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光亮、寒冷和死亡：14世紀
2024-09-26 12:17:19
作者： （德）貝恩德·勒克
16. 義大利序曲
插圖19：喬爾喬·瓦薩里（Giorgio Vasari），《六個托斯卡納的詩人》〔但丁的身邊圍繞著彼特拉克、薄伽丘、圭多·卡瓦爾坎蒂（Guido Cavalcanti）、馬爾西利奧·菲奇諾和克里斯多福羅·蘭迪諾（Cristoforo Landino，1426—1499）〕，約1544年，明尼阿波利斯，藝術設計學院
公證人的出現
文藝復興絕非如1900年前後出現的「復興主義」（Renaissancismus）所認為的那樣，只是由紫色和金色組成的。在藝術作品之外，構成文藝復興的是美術紙、墨水和印刷油墨。因為那些曾經時而美好、時而可悲的現實，早已凝結為枯燥的文字。它現身於早期帕多瓦人文主義者的詩歌和佛羅倫斯的編年史中。它鮮活於熱那亞人的會計帳簿、奧格斯堡人的資產負債表、卷帙浩繁的手稿，以及那些言辭辛辣的辯論小冊子和那些用咖啡棕或金色印刷皮革裝訂的厚重書籍中。沉寂的事務議會在其間必須再次言說。歷史學家須做好他們身為「亡靈巫師」的工作，他們的記述是對那些業已消逝的事件參與者骸骨的最終審判，他們生命的最後殘餘通過某種靈魂移徙轉變為文本。正是這樣一幅誇張的圖景，被維琴察的本韋努托·坎佩薩尼（Benvenuto Campesani，約1250—1323）用在了慶祝卡圖盧斯的詩作手稿被重新發現之時。他稱自己的詩為「描繪維羅納詩人卡圖盧斯復活的詩」。
在14世紀，與古代先哲進行對話的創作不斷增加。古代的元素充斥著該時期的造型藝術，並在建築學中留下了其最初的痕跡。它們是「仿古」風格發展的前兆，並影響了隨後幾個世紀的文化。一個最重要的發展是——首先在義大利——出現了市民階層，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成為文藝復興文化最關鍵的載體。在那之前，哲學和科學話語領域裡重要的參與者幾乎都是教士。大多數新參與者來自市民階層。最先湧現出來的主要是律師。我們剛剛提到的維琴察的坎佩薩尼就是一個例子。他來自一個公證人家庭，其本人也從事這一職業。
這一發展開始於商業革命時期經濟蓬勃發展的義大利北部，而這幾乎不是偶然，因為教士已經不能完全滿足那個時代對於律師的需求。一系列數字顯示出義大利崛起成為一個法治國家是多麼迅速。在12世紀，博洛尼亞有160名公證人在職。與義大利之外的地區相比，這個數字已經很高了——這也是其現代化優勢的證據。1219—1240年，有至少1171人獲得了新的「公證人」（notarii）許可證。幾十年後，這些人成為這個「公證共和國」的主導力量。義大利北部新形成的市民文化，就是經濟擴張及其對專業法律知識的需求所帶來的副產品。與在法蘭克不同的是，這裡的法律制度一直都在抵制教權化，這裡仍然是世俗的孤島。而另一方面，北部的城市文員和公證人使用的術語表明神職人員在其中扮演著主要角色。例如，在德意志北部，人們口中的「城市文員」（clerici civitatis），就是指「城市神職人員」或「城市教士」。在這裡，普通市民也逐漸出現在了社區管理者中，儘管出現得較晚。例如，漢堡在1236年出現了第一位沒有宗教身份的公證人。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中，出現了許多進行文學創作的律師，例如《來自波西米亞的阿克曼》的作者特普爾的約翰內斯（Johannes von Tepl），以及創作了1500多首詩歌的尤斯塔什·德尚（Eustache Deschamps，1354—1404），後者還是第一本法語詩論的作者。其間，對於法學和科學的興趣也在歐洲之外齊頭並進，不斷擴散。例如，伊本·西那在16歲時就已經參加了有關法律糾紛的工作。
隨著貿易和貨幣經濟的發展，閱讀和寫作技藝的傳播越來越廣泛。佛羅倫斯商人喬瓦尼·魯切萊（Giovanni Rucellai，1403—1483）就曾表示，在他的工作中，最重要的輔助便是「可讀的文字和上乘的墨水！」。然而，面向普通大眾的法學最初只滲透到了義大利北部，並不僅僅因為那裡的經濟繁榮產生了這樣的需求——畢竟其他地方也存在這種情況。還有另外兩個條件是：繁榮的城市公社和普遍適用的羅馬法。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它的接受是始於這樣的城市風景之中，即人們需要戴上眼鏡、撥動算盤，從世界萬物始於其中的「0」開始計算。一些學校非常受歡迎，它們可以為普通市民提供那些服務城市公社所需的技能。
教育的商業化意味著一定程度的民主化。拉丁文和一般書面用語越過了修道院和教堂的圍牆。憑藉在修辭學、邏輯學和拉丁語方面所受的訓練這一先決條件，民眾尤其是律師不僅可以繼續擴展羅馬的法律，而且還可以探索遺落的古代文化中的其他領域，即便這僅僅是為了打發時間。出於訓練的目的，他們可能已經在學校讀到了《伊索寓言》、拉丁文版的《伊利亞特》，或是寫作《加東格言集》（Disticha Catonis）——該書源自一位不知名的古代晚期作家的道德教義。創造了查士丁尼語錄那樣宏大內容的人們，究竟還想要些什麼呢？不是所有的都已經被寫過了嗎？同樣是律師，比薩的勃艮第奧在其中一本譯本的題詞中談及了其不可抑制的好奇心：希臘書籍提供了有關天上地下所有事物的物質存在的信息，包含了彗星、閃電和雷鳴在內。這些書解釋了為什麼海水是鹹的，以及更多的內容。1300年前後，佛羅倫斯出現了這樣一群公證員，他們除了翻譯法國詩歌外，還把古代經典如奧維德、塞涅卡或維吉爾的作品轉譯成托斯卡納方言。
許多人文主義者都有律師專業背景。放眼遠方，他們類似中國宋朝的官員，都是受過高等文化培養的政治精英，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其文化的繁榮。義大利人的職業也常常給予他們足夠的自由去學習科學和藝術，外交官和公務員寫下了編年史和詩歌，古代為他們提供了關鍵詞和形式上的範例，包括語法和修辭研究在內的培訓為他們提供了進行這類工作的技能。他們中的一些人嘗試撰寫公證技藝的學術論文，翻譯相關的希臘文甚至是阿拉伯文獻。他們不再僅僅為出身王侯的資助人寫作，還為他們所屬的市民階層中的精英寫作。
為法國文學的傳入奠定基礎的，主要是威尼斯以及與其有廣泛的貿易關係的城市。然而，游吟詩人們的騎士精神理想越發與這個貿易世界格格不入，市民們一邊遭受著貴族仇視、血腥復仇和派系鬥爭之苦，一邊筆耕不輟，進行著書信來往。他們發現了西塞羅的道德準則，並在塞涅卡的寧靜心靈中找到了榜樣。這些文字為面臨困境的人們提供了建議，使其得以去面對命運女神的喜怒無常。開啟這個過程的人是布雷西亞的阿爾貝塔諾。他在其著述里主張和平、正義以及基督教所倡導的市民間的愛，他所講的精神將會在隨後的一個世紀中影響描繪中世紀城市公社政治價值的最著名的繪畫舞台：安布羅吉奧·洛倫澤蒂（Ambrogio Lorenzetti）在錫耶納市政廳上謳歌「好政府」的壁畫。
第一批人文主義者
經由佛羅倫斯人布魯內托·拉蒂尼（Brunetto Latini，1220/1230—1294），阿爾貝塔諾的政治詩歌得以繼承延續。拉蒂尼是佛羅倫斯分裂時期人民政府的執政者，他一次又一次地捲入政治糾紛，最終不得不暫時流亡法國。他將西塞羅的文本翻譯成白話，從而確保了它們的傳播。他筆下的西塞羅不是哲學家，而是政治家和共和自由的捍衛者，拉蒂尼本人也全身心投入其中。因此，通過從古羅馬時期以及自己的經歷中汲取力量，拉蒂尼用自己的騎士故事和英雄讚歌，對游吟詩人和小說家藝術做出了回應。
公民們看著自己的教堂塔樓所產生的自豪感，是早期人文主義的重要前提之一。這種自豪感來自對騎士文化的反對，以及在義大利城市社會中點燃的自殺式派系之爭。它的第一個代表是帕多瓦人洛瓦托·德·洛瓦蒂（Lovato de' Lovati，1240—1309）。與拉蒂尼不同的是，這位公證人和法官延續了「古代詩人的足跡」，主要用拉丁文寫作。他幫助故鄉贏得了尊嚴和榮耀。在一座棄嬰之家的挖掘工作中，他發現了特洛伊城的安忒諾耳（Antenor）的遺骨，後者被視作帕多瓦的李維，是這座城市的建立者。中心的石頂遮蔽著這位童話英雄的石棺，供所有人瞻仰。
自古以來，《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就在向歐洲人民講述著自身的起源。風流雲散的不幸的特洛伊居民總得找個容身之所。如此便可引出連貫的事件鏈條，並可以以此去追溯一切歷史的源頭。正是這樣一種被人文主義者樂此不疲地推廣的模式，為無數的民族和城市找到了它們的開端。例如，安特諾爾就曾在16世紀末被一位波蘭歷史學家安插進他的同胞族譜中。然而，最初版本的《荷馬史詩》在中世紀鼎盛時期並不為人所知，人們知道的只是兩部用拉丁文寫成的古代晚期戰爭故事，它們是所有戰爭的見證者：克里特島的狄克提斯（Dictys Cretensis）的《特洛伊編年史》，以及自稱「勇敢者」（Dares）的作者寫的《特洛伊戰爭史》。但是，帕多瓦的安特諾爾在其中扮演了一個不光彩的角色：他本應該為了和平而戰，卻為圍困者敞開大門。他本人則因為房子被入侵者以豹皮為標記而得以倖存。
洛瓦托，那個可以使《伊利亞特》中的拉丁裔英雄的輝煌都黯然失色的人，是自古代以來最出色的拉丁人之一。「如果他不把《十二銅表法》與九個繆斯混在一起，不把他的注意力從天上的事務轉移到宮廷的喧囂中，」彼特拉克評價說，「他將是我們那個時代的頂尖詩人。」儘管洛瓦托的詩仍然受到法國風格的影響，但是其中的一些文字卻吞吐著古代偉大人物的精氣神，包括當時幾乎被人遺忘的提布魯斯（Tibull）和普羅佩提烏斯。他的許多以古典風格寫就的信件都抒發了個人的想法和感受，例如有一首詩歌描寫自己所患的疾病，歌頌了生命的短暫和重生，指出生命的盡頭是塵世的幸福，而非宗教的慰藉。「看看這地球上，成千上萬的年輕人綻放/不過轉瞬間，黑夜就會將他們吞噬/自然毀掉了它自己的作品，並且悄然無聲地將物質轉變為新的形式。/我們不過是神的玩物，是他們雙手的造物/我們今天已不復昨日/除了享受這幸福的時光，我別無他求/若是沒有甜美的東西，我願甜蜜地死。」
同為帕多瓦人的阿爾貝蒂諾·穆薩托（Albertino Mussato，1261—1329）走在洛瓦托鋪平的道路上，雖然他是私生子又在貧寒的環境中長大，但他還是在家鄉成為備受愛戴的公證人和議員。這位言辭犀利的城市公社自由的捍衛者，卻總是陷入困境。塞涅卡給予他慰藉，穆薩托的主要作品《埃切里尼斯》（Ecerinis）正是受到塞涅卡的影響，描寫了關於維羅納的暴君埃澤利諾·達·羅馬諾和他的家族興衰。穆薩托創作了自古代後的首部悲劇，以及一部允許公民參演的戲劇。他們組建了合唱團，並邀請城市觀眾來品鑑，例如在合唱團歌頌重獲和平之時。這部劇目公開首映之時，帕多瓦幾乎萬人空巷。穆薩托於1315年成為古代之後第一位用桂冠加冕的詩人。十年之後，他的職業生涯達到了頂峰，之後又跌入深淵：占領了帕多瓦的卡拉拉將他流放。在晚年的時候，他似乎深刻感受到了文學繆斯崇拜、神靈崇拜，以及基督教信仰之間所存在的緊張關係。他一再強調，他的心歸屬於上帝。他在流亡期間死於威尼斯的基奧賈。
洛瓦托·德·洛瓦蒂和穆薩托是人文主義的奠基人。「人文主義」這個術語來自19世紀，是近代最重要的思想潮流之一。「人文主義者」（umanista）這個概念在文藝復興時期早已耳熟能詳。18世紀時，這個詞被翻譯為「實踐美麗科學的人」。其中的「美麗科學」，即佛羅倫斯文書長里諾·克魯奇奧·薩魯塔蒂（Lino 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從事的「人文研究」（studia humanitatis）。對他來說，其包括四門自由技藝，即語法、修辭、詩歌和道德哲學，以及歷史學，傳授演講術、文學創作和行為禮儀的人文科學。在其目錄中，邏輯、數學、醫學、法學和神學並沒有得到嚴格的劃分。人文主義者也沒有形成一個群體，儘管許多人通過書信聯繫在一起，也組建了一些地方圈子。最初或許是在帕多瓦的酒吧里，這一點穆薩托曾講到過。有跡象表明，學術話語開始在修道院和大學之外開闢出更多的空間。帕多瓦之所以成為人文主義的發源地，可能與以下事實有關：受諸如埃澤利諾這樣的暴君控制，其他城市幾乎吸引不了任何外國學者。公證人的辦公室和書房仍掌握在當地人的手中，他們主要為城市公社服務。古代傳統的知識與地方愛國主義聯合在一起，並在舊模式基礎上找到了塑造城市生活和政治穩定的方式。早在1250年，古典文學課程似乎就已經在帕多瓦開設起來。
除了市民之外，僧侶和高級牧師也成為早期人文主義者中的新成員。他們中的有些人，例如英諾森七世、尼古拉五世（Nikolaus Ⅴ）和庇護二世，甚至坐上了教皇的寶座。然而，由於人文主義對古希臘羅馬時期的異教持有高漲的熱情，它和基督教之間劍拔弩張的關係從未得到緩和。多明我會的教條主義者喬瓦尼·多米尼奇（Giovanni Dominici，約1356—1419）以他的著作《夜晚貓頭鷹》（Nachteule）抨擊了人文主義研究，並以此參與到這場已經進行了100年之久的爭論中來。他只想要學會研讀包含堅定信仰的古代作品，旨在反對在佛羅倫斯的文法學校中引入異教作品作為讀物。與他同時代的奇諾·里努奇尼（Cino Rinuccini）則嘲諷那些所謂的具有人文主義風格的富庶而時髦的青年（Jeunesse dorée），相較於古代作者，他鄙視被視為「三駕馬車」的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因為他們對異教徒的宗教展現同情。不僅如此，還為了輕鬆的生活而迴避公民義務。然而，對於大多數人而言，同時進行神學和人文研究並沒有什麼矛盾。例如，薩魯塔蒂試圖證明維吉爾的周期性的歷史形象——在他的第四部田園詩中談及了一個黃金時代的回歸——與《聖經》描述一致。著名的早期人文主義者埃爾莫勞·巴巴羅（Ermolao Barbaro，1453/1454—1494）也著手對亞里士多德主義者的哲學基督教化。他曾經寫道，自己承認兩位主宰：基督和學術研究。
那些始終渴求淨化世界的虔誠者，發現了自己的希望在俗世之中的對應物——人文主義。它的目標是普及教育，涉及品位、風俗、宗教和政治價值觀，掌握拉丁語，以及後來的希臘語和希伯來語。它希望憑藉保羅·約阿希姆森（Paul Joachimsen，1867—1930）[132]達成結構與規範。在歐洲近代歷史上，人們第一次出於自己的意願想要維護語言的美感。當時許多人文主義者深信古代詩人作品中呼吸著神性的氣息，對人起到文明開化的作用。諸如拉蒂尼、洛瓦托和穆薩托這類哲學家和愛國主義者站到了人文主義的起點上，其影響力一直貫穿到我們這個時代。毋庸置疑，人文主義要感謝與伊斯蘭文化之間的對話——畢竟它是藉由阿拉伯語文本才得以傳播的。
古典文本為優雅的演講和寫作樹立了標杆，然而人文主義者並沒有止步於藉助批判語言學和單純的闡釋去重塑原始文本。人文主義者創造了儀式——穆薩托的桂冠詩人加冕典禮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並搜羅包含古典體裁的手稿。他們不僅去義大利城市和修道院的檔案館和圖書館，還去了東方，甚至去丹麥和挪威尋找手稿。他們不斷完善自己的風格，撰寫十四行詩、戲劇和歷史作品。總之，他們在處理古代人的遺產上極富創造力。
正如我所提到過的，極少數「人文主義者」看到他們的演講和寫作與神學有明顯的矛盾。然而，希臘批判哲學的興起最終促使人文主義成為具有系統破壞性作用的運動。人文主義為市民階層提供了道德觀，它反思了政治實踐，也為人們提供了更加舒適的生活方式，使人們堅定地投身於世界，去探索其中的奧秘與神奇。知識變得可以被解釋和講授。舊時人文主義者的極大的好奇心開啟了現代的世俗科學。受人文主義影響的藝術家在自然與人類想像中尋求藝術的標準，並構想出了與司各脫所說的「唯此性」〔或「這個性」（Diesheit）〕相適宜的美學。確實，人們越來越多地關注到這一方面。自我照著鏡子，對自己進行思考。或許這並非偶然，以人文主義的開創者形象出現在同時代人的見證中的穆薩托，成了首批出身相對較低，有血有肉，且健康、活潑又舉止得宜的中世紀男人之一。他也是自上古以來第一位慶祝生日的人。彼時，至少在精英階層中，人們對自己的生活更加重視。
本章開頭引用了坎佩薩尼賦予人文主義的關鍵詞：「復興」，意為早已逝去的事物又復歸，同時激發了新的事物。這也構成了「復興」和「重生」的內涵。人們發現自己所處的時代和古代之間存在一條應該被跨過的鴻溝——這條被我們稱作「中世紀」的鴻溝。一種新的偉大的文化時代已經開啟，這種感覺可以由費拉拉的佩斯（Pace von Ferrara）——他也屬於洛瓦托圈子的成員——獻給帕多瓦的主教的一首詩表達出來：「卡莉奧佩（Calliope），別再掩藏自己了！」他呼喚著掌管史詩的繆斯女神，「帶上那樂音甜美的豎琴，用綠葉去編繞一位新詩人的頭髮吧！」
時代之間：神曲
插圖20：《維吉爾》，13世紀初，曼圖亞，聖塞巴斯蒂亞諾宮
與坎佩薩尼同時代的但丁·阿利基耶里（約1265—1321）寫下了他的《喜劇》[133]，後來薄伽丘為它加上了「神」這一定語，使其從字面上就能呈現出古代的意蘊。但丁在穿越地獄和煉獄的路途中，選擇了自古以來備受尊崇的維吉爾作為自己的領導者和保護者；13世紀上半葉，他的故鄉曼圖亞市為這位偉大的古代詩人豎立了雕像（插圖20）。《神曲》中出現了許多著名的人物，有古代的學者、詩人和英雄，一座好似天國的花園為他們提供了庇護。甚至是穆斯林——比如薩拉丁（Saladin）、阿維森納和那位高談闊論的阿威羅伊——也被允許在此駐留。但丁發現自己身處一座高貴的城堡之中，這裡有荷馬、賀拉斯、奧維德和盧坎等傑出人士。他在新鮮嫩綠的草坪上遇到了古希臘羅馬時期早已被極度神化了的男男女女，其中包括愷撒、彭忒西勒亞（Penthesilea）、盧克雷齊亞（Lucrezia）、蘇格拉底、柏拉圖、德謨克利特、赫拉克利特、西塞羅、蓋倫、歐幾里得和托勒密。如此一來，詩人解決了於己、於其他虔誠的基督教徒而言存在的衝突，因為他們遇見這些受人敬仰的大師時，實際也是面對著異教徒。
讀過但丁的《神曲》的人都不會忘記他在其中所描繪的那個幻象：在焚燒異教徒的熊熊火焰的包圍中，法里納塔·德利·烏貝蒂從棺材中站了起來。異教徒從燃燒的棺材中升起，只為向但丁講述他兒子的命運；或是烏戈利諾·德拉·蓋拉爾代斯卡（Ugolino della Gherardesca）的故事，他必須以永遠啃食比薩大主教盧傑利（Ruggieri）顱骨里的肉作為對其死敵的懲罰，因為他在生前被盧傑利扔進一座塔中，飢餓使他瘋狂到吃掉了自己孩子的屍體。此刻，所有的感官都被喚醒。人們會聞到惡臭的排泄物，聽到地獄深處傳出的尖叫和哀號，看到黑色的颶風和在瀝青中烹煮的腐肉。一群怪異的源自古代的怪物被召集起來：大腹便便的刻耳柏洛斯[134]用它那三個喉嚨狂吠；在沙海邊緣潛伏著可怕的吉里昂（Geryon）[135]，它長著人類的腦袋、獅子的爪子和蛇的身體，以便將那勇敢的闖入地獄的人當風箏般玩耍；半人馬將箭對準那些被沸騰的鮮血烹煮的兇手和強盜，而哈耳庇厄[136]則在由自殺者的靈魂變異而來的灌木叢中大快朵頤。但丁在天堂里只為中世紀的一位教皇留了一席之地，那就是虔誠的格里高利一世，他的大多數同事都在地獄裡遭受炙烤。穆罕默德是一位宗教分裂者，他遭受了殘酷的對待——肢解、切割，雙腿之間還晃蕩著掉出的腸子。在地獄的最後一層里，叛徒被從頭到腳冰封在永恆的冰塊中。甚至帕多瓦的安特諾爾——但丁比洛瓦托更熟悉《伊利亞特》——也在這裡服刑。在地獄的最深處，路西法鎮壓了叛徒布魯圖斯、卡修斯和猶大，它的三個爪子，一爪抓一個叛徒。
最後，對但丁來說，這條路又重新通向「東方藍寶石般湛藍」天空下的廣闊天地，通向純淨的山峰，再直升天堂。這位大師級導演再次安排了難忘的場景。他不僅懂得如何展示地獄的殘忍，他也懂得如何展現日出、晨曦等曼妙甜美的風景。在七層煉獄之中，巨石壓在傲慢者的背上，令他們的眼睛只能看向地面。忌妒者被縫上了眼睛，必須摸黑前行。陰影里的淫慾者正在火焰之牆中淨化自己。最後，這位詩人到達了天界。在這裡，尊貴的早逝的女友比阿特麗斯（Beatrice）作為引路人幫助了他，她現在是神學或宗教的象徵。維吉爾因為從未受洗而被天堂排除在外，已離開但丁。在第五重天火星天，身為羅馬人後裔的但丁遇見了他的祖先卡洽圭達（Cacciaguida），還有久遠時代的一些偉大的基督教徒：托馬斯·阿奎那、布拉班特的西格爾、博納文圖拉（Bonaventura，1221—1274）、塞維亞的伊西多爾、彼得·倫巴第和聖伯納德，以及閃著火光的聖徒彼得。柏拉圖的愛欲牽引著他的渴望，「這愛推動著太陽和其他的群星」。最後，但丁到達了神的帝國，在那裡「看變得比我們的言說更為重要」。
同時代人將但丁視為「已死」詩藝的「重新喚醒者」。根據比薩的圭多（Guido da Pisa）的說法，「他喚回了我們對古老詩人的記憶」。《神曲》仿佛一面凹面鏡，顯示了歐洲豐富的知識生活能夠產生的前提條件。這部作品是古代之後歐洲大陸上的第一部世界文學作品，可以說是城市世俗文化的產物。這部用義大利語創作的作品在城市中找到了它的讀者。在博洛尼亞，有人開始為它撰寫評論；在佛羅倫斯，薄伽丘開啟了在公共講座中閱讀《神曲》選段並發表評論的傳統。思想家奧利維曾經在佛羅倫斯的學校任教，布魯內托·拉蒂尼在這裡成為但丁的老師，如果沒有這些學校及老師，那麼這位詩人幾乎不可能創作出這部偉大的作品。或許他還上過大學。正如他曾經說過的那樣，他像一個陌生人，幾乎如一個乞丐一樣，四處流浪和逃亡，走遍了整個國家。此外，他還研究手稿，並與學者交談，在此過程中熟悉了古代神話和哲學，這從他的《神曲》中那上百首的歌曲就能體現。當時在佛羅倫斯頗為流行的法國香頌和小說的藝術痕跡也能從中找到。他決定使用世俗的語言寫作這部跨時代的作品，這對於托斯卡納方言成為義大利標準用語至關重要。
這部《神曲》在當時顯得如此新穎的原因在於，但丁決定將自己納入情節之中，讓「我」帶著恐懼、喜悅和無盡的好奇心登場。他直接對我們說話：讀者，是反覆被提及的對象——如同畫作的觀看者在一個世紀之後成為中心透視的一部分。這部作品成為一部世界性的戲劇，掀起了始於12世紀的復興浪潮。這個時代沒有任何一部其他詩歌能夠同樣有效地將文字極大程度地轉化成時而陰鬱、時而敞亮，讓人感到包羅萬象的圖像。而同時在蘇黎世出現的「馬內塞古抄本」所描繪的世界則與之迥然不同！它充分收集了源自北方和西方的中世紀晚期的詩歌。
人們在佛羅倫斯搜尋但丁的墓地將是徒勞的。這位詩人由於被視為歸爾甫派中的白黨而被迫流放，最後死於拉文納，他的遺體只剩下一包存放在佛羅倫斯國家圖書館並被保存至今的骨屑。佛羅倫斯仍然是但丁的嚮往之地。正是在這裡，他習得了他在《神曲》中使用過的、如今「婦孺皆知」的語言。這是一部但丁用來排解鄉愁的作品，也是他為自己的流放控訴不公的作品。他經常將時代的歷史用各種方式交織進《神曲》之中，其中的不少角色對抗著命運，也因此註定要成為不朽的人物，因為但丁已經將他們推入了他建造的地獄。那個「美麗的義大利」（Italia bella），那個他詠唱著它的「綠油油的草坪」，河流和城市，是故事的背景板。然後他再次哀嘆他的國家已經成為奴隸，成為痛苦的旅館和妓院——像一艘「在暴風雨中穿行的沒有舵手的船隻」。
但丁的皇帝、阿維尼翁的教皇和一位在慕尼黑的流亡者
此時，這位可憐詩人的所有希望都指向了德意志國王亨利七世（1308—1313年在位），他也被稱為「高亨利」「高大的阿里戈」（l'alto Arrigo）。但丁在「天堂」中，在被祝福者的黃玫瑰的包圍之下，為其建造了一個寶座。這個寶座，就如比阿特麗斯所解釋的那樣，是為建立義大利的那個人準備的。在加冕德意志國王的兩年後，這個盧森堡家族的統治者開始進軍義大利，來行使帝國的權力，贏取帝國的皇冠，並像他的前任一樣，大肆搜刮義大利富裕城市的錢財。幾乎沒有哪個統治者能比這個盧森堡人更喜歡義大利的那些從事文學創作的律師。例如，穆薩托就在亨利的軍隊穿越義大利的三年裡，貢獻了一部靈感來自李維、撒路斯提烏斯和蘇頓紐斯等古典作家的史學史。亨利是半個世紀以來第一位越過阿爾卑斯山的德意志國王，據說他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是最後一位宣揚帝國思想的人。但丁寫於1320年的《帝制論》（Monarchia）為其奠定了理論基礎。
就在1302年，羅馬教皇才又重申了相反觀點。在與「美男子」腓力四世就法國神職人員的徵稅問題進行爭執期間，教皇卜尼法斯八世針對這位君主頒布了《一聖教諭》（Unamsanctam）。他的最後一句是：「我們申明，言說，確定並宣布，每個人都必須屈服於羅馬教皇，並且宣告，這絕對是得到救贖的必要條件。」這些言語隨風而逝，儘管後來在1516年，它們成了天主教的普遍教義。它們勉強逃脫了法國的囚禁，於1303年以失敗者的身份謝世。但丁在地獄的第八層為他和他的繼任者克雷芒五世（Clemens V）準備了一支火光閃耀的燃燒管，供買賣聖職者尤其是教皇使用。腓力四世在勝利的讚美聲中趾高氣揚地宣稱他本人現在是國王、教皇和皇帝了。他為此發布了一封文書，卜尼法斯稱之為「你們的極度愚蠢之事」。文書中如此提到，「他們可能知道，我們在世俗事務中是不臣服於任何人的」，「誰要是不這麼認為，我們會以為他愚蠢且瘋狂」。
即使在腓力四世死後，法國也在義大利的政治活動中占有一席之地。亨利七世雖然是一個明智而堅定的統治者，卻未能滿足但丁對他的期望。他建立凌駕於黨派之上的帝國戰略與他的前任奧托三世相同，可使羅馬帝國重獲聲望卻以失敗告終。他深陷於義大利的陰謀集團中，遭到包括當時強大的佛羅倫斯在內的多方反對。另一個敵人稱他企圖與西西里島聯合，重建安茹王朝在那不勒斯的封建統治。亨利好不容易才贏得了帝國的皇冠，只不過1313年他在錫耶納南部的一個村莊裡英年早逝，倒也讓這位盧森堡人免受了更多痛苦的經歷。
義大利在此期間失去了羅馬教廷。原本是波爾多大主教的加斯科涅人克雷芒五世在經過近一年的樞機主教選舉秘密會議後，成為樞機團的法國政黨。在任期間，他居住在法國南部。於1316年當選的他的繼任者若望二十二世（John XXII）也是法國人，他居住在阿維尼翁，此前曾擔任那裡的主教。如同他的前任和繼任者一樣，他也要確保自己的同胞，尤其是他們自己的子嗣，得到樞機主教的帽子。如此一來，便可確保穿紫色袍子中的大多數是法國人。半個多世紀以來，羅馬教皇此時已在羅訥河上一座近似堡壘的宮殿中占有一席之地。畢竟，這裡是一處可以擺脫羅馬貴族氏族勢力控制的地方。在這裡法國王室的影響力是壓倒性的。阿維尼翁最初是一個大約有6000名教徒的小鎮，經過四分之三個世紀的發展，其人口翻了五倍，達到了羅馬的規模。教皇的宮殿吸引了商人、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來自北方的音樂家帶來了新的和弦風格，即「新藝術」（ars nova）。1338年，到訪羅訥河畔的甚至包括一個來自中國的基督徒使者。隨著時間的流逝，約有兩千卷書籍聚集在教皇宮中，該處也成為拉丁中世紀最大的圖書館。
受俸神職人員間的骯髒交易還在繼續，從這裡也能看出，但丁並非無緣無故就將買賣聖職者的地獄變得水深火熱。羅馬教廷對於這筆籌集的資金表現出極其豐富的想像力，它不僅用來獎勵文士，雇用並養活窮人，還維持了宮廷事務的光彩。但要資助宮廷和戰爭，則還另需借貸。聖方濟各會的批評家提醒人勿忘基督的窮困，阿維尼翁方面隨即做出回應，禁止人們將耶穌視作窮人的觀點，認為這種觀點是異端邪說。反對教皇貪慾的抗議也在英國爆發，英國議會採取了措施來應對阿維尼翁的主張。
亨利七世去世後，神聖羅馬帝國再次出現兩個選舉團同時活動，來自哈布斯堡家族的亨利七世的堂兄、「美男子」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Ⅲ der Sch?ne）對陣維特爾斯巴赫的路德維希（1314—1347）。若望二十二世最終誰都沒有認可，但這並沒有改變1322年路德維希在因河畔米爾多夫所取得的勝利。儘管沒有教皇的祝福，維特爾斯巴赫家族卻已經開始參與到義大利的事務中了。教皇以開除這位「巴伐利亞人」——他如此輕蔑地稱呼這位國王——的教籍來回應，從而對其進行封鎖，並褫奪其持有的城市和領土的所有宗教權力。這對其繼任者也同樣適用。如果人們看一看但丁的地獄中充斥著的恐怖，那麼這一措施給同時代人所帶來的影響就可以想見了：地獄向所有生活在這一懲罰陰影下的人們敞開了大門。沒有任何地方可以進行禮拜、洗禮、教堂婚禮或葬禮，教堂的鐘也悄然無聲。巴伐利亞人一生都無法擺脫這一魔咒。但是，教皇甚至對微不足道的過失也發出禁令，使詛咒發酵膨脹，曾經令人恐懼的聲音逐漸降低到僅是令人討厭的小聲嘟噥。但無論如何，路德維希還是回應了米蘭的維斯孔蒂和對皇帝翹首以盼的城市的召喚，前往義大利。那裡的人們期盼得到他的支持，來對抗教皇以及與教皇結盟的那不勒斯國王安茹的羅伯特。1328年，皇帝路德維希在聖彼得大教堂中，接受了被逐出教會的主教和羅馬人民代表的加冕。這是一個史無前例的事件。
反對教皇干涉世俗事務的論點，早在幾年前就被一位來自帕多瓦的醫師馬西利烏斯（Marsilius von Padua，約1290—1342/1343）提出來了。他用亞里士多德的術語撰寫的文章《和平的保衛者》，就是對抗羅馬教皇的鬥爭性文本。同時，馬西利烏斯還為民主理論提供了基礎。他將等級制體現的對於權力的貪婪及其對世俗財產的追求，視為一切分裂與衝突的主要原因。就在四分之一世紀以前，在卜尼法斯八世宣布自己擔任羅馬教皇職務的地方，他打動了人民，成為最高權力的擁有者和立法者。與之類似，他宣布成立神職人員大會，教皇不再是教會的最高權威，世俗和宗教的權力應該進行嚴格劃分。然而，馬西利烏斯尚未將人民視為平等的共同體，而是將其形容為「公民的總和或其更強大的部分」。作為「國家」（civita）的宗旨，在亞里士多德那裡被認為是「美好的生活」。這個表述傳到神職人員的耳朵里定會特別刺耳，對於他們來說僅僅需要滿足日常需求，僅此而已。難怪當馬西利烏斯作為上述著作的作者出名時，他不得不逃離巴黎。如同其他的教皇反對者一樣，他在慕尼黑法庭找到了庇護。其中最著名的是奧卡姆的威廉，他在關於基督的窮困及其會對方濟各會產生的後果的爭論中，表明了自己鮮明的反教皇立場。
在帝國中，路德維希選擇與選帝侯合作。他們與巴伐利亞達成協議，致力於消除教皇對於皇帝選舉的影響。那個時候，維特爾斯巴赫的皇權似乎得以鞏固。巴伐利亞成功地增強了自己的宮廷權力，贏得了布蘭登堡的支持，並通過聯姻加強了維特爾斯巴赫家族和帝國的聯繫，這種聯繫一直延伸到丹麥和荷蘭。崛起的波蘭也被納入維特爾斯巴赫家族的婚姻策略之中。他們首先與來自英國的愛德華三世（Eduard Ⅲ，1327—1377年在位）結盟，然後再是法國，此舉有助於保障其在西方國家獲取的利潤。然而，巴伐利亞深謀遠慮的策略卻破壞了與皇室侯爵們達成的共識。那些用昭示著古代帝國榮耀的金璽詔書所封印的檔案掩蓋了一個事實，即路德維希只是諸侯中的一位，並非愷撒大帝。1346年，他的敵人們推舉了盧森堡王室的查理（Karl von Luxemburg）——波西米亞統治者約翰（Johann）的兒子和繼承人——為與之對立的君王。這並沒有重新引發戰爭，因為路德維希於次年在一次狩獵旅行中因為突發心臟病而臥床不起。查理迅速取得了勝利，在隨後的幾十年中，「巴伐利亞國家集團」宣告破產。哈布斯堡王朝獲得蒂羅爾，布蘭登堡落入盧森堡王朝手中。查理現在擁有強大的宮廷權力，創立了所謂的「霸權王權」。
義大利，這艘但丁的航船，在波濤洶湧的歷史大海里乘風破浪，但仍然距離統一遙遙無期。在其北部，米蘭、威尼斯、佛羅倫斯和教皇國的利益衝突頻發。無論是派系間相互對抗，還是內部鬥爭，都只能依靠熟練的外交、金錢、毒藥和暴力才能存續。許多領主鞏固了自己的勢力，有的是在人民的支持下，有的則違背了人民的意願。「人民的統領」（Capitano del popolo）這一職務為他們中的一些人提供了成為獨立統治者的機會。坎格蘭德一世（Cangrande Ⅰ）的騎馬雕像是一種政治宣言，展示的是維羅納最強大的暴君，這位暴君是但丁的資助者，因而他是但丁「天國」聖歌的首批聽眾。斯卡里傑爾家族的這位石刻英雄面對路人自信滿滿地微笑著，他的身體一側帶有鷹形飾物，昭示著他作為維琴察、布雷西亞、帕爾馬等地的帝國代理和貴族的尊貴身份。鄉紳出身的貢扎加家族，則於1328年成為沼澤和明西奧河保護下的曼圖亞的主人，並統治了三個世紀之久。
但這期間，威尼斯卻不願意對其腹地所發生的權力聚集袖手旁觀。坎格蘭德一世獲得了更多城市，並在波河河口附近的一座城堡中定居下來，如此便越過了紅線。威尼斯通過外交建立了強大的聯盟，並引發了戰爭，使斯卡里傑爾軍團的統治退回維羅納和維琴察。佛羅倫斯以此將自己的影響力擴大到盧卡的城門前，威尼斯保下了特雷維索。由此，朝建立大陸國家邁出了一步。此外，威尼斯共和國擴大了軍火庫，其面積增大了三倍，沒有什麼比這更能清楚地反映威尼斯已經崛起為地中海的世界強國這一事實。它的船隻越過黑海，停泊在賽普勒斯、黎巴嫩和北非的海岸，到達里斯本、倫敦和安特衛普。1340年，它的總督宮殿開始建造，耗費大理石無數。
義大利北部其他新的統治者也相繼獲得了神聖羅馬帝國或羅馬教皇封賜的合法頭銜，是對國家建築來說必不可少的「水泥」。愛沙尼亞人現在被稱為教皇代理。貢扎加儘管有著歸爾甫派取向，依然獲得了皇帝恩典的封號。其他宗族——諸如卡爾皮的皮奧（Pio in Carpi）或弗利的奧德拉夫（Ordelaffi in Forlì）等不太起眼的家族，以及在烏爾比諾地區的蒙特費爾特羅（Montefeltro）等更重要的家族——都慷慨解囊，以便爭取到合法權為他們的權力鍍金。維斯孔蒂在皇帝亨利七世的支持下經過長期的鬥爭終於在米蘭站穩腳跟，並繼續充當著帝國代理。義大利北部的許多城市都與他們訂立了條約，將他們視作和平與秩序的統治者和保證人——往往起初是暫時的，後來漸漸變成了永久的。
世界上最現代化的城市
正當擁有蝮蛇紋章的家族建立起米蘭的國家政體之時，在亞平寧山脈的另一邊，盧卡的主教卡斯特魯喬·卡斯特拉卡尼（Castruccio Castracani，1281—1328）也結束了自己彗星般絢爛的職業生涯。這位僱傭軍首領先後與亨利七世和巴伐利亞的路德維希結盟——後者最終被驅逐出境——使自己成了大半個托斯卡納的統治者。他甚至使一支佛羅倫斯軍隊全軍覆滅。他在故鄉盧卡取得了像帝王一樣的勝利。這位商人的兒子，也成功成為第一位贏得公爵頭銜的僱傭軍首領。路德維希以此作為其進行武器支援的回報。可惜卡斯特魯喬並沒有高興太久，一種造成嚴重發燒的疾病最終奪去了他不到48歲的生命。歸爾甫派的佛羅倫斯人終於可以鬆一口氣。卡斯特魯喬的職業生涯看起來像是一道划過新時代的閃電，它將為縱向發展帶來新的勝利。
佛羅倫斯在托斯卡納發動的戰爭，像威尼斯的戰役一樣，並不是衝著成名或者爭奪權力而去的。這更多的是一場爭奪經濟利益的戰爭：他們想消滅競爭對手，確保銷售市場並向戰敗者徵稅。以絲綢生產而聞名的盧卡似乎也的確值得在1341年發動一場新的戰爭。馬基雅維利斷言說，佛羅倫斯實際虧了錢，它除了不光彩什麼也沒有贏得。然而，盧卡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動盪和不斷變換統治者的時期之後，終於恢復了獨立，成為一個城市公社。
佛羅倫斯經濟的國際媒介是弗羅林金幣。弗羅林金幣出現於1252年，它重約3.5克，價值與此前一直占據著統治地位的一里拉的銀相同；在東方，威尼斯的杜卡托金幣一直是標準貨幣。這種裝飾著百合花和城市守護神約翰肖像的硬幣發展成為中世紀的美元，成為數百年來的穩定支付方式。衝壓這種硬幣所需的原金屬通常要經過長途運輸，先由駱駝商隊從加納運到北非，再從那裡船運到義大利。例如，弗羅林金幣的發行主要用於支付從西西里島運來的糧食或東方的絲綢這樣的奢侈品。佛羅倫斯人已經過渡到可以自己繁殖桑蠶來生產後者的原料，這也證明了他們的企業家精神。而他們最重要的進口商品是羊毛。它們是從北非和伊比利亞半島進口的，並在13世紀末開始從英國進口，在那裡飽經風霜的綿羊們奉獻了尤為優質的羊毛。
紡織品生產是佛羅倫斯經濟中規模最大的產業。它養活了居住在城牆之內的約9萬人中足足三分之一的人口，還為周邊地區的許多紡紗工和制布工提供了就業。羊毛使佛羅倫斯成為中世紀歐洲最重要的經濟中心之一。可以說，佛羅倫斯的文藝復興是羊毛編織而成的。大約在1338年，阿諾河畔的工場每年產出2萬～3萬捆羊毛。織造是一項需要明確分工的工作，需要進行各種各樣的操作，從洗滌和梳理到染色，從而大大推動了資本流動。佛羅倫斯的布料一路從敘利亞賣到了塞維亞。羊毛商人通常不僅提供原材料，而且還出借或用人工勞力交換織機。羊毛織工行會（Arte della lana）和卡利馬拉羊絨商行會，都是這座城市中最強大的行會組織，後者用鋪滿馬賽克的聖喬瓦尼洗禮堂的巨大圓頂來彰顯著它無盡的榮耀。
儘管如此，大量織布工群體的生活卻依舊在溫飽線上下徘徊，有時甚至落入悲慘的情景，他們的手工作業也極容易受到危機的影響。但是，和其他廣泛開展貿易的地方一樣，一些擁有一點資本的佛羅倫斯人也可以通過羊毛和布料貿易獲得躍升的機會。其中一個自14世紀末以來最著名的用羊毛紡織出自己事業的例子就是奧格斯堡人富格爾（Fugger）。因此，紡織業城市以及像佛蘭德斯和英格蘭這樣的羊毛產區，早在中世紀就產生了相對開放的社會，也就不足為奇了。然而，貧富之間的鴻溝也是巨大的。佛羅倫斯最富有的人占有了四分之一的財富，其他地方如巴塞爾，情況也類似。
當時的人們似乎認為，布克哈特口中作為「義大利中的義大利」的佛羅倫斯無處不在。「你們佛羅倫斯人是第五個元素。」教皇卜尼法斯在1300年周年紀念日時，朝一支從阿諾河前來的代表團呼喊道。安茹的查理用佛羅倫斯的錢為爭奪那不勒斯開戰。當佛羅倫斯反對英國的時候，它用錢支持法國；而當佛羅倫斯反對法國時，它又用錢為英國出力。佛羅倫斯定期參加香檳的集市，並在歐洲一半地區都開有分店。一本名為《貿易實踐》（Pratica della mercatura）的書就記述了他們廣闊的視野。此書的作者是商業巨頭巴爾迪家族倫敦分部的經理弗朗切斯科·巴爾杜奇·佩戈洛蒂（Francesco Balducci Pegolotti）。他在其中詳細描述了從頓河沿海的亞速到北京，以及從奇里乞亞海岸到大不里士的路線，並給出了一些實用的建議——比如在穆斯林地區要蓄上鬍子！——並註明了尺寸、重量、價格、產品供應情況等信息。
這個佩戈洛蒂供職的機構，在14世紀上半葉與佩魯濟（Peruzzi）家族周圍的財團一起，並列於佛羅倫斯高級金融企業的前列。巴爾迪和佩魯濟兩大家族在交易和信貸業務中賺得盆滿缽滿，他們將所獲利潤又投資到房屋和土地上——也投入靈魂救贖事業：正是喬托和他的團隊贏得了佩魯濟的青睞，他們獲得了在聖十字教堂為其家庭小教堂粉刷的機會。他們在1308年的營運資金接近15萬里拉。不久之後，巴爾迪家族的財富達到了126.6756萬里拉。這是一筆不菲的數目，比包括美第奇在內的其他佛羅倫斯銀行家賺到的錢都要多，是佛羅倫斯政府年收入的四倍。
但是，在金庫中堆滿金銀財寶的並非只有巴爾迪和佩魯濟兩大家族。佛羅倫斯可能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多的私人財富。更為重要的是，他們的錢投資於城牆之外的房地產，反過來，他們又從城市公社那裡購買自由人，為城市開發儲備人力資源庫。就像投資水果一樣，錢也該在鄉間增加。除了種植穀物外，還會種植需要數十年才能有產出的葡萄和橄欖樹。托斯卡納無與倫比的景觀及其各地分布的農莊，即所謂的「地廣人稀」（case sparse），都是資本主義的傑作。
該城市公社的稅收總收入——絕大部分源自關稅——在1338年達到了30.65萬弗羅林金幣。它足夠修築城牆，鋪設道路，支付從波德斯塔宮的僕人到鳴鐘人和小號手的薪俸，但卻遠不足以發動戰爭。佛羅倫斯借了80萬弗羅林幣來迎戰卡斯特魯喬·卡斯特拉卡尼，災難性的盧卡戰役致使其財政狀況徹底滑入深淵。於是，豪紳巨富們在1342年產生了一個想法，他們想讓一個強人去處理這些事務。這一選擇最終落到了沃爾特·馮·布賴恩（Walter von Brienne，約1304—1356）頭上，他是十字軍的後裔，並且擁有雅典公爵的頭銜。那不過是一種華而不實的尊嚴，因為在此期間，原本屬於他手中的拉丁帝國的殘餘公國也被奪走，轉到了阿拉貢人的手中。顯然人們希望通過任命這位與那不勒斯國王安茹的羅伯特聯姻的僱傭軍領袖為佛羅倫斯的「保護人」，來阻止那不勒斯撤出資金，並把安茹王朝拉攏到佛羅倫斯這一陣營。與羅伯特保持良好關係對於佛羅倫斯的銀行家來說至關重要，他們與羅伯特的財務狀況是唇亡齒寒的關係，並且一直主導著他王國中的糧食貿易。但是，當沃爾特試圖坐定領主（signore）之位時，召喚他的陣營又想讓他永遠消失。「公爵和他的追隨者們雖光榮就義，但人民和佛羅倫斯以及自由的公社卻萬古長青！」這樣的口號響徹街道。這位公爵的人手被削減過半，而沃爾特本人，在上任不到一年，便亡命天涯。豪紳巨富們大勢已去，企圖用政變做最後一搏並扭轉局勢的嘗試失敗了，由行會領導的暴動——羸弱不堪的佛羅倫斯又將其趕走——被掃地出門的他們在新的軍團中被邊緣化。複雜的選舉程序使未來的動盪變為不可能，但這並不能阻止這樣一個事實，即相互窺探監視的舊勢力，藉助他身後的資助者又重新勾結起來，組建了自己的「人民」（popolo）團體。
巴爾迪和佩魯濟兩大家族因他們挑選的沃爾特的政變失敗而隨之沒落。1343年10月，佩魯濟宣布破產，連帶也拖垮了許多其他公司。它的失敗始於10年前。受盧卡戰役災難性的重壓，羅馬教廷開始從佛羅倫斯的銀行撤出其金融業務。但是，這一危機並未動搖佛羅倫斯的貿易地位。規模較小的新公司取代了破產的公司，而佛羅倫斯產的百合仍然暢銷於地球大半個市場。例如，觸角敏銳的弗朗切斯科·達蒂尼（Francesco Datini，約1335—1410）從阿維尼翁開始編織他的商業網絡。他從1350年起就住在那裡，然後從普拉托和佛羅倫斯出發穿過法國南部、西班牙北部和義大利。他經營的品類繁多，其中包括武器、羊毛以及北非的鴕鳥毛和巴黎的皮羊鷹帽。他運來的酒很合薩魯塔蒂的口味。佛羅倫斯人在世界各地遍地開花，關於他們的新聞和逸事從各個角落紛至沓來。14世紀末的商人和編年史家戈羅·達蒂（Goro Dati）——他是當時在佛羅倫斯培養的編年史學家之一——如此評述他們：也許世界上沒有其他城市有如此多的圖景現身於各種記述（ricordance）和回憶中——那些通常保存了幾代人回憶的日記里。它們中許多來自商業書籍，這些書記錄了穀物價格、家譜、家庭事件和生意事務，還有當地大事件和造福後世的作家智慧。其中一位叫作喬瓦尼·魯切萊的就把他的一篇文章命名為「雜集」（Mischmasch）。
與此同時，在佛羅倫斯和義大利的帳房內，運用算盤和印度數字（包括構成百萬的「零」）的方法正在盛行。花拉子密的作品同時也找到了譯者。無數的計算書籍對十進位的勝利而言厥功至偉，其中萊昂納多·斐波那契（Leonardo Fibonacci，1170—1240）的《算盤書》（Liberabaci）最為著名。他的第一章就以「印度的9個數字計數法」開篇：「我們看到，用這9個數字和阿拉伯符號『0』，阿拉伯語將這個數字符號叫作『zephirum』，我們就可以寫出任意一個數字。」它的引言便以此為開篇。萊昂納多得以了解阿拉伯數學的地方大概是在北非的貝賈亞地區，他的父親在那裡工作，是比薩商人的公證人。義大利市民練習使用貨幣和度量衡來思考問題，無論是羅馬數字或印度的阿拉伯數字。博納科爾西集團的合伙人喬瓦尼·維拉尼（1280—1348）提供了一個生動的事例：他是一位精於數字的人，為佛羅倫斯帶來了「現代統計之鄉」這一美譽。後世的人多虧了他才得到了關於那個時代的知識：他的同時代人每天消耗140莫焦[137]穀物，相當於近8.2萬升的體積，每年屠宰4000頭牛和牛犢，再加上3萬頭豬和6萬頭羊和綿羊，更不用說7月通過聖弗雷迪亞諾門運送到城裡的成千上萬的瓜類。
算盤、匯票、金錢和商業——它們和銀行業都是經濟擴張的副產品——在人們頭腦里紮根，人們稱之為「算術思維」，即對數字的熟悉度。這是後來高等數學得以迅速發展的先決條件。貿易商人、銀行家以及律師也為現代科學革命的先決條件做出了貢獻。或許，在佛羅倫斯和其他資本主義溫床中盛行的計算思維也在藝術中留下了印記，例如一些畫作和建築中所展現出的精確比例，以及後來出現的中心透視法。無論如何，來自手工業的資金讓人們得以建造宏偉的建築。自12世紀中葉以來，新聖母瑪利亞教堂就在佛羅倫斯西郊聳立起來。甚至世紀之交前夕，方濟各會的聖十字教堂被建造起來，它很快就成為義大利最重要的宗教場所之一。教堂的牆壁成為壁畫的創作區域，門戶和外牆輔以雕塑裝飾。阿諾爾夫·迪·坎比奧（Arnolfo di Cambio）是省城公證人的兒子，他也在公元1300年之前，就開始建造後來被稱為「舊宮」（即韋奇奧宮）的政府所在地，它是行會權力屹立不倒的豐碑，是公社自由的宣言。他還發起了大教堂的重建，按照委員為決議重塑大教堂「所有可能的輝煌和榮耀」。這一工程是對競爭對手錫耶納的大型大教堂設計項目的回應。金匠和雕塑家安德列亞·皮薩諾（Andrea Pisano）在1330—1336年為佛羅倫斯洗禮堂的南院門扇創作了青銅浮雕，以展現城市守護神施洗者約翰的生平景象，其中人物長袍的設計樣式古樸而典雅。新的雅典城開始形成。
圖像歐洲的開端
喬托是古希臘羅馬時期之後第一位享有盛名的藝術家，圍繞著他的逸事層出不窮。薄伽丘更是盛讚他「可以被視作佛羅倫斯的榮光之一」，並將他作為《十日談》中一個故事的主角。在但丁撰寫《神曲》之時，這位當時在世的男人的名聲已經超過了新繪畫風格的另一位先驅法瑪·契馬布埃（Fama Cimabue）：「彼時皆以西瑪布/為繪畫中大獲全勝者，如今喬托發出吶喊/他的名聲便隨之消退。」喬托的職業生涯貫串於義大利藝術資助者圈子中。他大部分時間都在佛羅倫斯度過，最後幾年他在此接受了建造大教堂的工作，獨立的鐘樓始於他和阿諾夫·迪·坎比奧斯的設計。
幾乎與佛羅倫斯同時，錫耶納也開始了圖像的新時代。杜喬·迪·博寧塞納（Duccio di Buoninsegna，約1255—1318）和學生西蒙尼·馬蒂尼（Simone Martini，約1284—1344）一起，成為這座城市公社的兩位大師，他們也都打破了從切法盧到坎特伯雷統治歐洲的希臘和拜占庭風格。人們在牆壁和木板上看到的圖像必定在同時代人當中引起了轟動。他們習慣了像是被油燈的煙霧熏成的深色圖像或壁畫，看起來龐大而笨拙。新的藝術則將情境放置到真實可信的風景中，在城市和房屋前，天空不再是金色，而變成了藍色，加以雲朵點綴，使之生氣盎然。整個結構因為陰影而獲得了立體感，其中的面孔個性鮮明，富於感情，這樣的轉變始於義大利的城市和宮廷。在阿西西，從13世紀末開始，一群畫家開始為聖方濟各配上全新寫實風格的壁畫。帕多瓦，而非托斯卡納和翁布里亞，一舉成為早期人文主義的第一個首都也絕非偶然——喬托就是在這裡受資助人恩里科·德格里·斯克羅維尼（Enrico degli Scrovegni）的委託而創作了一幅大師之作（附圖5）。在這裡，除了有錢人之外，還有思想開放的普通大眾，他們不僅需要圖像來祈禱，而且還欣賞它們的「美」，並用它們來增加家庭的聲望和提升自己城市的榮耀。
拜占庭的畫家從來沒有像義大利畫家那樣追求過自然主義。他們很少描繪世俗主題，也很少採用屬於異教性質的古典風格中貼近自然的形式。他們的繪畫概念和被描繪物之間有著很緊密的精神聯繫。這是一種柏拉圖意義上的繪畫的原型。瑪利亞的畫像本身就是聖母的遺物，上帝本人也參與了這一神聖事物的創作。畫家所面臨的挑戰始終是使自己儘可能接近原型，「創新」（kainotomia）被視作異端邪說。即使在西方，人們也將從拜占庭進口的聖像尊為古老的神奇物件。例如，有人就認為威尼斯的《帶來勝利的聖母》是聖路加的作品，他是聖母像的第一位肖像畫家。但是，與拜占庭的傳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這裡的繪畫不斷偏離一直延續至今的觀念，將一件作品的獨創性視為其品質的標準。在14世紀的複雜社會中，人們因為聖格里高利一世而開始重視圖像的功能，即用宗教真理去解釋生命中還未可知的事物。
羅傑·培根為此奠定了理論基礎。在1267年完成的《大著作》中，他呼籲對《聖經》進行解釋，以幾何學的方式描繪《聖經》中提到的事物和建築物，並從三維角度對其進行重現。如此一來，人們便可以「用眼睛」進入聖殿或天堂般的耶路撒冷，看到那原本在先知面前才會浮現的景象，以便從感官上認識到《聖經》里那些詞句的更深層含義。那些用以釋經和傳教的手冊，讀起來像是給當時畫家們的指南。他們用繪畫再現了這些語句，面向同一撥聽方濟各會傳道的聽眾。這些「藝術作品」也站到了那些古老而神秘的聖像，以及那些或言說、或流血、或哭泣的圖片旁邊，與之並列。有時，人們甚至用它們取代聖像，比如1311年在錫耶納所發生的那樣。那時候，大教堂里的一幅樸實無華但擁有神奇魔力的瑪利亞聖像——錫耶納人認為是它的魔力為蒙塔佩爾蒂帶來了勝利——就被杜喬畫的《聖母像》（Maestà）所取代。如同伴隨她左右的陪同者們，聖母也面朝著她的信徒們。她的姿態讓人聯想起拜占庭風格美妙畫作中的瑪利亞們。但是，杜喬以透視角度再現了聖母那具有科斯莫蒂裝飾風格[138]的寶座，她本人、天使和聖人都穿著依照現實設計的長袍，而那時慣用的滿是摺痕且用金色凸顯的長袍樣式已被棄用。這項艱巨的工作完成後，市民和神職人員以勝利的姿態將自己城市的女主人畫像護送進了大教堂。商店和作坊全都為此關門休業，鐘聲響徹四方。以前，古老而神奇的聖像被賦予一種榮耀且被崇拜，如今，人們崇拜的是一件具有精妙技藝的手工藝品。
拉丁歐洲的畫家不斷精湛其技藝，他們能夠越來越精確地複製自然中的事物。從這裡，那些征服世俗領域的新繪畫體裁的發展邁出的不過是一小步，其中最早走上這條道路的就有安布羅吉奧·洛倫澤蒂。1337—1340年，他在錫耶納的市政廳就創作了一幅之前已經提到過的關於公共統治理想的畫作，即他的「好政府」（Buon' governo）圖景——在其對面牆上則是「壞政府」的寓言。它們是試圖展示真正的錫耶納及其周圍環境的壁畫，世俗主題還從未像這樣被置於如此重要的位置。
歐洲建築物在很長一段時間都由尖拱和溫佩根樣式[139]占據主導。儘管稍晚於12世紀的文學復興，但不久之後，從雕塑和建築中也可以觀察到對於古典樣式的挪用。卡斯特拉納的大教堂，一個羅馬以北的小地方，於1210年被加蓋了凱旋門樣式的門廊。托斯卡納的「文藝復興開端」（Protorenaissance）的著名例子則是佛羅倫斯的洗禮堂和聖米尼亞托教堂。但是，人們不應該只將目光投向義大利：維拉爾·德·奧內庫爾在1230年前後創作的建築書籍中，就描繪了基於古代小雕像的人物（插圖15）。這位作者可能還熟悉羅馬建築師們的幾何學。
雕像已經越來越多地讓人可以看清個人的面相，以此識別出誰是它的模特。所有這些加在一起構成了我們在哲學、詩歌和宮廷抒情詩中所注意到的新主體性和崇尚古代的痕跡。但是，源於古代的許多主題和生物，例如女海妖和斯芬克斯等怪物，則一直從中世紀延續下來：它們是古代的倖存者，而不是文藝復興時期的見證人。女海妖們，或許還有光神密特拉，它們在蒙雷阿萊修道院迴廊上隨意地與各種基督教母題混雜在一起。如果12世紀的大師們不是以雕塑而是以文字為模型，那麼他們通常會使用熟悉的樣式。因此，戰神馬爾斯在有關烏爾提亞努斯·卡佩拉的「婚禮」的評論中就以騎士的身份出現，而諸神之王朱庇特則打扮得像中世紀的國王。金匠的作品造就了「文藝復興之前的復興」——比如來自列日和科隆的飾物，或蘭斯大教堂的雕像——在那裡，中世紀雕像和古代首次在同一平面相遇了。在義大利，位於錫耶納和比薩的由尼古拉·皮薩諾（Nicola Pisano，1210/1220—1278/1287）所創作的布道壇浮雕就接近新風格。尼古拉可能在普利亞地區長大，他受皇帝腓特烈二世的宮廷影響，對古代持開放態度。腓特烈帝國最著名的建築是水晶八角形的蒙特堡，在南方天空的蔚藍下光芒四射，似乎已經初見文藝復興時期幾何精神的雛形。它到底是狩獵城堡，還是防禦設施或是被驅逐者的避難所，仍然是一個謎。
精神的頂峰漫步：彼特拉克
法國南部，馬洛塞訥，1336年4月26日。這是何其冒險啊！巍峨的旺圖山就聳立在弗蘭齊斯科·彼特拉克（1304—1374）眼前。這位義大利人隱居於普羅旺斯的小鎮，他從那裡出發去登山。他受到李維《羅馬史》中一個段落描述的類似行為的啟發——馬其頓國王腓力五世攀登了色薩利的赫姆斯山。彼特拉克在他的兄弟和兩個僕人的陪伴下啟程，和煦的春光緩解了他旅途的勞累。他從山頂上眺望白雪皚皚的阿爾卑斯山，視線越過羅訥河，一直望向大海。帶著無限的渴望，心中燃燒著「不可熄滅的火焰」，這位徒步者看向他家鄉義大利的方向。碰巧的是，彼特拉克的行李里也裝著奧古斯丁的《懺悔錄》。他打開書 ，第一眼就看見了第一句話，它一下子就削弱了這塵世的歡愉感受：「人們去讚嘆山之高偉，海洋之浩瀚，河之寬闊，海浪之波瀾壯闊和繁星之軌跡，唯獨忘了自己。」彼特拉克開始意識到只有自己的靈魂才值得讚頌。於是他將內心的眼睛看向自己，然後平靜地又重新與同伴們一起往下走向山谷。月亮照亮了他們的路。
我們不知道文學史上這次最著名的登山之旅，是不是如彼特拉克向一位朋友講述的那樣確有其事。但這樣一次僅出於想要一覽風光的登山之旅，據人們所知，在彼特拉克之前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人做過。此前，壯麗風景大多是要拿來征服和開墾的，但對於自然美景的讚美對中世紀來說也並不陌生。例如，人們可以與神話般的凱爾特戰士和詩人菲奧恩·麥克·庫姆海爾（Fionn Mac Cumhaill）一起，漫步在明亮的5月早晨，聆聽夜鶯的歌聲和「夏日之友」布穀鳥的歡啼，或聆聽游吟詩人旺塔杜爾的伯納德（Bernhard von Ventadour）的吟誦——他可以出於自己的歡樂或美好感受而讓草叢染綠，讓花木綻放。彼特拉克文本中的「現代」是他的主觀 視角，反映了他自己的感受，這是依照他所看到的世界全貌而生發的。他將自己的攀登與艱難的朝聖及救贖相提並論，討論了道德的迅速變化，並希望不穩定的思想最終可以轉變為一種善良、真實和持久的思想。攀登高峰是關於一個人一生在路上而永未抵達的生命寓言。
這位弗蘭齊斯科·彼特拉克是何人？他生於托斯卡納的阿雷佐，是一位同樣來自新的市民文化群體的公證人的兒子。他原打算過一種枯燥的律師生活，可最終決定進入阿維尼翁的教廷任職，擔任了一個不太重要的職位，這讓他獲得了神職人員的薪俸，從而確保了他的生計。彼特拉克過著快節奏的生活：我們發現他有時因為一些外交使節的工作而頻繁現身於義大利、法國、佛蘭德斯和布拉班特的各個城市。在列日修道院，他發現了西塞羅對文學教育的讚美作品《為詩人阿基亞斯辯護》，說出了彼特拉克內心想說出的話：「這些論述老少皆宜，它們裝點著那些美好的時光，又在需要時給人以幫助與慰藉。它們總是在那裡，無論我們在家鄉，抑或背井離鄉，它們陪伴我們度過黑夜，伴隨我們同行，與我們同在這片土地上。」孤獨在彼特拉克的作品《歌集》中被讚頌為更受偏愛的生命形式，而它也一次又一次地吸引著他，將他引至阿維尼翁附近的沃克呂茲，他在那裡擁有一棟簡樸的房子。這座村莊因索爾格的藍色泉水而聞名，他在一首詩中寫到它那「清澈、鮮活而甜美的水」，彼特拉克對此心生嚮往。十四行詩的形式起源於腓特烈二世統治下的西西里，它將彼特拉克推至不勝孤獨的至高之處。幾個世紀以來，它鼓勵著人們站在包括莎士比亞、彌爾頓和里爾克在內的一些巨人的肩膀上繼續創作。歐洲還從未出現過可與彼特拉克比肩的作家，他用如此有力的語言來極致地描繪愛情、死亡、自然和孤獨等永恆主題，一次又一次剖析飽受折磨的自我。人們必須往回追溯，追溯到卡圖盧斯最著名的那首詩：「我又恨又愛，你也許會問我為何如此。不知道，我這樣感覺，受著煎熬。」
彼特拉克可能在人群熙攘的那不勒斯找到了甜蜜的悲傷的對立面，在那裡他得到了安茹的羅伯特——一位「高瞻遠矚的善良的西西里國王」——的資助。這位飽讀詩書的統治者的宮廷吸引了許多才華橫溢的人。羅伯特已經招攬了喬托和雕塑家蒂諾·達·卡馬伊諾（Tino da Camaino），後來的薄伽丘也來到這座維蘇威火山下的城市。薄伽丘的父親是巴爾迪家族企業在那不勒斯的代理人。彼特拉克在新堡中獲得不少讚譽：1341年復活節那天，他的國王在羅馬國會大廈為他加冕桂冠詩人。彼特拉克在這一次的演講中展現了其作為詩人和學者的自我形象，表達了他希望復興古典傳統的願望。他無意造成神學上的分裂——卻一再允許自己呼籲哲學家反對那個時代的哲學——而更確切地說是以維吉爾和西塞羅的詩歌為榜樣創作頗具政治色彩的詩歌。他並非不虔誠——他將詩人的桂冠放在聖彼得祭壇前。他將自己的作品視作為了實現義大利的文化復興。他想捍衛羅馬的名譽，也想為自己揚名。他呼籲羅馬人要最終為他們的自由而戰。他像曾經的拉瓦爾丁的希爾德伯特那樣，站到了帝國的廢墟前。他收集古董硬幣，並成功地搜集到許多舊手稿。為了取代他認為難以閱讀的、被他咒罵為「是為了讓人沒法閱讀而發明的」「哥德式」字體，他使用「加洛林式」字體書寫。它對他來說似乎更實用，也更美。他是否因為這種字體被視作古典樣式才對其另眼相看，就不得而知了，倒也並非沒有這個可能。
與他之前的但丁和他之後的馬基雅維利一樣，他用書寫來與自己祖國的動盪相抗衡，但同樣無功而返。沒有哪位與他同一時代的人能如此清楚地表明，激發一種反對可悲的政治現實的愛國主義，也能對古典研究產生影響。偉大的過去表明了義大利在過往的可能性，以及它未來的走向。彼特拉克曾經對他的義大利發表講話說：「它是被上帝惦念和愛護的國家……是我最親愛的母親，也是這世界的榮耀！」
在佛羅倫斯，他遇到了薄伽丘，兩人還互通信件。他的兩部主要作品是他在米蘭逗留的很長一段時間寫成的，他在那裡得到了已經躍升為義大利北部最強大的維斯孔蒂家族的資助：創作了《勝利》——愛情、死亡、永恆和榮耀再次成為他的創作主題——和《幸運與背運的救治》，一種關於人生浮沉的道德哲學話語的作品。許多他所寫的作品都未完成，其中包括偉大的羅馬人和聖經英雄以及赫拉克勒斯的傳記集。他寫的那些風格上往往堪稱藝術珍品的信件，不僅寫給他的同時代人，而且還寫給西塞羅、賀拉斯或荷馬等偉大的思想家。因此，他也被視作發現了書信這一文學體裁。他的作品傳播迅速，其影響力在16世紀下半葉甚至到達了墨西哥：當時，托馬斯·德·普拉扎（Tomás de Plaza）在自己家的接待室內畫上了壁畫，而其描繪的劇情就是彼特拉克的《勝利》（插圖21）。
插圖21：《時代的勝利》，16世紀中後期，普埃布拉（墨西哥），院長之家
彼特拉克是不是第一位現代詩人的問題，如同問但丁是不是中世紀的末代詩人一樣，尚無定論，但他們都是話語革命的主角，並且兩人的作品都代表著創造力的正式爆發（但丁在這一點上稍遜一籌，而彼特拉克則表現得更為明顯），都點燃了以古典為榜樣的熱忱。彼特拉克稱柏拉圖為「哲學之王」，並將他置於亞里士多德之前。彼特拉克筆下的女性形象與但丁《神曲》的形象截然不同：比阿特麗斯在她的歌中沉迷於純粹的神學，彼特拉克的蘿拉——1327年他在教堂邂逅的一位美麗女子——明眸善睞，金色的捲髮在風中飄逸。蘿拉是他生活中未實現的愛情和他詩歌創作的繆斯女神，她或許是虛構的文學人物，卻是如卡圖盧斯筆下的萊斯比亞一樣美麗的文學人物，比空靈的比阿特麗斯更加真實。當然，瞻仰上帝才是彼特拉克和但丁所要追求的目標。後者以具有前無古人的創造力的詩意視野實現了這一目標，而前者則在自己孤獨的書籍世界裡，在偏遠的村莊和一座真正的山峰，也就是那座旺圖山上找到了它。
如果以這兩位主要詩人之間的差異為坐標來界定中世紀與文藝復興之間的界線，那這界線將是極細微的。彼特拉克與他這位更為年長的同行在自我懷疑上區分最為明顯，這在文藝復興早期的肖像畫中可以看出一二。他比但丁更願意面向這個世界。他積極地徘徊在法國和歐洲。他對古代的興趣也更為明顯，這也幫助他在維羅納發現了西塞羅寫給阿提庫斯（Atticus）的信。而但丁究竟對於古代有多親近的感受，關於這一點尚持開放態度。在《神曲》中，來自各個世紀的英雄和惡棍四處遊蕩。天國里沒有時間，沒有過去，只有現在。而彼特拉克與之相反，表現出了敏銳的歷史意識。他把自己的時代看作「黑暗時代」（tenebrae），區別於作為歷史標杆的古羅馬的輝煌年代。被加冕桂冠詩人時，彼特拉克在寫給自己的贊助人樞機主教喬瓦尼·科隆納的信中，展現了一種碎片化的考古：他從戴克里先浴場的穹頂中享受到健康的空氣、視野和寧靜。「當我們沿著廢墟之城的城牆步行或坐下時，我們似乎分成了兩派，廢墟的瓦礫碎片就擺在我們眼前。我們的談話經常轉向我們似乎散落其中的歷史，以至你似乎更讚賞新的故事，而我則偏愛古老的故事。那些發生在基督的名字受到羅馬的追捧以至被皇帝尊崇之前的事件，都變作古老的故事，而新的故事則是由自那以後一直到當下所發生的事件組成。」彼特拉克希望復甦的來臨。他未完成的《非洲》是一部以第二次布匿戰爭為背景的英雄史詩，它以對美好未來的展望作為結尾：「我的命運是生活在多重和混亂的風暴中。但是對於你來說，也許，按我的希望和願望，如果你生活在我之後久遠的未來的話，那麼美好的時光將會隨之而來。遺忘的沉睡不會永遠持續下去。黑暗終將被打破，我們的後代將可以重返從前純粹的榮光。」他以這些句子昭示了歷史的三分法劃分，即分為古代、中古「時期」（medium tempus，即一個足夠長的卻缺乏公平正義的「黑暗」中段時期），以及新的時代。彼特拉克之後的下一世紀也應算作這一時期之內。然而，彼特拉克的希望指向的卻是更加遙遠的未來，而當下於他只是憂鬱。「勝利逃離，片刻不停/死亡在迫近/現在的，過去的，/以及將來的，都是威脅我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