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心態崩塌

  插圖22：賈科莫·波隆·德·布基斯（Giacomo Borlone de Buschis），《死亡的勝利》（局部），1485年，克盧索內（Clusone），瓦爾塞里亞納學科講堂

  死亡的勝利

  

  黑暗時代？彼特拉克的評價有其現實的理由，正是這些理由使憂鬱而又充滿厭世情緒的生活成了法國及其他地區文學的重要話題。溫暖時期的好日子一去不復返了。或許是由於赤道附近的火山噴發，導致塵埃噴入大氣，給太陽蒙上了陰影，地球上的氣溫也隨之下降了。冰川融化後流入山谷。早在13世紀，瑞典和挪威的農場就已經被廢棄，開荒的大火被撲滅了，定居運動逐漸平息下來。一次由挪威人和瑞典人組成的去格陵蘭島的探險之旅就發現了那裡的村莊空無一人。食物也變得越來越稀少和昂貴。1315—1317年，饑荒一次又一次席捲著這片土地，歐洲的人口統計數據不斷下降。

  一種惡性循環機制無情地暴發了，它令工業化前的歐洲社會痛苦不堪、受盡折磨：人口的增長速度超過了田地產量所能允許的速度。如果沒有戰爭或流行病強行帶來新的平衡，後果只能是匱乏和死亡。向外遷移、森林砍伐或諸如輪式犁之類的技術創新雖能夠推遲死亡的到來，卻無法阻止其發生。在這一過程之後，生活稍微好轉了一段時間，直到關鍵性的時刻再次出現，隨即又帶來死亡。被認為最早是由經濟學家托馬斯·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1766—1834）提出的「馬爾薩斯陷阱」[140]，或許在那時就已經為人所知。 在最古老的阿卡德史詩《阿特拉哈西斯》中，就描述了人口是如何擴散，國家又是如何「像野牛一樣咆哮」，以致叨擾了眾神的安息。解決辦法在於控制生育和謀殺手段：瘟疫、乾旱和洪水。這些是恩利爾神[141]對人類的懲罰。

  恩利爾的三位兇手之一在14世紀40年代返回了歐洲。黑死病——這個名稱就暗示它是一種大量出血的傳染性疾病，其症狀類似於伊波拉出血熱——從亞洲向西蔓延。根據伊曼紐爾·勒·羅伊·拉杜里（Emanuel Le Roy Ladurie）的說法，微生物一統這個世界。1346年，它們到達了熱那亞人位於克里米亞的基地卡法，當時蒙古人正在圍攻這座城市。征服者採取了生物戰手段，將散發著臭味、攜帶瘟疫病毒的屍體扔進城市。瘟疫是商船和戰場上無形的乘客，它們以此入侵了義大利，在1347年又征服了墨西拿，繼而征服了比薩和熱那亞。同時，歐洲再次遭受了嚴重的饑荒。挨餓的人很容易成為瘟疫的獵物，但是不久之後，瘟疫的影響就不再那麼顯著，它們已經感染了可以感染的所有東西。它們滲透到英格蘭，又潛入斯堪地那維亞帝國。很快，它們造就的屍體大軍就已經數以百萬計了。彼特拉克筆下的蘿拉在1348年也不幸感染了瘟疫，他在《死亡的勝利》中描繪了這一令人沮喪的景象。「看見這整片土地屍橫遍野，沒有散文或是詩句可以對此進行描述：從印度和中國到摩洛哥和西班牙，那一大堆屍體已經經過許多時代，它們遲早將這個世界堆滿；彼時，那些被人們形容為幸福的人，諸如教皇、統治者、皇帝，也都將赤裸、悲慘和貧窮。」所發生的這一切被彼特拉克認為是一次史無前例的行星會合所引發的結果，預示著世界的終結。

  黑死病帶來了悄無聲息的恐懼。那些被感染的人先是注意到淋巴結腫脹，隨後出現皮疹、頭暈、發冷、劇烈疼痛等現象，一些患者還會吐血。患者的肺部一旦感染，當天就會死亡，有時三個感染者中僅有一個能存活下來。住在奧爾維耶托的一位編年史家簡明地說：「今天早晨你還很健康，第二天就死了。」另一位又描述道：「女人躲開深愛的男人的擁抱，父親避開兒子，兄弟躲開兄弟。」有些人獨自一人垂死，沒有聖餐，沒有醫生，沒有神父敢冒險靠近他們，他們絕望的哭聲從廢棄的房屋中傳出來。一切都匆匆了事，常常連哀號的婦女都沒有，也沒有鐘聲和葬禮，死者便被埋葬了。一位佛羅倫斯編年史家諷刺地說，他們將屍體鋪在萬人冢里，撒一點泥土，再鋪上厚厚的另一層屍體，又在它們上面再蓋上一些土——「就像在製作奶酪一樣」。人們匆匆逃往鄉下。在威尼斯，死亡人數如此之多，以至剩下的人都沒法達到召開偉大的議會所需的法定人數。

  流行病被認為是上帝對這個似乎偏離正軌的世界的一種懲罰。耶和華是否如《聖經》中記載的用洪水清洗世界那樣，淨化這個世界？律師加布里埃勒·德·穆西斯（Gabriele de Mussis）了解到，在中國這個「世界開始的地方」，可怕的蛇和蟾蜍成群結隊地向人們預示著這場災難；印度同歐洲一樣，那裡先是出現了地震。遊行，以及聖髑、懺悔和祈禱等神奇力量皆於事無補，衛生措施缺乏，更為缺乏的是醫生。虔誠信徒血流成河的陰鬱畫面構成了中世紀相關時期的壁畫，也包括猶太人大屠殺的場景。正如十字軍東征爆發時那樣，人們再次發現了有罪之人。債務人找到了藉口以擺脫債權人。中世紀最著名的外科手冊的作者蓋伊·德·喬利亞克（Guy de Chauliac）醫師發現，猶太人被指責為世界的「毒藥」，需要為這一系列的死亡負責。除此之外，一些可憐的殘疾人，甚至某些地區的貴族也被驅逐出境。在德意志、法蘭西和西班牙帝國——奇怪的是義大利並不在此列——猶太人被謀殺，他們的財產被沒收並分發。這種惡意的狂熱自古有之，仇恨猶太人的理由很早就已經存在。到13世紀下半葉，迫害變本加厲，受害者被扣上了謀殺兒童或是褻瀆聖體的罪名。

  宗教活動是一種仁慈地禱告上帝以阻止和淨化大屠殺的方法。編年史家除此之外還報告了一些相反的反應。對死亡的恐懼伴隨著對生命的渴望。喬瓦尼的兄弟馬泰奧·維拉尼（Matteo Villani）報告說，倖存者如今成了豐裕的土地繼承人，他們因此不知節制，沉迷於美酒佳肴。「他們喜歡筵席和宴會，及時行樂，享受山珍美味。」瘟疫使歐洲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甚至一半。出於未知的原因，死亡人數中最多的是中年人。

  瘟疫的影響深遠。死者的錢財留給了倖存者，而這與戰爭又有所不同，戰爭會將人和財產一同毀滅。利息下降了，因為必須供養的人口比瘟疫盛行之前少了，所以糧食價格也降下來了，人們有了更多的錢可用於購買奢侈品。村莊廢棄了——有時在林深寂靜中的殘垣斷壁還在喚起對這些「荒村」的記憶——土地滿目瘡痍。勞動力沒有了，這是這個世紀中葉的瘟疫大暴發之後，疫情進一步蔓延的結果。通過法律來控制工資上漲的嘗試沒有獲得成功，人口數量的崩潰式下降也加劇了大莊園的瓦解。農民大都能獲得有利的貸款條件，從而減輕了稅收負擔。由於農產品價格的下降，地主的收入也因此而減少。鄉間的士紳陷入困境，不得不大舉外債並抵押他們的貨物，一些人甚至變得一無所有。即使是富有的條頓騎士團，也一時囊中羞澀。不少領主甚至淪為了市民或者農民階層的一員。為了獲取新的資金來源，一些人採取了蠻橫的手段，他們搶奪城堡的財產，並通過突襲路過的商人而索要贖金。許多人雇買兵力成為僱傭軍領袖，偉大的軍閥時代開啟了。還有一些人則尋求謀得一份公務員或外交官的工作。

  瘟疫受害者留下的財產，以及那些吸引貿易和手工藝品進入城內的資金幫助人們大興土木，而無暇顧及當時的政治動盪。市政廳和教堂被修建起來了。人們繼續從那些大規模的死亡經驗中得出相似的結論，深深烙印在集體記憶中。正如人們自己所聽到的那個充斥著大量死亡的時代的講述一樣，有些人試圖通過善行來縮短在煉獄的時間並獲得幸福。其他人則專注於今生所在的塵世，把握當下的日子，將短暫的生命視作節日來度過。所有這些策略都對藝術大有裨益，無論是對建造教堂、捐贈祭壇還是興建宏偉的宮殿，使藝術付諸實踐所需的資金，至少已經通過因大規模死亡而帶來的資本累積得以實現。例如，佛羅倫斯的奧桑米歇爾兄弟會，從過世的成員那裡繼承了35萬弗羅林金幣。其中8.6萬金幣用於投資修建教堂的神龕，即安德里亞·奧爾卡尼亞（Andrea Orcagna）於1359年完成的由大理石、青金石、玻璃和黃金所製成的曠世之作。但是，由於缺乏納稅人，一些雄心勃勃的市政建築團體陷入了停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錫耶納著手修建的大教堂項目草草結尾，而這座在今天廣受讚嘆的建築不過是當時那座十字形大型建築的翼部而已。

  教堂的圖像世界已經明顯黯淡無光，儘管在1347—1350年這一死亡率大幅上升的時期發生了可怕的事件，卻沒有畫家將其付諸筆端、永恆留存，僅有編年史學家和書籍插圖保留了些許記憶痕跡。比薩坎波桑托墓地的拱廊壁畫展示的景象，與彼特拉克在世界末日畫面中所呈現的「死亡的勝利」相同，但這些壁畫在大規模死亡發生之前就出現了。它記錄的是14世紀上半葉就已經暴發的心態崩塌、氣候變化、農業危機和人口過剩問題。而在14世紀末，特普爾的約翰以他的《來自波西米亞的阿克曼》喊出來：「所有國家的殘酷破壞者們，危害全世界的迫害者們，所有殘忍的殺人犯，你們，死亡，你們都被詛咒！」

  全世界的分裂

  死神無情地讓疾病和飢餓在歐洲各地肆虐，其深遠的後果是導致了金雀花王朝和瓦盧瓦王朝之間的一系列戰爭。瓦盧瓦王朝是自1328年之後一直統治法國的卡佩王朝的分支。儘管和平遭到破壞，但在1337—1453年持續發生的衝突卻產生了「百年戰爭」這個概念。它更深層次的原因在於已經提到的，英、法統治者既聯合又分裂的扭曲關係：英倫島上的統治者是法王在阿基坦地區的附庸，其領土卻是安茹帝國的一部分。由於愛德華三世的法國親戚查理四世去世後，沒有兒子可作為繼任者，於是愛德華三世提出要自己繼任王位。這種衝突局勢在第一次泛歐戰爭中達到高潮，蘇格蘭、佛蘭德斯和卡斯蒂利亞成了戰場。最終，英格蘭大範圍退回了其所在島嶼，而法國的輪廓線則與今天的法國輪廓線頗為接近。

  大規模的戰爭是那個時代的可怕同伴。它造成了巨額的成本，從而增加了稅收負擔。在和平時期徒勞無益的僱傭兵，給人民帶來了苦難，並引發了起義。其中包括「扎克雷農民起義」——當時貴族嘲笑他的農民為「呆扎克」（Jacques Bonhomme，意指「鄉巴佬」）——它構成了對古老精英階層的最大威脅。這場起義奪取了巴黎、法蘭西島北部、皮卡第和香檳，甚至城市公民和一些官員也參加了起義。作為領導人之一，商人艾蒂安·馬塞爾（étienne Marcel）從傳統的陰影中走出來，他想利用起義的勢頭來提高王室在抵抗貴族鬥爭中的地位，同時使其獲得對各階級的統治權。當時在法國首都的彼特拉克抱怨說：「現在，人們聽不到辯論者的爭辯，而聽到戰士的喧囂；不再看到成堆的書籍，而是看到成堆的武器；牆上迴響的不再是三段論和演講聲，而是守衛和攻城錘的撞擊聲。」在鄉間，城堡危立在大火中。貴族被屠殺，他們的妻子被強姦。根據編年史家讓·傅華薩（Jean Froissart）的說法，農民可以當著家人的面，用大火燒死一名騎士。王冠艱難地站穩了腳跟，馬塞爾卻付出了生命。

  到處都是兵荒馬亂。年鑑里記錄著魅力超凡的領導者們的命運浮沉。1347年被羅馬人提拔為人民領袖的科拉·迪·里恩佐（Còla di Rienzo）最終還是淪為失敗者。他的「先解放羅馬，再解放義大利」的計劃，與其對過往的嚮往相符。彼特拉克甚至願意借李維之口來歌頌新羅馬的榮耀。他筆下的英雄，一位小酒館老闆和洗衣婦的兒子，裹著古羅馬的長袍，得意揚揚，誇耀自己為「聖靈的戰士，嚴厲而溫和，是城市的解放者，是義大利的狂熱者，是世界的朋友，是崇高的領袖」。這其中結合了一種怪誕的復興與約阿希姆的末日啟示。此時，若想清算人民、羅馬貴族、教皇和皇帝四者之間的恩怨關係，即便叫一個聰慧的人來也力所不能及。1354年，科拉被工匠殺死。多虧一位文字頗有喬托之風的匿名記錄者，才使得科拉從所處的那個世紀中以異於常人的姿態站到了我們面前：腦袋前後搖晃，踮腳搖擺著。

  法國仍然動盪不安，起義還在不斷爆發，德國亦然。在錫耶納的編年史家多納托·迪·內里（Donato di Neri）看來，似乎全世界都在分裂。在溫暖時期迅速發展的城市中，就已經存在著權力鬥爭，但如今它們的性質發生了變化。人民，這些「呆扎克」，比以前更加強大了。但這樣的「人民」不僅是「悲慘的」（les misérables），也是苦難和窮困的。商人、騎士和貴族組成的中上階層對羅馬貴族的鬥爭感到厭倦，於是推舉科拉上台。扎克雷起義的隊伍里不僅有富裕的農民和城市工匠，甚至還有王室的官員。驅使人們參加起義的不僅僅是簡單的「惡劣條件」——否則當今世界將有一半處於動盪之中——還有其他原因，例如堅信自己正在遭受不公，或對失去一切感到恐懼，以及反過來，升遷和權力前景總是與統治者的軟弱和失控相伴而來。

  一旦沒仗可打，僱傭軍便會失業，他們四處橫行，騷擾人民，被稱作「掃蕩者」（routier）。黑死病以多種方式加劇了緊張局勢：不僅帶來了道德的崩潰，而且還造成了歐洲自上古以來從未經歷過的極大程度的人群分布轉變。空了一半的城市對移民的吸引力達到了空前的高度。例如，佛羅倫斯的人口數在1350年時已減少到3萬左右，到14世紀末又回升至7萬，商業資本和瘟疫受害者留下的錢財集聚於上層社會，移民則增加了城市下層階級的人數。例如，紡織工人並沒有從繁榮中受益，因為大規模的人口滅絕摧毀了他們的市場：死者最終只需要一件襯衫，而不再需要其他衣物。貧苦的織布工沒有權利和政治話語權，移民意味著爭奪工作和工資。任何一點改變對他們來說都是改善。當然，他們永遠不可能完全推翻社會秩序。「行會革命」一詞的出現指的是阿爾卑斯山以北的城市中手工業者與貴族之間的權力鬥爭，卻忽略了一個事實：這只不過是關於行會的幾個理事席位，而且只是首次承認了工作的權利和榮譽。國家的國庫空虛始終是造成騷亂的更深層次的原因之一。最昂貴的開銷並非來自宮殿或節日——儘管它們高調惹眼——而是那些揮金如土的戰爭。1390年前後，僱傭軍領袖裝進自己口袋裡的金錢相當於建築工人所賺取工資的140倍。

  英格蘭之所以爆發農民起義，原因除了瘟疫，還有國家稅收的壓力，而百年戰爭的重擔也被證明是造成緊張局勢的罪魁禍首。在很短的時間內，英國議會就批准了兩項新的人頭稅，而第三項出台時已經令民眾不堪重負。1381年6月，成千上萬的農民、小工匠、貧窮的工人和包括較富有者在內的其他一些人都站出來反抗。叛亂從肯特和埃塞克斯蔓延到倫敦。抗議活動的訴求涉及最根本的東西：人們要求個人自由與平等。或許是英國人偷聽到了佛蘭德斯人的動靜，因為根特的公民恰好也起義反抗了他們的領主。

  同樣，宗教也首次成為導火索。約翰·鮑爾（John Ball）是具有改革意識的牛津神學家約翰·威克利夫（John Wyclif，1330—1384）的追隨者，他寫出了轟動性的句子：「當亞當砍柴、夏娃織布之時，貴族在哪裡？」在倫敦，革命者摧毀了有權有勢且令人憎惡的約翰·岡特（John of Gaunt，1340—1399）的宅邸。他們還對佛蘭德斯商人進行了大屠殺，銷毀各種文書，處決司法官員，甚至是法律系學生。他們以此打擊精英所炫耀的財富，抵制令他們深惡痛絕的來自歐洲大陸的競爭，反對吞噬金錢的文牘國度及那些難以理解的書面法律權利。他們想要正義，而不是可被收買的律師。「首先，讓我們殺了所有律師吧！」莎士比亞的一部皇家戲劇中的激進分子如此高喊道。

  面對憤怒，年輕的國王理查二世（Richard Ⅱ，1377—1399年在位）屈服了。在蓋有英格蘭大公章的文件上，他宣布所有臣民「出於我們的特殊恩寵」獲得自由，不受任何勞動的束縛，並赦免起義者。1381年6月15日，發生了英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場面之一：在史密斯菲爾德（現為倫敦的一個城區），叛軍領導人之一的瓦特·泰勒（Wat Tyler）與理查對峙。泰勒甚至都沒有彎一下膝蓋——某位編年史家憤憤不平地觀察著——用力地與這位塗抹過聖膏的人握手，並稱他為兄弟。除了廢除農奴制外，他還要求——這也是威克利夫所想要的——沒收教會的財產。他們的對話迅速就結束了。泰勒被理查的人砍倒，並被立刻帶至刑場斬首。在隨後的幾周內，國王很快成功地遏制了起義。據說，他派出了一個使節團，要求必須執行自己的諾言：「你們從前是農民，你們現在仍然是農民。你們要保持屈從，但不會是像以前那樣，而是更加艱苦。」行刑人員有了工作，國王對約翰·鮑爾進行了一場駭人聽聞的殘忍狂歡：他被絞死，然後剔骨和肢解。新興國家在建立其權力基礎時從來沒有在開玩笑。像其他起義一樣，英倫起義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一開始的烈火還未真正熊熊燃燒，運動中的裂縫就出現了，最終都沒有形成「第三股勢力」。另外，國家的縱向組織總是能迅速而有力地做出反應。

  當鮑爾的屍體在其死刑地點考文垂被撕成碎片時，國家間的戰爭還遠遠沒有結束。呼籲「自由」成為當時的流行口號。「對自由的渴望燃燒了，」一位聖丹尼斯的僧侶望著巴黎感嘆道，「源源不斷地渴望著新的！」在現代，那些被殺害、折磨、放逐的失敗者，以民族神話的名義慶祝著復活。科拉·迪·里恩佐激發喬治·戈登·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勳爵喊出了「里恩佐！最後的羅馬人！」，他還刺激理察·華格納（Richard Wagner）創作了歌劇。艾蒂安·馬塞爾在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中被推崇為先驅，巴黎地鐵站更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而14世紀時權貴對於「呆扎克」和他的兄弟們的恐懼卻深入骨髓，王公和城市領主全都為自己建造了有垛口的城堡。

  縱向組織在城市的暴亂中不斷強化，卻又處處閃現著城市的力量。在西班牙，王權對錢幣的渴望增加了「科爾特斯」（Cortes）——這是阿方索九世召集的「初始議會」的代名詞——的影響力。對自由的渴望再次被燒錢的戰爭燃起。卡斯蒂利亞與葡萄牙和阿拉貢開戰了，後者還必須為它的義大利冒險付出代價，而議會則必須幫忙籌集資金。直到第二個世紀，這件事的影響才逐漸緩和。1356年，布拉班特的各階層在伯爵的權力由於世襲之爭而被削弱時，成功獲得了自由權利和對於戰爭或和平問題的發言權。

  德意志帝國的一些城市常常是由行會領導的。由於自身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行會要求獲得政治影響力。與此同時，漢薩同盟在波羅的海地區獲得了霸主地位，甚至擊敗了丹麥國王，並與佛蘭德斯、英格蘭和葡萄牙進行貿易。名望、榮譽和地位對商人來說意義不大，他們想獲得特權並保護自己的經濟區。與丹麥保持和平使他們在波羅的海享有貿易自由。市民和領主之間的力量博弈繼續在德意志帝國的南部和西部進行。幾乎所有的鬥爭都以城市的失敗而告終。即使過了500年後回頭去看，依然很難判斷在帝國之中建立橫向聯盟到底有沒有現實的可能。但是，其中一個城市聯盟卻維繫了很長時間，並成為日後瑞士聯邦的核心。其關鍵因素在於，與施瓦本同盟和萊茵同盟不同，瑞士同盟戰勝了其領主：先是哈布斯堡家族，後來是「大膽」查理（Karl der Kühne）。而與之相反，西班牙城市聯盟卻幾乎沒有獲得任何政治影響力。

  從歷史的進程來看，大多數城市既沒有形成聯盟，也沒有能保障其城市公社獨立的經濟實力。根特、伊普爾和布魯日在中世紀後期很少受到佛蘭德斯伯爵的管制，並在16世紀舉行了4000多次聯席會議，卻最終還是落入了哈布斯堡的管轄之中。但軍事上的失敗並未削弱德意志的經濟重要性及其大商人的力量。法蘭克福躍升為貿易博覽中心和貨幣中心。拉文斯堡貿易組織成立於14世紀末，義大利城市、巴塞隆納和薩拉戈薩、阿維尼翁、布魯日和維也納均設有其分支機構。紐倫堡的貿易範圍覆蓋了從喀爾巴阡山脈到列日和倫巴第地區。憑藉其有利的地理位置，即作為帝國與東方之間的貿易中轉站，紐倫堡成為歐洲最重要的貿易中心之一。

  在布拉格，手工業者和商人也成功地在議會中贏得了影響力。他們押注負債纍纍的波西米亞國王約翰（1311—1346年在位），後者用諸如關稅權和司法管轄權這樣的特權來交換他們的金幣。1338年，在國王的批准下，公民開始建造市政廳，70米高的塔樓為其日益增長的自治權畫上了感嘆號。

  布拉格皇帝

  亨利七世的繼承人約翰成就了一段傳奇，雖然這位波西米亞統治者業已失明，並於1346年在百年戰爭中的重大戰役克雷西戰役中陣亡。然而，在他自己的國家，他仍然是一個局外人。他的兒子及繼任者查理四世（1346—1378年在位）將布拉格發展成為一個「帶爪子的母親」（Mütterchen mit Krallen，該說法源自卡夫卡）：從佩特涅納大花園俯瞰被夕陽照得波光粼粼的布拉格的屋頂——沒有人會錯過這一景色。查理將他的城市變為了大主教管區所在地。它的中心標誌是聖維特大教堂，該大教堂最初由一位法國建築師設計建造，後由施瓦本人彼得·帕勒（Peter Parler）接手。它坐落在這座城市的高處，與象徵世俗榮耀的赫拉德欽城堡緊緊相連。布拉格不斷壯大起來。那些在新的圍牆之內定居的人——其覆蓋的區域是過去的三倍——可以依靠這裡有利的條件生活。老城區和小城區之間通過一條新的石橋相連，該橋跨越半千米長。從瘟疫中倖存下來的這座城市於1348年在帝國土地上建立了第一所大學，吸引了成千上萬的學生。隨後在德語地區——維也納（它受布拉格模式的直接啟發），然後是領主城市海德堡，以及1388年的貿易大都市科隆——建立了更多的大學。由市議會資助的科隆大學是第一所同時擁有神學專業和法學專業的大學。

  布拉格憑藉其4萬多名居民成了歐洲最大的城市之一，是各族人民的大熔爐。在約瑟夫施塔特的舊新猶太會堂（The Old-New Synagogue）附近，聚集了一個重要的猶太社區。德國商人構成了城市中的特權階層。但是，美好的大都會的和平景象並沒有在伏爾塔瓦河上延續。到14世紀末，德國人和波西米亞人之間的緊張關係又加劇了。民族主義的跡象初現。就像後來一樣，它產生於對外來者的敵對情緒中。這位自封「查理大帝繼任者」的查理在法國長大，他最初的名字叫文策爾，後來在堅信禮中改名為「查理」。他精通義大利語、德語和拉丁語，以及他的母語捷克語。順便提一句，他對於義大利的興趣也僅僅在於那裡的富庶城市將弗羅林金幣扔進自己的小金庫而已。

  查理本人曾說自己是一個「愛學習之人」（amorem studii）。他本來希望邀請曾在伏爾塔瓦河上短暫任職的米蘭大使彼特拉克，為其宮廷增添些光彩。波西米亞的人文主義是圍繞著查理的文書大臣諾伊馬克特的約翰（Johannes von Neumarkt，約1310—1380）展開的，他是一位出身於市民階層的主教，曾在南部學習。力求保留古典之風的拉丁語在皇室的文獻中熠熠生輝。作為拉丁中世紀的第一任統治者，查理寫了自傳，但這更像是一部自白書而非人生故事，其個性在書中幾乎黯淡無光。他的建築大師彼得·帕勒則塑造了「現代」主觀性。由他所造的半身像可能是按照皇帝想要展現的樣子完成的。帕勒在聖維特大教堂的「自畫像」被認為是歐洲最早的後古代雕塑。

  盧森堡家族圍繞其身邊的那些出身於市民階層的律師、醫生、占星家和神父來構建自己的政治，它建立在與教皇達成共識的基礎上，並儘可能避免耗資巨大的戰爭，同時尋求與法國的瓦盧瓦王朝達成協議。查理是一位典型的重視宮廷權力的皇帝，為了增加盧森堡家族的遺產，他在帝國以及東方遍尋戰利品。他是一個虔誠的信徒、狂熱的文物收藏家，書寫了民族聖人文策爾的傳奇。他以烈火迫害異教徒，其中包括貝居安修會的追隨者。他想要通過在民眾中製造一種對於帝國皇權、皇冠和聖槍的狂熱崇拜，來重拾昔日的榮耀。1355年，查理短暫停留羅馬期間，一位由教皇任命的樞機主教為他加冕為王。

  有一套規則與查理的名字關係密切，正是這套規則永遠消除了教皇在皇帝選舉中的權利——1356年洽談的《金璽詔書》對此不再提及。選帝侯中的多數選票和加冕禮足以確立帝國的皇帝。序言強調了要在選帝侯中達成統一的目的，並給出了——這對於一部帝國法律來說是極其罕見的——因分歧而造成危害的經典案例：特洛伊戰爭和羅馬內戰。這些段落反映出某位人文主義者的筆法，或許是諾伊馬克特的約翰。選帝侯們被賦予了諸多特權。他們的土地不可分割，繼承遵循長子繼承原則，擁有造幣權和司法自由權。然而召開每年一度的選帝侯大會，從而使所有成員組成帝國共同政府的意圖，卻從未實現。詔書中名為「關於陰謀」的一條正是針對橫向聯盟：禁止成立各類城市聯盟和各種協會，因為它們會極儘可能刁難騎士、領主乃至帝國統治者，除非它們是為了維護國家治安。

  在此期間，教皇似乎開始重返羅馬。彼特拉克在威尼斯發出警告：阿維尼翁教皇在鑲金天花板下呼呼大睡，而作為「所有教堂之母」的拉特蘭大教堂卻處於風雨飄搖之境！星空之下沒有什麼可與義大利相提並論。他的葡萄酒甚至可以和法國勃艮第的葡萄酒相媲美！教皇烏爾班五世（Urban Ⅴ）實際上是在1367年前往義大利的——並不是因為金色的弗拉斯卡蒂鎮，而是為了逃脫法國統治者對其越發緊逼的擁簇，法王此時已經合併了多菲內。歸國似乎也是有可能的，因為歷經了摩爾人戰役錘鍊的樞機主教卡斯蒂利亞的吉爾·阿爾伯諾茲（Gil Albornoz）成功地穩定了教皇國。他頒布的法律是相當出色的，其中一些法律直至19世紀仍在發揮效用。可惜在烏爾班歸來的歡呼中，他不久就去世了。再次來到義大利的查理四世——身後當然沒有強大的後盾——也無法給予任何保護。因此，與其結盟的教皇寧願退守羅訥河上的要塞。聰明的阿爾伯諾茲卻找到了糟糕的繼任者。就這樣，外交、墨水和法律被壓迫、鮮血和暴力取代。

  彼特拉克萬念俱灰。1374年，晚年的他在靜修中去世，死於義大利北部的尤根尼山腳下的阿爾夸。根據他的遺願，他的「冰冷的白骨」被埋在公共教堂旁邊用維羅納紅色大理石打造的古老石棺中。祝福的題詞寫著：願他的靈魂「雖疲於地上，卻能在天堂里收穫和平」。四年後，查理追隨彼特拉克的步伐而去，成千上萬的人將他的遺體護送到聖維特大教堂。他成為葬在那裡的三位皇帝中的第一位，安息至今。查理的兒子文策爾在查理生前就已加冕為王，他是一個暴躁且沒有任何政治技巧的無能酒徒，很快就輸光了父親所贏得的江山，卻也剝奪了城市最危險的武器——建立同盟的可能性，這也是1389年在埃格爾締結的帝國領地和平條約的結果。然而，正如科隆編年史家嘲笑的那樣，文策爾「像豬一樣」無憂無慮地躺在波西米亞，他沒有想過要介入義大利事務，更不用說去得到帝國王冠了。1400年，選帝侯們廢除了他的王位，並選舉了一位並無實權的統治者普法爾茨伯爵魯普雷希特（Count Palatine Ruprecht，1400—1410年在位）作為他的繼任者。「金色布拉格」開出的第一朵花早在20年前那場瘟疫中就已經凋零了。

  英國蛇、佛羅倫斯的病人和雙頭的羅馬教皇

  在義大利，無政府狀態盛行。在那些以牟利為目的的僱傭軍中，綽號「英國蛇」的約翰·霍克伍德（John Hawkwood）是最成功的一位。他因保羅·烏切洛（Paolo Uccello，1397—1475）在佛羅倫斯大教堂北壁上所繪的壁畫而不朽。以今天的目光來看，這位英國人所獲得的巨大榮譽都來自他的審時度勢。他向人們展示了如何在14世紀混亂的義大利成就非凡的事業。霍克伍德於1322年或1323年出生在埃塞克斯郡錫布爾赫丁厄姆，他是一名裁縫，據說還在英國軍隊中擔任過弓箭手。隨著《布勒丁尼和約》的簽訂，他與「白色軍團」[142]一起搬到了阿維尼翁，然後又遷至義大利。1363年，他晉升為指揮官。約翰爵士——他從何人那裡獲封騎士爵位，是否真實，誰也不清楚——就像他從事過的大部分職業一樣，只為付他高薪水的人服務。只有對英格蘭的王冠，他始終保持著忠誠。他有時為米蘭而戰，有時為教皇而戰，但大多數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且總是為了自己的錢包。隨著時間的流逝，他成為大地主，並贏得了米蘭領主貝爾納博·維斯孔蒂（Bernabò Viscontis）的私生女的青睞。在教皇的資助和樞機主教吉涅瓦的羅伯特（Robert von Geneva）的領導下，霍克伍德推動了阿爾伯諾茲對教皇國的再次出征，佛羅倫斯頑強抵抗。1375年，他的部隊與「吉伯林派」的米蘭聯盟引爆了戰爭，戰鬥口號是「自由！」，並借鑑了古羅馬人對君主專制的抵抗經驗，試圖煽動教皇國的城市：「親愛的兄弟們，請記住，你們是義大利人，你們擁有的權力是發號施令，而不是去服從！」儘管佛羅倫斯設法賄賂了霍克伍德，他也確實支走了自己最精良的部隊，沒有讓他們參加戰鬥，幫助雙方進行和平談判，但教皇的士兵還是占據了上風。他將佛羅倫斯從被強加的宗教禁令中解放出來，這一禁令涉及對靈魂的救贖，對商業尤其有害。教皇撤銷了禁令，並因此得到了相當於一塊領地價值的25萬弗羅林金幣。

  在令人沮喪的八聖王戰爭[143]——此稱號源自負責佛羅倫斯軍事行動的高級官員人數——之後，緊接著是在佛羅倫斯爆發的一場因「梳毛工」（Ciompi）得名的暴動[144]。工人們要求成立協會，以便強調要求更高的工資。與先前對陣豪紳巨富不同的是，這次他們的對手是現有的行會。在幾個月的時間裡，梳毛工們在強大的歸爾甫派反對者的支持下，以及在其首領米歇爾·迪·蘭多（Michele di Lando）的帶領下很快就統治了這座城市。但是在1378年8月底，大行會最終平息了動亂。根據佛羅倫斯的傳統，起義者的領導人被放逐，獲勝軍團收編了較小的手工業群體，卻沒能收編「梳毛工」。這一狀態持續了四年。1382年，富豪權貴成功地引入一部憲法，使之對這些「小人物」產生了約束，真正的權力掌握在上層行會和歸爾甫派豪紳的手裡。

  在八聖王戰爭期間，還發生了一件小意外。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Gregor Ⅺ）在1377年回到了羅馬，可能是錫耶納聖女凱薩琳（Katharina von Siena，1347—1380）的提醒促成了他這一決定。她召喚格里高利——「我的父親」，她有時這樣呼喚他——請求他回到台伯河畔。然而，教皇於1378年去世，這一年因此成為義大利和歐洲歷史的轉折點。在聖彼得像前群眾的威脅壓力下，樞機主教先是任命了一位羅馬人成為繼任者，隨後又推舉了巴里大主教巴托洛梅奧·普里尼亞諾（Bartolomeo Prignano），此人自稱烏爾班六世（1378—1389年在位），卻貌似是個精神錯亂的人：他視自己為被聖靈挑選之人，並表示拉特蘭宮中悲傷的使徒肖像為他的上任而感到高興。更令他的對手感到震驚的是，他立即任命了許多義大利人作為樞機主教，從而打破了法國在樞機主教團中的統治地位。上當受騙的人們以「無能」為由，彈劾了烏爾班，並選舉了吉涅瓦的羅伯特——此人因好鬥而在教皇國臭名昭著，被稱為「切塞納的劊子手」——從而選舉出一個與之對抗的主教。這位教皇自稱是克雷芒，是「溫順的人」，並在阿維尼翁定居。他的羅馬對手在台伯河畔搶占自己的位置，而他自己則干預那不勒斯的王位鬥爭，並統領了霍克伍德的隊伍。杜拉佐的查理（Karl von Durazzo），作為安茹家族的一員，竟勒死了女王胡安娜一世（Johanna Ⅰ），將王冠據為己有。烏爾班也是他所處的那個暴力時代中一個值得一提的窮凶極惡之徒：六名樞機主教受到這位偏執教皇的命令而被折磨並處決，只因為他懷疑他們謀反。

  在超過30年的時間裡，教會持續在分裂：一位教皇居住在羅馬，另一位教皇居住在羅訥河，後來還加入了第三位教皇。法律上的關係尚無法釐清。歐洲的一半——義大利和德國的大部分地區、北部、東部、英國和葡萄牙——待在羅馬轄區，而包括卡斯蒂利亞在內的西部則偏向了阿維尼翁的一方。蘇格蘭人也是如此，因為他們無法支持一位被死敵英國所認可的教皇，裂縫很快也滲透進教令、座堂咨議會和修道院集會。在教皇國家，所有秩序都在瓦解，而在義大利餘部的戰爭肆虐，僱傭軍團供不應求。現有局勢和盈利前景也促使我們的霍克伍德尋找新的客戶。在他最後的征戰和外交行動中，他再次代表佛羅倫斯，這次是對陣米蘭，他因此獲得了前者給予的市民身份以及通過烏切洛的壁畫擁有了名聲。1394年在他死於床上後，佛羅倫斯人用隆重的葬禮向這位指揮官致敬——這樣的事在過去不曾有過。他是那些會被馬基雅維利嗤之以鼻的僱傭兵的典範。

  分裂時期的義大利顯示了人類這一怪物的獸性——不是因為直到這時它才顯現出來，而是因為這座大城市中擁有足夠的編年史家，他們用話語塑造了這些怪物。他們的多數作品就像布拉格、巴黎和那不勒斯的畫家和雕塑家那樣接近自然，而同時期的中國藝術家也是如此。霍克伍德的岳父貝爾納博·維斯孔蒂是米蘭東半部地區的繼承人，他提供了喬叟曾經提過的「倫巴第暴君」的經典樣板。他在米蘭的斯福爾扎城堡中的騎馬雕像似乎證實了書面資料的記載：他穿著緊身的鏈甲和盔甲，嚴格程式化的頭髮泛著被箍住，留著分成兩撮的黑色鬍鬚，酷似一位亞述人的暴君（插圖23）。布克哈特將他比作「最可怕的羅馬皇帝」。「國家最重要的目的是領主的野豬狩獵；誰要是在此事上干預他，將被嚴刑拷打；戰戰兢兢的人們必須為他餵養5000隻獵犬，要為了它們的安逸而盡職盡責。」與半個義大利作戰，並一再被革除教籍，但他仍是他的家族在倫巴第及此外地區統治的先驅。他的侄子吉安·加萊亞佐·維斯孔蒂（Gian Galeazzo Visconti，1351—1402）於1385年推翻了他。貝爾納博最終在關押暴君的監牢里去世，據說是死於毒藥。

  插圖23：《貝爾納博·維斯孔蒂》，1363年，米蘭，斯福爾扎城堡

  如果說在19世紀之前有一位公爵確有機會至少將義大利的北半部納入他的統治範圍，那麼這個人就非吉安·加萊亞佐·維斯孔蒂莫屬了。他巧妙地擴大了米蘭在東方的勢力範圍，使其可達貝盧諾，南部到達比薩和佩魯賈。他還使米蘭與錫耶納結盟。8歲那年，維斯孔蒂與瓦盧瓦的伊莎貝拉（Isabella von Valois）結婚。鑑於購買彰顯聲望的物品需要花費巨額資金，馬泰奧·維拉尼嘲笑法國國王在出售自己的肉。吉安·加萊亞佐以10萬弗羅林金幣作為籌碼，從懶惰的皇帝文策爾那裡獲得了頭銜，不過考慮到他國家巨額的收入，這筆錢可以忽略不計。這筆錢最終給了帕維亞的加爾都西會修道院。作為教會的政治人物，他既沒有對羅馬的教皇也沒有對阿維尼翁的教皇表明立場，而是受到雙方的歡迎。像他這樣的人沒有受到德意志國王和普爾法茨伯爵魯普雷希特的傷害，也就不足為奇了。1402年4月，魯普雷希特在布雷西亞遭遇襲擊，因此他的羅馬之行剛開始就結束了。維斯孔蒂則一路南下，他的目的地是佛羅倫斯。

  在這一時期，義大利的權力遊戲是開放的。米蘭的崛起已經塵埃落定，而佛羅倫斯共和國能否維持其獨立性則顯得並不明朗，因分裂而被削弱的教皇國則越發前途未卜。在那不勒斯，安茹家族因繼承鬥爭而分裂，難以為繼。他們試圖奪回西西里島的嘗試也失敗了，因為遭到了當地人的抵抗，相比於法國人，當地人更願意受到西班牙人的壓迫。但是西西里大地由於持續的戰爭而血流成河，這裡其餘的人則飽受黑死病折磨。貴族的權力，加上他們廣泛的土地財產和司法權力，都阻礙了改革和現代化。村莊前豎起的絞刑架提醒人們，土地的主人同時還能決定生死。雖然出現過受過良好教育且又對文化感興趣的國王，例如學習豎琴演奏、召集學者和詩人的「人文主義者」馬丁一世（Martin Ⅰ），但總體情況並沒有得到改變。

  威尼斯遙望著亞得里亞海遙遠的地平線。儘管處境最為艱難，但它的憲法仍未被動搖。雄心勃勃的總督的兩次政變企圖挫敗了寡頭政治，密謀者皆被絞死或斬首。但是外部的危機又來了。1358年，隨著扎拉和約的簽訂，達爾馬提亞的城市落入了匈牙利的拉約什一世（1342—1382年在位）手中。在克里特島，一場殖民地的叛亂亟待平息。這場叛亂涵蓋了廣泛的階層，包括希臘人和拉丁人在內。其領導人曾是高貴的威尼斯人，而此時他們手握行刑刀。在與熱那亞的最後一次鏖戰，即著名的「基奧賈之戰」中，威尼斯因其公民乃至平民的忠誠而大獲全勝。當1381年和約締結時，熱那亞永遠地結束了其在亞得里亞海的權利。威尼斯的危機讓30個為戰爭提供了財政援助的人獲得了進入大議會的機會。這是橫向發展的最後一次小勝利，大多數市民依然被排除在參與權之外，這是威尼斯社會自取滅亡的方式。早在1297年，威尼斯的貴族階層就因為極大程度地封鎖了新家族加入有權選舉總督的大議會的機會，從而故步自封。人民大會不得不暫緩，並於1426年被廢除，甚至連「公社」（comune）這個概念都沒有留下，僅僅能聽到諸如「領主」或「主權」（dominium）、「統治權」這些詞語。

  14世紀後期的西方、東方和北方

  有時，圖像知道如何以令人愉悅的方式說謊。《威爾頓雙聯畫》可能是由法國藝術家在1395年前後完成的小型可攜式祭壇畫，乍看之下美麗得簡直不可方物（附圖6）。它在一片金色之中展示了英王理查二世。這位我們先前在史密斯菲爾德極其嚴峻的情況下提及的國王，仍然敬拜著他的王國的守護者瑪利亞和聖嬰耶穌。這幅祭壇畫曾經是他的財產，可能是用於進行親密的敬拜。畫家熟練地描繪身體、縮小比例，以及處理光影。文藝復興時期的現實主義藝術證明了自己。理查看上去纖細得就像是一個女性。幾位天使的表情流露出一絲喜悅。

  《威爾頓雙聯畫》背後的歷史背景令人難以置信。身為百年戰爭的勇士、伍德斯托克的「黑太子」愛德華（Eduard）的兒子、波西米亞的安妮（Anne von B?hmen）的丈夫，查理二世是英國歷史上最不幸的統治者之一。他要求得到王位的主張並非毫無爭議。15世紀之所以會爆發玫瑰戰爭，根源就在於王位繼承上的模稜兩可。1396年，波西米亞的妻子去世後，平息與法國積怨已久的戰事的機會似乎出現了：理查娶了法王查理六世（Karl Ⅵ）的女兒，當時才7歲的瓦盧瓦公主伊莎貝拉（Isabella）。他相信自己可以毫無後顧之憂地清算不聽話的議會。《威爾頓雙聯畫》中那位謙卑的祈禱者，在執政的最後幾年，將宿敵紛紛斬首或流放，因而被扣上了暴君的稱號。但是他的恐怖統治並沒有持續多久，1399年，不幸和終結就降臨到這位國王身上。約翰·岡特在理查未成年期間曾是英格蘭真正的主人，他的死似乎為這位國王提供了奪取其巨大遺產的機會。畢竟到處都財政緊張，王宮就有一千多人要養活。同時，理查又樹敵過多。當查理在愛爾蘭作戰期間，約翰的兒子亨利·博林布魯克（Henry Bolingbroke）成功地讓心懷不滿的男爵以及曾被理查驅逐流放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站到了自己的身邊。這種情況下，最終決勝權一如既往地還是落到軍隊之中。理查敗下陣來。他最終在約克的一座堡壘中成為囚犯，人們認為他可能就是在那裡餓死的。成功的政變者還是獲得了王位，雖然他並非第一順位繼承人。隨著博林布魯克成為國王，即亨利四世（Heinrich Ⅳ，1399—1413年在位），蘭開斯特家族開始掌權。

  安茹王朝中發生了激烈的家族衝突。匈牙利的拉約什一世出兵反對杜拉佐的查理。但是，這無法阻止殺死胡安娜一世的兇手坐上那不勒斯王位。在東部，拉約什一世鞏固了匈牙利的大國地位，其中包括以犧牲威尼斯為代價。他利用了塞爾維亞帝國的弱點，在「強大的人」斯特凡·烏羅什四世（Stefan Ⅳ. Uros，1346—1355年在位）去世後，這裡已分裂為封建公國的臣民。

  在波蘭，皮亞斯特王朝的卡齊米日三世（Kazimierz Ⅲ，1333—1370年在位）成為國王時，發現他的國家正陷於「嚴重的錯誤和陰謀混亂之中」。他與條頓騎士團並肩作戰，轉而對立陶宛人發起了另一場進攻，與波西米亞鄰居則達成妥協。他得以推翻貴族的統治，而獲得了向東方擴展的空間。通過贏得沃希尼亞、加利西亞和馬佐維亞公國，卡齊米日的國家規模幾乎擴大了兩倍。黑死病使德意志、亞美尼亞和義大利的定居者湧入波蘭，種族混合的情況因此更加常見。東方的領土擴張帶來了新的東正教信仰。猶太人的文化和經濟活動保持其重要意義。他們中許多人逃離了西部的大屠殺，並在波蘭找到了新的家園，這裡的條件比舊時還要好得多。

  法律編纂和行政改革為波蘭發展成一個內陸國家做好了準備。儘管德意志法律適用于波蘭的小城鎮，但禁止向馬格德堡（或任何國外城市）法院上訴的禁令也指向了上述的改革方向。「一個領主，一部法律和一種貨幣」應在全國範圍內適用——這一想法已經被提出並討論過，原始的民族國家思想的承載者是貴族，為了實現自己的目標，貴族聯合起來組成了「聯邦」。這樣的聯合第一次出現在1353年，這是朝貴族共和國邁出的一步，此時的波蘭人像他們曾經臭名昭著的那樣名揚天下。

  克拉科夫已成為波蘭的首都和皇城。這裡的布藝大廳原先是哥德式風格，是在卡齊米日的統治下建造的，至今仍使人聯想起英國與佛蘭德斯之間的布料貿易往來。當時新建的大教堂和瓦維爾城堡在訴說著經濟的繁榮和皇家的風光。皮亞斯特王朝的統治者在城牆外為猶太移民建立了一個定居點，並以他的名字命名：卡齊米日。此外，他還建立了克拉科夫大學。

  隨著被冠以「偉大」稱號的卡齊米日的逝世，皮亞斯特王朝的主線也落下帷幕。波蘭落入了匈牙利的拉約什一世手中。但是對於安茹王朝來說，它仍然是一個困擾整個國家的偏遠地區。拉約什將自己的女兒瑪麗亞（Maria）嫁給了查理四世的兒子西吉斯蒙德（Sigismund，1411—1437年在位）——布蘭登堡選帝侯，也是後來德意志的國王和皇帝。為確保自己的女兒雅德維加（Hedwig，1384—1399年在位）繼承王位，拉約什抵免稅收，並給予貴族參政權以及其他讓步，而他的前任已經宣布他們具有國王的選舉權。11歲的雅德維加與立陶宛大公雅蓋沃（Jagiello）的婚姻交易帶來了豐厚的利潤。新郎的彩禮是他的洗禮，隨後是其臣民的皈依。歐洲最後一批異教徒——雷神佩肯（Pekun）的追隨者，也漸漸成了基督徒。波蘭-立陶宛的聯合政權在波羅的海和黑海之間建立起一個該地區前所未有的大國。

  一樁婚姻也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創建了一個新帝國。帝國的母親是瑪格麗特（Margarethe，1353—1412），丹麥統治者瓦爾德瑪·阿特達格（Waldemar Atterdag）的女兒。她嫁給了挪威國王哈康六世·馬格努森（Hakon Ⅵ. Magnusson），她的兒子奧拉夫（Olaf）在阿特達格以及自己父親去世後合併了兩個王朝。當年輕的國王也於1387年去世時，瑪格麗特被國家議會選舉為「全能的女王及整個王國的配偶和監護人」。兩年後，瑪格麗特就贏得了她的第三枚王冠，即瑞典的王冠。1397年，她在卡爾馬的王宮籌劃了午夜王國的統一，它們成了與強大的漢薩同盟相制衡的力量。此後，丹麥國王和德意志國王在哥本哈根決定聯盟政策。例如，挪威只能無力地看著某個外國的統治者典押奧克尼群島和設得蘭群島，以此來支付嫁妝。在瑞典，部分貴族、城鎮居民、礦工和小業主反對聯盟。宗教改革後，瑞典從聯盟關係中擺脫出來，而丹麥和挪威之間的強制姻親關係要一直存續到1814年。

  莫斯科、蒙古人、奧斯曼人

  自14世紀上半葉以來，莫斯科發展成為羅斯國家的中心，以及大公和大都市的所在地。它在抵禦蒙古人的過程中進一步崛起。然而，由可汗任命的主管貢品事務的大公爵狡猾地挪用了稅款，並用這筆錢提升了自己的地位。甚至連瘟疫都幫助鞏固了莫斯科的勢力——莫斯科大公伊凡二世（Iwan Ⅱ）得以從潛在的競爭對手那裡脫穎而出。德米特里·頓斯科伊大公（Dimitri Donskoi，1359—1389）與特維爾王公一起擊敗了最後一位強勁的競爭對手。此時，終於有機會對陣草原帝國了——此時對決的時機似乎是有利的，因為蒙古人也因其血腥的內部競爭而削弱了自己的勢力。面對莫斯科公國拒絕效忠和政治上的肆意妄為，可汗馬邁（Khan Mamai）選擇以遠征懲戒作為回應，德米特里·頓斯科伊於是組建了一個由俄羅斯公爵組成的廣泛聯盟，並以此建立了——如果有人相信這段編年史的話——一個國家：「在莫斯科，馬匹嘶嘶；在科洛姆納（Kolomna），喇叭震天；在瑟普霍夫（Serpukhov），鑼鼓喧天。榮耀在俄羅斯的大地上傳送，軍隊的標誌在偉大的頓河畔上飄揚。」事實上，在1380年9月，俄羅斯軍隊趕在蒙古的盟友立陶宛到達戰場之前，在頓河河畔的狙擊戰場上贏得了勝利。馬邁逃跑了，後來遭到其對手托克塔米什（Toktamisch）的襲擊，並在熱那亞被克里米亞人謀殺了。俄羅斯的書面資料回應了對已經完全依附於伊斯蘭教的韃靼人的首次重要勝利，也見證了東北諸公國的統一。「弟兄們，波雅爾、公爵及波雅爾的兒子！」一位記錄者這樣形容大公，「你為神聖的教堂、俄羅斯土地和基督教信仰獻出了生命。」諸如此類的話語編織著傳奇，從中甚至發出了對「第三個羅馬」的呼喚。

  這一成功可能加強了俄羅斯的身份認同，但還不是決定性的。僅僅幾年後，以托克塔米什為首的韃靼人再次襲擊了莫斯科。他們殺戮、焚燒和掠奪。德米特里·頓斯科伊不得不爬到十字架上，為可汗徵收高額稅款。隨著蒙古世界的新征服者帖木兒·倫克（Timur Lenk，1370—1405年在位）的崛起，莫斯科再次處於致命的危險之中，現在它與草原的戰鬥進入了決定性階段。此外，在莫斯科的統治穩若磐石之前，它還必須與俄羅斯的競爭對手——與此同時，特維爾再次崛起——進行新的戰鬥。

  當莫斯科的統治者迫使俄羅斯團結在一起時，在東南部，一股新的伊斯蘭力量正在形成。與蒙古草原的勇士不同，它建立了一個持久的國家陣營並發展成為一個帝國。在萎縮的拜占庭帝國與伊利汗國之間，從蒙古人的統治下逃出來的土庫曼人定居下來，並形成了小規模的政權。其中最成功的是位於安納托利亞西北部的公國，其統治者是一位名叫奧斯曼（Osman，1281/1288—1324/1326）的氏族領袖。據傳說，一名苦行僧預言他註定要成為世界的戰士和未來的統治者。無論如何，他努力擴大了自己的勢力範圍。一如既往，戰利品為他贏得了戰士、親信和追隨者。奧斯曼的兒子奧罕（Orhan）已經開始鑄造貨幣，成為王朝中第一個獲得蘇丹頭銜的人。而牽到皇帝女兒的手——拜占庭公主的手「物美價廉」——使他具有了合法性，並為捲入多場戰爭中的拜占庭贏得了一位盟友。權力對於奧斯曼人來說比宗教更重要。他們沒有任何顧慮地與基督徒和穆斯林結成同盟並發動戰爭。大約在14世紀中葉，土耳其軍隊以巴塞勒斯的盟友身份向加里波利和塞薩洛尼基前進，以支持拜占庭抵抗塞爾維亞的進攻。但是援軍很快變成了致命的敵人。

  像所有正在成形的帝國一樣，新帝國註定要擴張。追隨者必須獲得戰利品作為獎勵，這樣才能贏得新的追隨者。早期的奧斯曼帝國被稱為掠奪團體，其像巨大的變形蟲一樣擴張，吸收了所有有益於它的東西。奧斯曼軍隊占領了拜占庭統治的大部分地區。後來，阿德里安堡在蘇丹穆拉德一世（Murad Ⅰ，1362—1389）的統治下躍升為奧斯曼帝國的首都。被占領的城市歸屬於軍事指揮官，就如同平民和軍事管理的混合，這仍然是奧斯曼帝國組織的典型特徵。奧斯曼帝國擊敗了拜占庭，使其成為自己的進貢國，1386年他們又從保加利亞手裡奪走了索非亞城。通過收買，以及穆拉德的兒子巴耶齊德（Bayezid）與一位安納托利亞公主的聯姻，奧斯曼帝國又獲得了小亞細亞的大部分地區。同時，蘇丹的軍隊入侵了巴爾幹半島。即使是塞爾維亞中部的領主拉扎爾（Lazar）率領的斯拉夫聯軍也沒能制止蘇丹的軍隊，他們於1389年在普里什蒂納附近的科索沃被擊敗。拉扎爾失敗了，作為烈士，他贏得了神聖的尊嚴，並成就了一段延續至今的塞爾維亞神話。他的兒子斯特凡（Stefan，1389—1427）被降為奧斯曼帝國的屬臣，雅典公爵、佛羅倫斯人內里·阿奇亞奧里（Neri Acciaiuoli）也是如此。同時，土耳其軍隊制服了安納托利亞酋長國，並做好了包圍拜占庭的部署。

  就在拉丁歐洲逐漸覺醒之時，匈牙利卻受到奧斯曼帝國直接的威脅。在羅馬教皇及其在阿維尼翁的對手的協助下，西吉斯蒙德成功地召集了一支十字軍。1396年9月底，這支十字軍在尼科波利斯敗給了奧斯曼帝國的軍隊。數千人在此喪生或被俘，西吉斯蒙德從這場災難中驚險逃脫。然而，遠方發生了另一件事阻止了土耳其人的行軍。在中亞，以撒馬爾罕為基地的土庫曼-蒙古部落聯盟的領導人帖木兒·倫克開始了征服世界之路：「用征服的劍去俘虜王國。」〔馬洛（Marlowe）語〕

  這位「鋼鐵般的瘸子」——他可能是由於右腿畸形或受傷而走路一瘸一拐——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怪物之一：在殘忍方面，他完全不輸其偶像成吉思汗。失敗者的頭顱曾經被他的戰士堆成金字塔——僅在被征服的伊斯法罕城的城牆之前，就數出了28座分別用1500顆腦袋壘成的金字塔。帖木兒急匆匆地號令騎手穿越中亞，將金帳汗國的軍隊扔進了塵土。他曾遷至莫斯科，占領德里，摧毀巴格達，以及入侵了阿勒頗和大馬士革。1402年，他在安卡拉附近擊敗了一支奧斯曼帝國的軍隊。蘇丹最終被囚禁。帖木兒使用了最先進的戰爭技術：噴火器、火箭、攻城器。基督教的王公對奧斯曼的失敗感到高興，並趕緊與帖木兒建立關係。然而，1405年，帖木兒在與中國交戰前去世。他的政權如同最初聚集時一樣迅速瓦解。奧斯曼帝國開始奪回失去的一切，而莫斯科則忙著抵制金帳汗國的入侵和立陶宛的騷擾。拉丁歐洲獲得了片刻喘息的機會。然而，這不過是轉瞬即逝的機會：拜占庭已時日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