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可能性的拓展：1000—1400年

  轉折時期

  9. 世界的中心：印度、日本、中國

  插圖9：《金剛經》，捲軸的卷首和文字，公元868年，倫敦，大英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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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的地中海和它的鄰國

  在公元1000年初，就經濟和政治意義而言，坐擁地中海的拉丁歐洲肯定不是世界的中心，就其文化、技術和科學而言更非如此。在當時的一位居住在印度的阿拉伯人眼中，整個歐洲只有「羅姆」（Rum）[48]的皇帝——拜占庭的巴塞勒斯——才算得上世界四大統治者之一。他列出的另外三位是哈里發、中國的皇帝和與他家鄉鄰近的拉什特拉庫塔（Rashtakrutas）國王。對於那些宣稱自己是宇宙的統治者並似乎深以為然的撒克遜人、法蘭克人以及其他「西方人」，這位阿拉伯人甚至都不曾聽說過。與其他強國相比，拉丁歐洲並沒有什麼優勢。就連我們此前一直流連忘返的拜占庭——儘管從拉丁歐洲的角度看來它是那麼強大，那麼金光閃閃——都得靠邊站。真正的中心是一個從東非、阿拉伯半島和波斯灣一直延伸到日本的經濟區域，其中包括中亞、印度和中國。

  伊斯蘭教及其城市的興起刺激了遙遠的西方對奢侈品的追求。東方的奇觀包括成捆的絲綢、鑲嵌珍珠的棺材、玉器和如同彩虹般閃耀著各種顏色的珠寶——它們就像是帶著神奇魔力的從天而降的雨滴。還有細膩而散發芬芳的絲綢面料歐根紗（organza），其名字來自土庫曼大城市烏爾根奇（Urgentsch）。同時還有肥皂、檀香木和裝滿麻袋的辣椒，以及盛滿波斯玫瑰水的精美彩瓷和器皿。玫瑰水的氣味是如此濃郁，以至滲透到了小瓶的蠟塞中。黃金、乳香、貴族馬匹、非洲象牙、紡織品和金屬製品正在被運往歐洲，而那時的歐洲卻只能提供有限的商品可與亞洲和非洲的精美商品相媲美。許多人湧入印度洋和中國的海洋沿岸做生意，彼此交流和學習。阿拉伯人最早於公元4世紀就到達了中國，並於千年之交後在馬魯古群島[49]進行貿易活動。接踵而至的還有印度人、中國人以及中南半島的島民。在蘇門答臘島東海岸和中國廣州之間往來的波斯商人也屢見不鮮。接下來的幾個世紀，歐洲也加入進來，一個相互關聯的體系由此建立起來，其標誌是阿拉伯人從地中海地區進口的拉丁帆，這種船能有效地利用風力，增強了逆風行進的能力，自古便家喻戶曉。

  商業、財富和權力為龐大的宗教建築奠定了基礎。公元8—9世紀，人們在爪哇島上建造了婆羅浮屠塔，它是一座大乘佛教的紀念碑，使用了約5.6萬立方米的石頭，其台階一層又一層直通天際。不遠處則是屬於印度教眾神的普蘭巴南神廟。這裡以及其他的宇宙中心主導著周邊地區較小的統治政權。在緬甸的蒲甘，人們建造了成千上萬的寶塔和廟宇，其數量甚至比大多數歐洲城市的人口數量還多。和歐洲一樣，該地區的統治政權也發展成了國家。歷史學家維克多·利伯曼（Victor Lieberman）將這類國家定義為「憲章國家」：圍繞一個中心發展出諸多共同體，它們慢慢發展出自己的身份、文化、政治和行政模式，甚至憲法。

  印度，這片「第倫桃的土地」，讓歐洲人聯想到的是寶石、神話人物及夢幻般的宮殿。沒有人比印度人更擅長鍛造刀劍；在遙遠的巴格達都流傳著印度的詩歌和音樂；印度的棉織物更是征服了亞洲市場。古代的印度無疑是宇宙的中心。時至今日，「聖地」的宗教信仰依然受到諸神和婆羅門的話語（梵文所撰寫的吠陀經文）的啟發。從印度的視角看世界，西方都是些未開化的野人，而東方則都是些蠻人。

  佛陀從印度途經斯里蘭卡抵達了中國和日本，並朝著相反的方向進入了中亞的廣大地區。自公元7世紀以來，印度科學和宗教的中心位於今天的比哈爾邦那爛陀的「僧寺大學」（Klosteruniversit?t），該大學得到了佛教和印度教各個朝代的大力支持，吸引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除了宗教內容外，課程還包括醫學、文學和哲學。一位中國朝聖者對這個夢想之地做了如下描述：「寺院被天藍色的池塘圍繞，盛放的藍蓮花花萼更是錦上添花。」「在廟宇中，美麗的迦哩尼迦羅花掛著金黃色的花朵，外面的杧果小樹林用厚重的樹影保護著居民……」這份榮耀一直持續到12世紀末，一支突厥軍隊將這奇蹟般景象摧毀至瓦礫與灰燼。

  如同花朵吸引蜜蜂一樣，印度的財富及其肥沃的土地吸引了征服者。先是波斯人，然後是希臘人和匈人，最後則是英國人。公元6世紀初，隨著統治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區的笈多王朝的沒落，各方大國開始為爭奪勢力而相互混戰。他們抵禦阿拉伯人，阻止了印度的早期伊斯蘭化。公元1000年前後，朱羅成為印度南部的主要勢力。他們將目光投向海洋，這是印度歷史上不尋常的舉動：他們的船隊攻打三佛齊，後者是當時最強大的海上帝國，其中心位於蘇門答臘。11世紀末，加茲尼的馬哈茂德在印度的繼承者被伊朗的古爾人擊敗，後者的統治範圍一度從德里擴展到孟加拉。然而，一個世紀之後，他們就被自己的軍事奴隸剝奪了政權。這就是德里蘇丹國的開端。

  在動盪的時代，商人自己招募僱傭兵來保護自己的商道。其中較突出的有阿亞沃萊的「千條路線中的五百商人」——他們活躍於與斯里蘭卡和東南亞的長途貿易。在僱傭軍對其貿易路線保護下，他們做了不少當時國家都做不到的事情。蘇門答臘島上的一塊石碑上刻著這樣的一句話：「他們是天生的流浪者，穿行於各國，挺進六大洲，騎著一流的大象和膘壯的駿馬，戴著碩大的藍寶石、月光石、珍珠、紅寶石、鑽石；他們的光是那地平線，浩瀚的大海是他們的護城河，九大行星串成他們的腰帶，日月皆為他們的助手，還有那三十三個神，則成為他們的觀眾。」

  火山作為天然屏障，一方面隔開了印度與伊斯蘭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隔開了印度與中國的生活方式，它與蘇門答臘島和爪哇島一起連成壁壘，將印度洋分為東、西兩半。季風的方向似乎不僅僅限定了貿易路線和飲食習慣——西部和北部是穀物，東亞則是大米——還承載著先知的話語，或將之吹散。穆罕默德的聲名早在公元7世紀就已傳到了印度海岸；幾個世紀後，它傳到了婆羅洲和菲律賓。儘管佛陀在其家鄉的影響力日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印度教的萬神殿，它在更遙遠的東方卻依舊存續，比如在進入中國（以及日本）後不久，它就成為儒家需要面對的具有壓倒性優勢的對手。

  千年之交的歐洲人還不知道何謂「太陽升起的國度」。馬可·波羅——其實他從未去過這座被他稱為「齊潘戈」（Cipangu）的島嶼——向人們講述了這座島嶼上的神奇事物：寶石和珍珠堆積成山，唾手可得，黃金覆蓋了皇宮的屋頂，地板和牆壁閃耀著光芒。這個位於世界東部邊緣的「埃爾多拉多」（El Dorado）[50]，其國家組織的設計參照了中國正統王朝的模式，如果以中央集權程度、語言文字和合理性為衡量標準來看，它和中國差不多，高出拉丁歐洲國家許多。自公元731年以來，朝廷有一個叫作「國家參議會」的諮詢機構。除了宗教事務部門之外，還有大臣部門。另還有其他諸多部門隸屬於它們。龐大的官僚機構曾一度在首都有1萬多名官員，在各省城中則有3000名官員。據說在10世紀時，僅日本中央政府的書役每年就要寫3.5億個字。而此時在歐洲統治者的宮廷里，僧侶們的手不過辛苦地抄滿了幾張羊皮紙。在墨洛溫帝國，即使包括那些殘存的斷篇，倖存下來的手稿也不超過500份；在統治更加穩固的加洛林帝國，留存下來的僅有7000多份。

  早於歐洲人幾個世紀，日本就率先用統計數據來記錄帝國的稅收和服務義務。最早的棋盤式稻田種植規劃圖可追溯到公元8世紀，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按比例尺做成的地圖之一。省城官員保存著記錄了所有權歸屬和個別貨物抵押信息的登記簿。發達的公路網覆蓋了整個島嶼。在鄉下普遍是以農村家庭為單位進行農業生產，大型農場從未占據主要地位。與歐洲一樣，日本也區分了自由農民和非自由人。財產權通常受到高度尊重，即使是普通農民，其房屋和生活區域的安寧也不可被侵犯。這樣的體系似乎非常有效。到18世紀，種植面積幾乎翻了一番。改進的灌溉和其他措施也提高了單產。如此一來，國家能夠養活的人口從區區400萬增長到了2500萬。

  與朝鮮半島的國家一樣，日本在與中國的文化和統治政權打交道的過程中建立了自己的身份。到了公元9世紀，日本的音節中引入了中文字符。擁有近17.5萬人口的城市——京都府已成為日本文化的中心。對此最美好的記憶當屬千年之交後不久出現的小說《源氏物語》，講述了一位王子的愛情、緋聞和一些短小精練的故事。這部作品被認為是世界文學史上最早的小說之一，可能出自兩位宮廷仕女之手。在寬敞的宮殿中，其花園、大廳和庭院無不在不遺餘力地展現極具美學韻味、充滿儀式感和禮儀的宮廷生活。京都府邸旁邊是私人領主的宮殿，這些宮殿是根據其主人財產的規模來建造。歐洲的權勢是通過石牆、大理石鑲嵌的塔樓和銅綠色圓頂展現出來，而日本則展現出極高的品位：宗教成為藝術，藝術融入宗教。1017—1074年，執政的日本攝政王藤原賴通命人仿照「淨土」的形象製作了自己的寶座：由「無量光佛」阿彌陀佛統治的光輝天堂。在藤原賴通的宇治公園的中心，是用山水畫裝飾的名為「平等院鳳凰堂」的質樸的木結構建築。它位於一座人工湖中心的小島上。在它那火焰狀的金色飾物前鍍金的蓮花上，坐著一尊金光閃閃的木質阿彌陀佛塑像，這是雕塑家定朝[51]的傑作。在這裡顯示的崇高感非常人性化又平易近人，引人陷入沉思。西方的傲慢終將使佛教的教義及其尋求內心純淨與平和的努力置於基督教信仰之上。

  在千年之交的歐洲，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和遠東的印度教、佛教和伊斯蘭教聖所的宏偉壯麗和精美相媲美。與亞洲範圍內的一些統治者的輝煌相比，歐洲的國王和皇帝們，雖擁有名聲響亮的頭銜，卻是悲慘的遊蕩者，他們的領土不過是荒原和海洋邊緣的地區。而千年之交時，世界的中心在亞洲，亞洲的中心在中國。

  中心的中心：中國

  1937年，英國劍橋。有時候，一個男人會因為一個女人而愛上一個國家。一次邂逅，一個眼神，一次接觸——這個人的生活便在不經意間朝著另一個方向展開。科學史在20世紀的一次偉大轉折可能就是這麼開始的。當時，劍橋大學年輕的生物化學學者李約瑟博士愛上了他的學生，來自中國南京的魯桂珍[52]。接著，他開始對這位年輕女子的遙遠故鄉感到好奇，並接受了學習中文寫作和交流的考驗。在重慶這個處於嘉陵江與長江交匯處的城市，他接受了一份工作。彼時的重慶是長江中上游的一座擁有800多萬人口的大都市，著有1000多年歷史的羅漢寺就坐落於城市的中心，在摩天大樓的陰影下，它正在沉思佛陀的智慧。

  中國文化深深吸引著李約瑟，以至胚胎和細胞的研究都被他置於身後。作為最早用「不同的視角」看待世界科學史的歐洲人之一，他顛覆了傳統的視角，將中國移至中心。李約瑟發現，中國在古代和中世紀時期就已經擁有了先進的技術和科學見解，「西方人」對此卻幾乎一無所知。他指出，中國與歐洲在中世紀時期有如此大的差距，使人不禁意識到一個問題：自文藝復興之後，歐洲是如何超越中國的，以至於科學和工業革命發生在這裡，而不是在早就擁有無限優越性的中國呢？

  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國共內戰時期，整個國家積貧積弱，作為同時代的見證者，李約瑟將中國發展的中斷描述為「文明史上最大的問題之一」。此後的餘生，他都在致力於尋找這一問題的答案。他追溯了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史，發現了這樣一種高級文化的形象：早在歐洲還處於中世紀高潮時，它就已經邁入了現代，並且比世界上所有其他國家都先進得多。李約瑟於1995年逝世，享年95歲。其學生和同事們仍在繼續著他的不朽著作《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當下，在我們似乎即將開啟亞洲時代之際，他所提出的那個最大的問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趣。

  中國與印度一樣深信，相較於西方和東方的「野蠻人」，自己是優越的，甚至不止如此：中國相信自己就是文明本身。在公元7—12世紀，中國出現了諸多頂尖的藝術成就，創造了偉大的發明。佛陀和孔子、成千上萬的寺院、廣闊的土地乃至道教神仙，都為人們提供了生活和國家認同的準則。在唐朝（618—907年）的統治時期，中國成為一個超級帝國，其影響力覆蓋朝鮮半島和如今的越南地區，甚至觸及了波斯的邊界。唐代的藝術、繪畫和雕塑舉世聞名。世界各地博物館中那優雅的綠色和棕色釉面雕像人物，使人聯想到美麗的馬匹奔騰起舞時的熱情。但最重要的是這一時期群星閃耀的詩歌——飲酒詩、詠月詩、愛情詩——它們懷著對自然的共情與對生活的渴望，似乎與我們是那麼貼近。李白是當時最偉大的詩人之一，他寫道：「生者為過客，死者為歸人。天地一逆旅，同悲萬古塵。月兔空搗藥，扶桑已成薪。白骨寂無言，青松豈知春。前後更嘆息，浮榮安足珍？」

  但即便是唐朝也無法永存。它的外敵——其中有許多都師從這位中國老師，就像日耳曼人向羅馬帝國學習一樣——和內部那些野心勃勃的將軍擊碎了它。阿拉伯人在怛羅斯地區的勝利結束了佛陀在中亞的統治，並建立了伊斯蘭政權。新的國家從帝國的墓地里誕生。尤為成功的是契丹，它成功征服了蒙古和中國東北地區。公元947年，它占領了開封；在後來的北京地區，它建立了自己的第二個首都。在之後的兩個世紀裡，將自己王朝命名為「遼」的契丹皇帝，一直是該地區最強大的統治者。更南邊的宋從公元960年起開始了兼併，其統治的早已不止漢人，還包含了許多其他的民族。

  幾百年來，不斷增長的官僚機構像水蛭一樣纏擾著中國社會。道教甚至認為天庭是由長生不老的神仙管理的。在宋朝，官僚機構里的各類官員超過4萬名。各式各樣的部門總管冒出來，其職能範圍多有重疊。拿著筆桿子的官員控制著軍隊，並竭力與根深蒂固的腐敗病毒進行徒勞無功的鬥爭。由於「野蠻族」對國家的威脅，實施「新政策」的嘗試也失敗了，其中包括由參知政事王安石（1021—1086）發起的雄心勃勃的變法計劃。畢竟，官銜不是世襲的，重要的是績效，這促成了入仕貴族的崛起；官員是帝國的統治階級，與羅馬共和國晚期的參議員類似。然而，科舉考試考查的不是對現行局勢的批判和質疑的能力，不是治政之道，而是對儒家經典知識的熟悉程度。這正是王安石想要改革之處。

  理想的中國官員形象應是正直和忠誠的，並保持淡定從容、自控自持，且具備一定的文學素養。他就像學者、藝術家、醫師或將軍，受過普通儒家教育，有教養，簡而言之，就是廷臣——儘管沒有後者瀟灑風趣的特質。無數書法家、詩人和思想者都屬於這個團體，同時裡面又聚集了受過良好教育的整個帝國的教育精英。皇帝的朝廷在哪裡，所有重要的決定就在哪裡定奪。

  儘管當時中國的官僚機構存在各種缺點，但它依然遠遠優越於歐洲政府。當它的統治者在被園林環繞著的桂殿蘭宮中執政時，歐洲的皇帝們卻騎著瘦馬穿行於帝國土地之上，後面跟著一隊懶散的隨從，為的是去監管供暖不佳的修道院和行宮。歐洲的皇帝大多數還是文盲，就只會為抄寫員已備好的簽名添上那最後一筆。中國的皇帝卻很早就已經能通過吟詩作對、揮毫潑墨來打發空閒時間。

  然而，乾旱和洪水使農民的生計遭受重創。廣泛的饑荒和貧困一直伴隨著中國歷史的進程。有關吃人和醃製人肉的傳聞揭開了中國人的傷疤。人口的壓力迫使人們榨乾了土地所能提供的一切。在與蒼白的死亡進行鬥爭的過程中，中國逐漸發展出了和印度並列的世界上最先進的農業結構。歐洲人的耙、斧頭和馬具，在擁有完全不同的地理條件的中國，被水閘、水庫、水輪和腳踏研磨機取代——那時歐洲還沒有風車，它要到17世紀才會出現。中國人比歐洲人更早使用鐵犁。馬項圈和獨輪車也提升了勞作的效率。貿易、交通和稻田的灌溉都由於運河的開闢而得到促進，培育種子和施肥的方法也獲得了改良。12世紀的詩人李處權描繪道：「四山開闢中沃壤，萬頃秧齊綠雲繞。綠雲看即變黃雲，一歲豐穰百家飽。」

  所有改善農業的舉措都來自國家而不是個人。公元959—1021年，可供租戶使用的國家農業用地占比增加了五倍。中國皇帝的權力植根於壟斷和海關收入。發達的道路網絡和密密麻麻的官道驛站，使得地區間的聯繫日益緊密。自公元7世紀起，一條長達1800千米的皇家運河——數百萬勞動者被強迫創造出了這個傑作——連通了淮河和長江、北方和南方。從杭州出發，這條「偉大的河流及其流域承載了千百年來的名人大家」，直達大海。小米和大米是它最重要的承運貨物。

  自古以來，人們就嚮往南方。他們試圖逃離土匪、內戰和稅收的壓力，以及乾旱和荒郊野外的騎兵的威脅，通往海洋的大門就此敞開。唐朝融入東太平洋的貿易潮之後，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廣州和沿海其他城市逐漸發展成為生機勃勃的貿易場所。被阿拉伯人稱為「Zaytun 」的泉州，加上廣州、蘇木都剌（Samudra-Pasè），以及後來的馬六甲形成了東太平洋貿易的四邊形。書籍、絲綢、鐵和瓷器（在海上經常被當作船隻的壓艙物）從中國流通出去，而湧入金銀珠寶、象牙和犀牛角、香料、珍貴木材、珍珠和香薰。海上貿易有時是按照一種合資模式進行的：國家提供船隻，由私人商人經營；利潤則按照固定的比率分配。手工業者轉型成為商家，小商販變為大商人，利潤被重新投資在例如茶園這樣的產業上。最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進口商品是馬匹。隨著公元9世紀的「商業革命」的興起，此前社會地位低下的商人的地位得到提升，法律和社會的障礙隨之減少。但是，五品以上的官員仍然不被允許與活躍於長安市場上的各色人群交往。

  到了北宋時期，首都開封發展迅速，商店和攤位遍布公共街道。國家甚至要採取措施來阻止其繼續擴大，於是徵收了一項「街道損壞稅」。一些描述當時城市生活景象的圖畫很好地傳達了這些情況。這座閃閃發光的大都市，其規模是中世紀晚期時巴黎的13倍。夏日酷暑時，無數的廚師在茶館和專門供應美酒的餐廳正等著客人上門，並在人們進餐前用沾濕水的細軟抹布拭去餐桌上的灰塵。可供人們消遣的戲院達50家之多。黃昏降臨時，珠寶、漆器和形狀各異的竹竿的光澤照亮了市場。遊客們若是期待著帶有金銀細絲、雕刻著弧形屋頂、鋪著琉璃瓦的木製房屋，想要拜訪佛寺和海上女神媽祖的廟宇，希望看見說書人、運水工、穿著高雅的青樓女子和頭上戴花的宮廷仕女，還有那儼然來自阿拉伯的駱駝商隊，以及帆船桅杆密布、宛如一片森林的中國港口，那麼他們就來對地方了。

  到處都是在苦苦求索與實踐創作的人。最舉世矚目的發明是誕生於唐朝的活字印刷術。它最初可能是用來滿足佛教住持傳教的需要，他們懷著虔誠的願望，通過豐富的神聖詞彙來積累更多善業。世界上最古老的印刷文字之一是公元757年之後出現在四川的符咒；在韓國發現的一些較早的神秘公式的印刷文字可能就是源自中國。有確切日期可考的是公元868年出現的一個《金剛經》的副本（插圖9）。緊跟著是日曆、年曆、地理書籍和詞典、押韻散文，還有梵文和其他印度語言的譯本。在宋朝最初的幾位皇帝的支持下，佛教的所有經典經文擁有不少於13萬個印刷版。一直到千年之交，已出現大量可供考生備考用的文學選集和儒家經典。無須贅言的是，如果沒有紙張，所有這一切都是空談。只有配上這已經存在千年之久的發明，書籍的印刷才能發揮出其全部的活力。不止上層階層能接觸到書籍。詩歌、神像、醫學著作、法律文本和指南被大量印刷，甚至針鋪GG海報的青銅印刷版都保存了下來。

  火藥發明於公元9世紀後期。人們不僅懂得如何製造小型炸彈和火彈，還在不久之後學會了製造大炮和炮彈。那時的中國船隻就已配備了防水艙壁，它能阻止船隻迅速下沉，而歐洲直到18世紀才引進這項技術。中國的大型船自古就有可以穩定航向的尾舵，沿著龍骨線揚起的帆使之在風中亦能艱難前行。由槳驅動的船艱難地在長江和黃河上航行。在公海上，中國的船長們會使用一個漂浮在水中的磁石作為指南針，稱之為「指南魚」。它的發明者沈括（1031—1095）——所有好奇者中最好奇的那個——同幾乎所有中國學者一樣，也是朝廷官員。他的《夢溪筆談》涵蓋了無數知識領域：神秘學、文學、語言學、數學、醫學、生物學、天文學、農業、考古學和建築。他描述了沉積和化石的形成過程，並且是第一個為東亞設計出純太陽曆的人。為了取悅貴族讀者，他還創作了宮廷生活逸事。另外，他還作為外交官、軍事戰略家和水利總工程師做出了豐功偉績。

  插圖10：《鐘塔》

  出自：蘇頌，《新儀象法要》，1092/1094年

  在開封的皇宮，蘇頌（1020—1101）也是一位朝廷高級官員，他建造了一個帶擒縱機構並且由水驅動的環鏈齒輪天文鐘，同時使一個渾天儀能夠運動並發出鐘聲（插圖10）。宋徽宗的宮廷建築師李誡[53]寫了一部有關建築的百科全書式作品，比起源於義大利的後希臘羅馬時期的建築理論要早幾個世紀，其中甚至還出現了有關透視和貨幣流通理論的內容。

  中國人開始使用煤炭作為燃料的時間要比其他國家早得多。他們懂得製造鋼鐵的技術，其生鐵的產量直到工業革命後才被英國超越。在陶瓷的生產中，他們發展出了一套分工明確的生產形式，由水、牲畜或人手操作「大型紡車」，這樣能夠在一天內生產重達60公斤的32錠紗線。作為當時中國最重要的經濟領域，農業的商業化也取得進展。1024年——比歐洲早600多年——在四川出現的紙幣，成為抵抗由經濟發展過快導致的銅和銀短缺問題的制勝法寶。當然，很快就出現了新的問題：通貨膨脹。托馬斯·格雷欣（Thomas Gresham，1519—1579）在伊莉莎白時代發現的以他名字命名的「格雷欣定律」，早在11世紀就被中國人注意到了：劣幣驅逐良幣。此時，中國的文化發展也達到頂峰。漢學家謝和耐在他偉大的文化史研究中就曾寫過涉及宋朝的篇章，當然也談及了一場「中國的文藝復興」。

  中國的文藝復興

  中國的上層階級足以消費得起一種極其講究的生活方式。捲軸畫《韓熙載夜宴圖》使人得以一瞥過去那悠然自得的時光。這幅畫的原作者可能是畫家顧閎中，他在公元937—975年曾在南唐的宮廷工作。有人敲鑼打鼓，有人翩翩起舞，一位藝伎撥弄著琵琶，精美的盤子擺在優雅的烤漆桌子上，一眾貴族人士在認真地傾聽。宋朝的女子在化妝和修飾髮型上花銷巨大。「穿上我透明的紫色絲綢睡衣，肌膚白皙透亮，芬芳而柔軟，像雪一樣。」一位詩人讚揚了女人身體微妙的上乘之美。人們使用著肥皂、牙膏和牙刷，年輕人皆衣著隆重華麗。一人吟誦起昔日讚頌者的輓歌道：「昔日的淳樸已不復存在。」

  顧閎中的紀念性捲軸畫中所描繪的中國精英，類似英國的「紳士」，他們高於普通市民階層，但又略低於貴族人士。博學的思想者、各執己見的個人和怪異的天才相遇於此；他們是各階層的藝術家、作家、藝術贊助人以及重要程度一點也不低的愛好文藝的貴族——那些與薄伽丘和萊昂·巴蒂斯塔·阿爾貝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稱兄道弟的男人，圍繞在美第奇周圍的姐妹，以及與弗朗索瓦·維庸（Fran?ois Villon）志同道合的朋友。蘇東坡（1036/1037—1101）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他是書法家、畫家、散文家和政治家，書寫有關愛情和美酒、悲傷和情慾的詩歌，吟唱碧玉般的天空。在他的筆下，墨水色的雲朵飛過山丘（一種中國最常見的文學意像！），享受著寧靜的秋月將銀色月光灑滿喧擾的生活。

  中國不僅歌頌天，而且還嘗試發現它的秘密。宋大臣呂公著[54]提醒道：「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動息，天必應之。」順應天意的統治才能長治久安。如果皇帝忽略了神靈，而使民不聊生，他亦遭天譴。如果一位中國學者敢說宇宙對於人民的道德秩序可能無關緊要，無論他是智者還是明君，他都將是一個大不敬的異類。

  朝廷中有一個占星部門，負責每日呈交觀天信息。瘟疫、饑荒等自然災害和戰爭都預示著宇宙和諧的破壞：這顯然是皇帝沒有充分履行其職責。因此，宗教和政治在中國也是自然探究的強大動因。順便提一點，這個部門的學者早在西方天文學家觀察到這顆閃閃發光的恆星的缺陷之前，就發現了太陽黑子。

  趙汝愚的例子展現了出生於宋朝的學者該有多麼幸運。南宋建立了足足200多所學院，多為地方官員或紳士建造。朝廷的翰林院始建於公元738年，是傳承詩詞、繪畫、書法和儒家文學的地方。早在唐朝時期，中國出現了一種理性主義哲學，否認上天對於地上事物的直接干預，對日食和月食現象去神秘化，認為其出現的時間可以被計算。和歐洲文藝復興時期一樣，當時的人們研究古代經典作品，並將各種宗教和哲學思潮融合在一起。「古書風格」得到復甦，隨之一起出現的還有「智者之道」的永恆價值。它不僅僅是通過文學方法恢復的一種真切的傳統，更是對孔子及其之前源遠流長的古老傳統的創造性把握，用以改變自我、社會和政治。這種帶有其價值觀的「道路」——例如仁慈、公義、真誠——為自己的時代所開闢。市民文化戰勝了正在沒落的社會的理想。改革者王安石就屬於那些嘗試通過回歸古代獲得實用結論的人之一。

  對古代人精神的審視刺激了當時的人對古代銘文再版和藏品的搜集（附圖3）。官員趙明誠[55]收集藝術品，尤其是古董青銅，他像人文主義者一樣發表和評論其銘文。如同義大利早期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在其繪畫中使用古代字母配以文字一樣，畫家李唐於1124年在他的掛軸畫《萬壑松風圖》中使用了一種古老的花體字，以此來展示其學識的淵博和賦予作品一種傳統的尊嚴。此外，還出現了批判史學的書寫方式。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光（1019—1086）反對僅將歷史理解為道德教義，他更傾向追本溯源。

  如果我們將這一切總結一下，從最初對上天的懷疑，到追溯傳統，直至大型紡車、鐵的生產、印刷的書籍和火藥，這個位於中心的大國看似即將取得重大突破，中國的現代化似乎已經開啟。在12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中，宋代似乎也曾有機會重新占領北方。那裡已經成長出一股新的力量：女真人，即來自滿洲東部的獵人和漁民部族。他們出征收服了遼國。他們的騎兵一往無前地繼續前進，一舉占領了滿洲。他們的首領選擇「金」作為王朝的名字。彼時位於南部的皇宮決議要與入侵者聯手，以藉助他們的力量消滅遼。他們的確一起征服了北京。遼國被驅逐到大草原，並在那裡又催生出了一個新的國家。

  然而在此期間，被稱作「思想家的王朝」的宋朝，卻並沒有重新獲得統治權，因為女真人在征戰中胃口越來越大，於是在擊敗遼國後，他們便立即開始攻打他們的盟友。宋朝的軍隊不敵金，沒能阻止開封在1127年陷落。作為一位偉大的藝術愛好者、詩人和書法家，宋徽宗對征戰了無興趣，他身陷囹圄，直至駕鶴西去才得以解脫。他的一個兒子帶著40萬士兵逃到了臨安（今天的杭州），將這裡發展成為南宋繁華的首都。中國人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在13世紀的蒙古戰爭之前，金是中國最強大的政權，而此後，東方的輝煌一去不復返。宋朝用數以噸計的銀子和絲綢貢品來犒賞前線。這種並不英勇的做法符合儒家的和平主義，然而從長遠看來，宋朝在奪取南方的權力較量中卻失利了。北部憑藉其豐富的煤炭和鐵礦資源，可以使金擁有長久的優勢。新儒家思想中所篤定的只有中國皇帝才有權統治整個世界的觀念，最終讓步於現實的政治立場。隨著宋朝的覆滅，中國科學的煙火逐漸熄滅。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儘管藝術和文學仍在穩步向前發展，與西亞文化的交流也仍在繼續，範式的轉變卻始終沒有發生。

  就在宋帝國正經歷其「文藝復興」的高峰之時，落後的歐洲開始了無與倫比的追趕之旅。轉折發生在11世紀和12世紀後期。在德國的人文主義者烏爾里希·馮·胡滕（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可以像趙汝愚一樣以同樣的熱情誇耀自己的時代之前，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