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從康斯坦茨到君士坦丁堡

  插圖28：皮薩內洛，《西吉斯蒙德皇帝》（Emperor Sigismund），1432/1433年，維也納，藝術史博物館

  康斯坦茨

  羅馬自1389年起由卜尼法斯九世（Bonifaz Ⅸ）統治，他來自那不勒斯的托馬切利（Tomacelli）家族，糟糕的烏爾班六世只給他留下了一片廢墟。教皇國的大部分地區都隸屬於阿維尼翁，早已落入貴族或不列塔尼人手中。僱傭軍為阿維尼翁教皇克雷芒七世服務。在首都，卜尼法斯面對的是蠢蠢欲動的市民階層。一時間，教皇國的世俗化興起，甚至在法國的查理六世兄弟的統治下建立了「亞德里亞海王國」——這是克雷芒在法國長矛手的幫助下回歸所需的代價。卜尼法斯成功奪回了部分教皇國，並最終在對抗羅馬城市公社中獲得勝利——直到現代之前，公民權利在台伯河畔再沒有發揮過任何作用。不過，卜尼法斯盲目而好戰的政治成本非常昂貴，其經費來源於各種費用、稅收和贖罪券的銷售。於是第一次出現了銀行「經管人」（Depositarius）這一職務，主管籌措資金業務，同時作為回報，要將估計的數額預付給宗座財務院。換句話說，宗座財產管理局獲得了永久性的貸款。誰能夠從中獲利最多，這是顯而易見的。具體來說，主要是來自盧卡和佛羅倫斯的銀行家，例如剛剛提到的喬瓦尼·美第奇，他們占據了西方最賺錢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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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400年，赦免罪惡已不再需要去羅馬朝聖，只要有現金就足夠了。克雷芒六世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他向1350位馬略卡島的居民——相當於整個島的總人數——出售了使他們免遭煉獄大火焚燒的贖罪券，換來大約3萬荷蘭盾。儘管如此，新的聖年裡還是在台伯河畔看到了來自歐洲各地的朝聖者，這也使羅馬教皇收穫了聲望。在羅馬獲得救贖的可能性始終比在羅訥河畔大。這位真正的政治家卜尼法斯倒沒有作為宗教領袖出現，更多的還是他的家族以及支持者。在羅馬居住了近半百個名聲顯赫的教皇托馬切利家族的成員，更不用說與其他家族通過聯姻而形成的龐大的人際網絡了。卜尼法斯的叔叔將自己的親戚在其很小的時候就送去成為無數受俸的神職人員，甚至嘗試建立自己的托馬切利領地。布拉喬利尼曾嘲諷說，這一定是一個巨大的肝臟，才會從它那兒冒出那麼多的「托馬切拉」（tomacella，意為「豬肝香腸」，和「托馬切利」的發音近似）。

  即使是在歐洲最森嚴的等級制中，也可以通過來激活橫向機制和召開宗教會議「救贖」事業。身為那不勒斯的「豬肝香腸」卜尼法斯主教的一員，樞機主教巴爾塔薩·科薩（Baldassare Cossa）就是這個不斷被討論的議題的堅決擁護者。他在兩個人去樓空的會議廳中，看到了舉辦宗教會議的可能。1409年在比薩召開的宗教會議就主要是他的功績。實際上，該會議聚集了至少24位樞機主教和80位主教，廢除了羅馬和阿維尼翁的教皇，並將米蘭的亞歷山大五世選為新教皇。不到一年後，這位教皇就去世了，科薩的目的就算達到了。他現在當選為教皇若望二十三世——在羅馬他仍然被視為純粹的敵對教皇，因此教皇中還有另外一位若望二十三世，而不是若望二十四世。然而，由於在比薩被否決的兩位教皇沒有考慮服從宗教會議的裁決，而且兩人都在世俗王侯中獲得了支持，因此虔誠的西方那時擁有了並不神聖的三位一體作為所謂的統領。這與伊斯蘭的情況似乎差不多。

  這一轉折點，使得匈牙利的西吉斯蒙德以帝國權力的形式予以干預。在尼科波利斯戰役中失利後，他於1411年成為羅馬人的國王，後來加冕為皇帝，捍衛匈牙利使其免遭安茹家族的統治，並贏得了對波士尼亞的至高統治權。在波西米亞，他與哥哥文策爾四世一起統治。儘管西吉斯蒙德是一個揮金如土、精力充沛的狂歡者，但他受過良好的教育，並且在外交方面頗有能力。最後，他被證明是解決教會分裂這一複雜問題的合適人選。整頓教會有充分的理由，因為這是發動十字軍出征，對抗奧斯曼帝國的先決條件，而奧斯曼帝國隨時可能威脅匈牙利。稍施壓力，他就讓若望二十三世履行在比薩達成的協議，並且重新召集一個宗教會議，確定了德意志南部的帝國城市康斯坦茨作為合適的開會地點。1414年11月5日，會議如期召開。

  這次宗教會議獲得成功的關鍵在於西吉斯蒙德設法邀請到了歐洲最重要的各個王國前來共襄盛舉，甚至法國、英國和勃艮第的使節送來了鬥雞。因此，康斯坦茨見證了一場真正的基督教歐洲大閱兵。斯堪地那維亞帝國的參會者來自立陶宛、曾經荒蠻無序的瓦拉幾亞、今天的俄羅斯地區、君士坦丁堡，甚至奧斯曼帝國，成千上萬的人擠在這座小城。旅店老闆、屠夫、麵包師以及妓女在這裡謀生，據說共計不少於1400名。說客們也來了，學者們在附近的修道院中尋找舊手稿。樞機主教紀堯姆·菲拉特（Guillaume Fillastre，1348—1428）將公元1世紀的地理學家龐波尼烏斯·梅拉（Pomponius Mela）撰寫的《世界論》和托勒密對地球的描述各抄錄了一份，然後一併寄給了蘭斯的圖書館，放在了左邊的第13個書架上，在那裡等待著未來它的讀者們。他還將一張在海象皮上繪製的世界大地圖寄往蘭斯，最終到了當時最成功的手稿收集人、時任若望二十三世秘書的波焦·布拉喬利尼的手裡。有人給他錢，讓他在當時還蠻荒的德意志地區四處旅行。在康斯坦茨附近的聖加侖修道院，他發現了維特魯威建築理論的早期副本，西塞羅的演講內容和昆體良的修辭學說。大概是在加洛林時期的知識寶庫富爾達修道院中，他發掘了馬庫斯·馬尼留斯的《占星術》和西利烏斯·伊塔利庫斯（Silius Italicus）的《布匿戰爭》，這是一部講述第二次布匿戰爭的史詩。他最重要的意外發現是盧克萊修的《物性論》，此書是後來人們探尋伊壁鳩魯思想的主要依據。

  宗教會議召開期間，康斯坦茨是歐洲的政治中心。對卡諾薩來說，這是怎樣的風雲突變啊！與君士坦丁大帝時代一樣，世俗權力牢牢抓住了這一機遇，它敦促教會統一和改革，並最終從所有異端中淨化了基督教團體。人們不是根據人頭投票，而是以國家和民族為單位。樞機團也奠定了自己的地位，這終止了義大利神職人員的統治，並彰顯了世俗王冠的權力-政治意義。

  若望二十三世也曾去過康斯坦茨，他希望在那裡被確認為普世教會的唯一負責人，但很顯然——與此同時，1415年的春天來臨了——他的教皇任期阻礙了協議的達成。他與自己的樞機主教保持距離。因此，他利用爭執期間的混亂，偽裝成一個馬夫偷偷溜走。西吉斯蒙德的死敵，哈布斯堡家族的蒂羅爾伯爵腓特烈四世（Friedrich Ⅳ）允諾要保護他，但是兩者都棋差一著。最終宗教會議宣布自己為教會的最高權力機構，置於教皇之上。伯爵發現自己被施予懲罰，並被剝奪法律保護令，最後不得不背棄自己的這個門徒。哈布斯堡家族在施瓦本和阿爾薩斯的對手利用這一時機，以帝國戰爭的名義突襲了伯爵的土地。瑞士聯邦贏得了最多的勝利，當時伯爾尼也保住了阿爾高的西部地區。

  西吉斯蒙德徹底成為宗教會議的統領者。若望二十三世被罷黜，羅馬教皇格里高利十二世（Gregor Ⅻ）則被勸說辭職。身為西吉斯蒙德的對手，阿維尼翁的敵對教皇本篤十三世（Antipope Benedict ），即西班牙人佩德羅·德·盧納（Pedro de Luna）沒有服從命令，卻被頗具人格魅力的傳教士溫琴茲·費雷爾（Vincenz Ferrer）領導的西班牙人背棄。佩德羅·德·盧納始終堅持自己是合法教皇，直到1423年他在阿拉貢的流亡途中去世。若望被囚禁在海德堡，後來美第奇家族用錢將他贖回。他被封為樞機主教，於1419年在佛羅倫斯去世。在洗禮堂中，多納泰羅為他設立了陵墓，科西莫·德·美第奇再次為其埋單。宗教會議推選奧多·科隆納（Oddo Colonna）上任。作為三位教皇的繼任者，此時唯一的教會領袖，他是羅馬最有權勢的家族之一的成員，自稱馬丁五世（Martin Ⅴ，1417—1431）。宗教會議結束後，他起初居住在佛羅倫斯的新聖母瑪利亞修道院。街上的孩子們大聲喊著：「教皇馬丁還不如豆丁。」（Papa Martino non vale un lupino.）這句子還頗為押韻。這位有美第奇家族銀行及其自身龐大家族支持的科隆納教皇，成為教皇國的改革者。漸漸地，法布里亞諾和此前提到的馬薩喬等藝術家也找到了前往台伯河的路。

  恢復教會統一是康斯坦茨宗教會議最重要的成就。然而，教會的改革並未認真地進行。它本應在接下來定期召開的宗教會議展開。相反，反對異端的鬥爭被重視起來。人們被禁止讀威克利夫的書——宗教會議頒布法令，將其遺體挖出並焚燒。然而，1414年，他的追隨者，布拉格神學家揚·胡斯（Jan Hus，約1370—1415）在能夠安全通行的情況下被傳喚。胡斯所教授的內容預見到了宗教改革的許多訴求，他也與威克利夫一起共同維護《聖經》的最高權威。他對於純潔的熱情追求是激進的。他反對聖人、聖像和聖物的崇拜，反對買賣神職和贖罪券。他不認為僅靠聖禮能產生任何效果，而是將其效果與捐助者和受助者的道德行為聯繫在一起。胡斯不認可教皇——《聖經》何處曾有提及？——和等級制度，在他看來只有原始的教會兄弟情才能統治教會。普通民眾，只要是信徒並且思想純正，就可以閱讀《聖經》和公開布道。一位編年史家記述說，胡斯的追隨者只要見到神職人員，就會「像狗一樣」狂吠。在宗教會議上，這位波西米亞人拒絕放棄自己的信仰。他最終以「違背誓言」的罪名，作為「異端領袖」（Haeresiarcha）於1415年7月6日被燒死，骨灰散落在萊茵河上。一年後，他的一位追隨者，來自布拉格的教師希羅尼穆斯（Hieronymus）也被送上了火刑柱。西吉斯蒙德國王是合法還是非法地洗白了雙手，我們不得而知。

  烈火中，胡斯垂死的吶喊激起了人們強烈的抗爭怒火。人們呼籲取締教會的權力和教會財產，不再有教皇，而只留下貧窮的教士，他們唯一的任務是宣講上帝的聖言。該運動的一致要求和象徵是平信徒領受聖杯，這是康斯坦茨宗教會議明確禁止的。其間，還能聽到人們對於國王和地方法官沒有維護「共同利益」的指控。

  1419年夏天在布拉格掀起了胡斯革命運動。胡斯派被剝奪了一些教堂之後，局勢陷入緊張之中。在一個激進的傳教士的煽動下，一群人去了新城的市政廳，要求釋放被拘捕的信徒。最後，一些人衝進了大樓，將市長、議員和市政官員一起扔出了窗外。其中倖存下來的人也被殺死。這次儀式性的行動是一個信號，而後發展為一切群眾運動，是「小人物與大人物的鬥爭，少數人與多數人的鬥爭，光腳者與穿鞋者之間」的鬥爭。對等級制度的批評與權力政治利益結合在一起，其間還夾雜著波西米亞人和德國人之間的古老矛盾。與半個世紀前的梳毛工起義的相似之處是，同樣在布拉格，被排除在行會之外的人們成為起義的酵母。但在佛羅倫斯，宗教元素不見了，而它在波西米亞卻加劇了衝突的殘酷化。

  隨著國王文策爾四世於1419年8月去世，權力出現了真空。在三分之一的帝國城市中，胡斯派抓住了這一機會，這些激進的「被選中者」（Auserw?hlte）相信這個時代將終結。在南波西米亞的一座山上——他們根據基督顯聖之地，將此山命名為「塔波爾」（Tabor）——他們建立了一個城鎮，在那裡過著早期基督教徒的純潔生活，並作為胡斯運動的先鋒，領導了聖戰。因為同仇敵愾，溫和的「餅酒同領派」（Utraquisten）〔或稱作「聖杯派」（Calixtiner）〕很快也加入他們的行列：貴族和城市市民階層要求得到兩者（utraque），即餅和酒。多虧了他們的路障和首次投用的移動野戰炮，胡斯派的軍隊才取得了一場又一場勝利。他們沖向威斯特伐利亞、波羅的海，再深入德意志南部。任何抵制淨化運動的人都遭到了屠殺。

  延遲的改革

  如果要問在教皇國，誰的權威建立在世俗統治之上，而後又因此崩潰的，那就是卜尼法斯九世。在義大利南部和羅馬，統治者是那不勒斯安茹王朝的僱傭兵首領穆齊奧·阿滕多洛·斯福爾扎（Muzio Attendolo Sforza），他以自己士兵的綽號「斯福爾扎」（意為「強者」）自稱。在北部，穆奇奧的對手布拉喬·達·蒙托內（Braccio da Montone）——他是佩魯賈、阿西西和其他城市的領主——也是一位兇殘的僱傭軍領袖。教皇馬丁不得不進行協商：先是讓那不勒斯的女王喬萬娜二世（Johanna Ⅱ）說服阿滕多洛從羅馬撤軍，從而為教皇進入他的城市鋪平了道路，然後又與軍事實力遠超自己的布拉喬結盟。1419年，教皇馬丁（可能是極不情願地）任命布拉喬為教皇代理人，從而使他掠奪而來的權力合法化。作為感謝，布拉喬在1420年鎮壓了博洛尼亞的起義，從而為教皇國保衛了這座城市。同年，教皇馬丁入駐羅馬。

  然而，布拉喬的統治野心並未得到滿足。他向南挺進，在阿布魯佐修建了城堡，贏得了卡普阿和福賈。最後，他開始進軍那不勒斯王國的門戶拉奎拉。在羅馬和那不勒斯，當阿滕多洛率領一支強大的軍隊解救這座城市時，人們都屏息斂聲。然而，決戰並沒有爆發，因為阿滕多洛在試圖過河時溺水身亡。他的私生子弗朗切斯科接管了這支軍隊。1424年6月2日，弗朗切斯科在拉奎拉的城牆下擊敗了布拉喬的部隊。布拉喬本人也受了傷，幾天後死亡。在那不勒斯，統治者是安茹-杜拉佐王朝的喬萬娜二世（或者說更主要是她的情人），而她的親戚安茹的路易三世（Ludwig Ⅲ）逐漸奠定了自己的地位——膝下沒有子嗣的女王收養了他，現在，他似乎才是最有希望繼承那不勒斯的遺產的人。

  對於教皇馬丁來說，那位過於強大的僱傭軍首領之死是件好事。馬丁創立了拉奎拉教區，與遺留下來的佩魯賈城市公社達成共識，建立了有序的行政機構，並著手恢復失去之物。他挑選了一些樞機主教，來助自己一臂之力，其中有曾擔任科隆納及其繼任者的得力外交官的尼科洛·阿爾貝加蒂（Niccolò Albergati）、人文主義者多梅尼科·卡普蘭尼卡（Domenico Capranica）和遊歷廣泛且兼具學識的律師朱利亞諾·塞薩里尼（Giuliano Cesarini）。雖然教皇根據康斯坦茨宗教會議所宣布的教令，在帕維亞召集了一次宗教會議，但該會議事實上已經名存實亡。當由於瘟疫肆虐而不得不改在錫耶納召開宗教會議時，馬丁卻寧願留在羅馬。「宗教會議」對他和他的繼任者來說其實是一個可怕的詞，它意味著橫向機制而不是君主制，這會威脅到特權經濟利益和裙帶關係，從而動搖教皇權力的古老支柱。就在去世前不久，馬丁再次嘗試履行康斯坦茨宗教會議所規定的教令，這次的會議地點選在巴塞爾。這次會議由塞薩里尼領導，但馬丁授予了後者解散這惱人的宗教會議的權力。

  與此同時，「守誡運動」（Observantenbewegung）的開展意味著教會內部出現了改革嘗試的萌芽。該運動試圖喚回對於嚴格遵守規則的重視（它也因此而得名）。康斯坦茨宗教會議以及當時世俗的王公都將此視為自己的職責所在，因而大力推進這次運動。來自義大利各地，以及不久後從阿爾卑斯山以北而來的造訪者蜂擁而至，以敦促僧侶和修女們堅守貧窮、貞操和祈禱。改革後的修道院為人們樹立了榜樣。方濟各會「守規派」的創始人之一，錫耶納的貝納迪諾·德利·阿爾比澤斯基等僧侶將改革的思想帶到了城市。他鼓動群眾，在廣場上吸引了成千上萬的人。他的傳道可能會持續四小時之久，儘管其牙齒已經掉光。他的標誌是一組光芒四射的代表基督的字母縮寫「YHS」，即「人類的救世主耶穌」（Jesus hominum salvator）。演講結束時，他還會呼籲人們捍衛耶穌的尊崇，這樣的成功要歸功於貝納迪諾的演員潛質。他就像是薄伽丘或薩凱蒂，有著托斯卡納的風格，其間不斷用各種笑話為他那推崇節儉的道德湯料添油加醋。但不利的一面是，他像其他同類人一樣，對猶太人、女巫和同性戀者都抱有愚蠢的偏見。之前時不時指控他為異端的官方教會，隨後接納了他，並在禧年1450年加封其為聖徒。

  馬丁的繼任者、肯杜梅的尤金四世（Eugen Ⅳ，1431—1447年在位）宣布，獨立於方濟各會守規派分支的其餘部分，即「住院派」。住院派因而受到保護，得以避開改革的熱潮。尤金，這位威尼斯人，於1431年7月底在巴塞爾如期召開宗教會議，然後計劃在11月解散宗教會議。但是，出乎意料的事情發生了：宗教會議參會者拒絕遵守教皇的訓令。因此，橫向與縱向之間的權力鬥爭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就像德國人和法國人之間的鬥爭那樣，民族身份在偶然中得以鞏固。

  西吉斯蒙德沒有閒著。儘管波西米亞發生了動盪，他還是去義大利挽救了宗教會議。他為爭取義大利北部大國之間的和平而戰，並效忠於教皇。在1433年的聖靈降臨節這天，他從教皇手中接過了皇冠。皇帝亨利七世在義大利之旅中曾經聽到過的懷疑和讚揚之聲，也始終伴隨著這位盧森堡王朝後人的旅程。藝術品作為紀念留給人們：皮薩內洛在費拉拉或曼圖亞描繪了皇帝西吉斯蒙德的肖像（插圖28），而在里米尼的一幅壁畫中，皮耶羅·德拉·弗朗切斯卡賦予聖西吉斯蒙德以盧森堡同名者的特徵。1433年，尤金四世做出讓步，撤銷解散宗教會議的訓諭，然而這件事卻與西吉斯蒙德的外交關係不大——皇帝急忙回到巴塞爾，但很快就感覺自己像是「馬車上的第五個輪子」——與羅馬的複雜性關係不大。尤金四世當選教皇時，他被要求剝奪科隆納家族的部分戰利品，而他的前任（馬丁五世）給科隆納家族帶去了大量好處。這導致了羅馬及其國家的最後一場戰爭，也使尤金陷入了最大的困境。他偽裝成僧侶，藏在一袋龍蒿下，不得不登上櫓艦逃亡。銀行家之城佛羅倫斯接納了他，此後近十年的時間裡，他都離羅馬遠遠的。

  在教皇國，樞機主教使節喬瓦尼·維戴萊斯奇（Giovanni Vitelleschi）——一位像阿爾伯諾茲那樣的戰士，更加野蠻，但在政治舞台上不過是個小丑——開始清理阿爾巴諾山的科隆納巢穴。與此同時，教皇重獲至高無上的頭銜。在東部，奧斯曼帝國重新進攻。1430年，威尼斯的堡壘薩洛尼卡淪陷。隨著絕望不斷增加，拜占庭皇帝幾乎已經被視作只是拜占庭城市的統治者以及臣服於蘇丹的附屬，因此不得不四處尋求援助。在博斯普魯斯海峽，人們做好了要與拉丁教會聯合的準備。趁著拜占庭人的困境，尤金決定一石二鳥：取締巴塞爾宗教會議的權力，自己則以東西方教會統一者的身份載入史冊。其中的決定性舉動是按照拜占庭的意願將宗教會議遷移至義大利的領土。從1437年9月起，會議地點定為費拉拉，後來因為波河流域暴發瘟疫而改為佛羅倫斯。多虧了美第奇家族的銀行，在阿諾河畔為宗教會議籌集資金變得容易起來。

  拜占庭參會的代表團里都是高級官員，拜占庭皇帝約翰八世（John Ⅷ）、都主教基輔的伊西多爾（Isidor von Kiew）和君士坦丁堡的牧首巴希利奧·貝薩利翁（Basilios Bessarion，1403—1472）都在列。樞機主教塞薩里尼發揮了關鍵作用，他對局勢做出正確的評估，並決定支持尤金和費拉拉，反對巴塞爾。拜占庭人不得不承認羅馬的教條，基督因此獲得「聖靈之父」的身份。教皇的至高無上的地位——即便仍然有些含混——也因此被確立起來。1439年7月6日，在布魯內萊斯基剛完工的穹頂下的大教堂中，東西教會聯合的消息被公開，震驚了佛羅倫斯的人們。對於東部的教會來說，這筆交易僅僅意味著一場失敗。神職人員和民眾都沒有接受它，拉丁人也沒有考慮要向奧斯曼帝國屈從並提供軍事援助。巴希利奧拿走了一件羅馬教會樞機主教的紫色長袍。而從拜占庭帶來的近1000份羊皮紙文獻給予了人文主義的古希臘分支以靈感，它們後來被捐贈給了威尼斯的聖馬可圖書館。

  然而，巴塞爾一方仍然固執。儘管他們的事業失敗了，但大多數參加宗教會議的人仍在萊茵河畔堅持不懈。他們本可以取得積極的成果：在會議的間隙，本已顯現了與胡斯派和解的契機。1431年8月，一支十字軍在陶斯附近的失敗就已經預示了妥協的臨近。三年後，談判結果在布拉格達成。餅酒同領派被授予平信徒的聖杯，但依然不被允許布道。激進派的頑固核心拒絕妥協並繼續戰鬥，但他們並非立於不敗。

  血腥的「胡斯戰爭」就此結束。波西米亞變成了一個等級制國家，高級貴族是這場動盪的真正贏家，他們在選舉國王時擁有重要的發言權。天主教神職人員仍然被排除在各階層代表大會之外，一直到17世紀才出台了新的律令：布拉格的第二扇窗楣——1618年，叛亂分子模仿胡斯運動的模式——將引發「三十年戰爭」的災難。但是當出現秩序失控或宗教狂熱分子當權的情況時，人們看清了眼下發生的一切，減少了虔誠的熱情。塔波爾派的遺產由他們的「波西米亞兄弟」接管，他們起初被包容，而後還是遭到了迫害，在東歐中部多樣化的宗教環境中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教會改革仍未完成，在許多人看來，這場改革勢在必行。

  百年戰爭的轉折與結束

  1399年的英國，在面對由金雀花王朝改為蘭開斯特王朝的王朝更替時，橫向機制已顯示出其實力：國王亨利四世是議會恩賜的君主。僅憑議會的裁決就罷黜了理查二世，並使繼任者——其血管里流的貴族血液略為稀少——合法化。儘管如此，蘭開斯特家族的前兩位國王卻被證明是頗有能力的政治家。亨利是一位受過教育且具有語言素養的書籍愛好者，常常與喬叟和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相談甚歡，他知道如何恢復王室的財政狀況。在其兒子的協助下，他鎮壓了叛亂並扼殺了羅拉德派運動，避免了該運動像歐洲大陸上的胡斯運動那樣發展出政治勢頭。

  亨利的戰爭經驗豐富，十幾歲的時候，在一場戰鬥中差點被箭射死。他推行一種平衡政策，將理查二世的遺骨轉移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作為和解的標誌。他是英國第一位使用英語撰寫官方信函的國王。然而，他的野心不是建立一個國家，而是繼承前人的遺志重新征服大陸帝國。當亨利的一支遠征軍到達諾曼的哈弗勒附近時，「無畏者」約翰並沒有插手干預。1415年10月25日，亨利的弓箭手在阿金庫爾摧毀了數量上占優的法軍。諾曼第向英國敞開了。年輕的奧爾良的查理被俘，直到25年後才被釋放。他在這段時間內成長為法國的一位偉大的抒情詩人。

  一本以「一位巴黎市民的記錄」而聞名的日記以獨特的民眾視角描寫了百年戰爭中那些糟糕的日子，其作者寫道：「人們可以看到士兵湧入，卻不知為何。」他講述了「像撒拉遜人[159]那樣」生活的僱傭軍，描述了處決、流行病和物價瘋漲等事，還講述了一些高官的奇聞異事——他們也插手一些混亂的勾當。與匿名者描繪的恐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講述查理六世的妻子，來自巴伐利亞的伊莎貝拉（Isabella von Bayern，約1370—1435）的「宮廷愛情」故事。人們相識於詩歌比賽，比賽由女士和「處女」擔任裁判。騎士求愛堂（Minnehof）[160]也有民眾參加，這裡原本是出於懲戒武士精英的目的而建，伊莎貝拉從中做媒。

  1418年5月底，勃艮第人重新占領了巴黎。阿馬尼亞克的伯納德失敗了，但王太子得以逃脫。彼時，他駐守在布爾日和普瓦捷的宮廷，而他的巴伐利亞母親則與仇敵勃艮第聯手，潛伏在特魯瓦。1419年，在「無畏者」約翰和王太子於巴黎附近舉行會晤時，這位勃艮第人——可能是王太子的授意——被殺掉了。這是對1407年謀殺案的報復，暗殺事件鞏固了勃艮第-英國同盟，使其成為法國致命的威脅。

  來自法國南部的法學家讓·德·泰爾-維梅葉（Jean de Terre-Vermeille，約1370—1430）在為王太子服務期間從事羅馬法工作，他對這場混亂做出了回應。他的《論文》，即三篇論文，起草了一套精確的繼承規則，賦予了王太子作為聯合國王的權力。飽經風霜的法國使其成了「神秘文集」，並因此不朽。他制定的那些永恆不變的基本法，甚至對國王也有約束力。繼承不是根據私法，而是要符合慣例。國王是一位管理者，並不是王冠的所有者或受益人。就像許多試圖尋求國家強盛或至少構建無懈可擊的抽象概念的理論一樣，泰爾維梅葉的綱領誕生於例外狀況之下。

  奧爾良解放後，法國軍隊在這位「少女」的帶領下，為百合花旗贏得了一個接一個的勝利，為查理七世在蘭斯大教堂加冕和塗抹聖膏掃清了道路。然而故事的悲慘結局終結了這個神話。在1431年初對抗貢比涅的敵人時，貞德落入勃艮第人的手中，勃艮第人將她交給了貝德福德公爵以換取一大筆錢。宗教法庭以異端和巫術罪判處這位「英國禍害」以死刑。在魯昂的市場上，她如同胡斯和其他異教徒那樣被燒死，連骨灰都被處理得一乾二淨。當時，那些當權者非常害怕這些聖潔的男女，因為這些人能夠將宗教狂熱變成戰爭般的能量，即使他們已經死去。重新贏回奧爾良和查理的加冕意味著偉大戰爭的轉機。決定性的因素出現在1435年，《阿拉斯和約》打破了勃艮第與英國的聯盟，並逐步將英國人驅逐出境，首先是從法蘭西島和巴黎，然後是諾曼第。他們的最後一次進攻是在1453年，但也以失敗告終。在法國大陸上，他們只剩下加來這塊地方了。「法國母親」贏得了領土國家的輪廓，國家的權力主張超出了王室領地的範圍，其統一在國王身上也得到體現。直至200年後，法國政治家黎塞留樞機主教在一份外交簡報中將「陛下」（Sa Majesté）一詞刪去，並用「法蘭西」（La France）代替。

  在法國，主張為國王爭取權力壟斷的意願變得越發堅定，這也是現代國家的核心。內戰結束後，僱傭軍在阿拉斯被清剿，他們在這個國家裡四處逃竄，最後合併為一支常備軍，其餘的在其幫助下逃至各地。鄰近國家也遭受其苦。比如，在蘇黎世與聯邦其他地區發生衝突時，王太子路易領導下的一支阿馬尼亞克大軍在巴塞爾地區以掠奪方式攻打進來。在比爾斯河上，他們遭遇到了一支有1500個瑞士民兵的隊伍。經過英勇的戰鬥，這支瑞士人組成的隊伍最終被圍困在一家醫務室的花園中，被比他們的人數多20倍的軍隊打到幾乎只剩最後一個人。路易不想再把他昂貴的僱傭軍獻給這樣的對手，因此中斷了此次進軍。比爾斯河上的聖雅各布[164]對於瑞士人來說，就像溫泉關[165]之於希臘人，阿拉莫[166]之於美國人一樣，昔日這些犧牲的人甚至給予了人們勇氣以「精神防禦」去對抗阿道夫·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

  戰爭的最大利益是由「無畏者」約翰的兒子「好人」腓力三世（Philipp der Gute，1419—1467年在位）攫取的。古老的洛塔林吉亞王國似乎已獲重生。在腓力三世統治期間，直到1467年，他的統治權力通過繼承、聯姻以及購買財產，從荷蘭北部勃艮第延伸到林堡、盧森堡、布拉班特和佛蘭德斯，直至皮卡第，還擁有一塊在羅亞爾河和日內瓦湖之間的勃艮第的古老土地。腓力三世從《阿拉斯和約》簽訂起，就擺脫了對法國國王效忠的義務，靠自己和上帝的恩典而統治。只是還缺少一頂王室的王冠，以及北部和南部地區之間的聯繫。

  勃艮第仲夏：現實主義的遊戲

  勃艮第是一個年輕的大國，尋求形式和包裝，不惜一切代價在各種榮耀中展現自己。腓力三世的圖書管理員、書法家和微縮畫家大衛·奧伯特（David Aubert）認為，他的統治者所收藏的豐富的古代經典書籍是這世界上最精美的。對於約翰·赫伊津哈而言，五光十色的勃艮第文化為他提供靈感來描述這一時期，布克哈特在其中則看見了現代性的曙光，他視之為秋天最後的成熟時節，正在鬱鬱蔥蔥的輝煌中逝去。的確，來自半個歐洲的各類影響與新舊事物走到了一起。勃艮第位於歐洲最重要的道路交會處，用加斯頓·魯普內爾（Gaston Roupnel）的話來說，它在吞入吐出方面非常出色。蓬勃的經濟為此提供了各種條件。大約在1450年，勃艮第公爵統治了歐洲一些最富有的城市，其中包括根特和安特衛普，它們即將超過布魯日。

  魯普內爾所說的可以用作曲家紀堯姆·杜法的例子來說明，他晚年是康布雷主教堂的教士會成員。他一生都在宮廷和各種事件中度過，在那裡，他是復調音樂的大師，他與人建立關係，並獲得訂單，賺得不少，最重要的是他不斷地學習。馬拉泰斯塔家族、埃斯特家族[167]和薩伏依家族在博洛尼亞和羅馬的宮廷，在康斯坦茨、佛羅倫斯和巴塞爾的宗教會議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的音樂更加歐洲化，融合了佛蘭德斯、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的影響，並成為後來作曲家的典範。除了吉爾·班舒瓦（Gilles Binchois）之外，他和英國人約翰·鄧斯特布爾（John Dunstable）也都是「好人」腓力三世宮廷管弦樂的成員，後者是法國-佛蘭德斯音樂的重要作曲家之一，其音樂伴隨著整個文藝復興時期。皮耶羅·德·美第奇（Piero de' Medici）稱讚「他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珠寶」。

  公爵加冕典禮和喬遷、宴會和節日、婚禮或葬禮遊行，這些儀式彰顯著勃艮第國家及其秩序，表明它是一個「政治團體」。統治者身穿價值不菲的黑色外衣，其與朝臣同普通人的穿著相區別，向觀眾展示了他們的尊卑。文字、符號和音樂所帶來的奇妙神聖氣息時刻提醒我們，統治權和國家並不是在這個世界上單獨建立起來的。勃艮第的儀式很快就覆蓋了歐洲一半的宮廷，反過來這也反映了法國和西班牙的風情。在儀式原則的最深層面，公爵個人所殘存的神性餘暉閃耀出來。違抗可能會消耗統治者的仁慈——儘管不是生命，就像那些敢於直視東南亞大城府統治者的人一樣。

  娛樂活動繁多，諸如比賽，頗具異國情調的輝煌慶祝，還要相互決鬥以期得到看台上美麗的姑娘的喜歡和青睞。他們讓古老的騎士戰爭演變為歡樂上演的運動項目。那個時代的戰鬥表明騎士戰爭已經失落：未來屬於弓弩、火炮和僱傭軍。騎士文化也在「金羊毛騎士團」等騎士修道會中倖存。它是由「好人」腓力三世創立的，其目的不是遊戲和娛樂，而是出於對上帝的讚美和展現「美好的榮耀和崇高的聲譽」。騎士團胸鏈一躍成為歐洲最負盛名的獎章，它是羊毛形狀的徽章——可能是伊阿宋的羊毛，或者更可能是《聖經》中的基甸（Gideon）的羊毛——成為貴族的標誌。勃艮第公爵先是被任命為騎士團的領主，後來領主權轉移給皇帝和國王。

  勃艮第王朝的紀念碑及其崇高的傳統，一方面是豐富的史學，另一方面則是公爵們的墓地。「大膽的」菲利普（1363—1404年在位）下令，要求加爾都西會修士在第戎外的一塊名為「尚穆爾」（Champmol）的土地上建造一座修道院。這個修會以最嚴格的紀律聞名，僧侶們保證盡職盡責地為創始人的靈魂救贖祈禱。菲利普任命克勞斯·斯勞特（Claus Sluter）作為他的雕塑家，其作品兼具紀念意義和現實意義。斯勞特為加爾都西會修道院創作了一出石質的神秘劇。它的主人公是註定要去髑髏山[168]的先知，他們都是現世的人，他們露出起皺的面孔，帶著嚴肅的表情或平靜的懷疑。這些「送葬者」的表達力——「哭泣著」的憂傷的僧侶們，它們是斯勞特以及其他幾位大師為「大膽的」菲利普和「無畏者」約翰的陵墓打造的——打破了所有常規，還從未有過以如此現實的方式雕刻出豐富的感情。在某些人物中，痛苦的表達是含蓄的，他們掩住了臉。

  在繪畫方面，15世紀30年代也出現了與雕塑類似的現實主義。書籍上色也嘗試了新的樣式。此外——那時候文化潮流從南流向北——錫耶納人的藝術提供了靈感。阿維尼翁，這個西蒙尼·馬蒂尼曾經的創作地點，成為這股潮流中的重要角色。最終的結果令人驚嘆：繪畫中掀起了類似於斯勞特在雕塑領域中帶來的顛覆的革命。曾經常被用來呈現聖徒的金色背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現實中的風景：山巒和寬闊的平原，蜿蜒曲折的道路縱橫交錯，以及遠處的城堡和大海。比如，羅伯特·康平（Robert Campin，約1375—1444）就帶領我們走進中世紀城鎮的街道，邀請我們參觀中產階級的客廳和作坊。在近代藝術史上的第一批人物肖像畫中，有兩幅幾乎完全相同的作品就出自康平之手——它們如今藏於柏林畫廊和馬德里的提森-博內米薩國立博物館。畫中呈現了一個肥胖而高貴的紳士，不具有任何神聖的背景，只是在展示這個人。像斯勞特一樣，揚·凡·艾克（Jan van Eyck，約1390—1441）也是推動藝術領域話語革命取得突破的人之一。對於「臨摹自然」這一繪畫任務，他完成得令人難以置信。這位來自馬斯垂克附近的馬塞克市的人，在畫板上創作出了這世上的一切：例如，根特祭壇上畫的大幅亞當和夏娃裸像，穿著金織錦緞一起合奏的天使、聖人、聖父，以及這片土地上的風景。盧卡商人喬瓦尼·阿爾諾菲尼（Giovanni Arnolfini）的訂婚照使人可以看到15世紀的房間樣貌。後牆上的塗鴉既是畫家的簽名，又是畫家親眼見證這一切的體現——「揚·凡·艾克在這裡1434年」（Johannes de eyck fuit hic 1434）。畫家按原樣描繪事物，甚至讓不真實的事物也變得真實起來。就像康平的肖像一樣，這幅著名的畫作是最早一批呈現世俗主題的畫作之一，代表著一種對世界的征服。此前通過薄伽丘或喬叟的詩歌，以及後來馬基雅維利的政治理論來展示的現實，繪畫也能描繪得出來。

  凡·艾克的作品甚至也令同時代的人著迷。在公共假日開放根特祭壇時，好奇的人們整天都在這個充滿奇觀的小教堂里摩肩接踵地觀覽。皇帝、國王和藝術同行，例如阿爾布雷希特·丟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都對此嘆為觀止。產生如此效果的原因是，揚沒有按當時的慣例用蛋黃作為塗料的黏合劑，而是用油。這樣的方式可以延長處理時間，並使顏色鮮亮，還可以處理微妙的過渡和用精細的筆刷輕添上幾處高光。凡·艾克擅用這項技術，但他不是它的發明者，儘管愛國主義藝術作家希望如此。這項技術其實早已有之。

  從他所處的時代來看，揚·凡·艾克不是現代意義上的「藝術家」，而是一位工匠，正如他本人在自己的一幅畫作上所寫的那樣，他「竭儘自己所能」工作，精益求精。與杜法這樣的音樂家不同，畫家不被視作博雅藝術的大師。相反，他們練習「機械的技藝」（ars mechanicala）或「機械手工藝」（mechanical craftsmanship），連薪水都比作曲家低。「好人」腓力三世明白，像凡·艾克這樣的傑出藝術家，「在藝術和學識上都是出類拔萃的」，早已經擺脫了行會對成員施加的各種束縛。凡·艾克還擔任外交官，從而為統治者服務。公爵資助了凡·艾克的孩子，但礙於尊嚴不肯去他的工作室拜訪這位大師。最重要的是，宮廷使得畫家、雕塑家和建築師能夠自由發展。如果沒有贊助人，那時及以後都幾乎不會有重要的藝術和同樣罕見的優秀科學出現。

  自從1422年以來，北方地區最重要的贊助人之一是尼古拉斯·羅林（Nicolas Rolin，1376—1462），「好人」腓力三世的宰相大臣。他來自勃艮第省的歐坦，最初是在巴黎和第戎當律師。通過巧妙的婚姻，他成了大富翁；宮廷的職務令他獲得了騎士頭銜。他提供了晉升的典範：一名雄心勃勃、果斷而堅定的改革家。冷酷無情的他將聖女貞德交由司法審判。直到他人生的最後幾年，他的影響力才消失。他總有充分的理由來平衡自己與上帝之間的關係，並且非常出色地做到了這一點。羅林在博納修建了自己的「王宮醫院」，羅吉爾·凡·德·韋登（Rogier van der Weyden，1399/1400—1464）為該醫院創作了大型的「最後的審判」。此前，羅林曾委託揚·凡·艾克為歐坦的一座教堂畫聖母像，而他是這裡的主保聖人。可以推斷，他之所以聘請凡·艾克這樣一位在當時首屈一指的大師，是想要以此來提高自己的聲望。但不應忽視的是，即使是那個時代最美麗的藝術品——包括根據對表象細緻入微的觀察而創作的凡·艾克的《大臣羅林的聖母》——都主要是獻祭作品，即好的作品。創辦醫院時，在塵世中一直積極追名逐利的羅林在資助事跡中寫道，這是為了他的救贖，希望通過幸福的交易用塵世之物換取天堂的物品。

  佛蘭德斯人的產品在歐洲廣受追捧，鑲板畫和掛毯常常由頂級大師設計。他們的畫作被視為身份象徵，因此價格不菲。佛蘭德斯的畫家們同音樂人一樣，他們前往南部，因為那裡有潛在的贊助人。有文獻記錄的第一批在義大利居留的人中就有羅吉爾·凡·德·韋登，他於1450年移居羅馬。他深受人文主義者的尊敬，並在埃斯特的侯爵萊昂內洛·埃斯特（Leonello d'Este）那裡獲得了酬金非常可觀的訂單，甚至連跟他同時代的巴托洛梅奧·法齊奧（Bartolomeo Fazio）都認為他的故事值得寫一本小傳記。義大利人對佛蘭德斯人精美的現實主義藝術印象深刻，並向他們討教。他們學會了繪製微型肖像畫以及複製金錦緞，它們自然逼真，似乎都能聽見其沙沙作響。他們用柔和的筆觸描繪模糊的風景，為遠方蒙上藍色霧氣，從而發現了空氣透視法[169]。多梅尼科·基爾蘭達約（Domenico Ghirlandaio）的《牧羊人的禮拜》——為美第奇家族經理弗朗切斯科·薩塞蒂（Francesco Sassetti）墓葬禮拜堂的祭壇所作——受到來自為薩塞蒂的同事托馬索·波爾蒂納里（Tommaso Portinari）創作的畫作的啟發。波爾蒂納里是美第奇家族在布魯日的代表。義大利為基爾蘭達約的畫作貢獻了古老的道具，例如背景中的一道凱旋門，以及用作牛和驢子食槽的大理石石棺。還是這位波爾蒂納里，他委託漢斯·梅姆林——這位布魯日的大師懂得如何畫得逼真——為自己和妻子瑪麗亞·瑪達萊娜·巴倫切利（Maria Maddalena Baroncelli）作肖像畫，這兩幅肖像畫很可能是三聯畫的一部分（附圖8）。

  因此，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是通過交流過程和成千上萬贊助人的資助才得以實現的。藝術家總是循著商人的道路而去，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阿爾諾菲尼和波爾蒂納里，其中一些商人也作為客戶出現。此外，看看這些畫作就可以勾勒出贊助人的景觀，科技和自然科學也在類似的景觀中取得突破。

  義大利的「王車易位」[170]

  1455年前後，一位畫家畫了一幅表情嚴肅的自畫像，完成了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對各種藝術流派的綜合——他就是讓·富蓋，《法國大編年史》的插畫家。他為查理七世的財務大臣艾蒂安·謝瓦利埃（étienne Chevalier）繪製的祭壇畫，在以義大利透視視角描繪的建築背景前向這位客戶呈現了在北方習得的現實主義風格。實際上，富蓋在義大利待了好幾年。在羅馬，他為密涅瓦聖母堂製作了栩栩如生的尤金四世畫像，可惜未保存下來。

  1443年，教皇返回他的城市。樞機主教維戴萊斯奇已經在入口鋪就了血跡斑斑的地面。這座西方教會的首都並不算特別令人印象深刻，在太寬的圍牆內點綴著布滿藤蔓的田野和丘陵。大約有3萬人居住在這座曾經的大城市。根據一位編年史家的說法，由於教皇的缺席，羅馬已成為放牧的場所：「綿羊和奶牛在今天商人的餐桌所在處吃草。」尤金在受朋友奧爾西尼的家族統治下的梵蒂岡宮定居。如遇兇險，他可以從這裡到達一個有頂棚的走廊（passetto di borgo），直達已經裝備好大炮的聖安傑洛城堡中。從現在開始，梵蒂岡將自己確立為彼得繼任者的總部，就在彼得的墓地附近，那是他們統治的基礎。這座城市及其聖髑的神話保留了神奇的力量。不可否認，羅馬現在被認為是教廷的合法處所。巴塞爾反對派的最後一個分支選舉薩伏依公爵阿梅迪奧八世（Amadeus Ⅷ）為敵對教皇，即教皇費利克斯五世（Felix V），但幾乎沒有得到任何人的認可。他於1449年退位。

  一個小型宗教會議在巴塞爾召開，後來遷至洛桑。在此期間，會議出現了分裂，那些還在堅守的教區以及神職人員都被遺棄了。但是，宗教會議還是為巴塞爾未來成為人道主義之都創設了重要的前提。一位足智多謀的僱主看準了這項活動的官僚主義需求，成立了一家造紙廠。他為巴塞爾崛起為擁有歐洲領先的印刷技術的城市奠定了基礎，但是羅馬教會的橫向運動受到了遏制。此時已經決意進行的改革不可能從機構的頂層獲得成功。義大利的政策主要注重的是教皇，而非教會的復興。它無法遏制南部阿拉貢的野心。經過艱苦的戰鬥，阿拉貢的阿方索（1416—1458年在位）在與安茹王朝接班人的鬥爭中獲勝，並被稱為「慷慨者」。尤金四世別無選擇，只能承認事實並為他舉辦授職禮。現在，阿拉貢人憑藉其王冠便聯合了「兩西西里島」王國。此外，阿方索統治了馬略卡島、撒丁島和科西嘉島的大部分地區，並試圖在巴爾幹半島站穩腳跟。他用一座兩層高的大理石凱旋門裝飾了那不勒斯的新城堡，這是為了紀念他於1443年意氣風發地進入這座城市。一大群藝術家和人文主義者湧入了這位崇尚古典的統治者的宮廷，他每年都要為此花費2萬杜卡特金幣。而這個國家各侯爵的努力還沒有被阿方索瓦解。

  在北部地區，威尼斯、佛羅倫斯和米蘭不得不重新相互制衡。在威尼斯，一個主張建立自己的大陸國家的政黨占據上風。基奧賈戰爭表明，像熱那亞這樣的強大對手與內陸領主聯合反對威尼斯共和國時，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同樣，應該防止米蘭重新獲得優勢。吉安·加萊亞佐·維斯孔蒂死後，他的國家陷入權力鬥爭，幾乎喪失了國力長達10年，這給大陸上的勢力帶來了漁翁得利的機會。威尼斯共和國開始征戰各領地，包括維琴察和維羅納，而帕多瓦的卡拉拉氏族被連根拔起。百姓對處決毫不在意地評論道：「一個死人就不會發動戰爭了。」大約在1430年，威尼斯的領土擴展到羅韋雷托和貝加莫。此外，包括格拉多的宗主教區的弗留利和曾經輸給匈牙利的達爾馬提亞城市，都歸於聖馬可的旗幟下。僅有杜布羅夫尼克市共和國還能夠通過外交頭銜維持一定程度的獨立性，無論是面對威尼斯共和國還是蘇丹。

  在米蘭，曾經輝煌的維斯孔蒂家族的統治在15世紀上半葉終結。讓我們來詳細說一下菲利波·馬里亞·維斯孔蒂（Filippo Maria Visconti，1402—1447）吧！他是吉安·加萊亞佐的兒子。僱傭軍首領法西諾·卡訥（Facino Cane）死後，他與卡訥的遺孀比阿特麗斯·迪·騰達（Beatrice di Tenda）結婚，與此同時，卡訥遺留下來的僱傭軍和40萬杜卡特金幣則充當了嫁妝。菲利波的兄長和對手在同一天成為暗殺的受害者這一事實更是錦上添花，儘管這絕非偶然。然而，比阿特麗斯的幸福婚姻只維持了很短的時間。1418年，所謂的通姦罪為菲利波提供了殺死比他大20多歲的妻子的藉口，嫁妝卻留了下來。後來菲利波娶了一個肥胖、暴力、神經質的女人，她是薩伏依公爵阿梅迪奧八世（未來的敵對教皇費利克斯五世）的女兒。與卡訥遺孀的婚姻一樣，孩子缺席了這場政治婚姻。為了性愛，或許也有愛情，一個情婦倒是給公爵的家族生下了後代，生下了具有繼承權的女兒比安卡·瑪麗亞（Bianca Maria）。

  菲利波·維斯孔蒂最初聘用了卡馬尼奧拉的弗朗切斯科·布索內（Francesco Bussone da Carmagnola）作為他的軍隊指揮官。布索內征服了熱那亞，甚至讓久經沙場的瑞士邦聯軍潰不成軍，從而重新獲得了貝林佐納的統治權。然而，由於擔心自己不被信任以及經受不住金錢的誘惑，他轉投威尼斯。於是，拉奎拉的獲勝者弗朗切斯科·斯福爾扎獲得了機會。1425年，他告別了那不勒斯的爭端，而與維斯孔蒂達成了一項僱傭軍合同（condotta），內容是用金錢來組建一支僱傭軍，憑藉這支軍隊他對威尼斯開戰。斯福爾扎是一個政治敏銳且意志堅強的人。儘管經歷了挫折並面對一個詭計多端者眾的世界，他還是贏得了菲利波的信任，菲利波終於將他的私生女比安卡·瑪麗亞送給斯福爾扎作為妻子。布索內就不那麼幸運了。在失敗和猶豫不決的戰爭之後，他使自己在威尼斯背上了叛變的嫌疑，到底是公正的還是被陷害，我們無從知道。在傳統的行刑地點小廣場上的兩根圓柱之間，他於1432年被斬首。另一方面，曾為教皇和佛羅倫斯服務的斯福爾扎在他的岳父1447年去世後，成了米蘭軍隊的指揮官。作為要恢復公共自由的「安布羅斯共和國」的軍隊指揮官，他為了自己的功績繼續與威尼斯進行戰爭。老狐狸科西莫·德·美第奇下注在他身上，這令他如虎添翼。佛羅倫斯的金錢為掌權鋪平了道路。對於阿諾河畔的統治者來說，威尼斯人的擴張似乎比米蘭的威脅更為危險。這導致了聯盟的逆轉。與斯福爾扎一起，佛羅倫斯站對了隊伍。斯福爾扎取得了對威尼斯人的勝利，然後立即將軍隊轉而對付自己的僱主。1450年，他以新統治者的身份移居米蘭。因此，斯福爾扎這位農民出身的士兵的私生子，贏得了義大利最強大國家之一的王位。這是足以令同時代人欽佩不已的童話般的生涯。

  早期現代國家的誕生歷史，就是由那些像羅馬法、公務員這類無聊的事情所組成，但正如讀者會注意到的那樣，它們有時會成為一出舞台劇。不幸的比阿特麗斯，菲利波·馬里亞·維斯孔蒂的這位可憐的妻子，她的命運激發了文森佐·貝利尼（Vincenzo Bellini）創作歌劇的靈感，而不幸的布索內成了作家亞歷山德羅·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1785—1873）筆下悲劇的主角。通過文藝復興時期自相殘殺的戰爭，其向義大利復興運動時期的義大利人展示了他們之所以落入外國統治處境的更深層次的原因。實際上，布索內之類的僱傭軍是早期現代國家的建設者。他們幫助各統治者獲得權力，劃定界限，解決爭端。他們中的許多人都夢想著建立自己的國家，獲得公爵的頭銜，甚至是王冠。一些成功的軍團——比如霍克伍德和斯福爾扎，以及後來的費德里科·達·蒙特費爾特羅（Federico da Montefeltro，1422—1482）——面前都站著一支失敗者大軍。福特布拉奇（Fortebracci）仍然是其中最著名的人之一，而許多其他名字幾乎都不像這個名字那樣知名。許多人的生平將為小說提供素材：例如卡斯特拉卡尼或戰士恩古蘭·德·庫西（Enguerrand de Coucy），他曾在三大洲奮戰卻在安納托利亞布爾薩的騎士監獄裡喪生。

  任何通過不懈奮鬥達至權力頂峰的人都首先需要一樣東西：合法性。皇帝或教皇的一句話足以保護已經贏得的勝利並庇蔭後代。因此，這些話語實際上比金子更重要。吉安·加萊亞佐·維斯孔蒂為他的公爵頭銜支付了相當於一個城市的錢財。新貴們同樣痛苦地懷念著古老的傳統。同時代的詩人和史學家們以時代的風格賦予他們古代的高度。詹南托尼奧·德·潘多尼（Giannantonio de' Pandoni）提供了一個特別滑稽的例子：他把弗朗切斯科·斯福爾扎變成了漢尼拔，又把他的對手尼科洛·皮奇西諾（Niccolò Piccinino）變成漢尼拔的戰勝者大西庇阿。

  人們大可以熱火朝天地去構建未來——過去即使對於最厲害的人來說，也還是會過去，除非他付錢給歷史學家去改變它，甚至弗朗切斯科·斯福爾扎的紋章也是一個大膽的謊言。它在帝國之鷹旁邊展示了維斯孔蒂家族的毒蛇，而實際上，他和他的家人與這蛇毫無關聯。弗朗切斯科還利用科學和藝術來忘記他應得的背叛。帕維亞的維斯孔蒂圖書館是義大利最重要的圖書館之一，得到了他的進一步支持。對米蘭大教堂和帕維亞的加爾都西會修道院，他也繼續加以擴建。就像勃艮第大臣羅林一樣，他通過讓宮廷建築師菲拉雷特建造醫院來積累功德。米蘭人很快將這座紀念性建築物稱為「福利醫院」（Ca'granda）。即使在今天，城市中心陰暗的斯福爾扎城堡仍讓人想起這位白手起家的公爵。城牆那鑽石般的砌面，巨大的圓形塔樓和菲拉雷特設計的塔樓代表著純粹的力量。最重要的是，這座建築想要用共和國的可笑念頭來教導米蘭市民學會服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