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拉丁歐洲世界秩序的瓦解

  插圖12：《瑪蒂爾德·馮·圖斯齊恩和亨利四世的支持者克呂尼的雨果》

  出自：多尼佐（Donizo），《維塔·馬蒂迪斯》（Vita Mathildis），約1115年，梵蒂岡宗座圖書館

  圍繞純潔的爭鬥

  對純潔無休止的渴望是自由思想最危險的敵人，這種宗教般的痴迷在任何時期、任何文化中都存在——僅僅是因為宗教追求的對象通常是絕對的、非物質的，因而也是極純潔的。百合之於基督徒就如同蓮花之於佛教徒。在危機時期，信徒對純潔的渴望更加迫切。他們在受洗後得到淨化，重新開始了生活。通過懺悔，他們淨化了自己的內心。無論是神職人員還是信徒，要接近上帝都必須是純潔的。終傅[63]有助於他們進行最後一次淨化。在死後，人們還需要通過「煉獄」（purgatory）——這個教會神職人員的恐怖發明——來達到最終的「煉淨」（purgation）。只有如此，人才有可能去往天堂。天堂對不潔之物緊閉大門。人們在生前儘可能遠離罪惡，死後在煉獄中的痛苦就可以縮短，最終還可以避免墮入地獄。出於對受到地獄懲罰和末日審判的恐懼，朝聖者將手杖牢牢握在自己手中，而將刀劍交到十字軍手裡。宗教鼓勵信眾幫助窮人和病患，儘管它激發出對戰爭的狂熱，卻也培養了樂善好施的博愛精神。在政治層面，宗教的監管無處不在。柴火堆上的火焰——那是為術士和狂熱崇拜者準備的末世火海——清洗了異教徒、同性戀者和其他「不純潔者」的教區。歐洲的猶太人也遭了難。由於奧古斯丁曾經提出「猶太人是基督教真理的見證者」，他們只需繳納苛捐雜稅，暫無性命之虞。然而，在中世紀溫暖期的動盪過程中，他們一次次地淪為社會贖罪儀式的犧牲品。

  

  純潔使人們團結起來，強迫整個社會只信奉一個純粹的信仰。這樣的嘗試無論在過去還是現在都以戰爭、恐怖和分裂為終點。誇張點說，中世紀堪稱是一個「迫害社會」，而其始作俑者——那些可怕的王侯、審判官和進讒的傳教士——大多數都是因為良心的驅使，起碼他們如此寬慰自己。在他們看來，如果不為人類靈魂而戰鬥就會愧對上帝。為了淨化這個世界，他們期待著耶和華降下懲罰：他自己不就是通過將幾乎全人類淹沒在大洪水中，來淨化自己的創造物嗎？如果《聖經·舊約》是在譴責以色列與罪惡的異教徒混居在一起，那麼它也可以被看作一個信號，即要求信徒拋棄或殲滅一切異端和異教。

  圍繞著純潔的衝突頻現。反聖像運動和那些廢除古代儀式的改革一樣，都以純潔為目標。純潔要占據城市、房屋和家庭，尤其是聖所。基督在淨化耶路撒冷的聖殿時就做出了表率，他開始革新並淨化猶太教，而不是為了創立新的宗教，在基督之後的穆罕默德也同樣如此。軀體成為這場永恆鬥爭最重要的戰場。諾斯底派對這座「靈魂的監獄」就不抱有任何期待[64]。許多文獻都記錄了對自我及自我墮落的關注，例如巴伐利亞修士聖埃梅拉姆的奧特洛（Otloh von St. Emmeram）在1070年前後所著的《論僧侶之誘惑》。自我修行者要保持純潔，首先就是要壓制生理的欲望。僧侶守則是通往聖潔之路和天國的航海日誌，禁慾是其中的重要章節。守則規定了修行者的行事方式，以此遏制他們過多地「思慮自身」，要求他們穿著樸素的長袍，洗冷水浴，禁食並在夜間禱告。正如莫拉斯的貝恩哈德在其作品中所點明的，對女性的敵意要聯繫到修道院中的夜深空寂寞：那些被壓抑的性慾會出現在夢境和幻想中並步步緊逼，使修行者背棄通往聖潔的道路。教派追隨者、神秘主義者、禁欲主義者和隱士不辭艱辛地追求著一個不可實現的目標，他們想超脫塵世的紛擾，孑然一身。然而，只有聖人才能成功。有些人過著不食人間煙火的生活，尤其是沒有性生活。傳說他們蒼白的身體死後也不會腐爛，其墳墓會綻放出百合，散發著永生的芬芳。就像印度的婆羅門一樣，他們在塵世的沼澤中似乎出淤泥而不染。

  在所有宗教中都可以找到對純潔的狂熱追求者。耆那教[65]的修行者中有像法國的清潔派（Katharer）[66]一樣的，甚至還有空腹餓死的，直至這令人厭惡的軀體完全分解。純潔的擁護者像是染上一種宗教潔癖，沒什麼能限制它，沒有任何人和事物能被放過。與天國的榮耀相比，凡人的身體和俗世的幸福對他們來說不值一文。然而，無論人們想不想，僅憑不痛不癢的儀式是無法淨化不潔之物的——要麼隔離這些「污垢」，要麼用禁忌來掩蓋它們。儘管完全純潔的目標無法實現，但在現實之中，人們往往通過制定規則來做出嘗試。按照這種邏輯，猶太人居住區建立起來，純潔者與不潔者被區隔開。劊子手和妓女都被驅趕到城牆一隅落腳，瘋子被關了起來，乞丐和受歧視的人全被打上烙印。跟他們打交道的市民會被玷污、被傳染，就像接觸麻風病人一般。

  宗教不得不忍受世俗化及其污染，這是必然的，畢竟宗教是在物質世界中運作，無法擺脫它。因此，那些試圖清洗和統一的改革行為無法逃避人類活動的最終命運。從長遠來看，它們要想倖存下來只能像教皇國那樣成為國家政體，或與國家結盟。無論作何選擇，它們都不得不捲入與世俗貴族極其骯髒的交易之中。如果某次改革以這種方式獲得成功，這派人士通常會變得富有，而後墮入腐敗。他們建立的機構首先會擴張，然後變得僵化，最後退化。那些執政官員、虔誠的禁欲主義接班人和神聖的修道院院長或聰慧的導師，漸漸沉浸於塵世的美妙當中。受過各種辯證思想浸潤的學者們接納了改革發起者的包容理念並從中提煉出自己的話術。他們會制定不容置喙的正統教條來對抗一切批評，但這些教條很快又重新陷入矛盾中。只要這些改革大肆鼓吹或者歸於某一宗派旗下，那它們帶來的通常不會是淨化、革新和團結，而是分裂。比如猶太教中的卡拉派（das kar?ische Judentum）只認可《聖經》經文的效力而拒絕拉比釋經，再比如哈瓦利吉、路德和其他許多宗教改革者的嘗試，最終都導致分崩離析的局面。西西弗斯（Sisyphos）[67]再次回到山腳下。當這個骯髒世界似乎將要終結時，他的熱情越發高漲。

  根據亞里士多德的說法，絕對純潔僅僅存在於月亮的那一邊，在繁星之上那光明照耀的空間裡，這種觀點至今仍有許多信眾。在這一點上，中世紀的神學家和自然哲學家達成了一致。中世紀的人們試圖用各種方式緩解精神與物質之間的矛盾，其中最蔚為壯觀的就是建造大教堂，它是西方覺醒的不朽標誌。這項工作將思想、光線及天空融入建築藝術，而指引人們的啟示早在古希臘就已經出現。聖丹尼斯修道院大教堂的建築師、修道院院長敘熱（Suger，1081—1151）留下數張設計草圖描繪了他的設想，他稱之為「新作品」（opus novum）。敘熱可能讀過亞略巴古的狄奧尼修斯〔Dionysius Areopagita，後人稱其為「偽狄奧尼修斯」（Pseudo-Dionysius）〕的作品，這位僧侶生活在公元500年前後，其作品正是在加洛林王朝時期的聖丹尼斯修道院裡被翻譯出來的。狄奧尼修斯受人敬仰要歸功於他本人，他宣稱是使徒保羅親自引領他皈依基督的。狄奧尼修斯的「光之形上學」[68]為追尋上帝的人們提供了新柏拉圖主義的視角。這一學說將「太一」（ein）視作存在的根本，這一概念是從各種相近釋義中提煉出來的，它超脫了一切多樣性與矛盾，是涅槃在古希臘的一種變體。如想要上升到「太一」並得到啟蒙，最終與之合為一體，就需要走「淨化之路」，屏蔽所有的感官體驗。思想也應該脫離軀體。一切可見之物都不過是比擬。

  大教堂完美的構造直觀地呈現了布滿光明的天空。如寶石般絢麗的窗戶讓人聯想到天空中那座耶路撒冷的寶石城牆。建築結構、畫像和雕塑讓人眼花繚亂，令人幾乎忘記了這個空間展現的是此岸世界。牆也不再是牆。大教堂寓意著偉大的太一，偽狄奧尼修斯是這樣定義它的：玻璃與石頭的形上學，一個悖論般的存在。

  帶有缺陷的物質與其擁有的純粹精神之間的差別，如同城牆和投射於其上的卓越綺麗的光影一樣明顯。當生命被注入人的軀體後，它要經過挑選，要經歷痛苦、軟弱和欲望。但肉身一直阻撓著精神的飛升，直至死亡。純潔的信徒即使做到了極致，也還是無法抹去作為基督徒的原罪。同時，對純潔的渴望也引發了一次次的改革。早在15世紀，改革者們開始強調真正基督徒的純潔血統，奏響了現代種族主義的前奏。「改革」（Reform）一詞的前綴「Re-」意味著一次大撤退，號召人們重返過去以消解時間，另一種效用類似的方式是舉行儀式。人們想重拾純潔的本源，曾經的第一批基督徒生活虔誠，日常只有敬拜。歷史中摻雜的殘渣都應該被清理乾淨。人們不是要尋求革新，而是尋求最古老的模式，追求聖徒式的清貧，找到縈繞在本源周圍的純潔明晰的話語並藉此獲得原初的純潔信仰。

  千禧年來臨前，出現了種種徵兆與神跡，人們對末日的恐懼也被逐漸放大。公元1000年前後，一位學者寫道：「撒旦的千禧年已經到來。」約翰在《聖經·新約·啟示錄》中言辭閃爍，令人疑惑，讓末日的紀年史更加令人費解。無論事情是好是壞，人們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歸宿。畢竟，近代以前的歐洲從來不乏飢餓、瘟疫、物價飆升或戰爭，當然也不乏神聖的英雄——他們相信自己是天選之君，將在末日審判到來時統領那個千禧年帝國。沒有哪個世紀不是在那些令民眾人心惶惶的世界末日預言中結束的。有時候，歷史的進程本身似乎就預示著終結：要麼是匈人來襲，要麼是暴君當政，抑或是被異教徒圍困。上帝既然放任這一切發生，不就是在敦促人們要為末日做好準備，要淨化自己嗎？

  修道院改革

  早在狂熱的11世紀的上半葉，就已經出現了一種潮流，可以被稱作「重返荒原」：遁世的擁護者越來越多。他們歸隱於林郊荒野的孤寂中，希望以此更加接近上帝。女人被關在修道院的禪室中，幽閉至死，她們與外界唯一的聯繫是一扇窗戶。一些教士組成了後來被稱為「清規詠經團」（Regularkanoniker）[69]的修會，他們聚居在一起，像僧侶那樣生活。在修道院裡，教士們為國家乃至全人類祈禱。當被問及他們的修道院在哪裡時，聖方濟各的門徒會說：「在目光所及的整個世界。」就像寺廟在佛教盛行的國家，歐洲的修道院也頗受優待，資助源源不斷，許多修道院坐擁大量田產。隨著修道院享有的權力越來越大，它自然越來越頻繁地插手世俗事務，教士們想要重獲最初的純潔，卻總是被玷污，革新理念時時遭遇挑戰。從義大利到英格蘭，修道院為獲得純潔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其中最聲勢浩大的一場來自克呂尼修道院。這所位於勃艮第的馬孔鎮附近的修道院希望恢復本篤會的教規，強調使徒般的清貧、禁慾和博愛，讓生命宗教化。改革的另外一個目的則是擺脫大主教的管轄。克呂尼修道院建立時正值加洛林王朝傾覆，時局動盪，這場改革運動得到許多修道院的支持響應，遠播西班牙，而義大利和德國的一些修道院也有效仿。

  成千上萬的窮人和朝聖者在前往聖地亞哥·德·孔波斯特拉的途中都會在克呂尼落腳，他們在這裡找到了可以慰藉煉獄亡靈的盛宴。克呂尼修道院教堂於1095年建成，如今已年久失修。在聖彼得大教堂重建之前，它曾是天主教世界中最宏偉的大教堂，是抵抗地獄邪靈的堡壘。克呂尼修道院提出一項倡議，很快便廣為流傳，即呼籲「教會自由」（libertas ecclesiae）。其目的是擺脫平信徒的勢力，保證精神領土的絕對純潔，遠離世俗權力的污穢。[70]實際上，克呂尼和追隨它的其他一些修會最終獲得自由，擁有了擺脫當地主教管轄的豁免權。改革後的修道院與羅馬的聯繫更為密切，反之，羅馬現在也深陷在這場淨化的旋渦中。克呂尼修道院的院長們成為教皇和皇帝的耳目。

  早在教皇利奧九世（Leo Ⅸ，1048—1054年在位）時期，改革運動就已經全面展開。教堂的內部並非唯一的戰場。「利奧」在拉丁語中意為「獅子」，這位勇猛的教皇想要殲滅盤踞義大利南部的虎視眈眈的諾曼人。教皇向他的戰士們許諾了天國，不料這支天主教軍隊卻遭到慘敗，利奧本人被俘。拜占庭也不肯臣服，但東方教會的「冒牌」信仰及其「冒牌」儀式是很容易分辨的。一位俄羅斯舊信徒派（Altgl?ubigen）[71]的教徒在17世紀警告說，哪怕改動一個字母都是異端。神學大分裂最重要的原因正是對《尼西亞信經》[72]的一點小小補充。該補充希望明確聖靈源自聖父「和聖子」（拉丁語為「filioque」）。中世紀神學家里爾的阿萊恩（Alain de Lille，約1128—1202）將這個引發爭議的矛盾解釋為：女兒懷上了父親並重新生下他。如此，父親就成為女兒的兒子。拜占庭拒絕接受基督有這樣的父親身份，但羅馬認可了。逐出教會的懲戒一路從台伯河飛越海洋，又從博斯普魯斯海峽折返。這不是東西方教會的第一次分裂，但我們談及的1054年的這次應該是最終的決裂。教皇清理了拜占庭的餘孽，自此再無任何反對的聲音。今後誰再敢質疑羅馬的統治地位，都會被當作異教徒和分裂主義者而任人唾棄。

  導致羅馬與拜占庭決裂的主要推動者是樞機主教希瓦康第達的宏伯特（Humbert von Silva Candida），在改革中他的勢力大盛，其他一些修士也藉機攫取影響力，比如彼得·達米安尼（Peter Damiani）：在托斯卡納的一家修道院中，彼得嚴守禁慾規則，鞭笞自己時也毫不手軟。飽受譴責的神職買賣、教會職務買賣和宗教權力的交易都成為要被釘到十字架的罪行，涉及禱告、聖餐、聖髑和其他聖器的交易更要被嚴懲不貸。1045年，教皇本篤九世（Benedikt Ⅸ）為了錢財甚至選擇讓位[73]。1059年，羅馬大公會議通過了多項改革，其中包括將教皇候選人的範圍縮小到樞機主教，嚴格執行獨身的律令。神職人員要以禁慾的純潔之身來履行聖職，不能誕下私生子，以防止他們為滿足一己私慾而瓜分教會財產。

  神聖羅馬帝國曾一度達到其勢力的頂峰，如今落入薩利安王朝手中。1046年，亨利三世（Heinrich Ⅲ，1039—1056年在位）在蘇特里的宗教會議上同時罷黜了三個敵對教皇[74]。為此，他推舉恭順的主教班貝格的西格斯（Suitger von Bamberg）坐上聖彼得的寶座，此人也是親改革派，同時亨利自己也加冕為皇帝。西格斯被稱為克雷芒二世（Clemens Ⅱ），他雖有教皇身份，卻是皇帝的傀儡。從羅馬一路向北，沿著卡西亞大道就能抵達蘇特里，這座小城成為統治者的象徵，對教會和世界的掌控都從這裡開始。奧托大帝就曾把自己看作基督在世間的代理人，他的地位與教皇相當，也有權任命主教。在卡諾薩發生的故事則恰恰相反。

  地震：主教授職權之爭

  1077年1月末，在亞平寧山脈腳下邊境女伯爵瑪蒂爾德·馮·圖斯齊恩（Mathilde von Tuszien）的卡諾薩城堡里，發生了一件駭人聽聞的事：亨利三世的兒子，同時也是他的繼任者亨利四世（Henrich Ⅳ，1056—1106年在位）身披毛衫赤足站在雪地上，請求教皇收回開除他教籍的懲罰。這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卡諾薩覲見的前情是，亨利在此之前享有世俗授職權並干預了義大利主教的選舉，包括重要的米蘭教區。皇帝和教皇之間因而出現了不可調和的矛盾，後來這次事件被稱為「主教授職權之爭」。他們的結果——這是雙方參與者都不想看見也未曾預料的——竟為歐洲「奇蹟」又樹立起一根支柱，即對宗教的制約。

  蘇特里會議上的教皇更替，在今天看來很是獨特，其中最不同尋常之處在於有三位教皇同時被廢黜。自古以來，皇帝一直有權處理有關教會和信仰的事務。直到近代，捍衛宗教仍被視為皇帝最重要的任務。對國事的關心始終意味著對人類靈魂救贖的關心。作為拜占庭的巴塞勒斯及土耳其蘇丹的先驅，君士坦丁就曾將包括對宗教器物的管理在內的一切事務視為己任。這份權力源於他的古羅馬祭司團大祭司的身份。他召集宗教會議並主持他們的商議，就像召開羅馬元老院會議。他雖是平教徒，卻參與神學家們的爭論。自奧古斯都以來，大祭司一職都歸屬於皇帝。在皇權和教權發生巨大衝突的前夕——下文將詳述——韋爾切利的主教阿托（Atto von Vercelli）寫道：「教宗在愷撒的權力之下淨化了世界！」

  改革逐步推進，古希臘羅馬晚期和中世紀早期的統治邏輯，此時卻成了醜聞。羅馬的淨化派從平信徒分配教會職務的過程中看到了罪惡的神職買賣現象。1073年，會吏長希爾德布蘭德（Hildebrand）加冕為教皇，後稱格里高利七世（Gregor Ⅶ），他此前曾是改革派中頗具影響力的幕後人物，再之前可能是僧侶。格里高利認為自己肩負使命，有責任推行新的原則。滿滿當當的《教皇敕令》可以反映出格里高利七世的執政方針，他認為自己不僅是教會的解放者，而且是教會的全權代表，地位甚至應當在皇帝之上。他威脅亨利改變主教授職程序，但這無異於硬碰硬。亨利宣布，「希爾德布蘭德不再是教皇，而是冒牌僧侶」，想以此逼格里高利七世退位。格里高利的回應則是廢黜亨利的皇位並將他開除教籍。亨利雖然言辭強硬卻不見任何實效，根本沒有人追隨響應。在這緊迫關頭，前往卡諾薩進行痛苦的懺悔已是亨利的最後出路。

  這次鬥爭非常激烈，不僅關乎格里高利七世虔誠的熱情及他所要捍衛的榮譽，而且關乎真實的權力。教皇和皇帝一直竭力扶植主教和修道院的勢力，授予他們土地和權利。同時貴族勢力也借了東風，他們大多出自主教和修道院家族勢力。上帝的代理人必須擁有能與俗世帝王相抗衡的勢力。由於沒有合法的後代，教皇無法建立起一個可以質疑和挑戰當朝統治的王朝。皇帝從這些上帝的使者那裡得到祈願與祝禱，讓他們成為自己的抄寫員、顧問和大使。主教們在城市中——包括授職權爭議最初的爆發地米蘭——擔任領主並統領自己的軍隊；一些主教甚至統治整個領地。此外，教區和帝國修道院是帝國軍隊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時貢獻了其中四分之三的軍事力量。有人聲稱主教要有戒指和權杖「裝點」並通過「授職」得到委任，這樣的訴求甫一出現就遭到攻擊。主教一職不僅具備各種職能，在經濟上也有重要意義，「授職」變更觸及了皇帝的根本權力。

  直到此時，皇帝在皇冠和主教權杖的同盟中仍是略占上風的一方。他們決定人事任用並保證教皇國的存續。當教皇捲入羅馬城的衝突時，法蘭克人或撒克遜人的利劍不止一次救他們於水火。而今亨利卻匍匐在教皇面前的冰冷雪地上，情況似乎已經顛倒。面對這個對手頗有儀式感的屈服和懺悔姿態，格里高利七世被迫撤銷了對他的絕罰。但是，卡諾薩冰冷的和平轉瞬即逝。另一位教皇已然被推舉出來，並於1084年為亨利加冕稱帝，因為亨利在軍事上已經占據上風。次年，格里高利七世在痛苦中去世，直到咽氣仍堅信自己的權力。1122年，當亨利的敵人們均已離開人世時，和解才通過沃爾姆斯決議達成。自此，皇帝只能在德意志帝國境內行使主教授職權。權杖是主教權力的世俗象徵，主教候選人應在授職慶典上得到權戒與權杖。在英格蘭和法蘭西，大主教一職與皇帝和其他主教的聯繫更為密切，與羅馬則較為疏遠，所以這兩地由各方商定解決方案，以確保國王有權決定主教寶座的歸屬。

  卡諾薩覲見之後，塵世發生的一切仿佛被刻在石頭上，幾百年後仍然引發論戰。歷史學家對此的解釋依舊存在分歧。一些學者將它視作神聖皇權覆滅的開端，是教會與國家分裂之兆。另一些學者則視之為國王在外交上的成功。有時候，卡諾薩被視為一次成功的改革，令日益上升的世俗權力屈服；偶爾，它又會被當作教皇的傲慢的極端體現。毫無疑問，亨利的卑躬屈膝使整個帝國蒙羞。有些學者甚至從卡諾薩事件中看到了世界歷史性的轉折，認為它是世界走向世俗化和現代化的轉折點。然而，授職權之爭更像是一場地震，是地表深處地質結構的一次爆發。為皇帝加冕的人難道不應該比皇帝更加尊貴嗎？難道狄奧多西一世和「虔誠者」路易也必須接受教會的懲戒嗎？這兩股強大的勢力相互對抗，但同時這兩種職權理念都想要涵蓋一切事務。在這動盪地表的最深處，純潔與污穢、神聖與世俗、精神力量與政治力量的矛盾對立——自基督教成為羅馬帝國合法宗教以來它們就已經存在——卻被擠壓得嘎吱作響。

  格里高利七世為淨化所付出的努力還剩下些什麼呢？反對神職買賣的戰爭以道德的落敗而告終。一提到貪婪的教士、神職交易，尤其是教皇統治，批評聲從來不絕於耳。改革試圖遏制神職人員的性慾，最終卻輸給了人的天性；想要追繳教士的過高薪俸，也收效甚微。不過在另一方面，羅馬教皇卻贏得了自治權和影響力，羅馬之外的地方也一一臣服。羅馬「教廷」（Kurie）——這一自11世紀末開始使用的概念取自「御廷」（curia regis）——成為西方教會的指揮中心。羅馬的裁縫在縫製教皇紫袍時用料大方，這曾是巴塞勒斯和皇帝的御用色。教皇君主制發展成中世紀歐洲最現代化的國家體制。數百名書記官聽任教皇差遣，他們擅長用優雅而古老的拉丁語書寫，筆耕不輟，他們產出的文件很快就有帝國文書部門的十倍之多。

  羅馬堅定不移地捍衛自己神聖的壟斷地位，它是通往天國的權限。除羅馬教會之外，再無別的救贖之地。哪些儀式與形式可以取悅上帝，哪些是絕對禁止的黑魔法，哪些是要被詛咒和唾棄的異端邪說，只有羅馬對這些問題擁有裁決權。倘若有誰宣揚無須神父的虔信形式，他必定面臨迫害。高級階層始終致力於清除那些正統之外的信仰，讓宗教改革運動也俯首稱臣。甚至連推舉聖徒的權力也被教皇攬入手中——幾乎與中國皇帝相當，他們甚至可以造神。

  教皇改革和授職爭議對近代的世俗化有重要意義，只有從一個跨度極大的視角才能看得清。格里高利七世沒有止於做一名改革者，而是質疑皇權的權力，這使他領導的教會陷入了政治衝突。一種暴力首次出現，將來它的影響力令人生畏：公開性。實際上，主教授職權之爭引發了歐洲歷史上第一次宣傳大戰。教皇的支持者認為，亨利四世這樣無能的統治者就像一個不好好放豬的豬倌。與之相反，皇帝的忠臣則回溯到一種古代晚期的關於統治者的說法，宣稱亨利是基督的化身，而基督是一位完美的、塗過聖油的「國王和教士」。一個尖銳的聲音加入這場辯論中：如果教皇可以被喚作「冒牌僧侶」，統治者可以被罵作「豬倌」，那還有什麼禁忌？授職爭議引發的這場論戰既事關宗教，又是高度政治性的問題，這種情況在別的宗教中從未發生。伴隨著授職爭議，這場關於權力、宗教和權利的批判性討論首次達到高潮，並在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中繼續升級，勢不可當。

  皇帝與教皇之間衝突醞釀已久，授職爭議不過是導火索而已，這場衝突經久不息的原因是教皇掌握一個龐大的組織，賦予了他們統領世界的大權。污濁是追求權力的代價。宗教失去了道德權威地位，皇帝的皇冠也黯然失色。大人物爭鬥不休，諸侯和城邦這些小角色反而從中獲利。德意志帝國的選帝制逐漸鞏固，儘管從權力政治角度來看這絕對是有百害無一利。儘管「血統」的魔力從未消失，但生物學、幸福女神和運氣卻未曾眷顧德意志的歷任皇帝。王朝一直更迭不斷，直到哈布斯堡家族時期局面才穩定下來。1138年，極具傳奇色彩的霍亨斯陶芬（Staufer）家族入主薩利安皇宮。他們樹敵甚眾，最大的隱患是落敗的韋爾夫家族，這一支在選帝中未受青睞，此時正集結軍隊滋擾生事。

  十字軍東征：西方主義的開端

  在德意志帝國和義大利為天國和塵世的兩頂皇冠爭奪不休時，西部的法國和英格蘭趁勢崛起，諾曼人自1066年入侵以來一直把持著這兩片土地。這些北方人還在義大利開始籌建另一個國家。他們在首領羅伯特·吉斯卡德（Robert Guiscard，意為「狡猾之人」——某個通曉古籍的同時代人士認為他有此名是因為他的狡猾不遜於奧德修斯和西塞羅）的領導下戰勝利奧九世，將南方倫巴第的領地據為己有，一舉清剿拜占庭的殘餘勢力，讓馬格里布統治者拱手交出西西里島。改革派教皇立刻尋求與勝者結盟，並把他們的利益合法化。西西里島和諾曼人占據的義大利南部成為教皇的附庸王國。這群征服者將梅佐喬諾建設成一個治理嚴謹的模範國家，甚至在北非也接連攻城略地。但是根據威爾斯編年史學家傑拉爾德（Gerald）的說法，僅巴勒莫一地的創收就超過整個英格蘭。南方新主都經歷過什麼啊！他們在極晝的午夜從森林和峽灣啟程，為基輔羅斯公國的創立助過一臂之力，征服了英格蘭並占領了法蘭西亞的大部分地區；現在，他們又在棕櫚成蔭的宮殿裡安享寶座。

  他們能夠取得勝利不僅是因為中東權力結構的變遷。拜占庭人被遊牧民族驅趕到多瑙河邊；巴爾幹半島的克羅埃西亞人於10世紀中葉開始要求獨立——比塞爾維亞人晚了一個世紀左右。1055年，烏古斯部落聯盟的一支強大的穆斯林部族塞爾柱突厥征服了巴格達，並監禁了白益王朝的統治者。1071年，塞爾柱蘇丹在土耳其東部的曼濟刻爾克附近擊潰了一支龐大的拜占庭軍隊。此後10年，這支常勝軍一路占領亞美尼亞和安納托利亞軍區[75]的大部分地區，即今天的安納托利亞。偉大的塞爾柱王朝統治著從地中海到伊朗的廣袤疆域，但很快就分崩離析。

  同一時期，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在伊比利亞半島上展開了交鋒。這場收復失地運動起初是為了奪回失去的基督教領地，最後卻演變為一場聖戰。吟遊詩人馬卡布魯（Marcabru）把西班牙稱為「清洗間」，騎士們可以在這裡滌清自己的靈魂。基督教一方最初捷報頻傳，因為當時穆斯林內部敵對勢力紛爭不止，諾曼人征服義大利南部也是趁此良機。在血腥內亂後，1031年，科爾多瓦的哈里發與倭馬亞王朝攜手走向覆滅。之後的50年間，「泰法國王」（Reyes de Taifas）[76]紛紛登場，足有40多個。

  1085年，卡斯蒂利亞及萊昂國王阿方索六世（Alfons Ⅵ）征服托萊多，泰法國王們如坐針氈，向同樣信奉伊斯蘭教的穆拉比特王朝求援。勇猛好戰的柏柏爾人從西非蜂擁而至，不僅抵禦了西班牙人，讓大多數泰法王國也灰飛煙滅——儘管同為穆斯林，這些泰法王可不夠虔誠。安達盧西亞被這個西非王朝收入囊中，海對面的疆域以馬拉喀什為中心，從馬格里布向西一直延伸到塞內加爾。穆拉比特人迫害基督徒和猶太人，甚至包括他們的一些穆斯林兄弟——如果這些人被懷疑過於開明。後來，阿爾摩哈德王朝終結了穆拉比特人在安達盧西亞的統治。他們對改革持歡迎態度，但卻無法阻擋基督教戰士的步步緊逼。1212年，雙方在拉斯·納瓦斯·德·托洛薩（Las Navas de Tolosa）展開激戰，基督教聯軍大獲全勝，阿爾摩哈德的命運自此被封印。收復失地運動開啟了新的篇章。這場運動成就了西班牙的英雄時代，湧現了像羅德里戈·迪亞茲·德·維瓦爾（Rodrigo Díaz de Vivar，1043—1099）[77]這樣的英雄人物：這位既勇敢又殘忍的戰士後來成為瓦倫西亞的統治者。他的屍身被綁在他的白馬上馱運，據傳，柏柏爾人見之色變。

  向聖地進發的十字軍東征始於1095年。教皇烏爾班二世（Urban Ⅱ）呼籲信眾救援陷入困境的拜占庭人，並與占領聖地的「邪惡異教徒」作戰。這種精神激勵了教會改革，推動了義大利和西班牙的戰鬥，同樣也鼓舞著東征的十字軍。他們的目的是要淨化這個充滿異教組織的世界，尤其是在當下這個時刻，許多人似乎都感到末日逼近。人口激增為軍隊提供了豐富的戰鬥力量，對自由和冒險的嚮往引誘他們出發。歐洲貴族認為這是一次良機，他們可以贏得名望、得到靈魂救贖，何況還有新土地和奴隸——管他是與摩爾人[78]戰鬥，還是去攻打北部和東部的異教徒老巢和偶像崇拜組織。「異教徒雖十惡不赦，但那裡出產上好的肉類、蜂蜜、麵粉……只要耕種，就無不大豐收，」授職爭議時期的一篇文章直白地描述了那裡的情況，種種吸引簡直令人無法抗拒，「你們的靈魂將在這裡得到救贖。而且如果你們喜歡這裡願意定居，還可以得到最好的土地。」在東征大軍還未邁出基督教歐洲時，這項淨化工作就已經開始，萊茵及其他地區的猶太人慘遭屠戮。諸如彼得·阿方西（Petrus Alphonsi）之流的神學家播下反猶主義的惡毒種子，一直給大屠殺煽風點火。

  僅在歐洲境內，宗教戰士們的征服之旅就曠日持久。十字軍戰士們一路朝巴勒斯坦挺進，「順道」還去了里斯本和伊比利亞半島的其他幾個城市。1099年，他們征服了耶路撒冷，但百年後這裡再次淪陷。拜占庭的危機是十字軍東征的導火索，後來在1204年卻又成為西方基督教兄弟洗劫的對象。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期間，當騎士們沒有足夠的錢付給威尼斯人以渡海到埃及時，他們為威尼斯貴族攻打叛變的扎拉城和拜占庭達爾馬提亞海岸的一些城鎮，以此換取渡海船隊。十字軍東征和收復失地運動的一個特殊成果是騎士團的建立，這是修道院和出征軍隊融合的產物。騎士團的騎士們認為自己是教皇的大天使，又認為自己是撒瑪利亞人，有必要照顧病人和朝聖者。最後，他們也墮入塵世，聚斂財富，甚至還建立了自己的國家，比如波羅的海沿岸的羅得島聖約翰主權軍事醫院騎士團和德意志兄弟騎士團——後者最初是北德商人出資建立的，後併入條頓騎士團（Deutscher Orden）。皇帝和教皇授予他們特權並允許他們管轄征服的異教土地。實際上，他們的確引領異教民族皈依天主。聖殿騎士——「可憐的基督戰士們」——憑藉遍布歐洲的資產發展成為活躍於信貸領域的金融勢力。

  從戰略上講，由於無法消滅富有的埃及，十字軍在與穆斯林的戰爭中失敗了。攻打開羅的軍隊屢戰屢敗。在此期間，統治這裡和敘利亞的都是馬穆魯克人（Mamluken），他們最初是被阿尤布王朝釋放的軍事奴隸，後來卻將發善心的統治者取而代之。1291年，隨著馬穆魯克軍隊對黎凡特地區的商業中心阿卡發起猛攻，拉丁歐洲在中東的冒險之旅終於結束了。西方人一共七次前往聖地，當然也有統計說不止七次。十字軍東征的主要受益者是義大利的沿海城市，尤其是熱那亞和威尼斯，它們為軍隊運輸和補給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船隊，穩固了貿易基礎，與蓬勃發展的亞洲經濟也有了更緊密的聯繫。不過從長遠來看，十字軍東征對於貿易發展究竟有多少益處，這一問題還頗有爭議。但在如何為殖民行為提供資助以及如何組織行動等問題上，他們獲得了許多經驗，這些都會在更遠的將來產生影響。基督徒與穆斯林的貿易並沒有受到十字軍東征的阻礙。這種交流從古至今一直欣欣向榮，義大利人在給境內的貿易分公司起名時甚至沿用了阿拉伯語中的「funduq」一詞，這本是阿拉伯人對義大利人在中東的分公司的稱呼。威尼斯的德國商館「fondaco」也是由此得名。

  當宮殿闕宇中的人們正在為寶座劍拔弩張時，尋常百姓家裡的人們卻可能正享受著和平。在一些城市中，多元文化社會似乎已經初具雛形，例如沙特爾的富爾徹（Fulcher von Chartres）就認為在這些社會中西方人正在變成東方人，他在第一次十字軍東征時曾是布洛涅的鮑德溫（Balduin von Boulogne）的隨行教士。總的來說，進入中東的十字軍東征並不是共生的開始，而是異化的開始。穆斯林世界第一次遭遇了「西方」——這個崇尚暴力、毫不寬容又文化落後的地區。阿拉伯編年史提到法蘭克人時頗有鄙薄之意，說他們法律制度非常原始、信奉神祇的審判旨意，而且醫學落後、習俗粗鄙。這些被視作英勇戰士的入侵者傳遞了西方主義最初的生硬形象——這些偏見影響深遠，將「西方」刻畫成一種帝國主義的荒蠻文化，充斥著斤斤計較的商人習氣與毫無靈魂的粗野習性。而安達盧西亞的穆斯林未曾聽聞基督教，也不了解那些在他們看來「無信仰的人」日常如何生活。

  十字軍東征在西方已經是史詩、香頌和之後民族感情的謳歌對象，但在阿拉伯人眼裡它沒有任何意義，歷史學家對此幾乎不屑一提。反之，來到東方的十字軍對偉大的穆斯林文化也了解甚少。克呂尼修道院的院長「尊者」彼得（Peter der Ehrwürdige，1092/1094—1156）翻譯了《古蘭經》和其他阿拉伯語文獻，這些都成為抗擊穆罕默德這個「最負盛名的反基督者先驅」和「魔鬼的門徒」的精神武器。安達盧西亞與義大利南部之間的交流成功傳播了對於拉丁歐洲未來極為關鍵的知識。十字軍東征不是歐洲知識增長的助推力，當時正值溫暖期氣候變遷，東征更應該被看作應對氣候異常的各種反應中的一個醜惡變體。另一方面，失敗的現實告訴我們，上帝顯然還不希望世界被強行改變——至少當前如此。對十字軍東征的批判常常變成對羅馬教皇的批評，使教皇的公信力進一步下降。這樣一來，十字軍東征恰恰違背了其發起者的意圖，反而朝著世俗化邁進。淨化論者的時代和聖伯納德（Heiliger Bernhard，1090—1153）——十字軍東征最積極的鼓吹者——的時代都開始衰落。

  年輕的歐洲

  在拉丁世界，發展的落差正在逐漸彌合。如今，塔西佗所稱的「野蠻的歐洲」幾乎已經沒有野蠻人了。北方和東方的外來民族建立了新的統治，本土民族要麼已經融入，要麼已經滅亡。「西方」並沒有被入侵摧毀，反而通過入侵重新塑造自我，且贏得了新的思想和強大的武器。歐洲用來開墾、耕種和畜牧的土地不斷擴大，森林和草原的深處也開始有人類涉足。拉丁語成為通用語言，思想通過腓尼基字母傳播。在阿拉伯人的幫助下，西方在算術、醫學、農業和天文學領域大有進展。西方也早就學會了如何用「錢」這種神奇的東西來進行貿易。

  基督教的上帝為「年輕的歐洲」〔耶日·科洛佐夫斯基（Jerzy K?oczowski）語〕奠定了思想基礎和一些共性。主教大教堂、小教堂和修道院共同描繪了一幅形而上的歐洲地圖。朝聖者的足跡像電網一樣遍布全國。「聖雅各之路」（camino de Santiago）成為天主教國家西班牙最重要的動脈。十字架碑、聖像柱和祈禱室都是「神聖的凝聚」之所，人們在這裡可以躲避陰魂不散的魔鬼和惡魔，獲得片刻的安寧。它們是想像中最為安全的地方，這裡有神奇的能量普照。偉大的聖人中有些是曾經的國王，他們都庇護過歐洲的國家，在天堂中支持他們的子民，並在塵世間為他們守護疆界。在聖人遺物周圍會幻化出一片「恩典之地」（territorien der gnade）。聖人遺物能將聖人的力量注入生活中並能驅趕邪惡。一支由聖人遺骨組成的軍團直到今天依然沉睡在義大利的土地上。聖雅各的遺骨守護著遙遠的西方邊境，他曾讓摩爾人聞風喪膽；北邊，特隆赫姆的尼德羅斯大教堂安葬著聖奧拉夫（St. Olaf）的遺骸；東部則由聖阿爾達貝特（Heiliger Adalbert）的頭骨守衛——他最初被葬在格涅茲諾，後在布拉格找到安息之所。在國家與民族起源的漫長歷史中，聖人將身份認同贈予它們：聖史蒂芬（St. Stephan）為匈牙利人開創新時代；聖派屈克（St. Patrick）凝聚了愛爾蘭人，他的《懺悔錄》引人入勝；聖文策爾（Heiliger Wenzel）讓波西米亞人不再迷茫；斯坦尼斯瓦夫（Stanislaw）引領了波蘭人。歐洲的東部邊界是基督教世界的終點。這裡生活著「異教徒」，例如伏爾加河中游的馬里人和莫爾多瓦人，以及黑海北部的欽察人（也叫波洛伏齊人）——他們屬於突厥部族，信仰伊斯蘭教，領土遠及中亞。

  如果我們審視歐洲的邊界，會發現那裡的宗教混雜現象。公元944年，拜占庭和基輔達成貿易協議，它們宣誓的對象既包括基督教的上帝，還有降下雷電的異教神佩倫（Perun）。古老歐洲的夢幻時代在英雄史詩中留存下來，如用古英語寫成的《貝奧武夫》，該史詩同時受到了基督教和斯堪地那維亞傳統的影響，談到了忠誠、勇氣、王室待客之儀和送禮之道等主題。此外，夢幻時代還印刻在北方的一些傳說和民謠中。匈牙利的傳說記錄了神鹿、圖魯爾鳥、萊海爾（Lehel）的號角和博通德（Botond）的戰斧的故事。異教神存續最久之處是在歐洲東北角，在普魯士和芬蘭森林之間——那裡的古普魯士人、立陶宛人和東芬蘭的沃茨人直到16世紀依然被認為是「頑固的異教徒」。薩滿、魔法師和聰慧的女性主動在世界與超自然世界之間進行調和。據說護身符有助於受孕並能抵禦惡魔，比如彩繪的基輔蛋，這也是復活節蛋的前身。直到現代，人們依然用它們來化解生活中的困擾。

  「普通男人」和「普通女人」們的所做所想，我們今天幾乎無從得知。絕大多數人都生活在缺乏文獻記載的土地上。基督徒是如何皈依信仰的？他們的頭髮是否也曾浸入洗禮之水？這些問題我們無法回答。哪個神、哪個惡魔盤踞在他們的腦海里？他們在進行日常生活時是否順應季節變化，是否有循環歷史觀，是否相信歷史循環往復？他們聽聞過查理大帝或教皇的哪些事跡，對森林和農田之外的世界有多少了解，是不是整日埋頭於砍伐、耕種和收穫？一切文化都有賴於他們的工作。他們繳稅納貢，然後人們才能書寫、祈禱、大興土木，也有資金武裝艦隊、招募騎士。沒有他們就不會產生國家。

  統治的實現首先要通過人際關係以及福利與物資的給予或收回。12世紀，基輔羅斯公國因為「兄終弟及制」分崩離析，畢竟接受分封的子孫並不想承認最長者的優先繼承權。斯摩棱斯克、擁有主教的波洛茨克和其他公國獲得了獨立，這期間自然總是紛爭不斷。公元1185年前後的《伊戈爾遠征記》（Liedvonder HeerfahrtIgors）就描述了諾夫哥羅德公爵與欽察人之間的戰鬥，控訴了民族不和：「沒有肩膀對於頭來說實屬不易，但沒有頭對於身體來說實屬不妙。」那時，基輔在羅斯的領導地位已成為過去。1169年，弗拉基米爾-蘇茲達爾大公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Andrej Bogoljubskij）攻下基輔。這位勝利者將基輔大公的頭銜一併帶回弗拉基米爾，並參照基輔對這座政治中心進行了擴建。

  多虧了史蒂芬一世設立的伯國制[79]以及皇室的富足，匈牙利免遭瓦解的厄運。波蘭則因為波列斯瓦夫一世生前的失策，數十年來已經淪為德意志帝國的附庸。摩拉維亞成為鑲嵌在波西米亞王冠上的明珠。皮亞斯特王朝治國無力，波蘭境內紛爭四起。皮亞斯特王朝重新啟用古老的酷刑，剜敵人雙目，將敵人閹割。貴族逐漸掌控權力並形成自己的階層。波蘭，這片拉丁語中稱為「波蘭尼亞」（Polonia）的地區還要等待近200年的時間，才能再次迎來一統全境的王，此時它只能在瓦爾塔河和維斯瓦河流域徘徊不定。

  與此同時，西歐的政治版圖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英格蘭一直是斯堪地那維亞北海帝國的一員，被諾曼人征服後逐漸參與中歐地區的事務。通過聯姻和繼承，一個從庇里牛斯山脈延伸到英格蘭和愛爾蘭的偉大帝國誕生了，甚至蘇格蘭也聽命於這個安茹王朝。由於一位先祖曾用金雀花樹枝裝飾帽子，他們被冠上了「金雀花王朝」的別稱。儘管法國卡佩王朝的國王僅統治著巴黎和奧爾良周圍的盈尺之地，這個封臣的實力卻不容小覷。戰爭一觸即發。

  金雀花王朝的首位英格蘭國王亨利二世（Heinrich Ⅱ，1154—1189年在位）是一位意氣風發的國家建設者。他統一了「普通法」（common law）並致力於讓國王的司法權得到認可。他曾試圖收回教會的司法權，卻遭到坎特伯雷大主教托馬斯·貝克特（Thomas Becket）的阻撓。貝克特於1170年在大教堂里被謀殺，或許這並非亨利授意，與他的怒火也沒有關係。在三年後，貝克特被追封為聖徒，亨利不得不公開道歉。教士們繼續享有向羅馬教廷通風報信的權力。

  紛爭衝突也同時發生在歐洲大陸上，在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Ⅰ，1152—1190年在位）——「紅鬍子」巴巴羅薩（Barbarossa）——與教皇亞歷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之間。究其原因，主要是皇帝想要以《查士丁尼法典》為依據，建立一個強大的遼闊帝國，尤其是鞏固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統治。因此，他將大量精力投向了富足的義大利，六次深入南方，這裡對於實現他的帝國夢想有重要意義。但由於教皇的反對和倫巴第城市聯盟的抵抗，他黯然敗北。亞歷山大三世遭遇的敵對教皇不少於四任。1177年威尼斯和談時，巴巴羅薩沒有得到任何實權，儘管他還有一個從古代借用的華而不實的頭銜——「世界之主」。兩年後，亞歷山大召集了第三次拉特蘭宗教會議，考慮到慘痛的分裂經歷，此次會議做出了一項沿襲至今的決議，即教皇的候選人必須獲得樞機團中超過三分之二的選票。在北方，紅鬍子擊敗了他最危險的對手、韋爾夫家族的「雄獅」亨利，其公爵封地被瓜分：薩克森州被腓特烈分割成塊；巴伐利亞由維特爾斯巴赫家族接手，這片藍白相間[80]的土地直到1918年才易主。這樣一來，德國南部地區基本上確定了後來國家的邊界線。同時，一個新的貴族群體出現，他們直接由國王加封。「世襲公爵領地」的時代落下帷幕。然而，潰敗的「雄獅」亨利迎娶了亨利二世的女兒，韋爾夫家族由此與英格蘭聯姻，仍然是霍亨斯陶芬王朝的死敵。

  1190年第三次十字軍東征期間，巴巴羅薩在流經小亞細亞奇里乞亞的薩列法河裡不幸溺亡。他的兒子亨利六世（Heinrich Ⅵ，1190—1197年在位）作為歐特維爾的康斯坦策（Konstanzes von Hauteville）的丈夫，統治著富有的西西里島。巧合的是，新任英格蘭國君「獅心王」理查（Richard L?wenherz）在十字軍東征的返程路上被他俘獲。亨利索要了數以噸計的銀子作為贖金，憑藉這些資金成功主導了西西里的繼承權爭奪戰。這是現金第一次贏得一個帝國，是貨幣經濟獲勝的最好例子。綁架「獅心王」的是奧地利的統治者巴本堡的利奧波德（Leopold von Babenberg），據說他曾在阿卡城被理查羞辱。他用這次綁架分得的好處修建了一堵高牆，將維也納圍固其中。

  亨利企圖把德意志和西西里的冠冕變作霍亨斯陶芬王朝的遺產，不料他英年早逝，此事也就不了了之。有學者認為，這是歐洲歷史上一個劃時代的轉折點。如果亨利活得更久，德意志或許會踏上西歐君主制的道路。他的兒子弗里德里希·羅傑（Friedrich Roger）不滿三歲就成為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繼承人，即後來的腓特烈二世。一時間，軍事統領、朝臣和教皇使節、西西里島領主以及這位「來自普利亞的男孩」的監護人用盡陰謀詭計，為爭奪皇位興風作浪。

  《大憲章》

  歐洲大國混戰最重要的成果是鞏固了國家和城邦，衝突迫使國家和城邦凝聚起來。戰爭即使不是萬物之父，也創造了許多事物。它之所以被視為凝聚國家的教父，是因為它催生了官僚機構，而官僚機構又可以制約野蠻戰士的統治。權力——不是戰鬥者迅速奪來又很快失去的權力，而是在長治久安中獲得的權力——是由羊皮紙和印章構成的。中國古人早已通曉一個道理：可以在馬背上打江山，但是絕不能在馬背上治理江山。

  「沒有國家政體」的帝國逐漸成為歷史。制度和法律體系的完善讓成本持續增加，但同時也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安定。沒有這種安定的局勢，科學、技術和藝術就無法蓬勃發展。此外，為了從貴族、城市居民和教士那裡籌募軍費，階層代表大會和議會逐漸成形。最終形成了這樣的局面：誰的官僚機構更有能力籌到金錢、糧草和武器，誰就能獲勝。所以，這一時期的大部分戰爭的身份其實決定於文書間、金庫和會議里，而不是戰場上。

  當然也有例外，比如布汶戰役。1214年7月27日，在這個星期日，英格蘭國王「無地王」約翰與奧托四世（Otto Ⅳ）的盟軍在當時還屬於佛蘭德斯的布汶與法蘭西國王腓力二世（Philipp Ⅱ，1198—1223年在位）的部隊短兵相接。這場戰爭的前情可以追溯到亨利六世去世後的那個時期。1198年舉行了兩次選舉：為了對抗來自霍亨斯陶芬皇室的施瓦本公爵菲利普，韋爾夫家族推舉「雄獅」亨利的兒子奧托為王。菲利普於1208年被暗殺，這次紛爭似乎以韋爾夫的勝利而告終。奧托由英諾森三世（Innozenz Ⅲ，1198—1216年在位）在羅馬加冕為帝。此後，奧托攻打西西里島，不僅鎩羽而歸，還因此激怒了教皇。英諾森自此與奧托為敵，他懼怕被霍亨斯陶芬家族控制，也不想被韋爾夫家族把控。這樣，皇帝奧托只能北上迎擊法蘭西，衝突愈演愈烈，最終雙方在布汶兵戎相見。奧托一直以來都依附於金雀花王朝，是「獅心王」理查的外甥，在他流亡期間，還被封為普瓦圖伯爵和阿基坦公爵。

  1199年，「獅心王」去世，西歐的權力結構又一次改變。新國王「無地王」約翰竭盡全力才彈壓住那些蠢蠢欲動的男爵。此外，他還捲入了與教皇的糾紛。此事關於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任命，這一職位在英格蘭政治中的地位舉足輕重。相反，君主制在法蘭西正風生水起。腓力二世成功剷除了懷有異心的伯爵，擴充了王室資產。也是趁此東風，他在軍事上轉為攻勢，並在戰場上殺伐決斷。一次小小的巧合可能是布汶一役的轉機：一支箭正中奧托的坐騎的眼睛。在迅速換馬後，奧托不得不倉皇撤離，腓力二世完勝。皇帝的金鷹在他眼前被折斷雙翼。據傳，腓力曾補綴過御旗並將它交予當時的西西里國王、年輕的腓特烈二世。他無須御駕親征，便可將整個帝國納入麾下。

  而在「無地王」的領土上，貴族的狼子野心已是欲蓋彌彰。1215年，國王約翰在著名的《大憲章》里進一步限制伯爵的權力。《大憲章》實際上成為國王與伯爵之間的和約，並不是賦予貴族這樣的個別群體特權，而是針對整個「王國共同體」，這是一個絕無僅有的新變化。這一改變讓國王的統治與伯爵的影響力相互制約：國王在徵詢整個王國的意見之前不得頒布任何稅項。這便是議會的雛形。此後，一系列規定相繼出台：在沒有法律依據的情況下，不得逮捕、驅逐自由人或剝奪其財產。法治取代了專斷。對於城市，尤其是像倫敦這樣的大都會，以及英格蘭教會來說，《大憲章》是自由的保障。西塞羅的理念有了發揮空間，人類的福祉成為至高無上的法律——而此前帝國律法都是為了滿足貴族的一己私慾。這些原則都寫在倫尼梅德的那張綿羊皮上，自1215年6月15日生效起，直到近代都頗有影響力。北美革命者的戰鬥口號「無代表，不納稅」就是受其啟發。當今英國的法典也保留了《大憲章》中的三個章節。

  在「第一次男爵戰爭」[81]中，約翰想要撤銷《大憲章》的企圖失敗了，他收復歐洲大陸的願望也落空了。最後，約翰的封地只剩下加斯科涅地區，還是法國王室的資產。腓力二世因布汶大捷被冠以「奧古斯都」之名，王室資產也翻了一番。法國君主制的進一步鞏固還得益於生物學：法蘭西的王朝更替較為緩慢，不像其他國家那樣很快衰微。腓力二世當然也遭到貴族的強烈抵抗，經過漫長的爭鬥才平息局面。他的靈柩最終停放在聖丹尼斯修道院，這裡後來成為歷任國王的安息之所，守護著「皇家信仰」。

  那邊德意志因王位之爭混戰不休，這邊英諾森三世——這位學識淵博的律師、精明的政客和懺悔名錄及人類學著作《論對世界的輕蔑》（又稱《論人的貧苦條件》）的作者——讓教皇權勢達到了空前未有的頂峰，他還為羅馬教廷聚斂了巨額資產。教廷內部的貪慾由來已久。他們認為，教皇以「聖彼得之地」的名義不僅擁有零散的權力和財富，而且有資格統治一片土地。他的國家像一道屏障橫亘在義大利中部，從一側海岸到另一側。

  1215年，第四次拉特蘭宗教會議召開，歐洲的國王、諸侯和城邦代表濟濟一堂。最終人們發現，這次會議其實是高階教士的一次精彩示威。與會者們商討異教徒之戰和十字軍東征並決定進行改革。這次會議規定，人們每周必須懺悔，要去教堂聆聽布道，而教士被禁止參與世俗行為，確切來說就是禁酒和禁止擎蒼圍獵。此外，有教士見證的婚姻才具有效力，四服以內的近親不得通婚，但在某些條件下可以豁免。與異教徒鬥爭的勇士可享有與十字軍同等的特權，包括完全免於原罪的懲罰。就是從此時起，猶太人和穆斯林必須穿戴與基督徒不同的服飾。

  人稱「聖路易」的路易九世自1234年加冕為法蘭西國王，他將爭取純潔和秩序的戰爭推向了頂點。路易對待異端和猶太人極其嚴苛，他甚至說猶太人的污穢玷污了他的國土。他公開焚毀了猶太教法典《塔木德》並驅逐猶太人。他啟程東征時曾從聖地下旨，要把所有的猶太人趕出法蘭西。不過，這項命令最終沒有被執行。路易追隨查理大帝的遺志，繼續前人留下的國家固防工程。他著手統一貨幣，設立財政部門，以議會的名義設立了最高法院並廢除了神祇的審判，這意味著世俗化又向前邁進一步。羅馬法的理性觀念在這裡逐漸生根。通過頒布法令，即著名的《訓令》，路易九世鞏固了王權。除此之外，他還贏回了普羅旺斯。即使是在篤信的中世紀，他也被認為是極其虔誠的。他斥巨資收購聖物，其中最有神力的當屬耶穌的荊冠殘片——它來自拜占庭，於1204年到達威尼斯——他為之建造了一座真正的王家神殿：巴黎塞納河上的聖禮拜堂。沒有任何哥特建築能與禮拜堂上層相媲美，陽光透過玫瑰和彩繪玻璃窗灑進來，牆上仿佛鑲上了紅綠藍各色寶石。在這裡，在星光熠熠的穹頂下，國王曾與上帝交談。第二次十字軍東征期間，路易於1270年在迦太基去世，現在他終於能夠尊享聖壇上的榮耀。

  我們回顧13世紀時，免不了會發現一些決定了拉丁歐洲橫向結構的特殊情況，甚至是「巧合」。布汶之戰中射中奧托坐騎的那支箭就是其中之一。如果當時《大憲章》和後來的強大議會已經存在，「無地王」約翰是否會獲勝呢？英格蘭及歐陸其他國家的橫向社會結構已經具備雛形，但這並非必然的發展之路。當時的人們認為還有別的實現方案，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帝國治理方針已經證明了這一論斷，從巴巴羅薩到腓特烈二世都曾嘗試過。然而，統治者的權力為什麼總是不完整？如果要探究更深層的原因，那麼采邑制度將是最重要的一個。不過，在殘存的西羅馬帝國的土地上，隨著各個民族的身份認同也越來越清晰，建立的新國家必定伴隨著分裂趨勢。