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在太陽下起飛

  插圖11：諾夫哥羅德（Nowgorod），蘇菲大教堂西大門（局部），1152/1554年

  歐洲騰飛的開始

  「雖然救世主基督誕生後的這一千年裡幾乎沒有跨過少女峰，」生活在千年之交的梅澤堡的主教蒂特瑪（Thietmar von Merseburg）指出，「人們卻在世界的上方看到了一個明媚的清晨。」當時的陽光的確照耀了整個歐洲，甚至也為中國的稻田鍍上金色。在「中世紀溫暖期」，平均溫度持續升高，這有利於農業發展。在阿爾卑斯山，林木線[56]移到了2000多米的高度。即使是蘇格蘭和挪威的南部也種植了葡萄。隨著作物單產的增加，大陸的人口結構不斷擴大。在10世紀到14世紀中葉，歐洲人口可能增加了近一倍，達到7000萬。人們的壽命更長——平均年齡上升到35歲，比古代增長了10歲。

  人們需要耕地，大量的耕地。白煙籠罩著歐洲無邊無際的森林，各地都在建設聚居點。人類征服了貧瘠的土壤，排乾了沼澤，土地的縫隙里擠滿了黑麥、普通人食用的穀物、燕麥以及馬的飼料。僅在南部流行的白麵包，和葡萄酒、橄欖油一起構成了著名的地中海式食品。糧田擠壓了放牧的土地。在特隆赫姆附近，午夜的月光搖曳著玉米穗，牲畜的容身之處只有沼澤地或高山上的牧場。

  斯拉夫世界成為「中歐」地區。所謂的「歐洲的歐洲化」進程還在繼續。說德語的居民、佛拉芒人和荷蘭人、波羅的海和斯拉夫人民、基督教徒和猶太人紛紛前往東方。公爵和地主被有利的條件吸引：這裡沒有原始森林和休耕地，但有可耕種作物的土地，稅收可從農作物中獲得。從耕地和人口稠密地區的邊緣開始，人們揚起斧頭和鋤頭，將草叢改造成灌木叢。人們陸續搬入很久以前建立的天主教羅馬教區，那裡是日耳曼皇帝長期以來宣示其霸權的區域。傳教士和戰士或以言語遊說，或刀劍相向，帶領定居下來的斯拉夫人從克恩滕一路挺進到信奉基督教上帝的波羅的海諸國。

  解決人口帶來的挑戰——越來越多的嘴需要被餵飽——需要雄才偉略。人們著眼於精巧但乍一看並不起眼的技術。給馬頸裝上的馬軛和牛角下壓上的牛軛，提高了它們的工作效率。11世紀末之後，耙開始被投入使用。分量更重的輪式犁取代了鉤式犁。這項工具在羅馬已經廣為人知，它能夠在土壤中造成更深的痕跡，翻轉土壤並將其搗碎。它甚至可以征服黏土和堅硬的土壤，使之變得更鬆散，作物因此能夠呼吸順暢，生長得更好。鐵器成為司空見慣的日常用具。犁和馬蹄鐵成為抗擊短缺、對抗頑固和反叛的自然的武器，從對農業經濟的懷疑到三圃制的過渡也在加洛林王朝統治期間完成。種植完夏季作物過後緊跟著種植冬季作物，接著是休耕期——在此期間，牲畜在此放牧，並用糞便滋養土地，肥力耗盡的土地得以休整。閒置土壤的占比從二分之一下降到只有三分之一，並且同一塊地可以養活更多的動物和人類。

  農業、畜牧業和林業的緊密相連也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無論是在城鎮和鄉村進行編織作業都可以使用腳踏織機。與垂直行業的重型紡織機相比，它可以更快、更高效地工作。與此同時，從古代沿襲下來的技術遺產——磨坊也開始了它的世紀。1086年，英格蘭共有5624家磨坊。也就是說，在大英帝國的3000多個村莊中，每個村莊中都至少有一座磨坊在完成它的日常工作。

  

  大約在1100年，一位僧侶熱情洋溢地談論「對創新的令人愉快的思考」。當然，人們花了很長時間才找到了技術進步的道路。直到12世紀末，在北海地區才出現波斯人已使用數百年的水平軸風車，並在更晚的時候才有了更複雜的系統——水力驅動和可由任何風向驅動的磨機，其內部都是由曲柄和齒輪進行傳動的。

  土地開發和人口增長刺激了貿易和貨幣經濟。其標誌就是普通人所持有的資本，也就是一個個的芬尼錢幣。不斷增長的硬幣作坊，在為其主人創造高額利潤的同時，也折射出歐洲政權的逐步分裂。在阿基坦、波西米亞和哈茨等地區新發現的銀礦資源，為貨幣生產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此外，拉丁歐洲由於與穆斯林之間的生意往來而不斷流失其寶庫中的金錢。西方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是從東方來的奴隸。截至此時，一直被長途貿易排除在外的法國南部等偏遠地區也在此時被納入這個龐大的網絡，而英格蘭則早早離場。10世紀流通的錢幣數量比以往任何時代的都多，其中還有來自阿富汗和巴格達的標本。一位阿拉伯旅行者的見聞顯示出了當時貿易的關係已經發展到了何種地步。他在美因茨看到了來自撒馬爾罕的銀幣，並驚訝地發現有人在出售印度香料。由此可見，「遙遠的西方」已經與東方經濟聯繫起來。利於船隻通行的河流和漫長的歐洲海岸線，從一個半島延伸到另一個半島，促進了原材料的運輸；最初駛來的駁船裝著英國的羊毛、波蘭和波羅的海的穀粒或瑞典的鐵運往中部。人們繼續擴建交通要道，所謂的「公路革命」開始了。四輪的手推車問世，與騾馬競爭。與兩輪手推車相比，它們可以承載更大的負荷。有了收益，人就會尋求投資的機會，於是城市居民開始投資房地產。例如在倫巴第，土地和房屋的價格從10世紀起就開始上漲。

  條件的深刻改變激發人們重新定義社會秩序。在接下來的世紀之初，歐洲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將社會分為教士、戰士、工人或農民三個階層的觀念。這就像是向世俗化又邁出了一小步：區分這個世界上的功能——並且該模式已不再以《聖經》為基礎。膽大的修士埃爾默（Eilmer）在阿文河畔馬姆斯伯里的本篤會修道院的舉動就像一個大大的驚嘆號，在昭示新生事物的出現。1010年，他手腳戴上翅膀，從修道院教堂的一座塔上縱身一躍，並且飛了很長一段路。他是從代達羅斯和伊卡洛斯（Icarus）[57]的故事中獲得了啟發，並以飛行的寒鴉為原型製作了飛機。在此200多年前，有一個叫阿拔斯·伊本·弗納斯（Abbas ibn Firnas）的人曾在科爾多瓦進行過飛行嘗試。埃爾默的行為已經展示出了歐洲技術成功的所有特徵：源自古老傳統的靈感。這位「11世紀的李奧納多」[58]也必定在一個設備完善的圖書館中收穫了這一靈感，雖然這是經驗主義意義上的。據說這個新千年裡的第一次飛行以墜機而告終，埃爾默摔斷了雙腿。但這是一個開始，歐洲要開始飛翔了。

  「深層歷史」：被束縛的愛神

  絕大多數人的日常生活離不開與土地的關係。這些實踐在各種各樣的經濟慣例和法律關係的框架下展開，人們試圖將其納入「領主土地所有制」（Grundherrschaft），即在一個擁有強大統治能力的大地主的土地上工作和生活。在拉丁歐洲之外，這種社會形式——它可能源自古代晚期或日耳曼——是很少見的。毫無疑問，抑制中央集權傾向的因素之一是該體系能夠充分發揮自己的功能。

  為了能使用租借的土地、磨坊、魚塘或牲畜，租借者則必須上繳稅收和提供勞動力，也就是說，他們必須付出勞動。正是以這樣一種尤為頻繁的方式，農民和地主各自獨立經營他們的土地。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大量的商品複合體，其中組織土地經營的不是地主本人，而是他委託的佃戶。古典莊園（Villikation）能夠不受市場影響地生存，只不過它不得不放棄在市場上銷售的便利而已。許多伯爵、公爵，甚至國王都在他們的土地上建立了教堂和修道院，他們甚至能決定這些教堂和修道院的命運，這與現代思想格格不入，卻顯示了當時教會與世俗世界之間的界限有多麼模糊。教士，甚至是主教，都可能由這些教堂或修道院的資助人任命。

  對於農民來說，「國家」可能首先是他們的地主或者國家的代表。無論土地所有者是國王還是某地的貴族，是僧侶還是城市居民，他們都不只是充當農民的商業夥伴那麼簡單。地主可以對農民實施懲罰或提供保護，進行剝削或在他們陷入疾病困苦中時施以援手。他的「家族」圈子包括單獨繳納捐稅的自由人，以及那些還要過著各種暗無天日生活的非自由人。一些農民是沒有人身自由的農奴，他們的一切包括身體髮膚都完全交由主人，無論男人、女人和小孩。若未經許可，他們既不准結婚也不許離開農場，或是去其他地方追尋自己的幸福。

  這個體系在11—14世紀經歷的最深刻的變化，是傳統的古典莊園形式的分崩離析，許多地區都經歷了這個過程。引爆的因素通常是貨幣經濟，它促成了從對個人的依賴到可以用古代錢幣赫勒和芬尼來客觀計算的依存關係的轉變。在地主土地上那令人厭倦的體力活兒，勞動和實物稅突變成了租約。舊式相互勾結關係的瓦解，也打破了那些實際實施管理的專職管家的權力。來自這一農村社會上層中的不少人，都成功將他們的職位當作世襲財產傳承，並逐漸獨立於鞭長莫及的贊助人。一些人甚至擔任了皇室職務並贏得了騎士頭銜。總而言之，還在中世紀高潮時期，領主經濟及其莊園所轄土地——通常都是大型的莊園——就已經失去了意義。農場生產的農產品在市場被賤賣。在某些地方，這種舊式的古典莊園形式——農民和領主之間的聯合關係——已經徹底消失。土地被分割成小塊。國家的集約進程也付出了代價：世俗的和精神的統治者賦予了他的追隨者、官員和戰士以土地。因此，許多領主失去了他們的法定權利，成為新興邦國的犧牲品。

  這種發展的結果首先是自給自足的「家庭經濟」被基於勞動分工並受資本驅動的經濟所替代，從而引發了自由經濟，生產力得到提升。所有人——無論是農民還是地主——都興致高昂地從土地中賺取儘可能多的收益，無論是種莊稼、釀酒還是放牧牲畜。剩餘產品進入市場，養活城市的同時，又為農村籌措了資金。農民的流動性增加了，許多人試圖在開墾出的土地或城市中發家致富。同時，農村社區得到進一步鞏固。三圃制和牲畜養殖都被納入規劃和監管之中。

  正如歷史學家麥可·米特勞爾（Michael Mitterauer）所說，這種農業秩序是形成拉丁歐洲獨特人口結構的終極原因。多虧了它，才出現了所謂的「歐洲婚姻模式」。這種模式到底是關於什麼的呢？它的界線一直延伸到以約翰·哈尼爾（John Hajnal）命名的「哈尼爾線」的邊界，從聖彼得堡向西延伸到了的里雅斯特，並且部分地區還與規定「領主土地所有制」的農業法的管轄區重合，此區域[59]的人們相對來說結婚都較晚。此外，這裡的不堪婚姻生活中的欲望、痛苦和負擔，更喜歡單身生活的人的比例似乎也要高於拉丁歐洲之外地區。配偶之間的年齡差距較小，有些婦女比丈夫還大。因此，他們的婚姻生育期也相對較短。因此，這一地區總體來看並不是由大家庭構成，而是由更少子女的核心家庭構成。根據米特勞爾的論點，「領主土地所有制」對於這種婚姻模式的出現來說具有決定性意義，至少是非常重要的條件。它削弱了家庭聯繫，因為土地不再是簡單地分配給兒子或兄弟，而是優先考慮那些能力突出者。因此，對勞動組織的需求很早就在影響家庭的規模和構建。通常那些與農民同住但沒有親緣關係的僕人和女傭也屬於家庭成員。

  米特勞爾的思考中非常令人著迷的一點是，它們似乎將我們引入了最深層的歷史，進入了歐洲現代性的根源。但遺憾的是我們並不知道「哈尼爾模式」究竟有多古老。對於歐洲的幾乎所有地區，在16世紀或17世紀之前都沒有找到更準確的數據。因此，歐洲的這種「二分的土地所有制」的特殊性——這種經濟方式在中世紀早期到底是否普及還尚不清楚——是否真的有助於解釋「西方」與「其他地區」之間的「巨大差異」依然沒有定論。

  毋庸置疑的是，羅馬法律和教會立法限制了愛神的遊戲。塞維亞的伊西多爾和其他一些人希望針對近親結婚的禁令升至第六等。雖然一夫多妻制在非洲、穆斯林社會以及中國[60]——至少在富裕的上層階級中是很普遍的——但教會堅持一夫一妻制，並試圖對婚姻進行控制。它以此遏制了愛神的遊戲，從而以這樣的方式阻止了歐洲人口的過度增長。

  城市化

  沒有什麼比國家的擴張更深刻地改變中世紀的歐洲，並對其命運持續產生決定性作用。它帶來了增產、人口增長，以及貿易和貨幣經濟的發展。如此蓬勃的發展為宮殿和大教堂的建造打下基礎，並使得大量的錢幣充進國王的寶庫。於是國王擴建了軍隊，讓他們看起來已經能夠與先知的戰士開戰。他培養了手工業者、消費者、商人和納稅人。他使學校建設、城堡和教堂的建造成為可能。僧侶拉杜夫·格拉貝（Radulf Glaber）評論說：「當步入公元1000年後的第三年，幾乎所有地方的教堂都得到了翻新，尤其是在義大利和高盧。哪怕大多數教堂本就建得很好，根本無須翻新，但一場真正的較量卻驅使每一個基督教教區都力爭使自己的教堂要比鄰近地區的更加華麗。人們甚至可以說，為了一掃年久失修的頹敗，為了讓白色的教堂覆蓋到四面八方，世界自己都為之一振。」

  確實，各地都在不斷地建造教堂。施派爾大教堂、薩利安皇帝的萬神殿、利奧的聖伊西多羅教堂、比薩大教堂和威尼斯聖馬可大教堂拔地而起。當時，基輔的索菲亞大教堂和它在諾夫哥羅德的姊妹教堂也可能是在那時由拜占庭的建築大師建造的。與以往不同的是，建築師重新嘗試了當時幾乎被遺忘的舊拱門藝術。最早的例子之一就是倫巴第建築大師在位於圖爾努斯的聖菲利伯特教堂的門廳中豎立的桶形穹頂。大教堂誕生於12世紀。在這片已經開墾的土地上，光要找到合適的木頭就已經很麻煩了。位於法蘭西島、被稱為所有大教堂之母的聖丹尼斯修道院大教堂[61]亦是如此。與此同時，澆鑄藝術也得以復甦。許多大教堂已經安上了宏偉的青銅大門。它們也證實了當時廣泛的貿易往來：例如，馬佐維奇普沃的青銅門是在馬格德堡鑄造的。後來，通過掠奪或贈禮，它輾轉到了諾夫哥羅德（插圖11）。

  但最重要的是，新的土地不僅滋養了新的城市，也使古老的城市得以發展。在皇宮，在領主別墅或是在修道院的周圍，也熱鬧地圍滿了小屋。古代羅馬和希臘城邦的骨架又聚集在人們周圍。像絲綢之路中的朝聖點一樣，朝聖地也被證實為城市化的種子，例如像前往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Santiago de Compostela）[62]途中的勒皮或沙特爾。在兵荒馬亂的時代，安全的城堡是這座城市天然的核心。瑞士阿爾高州的哈布斯堡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基石。佛蘭德斯伯爵的城堡就是根特或布魯日這樣的城市，他基於此來統治整個國家。城市在建立之初，常常由侯爵主導。一些城市同時還會向這片土地播撒大型機構的種子，由此產生了新的社區。鐵匠離開村莊去為商販的馬匹打馬蹄鐵；木匠去幫助新的城市居民建造木屋；買賣土地者搜羅著這座城市並開展他們的業務。在大型紡織中心附近擠滿了手工藝從業者，為工業提供源源不斷的原料，例如羊毛紡紗廠為織布工提供了縫織布匹所需要的線。高聳的城牆取代了土方工程和木柵欄，郊區激增。10世紀時在由「石頭和石灰」建造的布拉格，科爾多瓦的商人易卜拉欣·伊本·亞古布（Ibrahim ibn Yaqub）的說法，布拉格有從克拉科夫來的俄羅斯人和斯拉夫人，此外還有從穆斯林的土地來的猶太人和土耳其人。他們交易奴隸、錫製品和毛皮。在此期間，尤為活躍的當屬義大利的城市。奧托三世統治時期的米蘭已經比雨果·卡佩所在的巴黎要大20倍了。

  在屬於大教堂的12世紀，城市化浪潮達到了頂峰。僅中歐地區就有4000多個城市。它們帶來了生計、安全和娛樂：性愛可以交易，娛樂活動由演職人員、雜耍表演或是體育構成。教會除了提供靈魂救贖——這是它最為重要的生意，還供應各種奪人眼球的事物：繪畫、雕像，以及那香氣繚繞的香薰和音樂表演等所有能夠取悅感官享樂的事物。修道院則為窮人提供食物，為病者提供治療，為死者祝禱。像大教堂和資助學校一樣，它們也提供教育。醫院和基金會也進一步補充了這個社會網絡。對人們來說，脫離鄉村生活，過上城市生活變得十分有吸引力。

  在基督教範圍之外的貿易繁榮也非常引人注目。例如，在11世紀末，8000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商人穿行於伊夫里基亞和摩洛哥、安達盧西亞和西西里島之間的海上航線和商隊航線。反之亦然，歐洲城市也進入東方的貿易流。被阿拉伯旅行者視為義大利南部最富裕城市的阿馬爾菲，在千年之交前就已經遣送商人去往拜占庭、安提阿和開羅。甚至小皮亞琴察的貿易往來範圍也到達了大不里士。

  做大生意的資金在鄉下不斷增長。例如，貿易大國熱那亞的人口主要由領主和教堂財產的租戶組成，在他們的土地上辛勤耕耘的農民賺取了資本，使熱那亞的商人和銀行家在與比薩的競爭中一度成為地中海地區的主導者。他們最初可能只是在威尼斯成立了貿易公司，之後甚至擴展到了整個地中海地區，各種合作夥伴向其中注入了資金，然後根據其投資額分享利潤。貿易商品展會的雛形——大宗貿易的中轉樞紐站，最初位於佛蘭德斯，自1170年後轉到香檳省。同時，以它們為基礎構建的拉丁歐洲信息社會，提供了交換新商品、圖書銷售技巧與資金流通的機會。

  除猶太人之外，最早的放貸者其實是教會機構，而行會和手工藝的從業者則一直對猶太人保持大門緊閉。在義大利的貿易中心，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的先頭陣地佛蘭德斯和波羅的海地區，作為第一桶金的巨額財富正在越滾越大。與它們一起並服務於它們的「銀行」（banken）出現了。這個概念實際上源於一個事實，即貨幣交易是由專業交易員在長凳（b?nken）上完成的。其源頭可能是在熱那亞這個「整個世界的大門」：1180年，在這裡出現了「錢幣兌換商」（bancherius ）一詞。在這裡和威尼斯，還發展出了航運保險和匯票。這種劃時代的工具——羅馬人和中國人其實已經知道其原理，而後者甚至在第一個千年末就知道了——將黃金變成了紙，並且在必要時將其重新變回黃金。這一變換使貿易業務得以大規模實現。它成為抵抗道路和海洋風險、海盜、攔路搶劫者和掠奪者的無聲武器。因此，將這種金融創新與指南針的發明、美洲的發現等同視之也並非沒有道理。貿易流的擴大反映了人們試圖通過在一定時限內的盟約來維護和平與法制。有一些懷著末世期望的「上帝的和平」運動（Gottesfriedensbewegung），也追求這一相同目標。

  貿易成為生活法制化的引擎，國際貿易法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羅得島的海洋法誕生後的1500多年，它又得到了進一步擴充，有利於河流航行，從而產生了新的影響。到了13世紀，在漢堡和呂貝克的城市法中出現了它的痕跡。一些城市則為其他城市提供了模板，「城市法的派系」就此形成。例如，馬格德堡的規章制度為東部新定居者組成的許多地區樹立了榜樣，並滲透到波羅的海沿岸國家和波蘭，贏得了諾夫哥羅德和明斯克。那些設立並締結的法律不僅是商業安全中的一部分保障，也標誌著理性戰勝了習慣，遏制了侯爵們的蠻橫專制。

  那時城鎮居民看不起農民。文藝復興時期的畫家在繪製反映鄉村節日的圖畫時，喜歡安置一個正在嘔吐或者拉大便的傻瓜形象，以此來調侃逗樂。那時候大多數中世紀的城鎮不過是更好的村莊，或者只有幾百人居住的小型定居區域。在規模上，它們遠遠落後於東方大都市的規模。除了威尼斯、米蘭、那不勒斯或布魯日等義大利和佛蘭德斯城市，歐洲城鎮的人口很少有超過1萬大關的。科隆是當時德國最大的城市，占地400公頃，在12世紀曾兩次擴建了城牆，但它的人口數直到中世紀晚期也只達到差不多4萬。

  與今天相比，住在那時的城市並不舒適。城市的供給常常陷入困境。穀物是日常麵包不可替代的原料，即使採用了三圃制的輪耕制度，仍然還需要大量的空間。捲心菜、蘿蔔和其他蔬菜與穀物生長引起的土地爭端，和那些在戶外囿於城牆內放牧的大型牲畜一樣多。和食物一樣，柴火和石油等供暖和照明的原材料隨著人口的增長而越來越昂貴。為了留存更多類似的這些物資，人們以天光照明，甚至是處於半昏暗之中，因為沒有玻璃，只能用帶油的羊皮紙抵禦大風和寒冷。在冬季，那些刺激性的煙霧會刺激肺部和眼睛。令人舒適的古老技術——用熱蒸汽溫暖的加熱方式——已經被遺忘，羅馬大都市的大型熱水浴池變得破敗不堪。要是人們沒有瓷磚爐子，那麼工作和生活就會擠在一間用明火取暖的悶熱房間裡。街道隨天氣而變化，或塵土飛揚，或泥濘不堪。排放處理系統是文藝復興時期城市主義非常重要的主題，也是逐漸發展起來的。糞便在街道上隨處可見，糞便堆會在晨曦中蒸發。從動物屍體堆放點和絞架的地方會飄來死亡的可怕氣味，一路飄過用茅草或麥稈鋪蓋的屋頂。感官寫就的歷史很可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我們的祖先肯定具有非常強大的嗅覺。

  在義大利，出現了關注城市環境清潔美化的早期法規，而幾乎與此同時，溫暖時期的歐洲出現了混亂和動盪。首先是錫耶納和佛羅倫斯，當時獨一無二的建築法規為城市市容美觀樹立了標準。街道要用灰泥封住，以防止致命的毒氣逸出地面。人們處理垃圾，挖排水溝，開闢溝渠。在可能的情況下，人們還會遵循幾何原理來規劃，首選直線、矩形和圓形，或許是已經知曉了這些優雅形狀的象徵意義。它們還顯示出一種無可比擬的秩序，就像巴格達、長安或是印度的法塔赫布爾·西格里（Fatehpur Sikris）的城市形態那樣。

  許多城市的形式固化為純粹的虔誠教區的隱喻。這些城市擺脫了邪惡的魔鬼——就像阿西西的上教堂壁畫描繪的被聖方濟各驅除的阿雷佐城的惡魔——裡面甚至沒有涉及異教徒和令人討厭的陌生人，他們像病毒一樣威脅著要感染這座城市的身體。清潔習俗也確保了這種形而上的清潔與社區的穩定。一個例子就是異教羅馬的「城市滌罪節」（lustratio urbis）。在中世紀早期，它的位置被瑪利亞淨化節和瑪利亞聖燭節取代，而在中世紀晚期，英格蘭的人們則會驅除房子裡的惡靈。許多城市的模型是末世預言中勝利的耶路撒冷，它是中世紀世界的中心。印章圖片或門形的牆環都讓人想到聖城。就這樣，基督及其門徒的形象加固了城門的加持。拜占庭的金門暗示著基督進入耶路撒冷時穿過的那道大門。基輔和弗拉基米爾的同名大門也有這樣的花紋。

  這些城市希望與充滿扭曲和墮落的外界形成對比。除了這些陰鬱圖畫及無數其他的文字，1140年莫拉斯的伯納德（Bernhard von Morlas）還撰寫了諷刺詩來表達「對世界的鄙視」。他到處都看到信仰的缺失和道德的淪喪、雞姦和情色的誘惑。作者所有的嚮往都是朝向天堂的耶路撒冷，他厭惡所有的女性，期待最後的審判。伯納德所處的精神世界正在爆發一場對抗教會和世界的污垢和混亂的激烈戰鬥，這場戰鬥早在200多年就已經開始——絕非偶然的是，城市化和貨幣經濟的擴張也同時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