馬的精確描述要早於比翁多，其所著的《論密碼的構成》指導人們如何為文本加密，《數學遊戲》也為曼圖亞的宮廷帶來娛樂消遣。像庫薩的尼古拉一樣，他嘗試研究如何計算圓的面積，恣意評論牧馬業和農業問題——他本人也是鄉野村夫的守護者——並撰寫了托斯卡納文法。與對新事物的興趣以及對如何實現靜心養性的思考相矛盾的，是不安、懷疑、極度的悲觀主義和刻薄的嘲諷挖苦。小說《莫摩斯》講的是一個陰暗的英雄：褻瀆之神、吹毛求疵、批評家中的批評家、人群中無神論和其他災禍的策劃者。這部作品通篇都在對自命不凡、裝腔作勢的哲學家進行冷嘲熱諷，刻畫了滑稽可笑的神靈和隱藏在假面背後的卑劣人性。最終，天神離開了這個失去道德和理想的世界。
為《餐桌談話錄》提供靈感和啟發的，還是琉善。這本書與《論家庭》幾乎同時完成，卻展示了與《藝苑名人傳》里愛慕虛榮、自信滿滿的創作者完全不同的形象。在其中一章中，剛剛死去的尼奧夫努斯的鬼魂遇到了老朋友波利特魯普斯的亡靈，便詢問他陽間的人都在做什麼，得到的答案是「他們都瘋了！」尤為心酸的是，當靈魂離開身體、最後一次飛向所愛之人時，尼奧夫努斯卻發現，他所愛的人並沒有表現出任何悲痛，反而都為自己的死感到高興，妻子甚至已經與管家共赴愛巢了。偽善、貪婪和背叛無處不在。他對精神反覆無常的人類對抗命運女神福爾圖娜的能力存疑，這種不信任奠定了《餐桌談話錄》嘲弄諷刺和酸楚苦澀的基調，而在《論家庭》中還是另一番圖景：在那裡，美德是能克制天命的良藥。正如歐金尼奧·加林（Eugenio Garin）所指出的那樣，前者的悲觀立場仍然是時代的典型主題。
對我們來說，作為一名時代的思考者，阿爾貝蒂無疑比之前所有的偉大先驅看得更清晰。他的寫實自畫像橫空出世，畫中沒有上帝，這在之前是無法想像的。讓阿爾貝蒂真正成名的作品，均著眼於完全世俗化的客體：它們是藝術理論專著、雕塑、繪畫和建築。《論雕塑》中他對雕刻藝術的見解前無古人，而《繪畫藝術》更是系統論述這一主題的開山之作。《建築十書》參照了維特魯威的相關著述。它們均是有史以來最重要的關於建築理論的文獻。
他的繪畫論著首次提出了中心視角理論。阿爾貝蒂接受了金字塔形視線學說，得出圖像的新定義：圖像表面應理解為一個視覺金字塔的切割平面，就像一扇開著的窗戶，「我透過它觀察所畫之物」。阿爾貝蒂想表現客體的世界。他是堅定的亞里士多德主義者，依靠經驗閱歷而不是夢幻理念。
同時他也是古典主義者，信奉中庸之道。他認為，豐富性和多樣性應該占上風，但不能太過。每幅畫上的人物數量都不應超過9個或10個。地毯上的花團錦簇、秋日裡的華美富麗，都與繪畫理想背道而馳，藝術的修辭規則得以被「重新思考審視」。畫家不應像以前那樣言之無物，而是要培養從容穩重的言說方式。緊隨修辭原則之後的，是他的建議：避免硬性過渡，並要求保持禮貌、得體和豐富多樣性。阿爾貝蒂首次讓造型設計贏得關注，即人們所稱的「文藝復興美學」。
歐幾里得的幾何學以及斐波那契的算術理論，能夠輔助修辭學設計出黃金比例。阿爾貝蒂借自由藝術發展自己的理論，將畫家和雕塑家的作品水平提升到了更高的層次，使它們變得更科學。他還發揮想像力。雖然模仿自然是可行的，但是一定要合理安置好目之所見，找出自然現象中的最優選並將其組成一個和諧的整體。因此，畫家不僅僅是「自然界的猴子」。話雖如此，在《餐桌談話錄》中對人類能力感到絕望的阿爾貝蒂還是認為藝術家可以被視為「第二位神」，他們能夠創造從未見識過的、自己的世界。
《建築十書》的高含金量，並不只是因為作者本人就是建築師和建築顧問。建築大師馬修·德·帕斯蒂（Matteo de' Pasti）在設計里米尼的馬拉泰斯塔諾教堂外立面時，阿爾貝蒂也給出了一些提示，構想了位於佛羅倫斯的魯切拉宮和新聖母瑪利亞教堂的外牆（插圖30）。在曼圖亞，他參與聖安德肋聖殿和聖塞巴斯蒂亞諾教堂的建造，併合作建造了烏爾比諾的公爵府。沒有人比他更了解歷史古蹟的建築風格，但他從來不會止步於簡單重建，而是從這些流傳下來的建築遺蹟中獲取靈感，發展出獨特的新風格。總的來說，文藝復興時期的建築師們都是如此，他們從未精確複製過任何古代建築。
插圖30：萊昂·巴蒂斯塔·阿爾貝蒂，新聖母瑪利亞教堂，佛羅倫斯，正面，1456—1470年
這本建築學專著提供了大量關於建造技術的實用指南，有史以來首次對古代圓柱排列秩序進行了精確記錄。美的理論是全書的中心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築物各個部分的對稱性。部分與部分之間以及部分與整體之間的比例均要恰到好處。對阿爾貝蒂來說，「美」是各個部分「按照一定的數量、獨特的比例和殊異的排序」組成的和諧多重奏。這裡的聲音隱喻是有依據的，因為此時的阿爾貝蒂確實想到了音樂。如畢達哥拉斯意識到，它們的和聲、八度音或第三音，可以用弦長，也可用數字表示。畢達哥拉斯的推測為阿爾貝蒂——以及其他更多的建築師，從弗朗切斯科·迪·喬治（Francesco di Giorgio）到安德烈·帕拉第奧（Andrea Palladio）——提供了形而上的基礎。悅耳動聽的音調比例及其建築對應物，最終反映出創造和諧托勒密宇宙的標準比例。她的美麗指的是蒼穹中永恆的、從字面上說是「超自然」的音樂，因此也指上帝的藝術。
在阿爾貝蒂看來，美是講究經濟學的。他與維特魯威都將美定義為符合規律的對稱性和各組成部分之間的協調一致，建築工程必須使亞里士多德的《尼各馬可倫理學》的定義在無損愉悅度的前提下也適用於其他藝術類型，任何人都無法添加、刪除或更改任何東西。阿爾貝蒂以圓柱排序闡明了什麼是「多樣性」與「豐富性」。排序規則與自然的多樣性相對應，除了符合幾何學，還要遵循其美學的第二準則。對本就具有結晶質般美感的建築物而言，所有裝飾都只是錦上添花。阿爾貝蒂的建築和圖片，絕非只是功能導向的。但是，如果不遵從方便實用的標準，那麼它們也無法贏得青睞。對於旁觀者而言，這種特殊的美是要喚起整個世界的情緒感受：洛倫佐·瓦拉從其伊壁鳩魯式的根源中感受並同時散發出的內心活動和喜悅興致。
方濟各會修士盧卡·帕喬利（Luca Pacioli，約1445—1514/1517）在15世紀末延續了阿爾貝蒂的幾何美學。他所著的《論神聖比例》一書，主要論述的是由歐幾里得率先計算出來的黃金比例。在1494年出版的《數學大全》中，帕喬利第一次介紹了複式記帳法，容易使人憶起商人理性與文藝復興時期美學之間的聯繫。這種記帳方式是1340年前後在熱那亞發明的，但在北方，直到17世紀才將其運用到實踐中。
一位對抗現代的騎士
1432年前後，義大利北部某個地方。奧斯瓦爾德·馮·沃爾肯斯坦（Oswald von Wolkenstein）聘用了一名可能師從安東尼奧·普奇的畫家。他了解自己的專長並且知道如何「自然」地繪畫，因此沒有在畫作中隱藏任何東西——例如肥厚的雙下巴，以及遺傳疾病導致的鬆弛耷拉的右眼瞼（插圖31）。沃爾肯斯坦讓畫家對象徵動盪生活至高榮譽的勳章進行細緻臨摹：由阿拉貢的埃莉諾（Eleonore von Aragón）頒發的壺和獅鷲勳章，以及西吉斯蒙德皇帝在紐倫堡的帝國議會授予他的匈牙利龍冠勳章。這是一個50多歲的中年人，精心打理過的濃密捲髮上戴著一頂珍貴的白邊禮帽，身上的紅金錦緞長袍也是鑲了毛邊兒的。畫中人很富有，而且顯然很注重自己的形象。他是德語國家中第一個擁有自己肖像畫的詩人。
這個似乎穿越了500年向我們眨眼示意的人，是那個時代的見證。奧斯瓦爾德於1376年前後出生在蒂羅爾山谷的舍內克城堡，該城堡位於南北通道周圍林木繁茂的山區。作為家中次子，他不得不外出謀生。戰事頻發的歐洲就是他的課堂。10歲時，他成為一名遊俠騎士的隨從，走遍歐洲，後來也涉足商業貿易。通過從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的旅行，他結識了很多詩人和歌手。這些人的言談舉止激發了他極大的模仿欲。奧斯瓦爾德風趣幽默，走到哪裡都備受歡迎。他會「拉小提琴，敲鼓，吹口哨」，醉酒更是家常便飯——「來兩升，我們口渴……拿酒來！拿酒來！拿酒來！」；他對女人格外迷戀，尤其對那些年輕姑娘和她們的「嫩白小手」。在一個不眠之夜，他備受煎熬，強烈思念自己美麗妻子格蕾的身體，「你的嘴不停地喚醒我體內的激情/令人牽腸掛肚地哀嘆」。所以他希望她可以極盡功力，「令小床發出震天聲響」，多麼情慾高漲！「大嘴親吻著小嘴，大舌纏繞著小舌，乳房緊貼著胸肌……」這些文字中的奧斯瓦爾德，拋卻了所有的詩性自由與不知所云，活得如此生機勃勃，猶如他的肖像畫一樣。
插圖31：義大利北部繪畫大師，《奧斯瓦爾德·馮·沃爾肯斯坦》，詩歌手稿 B卷的封面圖片，1432年，因斯布魯克，大學和州立圖書館
這幅肖像畫還是詩歌手稿B卷的封面圖片。該手抄本集是因斯布魯克大學圖書館的藏書，內容包含了很多有關天堂地獄、流年易逝、春宵短暫的詩歌，還有對婚姻重負、愛情悲苦和內心欲望的傾訴，以及歌頌戰爭和美麗5月的詩行。最重要的是，這位掌握多種語言、能言善辯的騎士詩人宣稱，凡曾所赴的「冒險之旅」，他都會在途中寫下自己的經歷。
如果他的詩歌可信的話，他的足跡遍及英格蘭、蘇格蘭、瑞典，甚至抵達了耶路撒冷。他不僅曾身處魯普雷希特國王對戰維斯孔蒂的行軍隊伍，也作為一員士兵參與了航海家亨利王子征服北非要塞的休達戰役。早先，奧斯瓦爾德與西吉斯蒙德國王建立了聯繫，受其委託出使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國，陪同後者參加康斯坦茨宗教會議。他讚美漂亮女人和抱怨城市昂貴的十字路面——「因我想到了博登湖/此時想起錢袋令我心生隱痛」——貫串了一整首詩。他與胡斯派，也許還與威尼斯人作戰。1432年，他的身影出現在倫巴第大區，這裡也是他肖像畫的誕生地，並以皇家參議身份列席巴塞爾宗教會議。
這種馬不停蹄生活的下半場，在他的蒂羅爾的家中上演。在這裡，奧斯瓦爾德飽受爭議，對他的敵意也無處不在。他曾在布雷薩諾內的主教處短暫供職，在那裡他擁有一處居所。1417年，通過與一位皇室直系後裔聯姻，他實現了社會階層躍遷。隨後他又參與了同階層人組成的「大象聯盟」，共同反對其統治者哈布斯堡的腓特烈四世。這位公爵似乎是正在成形中的諸侯王國的化身，也是自由散漫的貴族的天敵。他居住在自己緊挨陡峭山坡而建的城堡和塔樓里，號令一方。那時，這位老牌精英正處於歷史的夾鉗中：僱傭軍擠走了正規軍，孩子越生越多，土地卻並沒有隨之增加，現有土地不得不被一分再分。其擁有的田地和森林規模不斷縮小的同時，卻還不得不為比賽、狩獵、說唱集會和眾多情婦籌措費用。
城市裡的商人，有些早就比這位身居破舊漏風圍牆裡的驕傲騎士生活得更富裕。奧斯瓦爾德借一首沃爾肯斯坦的歌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一事實。歌中商人對朝臣說：「（騎士的）馬上比武和刺刀拼殺，/我從不知曉。/我有一個滿滿的背包，/我的手在裡面觸到了，/金，銀，寶石/我抽取了足夠的錢財……」實際上，馬上比賽的能力在當時已經是貴族名流最後的壓箱底技能了。為了凸顯與一般富人的不同，許多貴族不得不負債纍纍。奧斯瓦爾德將放高利貸者詛咒至地獄的第六層，讓他們在那裡遭受蛇和蠕蟲的折磨。還有另一種選擇，那就是參與戰事或在宮廷當職碰碰運氣，或以搶劫為生。
暴力通常是首要而非最後的政治手段，有時它以仇恨作為掩護。直到16世紀，國家日漸強大，它才逐漸淡出。通過在內部建立法律保障、消除仇恨和死刑的方式，腓特烈四世還剝奪了一部分貴族特權。這個神壓倒一切的國家當然還需要供養其士兵和官僚，於是稅賦變得越來越高，土地縮水的貴族們出於自身利益，試圖轉嫁負擔，榨乾農民兜里最後一分錢。該機制被視為15世紀暴動頻發的原因，它的致命影響還會延續很長一段時間。正是這些同時代人也看不清的相互關聯，困擾折磨著這個沃爾肯斯坦人，並使他陷入了關於遺產、土地和金錢的激烈爭奪中。有一次他從哥哥那裡偷走一些金幣和珠寶，為此差點在決鬥中喪命。儘管父親遺留的豪恩施泰因城堡他只繼承了三分之一，他卻將所有收入都斂入囊中，衝突再次爆發。被敵人抓住並飽受折磨後，奧斯瓦爾德落在了公爵手裡，最終不得不妥協屈服。他不加掩飾地說：「我可能已經生活了40年，或許還差2年，我在歡鬧、肆意、創作、歌唱中度過。」
像其他人一樣，奧斯瓦爾德也希望能得到國王以及公爵其他競爭對手的援助，但奈何他們鞭長莫及，無法使他免遭困苦。在菲默法庭（Femegericht），他以獨立陪審員的身份走上了自己的法律道路。在他身上，可以窺見當時圍繞國家形式，圍繞君主制或等級制國家所展開的激烈爭論劍拔弩張的一面。胡斯戰爭以及法國貴族組織和帝國城市聯盟的背後都有各種衝突。
在當時的情形下，沃爾肯斯坦還在奮勇抵抗。但是，像他這樣的人在國家政權日益鞏固的時代——他認為這是「病態的時代」——越來越沒有地位了。1445年，奧斯瓦爾德在布雷薩諾內附近的新施蒂夫特修道院與世長辭，終獲安寧。作為詩人，他特立獨行，但並不是最後一批在中世紀末期，與日漸強大的早期現代國家進行無望搏鬥的騎士之一。
走出義大利：歐洲人文主義的開端
雖然奧斯瓦爾德曾在全球各地旅行，其掌握的眾多語言中還包含拉丁語，但他的世界似乎並沒有受到古典文化和文藝復興的影響。總的來說，「人文研究」只是在緩慢地走出義大利的邊界。最早的跡象出現在阿維尼翁和巴黎的神學中心，其開路先鋒是14世紀巴黎大學最重要的學院納瓦拉學院（Collège de Navarre），該學院位於巴黎拉丁語區，由腓力四世的妻子納瓦拉的胡安娜（Johannas von Navarra，1273—1305）贊助修建。這個顯赫的姓氏體現了該學院在知識界廣泛的影響力。14世紀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的尼科爾·奧雷斯姆曾在此擔任過一段時間的院長，其繼任者之一是皮埃爾·德艾利（Pierre d'Ailly，1350—1420/1421），同樣也是博學的思想家。皮埃爾從一名家境殷實的屠夫的兒子，一直做到了大學總務處長，最後成為一名樞機主教。他與自己的學生、繼任者讓·格爾森（Jean Gerson，1363—1429）一起被評為政治架構師，成功阻止了康斯坦茨宗教會議上的教派分裂。其神學著作圍繞著如何平衡理性與信仰，不同的星體力量——他認為這種力量能對所有地上生命產生影響——以及自由意志之間的矛盾對立展開。當然，德艾利並不是完全世俗化的，在後來的幾年中，他受到世界末日的感召，也寫過一些神秘主義和和禁欲主義的作品。如他寫於1410年的《世界形象》將地球的形狀比作蘋果，做出這種假設的依據是古典時期和中世紀的歷史文獻。該書的印刷版偶然落入哥倫布手中，自此成為世界歷史的一部分。
德艾利和格爾森一樣，很少被視為真正的「人文研究者」。但是，兩人都對來自鄰國義大利的新思想持開放態度。格爾森年輕時的詩歌帶有彼特拉克風格，他認為法國缺少歷史學家並落後於義大利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在《玫瑰傳奇》引發的論戰中，他站在了其「精神女友」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一邊。他在教學方面的抱負似乎帶有人文主義色彩。其將近500篇作品中，很多都是神學論著和道德行為指南，流傳甚廣。
大部分法國人文主義者為王室和貴族服務，也為主教或阿維尼翁的羅馬教廷服務。他們想方設法掌握西塞羅式的拉丁語，有時還加上亂塗亂畫的希臘字母。他們去義大利，或者向到法國求一份奉薪神職的義大利人學習——比如為奧爾良公爵路易（Herzog Ludwigs von Orléans）當差的米蘭人盎博羅吉奧·德·米格利（Ambrogio dei Migli）。1388年，阿維尼翁樞機主教的內侍讓·穆雷特（Jean Muret）在宗教宣傳手冊中發表了一篇關於《論鄙視死亡》（Verachtung des Todes）的論文，這是義大利境外最早的人文著作之一。薄伽丘和彼特拉克都鼓勵人們模仿，隨後又發起挑戰要求提出異議——絲毫不失愛國基調。西塞羅、普魯塔克、瓦萊里烏斯·馬克西姆斯和塞涅卡等人的經典作品很快被翻譯成法語。查理六世宮廷里一位痴迷收藏圖書的法學家讓·勒貝格（Jean Lebègue，1368—1457）翻譯了撒路斯提烏斯的《喀提林陰謀》，並提供了如何描繪其中場景的詳細說明。
曾在納瓦拉學院接受教育的讓·德·蒙特勒伊使法國人文主義更趨成形。他是「玫瑰之友」之一，也因此在那場論戰中成為格爾森和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反對者。在前往義大利的一次行軍途中——他捲入了安茹公爵路易在那不勒斯的皇位之爭——蒙特勒伊在佛羅倫斯結識了薩魯塔蒂，後來又遇到了萊昂納多·布魯尼。14世紀的最後10年，蒙特勒伊的身邊聚集了一小批知識分子，他們一起談論西塞羅、維吉爾和奧維德，對盎博羅吉奧口中的伊壁鳩魯主義展開辯論。與很多同道中人一樣，他不吝抒發對自己家鄉法國的愛意，稱讚人民的英勇，號召人們奮起反抗英國人。蒙特勒伊見證了這段歷史，在這一點上，他是馬基雅維利的先驅，命運註定多舛。1418年5月底，巴黎被攻占，蒙特勒伊成為被勃艮第人殘殺的眾多遇難者之一。
這是艱苦動盪的時期。人們很好奇，當巴黎飽經布爾吉尼翁人和阿馬尼亞克人折磨蹂躪時，當地的文人們是如何平靜地對翻譯、談話和詩歌進行潤色修飾的。當時最重要的詩人阿蘭·沙蒂爾（Alain Chartier，1385—1430後）在其作品中多次反映了戰時的困惑和動亂。詩中的沙蒂爾，是一個悲觀的、渴望和平的愛國主義者。文學史認為他是《無情美女》的創作者。與此同時，「對所有追求者始終保持冷漠的美女」也成為一個被後世反覆刻畫塑造的女性類型。憂鬱的沙蒂爾並非真正的人文主義者。儘管如此，他的詩歌還是深受古典文學的影響。後世將他視為修辭學先師和新時代的塞涅卡。
約翰的表兄弟那不勒斯的阿方索國王則與他完全相反。阿方索於同一時期頒布了一項法令，將輸出未經授權的書籍定為犯罪——書籍教授古人的智慧和知識，延續其生命力，是獲得藝術和科學寶藏的途徑，它們能為一切與人類存在有關的事物指明方向。在墨西拿和那不勒斯的宮廷，人們圍成一個小圈子，就著飲品糕點，開心地閱讀和熱烈地討論維吉爾的作品。阿方索本人常常親自過去為朗讀者送上冷飲。即使在行軍途中，書籍也是必備輜重。
同時，這股南風也吹到了英國。波焦·布拉喬利尼曾是這裡的人文主義先鋒。1418—1423年，他一直為溫切斯特的主教亨利·博福特（Henry Beaufort）服務。這段經歷並沒有留下什麼特別的印跡，但卻對波焦在羅馬教廷的事業大有助益。人文主義思潮之所以能在諾曼第廣泛傳播，樞機主教布蘭達·卡斯蒂廖內（Branda Castiglione，約1360—1443）及其家庭成員功不可沒，他們與義大利人文主義者過從甚密。布蘭達的一個近交受格洛斯特公爵漢弗萊（Humphreys von Gloucester，1390—1447）之託，在巴塞爾逗留期間遍尋古典作家的書籍。此外，他還居間促成了那些幫他出資擴充圖書館的義大利人文主義者之間的交往聯繫。
比伍斯特公爵更早的書籍收藏家阿普倫紐斯·瑞丁（Amplonius Rating，約1365—1435）則要平和得多。他是一名醫生、神學家和教士，其名下圖書館匯集了約4500部著作。書籍目錄顯示出瑞丁對古希臘羅馬和阿拉伯經典的濃厚興趣。除了阿維森納的經典之外，瑞丁還藏有伊本·海瑟姆的光學論著。彼得·路德（Peter Luder，約1415—1472）是德國最早的人文主義學者之一。在海德堡完成大學學業後，這位出身平民的學者跨越整個義大利，來到費拉拉，在瓜里諾處安頓下來，隨後於帕多瓦學習醫學。威尼斯總督弗朗切斯科·福斯卡里（Francesco Foscari）不僅資助了他，甚至還幫他獲得了貴族頭銜。路德宣稱，自己曾乘坐威尼斯櫓艦一路抵達了希臘。最終，他響應海德堡大學的召喚回到了母校。在1456年7月15日的就職演說中，他概述了自己的人文主義教育計劃，側重點落在修辭學、詩歌藝術和歷史編撰學上。該計劃的關鍵詞由瓜里諾提出。路德為自己申訴，是自己率先把義大利巔峰的繆斯女神帶到家鄉的。然而，繼續推進的卻是埃涅阿·西爾維奧·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1405—1464），即後來的教皇庇護二世。無論怎麼高度評價其在德國逗留的經歷，以及其與德國人頻繁通信、探討如何在「蠻夷之地」發展人文文化的行為，都不為過。他還曾為一個學拉丁文的人提出優化建議，對方不無感激地欣然接受了。
路德給他的兒子取名為維吉留斯（Virgilius），足以說明他對古典文學的痴迷程度。對他這樣的人來說，最好的時代還沒到來，這一點從他輾轉流浪的經歷就可以看出——他從海德堡出發到愛爾福特，然後前往萊比錫、巴塞爾、維也納。但是另一方面，他總能不斷地獲得聘用和資助。他不缺能分享他對義大利現代化道路滿腔熱忱的學生和同僚，也不乏反對者。路德對待宗教的態度向來是不冷不熱的。當一位神學家跟他聊起三位一體的笑話時，他打趣道，在自己被當成異教徒烤煳前，很樂意承認「四位一體」。在第二次逗留帕多瓦期間，他獲得了醫學博士學位，顯然這只是謀生的基礎。晚年，他搬到西格蒙德的蒂羅爾宮居住，保留了一大捆詩、書信、演講和歷史故事。
最初的學院，城市詩人
人文主義學者漸漸開始自己組織活動。例如，考古學家、語言學家朱利奧·波姆波尼奧·萊圖（Giulio Pomponio Leto，1428—1498）創辦了「羅馬學院」（Academia romana），其成員通常會定期見面，就像樞機主教喬達諾·奧爾西尼和洛倫佐·瓦拉的聚會一樣，活動包括古典喜劇演出、考古發現討論等。那不勒斯的「蓬塔尼亞納學院」（Accademia Pontiana）同樣並非官方初創。一批公職人員、貴族和教士通常在公共場所——例如在安茹的菲利普的宮殿拱廊下——舉行集會，他們談論語言和文學的方式更偏向風趣幽默，而不是學院派風格。負責為他們作畫的是法學博士安東尼奧·貝卡德里〔Antonio Beccadelli，1394—1471，又名「帕諾米塔魯斯」（Panormita）〕，之前他曾嘗試爭取科西莫·德·美第奇的贊助，後來以失敗告終。1425年，安東尼奧將《赫馬佛洛狄忒斯》（Hermaphroditus，也譯作《赫爾墨斯之子》）獻給佛羅倫斯人，舉世譁然。它呈現的完全是情色內容：醒目勃起的生殖器、圓潤緊緻的臀部以及排泄物是其核心表現主題，所有人都睡在一起。科西莫燒毀了收到的副本，尤金四世以逐出教會的懲罰來威脅讀者。但是，阿方索國王還是提拔了安東尼奧，甚至讓他成為外交政策的設計者。安東尼奧死後，他的門徒喬瓦尼·龐塔諾（Giovanni Pontano，1429—1503）接管了社團的組織工作，該社團遂以他的名字命名，後發展為「龐塔尼亞納學院」。這個翁布里亞人與他的前任一樣，是宮廷權貴、外交官，同時他還是歷史學家、哲學家、占星學家和詩人，他通過將愛情的悲傷比作蟬的命運，為虐戀之苦寫出絕妙詩句，「她的一生都在歌唱中度過，生得喜悅，死得幸福……」
德國城市中的人文圈子也在慢慢形成。這方面，奧格斯堡首開先河。起初，富商議員西格蒙德·高塞布羅特（Sigmund Gossembrot，1417—1493）周圍聚集了一批學者。與路德一樣，他通過旅行來了解義大利的精神世界。紐倫堡緊隨其後。這個南德的帝國直轄市，最早對義大利詩歌和義大利啟發下的古典研究展現出濃厚興趣，並不是偶然的。那裡的商人自中世紀以來就一直與南方保持著密切的貿易合作關係。許多人特地去紐倫堡遊學。曾在埃斯林根和烏爾姆工作、後擔任符騰堡公爵埃伯哈德一世（Eberhard Ⅰ. von Württemberg）的御用醫生的亨利·斯坦豪威爾（Heinrich Steinh?wel，1412—1482/1483），也是帕多瓦大學的學生。他翻譯了薄伽丘的作品和《伊索寓言》，還在其中加上了布拉喬利尼的一些色情故事，由此大獲成功。稍顯莊重一些的《人類生活的鏡子》，是西班牙神學家羅德里戈·桑切斯·德·阿雷瓦洛（Rodrigo Sánchez de Arévalo）的作品，也是被亨利翻譯成德語的。
在埃斯林根，他與瑞士的尼克拉斯·馮·懷爾（Niklas von Wyle，約1415—1479）志同道合，後者在當地的律師事務所謀生。尼克拉斯還是一名畫家。有一次因為無聊，他在埃斯林格檔案館保存的一份文件上勾勒出一張肖像圖，畫中人很可能就是他自己。埃涅阿·西爾維奧·皮科洛米尼曾收到過他的兩幅木版畫，並與他一直保持書信往來。尼克拉斯將這位受過古典修辭訓練的未來教皇視為榜樣，他將埃涅阿的信件付諸印刷，作為最優雅的拉丁文範文努力推介給他的同胞。在1478年的《譯作》中，尼克拉斯想模仿並同時保留拉丁文原著的靈韻，該書包含諸如薄伽丘和彼特拉克的作品、皮科洛米尼《兩個戀人的故事》，以及由布拉喬利尼翻譯的琉善的小說《驢子》（也譯作《盧喀俄斯》），但是刪減了琉善小說中對沉迷性慾的女人與一隻四條腿動物性交場面的敘述。
同時代畫家阿爾布雷希特·馮·艾伯（Albrecht von Eyb，1420—1475）是法蘭克尼亞教區的教士，也是法學家，非常注重幽默，此外他還翻譯了薄伽丘的短篇小說和普勞圖斯的喜劇。與斯坦豪威爾一樣，艾伯在義大利完成大學學業，他後來成為庇護二世的侍從。他對班貝格的讚譽，為德國風格的城市頌歌奠定了基礎。其編撰的《哲學之珠》匯集了針對普通家庭的古典、人文主義和古基督教著作的研究，暢銷一時。1472年，艾伯出版《婚姻小書》，引用很多古典作家的名言，主題涉及不忠、貞操、嫁妝、婚禮和教育，最後向婚姻和婦女表達讚美之情，因此吸引了很多讀者。
路德和高塞布羅特，以及斯坦豪威爾、懷爾、艾伯是古典思想和義大利文化的開路先鋒。此外也不應忘記，在德國城市中，也有很多像奧斯瓦爾德·馮·沃爾肯斯坦的詩歌一樣未受古典思想和義大利精神影響的文學作品。巴伐利亞公爵的顧問、狂熱的騎士史詩收藏家賴歇爾茨豪森的雅各布·皮特里希（Jakob Püterich von Reichertshausen，約1400—1469）挑釁地宣布他喜歡「舊書」，而對於「新書」——他指的是關乎義大利的、古典的、人文主義的一切——「我一刻都不會去關注」。所以很多人，例如皮特里希先生，讀過英雄故事，對宗教演出充滿熱情，被滑稽戲劇逗樂。一位為城市中產階級寫作的詩人邂逅了來自紐倫堡的紅鐵匠漢斯·羅森普利特（Hans Rosenplüt，約1400—1460）。紐倫堡這座北方未來的文藝復興大都市首次以詩人城市的面貌亮相。羅森普利特書寫淫穢情色內容，講述調皮的惡作劇，創作祝酒詞、箴言詩以及狂歡節諷刺滑稽劇。其中一首詩的主題是對故鄉的禮讚，另一首則借用《聖經》中的觀點論證了羅森普利特式的行為——辛苦的體力勞動——是高貴的。同時期的義大利人文主義者波焦、龐塔諾、洛倫佐·波寧孔特里（Lorenzo Bonincontri）論述到尊嚴問題時，認為貴族的美德和成就要優先於血統。
作者的遺著中關於犯罪、骯髒的娼妓之愛、貧窮、衰老和生命脆弱的詩歌，直到20世紀都有人不斷對其進行翻譯和改寫。維庸認為，「一種歡樂，要付出一千種痛苦」。生命頃刻化為烏有，華美轉瞬飄散如煙：「去年的雪在哪裡？」他的詩歌用語經常顯得玩世不恭，充滿了淫穢影射和粗俗比喻，同時其形式局限在疊句詩或敘事詩。儘管如此，它們的光芒還是照亮了文藝復興的另一面：瘦弱邋遢的老嫗，懸在空中被喜鵲和烏鴉啄碎眼眶、隨風飄搖的絞刑犯屍體，以及——聽起來輕鬆一些的——巴黎女性的說話藝術。維庸在我們看來很現代，不是因為他離我們很近——我們不認識他，而且我們通常也不是持刀鬥毆者或入室盜竊犯——更多是因為他能無所顧忌、力量感十足地歌頌某些主題，其中很多也是我們正在面臨的，並且他的創作也常關注那些瑣碎不足道、充滿煙火氣的生命時刻。既非徹頭徹尾的傻瓜，也非賢哲，他是他所在時代的畢爾曼、貝利和布萊希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