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新視野，新事物

  插圖17：工作中的造紙工人，法布里亞諾（Fabriano）的還願畫《卡泰》（Cartai）（局部），1599年，法布里亞諾，卡泰的比薩大學（Pia Università dei Cartai）

  個體性與自由

  「在中世紀，意識的兩個方面——朝向外部世界和朝向個體內在——躺在同一副面紗之下，時而入夢，時而清醒。這副面紗是由信仰、幼稚的偏見和妄想編織而成；透過它向外望去，世界和歷史仿佛染上一層奇妙的色彩，而人看待自己時，只看到了種族、民族、政黨、團體、家庭或其集體形式。這面紗在義大利最早被揭下；由此，人們才開始對國家乃至世上所有的事物有了客觀的觀察和商討；此外，主觀的東西也得到大規模躍升；人變為精神上的個體並確認了自身的個體性。」這段話源自雅各布·布克哈特的《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化》，一直被反覆引用，所描寫的這個時期似乎是一個啟蒙階段。這一節選聽起來確實很像康德的風格，類似於他對那場運動的著名定義，即「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

  個體在文藝復興時期誕生，這一激進的論斷至今仍是研究的重點。可以肯定的是，「個體的跡象」自12世紀以來一直越發清晰，比布克哈特所認為的起始要早很多：不僅是因為人們越來越把對自我的思慮看作通往上帝的重要路徑，一直以來都有這種情況存在；而且世俗文學中對於個體、個體情感和個體破裂的反映也變得越發明顯。和《玫瑰傳奇》的作者一樣，瓦爾特·馮·德·福格爾魏德時不時會以「我」出現在敘述中。古代激發著人們，拉丁語已將言語備好。科維修道院院長維巴爾德（Wibald，1098—1158）是一位文化人，他命人在修道院大門上方刻上了希臘語的「認識你自己」，他明知這是「阿波羅神廟中的異教格言」。阿貝拉爾曾寫過一篇同名論文，他的生平和受難歷程是中世紀最早的自傳書寫之一。埃洛伊茲（Helo?se）[123]在信中回憶說，她曾依偎在這位思想大家的臂彎中，品嘗過妙不可言的性，這些內容可能泄露了一些私人經歷。

  對奧古斯丁來說，自由意志籠罩在全能全知的上帝的陰影之下，幾乎不可能實現，但現在卻有人為它辯護。其中兩位辯護人就是托馬斯·阿奎那和大阿爾伯特，阿爾伯特認為人憑藉個體的才智能夠獲得認識，因此也具備了讓自己成神的能力。羅傑·培根是這場共相爭議中的一位鬥士，他強調個體尊嚴（dignitas Individui）：個體超越世間一切共相。在日常生活中，在獲取食物、衣服等一切必需品的過程中，我們終究是在找尋個體，共相最後將失去幫助作用。上帝為個體創造了世界，而非為人類。擁有優先權的是個體，而不是人這個種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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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觀點帶來的後果是，人與具體的世間存在也就是說與此岸的關係更有價值。方濟各會的約翰·鄧斯·司各脫（John Duns Scotus，約1266—1304）創造了一個新概念：「此性」（haecceitas）[124]。他藉此為方濟各會在世間的效用提供了神學基礎。略比他年長的弗萊堡的迪特里希（Dietrich von Freiberg，約1245—1320）是多明我會修士，也認為人就是實際的世界締造者。畢竟，是人類的智慧為現實奠基。人解釋了世界的合理性，並根據亞里士多德的範疇為世界劃分出各種概念，人創造世界。

  個體價值得到提升，在此岸之存在也獲得全新意義，這還導致了另一個結果，即個體在國家中享有越來越多的自由和權利，即便在面對統治者時也一樣。羅馬共和國為此提供了支撐。神學家索爾茲伯里的約翰（John von Salisbury，1115—約1180）受西塞羅啟發，也就國家理論撰寫了《論政府原理》一書，他認為是否加入某個集體是個體的選擇。若統治者破壞法律、公平和集體基本秩序，那麼人們可以誅殺暴君。在約翰看來，「當思想發生碰撞時」，人們可以自由地提出質疑和懷疑，也擁有理性思考的自由，這些都是人權。統治者若能容忍他人的意見，給予人們自由，對他本人也有益處。「只有那些像奴隸一樣生活的人才會不喜歡自由。」

  「自由」，這個有魔力的詞在《論政府原理》中出現的頻率遠遠超過在12世紀的其他著作中。這本書是奧卡姆的威廉（William von Ockham，約1288—1347）的《對話集》的前奏，如人們所言，《對話集》承載著「自由的激情」。其中寫道：「如果所有人都成為皇帝的奴隸，那麼人類的尊嚴就會受損。」與之相應的，奧卡姆向教會的脅迫性力量說不。上帝既是神職人員的上帝，也是平信徒的上帝，信仰的真理存在於每個個體的心中。奧卡姆的觀點讓人類在意志上也獲得完全的自由——甚至是那些拒絕上帝的人。

  個體性在各地呈現一片燎原之勢。越來越多的人給自己定下綽號，並更準確地將自己定義為主體。藝術家出現在自己的作品中，還會簽上自己的大名。「我的字啊，你告訴他們我是誰！」坎特伯雷的修士埃德溫（Eadwine）在1150年前後讓自己的作品為自己代言，並展示了工作時的自己。12世紀下半葉，兩位復調音樂作曲家萊昂寧（Léonin）和佩羅廷（Pérotin）首次將名字留在樂譜中。雕刻家為現實中的個體創作雕像，例如「無地王」約翰在伍斯特大教堂的棺槨上就有他本人的雕像，或者羅馬卡比托利歐博物館中那尊坐像就是以安茹的查理（Karl von Anjou）為原型，他是聖路易的兄弟，身著羅馬元老長袍，神情肅穆。

  霍亨斯陶芬王朝覆滅後的義大利

  堅硬的大理石雕像正印證了史料記載，即查理是一個冷酷的統治者。霍亨斯陶芬家族的最後兩任君主曼弗雷德和康拉丁（Konradin）眼見大勢已去卻無力回天，查理最終加冕稱王。1266年，曼弗雷德在貝內文托成為查理的手下敗將，甚至命殞當場；兩年後，康拉丁在塔格里亞科佐的激戰中潰不成軍，並在那不勒斯的集市廣場被梟首示眾。有教皇烏爾班四世（Urban Ⅳ）做後盾，查理占領了這個義大利南部的王國。不過，1282年當地就爆發了起義，後來以「西西里人晚禱」聞名於世。為反抗查理政權，民眾迎接西班牙的阿拉貢人登島，而查理則撤回到大陸上。他曾計劃建立一個以西西里島為中心，甚至包含拜占庭在內的大型地中海帝國，這位「漢尼拔」（Hannibal）也曾為之奮鬥的宏偉目標已然落空。拜占庭支持安茹之敵的叛亂，肯定沒有作壁上觀。西西里王國如今與加泰隆尼亞的港口城市結為同盟，在與普羅旺斯的競爭中更占上風。這次起義發源於巴勒莫和科里昂，這兩地曾短暫地享有極大的自由，連中部和北部城邦都羨慕不已。那些「自由」城市與南部這些「受壓迫」的城市之間有多大差距，最清晰的對比就是，城市編年史在義大利其他城邦盛行已久，而在梅佐吉奧諾找不到一本。

  「兩西西里王國」的悠久歷史隨著「晚禱」拉開序幕。從此，墨西拿海峽讓兩個同名的貧困王國遙遙相望。只有那不勒斯地區及其宮廷參與了義大利所經歷的文化發展；而霍亨斯陶芬的權力基地和財政來源普利亞大區以及其他廣袤土地統統落入高等貴族之手。安茹王朝並未喪失對義大利的掌控，還數次奪取王位。義大利南部的梅佐吉奧諾卻在歷史中遁形，幾乎不會再被提及。它成為西班牙的外省，西班牙從這裡獲取糧食和木材，榨取稅收，也招募士兵。這裡的城市從前聽令於諾曼和霍亨斯陶芬，如今不得不向安茹和阿拉貢俯首稱臣。貿易基本上由外族人把持。

  在西班牙，收復失地的征途還在延伸。葡萄牙已經抵達阿爾加威海岸。時任國王狄奧尼修斯（Dionysius，1279—1325年在位）以大力發展農業而聞名，人稱「農民國王」，他帶領葡萄牙進入黃金時代。在此期間，科英布拉大學成立，辛特拉漸漸有了人氣，最重要的是艦隊的成立。1336年，葡萄牙的船隊在加那利群島登陸。自1309年起，大陸最南端的直布羅陀就歸卡斯蒂利亞所有。「智者」阿方索的探險隊已經揚帆啟程，向北非進軍。在曾經的摩爾人之地，唯一倖存的只有格拉納達的奈斯爾酋長國，它現在是卡斯蒂利亞的附庸國。在地中海以西，阿拉貢征服了比薩所轄的撒丁島，而熱那亞占領了科西嘉島。這個海洋共和國正邁向權力之巔，回想帝國時代，剩下的唯有比薩。在環繞著大教堂的「奇蹟廣場」上，白色的大理石建築熠熠生輝，自十字軍東征以來累積的貿易利潤在大教堂里堆積如山。熱那亞人在整個地中海地區、在君士坦丁堡和克里米亞半島都已經設立了基地。他們在安納托利亞的海岸邊開採明礬，並買賣從蒙古得來的奴隸，他們的船隊駛向南安普敦和布魯日。然而，他們在亞得里亞海和愛琴海遇到了一個強大的競爭對手——威尼斯。威尼斯共和國在拜占庭帝國、德意志帝國、諾曼王國和教皇之間縱橫捭闔，已經獲得獨立，它現在雄心勃勃，正要繼續拓展貿易帝國。

  這座城市被環礁湖包圍，牢不可破、戰無不勝，外有水牆環繞，上有福音傳教士聖馬可庇佑。傳說中，人們用妙法將他的遺體從穆斯林的亞歷山大港護送到這座城市。[125]這個奇蹟驗證了威尼斯作為主教教區的神聖使命，也預示著共和國尚未完成的宏偉之舉。聖馬可主教座堂是一座與拜占庭之間文化交流的豐碑，是為聖人遺體建造的最華麗的神龕，讓入內之人陷入沉思。對於信徒來說，最珍貴的據稱是由聖路加本人所畫的《帶來勝利的聖母》[126]。這幅畫是1203年在一個拜占庭將軍的戰車上繳獲的戰利品，幾十年後才到達威尼斯。它和基輔的《弗拉基米爾聖母》都被視為可以顯靈的畫作，能夠抵抗所有的苦難，而收藏它們的城市和國家也因此被賦予了某種身份。

  一開始，神之庇佑在抗擊熱那亞人時大有幫助。大規模廝殺、小規模海戰和停戰輪番上演。很長時間以來，威尼斯人的商船航行已經縮減為每年兩次，而且要在護航艦隊即所謂的「mude」的守護下進行，以此來抵擋熱那亞人和海盜的侵襲。乘客中除了商人和戰士，還有朝聖者。這個海洋大國打造的避難所是兵工廠。在《神曲》中，但丁描述熾熱的煉獄如何折磨可憐的罪人時就用了「威尼斯的兵工廠」（arzanàde' Viniziani）[127]，恐怖的煉獄就如同這個中世紀最大的工業體一樣人聲鼎沸、忙碌不堪。威尼斯對大陸的管轄方式較為溫和：通過外交手段和合約確保其商業利益。雖然很多城邦對威尼斯共和國恨得咬牙切齒，卻不得不屈服於它的經濟強權，滿足威尼斯的一切要求；不過他們也藉此保留了自己的統治權。唯一的例外是戰略重地費拉拉，它位于波河的入海口。1240年，腓特烈二世與教皇不睦，威尼斯趁此良機將費拉拉納入直接管轄之下。25年後，古老的埃斯特家族入主此地。

  義大利的編年史是一部部血淋淋的史書。它們講述著城市間的戰爭和敵對的貴族家族之間的爭鬥，這些家族掠奪城邦就像在採摘成熟的蘋果。城邦的行政長官只要有機可乘，都會施行專制統治，比如費拉拉的裁判官。大多數情況下，幫助強人掌權的正是城市裡的民眾。事實證明，大多數城邦沒有能力建立高效的國家政體，在給民眾造成沉重負擔時，他們無法提供最起碼的正義與和平，也就無法保持平衡。解決這種混亂的辦法就是領主制：最高統治者是領主，在義大利語中稱「signore」，自13世紀後期，越來越多的城邦推行這一制度。那些由古老的高等貴族把控的地區最早改制，比如薩伏依或者蒙菲拉托。封建領主從城堡中匍匐而出，漸漸侵占城鎮：哥特人建立的古老城市拉韋納被波倫塔家族囊括手中，曼弗雷迪家族拿下了以陶瓷著稱的法恩莎城。腓特烈二世的女婿埃澤利諾·達·羅馬諾（Ezzelino da Romano）——某部編年史稱其為「犯罪大師」（magister scelerum）——將帕多瓦、維琴察、維羅納和其他城市納入他的恐怖統治之下，而古列爾莫·博卡內格拉（Guglielmo Boccanegra）成為熱那亞之主。一些家族開始崛起，它們後來成為文藝復興舞台上的主角，例如費拉拉的埃斯特、烏爾比諾的蒙特費爾特羅、米蘭的維斯孔蒂等等。倫巴第曾經是自由的堡壘，如今卻被視作暴政的「臭坑」。

  自霍亨斯陶芬王朝末以來，那些相互交戰的派系在文獻中得到兩個固定的稱謂，多被稱為「歸爾甫派」（Guelfen，也稱「教皇派」）和「吉伯林派」（Ghibellinen，也稱「皇帝黨」）。前者可能源自與教皇結盟的韋爾夫家族，後者則是從霍亨斯陶芬的城市瓦布林根演變而來，當時還叫維布林根（Wiblingen）。這兩個稱謂最早出現在佛羅倫斯，當時有兩個龐大家族之間發生了衝突，這次事件與效忠韋爾夫還是霍亨斯陶芬完全無關。但從此以後，不管起因是什麼，人們總是用這兩個字眼來區分敵對派系。慢慢就形成了這種情況，一個城鎮或氏族會給自己貼上一方的標籤，這樣它的對手就被歸於另一方。

  1260年，「歸爾甫派」的佛羅倫斯和「吉伯林派」的錫耶納之間的衝突在蒙塔佩爾蒂戰役中達到高潮，這是一次史詩般的決戰。錫耶納的勝利讓佛羅倫斯幾乎覆滅。吉伯林派此前剛被對手流放，現在忽然成了獲勝方，他們計劃將佛羅倫斯夷為平地。然而，他們的領導人法里納塔·德利·烏貝蒂（Farinata degli Uberti）卻高抬貴手：他雖是吉伯林派，但卻是佛羅倫斯人，而且現在也很有歸屬感。許多故事雖然失實，但是起碼內容精彩，我們從中可以感受到，義大利各城市充斥著氏族鬥爭，愛國主義反而從中生發——那種自發的想要美化自己城市的情感後來也啟迪了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

  流亡的佛羅倫斯歸爾甫派人在貝內文托一役後選擇與安茹的查理並肩作戰，有安茹利劍在側，他們開始統領佛羅倫斯。但是，這座城市仍然動盪不安。行會組織不能一直平息局勢，《正義法規》（Ordinamenti di giustizia）也收效甚微。1293年，為上層和中層代言的貴族吉亞諾·德拉·貝拉（Giano della Bella）頒布這一法案，將大領主攔在權力門外。想要擔任公職，必須先加入這個行會。不過，那些「大人物」並沒有因此權力盡失，因為他們緊緊抱團，而且他們的軍事經驗是不可或缺的。後來，吉亞諾慘遭流放。各黨派也重組：一直紛爭不斷的歸爾甫派內部分裂為「黑」「白」兩黨，聚集在兩個氏族周圍——黑黨人士聽命於新貴切爾奇，白黨人士依附於舊貴族之首的多納蒂家族。黑黨很快又分崩離析，他們一直與聖座有財務往來，獲益頗豐，由此與教會關係緊密，而在此地盤踞已久的舊貴族則拼命想要擺脫束縛。戰鬥和憲政實驗從未停止過，由此生出的怨聲也在編年史中經久迴蕩。但丁受西塞羅啟發，將他的城市比作一位病人，他在床上輾轉反側，不停騰挪以求減輕痛苦，這個比喻後來常常被人引用。

  這片土地曾讓德意志的歷任國王嚮往不已，如今似乎被他們拋諸腦後。腓特烈二世去世後，這裡25年間沒有皇帝駕臨。1257年，兩位國王之間的角逐重新開始：一邊是「無地王」約翰的兒子康沃爾的理察（Richard von Cornwall），另一邊是卡斯蒂利亞的阿方索十世。而這兩位都不可能成功。

  帝國和它的鄰居

  儘管哈布斯堡家族費盡心機，卻無法把持皇冠。魯道夫的繼任者是拿騷的阿道夫（Adolf von Nassau），他空有伯爵頭銜，因為強硬粗暴的政治野心樹敵甚多，後來被廢黜。廢帝之令出自選舉他的選帝侯之手，而非出自教皇之口，這在歷史上實屬首次。在這個時期，皇位也經歷了一個戲劇化的祛魅過程。1298年，阿道夫死於皇冠之爭。戰勝他的奧地利公爵阿爾布雷希特（Albrecht I）來自哈布斯堡家族，在位僅10年就被暗殺。盧森堡王朝的亨利七世（Henry Ⅶ，1308—1313年在位）成為繼任者。

  現如今，神聖帝國真正的統治根基是「家族權力」，它可以是繼承來的、從別人手中購得的或者通過征服攫取的。皇帝的能力取決於他掌握多少土地和權力，擁有多少礦山、納稅區和富有城市。甚至猶太人群體也從中獲利，他們自12世紀以來一直受到皇帝庇護，也要向皇帝納貢。帝國本身並沒有稅收管理機制，也沒有秩序井然的法律體系，沒有軍隊、沒有中心。一些城市趁著皇權鬆散，想要繼續逃避當地主教或侯爵的管轄，甚至完全脫離束縛。時不時就有戰爭爆發，比如在斯特拉斯堡和科隆。哈布斯堡王朝向市民們提供庇佑，連城市貴族也伸出援手。這場角力持續了很久；市民階層的自由之路並非總是暢通無阻。例如，主教一方在特里爾大獲全勝，在法蘭克的維爾茨堡也未落敗，此地的主教權杖掌握在貴族手中。神聖羅馬帝國的土地上仍然談判不斷、紛爭不止。也正是在這裡，一任任皇帝或德意志國王輪番登場，舉辦帝國議會或加冕典禮。但我們只能從徽章、禮儀、遊行和習俗中隱隱看到一個帝國的輪廓，或者在羊皮紙記載的權利中，而其中大多數權利從未得到實現。

  然而，這個神聖帝國絕非一具巨屍。許多機構在之後幾百年中漸漸成形，包括國會和兩個最高法院。密集的權力網和法律網為國家政體奠定了基礎。這股安靜的力量若想征服別人，尚屬孱弱，時不時還被鄰國入侵和搶掠，但它又足夠強大，在500年間屹立不倒。最起碼，選舉皇帝的程序更加穩固。「帝國的大人物」中有七位「選帝侯」——三個教會選帝侯和四個世俗選帝侯——擁有選舉權，他們分別是美因茨、特里爾和科隆三地的大主教，還有波西米亞國王、普法爾茨伯爵、薩克森公爵和布蘭登堡藩侯。在霍亨斯陶芬王朝覆滅後，群龍無首的局面讓他們勢力大增。

  在波西米亞，令人反感的外族統治已經持續了十年之久，各階層蓄勢待發，欲以武力推舉奧托卡的兒子文策爾上台，而文策爾同樣在為重登波蘭王座而戰。有那麼幾年，他似乎恢復了普舍美斯的昔日榮光，畢竟他的父親趁阿爾帕德王朝[128]絕嗣之機，將匈牙利的王冠連同12世紀初被匈牙利征服的克羅埃西亞都交予他手。但是，文策爾在1306年死於謀殺。他的家族曾經坐擁從布拉格到波代諾內的廣闊疆土，現在消失在歷史長河中。在阿爾帕德曾經的土地上，安茹的查理·羅伯特（Karl Robert，1309—1343年在位）榮登王座。在安茹長達80年的統治下，匈牙利與西方和南方文化世界的關係日趨鞏固。波蘭的皮亞斯特王朝曾被條頓騎士團滋擾，剛剛經歷了一段穩定期，現在又搖搖欲墜。

  條頓騎士團在古普魯士人和其他異教徒聚居的土地上建立了一個國家，接受教皇的直接管轄，他們把總部設在馬爾堡，疆域從但澤延伸至雷瓦爾。1237年，條頓收編了盛行於利沃尼亞的寶劍騎士團。德意志移民和古普魯士人在條頓騎士團動刀動槍之前及時皈依天主，成為這裡的上流階層，後來演化為普魯士貴族。貿易和貨幣經濟集中在城市，城市裡有自治管理機構，也擁有司法裁決權和制幣權。

  不過，這一時期的霸主是卡佩王朝統治下的法蘭西。原本的附庸國英格蘭[129]頻頻來襲，美男子腓力四世（Philipp Ⅳ，1285—1314年在位）不得不全力迎戰。他選拔了一群謀臣，問計納策，鞏固國家政權，在選任時重視能力、不問出身。市民階層出身的法學家也位列其中。在他的推動下，王權統治的領域顯著擴展。他迎娶納瓦拉的胡安娜一世（Johanna Ⅰ von Navarra），得到了富庶的香檳地區，分享胡安娜的遺產，得到神聖羅馬帝國的合法頭銜。自1033年併入神聖羅馬帝國的勃艮第王國也成為卡佩的附庸。不過，佛蘭德斯人尤其是工匠和農民組成的武裝力量成功與他抗衡。1302年，在科特賴克附近的「金馬刺戰役」中，他們竟殲滅了一支裝備精良的法國騎兵。腓力很快就得以復仇，但佛蘭德斯的城市享有很大程度的獨立。這位國王對神職人員徵稅，驅逐猶太人並沒收他們的財產，以此攫取戰爭經費。另外，他還把聖殿騎士團的財富據為己有，從中獲得利潤。聖殿騎士團在法蘭西漸漸有坐大之勢，最終被教皇解散。騎士團團長和許多兄弟都被當成異教徒和魔鬼的信徒，先被審判、後被燒死。

  在英格蘭，一群男爵聚集起來監督《大憲章》的執行情況，這是議會的前身。一開始，人們很難把它與皇家議會區分開來，但它最終發展成一個獨立機構。為占領威爾斯，奪回英格蘭在歐陸的殘餘領地，國王支出大筆軍費開支，他不得不與貴族和談。1258年，男爵們未經國王批准在牛津召開了一次會議，他們試圖將「商討」（parlemenz）作為一種機制確立下來，這可能是人們第一次以商討之意使用這個概念。《牛津條例》規定，每年應舉行三次辯論。在「第二次男爵戰爭」中，國王戰勝了構成社會橫向結構中堅力量的先驅鬥士們；但是他很聰明，他承認《大憲章》並認可新憲法社會的基石。以「自由人」（freemen）身份活動的騎士可以當選郡代表，而「自由的城市公民」（burgesses）也有權利出席會議並維護自己的利益。這樣一來，就產生了一項與羅馬法類似的基本原則，「關涉全體之事，須得全體同意」，在涉及稅收時經常會被引用。人們不光談錢，也會抱怨地方行政管理的弊端，還會討論外交政策的議題。但國王對金錢的需求——例如打擊頑強的蘇格蘭人或威爾斯人都需要軍費——仍然是社會橫向結構發展的首要推動力。集會活動成為常態。「議會」（parlament）逐漸從「商討」中演變而生。在下一個世紀，議會甚至有權廢黜國王愛德華二世（Eduard Ⅱ）。法國外交官菲利普·德·科米納（Philippe de Commynes，約1447—1511）敏銳地察覺到，議會在給統治者創造稅收的同時，實際上也增強了統治者的權力。

  午夜的國王和莫斯科河畔的大公

  國家的成型也讓斯堪地那維亞半島產生了劇烈震盪。例如，挪威國王馬格努斯四世（Magnus Ⅳ，1130—1135年在位）被敵人俘獲，慘遭閹割，變成瞎子，還被砍下一隻腳。北方的王權遲遲沒有被賦予神聖之光。北歐的第一次國王加冕禮發生於1163年或1164年，地點是挪威的卑爾根，尼達羅斯的大主教為馬格努斯五世（Magnus Ⅴ，1161—1184年在位）戴上王冠並給他塗抹聖油。丹麥在幾年後也開始舉辦加冕儀式，瑞典要等到1210年。瑞典的歷任國王不僅要提防外來敵人，還得壓制反叛的貴族，或者解決自己的兄弟。克里斯多福一世（Christoph Ⅰ，1252—1259年在位）執政期間，大主教雅各布·埃蘭森（Jakob Erlandsen）要求擁有至高權力，丹麥經歷了一次自己的「授職權之爭」。埃蘭森甚至要求指定王位繼承人的權利，最終他不得不交出權杖。王權衰微，貴族們得到期盼已久的自由，而國家陷入無政府狀態。直到下世紀中葉，丹麥才重新回歸平穩狀態。

  挪威約有40萬人口，人煙稀少，少有城鎮，是一個農業國，就連這裡的王位鬥爭都少不了教會的身影。國王哈康四世（Hakon Ⅳ，1217—1263年在位）在「權杖黨戰爭」[130]期間水陸雙線作戰，後從羅馬獲得了合法統治權。最終，他成功將挪威變成一個世襲君主制國家，實行長子繼承制。在其霸權之下，冰島和格陵蘭歸順。不過，他在赫布里底群島四面受敵，敗給了蘇格蘭的繼任國王。馬格努斯六世（Magnus Ⅳ，1263—1280年在位）被稱為「完善法律者」，他為整個國家制定了法典，其中包括保護外商、廢除農民的奴隸制，冰島直到今天依然保留了部分法條。馬格努斯還以軍隊改革者和公使館創建人著稱，他的公使館遠駐北非。而在鄰國瑞典，王公比爾耶爾（Birger Jarl，約1248—1266年在位）一統長期以來各自為政的地區聯盟，鞏固了君主立憲制。他讓貴族卑躬屈膝，徵召十字軍挺進芬蘭，向當地的森林、湖泊和異教徒宣示主權。如前所述，瑞典試圖入侵羅斯公國，但都止步於諾夫哥羅德。斯卡寧地區曾舉辦過一次宗教會議，將教會法與世俗法分離——通過引入獨身的規定——將教士與平信徒也加以區分。在接下來的歲月中，教會獲得了免稅權，在任命主教時也無須顧及王室意見。12世紀，斯堪地那維亞的國家陸續建立大主教教區，先是隆德、特隆赫姆，最後是烏普薩拉，它們從漢堡-不萊梅的大主教轄區中獨立出去。與中東歐的大多數國家不同，此地貫徹的原則是單人繼承，由長子繼承整個王國，不得分割。多虧這一原則，國王死後的形勢已經非常明確，諸王子無須互相殘殺。國家的永恆確保了王國的集會。管理制度的影響力逐漸增大，甚至覆蓋農村地區，它不斷擴張，攫取權限。

  在更遙遠的東方，立陶宛曾經全力抵禦諾夫哥羅德，現在又要與條頓騎士團相抗衡。在第一任基督教國王明道加斯（Mindaugas，1238—1263年在位）去世後，立陶宛陷入數十年的內部紛爭，直到1290年前後，這個歐洲僅存的異教之國才開始走上崛起之路。

  在羅斯的土地上，現實政治家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於1263年去世，各公國開始爭吵不休。內訌給了蒙古人機會，幾個汗國趁火打劫，想要穩固自己的霸權地位。但是一股勢力在暗暗滋生，它不僅阻擋了立陶宛人，也將韃靼人的鐵騎絆住，它就是莫斯科。這座小城位於上伏爾加河與第聶伯河之間的貿易通道上，始建於溫暖時期。12世紀下半葉，第一座克里姆林宮竣工，當時還是木製的。統治這座城市的是留里克家族的一支，可以追溯到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他們的影響力已經觸及立陶宛邊境，那裡承襲了已經瓦解的基輔公國的一切遺留。

  人口增長和蒙古大軍讓許多人遷居到莫斯科。莫斯科的當權者悠閒地侵吞周邊地區，那邊收取一個小鎮，這裡拿下一座堡壘。只有「金帳汗國」的可汗提醒著他們作為王侯的尊嚴。如果他們在薩萊——一個被義大利商人盤活的城市，如今已經無處可尋，大約在今天的阿斯特拉罕附近——受到召見，他們還是得伏倒在塵土中，向可汗行跪拜禮。並非所有人都能全身而退，有的人可能殞命當場，蒙古人很善於以恐怖手段為威懾。不過，蒙古人也從阿拉伯人那裡引進技術知識，比如學習建造水壩。反過來，羅斯人從韃靼人那裡借鑑管理技術，學會了徵收人頭稅和建立信使網絡。

  總結來說，在大西洋和莫斯科之間，現代國家體系的輪廓已經漸漸清晰。在條頓騎士團和斯堪地那維亞各國國王的推動下，波羅的海的異教國家漸漸被基督教化，拉丁歐洲得到了一個更為廣闊的可能性空間。瓦爾米亞是英諾森四世設立的四大教區之一，也是哥白尼曾經的謀生之處——如同後來康德在柯尼斯堡。如果哥白尼出生在斯摩棱斯克或拜占庭，那麼地球作為宇宙中心的地位或許還能保持得更久一些；如果康德出現在18世紀的布拉格、柏林或者巴黎，這完全可以想像，但他不可能出現在弗拉基米爾或基輔。

  當時歐洲的一些統治者以立法者而聞名於世，他們的優異是公認的。他們把習俗編纂成文，又制定法律。腓特烈二世頒布《梅爾菲憲章》，卡斯蒂利亞的阿方索是《七編法》的贊助人，挪威國王馬格努斯六世也是其中一員，聖路易出台《訓令》，還有英格蘭國王愛德華一世。他制定的一系列法律條例規範了制幣業和地產買賣行業，約束了教會權力。所有這些措施都與越發重要的貿易和貨幣經濟相關，也鞏固了法律保障。

  拉丁歐洲外圍的大型城市也早就參與到中部和南部的文化活動中來。例如，特隆赫姆的尼達羅斯主教座堂就受到林肯大教堂和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影響。布拉格的崛起與絡繹不絕的德意志商人和殖民者息息相關，現成為一座哥德式城市。在布拉格城堡的頂層大廳里，不知多少燦爛輝煌的宮廷事務曾在這裡上演。圖林的烏爾里希（Ulrich von dem Türlin）曾在這裡補充修訂沃夫蘭·馮·艾森巴赫的騎士史詩《維萊哈爾姆》，人稱「女性頌者」的邁森的亨利（Heinrich von Meiβen）頗有些自命不凡，也在這裡找到了資助人。

  國家的身份有了更為牢固的基礎。歷史的「真實」開端衝破神話的迷霧。許多文獻中記載的人物登上了舞台，戰爭英雄與聖徒和史前英雄並肩而立，而那些真實發生過的事件也在日曆中找到一席之地。13世紀末，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榮升聖徒之列，而且成為俄羅斯的民族英雄。熙德永遠保留在西班牙的民族記憶中。佛蘭德斯人將科特賴克戰役的日期定為節假日，而德意志人則在哈爾茨山脈的基夫豪塞山上為西西里人腓特烈二世樹立了豐碑。傳說他變成了他的祖父巴巴羅薩，暫時於此地安寢，在末日來臨前，當他的王國統一之時，他將再度歸來。

  世界變大：去亞洲！

  熱那亞，約1298年。威尼斯商人馬可·波羅在漫長而驚險的環球之旅後為何被關進熱那亞的監獄，我們無從得知。無論如何，他在絕望之境找到了一個很好的消遣。他將自己的回憶轉述給另一位獄友——比薩人魯斯蒂切洛（Rustichello）。「皇帝、國王和諸侯、騎士和市民——以及所有想了解不同種族和大千世界的人都應該打開這本書，讓別人讀給你們聽。」魯斯蒂切洛在前言中這樣寫道：「你們將在其中發現怪異和奇妙的事物，你們將會知道，大亞美尼亞、波斯、韃靼利亞、印度和許多其他王國有什麼不同之處。這本書會好好給你們上一課；因為講故事的是有文化的威尼斯市民馬可·波羅，都是他親眼所見。你們要知道，自從我們的祖先亞當被創造以來，還沒有哪個基督徒、異教徒、韃靼人或是印度人，從來沒有哪個人像馬可·波羅一樣，知道那麼多奇異之事。」

  這位代筆者曾創作過多部宮廷小說，經驗豐富，他知曉如何用高雅的言辭講述馬可的故事。這本書是用法語寫的，當時法語還是文學創作的語言。這個故事的主人公包括忽必烈可汗，他權勢遮天、光芒奪目，超越了世界上所有統治者，他的演說與亞瑟王對圓桌騎士特里斯坦所言類似，而蒙古鐵騎的戰鬥就如同騎士的廝殺。儘管如此，這本囊括了「大千世界」的報導很可能反映了一些真實經歷，它後來被稱為《馬可·波羅遊記》。它以千奇百怪的事物打開了歐洲人的視野：數不勝數的巨額財富和超級大都市，還有異域風俗和神話生物，比如能帶著大象一同翱翔的巨鳥羅克。當馬可·波羅目睹這些亞洲奇蹟時，他到底是以一名商人、朝臣還是稅務官——大汗曾讓他擔任此職——的身份駐留，我們無從探究。可以肯定的是，一位托斯卡納的吟遊詩人教會了他這種語言，讓他懂得如何驚嘆。魯斯蒂切洛寫道：「他對拓展視野的渴望超越了所有人。」在1500年之後，歐洲出現了第二位希羅多德。馬可·波羅的講述令他著迷，他將這些一遍遍記錄下來，進行改編和翻譯，最終印刷成冊。那麼與之方向相反的旅行又如何呢？

  中世紀的東方也出現了一些旅行者和遊記作家，比如前文提到的易卜拉欣·伊本·亞古布和比魯尼，還有伊本·法德蘭（Ibn Fadlan），受哈里發派遣，他在10世紀時隨使團抵達伏爾加保加利亞。伊本·朱拜爾（Ibn Dschubair，1145—1217）穿越了整個穆斯林世界，從休達一路走到摩蘇爾；1184年末到1185年初，他曾在諾曼王朝統治下的巴勒莫停留。所有旅行者中最著名的是馬格里布的伊本·白圖泰（Ibn Battuta，1304—1368/1369），他抵達了拜占庭、印度和中國。出身杭州的市舶司提舉趙汝適[131]在1204—1224年撰寫了一篇引人入勝的報告。他在《諸蕃志》中描寫了印度、太平洋的群島和日本，還有巴格達、麥加和亞歷山大港，甚至還有關於西班牙南岸的寥寥數語。聶斯托利派修士列班·巴·掃馬（Rabban Bar Sauma）出生在北京，他對歐洲的了解最為全面。他曾隨蒙古使團抵達熱那亞和法國南部。

  儘管如此，在東方的世界地圖裡，歐洲仍然是一片空白。這並非因為東方人缺乏靈活知識，或者沒有好奇心。文獻中描述的是一個貿易之地：那是商人的世界。伊本·法德蘭和伊本·亞古布都曾提到一些地方，對他們的同胞而言，那裡只是皮毛——四塊黑貂皮和一塊白鼬皮在1200年前後價值86頭牛！——和奴隸的產地。在他們眼裡，歐洲遠遠不如廣闊的太平洋貿易區重要，這片地區還連著非洲，東非海岸是中國遠洋船隊抵達的西方地平線。但是，前往亞洲的歐洲旅行者並沒有意識到，他們已成為歐洲擴張的先行部隊，也是第一次全球化的排頭兵。當哥倫布在《馬可·波羅遊記》中寫下旁註時，這一大趨勢便已經啟動。歐洲人對東半球的探索及其讓東方融入歐洲世界圖景的嘗試，是一段悠長的歷史。可以肯定的是，13世紀的歐洲人對亞洲的了解遠遠超過亞洲人對拉丁歐洲的了解。

  去亞洲！這一口號讓葡萄牙人向南方進發，又讓西班牙人向西方啟程，他們既是為了攫取利益，也是為了傳播上帝的話語。14世紀初，羅馬教廷就在伊利汗國和印度南部建立了教區。第一批前往亞洲的旅行者顛覆了以往的一切所見所聞，他們的經歷幾乎無法歸入古代地理學的範疇。1247年，方濟各會的若望·柏郎嘉賓（Johannes von Piano Carpine）發布了第一篇關於親眼見到蒙古人的報告。六年後，佛蘭德斯修士威廉·范·魯斯布魯克（Willem van Ruysbroeck）代表聖路易前往喀喇崑崙，他覺得自己像是進入了「另一個世界」（aliud seculum）。他感慨道，多希望自己是一名畫家，才能準確地描繪出自己遭遇的一切：蒙古人的蒙古包里點綴著畫飾，他們跳舞唱歌，他們的服飾奇特，可汗的皇宮，一夫多妻制，還有他在維吾爾族人身上看到了一些聶斯托利派基督徒的習俗。他精確記錄了蒙古人如何釀造「忽迷思」——一種馬奶製成的飲品，是蒙古人的最愛。魯斯布魯克撰寫的民族志迥然不同於以往的記述和地圖，拿1300年前後的《埃布斯托夫地圖》來說，這些書籍描寫了許多奇珍異物，經常聯繫到《聖經》。它們不是對經歷的記載，而是從古代文獻和中世紀文本中尋找素材，比如伊西多爾的《詞源學》，它們分享的更像是神學而非地理學知識。

  當然，大部分人在感知空間時仍然是通過自己的四肢即手或腳或者通過「一日游」的經歷。但是，遊記不斷湧現，這意味著人們腦中漸漸有了地圖的概念。在布拉格，方濟各會的喬瓦尼·迪·馬里尼奧利（Giovanni di Marignolli）向皇帝查理四世（Karl Ⅳ）講述了世界的盡頭，那裡遍生胡椒，是中國和印度所在。他曾以為自己走進了天堂之門。據他所言，紅榴石和藍寶石在那裡被看作被驅逐的人類先祖的凝結之淚。他從《聖經》和聖奧古斯丁那裡找到一些範疇和概念，以此描述那個遙遠的地方：天堂的河流，示巴女王的王國，使徒托馬斯的陵墓。地球不是一個球體，而應分為四塊大陸，它們都漂浮在一片汪洋之中。喬瓦尼似乎並未到過南半球，但他已經知道，南半球的太陽在北面，而北極星則遍尋不見。

  為了闡明世界的龐大，圖片中開始出現圖形和數字。除了世界地圖，一些更為精確的旅行輔助工具也不斷湧現，它們與實際情況更契合，比如波特蘭海圖。12世紀末，指南針開始盛行。嵌齒輪和大型櫓艦使得人們可以在冬季遠航，也進一步推動了弗雷德里克·萊恩（Frederic Lane）所謂的「航海革命」。同時，古老的神話也經久未衰，祭司王約翰的形象自巴巴羅薩以來就一直被以訛傳訛，人們最初猜測他的帝國在印度，在天堂近處。他統領一支百萬大軍，時刻準備著斬斷戈耳狄俄斯之結，將歐洲從迷惘中解救出來，重建和平與法制。直到近代，教皇和基督教的諸侯都想要與這個幽靈結盟。隨著歐洲的傳教士、戰士和商人越來越深入遠地，世界地圖上的空白地帶消失了，這位理想中的國王遷居東方，隨即向南，最後被安置在衣索比亞。「我們眼看著奇蹟正在不斷消退。」人文主義如此總結道。

  紙，眼鏡與俗世：現狀分析

  1300年2月22日，羅馬。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拉特蘭宮的涼廊中宣告：無論何人，只要「在今年即1300年」來到羅馬，在聖彼得大教堂和城外聖保祿大殿待滿15天，都將洗脫罪惡獲得大赦。這是天主教第一次大赦的由來。歐洲各地的朝聖者蜂擁而至，他們尋求救贖，他們也感到恐懼。救世主誕辰又過了百年，現在是不是離世界末日越來越近了？湧入羅馬的人都計劃著在新世紀或許也是最後一個世紀的第一天伏倒在使徒的墳墓上，讓自己得到徹底淨化，誰都不想錯過機會。成群結隊的虔誠信徒在羅馬拋擲重金。在城外聖保祿大殿，一個朝聖者就目睹兩名修士清點使徒墳墓上的錢幣，日夜不休。人們拋撒這些硬金屬製成的良品，以期縮短在煉獄的時間。

  民眾前往羅馬的使徒墳墓和聖髑朝聖是困難時期的救贖之旅。1000年雖然看似一個可怕的決裂，但對人們來說並不是如此。14世紀的開始更讓人們膽戰心驚，其背後是前文提到的各種劇變：十字軍東征、戰爭、異教徒；人口激增，新的國家，龐大而複雜的城市；金錢和高利貸；西方大門外徘徊的先知和蒙古大軍。卡拉布里亞的修道院院長菲奧雷的約阿希姆（Joachim von Fiore，約1130/1135—1202）曾提出預言，現在人們對他深信不疑，這絕非偶然；但丁在《神曲》中為他在天堂保留一席之位。約阿希姆看見，在《聖經》預言的世界大戰之後、在父之國和子之國後，人們將會迎來第三個「精神王國」。這樣的僧侶時代包含著愛、和平與最終啟示，人們此時對它充滿了期待，因為當前正逢變革，恰如一段預言中的混亂時期。即使在1300年以後，人們依然害怕末日審判。尤其是遇到具有魔力的整數年份時——1400年、1500年、1600年——恐懼逐漸被放大。

  然而，混亂的拉丁歐洲在1300年時還是保持勝利姿態，遠超世界其他地區。人口增長是歐洲「覺醒」的首要條件。彼時，拉丁歐洲人口過萬的城市有六七十個，多虧了哈尼爾線以西地區對於情慾的保守態度，人口規模才得到適度控制。農業法規和受限的糧食收成可能也是部分原因。在這個大移民時期，原本的統治方式逐漸衍生出無數個國家，它們或多或少擁有獨立權，也有各類機構和複雜的法律體系。城市的中產階層逐漸成形；各地的社會橫向結構都在擴張，例如階層代表大會和英國議會。現在，財產、商業和利潤即使在教會法中也得到認可。商業革命讓貿易的地位大大抬升。中世紀晚期的城市充滿活力，人們早就將修道院的那一套道德觀拋諸腦後。布雷西亞的阿爾貝塔諾（Albertano von Brescia，約1195—1253）就提出，「人與人的職責各不相同。一些由修士負責，另一些則由俗世之人擔當」。捍衛市民階層現實的另一位人物是彼得·約翰尼斯·奧利維，他譴責高利貸，但承認債權人可以從風險交易中獲取增值利益。這樣一來，他對教義中的利息禁令提出質疑。即使沒有這項規定，人們也知道如何處理此類問題。例如，在貸款期限內，債權人每年可以從債務人那裡收取一筆土地或房屋的租金，其估值須超過貸款額。

  哲學是否還應當存續，這一點自然無可爭議。但哲學的自由度飽受爭議，亞里士多德的「謬誤學說」在1277年遭受譴責，正是明證。不過，聖維克多的雨果曾經提出的哲學的藍圖將會在之後幾百年中徐徐展開。隨著哲學、天文學和醫學領域的阿拉伯語文獻累積完成，從阿拉伯語到拉丁語的翻譯運動落下帷幕。自13世紀中葉以來，直接譯自希臘語的文獻越來越多。

  不僅世俗空間越來越大，拉丁歐洲還擁有一些交流工具，從長遠看來，它們的影響是顛覆性的。歐洲擁有通用的拉丁語，越來越多的語法和單詞書讓拉丁語更加精確。對法學家、外交官和傳教士來說，拉丁語的修辭大有裨益，而且拉丁語的紙質書大量湧現。

  薄如蟬翼的紙張改變了世界。紙傳遞新知識和新技術，點燃了宗教改革。那些傳播批判和話語的人成為民主的核心，不斷壯大的國家也吞噬了許多紙張。若沒有紙，國家和現代簡直無法想像。萬事萬物幾乎都取決於這些植物纖維，以及這些持久的書寫材料上所記載的理念。我們猶記得，紙張革命的序幕可一路追溯至古代中國、撒馬爾罕，然後是巴格達、大馬士革和開羅；然後從北非傳播到西西里島和伊比利亞半島，歷經約1500年才到達歐洲。西方最早的紙質文獻可追溯至12世紀上半葉，也是從此時開始，得益於商人們歷久開闢出的交流通道，旅行變得更加迅捷。第一批造紙工坊在伊比利亞半島和巴利阿里群島上運轉不歇。1282年，瓦倫西亞附近的基督教區哈蒂瓦也有了造紙坊，到穆斯林時代已經發展成造紙中心。這些都推動了紙張量產的實現。1338年，法國緊隨其後，也踏上這條進程，德國於1390年開建，英國始於下一個世紀。16世紀下半葉，斯堪地那維亞人和羅斯人也開始實踐這項技術。

  緊隨紙後的是另一種工具，即兩塊玻璃組成的眼鏡，它可以幫助年邁者和更多人閱讀、書寫、計算。據推測，最早的戴眼鏡的閱讀者的形象出自1352年的一幅畫，作者是托馬索·達·摩德納（Tommaso da Modena），現存於威尼斯「玻璃中心」附近的特雷維索修道院會堂中（插圖18）。因為這項配飾的誕生，從事一些職業的人得以將工作生涯延長一倍以上，並且可以更精準地工作——這是生產精密機械的重要先決條件。1300年前後，這件有用的東西在托斯卡納或義大利北部問世。羅傑·培根為理論做好了相關準備工作，但是工藝也必須跟上，持續的技術創新都是如此。古代就有用水晶做的放大鏡，中世紀時，人們用平凸拋光過的水晶板來瞻仰聖髑，也有放大效果。人們將這種工具稱為「閱讀石」（lapides ad legendum）。1260年，一直是玻璃製作中心的威尼斯成功研製出一種新型玻璃：水晶玻璃。它的原料不再是傳統的碳酸鉀，而是從埃及和敘利亞採購的碳酸氫鈉。這種「水晶物」比常規玻璃更加純淨，並且比硬質水晶更容易加工。另一個重要的進展是，人們可以把吹制出的玻璃球體從中間鋸斷。這樣一來，人們就得到兩個幾乎完全相同的眼鏡鏡片，只需一副鏡框就能連接起來。然而要用它們來改善視力，還需要改變醫學生理學的觀念：此前人們普遍認為，眼睛的缺陷只能用口服藥劑來彌補。紙張、量產的眼鏡和閱讀的渴望開始相互促成，背後的推動力是書寫風潮、廣博學識和商業理念。它們將為古登堡革命積蓄改變世界的能量。

  插圖18：托馬索·達·摩德納，《聖雪爾的樞機主教雨果》，1352年，特雷維索修道院（即前聖尼古羅修道院）分院

  弗萊堡的迪特里希曾從物理學角度研究彩虹，這象徵著科學史的劃時代轉折。他把彩虹與玻璃球中的光線軌跡進行比較，想要以此確定光在各種液滴內的反射和折射定律。他的見解從本質上來說非常正確，這表明拉丁歐洲在自然科學領域也迎頭趕上。迪特里希的著述只涉及光學，別無他物，更沒有把彩虹解釋為與上帝立約的標誌。幾乎是在同一時期，波斯人卡馬爾丁·法里西（Kamal ad-Din al-Farisi）也研究了彩虹，並得出類似結論，但二者的研究完全是相互獨立的。如果用兩條線來表示歐洲學術的興起和阿拉伯科學的衰落，那麼一條在上升，另一條在下行，而現在它們交叉了。

  人們在交談時各執己見，甚至經常演變成針鋒相對的爭論，這種對話的社會基礎越來越廣泛。一些人把文藝復興看作反對僵化的經院體系的一場起義，這種陳舊論調要被歸于思想史的瓦礫。還有一種陳舊的觀點認為，文藝復興在14世紀拉開帷幕，隨後在15世紀的義大利達到高潮。非也。在巴黎和牛津、帕多瓦和佛羅倫斯之間的廣袤大地上，在文學、哲學和神學等領域，一間學識的溫室早就已經建成。地中海地區的思想交流無比深入，空前未有。古代古典時期和阿拉伯的文學征服了英格蘭、法國北部和佛蘭德斯的圖書館。方濟各會修士帕爾馬的薩利姆貝內（Salimbene von Parma，1221—1287）只是一位普通的編年史家，對尤維納利斯和賀拉斯都能信手拈來。

  12世紀最重大的突破就是「偉大文藝復興」。人們在這條路上行走已久，一直向前將會抵達顛覆世界的四次現代革命——媒體、科學、工業和政治革命。問題堆積出現，突破性的革新層出不窮：除了紙和眼鏡，還有阿拉伯數字、銀行、火藥、大學和羅馬法。指南針在浩瀚汪洋中指引方向。義大利人將指南針的發明歸功於阿馬爾菲人，其他地區則尊法國人皮埃·德馬立克（Pierre de Maricourt）為其發明者。1269年，他第一個確定磁鐵兩極，並嘗試著用磁力製造一台永不停擺的鐘。

  現在，「偉大文藝復興」的可能性空間已經大大擴張。它始於義大利，這個國家在霍亨斯陶芬王朝覆滅後再次陷入戰爭和政黨紛爭，這是城邦自由和國家自治的代價。在混亂中，它躍升為世界上思想最活躍、最具藝術創造力的國家。「並不是所有藝術都已被發現，」多明我會修士比薩的喬達諾（Giordano da Pisa）這樣說道，「新的藝術還在源源不斷地被發現。」喬瓦尼·維拉尼（Giovanni Villani）曾在1300年前往羅馬朝聖，他預測了這一切即將發生之處：羅馬已然沉淪，而她的女兒和造物佛羅倫斯卻日益崛起，坐擁大好前程。他的確說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